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是工業黨？有自認為是工業黨人的權威定義嗎？
有人邀請，回答下。
來源
工業黨是一個新興事物，起源應該是來自一些軍事、歷史愛好者論壇和一些理工科垂直論壇（計算機除外，計算機科學基本都反 tg，因為 tg 影響他們上網……）的水區，在新浪微博開通之後融合而成，時間點則與 @冷哲 所說「第二種民族主義」的來潮吻合。
構成
主要是理工科專業大學生、研究人員和相關業者，本身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年齡在 20-30 歲（2014 年）。男性居多。
- 認同
- 功利主義，認為可以為達到某個宏大目標犧牲一部分人，比如通過計劃來建立工業體系
- 現代生活方式，並支持給他們提供這些的人——比如不少工業黨都挺劉志軍
- 成王敗寇，以及有競爭性的國際體系
- 不反對威權——只要它能發展經濟；但同時也不反對西方制度
- tg 是有問題的——不過好於（依其標準）歷史上的所有時候，並且能通過經濟的繼續發展自發地解決這些問題，建立「良好的制度」（可能不同於西方）
- 對重工業、軍事工業、基礎科學了解，樂見其發展
- 反對
- 傳統文化，認為是封建復辟
- 「高雅藝術」，認為是浪費資源
可能關注我的人都知道，因為不滿於知乎環境庸俗化，我從今年起基本不在知乎上正兒八經寫答案了，平常就是潛水點贊。但看到 @Jimmy的答案里提到這句話「社會制度只是界面，工業化才是內核」，覺得還是有必要說一說。為什麼覺得有必要說，大家看我的簽名就清楚了。至少在我印象中，我沒見過知乎有比我更早提到這句話的用戶。
我想說的東西先擺在前面，就三句話。
第一，儘管我的簽名是這個，但我不是工業黨。
第二，跳出意識形態來看，工業黨算是目前各種意識形態里比較好的選擇。
第三，歷史就是無情者通過照料無腦者而戰勝無腦者的過程。
第一個問題我覺得挺好回答的，我過去的答案擺在這裡：
為什麼柴靜的《穹頂之下》會受到很多人的抨擊？ - 小屋住不下的回答
如何看待 BBC 紀錄片「中式學校」 里中國班贏了？ - 小屋住不下的回答
如何看待「真正的惡魔，正是無限膨脹的民意，堅信自己是善人，對落入陰溝的骯髒野狗進行群毆的善良的市民」？ - 小屋住不下的回答
知乎 - 與世界分享你的知識、經驗和見解
民主的可行性與民眾素質有關係嗎？ - 小屋住不下的回答
還有一些對現有體制更直接批判的答案都被封了。而知乎畢竟是個公眾平台，如果你在微信群或者其它更私密的場合跟我聊，你絕不會想到我是個工業黨。總之，如果有人認為「工業黨就是用工業化不足把改革滯後合理化」，那我好像不符合這個定義。我認為現有體制確實需要改革，只是改革方向並不是簡單的自由化或民主化，而是法治化和協商化。當然，現實是當前在開倒車。
第二個問題就比較大了。
先講個故事來說明一下「什麼叫做跳出意識形態看」。
去年大約這個時候，我去拜訪一位前輩，他實際參與了中國在非洲布局的很多過程，扮演的角色接近黑斯廷斯之於印度，但職位沒這麼高。我們聊起來非洲的工業化，他給我講在非洲某國的經歷和感悟。
他大約在八年前去過這個國家，三年前又去過一次。五年前這個國家的首都基本是大農村，五年後首都多了一堆鐵皮房子，是當地貧民用國際援助過來的物料（比如說汽車什麼的）垃圾蓋起來的。因為這個國家初步現代化之後人口暴漲，而部落傳統中人多了就要互相打仗。很多人為了活命從鄉下部落逃到首都（因為首都有聯合國觀察機構，不會允許出現大屠殺事件），所以首都瞬間多了一大批難民。這些難民逐漸就用垃圾物料蓋房子定居下來，然後慢慢發展出一個龐大的貧民窟。
這個貧民窟的經濟活動規模其實非常大，因為人多，需求多，交易量大，所以地下黑市非常發達。為什麼說是地下黑市呢？我們知道正常市場是應該得到以公權力為後盾的法律體制保護的，但這個國家的政府落後到根本沒有能力從交易中獲益，也沒有能力約束經濟交易中的任何行為。你說政府對黑市收稅，好，這個政府的警察連槍都配不起，而黑市有足夠經濟實力從維和部隊和國際軍火商等渠道去買槍，收稅，警察根本連黑社會都打不過。發槍？發槍第二天警察就把槍賣給黑社會發一筆財了。而沒有稅收，政府就沒有可能在這個黑市建立起任何公共秩序，更別說法律了。所以警察連黑市的治安都管不了。或者就算政府花一大筆錢建立強大的警察機構，它收上來的稅都不夠彌補花出去的錢。正常社會發展的思路是「流寇變坐寇」，但在這個國家不好使。因為坐寇沒有流寇強大。但你把強大的流寇扶正當坐寇行不行？也不行。因為現在這個弱小的坐寇還是遵循國際法規範的，而黑市根本不管這些。而聯合國是不敢冒險放手不管，在這個地方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的，否則它自己的道德正當性就沒有了。
你看這是不是個僵局？
而我拜訪的這個前輩考察了之後呢，就跟當地國際組織提了這麼一個意見。他說中國80年代的時候有個很類似的情況，就是因為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省級政府對地方產業收稅很困難，而上級政府沒有稅收，公共物品就提供不了，這是個僵局。後來政府發現了一個辦法可以繞過去，就是收過路費。你要搞貿易運輸，你總要有路，而長途公路基本上是貿易必須走的，司機不會選擇為逃稅而繞路走，因為安全風險太大了。而收費點是固定的，便於管理，不存在成本過高的情況。所以政府後來嘗到了甜頭，很愛修路。那他就建議在當地複製這個經驗，不對首都的黑市交易收稅，而是對長途貿易收過路費。這個國家部落里的水果和菌類都是極品，長途貿易利潤極高，就算多收點，商人還是有得賺。而政府有了穩定稅收後就願意修更多路，久而久之，國家基本秩序就建立起來了。
現在你告訴我，這個方案是按照哪種意識形態來的？是左派還是右派？是自由主義還是獨裁主義？是情懷黨還是工業黨？
都不是。人家就TMD是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案而已。
這就叫跳出意識形態看問題。你別說英美學者做了多少研究寫了多少論文，人家就是想不到可以這麼搞。你也別說這是中國經驗中國模式，誰說只有權威主義能提高國家能力？誰說法治在構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是不重要的？人家只是在解決問題，人家才懶得理你什麼意識形態。
但意識形態又是必要的。因為像這位前輩這種能夠很快找到解決問題方案的人少之又少，太少了。這種人到哪裡都是稀缺資源，所以你不要指望這個世界上的多數問題能靠這種人來解決。你只能指望那些問題被拖到一定程度之後就變得自然而然不是問題了。以前出差要介紹信，勞動力流動要暫住證，官批官倒搞出來一堆學生運動，這裡面哪些破事兒是政治改革解決的？都是拖到當局都覺得這些破辦法太不好用了，還是取消掉的好。你說這是中國人的陋習也好，智慧也好，這就是這個民族解決問題的方式。
所以我其實很同意 @Jimmy的說法：工業黨作為意識形態就是在和稀泥。這個意識形態是you know who is the elder悶聲大發財智慧的精華：打左燈，向右轉。因為中國的現實是生存競爭太慘烈，導致我們的聰明人又多又厲害，但我們的窮人更多更狠。而打左燈向右轉的道路是讓這兩撥人都能感到安全的：窮人覺得還是左燈，還不至於像印度那樣恢複種姓社會；聰明人覺得趙家人還能跟我坐一個桌上吃飯，他們還需要我，大家還過得去。你要是打右燈向右轉，數目巨大的窮人都不同意，他們會拿著各種IT公司996的規定來嘲笑你不姓趙也不姓馬不要指望個人的奮鬥。你打左燈向左轉，數目不一定很巨大但力量很強大的聰明人不同意，他們會拿前30年各種失敗來嘲笑你根本不懂得歷史的進程。
有很多右派會覺得居然有人認識不到只有憲政法治保護私產權才能促進社會發展，天哪太愚蠢了。有很多左派會覺得居然有人認識不到法律和政治機制本質上都是保護少數精英利益的反而心甘情願被剝削，天哪太愚蠢了。你真的不要指望去改變這兩部分人怎麼想，大家都是人，都對自己的判斷和見識有信心，都覺得大多數人比自己愚蠢得多，都不會被說服，真的。
所以工業黨用工業化需要資本和技術精英來安慰聰明人，用工業化最終惠及全體社會成員來安慰窮人，這是墜吼的意識形態。只不過當前國內論壇里主流的工業黨對工業的理解還停留在19世紀，大概跟執政黨處在一個水平線上。這正應了那句話，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執政黨。
再往大了說，其實也沒必要批意識形態，因為人活著就需要意識形態，因為意識形態能簡化你的判斷機制。
真要往本質上講，人類歷史沒什麼道理可言。皮薩羅要沒徵集到那幾艘船，說不定印加帝國就不會滅亡得那麼慘。古斯塔夫二世要不是被流彈打死，瑞典搞不好就跟大英帝國類似。李成梁頭腦一發熱，把努爾哈赤弄死了怎麼辦？倫敦住房結構要是沒發生變革，工業革命都不一定在英國爆發。希特勒如果只講反共不講反猶，柏林搞不好就是現代物理學的中心。
但我們相信有歷史規律的存在，因為我們大腦告訴我們，為了成功指導你的行為，你得按照一定的模式來解釋這個世界，你得給自己洗腦告訴自己好人有好報，付出就有收穫，尊重他人就能收穫他人的尊重……諸如此類，然後你再用這套東西去解釋所有失敗者的失敗。你不這麼做，你都找不到明天去上班/上學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你如果真的去看用科學方法論做出的論文，你一定會發現它的結論很小心謹慎，長篇大論最後得出來，可能只是一個或然。投票不一定有利於解決公共政策，樹立指示牌不一定有助於降低車禍發生率，嚴格限制性交易不一定有利於保護性工作者權益。但絕大多數人不喜歡這些「不一定」，他們要的是簡單粗暴確定的邏輯，這種東西最有助於他們在現實中現在、立刻、馬上作出決策：我到底買不買轉基因豆油，我到底看不看中醫，我到底買不買房，我到底移不移民。
