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為何反對變法？
王安石變法阻力重重，而司馬光無疑是反對變法第一人。
想在各個方面聽聽大家的看法。
先引用一篇「小說」：
缺乏地方從政經驗，這是司馬光最大的弱點。在二十歲得中進士之後，直至五十三歲知長安京兆府這個大府資序的要郡之前，他沒有任何親民官的主官經驗，知縣、知州、一路監司主官他都沒有擔任過。
尋常的進士要就任兼領一路兵馬的要郡，最快也要有兩任知縣資序、兩任通判資序，兩任知州資序，然後再看運氣，至少要升到侍制以上，再有幾任路中監司的主官。在這段一般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中，至少有一半時間得在地方任親民官，剩下的則是在京城或是路中監司擔任資序相當的職位。可司馬光，則基本上都在朝中度過。
簽蘇州判官事，簽武成軍判官，并州通判，開封府推官，這是司馬光在擔任知京兆府兼永興軍路經略使之前的全部地方經驗。
在蘇州任上，因為其父母相繼亡故而解職丁憂，司馬光只做了一年多。
除服後，司馬光出任武成軍判官，也就是滑州，簽判官事兩年。
之後他就回到了朝堂，直至十年後，司馬光因其連襟之父龐籍知并州兼河東經略，被薦為并州通判。司馬光上任後，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築堡失敗，損兵折將，連累得龐籍被貶知青州。龐籍幫司馬光擔下了罪責，司馬光此後便視之若父，事龐籍之妻如母。這一任，兩年而已——在并州通判前，司馬光其實還跟著龐籍去了鄆州，主管州學半年多，不能算正式工作，也沒有什麼功績可言。
并州事畢，司馬光回到開封，任職開封府推官。兩年後便改修起居注，判禮部。在這期間，司馬光最有名的是論交趾麒麟祥瑞，還寫了一篇賦文來諷諫。
從此他一直留於朝堂，任官知諫院、翰林學士等清要之職，直至王安石開始變法。
三十餘年的時間，司馬光在地方上只有佐貳官和幕職官的資歷。除去滑州、開封這兩個畿內差遣，司馬光在外地的任職時間更是只有區區三數年。且不論是在并州通判任上，還是在開封推官任上，司馬光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能力。
司馬光比起其他從地方上一路穩穩爬上來的官僚，最為欠缺的地方就在這裡。更是遠遠不能同在地方上施展才華而不願入京的王安石相提並論。
——————————————————————
不客氣地說，司馬光的執政能力是比較差的。
早年自己提議執行免役法以及向皇帝提議治水（關鍵詞：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基本停留在嘴上說說的階段。軍事上實際參與進築淺攻……失敗。
許多人看不起比司馬光大一輩的韓琦、文彥博。但是講道理，韓琦定州路上練過兵，號精兵冠河北。文彥博貝州城下平過叛，也算風光了一把。
甚至執政上比韓文再低一籌蘇軾或者蔡京，起碼地方上也有蘇堤和木蘭陂。
司馬光和他們比起來，也就剩下「一身是嘴」了。
司馬光應該慶幸他活在宋代，因為如果他活在西漢，畫風搞不好是這樣的：
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兇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後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史記》
————————————————————
回到題主的問題，為什麼司馬光反對變法。
我的答案是：罵習慣了，不好意思改口了。
然後一腳踢在王安石這塊鋼板上。年年念叨大宋藥丸，結果眼看著新黨把北宋「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內心恐怕和章家敦一個感受。但是罵也罵了，當年自己把王安石得罪狠了，再想跳花車，人新黨下面一群人能力又比自己強，也看不上自己。只能繼續當自己的公知去了。
司馬光村夫子，無能為。呂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
這話是歷史上章子厚說的，我就調侃一下。
————————————————————
我是正經的分割線。
據漆俠先生的意思，司馬光為世家大族，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反對變法，但是據王曾瑜先生的意思，論田產財富，司馬光反不及王安石。按《司馬溫公行狀》記載，司馬光家世沒落，自他的祖父才考中進士，終於縣令，其父司馬池官至吏部郎中，也是平平，說是地主階級自然沒錯，說是世家大族有已過之。單論家世我認為看不出太多，私以為可以從其政見、環境和性格方面來看。
先說政見，司馬光自始至終都反對用兵，反對增加兵員，年輕的時候就替其父寫過《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在河東路任職的時候也建議修堡抵禦西夏，甚至認為邊疆招募義勇也是擾民，你想在這種狀況下，他怎麼可能接受保甲法這類的新法，接受神宗開疆拓土的主張。
此外，司馬光同樣是看重禮法綱紀的代表，這一點在王安石變法以前就顯露出來了，連兗國公主跑回宮中、充媛董氏追贈淑妃這樣亂七八糟的事情都要插一腳，可見一斑。
實際上，即使這樣，司馬光在王安石變法早期反對的並不激烈，他曾自陳：
先見不如呂晦，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
這並非自謙，他最初並未在公開場合表示對變法的不滿，直到看到一幫與他「志同道合」的人紛紛被罷黜，所以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根子在於司馬光所代表的勢力，也就是他所處的環境，章惇說司馬光為呂公著所持，大約並非空穴來風。
關於司馬光德有餘而才不足的評價，同時代的舊黨新黨都說過，章惇評論見上，蘇轍也曾說「君實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就連呂公著稱讚他的話都很奇怪：「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也。」至少說明他迂闊，反正在我看到的評價里，一般都是讚賞他的德行清名，少有關於其政績才能（史學才能除外）的稱道。
而且看司馬光元豐八年上的幾封奏疏，大體上都是非常空泛的論述，後面韓維跟著在差不多的時間也上了一封，兩相對比，高下立見（奏疏內容見後）
這麼樣一個司馬光，當然是舊黨最好的旗幟了——德高望重，循循守禮，而且司馬光別的不行，政治鬥爭經驗還是有的，這不就更好了嗎？
