地主階級是怎樣阻礙生產力發展的？
現階段又有哪些階級限制生產力的發展呢？
首先要明確「地主」是什麼？
如果僅僅以「土地的主人」來定義地主，廣義的地主確應包括農場主在內，但是除佔有大量土地這一共同點外，兩者的生產方式，產生和發展的條件，歷史和社會的作用都有著截然的不同，所以很多學者傾向於分列為地主階級和農場主階級，我也贊同這種觀點。地主階級和農場主階級的區別在於：純粹的地主是以出租土地獲利，本身不從事耕作，也不干涉佃農耕作，而生產組織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給佃農單戶獨立耕作，土地出產是以滿足地主和佃農的自身消費為目的。農場主是以經營農場獲利，是「農業生產的組織者、投資者、設計者、指導者、管理者」，而生產組織方式是家庭成員和僱傭農業工人規模化集約化生產，土地出產是以在市場銷售獲利為目的。而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是依附於自然經濟而後者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或簡單地說，前者相當於放高利貸的，後者相當於開工廠的。
所以，「地主」準確的定義是：
指封建社會地主制經濟下，憑藉土地所有權，主要以地租形式剝削農民的土地所有者。
在歷史上，中國的封建地主對自有土地曾採取多種經營形式：早期是由自己經營，採取剝削僮奴或剝削僱工、依附農的形式，如漢、晉時的莊園經濟；但唐宋以後，分租給佃農的形式逐漸排斥和代替莊園經濟和其它形式，成為地主經營的典型形式。其主要特徵是土地買賣、實物地租和小農經營。
中國不同於西方中世紀以前的神權統治，統治階層始終都在強調道德、倫理的重要性，而地主、倫理、宗法制度三者的緊密聯繫，起到了維護道德體系的作用，許多地主同時身兼宗族領袖、「鄉紳」、「村老」、「保甲長」等等，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基石。
「皇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的結果就是：這些由地方「推舉」、官方任命卻不付一文薪水（除宋代）的「鄉紳村老」也同時身負行政體系的「禮樂教化、排難解紛、止訟息爭、懲奸弭盜」職能，皇權對鄉村，除了賦稅和徭役之外，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不找你你也不煩我」。而「鄉紳階層」就處於「道德」與「行政」二合一體系和鄉村權力經濟結構的核心，不僅有公職在身可懲奸弭盜、徵稅征伕，並且收租、放高利貸，壟斷鄉村手工業和商業（如酒坊），同時還管理著廟宇、宗族事務和一些迷信組織。整個農村都在「鄉紳村老」和宗法制度的控制之下，祠堂中可定小民生死（聽說過浸豬籠吧），一念間能斷「官司」勝負，而「鄉紳村老」合計下就決定征誰的稅、征多少稅……每個鄉鎮都有類似紅樓夢中那種「護官符」，只是粗俗的多，如「張頂子（官帽）、楊銀子、王定子（拳頭，指武力）」等等。在縣城周邊以外的農村，除了自己的道德約束外，「鄉紳階層」的權力在和平時期幾乎不受任何制約，尤其是對自己的佃農，其心理優勢更遠高於現在最跋扈的老闆。「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就是部分地主欺壓佃農魚肉鄉里的根源。
當然，修橋鋪路興修水利的好地主也不少，但是和「地主」龐大的基數相比，其比例大概和歷代帝王中「明君」的比例差不多吧。更何況還有水利設施的不可分散性、系統性、公共性，與土地所有權經營權分割細碎無法協調利益得失的尖銳矛盾；所以，更普遍的是爭水糾紛甚至大規模械鬥頻繁發生。
而靠特權或者貪贓枉法當上地主者，特權對於他們更重要，道德底線便會變得更低。
但是，這個還不是關鍵。
地主階級的原罪在於：農業社會中地主階級在農村對土地、財富、勞動力的壟斷性佔有，及其與自然經濟的相互依存，嚴重阻礙了工業化進程！
「地主+佃農」經濟的運作模式是：地主本身不從事耕作，也不干涉佃農耕作，生產組織方式是土地分割出租給佃農單戶獨立耕作，以收取地租（絕大多數是實物地租，有定額、分成等多種形式）獲利，土地出產是以滿足地主和佃農的自身消費為目的，只有少量無法自產的鹽、鐵器等通過「三日一場五日一墟」的零星商業活動交易。
這種模式和工業化之前的自耕農模式一樣屬於小農經濟，是最典型的自然經濟，它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在一起，男耕女織，以織助耕，不僅能夠滿足個體家庭維持生存的最低級，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與市場的聯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這種自給自足、封閉保守、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小、散、多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它是和工業化和現代農業所要求的社會化大生產完全背道而馳的，是沒有出路的。因而隨著時易勢變，當進入19世紀工業化逾發迫在眉睫的時候，小農經濟讓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險的火藥庫！
火藥的構成如下：
其一：農業社會的平均糧食畝產從不曾高於100公斤，1949年因耕地劣化水利荒廢等原因全國平均糧食畝產僅為70公斤！
其二：1949年，雖然以大量劣質耕地開墾為代價換取耕地總面積較明清有很大增長，但中國人均耕地已下降到3畝這個前所未有的超低值，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僅3.6畝！
當然，如果全國1.1億噸的糧食總產能平等合理地分配到全國5.4億人頭上，即使有飼料用糧、工業用糧和購、貯、運的損耗，老幼弱壯人均200公斤糧食也還能吃飽。
但是，導火索在這裡：
土改以前，全國平均地租為主收穫物的5成（好田可達6成，如要用地主的牛等生產工具可達7成甚至以上），全國3億無地或少地農民每年視年景須交納地租3000~3500萬噸糧食！
此外還有被層層加壓、轉嫁到農民頭上後高達正稅十多甚至數十倍的「皇糧國稅」……
也就是說：這3億無地或少地農民人均不到100公斤糧食！
這隻相當一個壯勞力在缺油少葷時4、5個月的食量，而即使老弱病殘每年也至少需120公斤糧食。「如果貧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別，即使是貧富差距不那麼明顯，也會構成最嚴重的問題。」
面對這些冰冷的數據，所有把當年粉飾成一片田園牧歌的企圖都是如此的可笑和可恥。
誠然，地主並不是元兇首惡，在外國經濟掠奪、戰亂、苛捐雜稅和小農經濟的低效面前，他們也是受害者，在貧困地區有時所謂的地主與佃農的區別也只是能否吃飽而已。
但是，他們對「地主+佃農」經濟模式及小農經濟的維持就是「謀財害命」，他們的存在就是一種罪。
因為小農經濟有著致命的缺陷：
1、落後
土地分割細碎、生產單位小、散、多，嚴重阻礙、減緩了農業技術進步，而這在「時間充裕」的農業社會不成問題的問題在耕地日削月瘠的緊迫危機前卻成了嚴重問題。
造成阻礙、減緩農業技術進步的主要原因是：
A、風險問題。因小農經濟生產單位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即使是1、2畝耕地的減產絕收都可能是滅頂之災。太小的種植規模和薄弱的經濟基礎讓農戶承擔不起任何失敗的代價，所以通常對新技術、新品種是「一看二等三嘗試」，表現得極為保守，不願冒險。
B、成本問題。農業生產中有很多成本是邊際下降的，比如農機使用成本、產業化成本、水利建設維護成本等等。但因為個體種植的規模太少，無法象規模種植一樣分攤降低成本，因而在經濟上不可行。本來可以由一台大型聯合收割機就可以完成的收割任務，小農經濟必須由數十台小型收割機來完成；本來可以由一個合作社100萬元建立的農機系統或噴灌系統，現在數十家農戶花費200、300萬元也不一定能建成；實際上現在高效、廉價、友好的農業綜合防治卻無法推廣也是相同原因。在土地分割細碎的小農經濟下，人力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導致了生產效率的低下成為必然結果。
C、培訓問題。由於中國有數億農民，這就使得每推廣一個新技術、新品種都涉及到要對數億農民進行培訓，具體到鄉鎮就是每個農技推廣工作者要面對1千甚至上萬個生產單位，這就使新技術、新品種的推廣成了不可能較快完成的任務，嚴重地遲滯了新技術、新品種的更新速度。
D、利潤問題，由於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太小，新技術所能增加的效益對農民而言往往無足輕重。例如，水稻畝產增加10%已經是極具突破性進展的新品種了，可是一戶農民只有幾畝水田，新增純利潤極為有限；再加上農戶抗風險能力差，成功的收益與失敗的風險在農民的算盤上明顯失衡。
在小農經濟下，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根本無法開展工作，優良新品種和農藥、化肥、農膜等新技術推廣速度極慢。例如玉米在我國基本普及，從1531到1718年用了近二百年，這已經是同時代較高的速度了；印度1987年自中國引入雜交稻起至2008年（只能找到這年的確切數據）已21年，在6億畝水稻播種面積中雜交稻不到0.23億畝，佔3.8%。而中國76年開始推廣雜交水稻到普及在高效的農技推廣體系作用下卻僅用了十餘年。
2、保守
「皇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地主作為這一體系的既得利益者和優勢群體，在有意無意之中都是這一模式的維護者。一個「成功的地主」的標誌就是「求田問舍」，積累財富後就大肆買地，買不到地就兌換成銀元埋藏起來；而無論什麼原因的賣田賣地都只能是反面教材。正如從不曾踏出沙漠的撒哈拉人絕不可能夢想征服大海，局限於習慣、傳統、視野、見聞，同時也局限於當時農村極為落後的基礎教育普及水平，自幼以來就耳提面命以置地購田為夢想的地主如果忽然想起去賣地興業辦廠只會被家人認為是得了癔病。另一方面，因為「鄉紳階層」的權威和話語權來源於其處於「道德」與「行政」二合一體系中的位置，這就決定了他們為維護自身利益在暗地裡可以男盜女娼無惡不作，但光天化日之下一定會是「衛道士」的形象；宗族之間、之內有各種明爭暗鬥但對於其威權基礎的威脅一定是團結一致全力撲滅。
所以「鄉紳村老」開祠堂、清族譜、用私刑、浸豬籠、懲處「傷風敗俗」、組織械鬥都很常見，以有傷風化、風水、龍脈為由而阻礙修路辦學辦廠也很尋常，「鄉紳村老」賣地辦廠辦學卻是極難一見的奇聞。之所以解放後正式頒布的第一部法律居然是《婚姻法》（1948年10月起草）並不是共和國有多麼同情痴男怨女們，實際上槍口瞄準的就是宗法制度。
3、封閉
自給自足是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當年在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村，由於商業因素極小和小農經濟實行的小戶經營模式，基本上不可能有農民有意願有財力有能力主動拋開土地從事商品生產和非農生產，也極少有地主跳出「農門」賣地投資工商業。單家獨戶、「三日一場五日一墟」的少量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在自給自足、封閉保守的大環境下作用極為有限。農業社會中地主階級對農村土地、財富、勞動力的壟斷性佔有和鄉土觀念造成了一個封閉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除迫於無奈的逃荒外根本無法轉移到非農產業；遠超民國政府田賦正稅徵收額（除各種雜捐外，各地佔農業收入3%~10%上下），高達全國糧食總產27%（3000多萬噸）的地租也只能被地主用於買地建宅、奢侈消費甚至深埋地下卻不能投入工業化。
另一方面，即使是交通便宜通訊發達工業化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今天，單家獨戶的小農經濟在進入市場時，由於信息的不對稱，規模的不對等，所有的個體農戶都必然是處於弱勢地位。因規模太小農民自己銷售連運費成本都收不回來，所以不能直接進入市場而只能任由中間商盤剝魚肉。但這樣不僅讓農民利潤被壓得很薄，關鍵是往往會被中間商轉嫁市場風險，在市場波動時壓價收購或拒絕收購，造成農產品濫市農民血本無歸。這就讓農村在工業化起步之初往往對市場，對商品化、規模化種植頗為抵觸和排斥。
這也就是《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提到的情況：「雖然青島經過德國和日本幾十年的經營，但隔著海灣邊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莊卻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與傳統的神祇並肩存在以及花生殼被城市新工業收買之外，當地人民的生活幾乎與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農作的方法與工具仍是千百年的舊習，商業也限於趕集及流動小販往來。」小農經濟的農村是「封閉」的，而且這種「封閉」如果沒有政治經濟環境天翻地覆的大改變並以強制手段，根本無法在短期內打破。
4、頑固
在習慣和傳統的束縛下，不僅是地主，甚至每一個農民都是「地主+佃農」模式或至少是小農經濟的擁護者，「十五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願景深入每個農民之心。如果說佃農的夢想是成為自耕農，自耕農的夢想就是成為地主，為子孫置業購田。這就意味著，在當年的中國農村，小農經濟是極為頑強的；如果沒有強力的社會變革措施和外力干預，甚至戰爭也只是「死水微瀾」，就象歷史上那樣，戰爭灰燼上將很快重新生長出大大小小的地主，重新開始被戰爭打斷的土地兼并。當然，即使只是坐而等待小農經濟被工業文明和社會化大生產慢慢地侵蝕破壞，等待宗法制度、地主階級自行瓦解冰消，幾十上百年後地主也一定會分化變成工商業主和農場主。但是，我們等得起嗎？隨著人口增長耕地日削月瘠，僅僅建國25年後中國人均耕地已不足2畝，幸而當時畝產已由70公斤增長到152公斤，並因工業化進一步推進再10年後增至240公斤，否則大饑荒就不可避免。