所以人不能沒有意識形態。
而放在今天這個現實裡面，走下層路線，你能組織革命推翻現行體制嗎？走上層路線，你能說服中央正兒八經真搞能解決問題的改革嗎？某些人都蠢到要打左燈向左轉了，你指望跟他講什麼道理？
然而人總得需要點能說得通的邏輯說服自己活下去吧？說句實在話，當局不搞政治改革，你不去找ZNH的問題，你罵工業黨為虎作倀有毛用。
跳出意識形態，你發現其實TMD柴米油鹽最本質。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而鼓吹鼓吹工業化，至少還能讓國家多為你生產點柴米油鹽。
接下來說第三個問題。
這句話的原始版本是「歷史就是無情者對無腦者的勝利」，最初來自英劇《是，首相》。我覺得這裡的「勝利」可能引發歧義，所以我稍微改了一下表述。肉體消滅當然是一種勝利方式，但更徹底的勝利方式是讓失敗者感受不到反抗勝利者的必要性。
放眼人類歷史的長時間段，歷史解決一個問題所採用的方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人想不到的方式。
無數理想家曾經設想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但最終實現這個目標的是收集所有人信息的公安局和鋪天蓋地的攝像頭。
無數理想家曾經設想過有教無類的理想社會，但最終實現這個目標的是印刷機和為了普及技術教育而設立的公立義務教育體制。
無數理想家曾經設想過沒有階級衝突和暴力抗爭的社會，但最終實現這個目標的是鋪天蓋地的娛樂節目和遊戲動漫。
在這個過程中，情懷是有用的，不然我們今天還會停留在等級社會。但情懷起作用的方式並不是有情懷的人所設想的方式，其結果也不是有情懷的人所設想的結果。
因為絕大多數人喜歡欣賞情懷，但不喜歡承擔被情懷改變現狀的後果。除非他們發現改變並沒有觸動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人性。所以有情懷的人要想成功，基本上只有一種方式，那就是在兩件事裡面尋求最大公約數：實現自己的情懷，同時儘可能照顧多數人想偷懶的人性。這種人數量極少極稀缺，而且就算有，他也未必能遇到發揮自己特長的機會，比如我前文提到的前輩，現在基本賦閑在家了。但如果有情懷的人不想照顧多數人的人性，非得固執地讓他們跟自己一樣有情懷，那結果往往十分可怕。
馬克思主義者們看到了資本主義因為生產過剩而造成的社會危機，所以他們以為解決方案就是搞生產資料公有制，結果我們收穫了歷史上最強大也是最壞的官僚資本主義。今天全世界又面臨生產過剩，又有可愛的左派以為重提分配原則能解決問題，naive。生產過剩下還能保證每個人獲得必要生活資料的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就是國家給所有人都戴上手環，實時監測你的健康狀況，發送給你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順帶監視你不會去搞恐怖主義。你以為這種事不會出現，但你仔細想想，國家給你的微信賬戶里每月轉個1000塊很難嗎？國家利用你的微信數據監測你的消費習慣和健康狀況很難嗎？你覺得這是侵犯你隱私權和人身自由，但如果你身邊天天有恐怖分子利用各種無法監控的手段襲擊爆炸，你真的不會接受國家接管一切信息來保障你生命安全的提議？我覺得通過技術進步實現共產主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它一定跟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完全不一樣。它能保證每個人都分配到必要的生活資料，這在大數據年代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但它一定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能得到全面發展。更可能的情況是它用基本物質保障把人圈養住，再用網路遊戲、虛擬現實和人工智慧男女朋友之類的文化產業讓你根本沒有改變這個社會的動力。願意繼續奮鬥的人奮鬥，並且給不願意奮鬥的人充分的不奮鬥理由，這就是共產主義實現的方式。馬克思肯定不願意看到這個未來，但它實現起來更簡單，因為它只需要變革技術，不需要變革人性。
所以我根本不是因為當前這個體制寫下我的簽名的，我寫下我簽名的原因是：
人性最無腦，而技術最無情。
剛剛知道「工業黨」這個說法，縱覽了一下評論，覺得我應該會被歸入這個分類里。我就說一點我自己的想法吧。
百度了一下，所謂「工業黨」並不是一個官方或經過認證的說法，只是表明了一種共同的態度和邏輯，最早應該是出自這裡：《王小東：中國的工業化將決定中國與世界的命運——兼論「工業黨」對決「情懷黨」》
摘要：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通過實現工業化來一雪恥辱的決心是無比強烈舉世罕匹的，再得益於祖先的遺產，這令我們擁有了完成工業化的最核心的財富：全球最多的高素質勞動力。中國的工業化，除了有利於本國人民之外，還要讓所有第三世界國家也享受到工業化的成果，這應該是中國的普世價值。但是主流知識分子卻因自己的知識結構問題，「情懷」至上，成為絆腳石，這是中國前進途中面臨的最大阻力之一。
我本科學國際經濟與政治，研究生在美國念的工商管理。作為文科生，我並沒有深入的工業科技知識，但是我覺得王小東這段話一點問題都沒有。工業化對於一個國家繁榮和穩定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近百年來中外各國的發展路線無一不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到了知乎這裡竟然變成了意識形態之爭，這就是我萬萬不能理解的了。
學生時代和工作以後，我走過了很多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清楚地看到工業對於一個國家的意義。感觸最深的就是在南美洲那一段經歷。阿根廷，巴西，秘魯，智利，美麗的自然風光，熱情洋溢的人群，豐富的自然資源，背後是被大國各種碾壓的辛酸。辛辛苦苦開採的礦藏、生產的高價值作物，國際市場一輪波動就化為烏有。滿大街跑的汽車沒有一輛自己生產的，滿大街銀行都是外資的，在國際市場毫無話語權。國內少數巨富和國外豪商勾結，操縱貿易，一輪經濟危機以後不但毫髮無損，還把更多的底層人財富吸收上來。繁華的城市白天歌舞昇平，晚上就是犯罪的天堂。阿根廷人一提起馬島就恨得牙痒痒，但是拿英國毫無辦法，因為幾大國隨便弄一下匯率比索就大幅貶值，根本武裝不起軍隊，前段時間狼狽到了要靠以物易物的方式向中國買武器……
發展工業對資源集中能力要求很高也是事實，更何況現代工業發展到今天，多數行業已經進入了技術的瓶頸期，想再尋求進一步的技術突破對資源的需求更不是一兩家企業能推動的。發揮國家集中資源的優勢，贏得國際市場的競爭，難道不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么？如果自由主義體系下能夠產生一個更高效推動工業技術發展的實例，那我舉雙手贊成。但很無奈，目前我還沒看到任何成功的案例。不要動不動就拿馬一龍的SpaceX來說事兒，那玩意兒背後是NASA和各大科研機構多少年的積累，有馬一龍或者特斯拉什麼貢獻呢？什麼？你說政府沒錢，馬一龍進來合作共贏天經地義。那我國也在積極推PPP，怎麼沒見有人說句好？
我讀研的時候專門選修了一個號稱是美國學術地位很高、專註研究國際商業模式的教授的課，結果大失所望。該教授整日鼓吹的就是把高能耗、低能效的重複性勞動產業外包到發展中國年（特彆強調中國），然後發達國家通過高科技新產業控制住價值鏈的上游，把主要的利益都留在自己手中，同時控制中低端產品的定價權。在利益面前，什麼「國際分工」都是笑話。誰都想自己吃肉別人喝湯。我國的很多文藝青年喜歡帶著詩去遠方，用低廉的價格購買精美的少數民族工藝品作為旅行的紀念的時候，他們一邊感嘆邊區的窮困和鄉民的淳樸，一邊希望這裡「永遠不被現代文明所侵蝕」。請記住，多數發達國家也是這麼看中國的。
強國的地位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爭取來的。至今我走過了很多國家，見過了各種生存狀態的華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古今中外中華民族能夠結成的最強大的集體，這個集體毫無疑問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至少在目前這個國際形勢和社會發展階段下，全世界華人都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國。我完全不認同龍應台那一套「舍大家保小家」的小民意識。瑞士和新加坡只是特殊地緣政治下的產物，中國不可能走那樣的道路。我堅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市井小民的太平生活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我為身後這個強大的國家而自豪。