尤其是，他退居的十幾年，還住在洛陽，洛陽是個啥地方？元老舊臣和理學名士的聚居地啊，文彥博、富弼、范鎮、邵雍、程頤可都在這裡，司馬光數十年來周遊於這些人之間，只會加深他與這群勢力的糾葛，加深他反對變法的信念，直到最後他成為了這麼一群人的代表。所以即使他原本的出身也許並不屬於這些勢力，最後也註定會成為反對新法的極端分子。
總而言之吧，黨爭這種事，只有越陷越深的份，一開始可能也就是小打小鬧，但最後一定會變成你死我活。
以上純屬個人想法，大概可能也許會被認為胡說八道……
順便吐個槽，元祐最坑爹的地方在於每次事件不是沒有人反對，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做出了最錯誤的選擇，比如棄地，比如回河，棄地聽了范純仁蘇轍，沒聽呂公著呂大防，回河聽了呂公著呂大防，沒聽范純仁蘇轍……你宋真是藥丸，這鍋也不是司馬光一個人背得起的
附：
司馬光的奏疏：
臣聞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法，漢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有天祿，咸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撥亂返正，混一區夏，規模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風塵無警，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並其餘悉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飲毒藥，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飲而已矣，豈可雲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舍之哉？
臣向曾上言，教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斂免役錢，寬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人，使農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無以備倉猝，萬一饑饉，盜賊羣起，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眾，先宜變更。借令皇帝陛下獨覽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禍，收萬國之歡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為而不可？
韓維的奏疏：
臣竊聞陛下浚發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罷其所領職事；黜吳居厚使離本道，責以掊克擾民。中外喧傳，曉然知陛下憂國愛民之深意，莫不欣悅相賀。臣雖在哀戚之中，不覺失聲歡呼。然臣尚有愚懇，不敢不盡以上聞。臣竊恐議者以嗣君新即位，且當循守父道，三年無改，此大不然。伏惟太皇太后，於大行皇帝為母儀，於今上皇帝有祖母之尊，此時稱制臨政，蓋為社稷大計，事有不便，弛以利民，考古相時，理無不可。臣以為萬一有敢為此論上惑天聽者，若非奸人沮害聖政，即是俗儒不識時變，願陛下切勿聽之。
臣近去都下日，嘗具奏陳陛下，探盜賊所起之原，罷非業之令，寬訓練之程，蓋為保甲、保馬發也。何則？農民以稼穡為生，使之出錢市馬，已非其願，又守護灌飼，素昧其方，萬一死損，復更償買，昔時一馬直錢三二十千者，今貴至百千矣，農民如此，未有已時，愁嘆之聲，聞於道路。近歲保甲以築垣為場，號為團教，一丁在官訓練，更須一丁供饋飲食，家闕耕作，身受勞苦，不無怨懟。夫使失業怨懟之人，操兵器習為擊刺之事，豈非可慮？近者又聞京西保馬，頗為羣盜掠取，換易乘騎，如其外廄。河北保甲，漸亦作過，凌暴良民，州縣幾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緩也。且臣非謂國馬遂不可養，但官置監牧可矣；非謂民兵遂可不教，但於農隙一時訓練可矣。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勝天時，可不務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聖慮，詳酌施行。
謝邀，順帶看了一下嫖相的回答@經略幽燕我童貫，基本和我想的不差，司馬光的確不反對變法，關鍵還得看這個路線問題，閱讀慎重，容我把這個問題擴得開一點，從思想方面來分析其內在脈絡。
我記得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氏梳理了中國在思想上天理觀的形成，由唐到宋是中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天由「主宰天」轉化為「理法天」。「主宰天」代表著一種絕對的外在權威，具有人格神的特性，而地上的人將天災的出現視為天對於人事的不滿。這種原始的天人觀隨著中國對於自然現象的理解到了唐宋時期開始逐漸解體，而新的天人觀也在這一時期開始慢慢成型，溝口雄三氏將這種由天譴事應轉變出的新天人觀稱之為天譴修德。這兩種概念的區別在於，天譴事應是個別的人事對於個別的天災，即某事對某事的有限關係。而天譴修德卻是一種無限的對應，應答的主體不再是作為「主宰性」存在的天，而是從天轉移到人的這一側，在這意義上使得人的領域的重要性擴大。災異與政治被視為不同維度的事務來處理，這種將「人」與「天」分隔的趨勢可以從北宋許多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論中窺見，但是直到朱熹確立「天理」的概念並且系統化理學為止，北宋對於天人觀的新認識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理解。
王安石認識到了天的自然性，但是人對於天應當做到「恐懼修省」，以「天下之正理」作為當然的前提。王安石的確在此將天人視為兩個維度進行了考慮，但是顯然他將天人觀在傳統的基礎上加入了新的理解，並且嘗試著探究出新的天人模式。王安石以其激進的變法姿態成為兩宋時代引起朝士們爭議的熱點人物，並且至今在史學界對於他的議論也是層出不窮。