事實上，如英國這樣重商意識濃郁的國家，在戰爭和大革命的助推下，封建貴族和地主大部轉變為牧場主和工商業貴族也耗用了百多年，「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更是圈了3、4個世紀。
如果，當年中國的農村真如某些人描述的一樣是一片田園牧歌的祥和；如果，當年中國沒有耕地日削月瘠的緊迫危機；如果，當年中國能有殖民地、對外掠奪獲得工業化所需的龐大資金、糧食和原材料……我們慢慢等待地主階級在工業化的衝擊下轉化為工商業主和農場主也無妨，但是，這只是如果。
所以，
上世紀40年代，對佃農而言，地租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巨石』」，3億無地或少地農民對生存的渴求，出於本能的平均分配土地要求讓中國農村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危險的火藥庫！只有土改可以暫時熄滅「嗤嗤」燃燒的導火索。而只有摧毀地主階級在農村對土地、財富、勞動力的壟斷性佔有，破壞其與自然經濟的相互依存，才能徹底解決「火藥庫」，為工業化進程掃清道路！
補充資料:
1、
據1933年福建上杭的調查，該縣43293戶居民中，地主佔3.6%，佔地30.5%；自耕農（實際即富農和富裕中農）佔5.3%，佔地5.4%；自耕兼租種農戶佔88.4%，佔地64.1%；佃農佔2.7%.（註：《上杭縣概況初步調查》，《統計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龍岩1943年調查自耕農、半自耕農佔66.62%，佃農佔33.38%.（註：林詩旦、屠劍臣：《龍岩之土地問題》，龍岩縣政府，1943年編印，第69—70頁。）江西省1936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該省自耕農占農戶總數的28.7%，半自耕農佔34.2%，佃農佔37.1%.（註：《江西省農業統計》，江西省政府秘書處，1939年編印，第1頁。）
中共方面材料以毛澤東所做一系列調查最具參考意義。從數據最為詳細的尋烏調查看，尋烏全縣農村人口中地主佔3.445%，富農佔4%，中農佔18.255%，貧農佔70%，手工工人佔3%，遊民佔1%，僱農佔0.3%。土地佔有情況是：公田佔40%，地主佔30%，農民佔30%。（註：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頁）中共有關報告提供的江西萬安農民成分是：自耕農約30%，半自耕農約45%，佃農約13%，僱農約7%。（註：張世熙：《萬安工農鬥爭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動經過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86年編印，第267頁。）
這些調查結果顯示的數據雖然來源不同（土共或國府），在分類上有所區別，但從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狀況是相近的：即以佃農和半自耕農占人口多數（2/3以上）；包括其實際控制的公田族田在內，地主以約5%的人口佔有遠超過其人口比例的土地（各地在1/3~2/3以上不等），租佃給佃農和半自耕農耕作；租佃關係是農業生產關係的最主要構成，包括富農在內，自耕土地比例不到一半。
2、
根據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0-1940年代在中國農村所做的調查資料，以河北沙井村的農民杜鄉（音）為例。沙井村人均有3.1畝土地，而杜鄉家9口人共有11.5畝，人均只有1.3畝。由於土地不足，杜鄉租種了7畝地，而租這7畝，杜鄉要先繳100元的租佃押金，這對已經負債的杜鄉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沒有足夠的土地，租金和押金的壓力下杜鄉家將永遠負債貧窮。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窮人期望改變和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原因。（註：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從另一個角度，把土地分給杜鄉並不解決問題。沙井村人均只有3.1畝土地，把這些土地重新拉出來平均分配一遍有什麼意義？它既不能改變沙井村人多地少這一事實，也不能根本性為沙井村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無論3.1畝或1.3畝，數量都微不足道。
1973年出版的伊懋可（Mark Elvin）《中國歷史的范型》一書中認為，中國農業經濟在近代以前就達到了所謂「高度均衡陷阱」，即農業的傳統技術已發展到了頂點，資源的使用也發展到了頂點，人口的增長也達到了農業耕作所能支撐的頂點，使得農村的生活只能維持在生存線水平，經不起自然災害和戰爭等人為破壞。跳出這個陷阱需依靠工業革命，但中國卻恰恰缺乏工業革命一項最起碼的條件：資本。由於人口壓力和農業停滯所造成的糧食和其它物價的上漲，中國無法積累起剩餘的資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註：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平分土地沒有意義，因為土地已經稀少，並且越來越難以支撐日益增長的農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將土地平分了，過20或30年後人均地下降到1.3畝，那麼整個村莊都可能會象杜鄉家一樣困難重重。而事實上在長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區，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經只有1.3畝左右（松江區為1.1畝，無錫和江陰縣各為1.4畝）。（註：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
3、
「火藥庫」的危險在民國之初，包括堅決反共的國民黨右派如沈定一、朱家驊、鄭道儒、陳誠等在內的大批有識之士早就瞭然於胸，是否願動手解決只在於當政者及其追隨者的立場和利益。不談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土共，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及「二五減租」、「三七五減租」的背景資料。
實際上在所謂的「黃金十年」中，朝野上下、社會各界的共同結論就已是：農村「破產」！這種破產，表現為大量農業人口因戰亂和災荒而損失或者流離失所；農產品滯銷、價格慘跌，並致土地價格下跌；農村金融枯竭，農民購買力下降，高利貸負債比例和幅度上升；農民逃荒土地拋荒現象嚴重，等等。與經濟落後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學落後、衛生不良、陋習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以救濟農村、改造農村為目的的鄉村建設運動才成為時代潮流……而到1945年以後，中國農村更已可以用「瀕臨絕境」來形容！全國糧食的平均單產還不到70公斤，人均耕地3畝，交納的地租卻高達五成，再加上被提前數十年「預征」，加上雜捐、浮收、攤派高達正稅數十倍以上的「皇糧國稅」……雪上加霜的是因水利荒廢，農村對旱澇災害抵禦能力幾乎為零，民國10年到27年間就發生了11次大災荒，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於飢餓！全國僅僅因患血吸蟲病而全部或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就有一千多萬，此外廣泛傳播的還有鼠疫、天花、結核、瘧疾、霍亂、黑熱病、回歸熱……戰亂、飢餓、疾病、災荒已使農村趨於崩潰。解放後有「三年困難時期」卻不知民國時年年都是困難時期！
然而，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作為一個90%國民是農民，農業（含手工業）占國民經濟比重達到90%的純農業國的領導人，老蔣終其大陸執政的20餘年，執政理念卻是抱殘守缺，維持沒落的地主階級和自然經濟，從未對農村農業的困境絕境提出過解決方案，對「鄉村建設運動」淡漠視之，甚至查封陶行知的曉庄學校，前有1928年浙江和1941年鄂西「二五減租」被背後捅刀，後有「留蘇太子」贛南新政無疾而終，所以轉進台灣也就成了必然——甚至如果沒有《耕者有其田法》大概連孤島容身也辦不到。
《抗戰時期陳誠與鄂西地區的土地改革》抗戰時期陳誠與鄂西地區的土地改革
《從二五到三七五-近代浙江租佃制度與國民黨浙江二五減租政策的嬗變》從二五到三七五：近代浙江租佃制度與國民黨浙江二五減租政策的嬗變
《民國時期農業稅率辨析》民國時期農業稅率辨析
農業社會中地主階級在農村對土地、財富、勞動力的壟斷性佔有，及其與自然經濟的相互依存，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這一階級存在的情況下進入工業社會，這是地主階級的原罪！
既然我們沒有時間等待它消亡，就只能把它消滅，別無它途。
4、
有的人也提出，大陸土改應該學習台灣。
1949年台灣共有耕地1224萬畝，稻穀平均畝產約130公斤（1938年曾達180公斤）。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調查報告：占農村人口12%的地主擁有56%的耕地，「公地」佔22%，88%的農民只有22%的耕地，40%的農民沒有耕地。他們向地主繳納的地租，一般都在收穫總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70%～80%。主抓土改的台灣省主席陳誠說：「地主享受的輕鬆快樂生活完全建築在佃農的痛苦上」，然後他得出結論：這是「中國大陸落入共產黨手中的一個主要理由之一」。於是通過「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三步，先後有200多萬畝公地和政府「公平贖買」或農民直接購買的600多萬畝耕地轉入農民手中，最終實現台灣自耕農佔82%，半自耕農佔11%，佃農只佔7%。結果：一是原本活躍在北部桃竹苗台地的中共地下黨人瞬間失去社會憑藉；二是許多地主被迫轉而從事工商業，比如板橋林家、鹿港辜家等；三是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地位和權力根基——土地，改變了台灣地方政治權力操縱在少數鄉紳地主手中的權力結構；四是社會的階級落差被拉近，地主原本享有政治、經濟的半封建特權在強迫他們放棄土地後喪失殆盡，貧富差距由此穩定地縮小。
也有相當多的中小地主無法適應這個改變、家道中落，其家族終生痛恨國民黨，不少人成為「台獨」運動的基礎，和後來「黨外」運動和民進黨的經濟資助者和社會基礎。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土地改革》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土地改革
首先「公平贖買」就是一個神話。
根據《耕者有其田法》，所謂的「公平贖買」價格僅為耕地2.5倍年產量（土改之前5年的純收益），而且其中7成是土地債券（年利率為4%，在10年內分20期償清本息），3成是公營企業的股票，一分錢現金也沒有！
並且，50年代台灣通貨膨脹每年都在5%以上，四厘的利息低於通貨膨脹率，實際上是在強制徵購土地後還要地主給政府提供無息貸款。
如果你有一間年收租金2萬元的門面，有人用3萬元的聯想公司股票和你交換，外加每年付8400元，共付10年結清，你願意嗎？
即使是這個大打折扣的超低價，國府也是依靠席捲全國資一島，以運台黃金為台幣準備金穩定幣值，以人均232美元的美國無償經援、遷台工廠和沒收的日企為支持才完成了土改，如果以大陸數十倍於小島的規模，誰有這個能力？
參考台灣經驗和《耕者有其田法》，大陸以贖買8億畝耕地（約佔全國一半），贖買價為｛耕地2.5倍年產量×平均單產70公斤｝計算，共需約1.4億噸糧食。再以官方匯率2.227和每斤糧價0.06元人民幣計算，摺合約75億美元，或約168億人民幣！或超過112億億元的金圓券（以每石糧價400,000,000金圓券計算）！
但是，要真正的公平贖買、和平土改，就必須有較合理的價格——20年的耕地年產值，這至少需11.2億噸糧食，或603.5億美元！
而恢復到抗戰前最高水平之上的1952年中國GDP僅679億人民幣，財政收入僅174億人民幣，按官方匯率2.227分別摺合305億美元和79億美元。
不僅「公平贖買」，「和平土改」同樣是一個神話。
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哦，錯了，應該是「人民或許能夠忘記殺父之仇，卻絕對難忍奪財之恨。」（馬基雅維利）。1928~1929年，清黨之後唯一推行了《佃農保護法》的浙江省，僅僅「二五減租」就導致國民黨基層黨員被槍殺，鄉村黨部被搗毀，甚至地方士紳武裝叛亂。此後1941年鄂西「二五減租」和蔣經國贛南新政也同樣被背後捅刀。如果蔣介石在大陸搞《耕者有其田法》，上午頒令，不用到下午就會去見孫中山彙報了。不要告訴我台灣地主比浙江地主覺悟高，更熱愛民國政府。
幸好台灣人民剛經過「二二八」的洗禮，幸好是由六十萬國軍看守著不到千萬的「國民」，最關鍵是，幸好這時候國軍軍官和國府官員都沒了土地……
所以，在1941年鄂西失敗了的陳誠在台灣可以下令：對反抗「三七五減租」的地主，即抓送警備司令部以軍法審判。他在台中視察「三七五減租」情況時，曾公開宣稱：「搞『三七五減租』，我相信困難是有的。但誰要反對就來跟我講，調皮搗蛋不要臉皮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