關於工業黨的想法我就說到這裡，我還想說說在一些回復中看到的觸目驚心的WG言論。
我認同 @LeoLyu的說法：「工業黨是一種思維角度，而不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對工業黨的評價也更不需要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所謂工業黨並不是一個實際的派別，只是一些擁有共同認識和思維邏輯的人罷了。這些人共同認識到了工業發展對於國家和民生的重要意義，也在很多問題上持不同的觀點。為什麼一定要抓住部分消極、激進的言論，忽視正確的部分，以偏概全的把一批人都打上「工業發展壓倒一切」的烙印，甚至升華到「支持中央集權、經濟國有化的民族主義思想」呢？
現今很多人遇到紛爭時，喜歡用「WG復辟」、「WG餘孽」來攻擊對方，但是在知乎原貼下面的回復中，我看到的恰恰是濃厚的WG思維氣息。
所謂WG思維，其形式上是給人扣帽子、劃成分、逼著站隊，本質上是以鬥爭為綱，為了製造出鬥爭的對象，以上綱上線的方式無限制放大問題，選擇性忽略優點，營造出一種非黑即白的對立局面。如今看看我們身邊，不只是知乎，各種線上線下，但凡有爭論，必帽子滿天飛，只要有不同的意見就直接劃入對立面，一棍子打死。至於對方的言論之中有沒有有益可取之處。誰在乎呢？
認真看了一下高贊數的回復。有些人僅僅從工業黨讚揚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對工業發展帶來了優勢，就能推導出工業黨是「為政權找合理性、為了發展可以犧牲一部分人」這種大是大非的結論，和「四人幫」當年大肆鼓吹的「唯生產力論」又有什麼差別呢？「唯生產力論是不要階級鬥爭，不搞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革命，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唯一的決定性的東西」 — — 四人幫。
把上面這句話的「社會主義革命」換成一些其他的左/右制度，是不是就很眼熟了？
其實認真的把王小東的文章看一遍，他所反對的「情懷黨」其實恰恰是用狹隘的眼光看問題、否定工業化對於發展的重要性、推崇意識形態高於一切的人。 @馬前卒 說自己沒有資格為工業黨下定義，評論中就有人直接得出工業黨作為意識形態越來越弱的結論。對有理、理性的思想和主張視而不見，把這些人都扣上「威權、陰謀」的大帽子拉出去遊街，就能讓國家往正確的方向發展了？
人與人本來就是千差萬別的。不論古今中外，團結是發展的基礎，把如此差異化的人群團結在一起，只有「求同存異」一條路。為了鬥爭而鬥爭，選擇「求異否存」，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還不清楚么？產生WG的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環境已經過去了，中國大地不可能再發生另一次WG。但WG的思維從未遠離，WG一定還會發生，只是會以另一個樣子出現。
「工業黨」案始末
@原泉@馬前卒
實際上這個組織應該是當局故意嚇唬小資工程師的背景下由契卡搞出來的釣魚工程，辦案過程漫天撒網地貌似要株連全蘇工業界，檢察官也洋洋洒洒的搞大新聞把工業界批判了一番，其實被告人加在一起才………………八個人，其中槍斃了一個帕爾欽斯基，偵查中死了一個（如果這兩個人不是契卡找來的托的話）。
啦，我也自認為是工業黨。
因為我相信Solow 模型的結論：在長期，只有技術進步是增長的來源。這麼多答案，最可笑的是，沒有一個是被工業黨人自我認同的發言。
高贊的是自認不是工業黨的人對工業黨這個群體的包裝或者污衊。
我又認真去網上搜索了一輪。得到了一個其實最簡單的答案：
並沒有工業黨。這裡的討論，荒謬程度近乎「清風亂翻書」就砍別人的頭。
當然，我點贊了一個答案，它指出了，蘇聯時代，用工業黨作為罪名逮捕了一批人。
1、我就是典型的工業黨。
2、工業黨這個概念，被一群完全不懂工業的人妖魔化。這些人，有自稱工業黨的，有自稱反工業黨的。
3、工業黨的含義，是指精通某個工業領域並且清楚整個工業體系在一個大環境中的運作方式的人。
4、哪些人不是工業黨？
大多數環保人士不是工業黨，比如那些以為可降解紙做飯盒的污染低於泡沫聚苯乙烯飯盒的人，比如那些以為驅趕大型PX工程可以減少污染的人，比如連岳那種人。
不懂工業製造產業鏈的人，不是工業黨。典型代表是羅永浩。
對工業技術一竅不通的人，比如知乎大多數的程序員。
5、工業黨的特徵：
他認為製造技術是一個大國的核心競爭力。他知道製造、材料、能源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互聯網和金融。
他看不起特斯拉這樣製造技術比豐田落後二十年、機械設計技術比豐田至少落後三十年卻到處玄吹的零技術企業。更看不起特斯拉買一條豐田淘汰的的二手生產線卻拿來吹牛。
他看不馬斯克這種人，當然也看不起崇拜馬斯克的人，不是說看不起這些馬斯克粉絲的人品，而是看不起他們的智力和工業知識。
工業黨知道中國大陸1949年後的前三十年不是一無是處，而是為後來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工業黨知道一個國家擁有鋼鐵廠、機床廠、造船廠、機械加工廠這些年年虧本的企業，比擁有整個矽谷的所謂高技術公司更重要，絕不會用寶鋼、武鋼、高鐵、發電廠之類的工業骨幹去交換蘋果和谷歌。
工業黨知道修路遠遠比修建互聯網更重要。高鐵、村村通公路，這些偉大成就，比一百個阿里巴巴、一千個百度、一萬個騰訊要重要得多。
工業黨看待經濟，是從整個國家工業體系的可靠性來看的，而不是看一些名氣極大、利潤極高的紅火明星企業。
工業黨不會看中矽谷和華爾街。他不會認為日本已經是可以忽略的對手，他知道日本的創新能力遠遠領先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他知道德國的傳統工業可以讓德國很多領域處於領先。
工業黨都是真正的環保主義者，也都是非主流環保主義。他們的見識，公知之類的環保文傻無法聽懂。
工業黨會告訴你：如果你禁止大型化工廠，就會有無數偷偷摸摸的小化工廠生產，會導致多幾十倍的污染。所以環保的最好辦法，就是支持廈門PX、鎮海PX、大連PX之類的特大化工企業。
工業黨會告訴你：可降解的紙飯盒在製造過程中造成的污染，遠遠高於塑料飯盒。
工業黨會告訴你：特斯拉是一種能耗極高的不環保車。
工業黨會告訴你：為了保護勞工權益的勞動法，是斷送中國製造業創造力的罪人。
工業黨會告訴你：電腦晶元、你的iPhone手機，這些都是很大的污染源，為了製造他們，需要付出整個產業鏈無數的污染代價。而你們買的特斯拉，凱迪拉克，勞斯萊斯，都是製造過程產生巨大污染的產業。你們居住的豪宅別墅，都是污染很大的。
工業黨會告訴你：柴靜的《穹頂之下》是多麼無恥的對工業的誹謗和栽贓。她非常取巧地避開了一個問題：北京上海之類一二線大城市的中產階級的生活，包括柴靜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才是這個世界上污染最大的來源。——汽車，飛機，跨國旅遊，從農村搬到城市，自駕游，買大量的衣服和消費品，天天洗澡，化妝卸妝，豪華精緻的室內裝修，製造大都市的鋼筋水泥，經常換的電子科技產品，餐廳吃飯，冰箱，空調，暖氣，這一切，都是污染的來源。甚至可以說，對污染的貢獻，基本上和一個群體的消費是成正比的。知乎上典型的月薪很多萬的那些自以為環保的精英，以及柴靜之類生個孩子都要飛到美國、整天飛機飛來飛去的人，他們製造的污染，比普通底層工人農民要高几十倍。
所以，柴靜這樣的人，她巧妙地討好有話語權的大城市中產階級，卻把污染的根源栽贓到那些底層的製造業、鋼鐵業、運輸業、石油業——而事實上這些貪婪無比的年薪二三十萬還哭窮的精英人士，才是這些工業的主力消費者，他們所謂的知乎風格的精緻生活，才是污染的根源。
6、工業黨在你們面前有智力優越感。所以就這麼靜靜地看著你們暴跳如雷。靜靜地等你們去舉報「不友善」。
7、工業黨認為：面對國計民生的危機，面對底層人民的苦難，面對好處佔盡還要誹謗抹黑底層人的那些行徑——就是典型的知乎年薪幾十萬者的那種主流做法，如果還保持友善，那是一種罪惡。謝邀，斗膽試著回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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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業黨的崛起
近現代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和對意識形態紛爭的厭惡，乃是工業黨思想體系的濫觴。