另一方面北宋時期理學的先驅者程伊川也試圖創造出自己的天人觀：「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程伊川也反對傳統意義上的天譴事應說，以他的理解，「人事」應當是不斷順應「天理」的，最終看來以其為先驅者的理學思想在此脈絡上逐漸走向了日後「天人合一」的趨勢，「天理」之「德」內化於人，這樣人通過道德性的自我完善從而實現與「天」的合一。
但是整個北宋時期試圖賦予天人觀新意義的人物並非僅僅限於上文所提到王安石與程伊川兩位，與程子同時代的人雖然使用了不同於天理的詞語來進行闡釋，如歐陽修的「天地人之理」，曾鞏的「天地五行人事之理」、蘇軾的「天心向背之理」等等，這些北宋精英們自我闡釋的新概念與程子所說的「天理」實則具有著相同的內涵。從這個意義上說，程子與王安石的新理論並非是超越時代的獨創，而是北宋那個時代普遍在士大夫的思想領域中所擁有的一些新認識或者共識，但是彼此之間還是有其個性的存在，這些觀念本身是在北宋這個時代所賦予的產物。
政治與思想的關係，就像是構成茶碗的表裡，是一種一體兩面的關係。如果觀察北宋時期朝廷的狀況，我們會發現其顯著特徵之一即是各黨派之間激烈的政治鬥爭，但是在我看來，與其將其稱之為政治鬥爭，不如說是政治思想路線的差異，即政治理念的不同。以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政治理念進行比較，司馬光一直被作為保守派的核心提及，實際上，司馬光的保守並非在於他對變法態度的完全否定，而是通過選拔道德高尚的官僚，以漸進的方式來提高政府的效能，他的這種保守態度是對變法的程度而言的，他所考慮的是王安石的激進變法所帶來的道德墮落，而王安石的變革想要一勞永逸的革除現行體制下的弊病，從而對政府已經社會進行徹底的改造。
與注重道德的司馬光相比，新舊兩黨在政治路線上的差異更像是「法」與「理」的鬥爭。溝口雄三氏對於兩黨的鬥爭有著更為精確的解釋，他認為在王安石身上，即使「法」也被視作根源於「理」，因此可以說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觀念方面處於同樣一個世界，但是對於如何將天理得以體現，雙方發生了分歧。官僚道德與行政效率的各自側重，變成了雙方在進行各自政治實踐時所確立的基本前提。以北宋時期的情況看，變法派一直保持著極強的活躍性，並且通常都具有強勢的領袖人物控制朝政，而一旦變法派獲得絕對權力，政治上敵對的保守派便成為其重點打擊的對象。直到1127年北宋滅亡，之前變法派的改革措施成為眾矢之的，沒有人再敢於公開鼓吹改革。然而，倖存下來的保守派官僚開始逐漸壯大，形成了「道德保守主義者」的集團。
方誠峰先生提到過在北宋政治的研究重點上，大陸一貫圍繞政治制度、腐敗、黨爭三個主題。但是寺地遵先生多年前就指出這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斷裂與偏僻，因此正如方誠峰先生指出，政治史最大的偏頗乃是將「政治史」簡化為權力鬥爭史。「政治」所包含的內容是多層次、多樣化的，對於慣有的政治史研究模式應當重新反思。
反過來看，作為北宋末期最大的官僚政治團體，新黨的變革之路雖然在南宋初期被朝給重重地關上了大門，但是在南宋初年，具有新黨的政治立場或者說與新黨有所聯繫的官員數量龐大，仍然具有很強的政治力量。畢竟在經歷了實行變革之路的徽宗朝近三十年的政治涵養，許多活躍於這一政治大環境下的官員們很難與新黨的標籤脫離干係。考慮到北宋末年的政治情況，當依附權相，遵從紹述成為一種政治風氣，這就造成南宋初年許多官員即使沒有明確的新法立場也和新黨具有某種聯繫，基於現實的情況考慮，國難當頭，用人唯賢，朝廷在官員的任命上明確表示不會因黨派問題而對新黨抱有成見，這既是現實的考慮，也是朝廷在認識到了北宋黨爭所帶來的政治分裂後，做出的彌合黨派矛盾的努力。這一時期重修的神宗實録，也能夠看到朝廷在對於前朝的歷史評價方面也傾向於採取更加中立、客觀的方式，以避免加劇黨派的矛盾，從而收人心而招和氣。可以說，在主流政治風氣改變的情況下，南宋初年所貫徹的政治路線更像是對於前朝路線的一次大規模改正而非全盤否定。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就是兩類不同的士大夫，他們之間的價值取向也是大相徑庭。在某種意義上，其實「王安石變法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的老觀點還是有一定實際意義的。雖然王曾瑜先生在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簡論》里用兩人的田產數字駁斥了這一觀點，但是我覺得只看田產數目是沒有意義的，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官做到了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在國史里有傳記，應該算是中高級官僚，王安石的父親王益則是卒於建康府通判的任上，只能算是中級官僚，並且由於王益去世的比較早，王安石基本沒有得到門蔭。至於婚姻，司馬光的岳父是張存，印象里似乎做過陝西都轉運使，而王安石的家庭似乎並不能為他在政治上提供一定的助力。更別提司馬光還有一個把他當做政治繼承人的龐籍了。以前做過一個兩人熙寧之前經歷的爬梳，有興趣地可以一看。
http://tieba.baidu.com/p/3160800950?share=9105fr=share
任何政治變革都牽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意識形態問題，第二問題是政策制定與實施相齟齬的問題。
任何變革都有兩個問題，當然也會有據此反對的聲音，王安石變法也不例外。有兩篇論文便是基於此，討論王安石變法為什麼遇到阻力：
一《北宋熙寧青苗借貸及其經義論辯：以王安石《周禮》學為線索》（俞菁慧）
通過這篇文章，你會明白司馬光等人從國家法理（意識形態）的角度不認可變法。比如青苗法要求政府收利息，介入民間借貸市場，與民爭利。在司馬光等人看來，這是不符合儒家學說。王安石為了應對質疑，便在《周禮》中尋找政策合法性。
類似於「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如何在舊有意識文獻的基礎上，闡述出符合改革的輿論，是很多改革的必由之路。如今的人肯定很難理解意識形態對政策的影響，不過中國歷史上這類事很多，比如漢代國家專營鹽鐵時關於儒學的爭議，清末戊戌變法前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
二《王安石變法簡論》（王曾瑜）