「三七五減租」就已是「調皮搗蛋不要臉皮」，到1953年1月《耕者有其田法》執行時，要財「不要命的人」就更多了，只不過他們「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呼聲都淹沒在了1949~1956年最為血腥的槍聲之中，在當時和後世被國府以「共諜」、「台獨」等各色名目掩蓋了，成就了台灣土改「和平的圓滿收官」的神話。
一群地主，在家鄉被土共強行剝奪土地之後，又到異鄉以「反共」的名義，把另一群地主的土地強行剝奪了，這算一種黑色幽默嗎？
台灣的土改，成功確實是成功，「和平」卻未必！而從它的成功基礎來看，它這個「典範」恐怕全世界也沒有誰有條件學習吧。
春過雪消：工業化之前的全國平均糧食畝產最高能有多少？
春過雪消：地主真的都是壞的嗎？感覺網上很多關於地主的描述都是好的？
春過雪消：194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水平和規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麼等級？
春過雪消：如何評價建國後、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工業體系？（近現代史之核心：國家工業化——不能理解工業化的重要和困難的人，沒有資格評論中國近現代史）
春過雪消：小農經濟（包產到戶）已經到最後的末路，這個觀點是否正確？
春過雪消：我國農業改革的邏輯以及進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過雪消：如何看待印度 GDP 在 2016 年首超英國？
春過雪消：如果你可以改變你的國家一個政策或者法律，你會改變什麼？
地主：讓我持有土地、讓土地做耕地、讓勞動力來種地，我收租。大家愉快地玩耍吧！國家一定要有皇帝啊，大家要世世代代忠於皇帝！我和皇帝共治天下！
資本家：讓資本持有土地、在土地上面蓋工廠、讓勞動力來做產業工人，我負責剝削......啊不是，我是負責擴大再生產的。讓資本飛起來吧！自由啊，一定要打倒皇帝讓資本自由啊！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讓每個人要充分享有自由啦、人人平等啦！想當年我們在英國就喊出了「人人平等」的口號！英國皇室表示然而我依然存在......
記者：請問資本家，有人批評你們說資本取代了皇帝成了無冕之王，你對此有何評價？
資本家：保安，來這裡有個紅色的神經病，麻煩送到神經病院，謝謝！
馬克思：我去年買了個表。
================ 高級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限制生產力的發展 ================
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
高級資本主義是我造的一個詞，用來表達資本主義社會非常發達的狀態。
資本家：我白手起家生產手機 ---- xFone、經過艱苦努力，資金鏈和收益終於穩定了。我現在已成功吸引了眾多投資者給我投資，所以我不斷地擴大我的xFone生產規模......大家都看到了吧，我發達了，社會也跟著我在進步。所以大家一定要擁護我、擁護資產階級、擁護資本主義制度。
社會：資本家你好，其實我們不需要這麼多手機的呀，你生產那麼多太浪費社會資源了，這些社會資源明明可以投入到更多的其他領域啊。就因為你和你背後的投資人想賺錢，你們就利用你們手中的貨幣把大量社會資源導入到手機生產中......
資本家：你閉嘴！生產資料是我私人所有的，你憑什麼管我怎麼用！告訴你我想怎麼用就怎麼用！！！你是不是也想進神經病院了？再說大家用了我的xFone手機，個個不都喜笑顏開嗎？
社會：我拜託你啊，你的xFone4、xFone4s和xFone5完全可以做成同一款機型啊，你知道你浪費了多少社會資源嗎？你知道把這些社會資源導向到其他領域人類的生產力進步多塊嗎？你知道就因為你們持有生產資料的人的私慾你們製造了多少泡沫和經濟危機嗎？你今天生產了多少手機你根本不關心因為你只關心如何讓你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可以用你的錢吹一個大大的泡沫，等到泡沫快炸了你立馬把錢投到別的地方，那些被你引導到泡沫里的社會資源就白白浪費了！
資本家：你知不知道行業競爭？只要行業間可以自由競爭，社會資源就會被最優化地引導，懂嗎！
社會：你個大忽悠！社會資源如果真的被最優化地引導了還能出現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就是社會資源沒有被正確引導的結果好嗎？？？睜著眼說瞎話你咋不上天呢！
資本家：保安，來這裡有個紅色的神經病，麻煩送到神經病院，謝謝！
馬克思：喂？你好，是神經病院嗎？我想應聘院長。
現階段，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是無產階級，鬧著漲工資的是他們，鬧著要福利的是他們，加班要三倍薪水的還是他們，直接造成了人工成本上漲過快，逼得好多愛國資本家把企業搬到東南亞去。使我國喪失了低人權優勢，威脅了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華為35+的老員工。
特別是近幾年來，這部分人以知乎等網站為據點，不斷擴大影響，以勞動法做擋箭牌，動不動就提美國工資如何如何，法國工會如何如何，吃國家的飯，砸國家的鍋，其心可誅，罪不可赦。社會絕大多數人沒有資金、沒有能力、沒有動機去改善生產條件，進而無法提高生產力。佔據最多財富的統治階級不願意提高生產效率。
一張圖足以說明問題。
印度、尼泊爾都是典型的地主階級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例子，是研究地主階級的活標本。
我的理想是去尼泊爾當剝削階級地主，找個地主婆過日子，整天就知道收繳租子。
你別說，還真能辦到的，原因有三：
我會種地，會管理種地；
我能搞到尼泊爾的土地；
作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尼泊爾人不排斥給外國地主當佃農長工。
並不是沒有人這麼干過，在尼泊爾當地主的我也遠遠不是頭一個，現在就有不少中國人在尼泊爾當封建地主。就在十來年前這個國家還有如假包換的國王呢，可不是英國日本那種名義上的君主，是真的要管事兒的國王。國王是名正言順的全國地主階級總代理人，也是最大的地主。後來尼泊爾人民一看我靠這都21世紀了，咱們咋還這麼落後？反了吧！
扛著毛主義偉大旗幟一把就把國王打倒了。
有用嗎？並沒有什麼卵用。生產關係沒有變，地主總頭子倒了，地主階級還在。革命力量根本不足以改變社會結構，地主該收租收租，佃農該種地種地。工業也毫無起色，還是基本等於零。
沒有錢了，肯定要做啊，不做沒有錢用 。
革命這方面，革命是不可能徹底的 ，這輩子不可能徹底的 。
大革命又不會做 ，就是選舉這種東西，才能維持的了生活這樣子
進不發達國家感覺像回家一樣 ，在裡面的感覺比家裡感覺好多了！ 裡面個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我超喜歡裡面的！
——竊.格瓦拉
中國歷史有5000年，經歷了奴隸社會的夏商，又渡過奴隸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周，又從地廣人稀的春秋戰國一直延續到地少人稠的成熟封建時代，從唐開始就開始300年王朝周期律，王朝末年土地兼并嚴重，底層百姓負擔極大，於是舊秩序被摧毀，重新分配土地下一個輪迴開始。
按理說中國歷史資料非常豐富，各類細節詳實，知乎又是所謂知識社區，大家應該具備最基本的邏輯思考能力，可是為什麼充斥那麼多我知道某地主勤勞善良，所以地主大多都是具有農業專業知識，勤勞持家的典型，這種完全沒有邏輯性的推斷？
局部等於整體？個例代替普遍性？
關於王朝末年，中國古代知識份子都已經得出抑制兼并，攤丁入畝的想法，知道土地會自發的向少數人集中，稅收負擔會轉移到底層，土地越集中佃戶的議價能力越差，地主地租越高，百姓抗災能力越差。
為什麼到現代反而有人認為地主是企業家慈善家了？
土地的性質與其他所有商品都不一樣，為什麼要簡單類比起來了？
印度還保留大量地主及相關制度，一旦有一丁點波動每年自殺的農民數以千計萬計，國內土地禁止私有，既然你們那麼自信，中國人又以勤勞出名，何不移民印度，靠自己的農業知識和勤勞以租佃起步成為大地主的夢想了？國內首富也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多好，實現自己的勤勞地主致富夢想。
與其在這裡成為少數人，用嘴炮嘲諷主流價值觀，愚民，被洗腦的奴僕，何不用事實證明一切？科學的魅力就在於實證與可重複性，用事實打臉，順便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
商人謀求利潤，以及財富集中到少數人，多數人的購買力很低，自然就會阻礙生產力發展。
比方說，現在是30年代，你是個自行車生產商，你生產的自行車10塊大洋一輛。這樣的價格，很多人買不起，只有地主能買起，所以你一年只能生產1000輛。那麼你就只要幾台機器、少量的原料就夠了。這就造成上游的機器、原材料賣不出去，上游的產量也被限制了。
假如是公有制計劃經濟，自行車是免費分配的，假設一家一輛，這時需要的自行車就很多，自行車廠得需要很多機器和原材料，上游就得多生產，多生產機床、鋼鐵等等，生產力就提高很快。
拿供水來作個比方。假設自來水1000塊錢一噸，很多人用不起，他們用土井水、河水，用自來水的人很少，只有幾家地主用，那麼自來水廠只要一台很小的水泵，鋪很細的管線就夠了。如果免費供水，或者自來水價格很低，大家都能用起，那麼就要造很多很大的水泵，鋪很多很粗的管道。
私有制市場經濟因為必然要利潤，財富必然集中到少數人手裡，所以必然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公有制計劃經濟一接手，開始階段必然物資緊缺，需要限量供應。
還拿供水做比方。私有制市場經濟里，自來水1000塊錢一噸，一個社會只有幾家地主能用起，所以自來水廠就安裝了一台小水泵，一條細管道，最大供水能力是一天10噸。幾家地主用上自來水，自來水廠老闆每天都賺錢不少，他們都很滿意，很幸福。革命之後，公有制接手這個社會，要給全社會免費供水，就要造大水泵，鋪粗管道。鋼鐵不夠，還得多鍊鋼鐵。但是這一系列任務不是一年兩年能完成的，在這期間，供水量還只能保持10噸，那麼每家就只能限量供應，發自來水票，一人一天2斤水，只能做飯用。富人的錢再多也不能多買水，他們原來用自來水洗澡、洗衣服、洗菜，這時就不可能了，只能用河水洗，所以他們就很不滿，抱怨生活水平下降。可是這樣的物資緊缺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錯嗎？不是，根源還在原來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那裡。不過還要注意，此時富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並不是全都下降，其他人的生活水平是提高的，原來他們用不上自來水，這時起碼能用自來水做飯了。積貧積弱的後發國家，需要集中社會財富，重資本投入重工業，才能打造現代工業體系。頭一個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國家需最大化地集中資本。
資金何來？作為農業國只能從農民那裡來。但地主是個阻礙資本集中的力量——他們吸納了絕大多數農民的財富，用於揮霍消費。使得國家掌握不了什麼資源。
只有消滅地主階級，農民農業的資金直接匯流到國家手裡，才能擴大積累，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化進程。
這樣，國家利益與地主利益就成了對立面。要發展，就得對付地主。維護地主什麼後果呢？就是國家沒有錢，積貧積弱，任人宰割。該發展的重工業沒錢能發展嗎？借錢？半殖民地就是這麼來的。地主階級能發展什麼？資金分散，規模太小，都是小打小鬧。而且只能崇洋媚外，叫國際大資本主導局面。這樣國家就不能獨立。
開源節流，奪取地主的財富。消滅揮霍浪費的官僚資產階級，這才能真正談發展。
勿忘初心，或許是能解決的
共產主義學堂：eziv587
巨大的食利階層出現，對任何社會都不是一個好消息，即使食利階層本身特別節儉。解放前地主階級就是這樣的食利階層，他們依靠地租獲取社會的多餘財富，而不是依賴改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或者轉入工商業獲取財富。就和現在的擁有大量房東是一樣。他們也許自己很節儉，但是作為食利階層，輕而易舉獲得大量財富，從而把奮鬥者壓在最底層。香港台灣實際上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尤其是當年靠電子產業發財的一批人，把大量資本投入到房地產領域，導致台灣發展乏力。
除了作為食利階層以外，舊社會地主還有一宗罪，就是卡死工商業的發展。
房東靠租房賺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為什麼中國地主不改進生產工具來獲利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存在大量的窮苦人口，可以提供廉價勞動力。在這種背景下，改進生產工具是意義不大的，拖拉機耕地產量還不如農民精耕細作產量高呢。所以公社化，農業現代化推進得也很緩慢，一搞家庭聯產承包後，農民主動放棄了機械化。
大量貧困人口存在，使得地主階級可以獲取高額利潤，同樣也使得這些貧困人口處於無錢購買工業品狀態，工商業因為缺乏足夠市場也不會擴大生產。地主階級獲取的財富，也繼續投入到購買地產中去。
於是社會發展就被卡死在那裡。土地改革一方面百姓獲取土地，從而獲得土地收入，而增加了工業品消費，把大量財富從購買土地的遊戲中擠壓出來，投入工業生產。
說白了農業社會那麼點產出，龐大的人口，只有把蛋糕分勻了，大家才有出路。在社會安定下來後，工業才會有發展，老百姓才有財富消費工業品。
暴力分配是迫不得已的行為，政府沒有那麼多錢進行贖買。對於資產階級，tg採用了各種贖買手段，因為總體份額不大。要擺脫土地和人口魔咒，就必須快速工業化，用工業品換取農業產出，和創造工業就業機會，滿足龐大人口需求。
顯然我們到今天走出了農業國的困境。
台灣左統前輩：台獨運動最早是地主階級發起
陳明忠：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
作者:呂正惠 陳宜中