中世紀的歐洲經歷了基督教對人民漫長的思想禁錮，和宗教鬥爭迭起帶來的殺伐不斷。如長達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而這種宗教與意識形態的鬥爭給歐洲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直至文藝復興。伴隨文藝復興而來的，一方面是自然科學歷經長時間的積累逐漸從宗教神學的禁錮中掙脫出來，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宗教與世俗的勢力消長，人文主義的逐漸覺醒，人取代神成為新的中心。
而在中國，古代儒家所提倡的「家國同構，君父同倫」的倫理學觀點一直是中國封建皇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並一直延續到帝制的結束。對儒家意識形態的全面清算，則肇啟於20世紀的新文化運動，在此之前儒學同時作為維繫中國社會形態的倫理體系和封建皇權的馭下之術而存在著，其統治地位幾千年來無人能夠撼動。（李贄雖自稱儒學異端，對傳統儒學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批判，但並未真正撼動儒學的統治地位，此處不表）
如果站在工業黨的立場上來解讀，借用 @馬前卒 的話來說，近現代以來「2個世紀的變化超過1萬年的變化」。而之所以西方的基督教神學和中國的儒家倫理道德體系在長時間內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是因為近現代以前人類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的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即便經歷了幾千年滄海變桑田的歲月積澱，但這和近現代兩百年以來兩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人類社會的爆髮式增長相比仍然是滄海一粟。因為近代以前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的緩慢，所以縱然歷經了幾千年的發展，社會生產力水平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作為「農業文明」的「上層建築」，自然只需「添磚加瓦」，而無需「改頭換面」。
以儒學為例，在中國古代的社會組織形式下，封建皇權必須解釋自己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一方面來自帶有濃厚神授色彩的「天命說」，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嫁接了父權自然合法性的所謂「家國同構，君父同倫」的儒家倫理學。與此同時，皇帝要想管理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僅靠一己之力顯然是不夠的，因此必然要依靠官僚階層和文人精英集團，而儒家的「君子論」則為官僚政治提供了一種道德解釋——士族階級之所以能夠「治人」而非「治於人」乃是因為文人精英集團具有「高道德的自持」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擔當，即「賢者治國」。
正是因為物質基礎發展水平在幾千年間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使得封建皇權這座「上層建築」得以存續了千年之久，而作為與封建皇權相伴生的儒家倫理學則也在歷史長河中逐漸積澱成為一種信條和意識形態被固定下來。而近現代以來兩場工業革命帶來的物質基礎的巨大變革和社會生產力的爆髮式增長，使得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自給自足式的「自然經濟」被迅速發展的「商品經濟」所取代。區域間日益緊密的經濟聯繫加劇了區域間的人口流動，依靠鄉賢，長老和宗族加以維繫的農村組織結構被迅速衝垮。全球化所帶來各地區之間的同質化使得地方主義和鄉土情結的色彩也不再那麼濃烈。而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神學還是中國的封建儒學，作為一種已經無法與工業文明相匹配洽合的農業文明的產物，如果不加以揚棄，反而會掣肘甚至阻礙工業文明的發展。而作為工業黨，自然應該去尋找能夠與工業文明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直到物質基礎發生新的巨大變革。當然這也便是工業黨視「儒學復興」為「歷史的反動」的原因。
一方面是宗教所許諾的「彼岸世界」的虛無縹緲，以及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早已被異化成「吃人」的鄉愿之學的虛偽和固步自封（一介青樓女子柳如是投江殉國，一代東南文宗錢謙益卻大言「水太冷，不宜跳。」而豪無赧色，恰是儒學巻養了一群偽君子的真實寫照）。另一方面則是工業文明和技術進步帶來的人們生活的切實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僅體現在物質，同時也體現在社會制度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變革。如此對比之下給人的觀感很容易催發一種「技術發展水平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終極動力」的思想。而「技術崇拜」的思想淵源便生髮於此。
當然如果要考察中國社會下工業黨的起源則需要把著眼點向後推移。自建國以來，經歷了規模浩大荼毒甚廣的數次政治運動後，人們很容易對「意識形態」產生一種幻滅感。在左右兩派爭執不下的同時，經濟增長產生的實際效果卻實實在在擺在人們眼前。由此，很多人試圖跳出意識形態所框定的立場，把經濟增長提到中心的位置，而工業自然是經濟增長的重中之重。就這樣，在「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的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下，逐漸孕育出了一個認為「只要能捉老鼠，連貓也可以不要」的群體，也即「工業黨」。
二.工業黨的政治訴求和倫理觀
工業黨的政治訴求說起來並不複雜，那就是人類社會形態充分被經濟/技術發展水平所決定，一切社會制度的建構應當從屬並且匹配於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只要一種社會制度能驅動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那麼其就是好的。以此為出發點，在具體的社會議題上體現為反對宗教，提倡世俗，反對封建文化，提倡進步文化，反對階級鬥爭，提倡穩定壓倒一切，反對憲政先行，提倡經濟先行。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的威權主義政治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相重疊，使得大部分工業黨們具有一種「威權主義偏好」，並為現行體制辯護，同時與國家主義相重合。在這一點上建制派與工業黨有重合的地方，但又不盡然相同。
相比之下，工業黨的倫理學立場則顯得曖昧和含混不清。很多人認為工業黨的倫理觀師承自邊沁的功利主義/效益主義，在我看來倒也不盡然。誠然工業黨「為了XXX犧牲XXX是必要的」的經典句式與邊沁主義倫理學存在相似之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邊沁的功利主義/效益主義倫理學雖然不同於康德主義倫理學那樣著眼於行為的「動機和手段」而是著眼於行為所帶來的「結果/效益」，但是這種「結果/效益」仍然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去衡量的，而非從「技術」的角度出發。可是工業黨卻將價值判斷捆綁在以技術為中心的一套評價體系下。誠然技術能帶來人們「幸福值總和」的增加，可是那並不是工業党進行價值判定的核心依據。技術只是手段，人才是目的。但對於工業黨來說，工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本身就是目的，人不過是僕從和可以犧牲的成本罷了。
除此之外折射出工業黨曖昧的倫理學立場的另一寫照則是實然與應然的混淆，只談某一群體犧牲的「必要性」，而不談這種被迫犧牲在道德上的「合理性」。「犧牲3000萬人是為了完成工業化，所以大躍進是必要的。「抑或是「構築信息壁壘(GFW)是為了防止人們被蠱惑，維護社會穩定，所以是必要的。」且不論這種「必要性」是否是一廂情願的虛幻構設，退一步講，即便這種「必要性」真的存在，其也不構成一種對其道德上「合理性」的有效辯護。將如同在「電車難題」中選擇拉下拉杆的人會說：「如果我不犧牲那一個人，那五個人就會死。」一樣，這充其量只是陳述了一個「客觀事實」，卻不是說明「選擇殺死那一個人」的行為在道德上合理的理由。