這篇文章作者從政策具體實施效果的角度，談了為什麼很多人對變法持否定態度。比如免役法政策本意是交錢免役，政府再花錢僱人提供公共服務。可是實際效果是，百姓把錢交了，政府還是會讓百姓變相服役。連支持變法的宋神宗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失信於百姓」。青苗法也有同樣的問題，比如為了很多地方強制推廣青苗法，本來很多農戶不需要「貸款」，也必須貸款，結果青苗法在很多地區成了一種變相稅收。
變法（政治改革）政策目標和政策效果齟齬，是所有變法都會遇到的問題，因為政策制定者往往無法預測變法後帶來的新事物對變法的影響。簡單地說，變法政策是通過如今的靜態約束條件推出的，可是變法具體實施時面臨的約束條件的動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公社化，政策本身想通過規模效應提高農業收入，卻忽略了農業生產的搭便車問題，而農業生產搭便車問題是之前初級公社沒有的問題。
三、個人讀史的民科心得
讀史書的時候，個人感覺一定要有些經濟學基礎，特別是博弈論、經濟史和發展經濟學基礎。這是因為之前人對史料的整理，必然會嚴重不符合統計理論，你根本無法判斷史書中的很多史實到底是小概率事件（特例），還是普遍事件。要知道，即便是在當今社會，新聞報道和現實世界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因此你必須借鑒經濟學的理論，判斷哪種言論會更符合史實。比如關於青苗法的爭論。大家想想，青苗法是不是更接近如今的政策貸款和小額貸款。甚至如今小額貸款的利率大概也是20%-40%，和當年青苗法的二分利很接近。那麼如今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更加高效，我們銀行系統更加專業，政策貸款和小額貸款實施的效果怎麼樣？
推薦大家看看那邊《白人的負擔》，關於政策貸款，效果基本都不佳。看看新聞，在如今的中國依然存在很多當年司馬光等人批評的問題，比如強制貸款，比如貸款分配有問題，富人拿去套利，窮人得不到貸款。
同樣，關於小額貸款可以看看《貧困的本質》。雖然作者狄弗洛通過隨機對照試驗的結果，爭論說小額貸款效果很好，可實際上小額貸款還是面臨很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違約破產壓力。比如如果一個農民因為還不起貸款自殺了（被殺了），那麼政府會遇到多大的壓力？還記得《紙牌屋》里關於教育改革，教師罷工使得在家小女孩遇害那一段吧。
既然在如今社會金融領域更發達，無論是政策貸款，還是小額貸款，其效果要麼不是很好，要麼就是遇到極大的輿論壓力，那麼1000年前的宋代會比現代強么？
再比如免役法的結果，不但沒有減輕農民壓力，反而增加了納稅負擔。這其實是經濟史關於「政府可置信」與財政、利率研究的核心領域。1000年前，別說宋代，就是歐洲王權也是普遍不受約束的。政府說你給我借錢，明天還給你，肯定會違約。同樣，政府說今年你多納點稅，明天免稅，結果肯定明天照樣納稅。
再想想，用貨幣稅代替實物稅就一定是好的么？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貨幣有極大的可能波動，市場價更不用說，多少白菜爛在地里沒人要。在缺少多種經營手段、市場保險機制以及稅務核查缺乏規範的古代，貨幣稅替代實物稅，是一項非常複雜的系統工程，是不可能通過一次變法就實現的。下圖中北宋物價短期內也是劇烈波動的，這造成很多農民在通貨緊縮的過程中傾家蕩產。
四、如何看待司馬光反對變法？
司馬光反對變法實在是太正常了。如今的社會不是照樣有很多人反對變法？人總怕風險，懼怕革新，特別是當你要馴服新鮮事物，還有花費很多成本的時候。
奉勸題主一句，別聽下面那些答案忽悠，真真假假評頭論足，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沒有一成不變的變也沒用一成不變的不變，政治環境、所在高度、生活環境決定了他們對變法的態度。
對比司馬光前後的政治舉措，也是不一樣的，很多答案都說他贊成改革只是不同意王安石改革的方式，這不完全對。
下面貼出，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的通信，裡面兩人詳細闡述了自己對改革的意見，雖然是改革前期的想法，但是從中不難看出端倪。任何預設和判斷都要基於真實的史料，不能妄自揣測，斷章取義。
《與王介甫第一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髙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逺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巳，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慾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曰譽盛徳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湏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本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炫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巳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苖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跡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巳。」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
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鄼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徳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徳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巳，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洶洶，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盡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嚮往之至。