陳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於高雄岡山一個大地主家庭。日據末期，考上高雄中學，因在學期間備受日本同學欺凌，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抗日」。畢業後服役，被迫構築工事，因脫逃，曾遭關押。光復後，就讀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變期間，加入起義隊伍，並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敢死隊，在埔里的烏欄橋戰役中最後一人離開戰場。
1950年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刑10年。1960年出獄後，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曾到製藥廠工作，後升任廠長。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台陰謀叛亂。獄中備受酷刑，堅不屈服。經海外保釣學生及其它特赦組織大力營救，終由死刑改判為15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醫。陳先生與林書揚先生(被關34年7個月)，為目前台灣「左統派」(左派+統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
國民黨來台接收大失民心之後，台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當時處於內戰中的共產黨。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1/3被槍斃，2/3被關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倖存。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後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1987年陳先生第二次出獄之後，他們組織了「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然而其時台獨勢力業已成形，他們無法再有影響力。
後來，他們組織了「中國統一聯盟」(聯合一些非左翼的民族主義者)及「勞動黨」，也很少產生作用。
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了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語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10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
他們最知名的代表，林書揚先生和陳明忠先生，可以講國語、寫中文，但他們的國語發音跟中文風格都和一般人有差距。長期以來，很少人了解他們的想法，他們也有強烈的無力感。
下面的訪談是50年代反國民黨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觀點表達，涉及台灣、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議題，充分表達了像陳先生這種老一輩左統派革命者的觀點，可供其它人參照、思考、討論，應該說有其深遠的價值。
「二二八」不是台灣人的悲情
問：陳先生，您的經歷非常特殊，我們今天的訪談，事先沒有設定一個問題表，您想怎麼談就怎麼談，請從您最想說的談起。
陳明忠(以下簡稱「陳」)：我想先談「台灣人的悲情」。民進黨說，「二二八」是台灣人的悲情。這根本不對。以我的經驗，台灣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下，沒有任何尊嚴可言，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國奴」，是中國人，才開始起來反抗，我的一生從此就改變了。
日據時代，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我的思想改變是從高雄中學開始，當時我們一班50個人，只有10個台灣人，其它都是日本人。我經常被罵是「清國奴」，動不動就被打，我搞不清楚為什麼。後來，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對我衝擊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個日本同學打架，事後來了十幾個日本人打我一個，最後跟我講一句話：「你可以和內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不是說一視同仁嗎？我一直以為我是日本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打架卻不可以打贏，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腦筋開始產生混淆，兩三年以後才知道原來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思想才整個轉變過來。
在日據時代作為台灣人，真是一點尊嚴都沒有。我們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為還有琉球人)。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為在日本人面前沒有尊嚴，才知道尊嚴最重要。我家的佃農在我面前也沒有尊嚴，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樣，所以，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統治，也開始轉向社會主義。所有的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沒有尊嚴，那我們台灣人是什麼東西呢？難道這不是「台灣人的悲情」嗎？
問：那您怎麼看待「二二八」？
陳：「二二八」是反抗國民黨的惡劣統治。「造反有理」，這是人民的哲學。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問：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國民黨政府，這有什麼不同？
陳：當然不一樣。日本人是外國人，他們瞧不起所有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國民黨是中國人的政府，它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們是反抗一個我們自己的不好的政府。當時從大陸來的人，好壞都有。台中農學院的外省老師，包括院長(就是校長)，學問好，思想開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對他們，還保護他們。
當時，我們根本不覺得「二二八」是省籍衝突。我們要反抗的就是貪官污吏。但是，貪污的人都躲起來了，倒霉的卻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還有些被打死了。不過，「二二八」的性質並不是省籍衝突，而是反抗國民黨暴政，是政權跟人民之間的衝突。
關於「二二八」，民進黨一直在製造一種印象，讓人覺得，「二二八」時國民黨在台灣進行大屠殺。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約在1000上下。1950年我被捕時，在獄中跟台灣各地的難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狀況，據我當時估計，大概就是這個數目。後來，民進黨成立了「二二八」賠償委員會，列了一大筆經費，到現在錢都還沒領完。據我探聽，因死亡或行蹤不明而領賠償費的不超過1000人，而且其中有一些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領的。民進黨完全不公布這個消息，還繼續炒作，實在很不應該。
白色恐怖是國民黨鎮壓人民，不分省籍
問：有些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您不同意吧？
陳：好多人(尤其是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這個說法我不同意。
光復以後，台灣人熱情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可見他們對日本的統治有多反感。後來看到祖國的政府這麼糟，才開始想，要怎麼辦？然後大家才了解到，原來我們的祖國有兩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既然壓迫我們的是國民黨，是白色祖國，於是年輕人就開始向左轉，向共產黨那邊靠攏。
當然，當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據時代本來就已有社會主義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為反對國民黨的暴政，才轉向共產黨的。所以，當時在共產黨裡面有這兩種成分，一種是日據時代就有社會主義思想的，還有一種是「二二八」以後對國民黨不滿才向左轉的。
在第二種裡面，有些人日後因為反國民黨而變成台獨，李登輝就是一個典型；不過在當時，即使是第二種人，也是向左轉的，而不是主張台獨。
根據後來警備總部的資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黨員只有72個人；但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後，共產黨員統計有1300多人。從這個對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後年輕人向左轉的大趨勢。
問：您對白色恐怖有什麼看法？
陳：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撤退來台灣。當時我們認為，「解放台灣」是遲早的事，但沒想到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竟然侵犯中國主權，開入台灣海峽。有了美國保護，國民黨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就開始大量逮捕、屠殺反對他的人，特別是潛伏的共產黨地下黨員。
我要特彆強調，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對於人民的恐怖統治。凡是被認為有可能反對國民黨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沒有證據，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間，報紙報道地下黨領導人蔡孝干投降的消息，他呼籲所有地下黨員出來自清。
當時蔡孝干所供出的共產黨員共有900多個，主要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系統，加上別的系統(包括搞情報工作的)。受難的共產黨員共約1300人左右。可問題是，按照謝聰敏引用「立法院」的資料，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因涉及匪諜案件被捕的人數就有14~15萬人，可見其中大多數人是被冤枉的。
另外，根據台大社會系范雲的估計，在14~15萬受難人當中，約有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數也還不到15%，由此可見，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說，白色恐怖不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謂「台灣人的悲情」來自於「外來政權」的統治這種泛綠陣營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正確地說，白色恐怖應該是「白色統治階級對所有被統治階級的恐怖行為」，是國民黨對所有台灣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統治，與族群矛盾沒有關係。
政治態度向左轉
問：陳先生，您願不願意談
談，「二二八」以後您政治態度的改變？
陳：「二二八」前後，我對國民黨這個政權已經徹底失望。但當時我聽說，大陸還有一個共產黨，是主張革命的。後來，我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說，中國是處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階段。一方面，我們受制於封建傳統，譬如，中國還有很多大地主，許許多多的佃農整年勞動，卻一直處在飢餓邊緣。另一方面，我們又受帝國主義侵略，備受外國人欺凌，毫無民族尊嚴，譬如，台灣的中國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壓。