一方面，工業黨試圖用技術邏輯對人類社會積澱的種種信條加以解構，無論是制度，文化，習俗，宗教還是倫理道德，另一方面在工業黨的思想體系下似乎又無法重構出一套形成閉環的道德體系或是價值體系。不可否認的是，工業黨所構築的解釋體系在對人類實踐活動的解釋上是成效卓然的，但是當涉及到價值命題時則顯得相當無力，這未免不是一種越俎代庖。於我觀之，在工業黨的思想體系下，要麼就是對倫理學立場懸置不論，要麼就是論之卻含混不清。我看不到工業黨能夠構建出一種內洽於其思想體系的「規範倫理學」立場的可能性，而這無異於是在用一條腿走路。
三.技術邏輯下的歷史敘事
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工業黨自然也試圖構建一套以技術邏輯為依託的宏大敘事。所謂宏大敘事，指的是以一種一以貫之的邏輯和視角對歷史片段加以整理，對歷史事件的原因，歷史的發展規律和脈絡加以解釋。舉個簡單的例子，在馬克思主義者的眼中，歷史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不斷產生又不斷解決，交互辯證，螺旋上升的發展歷程。而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人類社會就是人民不斷爭取自然權利，追求自由解放的發展歷程。宏大敘事給予了我們解讀歷史的基本框架和骨骼，歷史事件則是依附在骨骼上的血肉。但歷史中並非只存在一種力，對歷史的解讀恐怕也遠不止於一個維度。本著對「歷史決定論」審慎的懷疑態度，我對這種「技術發展水平決定人類社會形態」的單一維度歷史敘事並不十分認同。
而在技術邏輯主導的歷史敘事下，歷史就是物質基礎不斷發展，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為上層建築所制約（這裡的上層建築泛指制度，文化，習俗，宗教，倫理道德），之後衝破上層建築的瓶頸，帶來上層建築迭代更新的發展歷程。
引用 @馬前卒 所舉的例子：
作者：馬前卒
鏈接：究竟什麼是工業黨？有自認為是工業黨人的權威定義嗎？ - 馬前卒的回答
來源：知乎
從生活細節開始做個感性介紹：在前工業化社會，婆婆和丈母娘要求產婦和嬰兒「坐月子」，不能洗澡。原因是沒有不透風的房子，沒有溫暖的熱水浴室。現在鋼筋水泥塑鋼窗讓大多數人住上了不透風的房子，水管鍋爐廉價閥門讓熱水龍頭普及化，但有多少婆婆丈母娘堅決禁止產婦和嬰兒洗澡，以防「受風」？類似地，在農業時代食物和容器對於普通人家來說都非常珍貴。所以有「寧可撐死人，不能占著盆」的箴言。現在化肥解決了吃飯問題，廉價瓷器和冰箱解決了儲存問題，但長輩往往還秉承這樣的生活習慣，為此吃出糖尿病高血糖在所不惜。這都是工業社會的上層建築沒有跟上硬體基礎的表現。如果說工業黨存在，我們工業黨談的就是這些問題，談的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應該跟上工業化硬體發展的問題。無數個類似的生活矛盾集合起來，就是「工業黨」對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
無論是「坐月子」的傳統習俗還是「寧可撐死人，不能占著盆」箴言，其作為一種受限於物質發展水平而產生於人們生活經驗的「生存策略」在時間的推移中逐漸被積澱成為一種「信條」所傳承了下來。而其中的矛盾在於 「工業文明的硬體基礎」和「農業文明的實踐經驗和思考方式」的相互掣肘和撕扯。這種矛盾的集合構成了工業黨眼中最主要的社會矛盾。但是值得深思的是，雖然有些信條和習俗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經驗產物，可以為工業主義所拆解和處理。但是另一些卻不是，比如「自然權利」和「人生而平等」這樣純粹的價值信念。很多社會形態與政治制度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並非是出發於被經驗建構出的某種習俗或信條，而是出發於「價值理性」對某種「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探討。由此而出發的價值搭建並非源自實踐活動所產生的經驗，也並非是工業邏輯能夠加以解讀的。而工業黨對無論何種「信條」和「價值體系」均一以貫之持以一種解構的立場未免是一種「狂妄」。
在技術邏輯對歷史進程的重演中，技術被抬高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制度，文化，習俗，宗教，倫理道德無一例外的被溶解在了這幅其所勾勒的恢弘圖景中，成為無關緊要的點綴。人被降格為技術的受造物，價值，道德均成了溶解其中的虛幻泡沫，宏大的工業敘事，倒未嘗不是工業黨的幼稚情懷。
四。總結
不可否認工業黨對很多社會現象的解釋提供了一種獨到而精闢的解釋思路，也不可否認工業黨這一群體中存在諸多學識淵博之人，但「工業主義（姑且允許我如此稱之）」作為一種思想體系和框架來講恐怕並非什麼新鮮產物。在倫理學立場和價值體系上的缺漏，以及對人的中心地位的忽視和對技術一味的抬高反而顯得有些單純。
制度並非僅僅是物質/經濟發展水平和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制度建構同樣需要依託於某種「政治價值」，
「政治價值」則需要在「政治哲學」的範疇下討論，而「政治哲學」討論的是應然問題，這顯然不是「工業主義」的思維框架下所能夠給出答案的。
我支持通過考察遊獵社會向農業社會的轉變和農業文明「上層建築」的形成來完成對某些所謂「天道」，「聖賢之說」，「祖宗遺產」的祛魅。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歷史現象或是「信念」都可以在「技術邏輯」下被充分解讀和還原。
人類文明和社會形態並非僅僅是技術體系的展現，工業黨對人類社會的詮釋，如果只涉及人類的實踐活動領域，無可厚非，但如果試圖從「技術邏輯」出發解構一切價值體系則未免太一廂情願，最終所造就的也恐怕只能是一種局限，死板而又充滿危險性的認知。
by【星瀾微漾】
儘管工業黨出現時間並不長，但實際上工業黨的發展也經歷了不同的時期。從過去到現在，工業黨的內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我們很難給工業黨一個權威的定義。
而從現在來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工業黨思想的力量已經越來越脆弱了。比如，馬前卒都開始拒絕承認自己是工業黨，則足以說明工業黨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經逐漸走向衰落了。這點我相信任先生自己也非常明白。
從早期來說，工業黨實際上就是一種支持中央集權、經濟國有化的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出現，和90年代末期到21世紀的中國國情密不可分。
當時，一方面國家的私有化政策導致原來的國企工人怨聲載道，所以國企群眾有左的需求，即回到毛時代的公有制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國際外交中，中國的始終處於喪權辱國的尷尬境地，所以群眾同時也有民族主義的需求。正是這兩種需求的歷史性接合，導致工業黨思想的出現。
因此，工業黨思想最早的目標人群是不滿於國企私有化的、同時懷念毛澤東時代的部分老左派。所以以馬前卒為代表的工業黨，實際上是代表這部分人的訴求——就是回到毛澤東時代，Make China Great again。所以這種訴求本身帶有民族主義的民粹色彩是很正常的。而且以馬前作為代表的工業黨人本身長期受毛左老幹部的熏陶，所以天然帶有一種毛主義的情懷，這也再正常不過的。
而在那個時代，這是幾乎大部分左翼的通病。
但很快短短几年間，事情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企工人的訴求本身不再是社會主要訴求。中國開始在國際外交中揚眉吐氣，中國從被欺負的變成了欺負人的。新成長的一代已經沒有一共的記憶。而民族主義者和左派則分道揚鑣。而在左翼內部，毛澤東開始在左派內部被反思，隨同毛澤東時代在左翼內部被祛魅。一部分蘇粉，站在計劃經濟和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角度指責毛澤東的民族主義的破壞團結立場。另一部分西馬，則指責東方陣營的威權體制是造成社會主義最終失敗的罪魁禍首。
所以這個時候，工業黨思想也發生了分裂和分化。一部分民族主義工業黨放棄了左翼思想，變成了星辰大海式的帝國主義的鼓吹者。而另一部分工業黨中的左翼，則開始淡化工業黨本身的民族主義敘事，並逐漸弱化了工業黨的技術決定論思維。而另一部分人，則開始質疑工業黨的動機。
其中，作為工業黨一員的馬前卒顯然很明白自己粗糙的理論體系的固有弊端和不足之處。所以他也試圖不斷升級和修補自己的工業黨理論。所以他開始引用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觀點，比如生物學的觀點和材料，比如符號論的觀點和材料。目的是讓自己的宏大敘事變得看上去更科學。
結果這種打補丁的行為卻讓自己的整個系統變得非常的臃腫，並加速暴露出了他的民科屬性。
不過，總的來說，這個階段的以馬前卒為代表的工業黨和上個階段的工業黨仍然有著質的區別。這個質得區別表現在，他開始有意無意的弱化自己的國家主義敘事，淡化技術決定論思維，開始引入更多其他學科領域的知識。