瀉藥。
咱家的意見很簡單。
司馬光不反對變法，他反對的是王安石式的變法！
在變法之前，他其實也是愛談變法，愛談革新的。
大宋當時的形勢，不變法日子過不下去。
是個聰明人就主張有所改革。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王安石的搞法。
司馬光是不支持的。
他和王體現的的是兩種政治立場，兩種改革取向。變法可以，但不能是新黨變法。
所以新黨失敗後骨幹都萬劫不復了。新黨成功後你認為司馬光他們的下場會是什麼？
變法若是成功舊黨就沒活路了，不但自己沒活路，子孫後代也是上位希望渺茫
同樣，舊黨的有些人也承認新法有可取之處，國家也到了需要變法的時候，但是要在舊黨的手中變，不然就不變
所謂黨爭。就是官員結成黨派。為爭取政治利益互相攻擊，這爭權奪利。不是一人一門之事，更是牽連數以千計的人員，以及後世子孫地仕途空間。所以必慘烈無比。
宋明地黨爭：「一派如是跌下，不但當事人罷官貶職，連帶一大群人。更是禍及子孫，以後子孫都難以在仕途上有大地發展，這爭。就不以一人一心而改變，而緩和了。」宋地黨爭，斷送了變法。並且延續到南宋。禍端百年。明後期，東林黨與浙齊楚黨，以至發展到後來與閹黨的紛爭，為最終導致了明朝的滅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筆。這場幾十年間地戰鬥。無論舉什麼為國為民大義凌然地牌子，其實上就是為同黨。為後世子孫，爭奪仕途空間，這從日後東林黨控制南方科舉。非東林黨人難以中舉，就可以清晰的表現出來了。
什麼為國為民大義凌然，這實是可笑之極。一旦黨爭。就是爭奪生存空間，在最寬容地宋朝，這失敗，也要禍及數代子孫。這是何等慘烈？那容得幾分仁慈和大義在裡面？
因為司馬光是歷史學家，更善於從以往歷史中尋找事情的根本問題所在和解決方案。所以他從歷史經驗中更容易得出王安石變法脫離實際無法成功的結論。
我在王安石為人如何？為什麼歷史上褒貶不一？如何正確評價？ - 趙乾的回答 - 知乎中提到司馬光在變法中的重要觀點。
對於這一點，王安石的政治對手們非常清楚，尤其是作為反對派領袖的司馬光。司馬光不是經濟學家，他沒有王安石這樣的眼光，可以看到通過增加流動來增加財富的方法，他的思想中，國家的財富是固定的，政府多一分，百姓就少一分。從經濟學方面看，這個觀點當然不對。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司馬光作為一名偉大且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的觀點或許缺乏創意，但都是從歷史長河中經歷多次驗證後得到的經驗。司馬光立足於中國農業社會這個現狀，明白今日的所為，不管有多美妙的包裝，終究逃不出當年桑弘羊那樣與民爭利的結局。從這個角度說，王安石和司馬光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物：王安石眼界開闊，思維超前，但卻忽略了現實的客觀狀態；司馬光思想保守，缺乏創意，但卻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明白同樣的土壤最終還是同樣果實這個道理。而司馬光顯然更代表了農業社會中士大夫階層的特點，所以，當時的名流都站到司馬光一方，也不足為怪了。
這裡一定要把握一個關鍵點。宋代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農業社會！雖然現在網上不少人把宋代無限炒作，努力往商業社會甚至前期資本主義方面包裝。但嚴謹來看，只能說宋代的商品經濟在中國歷代中算是相對發達的，但依然是一個標準的農業社會。明白了這一點，再回頭看王安石和司馬光，就很容易弄清楚二人政見如此對立的原因。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是在不改變宋代立國制度的前提下，解決財政出現的危機。王安石本人是一位經濟學家，所以他的一系列政策從今天看有其科學性，他的政策更多是為了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從而增加社會財富，最終達到 「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這麼一個境界——也就是說，王安石認為，國家財富不是零和的，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政策達到國家與百姓共同富裕的境界。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想法並不錯，但看歷史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忽略歷史背景，拿今天的視角看過去。王的思想，其實相當於在一千多年前的農業社會建立一個中央銀行、中儲糧總公司和各級政府主控的商業銀行，如果考慮到那個時期糧食的地位與工業社會的重要性差異，實際上相當於建立起今天絕大部分物資國字頭的儲備和流通公司。通過這個做法，合理全國範圍的物資調配，增加貨幣流動速度。這些放在工業社會，尤其是現代金融社會，當然是絕對正確的行為，不過放在農業社會，國家不可能具備承擔這些經濟行為的執行效率。 這也是後來王安石為了強制推進新法只能啟用大量酷吏的原因了。