毛澤東認為，既然中國的農人、工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這四種階級的人，佔了中國絕大部分人口，這些人應該聯合起來，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階級，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國收買的買辦階級，這樣中國才有前途。我突然了解，國民黨政權就是封建大地主和買辦階級的總代表；他們只佔中國人的極小部分，卻仗恃著美帝國主義的支持，肆意欺壓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台灣人)。這樣，我就了解國民黨為什麼會以這種惡劣的手段接收台灣；同時也了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不認識整個中國的狀況。這樣，我就轉向了「新民主革命」。
「二二八」之後，很多台灣青年都有這種覺悟。譬如，我高雄中學的學長鍾和鳴，畢業後考上台大，後來放棄不讀，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陸，去參加國民黨的抗戰。光復後回到台灣，當基隆中學校長。「二二八」之後，他也是因為覺悟到，要救中國只有參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黨，不幸被捕。那時候還沒戒嚴，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結果被國民黨槍斃。
我還要再講一點。「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民進黨竟不以為恥；承認美國的治外法權，國民黨也不以為恥。他們都是一樣的，不必「龜笑鱉無尾」，一樣都是美國的奴才。台灣哪裡有光復？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現在是美國的殖民地。
你們知道嗎？台灣戒嚴時期的政治犯裡面，台獨政治犯是不判死刑的，因為美國不準國民黨把他們判死刑。最有名的是雲林縣的蘇東啟，他想要去軍援倉庫搶武器，先和高玉樹商量，但高玉樹知道不會成功，就去密告；所以蘇東啟一去搶就被抓起來，可是沒有槍斃，判了無期徒刑。台獨派只有一個被槍斃，但那是例外，其它的台獨派都沒有被槍斃。
那個時候，台獨派都是台灣人，而國民黨不殺台獨派。如果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敵人是台灣人或本省人，怎麼會不殺呢？國民黨抓台灣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從來沒手軟過，殺他們也毫不猶疑，這證明了什麼呢？難道這也叫省籍矛盾？
再說一句，90年代台獨派勢力最大的時候，民進黨批起左統派(不論省籍)毫不留情，國民黨批左統派也是如此。在這裡，他們是內部矛盾，左統派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因為，民進黨和國民黨都是美國的奴才，他們都沒有中國立場。台灣表面上光復了，但實際上是美國的殖民地；這是戰後台灣人最大的悲情，就像戰前台灣人最大的悲情，是被日本人統治一樣。我這一輩子在台灣，還沒有當過真正的中國人，這是我最大的悲哀。
台獨運動是地主階級後代搞出來的
問：國民黨政權畢竟還有另外一個面向。當年老蔣幾乎完全用他帶過來的外省菁英統治台灣，所以還是種下了省籍衝突的禍因，以至於台獨派日後不斷炒作族群。您能不能進一步對台獨運動做更細部的分析？
陳：剛剛說到，「二二八」一直被講成是台獨運動形成的原因，我認為時間不對。「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開始有台獨政治犯卻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幾個人是台獨政治犯，其它通通是紅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會是1960年，美國台獨聯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遠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的年輕人是向左轉，而不是轉向台獨。
台獨的概念是從土地改革才開始。當然，土地改革是應該的，但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看法就不一樣。我自己家裡是地主，有好多親戚也都是地主；他們的感覺是：國民黨在大陸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來台灣才向台灣人下手，是要把台灣地主的勢力消滅掉。
同時，土地徵收的價錢也差很多。台灣是兩期稻作，中間種雜糧，但是徵收土地的計算方式是以兩期的稻米收成來計價，中間的雜作不算。國民黨一方面用戰爭末期的糧食價格作為計價標準，讓土地變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兩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灣農林、台礦、台肥)股票，高估為10元來作補償。這一來一去，原本20元的東西變成1元，所以很多人不滿意。
地主不滿意，可是沒有辦法。因為白色恐怖，反對的話就會被抓起來，所以什麼都不敢講。但是因為他們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國的留學生都是他們的子弟。在海外台獨人士當中，台南一中和嘉義中學的校友比較多；一半以上的台獨幹部，都是這兩個學校的畢業生。因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變成了海外台獨的主力。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林獻堂。在日據時代，他領導台灣文化協會反抗殖民統治；他曾經因為去大陸訪問時說了一句「我終於回到祖國」，回來後被日本流氓當眾打耳光羞辱。這麼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旦階級利益受到傷害，便放棄了民族意識。土地改革後，林獻堂跑到日本去，還曾支持邱永漢搞台獨。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有縣市長選舉以來，第一個黨外的縣長是台南市的葉廷珪，因為台南是地主窩。
還有，地主階級一方面因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經營中小企業發達起來，於是漸漸形成勢力。台灣內部的中小企業家，和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這兩股力量一合流，台獨就發展了起來。所以，台獨運動事實上是台灣土地改革的結果，是地主階級的運動。這是我個人長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我第一個講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數據都散失了，但這個題目可以好好研究。
問：您對台灣的現狀，還有什麼看法？
陳：我還想批評一下現在的藍營。首先，我對他們神化兩蔣感到非常不滿。很多「二二八」事件或是50年代白色恐怖死難者的家屬，到現在都不能原諒兩蔣。泛藍把他們「神」化，我非常不滿意。我每次看到他們去參拜慈湖，感覺就跟看到日本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沒什麼兩樣。
蔣家父子在台灣的統治至少有幾個爭議點，例如，他們引進美國勢力，將台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造成兩岸長期對峙的局面。駐台美軍的外交豁免權，重演滿清晚年的「租借」和「治外法權」。另外，他們還接受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讓它適用於台灣，使台灣淪為美國的附庸，甘願做美國的爪牙，牽制祖國的發展。
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另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產生「省籍情結」。由於蔣家政權的統治，才使得「省籍情結」發酵，使得「皇民化意識」復甦，使得「台灣意識」異化為「台獨意識」。也就是說，「台獨意識」的產生，台獨派的坐大，其實都是蔣家政權統治所帶來的惡果。泛藍陣營根本沒有考慮這點，根本沒有檢討。就像他們一味崇拜兩蔣一樣，他們絲毫不考慮台籍人士的心情。
我對泛藍陣營不滿的另一點是：他們堅持「一中一台」，主張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願意也不敢做中國人。這一點我非常不滿意。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講得通嗎？中華民國撤退來台灣之後，中國的主權當然應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繼承。主權問題不是自己說了算，要世界都承認才行。台灣的蔣家政權，雖然擁有土地、人民和政府，但卻沒有主權，不能自稱是主權國家，只能說是一個「地方政權」或「流亡政府」而已。
但是泛藍人士一直認為台灣比大陸還進步，又由於「反共」意識形態作祟，不想要兩岸統一，只想要永遠維持現狀。時代在變，現狀也在變，所謂的現狀是不可能永遠維持的。在台灣的中國人，不應該一直聽命於美國人。實際上，國際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應該由兩岸的人民來「共享」，台灣的「治權」才是由台灣人民來「獨享」，一國兩制就是這樣啊！在這種情況下，大陸保證不徵稅、不派官，連部隊都不會派來台灣，這有什麼不對呢？為什麼要拒絕？我認為，藍營的「一中一台」和綠營的台獨，區別實在是不大的。他們只不過是在爭奪台灣島內的政治權力而已，他們都沒有真正為台灣人民的前途和利益著想。
治權如何獨享
問：「一國兩制」在台灣一直被妖魔化。「主權共享、治權獨享」這個概念，其實有些台獨派是可能接受的。可是國際空間或地位問題在台灣之所以高度敏感，也正因為它同時涉及台灣在一中框架下的政治地位問題，也就是您提到的「治權獨享」問題。在這些方面，您願意再多說一些嗎？
陳：大陸的態度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兩岸什麼事都可以談。也就是說，國號、國旗等都可以談。問題是，現在藍、綠兩黨都不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所以，根本就不能在談判桌前談。台灣方面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怎麼能夠讓大陸方面跟你談這些問題呢？還有，談判與實力是有關係的，台灣應該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來談，講話才更有力量。你不覺得，台灣已經錯過最好的時機了嗎？
問：面對兩岸之間的政治僵局，您認為要怎麼樣才能有所突破？
陳：我想主要還是心態問題。台灣一直認為大陸比台灣差，現在和未來的兩岸關係，關鍵還是在於：台灣肯不肯承認「中國崛起」的客觀現實？李登輝、陳水扁都瞧不起大陸，但如果未來台灣還維持這種態度，不肯承認大陸的發展，不願意跟大陸和談、合作，那還會再吃虧的。
按我的理解，大陸經過革命，經過重重的困難，終於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面發展起來。事實上，這等於實現了當年台灣左翼青年嚮往的目標。再說到當年來台接收的人，當年他們比台灣人還窮，貪污腐化，被台灣人瞧不起。後來台灣經濟因為受到美國的援助，發展得較快；於是，變得有錢的外省人就和變得有錢的台灣人一樣，都瞧不起大陸。其實大陸因為地方大，問題多，又被美國圍堵，才發展得比較慢。因為人家慢，比你窮，就瞧不起人家。現在人家發展起來，比你還有前途，你還不肯承認。我認為，這才是目前兩岸關係的實質。台灣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要好好自我反省，不要老是說人家打壓你。
台灣的統派對大陸不太了解
問：聽您這樣說，我想請您特別從左派的角度，談一談大陸現狀，以及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
陳：台灣一直認為大陸比台灣差，實際上大陸現在已經開始有點錢了。現在不是在講「和諧社會」這個概念嗎？這表示大陸已經有能力從內部來改變自己。例如以前講「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強調「大家都要富起來」；以前只講「效率」，沒有講「公正」；以前談到經濟發展只看GDP，現在強調要「以人為本」。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概念，就表示說大陸已經有能力改善過去因為引進資本主義成分所造成的那些毛病。
以前大家對「一國兩制」的詮釋是不對的。它把大陸看成是社會主義社會，而台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統一以後可以各搞各的。其實，就我的看法，我認為大陸現在比較接近列寧所說的「特殊的過渡時期」，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這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以國家的力量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後的目標是要達到社會主義，但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很多的台灣左派朋友都搞不清楚這點。列寧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社會主義，並不是說現在實行的就是社會主義，而是表示要堅決地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意思。」中國的革命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新民主主義階段，一個是社會主義階段。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實施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條件，所以必須通過新民主主義這一階段，先創造出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然後才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階段。