而其中最明顯的區別則在於。早期的工業黨很天真的認為國有化有利於發展工業，工業能解決一切問題，所以國有化能解決一切問題。而當下的工業黨則明顯了失去這種自信。他們的論證邏輯則變成了，國有化可以解決不斷增長的工業人口，不解決這部分工業人口的就業問題，國家就藥丸。顯然，後一種邏輯暴露了，他們已經不再相信國有化和工業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他們僅僅把發展工業視為一種苟延殘喘、繼續發展的續命手段。
而這兩種敘事的變化，顯示出工業黨開始對自己失去了自信力。特別是馬前卒的打補丁式的理論升級，馬前卒越來越長的演講，以及越來越多的有一搭沒一搭的引用材料，都無意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不自信。
於是演化至今，在今天的這個問題下面，任先生的回答所以才顯得如此簡單，甚至有點敷衍。
因為在這個回答中，馬前卒刻意抹消了工業黨的原本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字裡行間大部分都只是很平常甚至平庸的現代化觀點。這種很平常的現代化觀點就是一句話：要支持工業化，要發展工業。
但說實話，大家都心裡明白，如果支持工業化就是工業黨，那麼全中國有誰不是工業黨呢？恐怕就是新儒家也不會否認自己是這種工業黨的，畢竟人家也承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顯然，新儒家並不認為保留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積極因素和發展工業化有任何矛盾。而如果說要支持工業化，想必新儒家也會雙手贊成的。
所以馬前卒也不得不在開頭就無奈地說：「我不是工業黨」。這是馬前卒的無力，也是上個時代的毛左思想的無力。這種無力體現在他無法固守陣地，而不得不進行意識形態褪色。而這種意識形態褪色的背後，所顯示出的是馬前卒試圖在科學理論和意識形態宣傳之間尋找合理的平衡點的計劃面臨了徹底的破產。
因此，在這一點上來說，馬前卒是其時代的犧牲品，是舊時代情感的犧牲品。而這箇舊時代的枷鎖，一方面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儀式性的尊敬，這種儀式性的尊敬使得大部分左派不會公開對毛澤東時代做壞的評價。（當然，與此相反的是，左派們習慣背後黑毛澤東。我認為這種做法相當不真誠。）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從歷史規律中尋求對於自身合法性的證明。而這使得他的觀點形成了一種機械的、奇怪的進化論思維。
（比如馬前卒試圖從生物學角度來說明，人有平等的生理需求。但是因為物質水平不發達，所以人的平等需求被壓抑。所以隨著經濟發展，必然會實現共產主義。顯然，這是一個性善論和進化論的相互混合的奇怪觀點。顯然，這個觀點，並沒有任何新奇之意。而且，這個觀點似乎什麼問題也說明不了。如果說他的觀點能證明什麼的話，那麼他的觀點證明了鄧公的先富帶後富理論有一定合理之處。不過顯然，馬前卒本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他的生理學角度的人性本善論和鄧公的這個觀點是多麼有親和性。因為，他只是想證明共產主義是必然的而已。）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不能否認馬前卒是一個愛學習的人，他刻苦的利用搜索引擎來豐富自己的知識，來尋找證明自己正確的材料。儘管民科也是這麼做的。但是我們畢竟不能否認一個老左派的活到老、學到老的刻苦學習的精神。在這一點上，這更體現了馬前卒自身的悲劇性—想超越他的時代，而不可得，所以不得不藉助搜索引擎。
因此，當馬前卒作為一個網紅被邀請站在講台上的時候。他心理或許就真的沒有一絲落寞嗎？
因為在今天，他的工業黨理論系統和他的公有制（大院）情懷已經被割裂開來（在民族主義者那裡）。他的網紅身份和他心目中的理論專家的身份割裂開來。而他自詡的博學廣見則建立在一片虛無的網路沙漠上。在這一點上，工業黨淪為工業化，實則是一種喪失自信力的悲哀。然而這個喪失自信力的悲哀，實際上代表了那個毛左時代的不可挽回的逝去。（儘管這個時代短促，但是他在我們記憶中卻仍未遠去。）
而與此相隨的是，左翼的分裂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思想活躍的新時代。
而工業黨則隨同毛左在國內左翼思想中的大一統地位，一同成為已經逝去的歷史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工業黨，更不應該忘記毛左。
因為紀念是為了更好地進步。哀悼是為了開啟新的歷史。
而對於馬前卒等舊的左翼工業黨人，如果非要有一個評價的話。那我只能說：
舊的策略已經消亡，新的策略還待浮現說一說我所理解的工業黨思想：
1.一國之強大，在於工業之強大；一國之繁盛，在於工業之高端。
2.世間之富國，或為資源，農業，服務之因素；然，凡世間之強國，均為工業之強國；凡世間之大國，均為工業之大國。世間何者為強？美，中，日，歐，皆工業之大國也。
3.近代之發展，皆為工業之發展；現代之生活，皆為工業之結果。以百年計，必以工業，科學，技術方能提升人類之生活。
4.古典時代，或有田園牧歌，然人類死傷之大，產糧之低，瘟疫之行，愚昧之甚，不忍遽聞；唯有近現代之工業，救民眾於水火，普教育於鄉里，推衛生於僻壤，廣種糧於世間。病士不必坐而等死，稚童亦可讀書識字，饑荒瘟疫，數代不聞。是故今日之人雖貧，實百倍于田園時代矣。
5.小國致富，或可販賣資源，轉口貿易，歡迎遊客；而以中國體量之大，非工業不能自強，非工業不能眾富。至若徒以資源貿易為生，則富者不過千萬，富城不過二三，而十億貧者，無立錐之地；九州神土，皆窮鄉僻壤。如是者，印度，南非，巴西是也。
6.工業非可驟得也。人才，技術，設備，皆必要之材料。尤甚者，資金矣。是故發展工業，必需資金。英，法，美，德，日諸國，或可劫掠於殖民諸地，或可剝奪於奴隸勞工。韓，台之地，亦可得之外來援助；至若蘇，中兩國，唯有剝削本國農夫，此皆血淚也！
7.封建習俗，地主老財，買辦外奸，愚昧民夫，皆阻擋工業化之螳臂，必予清除。英法德美，皆有百年之傳承，民眾皆相適應；至若蘇，日，中，韓諸國，橫掃陋習，鎮壓反派，非威權不能勝任，非軍隊不足自保。
故威權與民主，其緣由者，非民族之劣根，非文化之相遠，而乃前發與後發之工業國之差距也。若中日諸國可先發工業，今日亦必民主，歐美亦必獨裁。
8.工業黨，皆現實之人也。不好政治，不偏主義，但可促進工業發展之思想行為，皆可。是故於一共而多加善，於二共亦不加非，不黑朝鮮，不慕歐美，而多譏諷南非曼德拉，拉美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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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竊以為，工業黨是一種思維角度，而不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
就像宋鴻兵喜歡用金融角度去結構世界發展史一樣，工業黨的思想就是用工業的發展來看待世界的歷史行程。
工業黨最大的價值，在於意識到工業是國力和人類發展的核心力量，人類發展與工業的相互促進關係，以及許多歷史大事件背後的工業因素。
工業黨並不主張為了集體犧牲個人，只是他們往往早一步意識到犧牲的不可避免，以及不犧牲所帶來的更悲慘結局。
這就好比，高三時期拚命學習，不可避免地會損害身體，但是沒有人說「為了高考，身體就是可以犧牲的」。相反，我們會努力避免損害健康，只是既然努力學習，就無法避免身體變差。
當然，也可以不努力學習，這樣高三就不會損害健康，只是你肯嗎？——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你會長期工作，生活很差，這會損害更大健康。
工業黨也不會主張人文社科就該比理工科低人一等，只是他們清楚意識到工業是產業的核心，所以絕不會放棄自己的使命，如果出現了去工業化轉而發展服務業這種愚蠢的國策，他們會極力阻止。
無農不穩，無工不強，無商不富。
工業黨看問題的角度，以百年為單位，以國家為基礎，所以，可知趨勢，不知細節。
我不是工業黨，雖然《刷盤子還是讀書》、《大目標》我都是作者，但我不認為我有資格為工業「黨」下定義。不過我可以說說為什麼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存在工業黨。
從生活細節開始做個感性介紹：在前工業化社會，婆婆和丈母娘要求產婦和嬰兒「坐月子」，不能洗澡。原因是沒有不透風的房子，沒有溫暖的熱水浴室。現在鋼筋水泥塑鋼窗讓大多數人住上了不透風的房子，水管鍋爐廉價閥門讓熱水龍頭普及化，但有多少婆婆丈母娘堅決禁止產婦和嬰兒洗澡，以防「受風」？