所以可以說，王安石的思想不能簡單說是錯誤，而是太超前。但許多時候超前放在實際應用中也等同於錯誤。而作為與王安石能力互補型的司馬光，在經濟學方面缺乏特長，但恰恰是位優秀的歷史學家，這種人最擅長的就是以史為鑒，所以司馬光得出的結論就是：既然現在和過去的社會形態沒有多大變化，那麼過去做不成的事現在肯定也做不成。司馬光實際上是看出了當時農業社會的特點，認為社會財富整體上是零和的，政府多徵收，百姓就多吃虧，所謂共同富裕都是忽悠皇帝的。如果用辯證的眼光看待歷史，會發現司馬光的見解更符合當時的社會形態：在商品經濟不夠發達、科技發展緩慢的農業社會情況下，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積累是極其緩慢的，短期內可以認為是幾乎零增長狀態，這種情況下，想靠政府刺激而短期內大幅提高社會財富，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裡還要格外指出：一些人將司馬光的反對歸咎為大地主階級利益。這種說法其實偏離了問題。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形態下，註定是地主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時代，在這種形態下，無論司馬光還是王安石，實際上都不可能跳出這個歷史階段，都不可能消滅大地主階級或者減少其利益。王安石的變法固然想一定程度對地主階級進行限制，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地主階級很容易將矛盾轉移到了更底層百姓身上——這種階級情況是農業社會下最基本的社會架構問題，在進入工業社會前甚至還必須加上屆時足夠的革命行動前，不可能有人力解決這樣的問題。事實上，中國真正到消滅大地主階級利益，已經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的事情了。所以，不能簡單地將王安石和司馬光定義為進步或保守，畢竟彼時的社會階級架構是固定的，二人都沒有改變的可能，二人所做的都是設法在這一社會架構下如何相對發展更好一點、社會更穩定一點。
綜上所述，司馬光的堅決反對更多是其個人能力的特長決定的。他的能力屬性中最強的歷史研究，給其反對變法帶來了最堅定的反對信心和最充沛的反對論據。
冤枉啊！
司馬光支持變法，但不支持瞎雞巴變。他和王安石的私交很好，但他深信王安石的方案害慘了太多人，直呼荼毒。
讀《資治通鑒》，你會發現，司馬光把「如何看待王安石變法」和「我為什麼反對變法」「支持變法的人目的何在」「我有多麼地恨新政」寫進了書里。多年前，當我看到本書對唐代永貞革新的描述的時候，是很吃驚的。那感覺就像看到了一個黑子一樣，發誓要將新黨黑出翔。
故事是這樣的：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撥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一開始我不太明白這段歷史怎麼會這樣寫，轉念一想才搞明白，司馬光是欲「借古諷今」。一肚子怨氣沒辦法直接對新黨開火，但他列出了唐代新黨的諸多罪狀：
- 新黨老大王伾，長得好醜啊！
- 還說著個杭州話（他馬的，杭州人不港杭州話？）
- 天天哄著皇上玩遊戲，不務正業。
- 新黨另一個老大王叔文，還算懂點文化，但非常自負，喜歡言事，但不如王伾一樣出入無阻。
- 王伾、王叔文、牛昭容，天天在一起吹牛逼。吹完牛逼就拍腦袋決定一件事，直接交付宰相韋執誼去執行。
- 宰相韋執誼腆著個大逼臉坐鎮南衙，其實就是個跑堂的！
- 新黨骨幹，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在外頭負責給新黨營造氣氛。也是天天蹲在一起吹牛逼，你誇我「再世的伊尹」，我誇你「新一代的管仲」。誇完以後，抱頭痛哭，並說：「天下真的找不出像我們這樣優秀的人了」。
- 士大夫很噁心他們，卻也不敢反對他們，只好道路以目！
- 和他們關係好的他們就提拔，關係差的就打壓。有時候一天提拔好幾人，這幾個人裡頭要是有誰說「嗯，我看×××不錯，可以當××官」，不出一兩天，那人就當上了。
- 新黨骨幹成員家門口天天有來送禮的， 日夜車馬如市！
- 最搞笑的是，王叔文和王伾家所在的片區，房錢都漲了！他家外頭燒餅店門口，一張破席子租金一天一千塊！為什麼？因為送禮的太多了！得排隊。
- 王伾太假了，住個破屋，卻專愛受賄，定做了個大箱子，金條放裡面，夫妻倆就睡箱子上。
看到這裡，你是否看到了司馬光的憤怒呢？
以上人員，暗指呂惠卿、曾布、章惇、呂嘉問、李定、鄧綰、蔡京等，可對號入座。可見，司馬光反對的是「求奇以至民怨沸騰」，反對的是「利用變法謀私利」。
說他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那是扯淡。司馬光從來都認為當時的弊端很多，的確要改革，革除積弊，也願意出謀劃策。但絕不是王安石那樣，要把原有的全部推翻。「 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王安石用事，有沒有的直接硬上，司馬光和一眾官員就很抑鬱。
和許多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不反對變法的官員一樣，眼睜睜看著王安石的暴風驟雨刮下去，眼看著邁步子，眼看著蛋碎了。保甲法逼得百姓用戳瞎雙眼、砍斷手指等自殘手段來逃避，青苗法也變成了強行向百姓發高利貸。老百姓是不知道王老師的良苦用心，老百姓只知道日子比以前更苦了。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信，說青苗法，原本是政府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借款給農民，還款加利息，到下頭就成了「 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既然要執行新法，那必然要有考核，不然誰給你干啊。於是為朝廷交糧多的官員，就能得到升遷，那就變著法地搜刮。
王安石不是看不到這些，王安石變法，重在解決大宋朝朝廷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起因自然不是百姓的死活，但王安石也希望「百姓不加賦而國用足」。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骨感的，司馬光是這麼跟王安石說的。王安石給他回信，「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我也不多廢話什麼了，因為即便說了，最終你還是聽不進我說什麼」。
最終，司馬光指出了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根本原因：「 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 」他看出了朝廷在與民爭利，而王安石變法，重心不在於解民急，而在於解朝廷之急。那一刻，我深信司馬溫公知道自己已經站在了誰的對立面。
看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南北之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視角。