問：中國革命的歷程很複雜，有「文命」，又有改革開放，兩方面相差這麼大，您怎麼看？
陳：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我想講一點自己的親身經歷。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結束了。我看《中央日報》，看到它所「揭露」的「真相」，剛開始不相信，以為是國民黨造謠。後來看到一些《中央日報》刊登的傷痕文學，就知道是真的，於是非常痛苦。如果革命搞成這個樣子，我這一輩子的革命不是白搞了嗎？我吃了那麼多的苦，只要革命的理想能實現，又有什麼關係。但是如果革命搞錯了，我豈不是白活了嗎？為了這個，我痛苦了很久。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終於慢慢釐清了自己的思想。我跟劉少奇一樣，可以說是兩階段革命論者。我主張先用國家的力量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搞現代化，但要朝著社會主義目標，就是鄧小平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進。
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現代化，就不能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也不能讓中國真正強大起來。那樣的話，什麼社會主義都不要講了。
中間略！！！！
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
問：這兩年，綠營人士一直在談「轉型正義」。您經歷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被國民黨關過那麼久，獄中還備受刑訊，好不容易撿回一命。您認為找出當年刑訊你、迫害你的第一線「加害者」，要求他們吐露「真相」，是好的做法嗎？
陳：什麼轉型正義！就是要算舊賬，要清算嘛！我覺得，民進黨真是沒政治智慧。民進黨現在要算舊賬，所有外省人都不安，他們又怎麼會跟民進黨同心協力搞台獨呢？台獨是搞假的嗎？我認為他們只會操弄族群，很沒出息。
我被國民黨關了21年，我太太10年，我的大舅子被槍斃。論仇恨，可以算「苦大仇深」了吧！幾年前的「二二八」紀念日，國民黨邀我到中央黨部講話。我去了。我跟他們說，我今天不是來跟國民黨算舊賬的。當年國共內戰，我們心向共產黨，被國民黨搞得家破人亡。應該說，內戰讓很多人受苦。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了，你們兩黨應該和解，不要再因為兩黨不和，讓無辜的百姓受牽連。如果你們能這樣做，我們的苦就沒白吃。我向連戰強調，兩岸分裂是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造成的歷史悲劇！而今幾十年都過去了，再深的仇恨都可以化解，何況是為了中國如何現代化的路線不同而產生的國共內爭！俗話說，解鈴還需系鈴人，因此，作為國民黨黨主席，你有責任與義務前去大陸與共產黨和解。
連戰聽了很感動，原來就想去大陸參訪卻猶豫不決的他，於是當場決定到大陸去，以黨主席的身份和共產黨談。共產黨對他也非常禮遇。
我去國民黨黨部，我的一個難友非常不諒解，從此以後不跟我講話。當年我第一次坐牢，刑期已滿，國民黨還不讓我走，要把我送到小琉球。那時候我身體很差，長期得肺病，很瘦。我那位難友認為，我會死在小琉球，所以他透過別人通知他父母，由他父母賄賂相關人員(他們有管道)，我就被釋放了。他對我有救命之恩，他不跟我講話，我很難過。但我認為，我沒做錯。我是為所有的台灣人(包括外省人)著想。
(呂正惠，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宜中，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員。本文共2.4萬餘字的繁體字版，全文刊發於2008年5月台灣《思想》雜誌)
明朝漢族地主階級屠殺少數民族簡述
苗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在苗族歷史上，由於長期遭受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剝削和屠殺，苗族人民不堪忍受而進行無數次的反抗鬥爭。苗族又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在面對壓迫、剝削和屠殺時，苗族人民表現出了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顯示了強大的凝聚力。苗族人民有反壓迫反剝削的光榮傳統。從商周到民國，數千年來鬥爭不息。從唐宋起，貴州苗族有記載的鬥爭不少。多是受湘西、川東苗族鬥爭的影響而爆發。
自古以來，苗，瑤，峒，土家等少數民族，就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們是這裡的最早的主人。在土家族的語言里，土家族自稱"畢茲卡"——本地人，稱苗族為"白卡"——鄰居的人。至於居住在湘西的漢族，則是後來的移民，土家族所稱"帕卡"——外來的人，即史籍上所稱"客民"。雖然在族源間距上，無論土家族的"巴人說"，還是苗族的"三苗說"，迄今尚無定論，但是，秦漢數百年間，這裡已是苗族，土家族主要活動範圍，當無可疑。是他們最早開發湘西，創造了這塊土地上最古老的文明。
然而，歷史對他們太不公正。在唐以前，他們是被當做"蠻族"來看待的。在封建王朝編撰的正史里，"南蠻"，"西南夷"，"盤瓠蠻"，"武陵蠻"，"五溪蠻"，便是對他們的統一稱呼。直到宋朝，才有所謂"苗蠻"辯，進而將苗族與峒，瑤，土家族區別開來。
雖族類有別，其"蠻"一也。伴隨這種蔑稱而來的，是華夏族對南方少數民族長達幾千年的征服與同化。於是，這些"安土重舊"的民族，被迫不斷地向崇山峻岭間遷徙。
一部分在湘西定居，一部分沿沅水西入川、黔。定居湘，黔邊境的部分，開闢了以湘黔交界的獵爾山脈為中心，"東南北三面環旋湘境700餘里，西北兩面環旋黔境200餘里"的苗疆。從此，揭開了漢族與湘鄂川黔邊境苗蠻民族之間同化與反同化，征服與反征服鬥爭的序幕。在這長這數千年的民族衝突中，湘西首當其衝。各民族之間的恃強凌弱，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以來的痼疾之一。文治武功培養起來的英雄強者，排演著人類自身的悲劇。這個被迫遷徙崇山峻岭之間的民族，面對歷代漢族統治者的武力征服，不能不為自身的生存作困獸之鬥。
春秋戰國時期，楚對周是"綏服"，而崇山尚為"荒服"，不屬楚統屬。秦統一中國後，以武力強迫苗民歸於王化。苗民"時叛時服"，"叛服靡常"，歷代封建王朝便不斷發起征苗征蠻之役，對不服王法的湘西少數民族實行武力撲殺。翻開二十四史，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這種充滿血腥氣的記載。
秦漢數百年間，歷史上最有名的是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征伐武陵蠻之役。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蠻精夫單相程率眾起義，第二年，武威將軍劉尚率兵萬餘進攻武陵蠻。單相程據險扼守，漢軍冒進深入，以至劉尚全軍覆滅。明年，馬援率中郎將劉匡，馬武，耿舒共四萬人馬，南征武陵，斬殺武陵蠻三千餘。三月，兵進壺頭山，武陵蠻眾據高守隘，漢軍旱路兵不得進，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終困於壼頭。又逢天氣酷熱，軍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這位聲稱"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的將軍，也終於得病，困死軍中。於是，朝野震驚，不得不對"武陵蠻"實行招撫，相互訂約退兵。
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這位聲名赫赫的漢代中興名將，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聲心膽俱裂的絕望嘆息。歷史終於成全了他的"馬革裹屍還"的誓言。
自唐以降，鑒於歷史上屢次行蠻之役無功而還，封建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改單純的武力征服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開元十二年，覃行璋在武陵地區領導溪州苗族人民的武裝鬥爭。唐末，江西漢族彭氏家族進入湘西，以計謀殺土家族首領"老蠻頭"吳著沖，成為湘西土家族地區的土皇帝。至晉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錦，獎(芷江)，溪(龍山)諸蠻，進攻辰，澧等地。
楚王馬希范派兵迎擊，爆發湘西歷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戰"。結果，彭士愁大敗，向馬希范求和。自稱馬援之後的馬希范鑒於乃祖征蠻敗亡的教訓，遂與彭士愁訂立盟約，在永順會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餘斤的銅柱。從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區建立起歷經五代至清九個朝代共八百餘年的世襲土司王朝。
元明時期，隨著中央王朝勢力的深入，民族壓迫之加劇，貴州苗族人民的起義逐漸增多。僅明代的鬥爭就有百餘次，有的規模很大。如正統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義，明朝動用了二十多萬大軍鎮壓，歷時三年。苗族是這次鬥爭的主力。以韋同烈為首的黔東清水流域和貴定、福泉一帶的苗族農民軍，據香爐山一直堅持到最後。天順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龍里、貴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處「十三番」苗族首領干把珠領導的起義，也曾震動一時。
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龍許保領導的黔東北和湘西的苗族起義，長達十四年之久，先後抗擊明年十六萬之眾。
朱元章建立明朝後，培植新貴族地主勢力，倒算農民土地，還有沉重的租賦和徭役剝削，導致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不斷發生。
尤其是明朝的中後期，政治腐敗，宦官擅權，土地集中，各族人民所受壓迫加重。明統治者還不斷派兵對西南和其它少數民族地區征討清剿，至使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苗民的反抗鬥爭更加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據記載，自宣德五年（1430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間的200餘年間，僅大規模的苗民起義競達三百餘起，覆蓋湖南西南地區各縣和相鄰的貴州省大部分地區。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頒布詔布，「復衣冠如唐制」，禁止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明初還曾明令禁止閩南蒲壽庚後代入仕為官。蒲壽庚系穆斯林，宋理宗年間（公元1225－1264年），授泉州提舉市舶（相當於今海關總署長）。
入元後，因助元滅宋有功，曾官至江西行省左丞。朱元璋建明朝以後，因以蒲壽庚為代表的閩南穆斯林曾幫助元朝統一中國，朱元璋藉此復得分復仇，致使這一帶的穆斯林從此衰落，被同化。《明律》規定，色目人不得同類自相嫁娶，如果違犯，打80杖，男女入官為奴。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廣苗蒙能，圍攻龍里，懷化、銅鼓諸地，天順五年，大軍深入苗疆，攻破幾百餘寨 ，焚毀三千家，斬首三千三百餘人。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於把珠等起義失敗後，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殺，五千五百個婦女被俘往他鄉，萬曆年間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揚應龍之亂時，許多苗族、仡佬族橫遭屠殺，被迫逃走，戰後倖存者僅「十之二」。
為了「開邊」，明王朝在黔東和貴陽、安順等地大量安屯設堡，強使許多苗族人民遷居。（《邱北縣誌》第二冊）貴州軍務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摺子，左一個「斬首一萬」，右一個「斬首3000」。據《鳳凰廳志》和《瀘溪縣誌》載：苗區人口「大經草剃，存不滿百」，「幾經絕種」。「經過撻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跡滅絕」。為了加強對「生苗」區的控制，明朝歷代統治者多次訴諸武力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征剿和屠殺，並發布賞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賞銀五兩，殺一苗人賞銀三兩（郭子章《黔記》卷五十九）。