類似地，在農業時代食物和容器對於普通人家來說都非常珍貴。所以有「寧可撐死人，不能占著盆」的箴言。現在化肥解決了吃飯問題，廉價瓷器和冰箱解決了儲存問題，但長輩往往還秉承這樣的生活習慣，為此吃出糖尿病高血糖在所不惜。這都是工業社會的上層建築沒有跟上硬體基礎的表現。如果說工業黨存在，我們工業黨談的就是這些問題，談的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應該跟上工業化硬體發展的問題。無數個類似的生活矛盾集合起來，就是「工業黨」對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
感性認識說完了，接下來說理性的。
要從邏輯上分析工業黨的特性，首先要定義什麼是工業。如果把工業定義為工匠從事的行業，顯然這個行業已經有上萬年的歷史，犯不上今天才來結黨。如果把工業定義為用機器從事生產的行業，那機器的歷史也不短，而且機器和日常工具也沒有非常明確的定義區分，鏟子鋸子算不算機器？雙人鋸呢？轆轤呢？水力磨坊？風車？這都是上千年的老東西，也不是最近幾年才需要提倡的東西。
我理解，一個需要支持需要提倡的「工業」只能是指現代工業，而不是傳統「士農工商」意義上的工業。
現代工業從何而來？從差不多200多年前的工業革命而來。工業革命前後，工業發生了什麼轉變？以至於我們要給工業加個「現代」的定語？
這事說來話長，我寫過一篇十幾萬字的書稿來談這個事
唯物主義歷史規律的結束與共產主義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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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年左右開始，由於大航海時代等因素的促使，英國的煤礦出現了一個積極的成本下降循環：礦井裡使用蒸汽機排水，蒸汽機技術的微小進步會促使煤炭價格下降，而煤炭價格的下降又擴大了蒸汽機的適用範圍。
與其同時，機床精度水平達到了可以用來製造另一台機床部件的水平，即便沒有一流技工也可以。這樣，另一個成本下降循環開始產生：機床精度和效率的微小提高會降低下一代機床的成本，並提高下一代機床的精度。
兩個循環很快碰撞到一起——蒸汽機驅動之下，機床可以對鋼鐵零件進行更高效的加工，製造更好的機器——包括蒸汽機。換句話說，蒸汽機的效率提升最終可以通過機床「反射」回來，帶來更高的效率提升，機床的精度和效率也可以通過蒸汽機「反射」於自身，帶來更好的機床。動力機-工業母機發生了革命性的結合，一個新的工業部門——重工業或者說裝備製造業開始出現。接下來幾十年，鐵路把重工業部門的各個企業連接成一體，鍊鋼業的進步則為機械發展提供了材料基礎。到1830年左右，工業革命，或者說第一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
在之後的200多年裡，重工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為重工業部門只需要人力和自然資源的供應，就能製造自身所需的幾乎一切物資，同時源源不斷地向其他行業提供新的機械設備，改造其他行業的生產模式。如果其他行業停滯，重工業部門可以自身進行升級，而如果重工業的規模和質量進步停滯，其他行業很快也會停在現有的水平上。之後第二、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改變了重工業部門的內涵，但這個廣義重工業拉動所有經濟部門前進的格局並沒有改變，直到今天。
這期間，因為重工業部門提供了高效的工具，在自然界之外取得了負熵流，人類能以之前百倍千倍的效率生產，消費品和對應的紙幣也有了百倍千倍的增加。人類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方式在2個世紀中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改變幾乎和之前一萬年相當，甚至有所超過。這就是我們今天富裕生活的由來。
注意我前面最後一句話，2個世紀的變化超過1萬年的變化。這麼快的變化節奏，不僅我們的基因沒有時間發生重大改變，我們文化也來不及做出即時的變化。大家還總想用過去一萬年，幾千年的經驗來解決眼前的事情，總以為工業化社會之前形成的許多結論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結果是在許多領域、許多地區，人類既不能好好地享受眼前的富裕，也沒法持續過去200年的發展速度。這個矛盾就是我們眼前最大的問題。而工業黨——如果我必須為這個不存在的聯盟代言的話——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這個重工業部門的出現，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的改變。只要重工業部門和配套的人力培訓體系能不斷地升級、擴張，其他經濟部門的分工就算不是最優，資源配置就算有問題，也能經濟增長。反過來說，就算分工再清晰，資源配置再合理，只要重工業部門的升級停滯，經濟增長率也會迅速向0逼近，增長也是泡沫。
然而許多現代人乃至經濟學家言必稱亞當斯密，對自由市場崇拜的一塌糊塗。問題是亞當斯密死在工業革命前夕，至死也認定生產效率、經濟增長的源頭是分工，完全沒意識到即將出現一個重工業部門凌駕於所有部門之上，成為經濟發動機。在一個經濟增長主要矛盾已經轉換的世界上，死守著舊的經濟思想，無異於緣木求魚。這就是經濟學到底是不是科學，經濟學到底能不能指導整體經濟規劃（在局部和具體行業內部，經濟學很有用）的爭論起因。也是每次出現一個新興工業國，經濟學界就要改一次理論的原因。最近幾十年，總有人疾呼中國消費不足，經濟必然出問題，結果，投資率高達70%，國進民退的時候（比如溫時代），經濟增長非常穩固；消費率上來了，所有制多元化了，中國反而滑向中等收入陷阱，連「克強指數」都不敢提了。可見不解決經濟學家不懂工業的問題，工業社會就不能繼續發展。
又比如，現代工業社會，大多數人都能受教育，能了解居住社區之外的事物。在這種情況下，堅守貴族政治或是「與士大夫治天下」，不開放大眾政治的政權必然不穩，早晚會出內部問題。但在最先完成工業革命的歐洲，貴族和少數知識分子硬是壟斷政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工業革命之後一個多世紀。結果兌現了恩格斯的預言：
對於普魯士德意志來說，現在除了世界戰爭以外已經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戰爭了！這會是一場具有空前規模和空前劇烈的世界戰爭。到那時會有800萬到1000萬的士兵彼此殘殺，同時把整個歐洲都吃得乾乾淨淨，比任何時候的蝗蟲群還要吃得厲害。戰爭的嚴重後果將會遍及歐洲大陸，那時到處是饑荒、瘟疫，軍隊和人民群眾因極端困苦而普遍野蠻化；商業、工業和信貸方面的機構將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狀態，其結局則是普遍的破產。舊的國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國才略一齊崩潰，以致王冠成打地滾到街上而無人拾取！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這60年才跑起來的。當前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和當年的歐洲相似，但上到統治者，下到知識分子，頗有不少人相信儒家還可以治國，傳統文化還可以平天下，不向百姓開放政治權力甚至不屑於用假民主糊弄一下。這也是過去幾千年舊文化和中國幾十年來工業化進程的衝突。如果繼續拒絕開放大眾政治，拒絕正面應對越來越尖銳的矛盾，總想著用（硬體）發展解決問題。勢必會出現經脈逆轉的絕症——這裡再重申一遍，我這個工業黨，主要談的不是工業技術發展，而是上層建築應該主動去配合、去促進社會硬體的發展。否則硬體發展越快，硬體和軟體之間的矛盾越大，早晚會撕裂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
最後，我得說工業黨必然是是唯物主義者。那些秉承農業時代思考方式的人，並沒有考慮過他們思想的來源，沒有去考察遊獵社會向農業社會的轉變，沒有研究這個轉變是如何塑造了農業社會的上層建築。他們直接把農業社會的上層建築拿來，扣上「天道」、「聖賢之說」、「祖宗遺產」的大帽子，強迫全社會接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唯心主義】。
工業黨沒有編家譜，吹噓祖宗的習慣。我們承認工業化思想和工業社會的上層建築沒有高貴的出身，也沒有古老的家世。我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自蒸汽車頭的轟鳴，來自軋鋼機飛濺的火花，來自粘稠骯髒的石油，來自廉價卻能製成晶元的黃沙，來自這一切創造的廉價消費品和工業城市。我們的思想來自「物」，我們對全能卻虛幻的上帝沒有絲毫畏懼，我們戰天鬥地其樂無窮。在「唯物」這個基礎之上，我們構造出自古未有的偉大文明和先進哲學。
無論你對這套唯物主義哲學喜歡與否，現實是大多數人離開了工業化物質條件已經無法生存，就連抱怨工業化的資格也基本上源於工業化的教育體系。在眼前意識形態的一片混亂中，工業黨並沒有限制大家的思想，並沒有告訴大家一定要做什麼，只是告訴大家一個客觀規律：【背離工業化硬體的意識形態必然帶來更多的痛苦和衰退，支持工業化硬體（包括社會基礎這個廣義硬體）的意識形態才能給人類帶來無限的自由】。