王安石是 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 。司馬光是 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 。如果以淮河為界分南北，王安石是南方人，司馬光是北方人。
事實上，王安石新黨大多是南方人，比如，呂惠卿是泉州南安水頭鎮朴里人，曾布是 江西南豐人 。 章淳是浦城（今屬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縣）人 ，蔡京是 興化軍仙游縣慈孝里赤嶺（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縣楓亭鎮東宅村）人 。
而司馬光舊黨則是北方人居多。韓琦相州安陽（今河南安陽）人， 程顥 、程頤是河南洛陽人 。舊黨中的洛黨、朔黨本身就是北方人組成的黨團。其中特殊的是歐陽修和蘇軾。歐陽修是 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 ，蘇軾是 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 。但是此二人本身是想改革的，蘇軾介於新舊黨之間，歐陽修和范仲淹搞過慶曆新政。只是因為改革分歧，才被王安石排斥。
總的說，北宋南人主改革，北人重因循。因為宋初多用北方謹重之士，甚至據說拒絕使用浮躁的南士。北方大族某種程度上壟斷朝政。後起的南方文士要想出頭，就要打著改革變法的旗幟。而他們的改革無論名義如何，實質是加強政府權力，擴充國家財稅。這也迎合了宋朝皇帝富國強兵、改變現狀的想法，反而容易被年輕氣盛的君王快速提拔。這在保守的北人看來，就是躁進，輕易變革國本，擴充政府權力，甚而荼毒百姓。對於銳氣的南人看來，這是改變當前政經危機的必須手段，利用輿論和皇權上位的最好方法。
就是說，政治位置決定他們對改革的立場，南北差異又激化 他們的政治分歧。最後憑藉相權開始黨爭，黨爭又加劇了南北人之間的對立。
下面談談我對王安石變法的理解。
---------------------------
對於王安石變法的理解，對我感觸最大的，是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此書的副標題是宋朝士大夫的政治文化，這也是本書的關注點所在。下面也由此談談自己的想法。
歷史學者公認，宋朝是最優待讀書人的朝代，統治者大力崇獎儒學。宋朝也是儒家士大夫政治文化意識最強的時代。在儒家的框架下，他們的政治文化意識，超越漢唐，直接承接三代（堯舜禹）。在他們看來，漢唐雖然國土龐大、軍事強盛，但是談不上文明道德仁義之國，君王獨裁，臣僚柔媚，上下猜忌。他們嚮往的三代，就是君臣共治、上下一心。換句話說，他們的政治理想，就是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儒家士大夫在三代理想的指引下，開始了對文化、政治和社會的大規模革新要求。他們用的方式，是托古改制，根據的理論翻版，是被認為三代文化結晶的周禮。這個革新運動開端於宋仁宗時期。運動的最高峰，就是王安石變法。從這個角度看，王安石變法不僅是簡單的富國強兵改革，而是百年政治社會文化變革的高潮。
最開始，王安石也被看成是這個變革運動的當然代表，是當時儒家士大夫公認的文化領袖。他擔當這個變革的主導者，最初是被共同接受的，變法也得到士大夫廣泛響應。而宋神宗也是極其信任王安石的，給了王安石時代最強的相權。這也是儒家士大夫政治理想最可能實現的時期，第二接近的大概就是王莽改制時期了。
但是，為何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為何政治文化變革戛然而止？為何儒家理想無疾而終？
這就涉及權力介入下的思想和觀點爭執，最終表現為現實政治中的黨爭。王安石雖然尊崇周禮和儒家理想，但其變革實質無疑是加強政府權力，這與士大夫主導的共治理想貌合神離。其中對相權的尤其強化，既是儒家理想的體現，也造成宰相和士大夫的權力差距。於是，得宰相者得朝廷，一朝為相大權獨攬。相權既是推行理想的手段，也是排斥異己的利器。宋朝政局也在相權的基礎上，開始了朋黨政治的爭鬥。
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批評，一些在執行中也是合理的意見。如果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蘇軾等人一旁監督，兩相斟酌取其長處，難道不是最最理想的狀態。結果，王安石卻以防止動搖國是的理由，把這個異論者壓壓制十年之久。作為報復，司馬光執政時又盡反變法之政，弄得蘇軾也要罵司馬牛。有人說王安石執拗，司馬光何嘗不執拗。更為可怕的是，王安石與司馬光可能個人並無成見，甚至還可以成為朋友。但是圍繞他們形成的黨團卻是水火不容的。掌握相權的宋人大多專斷。相權給了他們專斷的權力，也讓他們意識到失去權力的風險。相權結合朋黨，舉朝皆用黨人。政敵執政，即一反前政。原先正常的理論分歧，被意氣之爭和權力意識左右。改革之前的共識，也被書生意氣和權力鬥爭消耗殆盡。
宋朝士大夫回顧王安石變法，大都羨慕王安石得君行道，又感慨王安石過於躁進，辜負了君臣共治的大好局面，同時也反思了異見者的偏執：
「新法之行，正緣吾黨攻之太力，遂至各成黨與，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過何害?」 ——程頤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程頤
「王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屈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溫
其中感慨最深的是朱熹，他的詩文受王安石影響很大，精神氣質也頗類王安石。他對王安石的評價，也充滿了理解和衝突：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朱熹
「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略)但今人只見介甫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甫者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朱熹
不過在朱熹的時期，君權已經重新收回宰相過大的權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也漸行漸遠。向明代的君權獨攬發展，已經是隱隱可見的趨勢。