苗族人民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使明朝統治者大為震驚。明統治者除調集官兵剿殺外，還積極構建軍事防禦體系。明朝不但在北方修築長城，還在湖南、貴州交界的地方也修築長城，實行民族隔離。它是明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對南方少數民族，主要是對南方苗族鎮壓的產物。為了持續統治，持續鎮壓，想出了這築牆屯兵，分割統治的毒計。
把湘西苗疆南北隔離起來，規定了「苗不出境，漢不入峒」；禁止苗漢貿易和文化交往。這是一條由汛堡、碉樓、屯卡、哨台、炮台、關門、關廂組成的關卡，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區，是唐宋以後逐步形成的一塊較大的相對穩定的苗族聚居區。這一帶苗族人民富有鬥爭精神，在明朝統治期間因不堪忍受壓迫和欺凌，不斷爆發反抗鬥爭，被統治者視為化外之民的「生苗」區，當時劃定其地域界限為湘黔川３省交界的「經三百里、緯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範圍。為了加強對「生苗」區的控制，明朝統治者每次進行軍事征討後，便選擇要地，在「生苗」區修築碉堡、哨卡，「扼其險阻」，逐步形成了軍事封鎖線，人為地把「生苗」同「熟苗」、漢人區隔離起來。
據史書記載，明朝萬曆４３年，統治者為了進一步控制「生苗」區，曾耗銀４萬多兩，上自貴州銅仁、下至湖南保靖，修築沿邊土牆３８０華里。
早在宣德年間，都督肖授築灣溪等二十四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環其地守之」，對處在湖貴川三省交界地區中心而屢屢發生苗民起義的臘爾山「生苗」區開始形成圈圍之勢。由於派來苗區的文武官員與當地土官狼狽為奸「西南戍守將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已，至今諸夷苗民困窘怨怒」（《太祖洪武實錄》卷255）。
加之屯軍霸佔田土，驛站勒派夫馬，騷擾苗民，不斷引起苗民反抗。1426年（明宣德元年）湘黔一帶旱荒嚴重、臘爾山苗族爆發起義，明軍未能平息。1431年（宣德六年）湖南筸子坪與貴州銅仁府平頭司（今松桃縣境）的苗族又聯合起事，前後抗擊明軍12萬之眾，堅持鬥爭達8年之久。
1436年明英宗朱祁鎮即位以後，三次發動征討麓川之役，大軍所經，沿路派役征夫，激起各民族人民反抗。1449年（明正統十四年）二月，由於漢官的勒索和明朝連年征討麓川在沿途向各族人民勒派夫馬，使雲貴地區米糧艱難，人多死亡。邛水（今貴州省三穗縣）和清水江苗民首先起義，攻佔思州府城。
其後，爛土（今貴州省都勻縣境）、凱口（今貴州省平塘縣境），草城（今貴州省甕安縣境）苗民亦起而攻下平越、黃平、石阡、思南、龍泉（今貴州省鳳岡縣）等地。1450年（明景泰元年）興隆苗族韋同烈起事，「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平越被圍半歲，巡按御史黃鎬死守，糧盡掘草根食之」。起義形勢「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各地苗族以及仲家等民族的起義武裝達20萬人之眾。
1451年春，明軍數萬進攻，與起義軍決戰香爐山（今貴州省凱里縣境），官軍「發炮轟崖後，聲動地（《明史》卷一七二）」。苗王韋同烈被俘，香爐山攻破，起義歸於失敗。其後湘西南芷江、麻城苗民李天保，以城步長安坪為根據地，稱「武烈王」（1455）；武罔，城步苗民李再萬，稱「天王」（1501）；湘西，黔東北苗民在龍麻陽，龍童保領導下（1511）；湘西草子坪（今湖南省吉首市）苗族在龍母叟，龍求兒（1538）與龍許保、吳黑苗（1545）的率領下，發動大小規模不等的起義反抗。其中龍母叟一龍許保的鬥爭先後延續了10多年時間，他們在鬥爭中提出「官有千軍萬馬，我有千山萬洞」，「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苗人有三緊三慢（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77）」的戰術策略，與明官軍進行敵來我去，敵去我來；敵進我藏，敵退我出；敵強我退，敵弱我攻的巧妙鬥爭。
至嘉靖年間，當1548年明朝調集湘、黔、川三省官兵與土司兵16萬人，分10路圍攻義軍兩年之久後，苗民起義軍卻在龍許保率領下於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突然出擊黔東北，連破麻陽縣、思州府，印江縣，石阡府，俘獲前述二縣知縣及思州的知府，震驚了官府。最後以龍許保被叛徒出賣而告終。
總督張岳在鎮壓臘爾山苗民起義後，又「疏罷灣溪等堡，更設哨所凡十三」，圍繞臘爾山苗區邊沿，由西而東而北築建，構成了對臘爾山地區的一個弧形防線。1605年（明萬曆三十三年）夏，貴州衛、平越，新添，龍里，清平、八番等地苗族因明朝在鎮壓播州土司楊應龍反叛中，被迫出夫、供馬、納糧以及饑荒起而「劫商」、「搶官」，攻打衛所屯堡，以示反抗。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湖廣參政蔡復一「親歷邊疆，度其險阻，力陳營哨羅布，苗路崎嶇，難以遏其窺覷，請金四萬有奇，築沿邊土牆。上自銅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里」，蔡復一築的「沿邊土牆」是在肖授的「二十四堡」和張岳的「凡十有三」哨所的基礎上築建的，這就是史稱的苗疆邊牆，以邊牆為界，劃分「生苗」和「熟苗」，「邊牆」之外的苗民稱為「生苗」，之內的苗民稱為「熟苗」。崇禎十七年，滿族貴族奪取農民起義果實，建立清王朝時，「邊牆」大部分已被苗民摧毀。
歷史永遠關閉著對它做簡單化評價的大門。封建王朝對湘西少數民族兩千餘年的征服，推動並完成了中華民族內部統一的進程，無論統治者的主觀動機如何，其結果卻與歷史的目的同一，彷彿歷史的公正總是借不義之手來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給不義授勛，也就失去了應有的人類道德準則。儘管少數民族的每一次起義，或因邊官「邀功生事，擅殺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懼」，或因「徭稅失平」，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無賴之徒」，強佔土地，掠奪資源，「客民之侵日見其多，苗疆田土日見其少」，或因增設屯兵占田，從「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歸公」，卻總以封建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告終。
官府竟懸賞「殺一人頭當錢十千」，「輸城者貰其罪，從賊為逆者殺無赦」。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漢族人口激增，為解決人口與土地矛盾，不斷侵佔苗疆，而苗人已經退無可退守無可守，致使漢苗兩族為爭奪生存空間時時兵戎相見。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區的高寒地帶，生存環境更趨惡劣。
據《苗防備覽風俗考》：「苗中四時氣候與內地向異。常有黑霧瀰漫，卓午始稍開朗。當朦翳之時，人畜對面不相見，寸趾難移。春夏淫雨連綿，兼旬累月，常駐泥滓難行。雨勢甫霽，蒸濕之氣，侵入肌骨。其泉為山洞岩漿，性極寒冽，飲之敗胃，水土惡劣，外人居其間，常生癘疫。」1947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的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認為：「苗人終歲勤勞，豐年僅免凍餒；一遇災荒，則不能自給。弱者鬻子女以換斗升之食，占者則結伴四齣搶劫。有司追捕過急，常常釀成大亂。故諺曰『苗疆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此非苗人生性好亂，實因地狹人稠，為生計所迫。」
從生產力發展狀況上看，由於苗族人民長期遭受剝削、壓迫和屠殺，苗族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的破壞，生產力發展極其緩慢，有時甚至停滯和倒退。明王朝為推行「王化」向「苗疆」進行瘋狂的進攻，苗民死於戰爭中的達70-80%。給「苗疆」農業生產帶來毀滅性的破壞，生產力無法提高。
黔東南月亮山區、貴州西部、廣西西部等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環境差的苗族地區，苗民仍然掙扎在饑寒線上，生計十分艱難。由上述可知，苗族社會生產力在其曲折的歷史進程中進步緩慢、生產力低下又導致了苗族社會經濟發展的緩慢。而作為政治基礎的經濟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苗族人民反抗剝削、反抗壓迫和屠殺的武裝鬥爭。從苗族社會的發展進程上看，其發展進程是緩慢和被動的。
苗族社會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萌芽，每一次社會轉變都不是苗族社會發展成熟的結果，而是苗族社會受到外部社會破壞和衝擊的結果。封建王朝在黔南湘西、鄂西、川東等地山坪鄉的土司制度到民國時才被廢除，這些措施從而加強了封建統治者對苗族人民的反動統治。
清朝時期，苗族也不斷爆發大起義，但是這跟滿族無關，清朝的鎮壓，說明清朝也是代表漢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權，苗人起義，是漢苗之間為爭奪資源、土地，壓迫和反壓迫的矛盾，清朝派去鎮壓的部隊，也絕大多數是漢人構成的綠營。
大藤峽200年起義！！
在明代，雲責各地經常爆發各族人民的起義，景泰、天順、成化時，廣西大籐峽的僮族和瑤族人民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起義，這次起義的發生，主要是反對「衣食租稅」的漢族地主和衛所軍官。起義軍「墮城殺吏」，「劫庫放囚」，軍烽遍及於兩廣各州郡。廣西規模最大的瑤族、壯族農民展開了反明鬥爭。
散居在今桂平、武宣一帶大藤峽地區的瑤族、壯族人民，不滿明朝統治者的壓迫，多次武裝反抗。洪武十九年（1386），羅淥山農民起義軍殺廣西布政司參議湯敬恭，控制大藤峽一帶，壟斷桂平至武宣的黔江水路數十年。正統七年（1442），藍受貳、侯大苟率眾起義。藍遇害後，侯繼續領導鬥爭。正統十一年，侯分兵作戰，隊伍壯大到萬餘人，建步、騎、水3軍。景泰年間（1450～1456），義軍控制梧、潯、柳3府10多個州縣。
天順七年到成化元年（1463～1465），義軍一路沿潯江下梧州，攻廣東肇慶、羅定、陽江等地；一路北流、陸川、博白、化州；一路經富川、賀縣入湖南江華、寧遠、桂陽。
明朝政府對起義軍進行了多次「圍剿」，並且還派兵深入山區。明軍所到之處，大肆殺戮焚掠，受到了瑤族和僮族人民頑強的反擊。成化元年明金都御使韓雍糾合16萬官兵分5路圍剿，殺義軍萬餘人。侯大苟率眾退守九層樓山（今桂平境），與官兵激戰多次，全部犧牲。
明軍砍斷江上大藤，改名為斷藤峽。次年十二月，侯鄭昂率眾起義，夜襲潯州（今桂平）府城，攻佔容縣、北流、蒼梧、博白等地，堅持鬥爭4年之久。
嘉靖（1522～1566）初，大藤峽人民再次起義，與八寨起義農軍遙相呼應，配合作戰。
七年（1528），王守仁率明軍鎮壓大藤峽起義。天啟年間（1621～1627），胡扶紀以鵝山為據點起義，被8000官兵剿殺，歷時200多年的大藤峽起義失敗。
大藤峽瑤民起義顯示了瑤族人民堅忍不拔的精神，也對後來大瑤山地區瑤族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單純的地主並不阻礙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的是掌握公權力為所欲為的地主
掛本題下一個沒有基本邏輯只會拉黑的： @溫酒
且不說他把不同意他意見的稱為「鍵盤小年輕」是否足夠友善，也不說他斬釘截鐵地斷言「地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是否符合本題標籤中「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等知識的ABC。
咱單說其邏輯，其人正式答案的開端就說：
「地主階級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出來的勞動果實都是他們的，他們為毛要阻礙生產力發展？這不和邏輯的。」（和字其原文如此）
這一下子就從「不想阻礙」就推出了「不阻礙」，這難道不是一個識不識字的問題么？連「要」字是啥意思難道該答主都不知道嗎？
按該答主的這種邏輯，秦始皇至今沒死，因為「秦始皇不死的，全天下都是他的他那麼爽，他為毛要去死？」
按這個邏輯天下人都不是窮人，因為對任何人都可以說「他不會不富的，買啥都得要錢，他為毛偏要做窮人？」
這種邏輯有個明顯的缺環，那就是，你必須認為「想不死就可以不死」、「不想窮就可以不窮」、「無意於阻礙就不會阻礙」，才能推出各自的結論。
我好心用比喻給該答主指出這個缺環，不但不見他修改其答案補上這個缺環，更不見其對我表示謝意，倒是把我拉黑了事。真是呵呵。
回到本題，地主階級為什麼阻礙生產力發展（嚴格地講應該是地主階級為什麼到了特定歷史階段成為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階級，或地主階級所代表的生產關係為什麼到了特定歷史階段成為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這本是社會發展史ABC的問題，大家只要別受該答主低級錯誤的誤導，把一個社會歷史客觀發展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個體的主觀願望問題，其實並不難理解，很多答案都很有道理。
生產力發展，或者說爬地球食物鏈基礎在於什麼？
教育: 教育不足，文盲工人只能做最爛的勞密，做複雜一點的工作，就難以保證良品率。何況難以培養技術工種，導致洋工程師依賴。至於IT碼農這種工作更別提了，文盲工人能學java？讓他們送快遞都看不懂大城市地圖。
何況現代國家是個極其複雜的系統，要把國家治理好，必然在各個方面都需要無數個懂行而並非只會做官的領導，也就是所謂的技術官僚。靠鍵盤俠和民國大師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科研: 你們總有個錯覺，似乎搞低端勞密一定能發展起來，然而放眼全球，中國才是特例。現在中國被黑工業水平低，本質還是某些領域科研落後，一些高精尖設備做不出來。
其實低端勞密本身只是國家積累財富的過程，不等於產業一定能起得來。如果是自主創新搞產業，那些科研教授和開頭必然虧本的項目都是吞金巨獸，風險還大。落後地區搞勞密剝削工人的「企業家」有沒有心情砸錢搞研發還是未知數呢。
像某些以曲線扶洋方式實現「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天天噴國家補貼的芝加哥男孩，是搞不懂當外企經銷商和補貼京東方哪個才是工業發展。
還有一些比較細節的問題。
城建： 如何實現人口有序流動？讓城市良性發展，不至於引起惡性問題加重（貧民窟，黃賭毒，黑手黨）阻礙發展？文盲加馬爾薩斯陷阱，再搭配土地私有化，等於大量失地農民流入城市，超過城市承載力，形成貧民窟及一系列惡性問題。
有人給我提到了一件事，就是說我經常黑拉美東南亞印度貧民窟，但是人們還是哪怕進貧民窟也要離開農村，說明當地農村已經被土地私有化和封建壓榨弄成比貧民窟更可怕的人間地獄了。
經濟規劃： 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在地主手裡，地主不肯賣，那麼發展規劃就會被掣肘。要建立一片工業園，地主不允許，怎麼辦？
……
作為發展主義者，我一直認為發展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的人權（而不是少數小資文人的人權）。搞不起科研教育大多數人都窮的半死不活的時候，談什麼燈塔？
再想想，這些經濟發展的必然要素，哪個不和地主階級的利益矛盾？
哪怕是搞石油農業，提高土地產出，也需要不少基建和工業投入，乃至搞現代企業化管理，地主光吃租子就吃香的喝辣的，有什麼搞這些的動力？
留學生回國帶來了民族主義，然後大清完了，地主搞教育，讓信著婆羅門剎帝利封建道德三從四德的佃農認了字，看了紅書或者葛底斯堡宣言，他自己睡得好覺？
失地農民紛紛流入城市，他們的租子怎麼辦？
政府要用地主的地搞規劃，地主漫天要價誠心讓生意做不成，怎麼辦？
封建社會遍地文盲，好不容易有點能管理國家的，各個都是地主階級出身，玩命控制政府控制議會阻止工業化，政府還離不開這些人，怎麼發展？
……
地主階級如果被帶進了一個裝作是現代國家的地方，那就看看隔壁三哥吧。高種姓地主把持著政治，整個國家語言不統一，內部還有關稅，資源人口都流通不暢，政令不出新德里，精英階層能造出個塔塔集團已經是奇蹟了。
地主階層不阻礙經濟發展，拿槍的地主就不一定了。但很多時候其他拿槍的也不是什麼好鳥。
科斯定理證明資本初始分配條件不重要，只要市場正常運行，一旦工業化賺錢，那麼地主一定會要麼轉職要麼逐步破產（正如英國歷史上發生一樣，就是現在英國地主也多），所以重要的是他（地主）是否阻礙的資本自由流動。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官方立場的重農抑商，so其實不是地主的鍋而是國家的意志決定了一切。至於之後被老外教訓明白了想改又發現之前幹了2000年不是一下子就改的過來的，你應該知道解放中及解放後地主階層是多麼弱勢（一夜之間什麼都沒有了），在國家政權面前。
然而就現在來看，地主階層的消失實際上妨礙了資本積累，從而使更殘酷也更低效的完成工業化成為可能。。。而且說實話除了江浙地區民國其實真沒什麼地主（大部分地區所謂地主也就20畝不到），而江浙恰恰是當時民國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
換句話來說如果經濟發展的好地主從來不是問題，甚至是助力，而如果經濟發展不好。。。他又是最容易下手的目標，所以反而需要武裝自衛。所以也許這個問題應該改成是什麼讓你認為地主就一定阻礙經濟發展呢？咋阻礙呢。你就想，北上廣深的房子，95%集中在5%的人的手裡，他們就收你房租，你一年賺40W，他收你25W房租水電。
你想想這些房主是咋阻礙經濟的，地主就是咋阻礙經濟的。
（前提：在後發國家）地主階級有保底利益，不需要擴大再生產就可以剝削佃農獲得穩定收入，這是下限。
而（在後發國家）地主階級那點可憐的收入根本無法用來投資工業，投資了工業在自由市場上也只會被先發國家的工業輕鬆擊垮。他們只會拿剝削的資本，去購買工業品，維持自己「人上人」的生活。
那麼（後發國家）想要打破這個魔咒，實現工業化，該怎麼辦？
把資本最大限度的集中起來。
一個地主的資本不夠，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總行了吧？但是地主又不會乖乖把剝削的資本交出來，只好軟硬兼施各顯神通了。
把地主階級消滅之後，由於資本最大限度集中，甚至剝削的力度也可以大大減輕。屁民過的好了，國家獲得了最大限度集中的資本，自然是皆大歡喜。
政權集中了資本又掌握政治權力，如果再結合足夠的國際威懾力或者足夠好的外交環境，他就可以扶持補助本國工業，在虧損的情況下硬著頭皮擴大再生產，點出科技樹，開始工業化。再進一步還可以封閉市場，人為隔絕先發國家競爭，保護本國工業，等自己本國工業水平養肥了再開放市場出去咬人。
所以問題簡單概括：
為什麼地主阻礙了生產力發展？
因為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競爭—吞併—集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他天然的人為集中，誰的資本更大更多誰就能勝出。
既然規則如此，那麼分散了資本的地主對於加入資本主義競爭的該國就是原罪，除非你是第一個進場的，分散了也能吊打別人。
還有，文科也存在不談劑量講毒性就是耍流氓。
現在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誰攔住了資本主義滾雪球的道路，不是很一目了然了么？
居然有人幻想資本主義的饕餮會放過工人貴族，創造一個克己復禮人分四等的烏托邦。不存在的，資本本身就是怪物，甚至你以為資本家本身就能倖免了么？
放棄幻想，準備舉個簡單的例子吧
佃農或小自耕農要種地，總得用到農具和種子吧。如果前一年年成不好，家中沒有積累，那就要靠借貸（通常是高利貸）購買生產工具，維持下一年的生產。如果收成還不上高利貸，那麼提供高利貸的地主會如何做呢？佃農和小自耕農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充分挖掘土地潛力嗎？
當然了，大地主階級也想過辦法，比如平糴法、青苗法，然而執行情況無法保證。
對了，我還想起了一個更直觀的例子，那就是《大明王朝1566》中的改稻為桑。大家可以看看電視劇的相關情節，再看看知乎上的相關討論。
地主階級總得背背黑鍋才行。
全世界的地主階級相同身份而命運迥異:
英法一類先發國家的地主階級早早地轉化為工商金融資產階級。後發國家中，德日一類的地主階級轉化成了容克財閥階級，中國一類的地主階級則是直接殺掉了事。
大清搞洋務運動，堅持中體西用，施行官督商辦的國有化套路，拖累了民間私人資本的發展機遇，延遲了中國的資本主義進程，使得中國的工業化發展速度，落後於全盤西化的明治日本。
整個清末民國期間戰爭頻發，黃金十年才算民間私人資本少有的大有作為時期，奈何時間有限。
到了國共相爭天下之時，土地政策的變動，雖然地主被殺掉了一批，其政策實質雷同於明治初年的版籍奉還。
誰是當代限制生產力發展的階級？
。。。說個大概吧
解放前，全國幾乎所有的人口，起碼九成五以上都是農民。所有農民中，地主階層大概佔到所有人口的15%左右。這群人是不幹活只收地租的，或者說，也幹活，干專門收租及其相關的工作。
地主咋來的？一個時代地主，大多數是繼承來的，祖上是地主，後輩就還是地主。也有少部分是辛辛苦苦幹活賺錢買地成為地主的。但是，從小在農村種地的不識字農民一靠自己努力成為地主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大多數成為地主的，都是有橫財有了原始資本，或者官宦退休回來，或者是做生意攢錢只有置地的。
地主之外的，就算一半自己有地的農民，一半沒地租地主地的佃戶。當然，具體比較亂，有地的也會租地多種一些，沒地的也有不租地做長工的。
地租多少呢？那時候普遍在一半左右，還不算免費給地主家幹活，也就是說，租地主家地，一年一半收成給地主家，還要免費給地主幹一些活。
農民交不起咋辦？借地主家的。複利計算，普遍三分利，也就是年息30%。而且農村的農民認識字的很少，養的起人讀書的基本上全是地主，最差也富農。所以，有時候農民欠多少錢，全憑地主記賬的，多算不多算，看地主良心。
當年革命時期三三制減租的時候，三十年代，改革的地方要求地主做到地租不高於37.5%，借款利息不高於兩分。達到這個標準的就不土改。
政府收稅咋收，從地主上面收，地主交稅是很低的。為什麼蔣能夠成為軍閥老大，因為蔣能夠控制關稅，對內很難收到太多稅，別的軍閥沒錢，蔣控制關稅，火柴釘子蠟燭肥皂全部收重稅，國內必須要用，所以蔣有錢。
如果現在，國內有一個階層，將近兩億人口的階層收租為生啥事不幹，
如果你現在房貸利息都是兩分，沒有借貸明細，每個月收入交37.5%交給收租的，就按照當年已經降低了的標準來，全國有五六億人過這樣的日子，你感覺如何？
讓地主這個階層的人勞動起來，能夠解放多少生產力？把他們的租金作為稅收，建設國家，能夠建設多少火柴鐵釘肥皂蠟燭工廠？能夠建設多少兵工廠保衛國家不被日本人侵略？
就更不用說很多地方地主連農民娶老婆第一晚都要地主開苞的，更可恨的是，少林寺的和尚也地主，也要搞農民家老婆的。
小清新們都無知到什麼程度了，勇敢的心中，生活在中世紀的華萊士因為初夜權造了英格蘭的反，這是自由。
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民忍受著初夜權只為了活下去，就被人質疑地主憑啥阻礙了解放生產力？？
很多人不信中國地主階層干過初夜權的這個事情，推薦你們看一個文章
馬俊亞：近代蘇北魯南地區的初夜權現象，可以百度一下。
很多人不相信那時候有地的人有多壞，就拿和尚來說吧。皮定均當年進入河南，後來有一本回一句，叫做《鐵流千里——革命鬥爭回憶錄》同時還有一本叫做《鐵流千里——中原東路突圍紀事》裡面收錄了皮定均革命回憶錄的下半部分，即主要講中原突圍的文章，但這兩者不是同一本書，希望不要弄混。大家可以找來看看。我貼一段文字吧
說地主階級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其實有個前提，那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出現不僅僅襯托出封建主義的落後，而且由於資本主義代表了先進生產關係，因此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就是阻礙生產力發展。
既然已點明前提，下面是回答，排名不分先後：
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社會化大生產需求低；
2,把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沒人去工廠打工；
3,地主們積蓄大量金錢不拿出流通和再生產；
4,封建割據形不成統一市場，流通成本高；
5,想到再說……
封建時代的運作機制是這樣的。
首先每個世代，一開始所有人差不多都有土地，有些人土地就少，有些人土地多。然後生產力低下，土地出產的東西勉強夠吃飯，多餘的可以換些錢和手工用品。所以土地多的人錢多。
日後一旦出現荒年，土地少的人就不夠吃的了，就要向土地多的人借錢借糧食，把土地抵押給了土地多的人。然後再過了一段時間如果這個人還還不上錢，抵押出去的土地就歸土地多的人了。這叫做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慢慢的逐漸進行的，最終就有一部分人擁有了大量的土地，變成了地主，大部分人徹底沒了土地。沒土地的人就只能靠給地主種地換吃的。這個時候土地多的人就可以橫行霸道。如果這個時候再有一個比較長期的饑荒，沒土地的人就會面臨餓死的危險，就會一起起來推翻地主。這就是農民起義。
以上是生產力低下的時候。
但是到了，到了一定時期，生產力相對來說沒那麼低了。地主裡面有一部分人發展了工業和商業。問題就是對於大部分的地主來說，他們不需要原始的工業產品，他們可以用手工業品。同時他們會對所有的經過他們土地的工業和商業【收稅】，這個【稅】很重，所以製造出來的工業用品，農民也買不起。根本沒人買，還要被收錢，這就會導致工業和商業發展不起來。
所以最後產生了，支持工業和商業的新地主聯合沒有土地的農民，一起推翻要【收稅】的地主的革命，就是資產階級革命。你看西方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導火索，幾乎都是最後一次皇帝和貴族的強行徵稅。而資本主義基本上都崇尚通商自由和低稅收。
也就是，資產階級是地主階級的升級版。地主階級和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死循環，因為生產力低下，最終養不活人。而資本主義社會死得慢一些，因為生產力高了，還能夠發展消費能力，循環比農業社會健康。
現階段，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的，基本上就是科技和環境限制，和阻止無產階級成長為工業人口和消費力的統治階級。科技，就是生產力的全部。環境，是生產力擴張的邊界條件。而阻礙無產階級成為消費力的，比如說首先現階段世界上還有地主比如說印度，然後一些發達國家的資本家需要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原料，他們就會配合地主，阻礙那些國家工業化，反正地主只要輸出農產品和原料，就能從發達國家買工業產品。所以在落後的農業國家，不推翻地主階級，當地的工業化就會遇到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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