讀完余英時先生的書，我有一種特殊的感慨。在儒家士大夫最接近理想的時候，也是最容易看出他們自身的弱點。那種缺乏政治平衡、黨同伐異、意氣之爭，在他們的政治實踐中發揚光大。這也是中國讀書人的劣根性。看完以後，我也不完全相信知識分子的理想了，因為當理想最可能實現的時候，他們可能也因為自己的因素功虧一簣！
北宋已經被仁宗那一輩「名臣」把家敗得差不多了，有點見識的大臣都知道要改變。司馬光早期也推崇王安石，不過他沒想到王安石進中央變法是真的動刀子。
改革別人他司馬光是沒意見的，但是變法觸動了他本身和他親戚門生的利益他就不能忍了！
再加上王安石這種情商超級低的人為了變法一點不肯通融，那麼這種政治分歧已經變成私怨了。當這種私怨在地窖里積累十多年後什麼變態的事情做不出來呢？
別說反對變法，把國家佔領的城市送給敵國之類的，估計他就等不及神宗上天了，至於老百姓死不死的他真的不在乎。
這麼多答案，就2個說出了，變法本身是有很大問題，加上童貫上面答案都還算正常；其他一堆答案都沒搞清楚這個變法，政治，經濟上帶來的問題，在那大噴司馬光，也是奇景。什麼司馬光沒有執政能力，只會賣弄道德，什麼因循守舊；什麼不懂創新；
王安石變法結果就是禍國殃民，司馬光反對有何不可，這和司馬光私德如何，或者這麼說以往職業能力也不矛盾。
變法實際是神宗，王安石是打手，是宋神宗振興皇權的工具，用慘烈手段打擊異己，敗壞北宋政風； 表面上的口號是弱富民而利貧民，實際上貧民也受害，另外，富民也沒有理由因為富就被弱了。
再者，王安石只弱經營致富的富民，不弱攀附權勢的富民 ，實際上起到了打擊民間自組織的作用；通過變法強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力，削弱了地方政府和民間的權力。
王安石變法，在古代主流態度的批判，即使有誇獎，也是大批判中的小誇獎；
真正大夸特誇，王安石翻身是在改開以後，響應改開而已，所以教科書里所有變法都是正面的；為自己找依據是政治干預學術的結果；
加上我朝就是大政府，和王的思路是一樣，捧王也就顯得很順理成章；
[李華瑞教授訪談實錄]宋代政治與社會
宋代政府的政策，特別是王安石變法和蔡京變法的措施，好像很類似於如今談到的「大政府」政策。這種財政方向您覺得到底是有利於還是有害於整體社會的發展？這方面來說，它和唐特別是唐後期區別大嗎？（dolphin）
答：中國古代一直存在主張政府干預和反對政府干預兩種經濟思想，從先秦管仲、商鞅、漢武帝時桑弘羊、到王安石、蔡京都是積極推行政府干預的主要代表。至於是否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那主要是看這種干預的程度，適度的干預是有利的，特別是在中國古代更是如此。但超過了一定的度，由政府包辦所有大的經濟行為和運作，對社會無疑是有害的，特別是對普通民眾危害更大。王安石變法在政府干預經濟上已有超過經濟運行規律的傾向，而蔡京把這種干預推向極致，故對社會危害更大。唐後期對鹽茶酒都實行專賣，但程度遠不能與宋相比，因為唐後期中央政府衰弱，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就有限。藩鎮各自為陣，中央官府所獲利很有限。
變法派、保守派所爭論的主要內容，其實就是政府應不應該全面插手經濟運行。
變法派認為，政府應該全面插手經濟運行；保守派認為，政府不應該全面插手經濟運行。
相關的爭論，在古今中外的經濟史上，都從未停止過；就是在現代中國，也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哪種觀點正確呢？從主流的觀點去看，大約是司馬光的觀點更正確一些。
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講了一大堆內容，其實就是呼籲政府全面插手經濟運行。
政府全面插手經濟運行的好處，有多少呢？自然能說出一大堆。比如，政府放貸，老百姓就不用受高利貸的盤剝了；再比如，政府建立更多的國營物流公司、國營商場，老百姓就可以買到更便宜的貨物了；再比如，政府收錢雇民工，老百姓就不用為徭役奔波了；再比如，政府收錢儲備糧食，老百姓就相當於買了一份免於飢餓的保險......。
當然了，最大的好處就在於，政府沒有加稅，財政收入卻明顯增多了；因為政府參與上述哪項經濟活動，都可以獲得數額不菲的收入。
對此，司馬光的態度很簡單，那就是：政府全面插手經濟運行，即使是出於好心，也會把事情辦壞的。
更主要的是，對於所謂的政府沒有加稅，而帝國財政收入明顯增多的說法。司馬光更是進行了無情的反駁。因為這就是政府巧立名目、變相盤剝老百姓罷了。你說政府沒有加稅，而財政收入增加，那不過自欺欺人罷了；你們這樣巧立名目、變相盤剝老百姓，還不如直接加稅呢！
王安石的變法，在傳統歷史書中，一直是臭名昭著的。因為說白了，這就是政府全面插手經濟運行，然後從中獲利罷了；它對緩解帝國的財政危機有重大意義，但是他顯然會觸犯各個階層的既得利益，對佔據更多資源的利益群體尤為明顯。
變法派會出現，而且會佔據上風。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帝國的財政危機必須得解決的，而保守派說來說去，似乎是無法解決這種危機的；變法派提供的方法，不管有多少爭議，顯然可以解決這種危機。
因為王安石站到了大多數人的反面，這樣的變法絕對不得善終，我見過最牛逼的也就是秦始皇、曹操、毛澤東了。
死後政策都維持不了多久，身後也沒什麼好名聲。
王安石只是茫茫多數反對變法的一個而已。王安石變法本來問題就很嚴重
而且不僅司馬光反對
蘇軾也反對
忽然想起了一個笑話:
司馬光拍拍王安石的肩膀：「介甫，跟我斗？你還是太嫩了。」王安石淡定地回擊：「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砸個水缸嘛？換了我也一定會這麼做，我和你比，只是少一個機會罷了。」
司馬光眼中射出兩道寒光：「機會，是自己創造的。你只知道老夫砸缸，卻不知道那孩子是怎麼掉進去的吧？」
司馬光:王安石這麼做肯定是不對的，所以我要反對！什麼？你問怎麼做才是對的，這個我還沒想好，反正我知道王安石是不對的。
個人亂講的哈：
歷史上，太多時候都是一旦江山略穩定下來，官僚階層的派系之爭就發酵開來。
觀點與政見當然有不同。不過，似乎大多時候是為了不同而不同而已。
都是文化人，怎麼能公開承認這一派就是想干倒另一派，管你什麼觀點對錯。
因為變法是錯誤的啊，搞得民不聊生，懂現代經濟學的人都會反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