我這個人比較寬容。選擇反工業化的人，只要願意付出放棄工業化生活的代價，我覺得他們倒也沒有什麼大問題，地球上有的是曠野，有的是工廠礦山都不感興趣的山溝，他們可以去當一個自得其樂的隱士。但如果他們忽悠別人放棄工業化思想，阻擋工業化的進步，卻隱瞞這樣會導致工業化社會倒退，導致人道主義災難的事實，工業黨就要堅決與其鬥爭，堅決捍衛工業化帶給我們的文明社會。至於那些忽悠別人放棄工業化生活，自己卻藉此加倍享有工業化福利的騙子（比如北京朝陽區上千個活佛XX仁波切），老子見一個舉報一個！如果你真相信祈禱有用，最好趕緊祈禱警察到來之前我心情還好。
打了這麼多字，還是以一篇老文章結尾吧。當年寫《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編輯嫌篇幅太長，刪掉了我的自序。現貼到這裡，從感性的角度描述一下我們這些喜歡談意識形態的工業黨：
www.guancha.cn/MaPing/2012_07_29_87475.shtml
六十年來家與國
——《大目標：我們與這個世界的政治協商》自序
1 科幻時代最近生活在西安。幾個月前，有一次去寶雞出差，拖到下午五點多才辦完事，打算回家的時候已是黃昏。不知因為事故還是施工，本來暢通的公路水泄不通，堵車的隊列漫長的好像沒有盡頭。幸而周圍的風景不錯，正好停車休息一下，就著風景聽聽音樂。泛紅的落日從背後的雲縫裡照出來，給關中平原的村落農田塗上一層金色和一層淡紅，往東看去，彩色的鄉村好似一副精心修飾的懷舊照片。不知不覺，我竟睡著了。也許是因為車窗外的鄉村景色，我夢到了遠去的童年往事。
夢的具體內容已經忘了，因為我是被身後憤怒的汽車喇叭和敲車窗的聲音吵醒的。顧不上多想，抬眼看見面前的堵車隊列已經散去，我趕快手忙腳亂地打開雨刷車燈，點火啟動，給後面憋了很久的司機們閃開道路。被帶著濕氣的冷風吹了幾分鐘，我才意識到天色已經全黑，好天氣變成了濛濛細雨，看來堵車至少持續了幾個鐘頭。
被嘈雜聲從夢裡拉到現實，周圍的景色從金色的鄉村綠野變成了黑沉沉的雨夜，這個反差讓我頓生「今夕是何年」之感，幾乎覺得自己從80年代穿越時空來到了21世紀。雨夜裡的高速公路，堵車的隊列剛剛散開，車燈組成的洪流前不見首後不見尾。遇到地形起伏和轉彎，無數的光柱離開公路射入黑暗的夜空，畫出一道光牆。在大燈的掃射下，路側的反游標連成伸向天邊的曲線。整個黑沉沉的雨夜因此被劃成了兩半，不再給人黑暗統治夜晚的感覺，在遠方工業區的燈火映照下，甚至夜幕中的秦嶺彷彿都隱約可見。一邊開車，我一邊驚嘆，彷彿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景象一樣。
對於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就算沒有雨夜行車的經歷，至少也不會對這種場面感到驚訝，因為這並不比任何一個城市二環路天橋下的景色更了不得。但我剛在夢中醒來，半個大腦還留在80年代，竟被這已司空見慣的景色狠狠震撼了一下。
20多年前的中國，除了上海郊區的20公里滬嘉高速路試驗段外，中國沒有一條高速公路。只要一離開城市，即使是國道幹線也立刻變成兩車道七八米寬的窄路，最多在兩邊劃條白線，再留上一米左右的空間給行人和自行車。這樣的公路彎彎曲曲幾千公里，貫穿整個國家，沿途串起無數的縣城鄉鎮，夾雜著許多還沒鋪設瀝青的土路面，構成了中國的骨幹路網。
在生活在北方的我看來，低等級公路網中唯一的特例是北京到順義的京順路，雖然還遠不到今天高速公路的標準，但起碼在城市之外設置了紅綠燈，安放了中央隔離欄和路側分隔帶，做到了機動車自行車各行其道。道路筆直，不為沿途的小村鎮而繞路，也不會每百十米就出現一個平面交叉口。這樣一條現在看來平平常常，甚至已經需要改造升級的道路，在當時是絕對的工程奇蹟。每次坐在解放卡車上路過這段公路，都能聽到司機的感慨「開著真痛快！閉著眼都不會出事，要是公路都修成這樣就好了……」
當年發感慨的司機，其中就包括我的父親。可以想像，如果當年我和我父親開的卡車忽然穿越到今天高速公路上飛馳的滾滾車流中，恐怕只能目瞪口呆地停到路邊，認定自己穿越到了科幻小說中描繪的場景。
那時道路差的主要原因是沒有足夠的交通流。記得80年代夜裡趕路，經常幾公里碰不到另一輛汽車。從車裡看出去，只能看到車燈照亮的一小塊路面和路面坑窪留下的陰影，兩邊還能看到幾十米被照亮的行道樹，此外就是無盡的黑暗。如果對面有車開來，遠遠幾公里就能看到遠方另一片行道樹被車燈照亮，以及黑暗中格外顯眼的燈柱。為了避免司機在這種黑暗環境中被對面的車燈晃暈，那時夜間公路會車，不僅要把遠光燈先換成近光燈，靠近時連近光燈都要關掉，僅靠2個小燈擦身而過。
這樣的夜晚，在遠處往公路上看，汽車的燈光雖然刺眼，但不過是無盡黑暗中轉瞬即逝的小小光斑；從車上向外看，路側工業城市的燈火會一掠而過，碰到其他的汽車是偶然事件。類似的場景看得多了，我得到了很感性但也很準確的認識——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居民為主的國家，代表工業時代的卡車和城市燈火只是大片農業地區的點綴。所以，當我帶著一點80年代的回憶來看現在的高速公路時，在這最普通的21世紀場景中感到了科幻時代的震撼。
如果用當年的視角來掃視這個世界，感受科幻氣氛甚至不用往車窗外看。我手邊上便有一個幾百塊錢的廉價手機，這個在黑暗中閃耀著藍光的小東西，時刻和遍布中國的基站進行不間斷聯繫，可以讓我在幾秒鐘內和任何一個朋友通話，或是在一瞬間接收幾百字的信息。80年代初最便捷的通訊方式——電報，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已經被這個小東西踢進了博物館。車上最廉價的GPS信號接收器，能夠以米級精度顯示我的準確位置。其實，對於20年前的我來說，完全不需要知道GPS的實際用途，只要告訴我這東西正在時刻監測著衛星信息，讓我聽到「衛星」這個聽起來完全超出80年代日常生活的字眼，就足以讓我對技術神話頂禮膜拜了。
在看不到的車體內部，幾十塊單片機控制著我的汽車，讓我這個上路沒多久的新手也能在雨夜疾駛，用幾個小時穿越關中平原。同樣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開汽車從一個足以自豪的技術工種變成走路吃飯一樣的平常事情，平常到大部分人會忽略其中的科技進步。
我身邊的科幻場景可遠不止高速公路和汽車。路側的普通建築如果換一種視角去看，也能震撼人心。9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唐山，在公路上可以看到全套使用日本技術和日本機械的冀東水泥廠。十公里的傳送帶盡頭聳立起一片白色的宏偉建築群，顯得宏大而又精巧，在進入我視野的第一刻就讓我看得目瞪口呆——這才叫現代化工廠，這才叫工業文明！因為這個工廠與一路上看到的紅磚平房居民區和同樣紅磚砌築、滿是灰塵的的工業區截然不同；為了配合引進的先進生產工藝，它大量使用鋼材作為支撐，在造型上要自由的多，一眼就能被看出來屬於新時代。
現在，公路兩邊，不說蔡家坡，虢鎮、興平、楊凌這種現代化工業區，就是普通的鄉鎮，也遍布高聳的框架結構建築和連片的大跨度廠房。在雨夜中，景觀燈照出了這些建築的輕盈輪廓和光潔的外表，證明了它們的用鋼量已經上了一個新台階，絕非磚牆承壓、敦實厚重的老式磚混甚至磚木住宅可比。
再往前開，接近西安的時候，這些新式建築漸漸連成一片，再加上遠方數以千計的高層建築，它們射出的燈火在地平線上形成一個連續的光帶，甚至照亮了低處的雲層。僅僅在一代人之前，這種場面還足以放到科幻電影里當背景，但在這個夜晚，很少有人會認為眼前的一切有什麼特別。
車上的收音機在播報整點新聞，播音員用平靜的語氣說，2010年中國鋼產量6.3億噸，接近世界其他國家之和。整條高速公路上，或許只有我這個年輕的懷舊者為眼前的景象，為一個6億噸鋼材支撐的科幻時代而感慨。
2 工業改變生活
生活在科幻時代而不自覺，也是一種幸福，就在我現在打字的時候，我3歲的兒子正在家裡快樂的指揮玩具車。暫時不玩的玩具車排在牆邊，大大小小几十輛排成長長的一列，其中頗有不少可以遙控。這在我童年的時候是很難想像的。那時一輛可以遙控的玩具車動輒幾十元，等於一個熟練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是成人眼中的奢侈品，兒童眼中的珍寶；就算是無動力，無遙控的汽車模型，也總要好幾塊錢，相當於工人月薪的1/20到1/10。一般的孩子幾乎不可能奢望得到這樣的禮物。
現在，20多年過去了，人民幣購買力和普通人的月薪都有了幾十倍變化，但當我走進玩具店時，我驚奇的發現大部分遙控玩具車還是當年的價格！幾十元一個！一般的小玩具車也依然只要幾塊錢。無論是用普通人的月薪來衡量，還是用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來衡量，玩具車都變成了廉價消費品，而且做工質量比當年還強了不少。所以喜歡汽車的3歲男孩可以擁有四五輛遙控車、幾十個小車模作為自己的玩具收藏。每天早上，我兒子都要清點一下最喜歡的幾輛汽車，作為一天快樂的開始。
孩子們的快樂同樣依賴於工業的擴張和進步。從原料方面看，由於國內石化工業的發展，製造玩具車外殼和大部分部件的塑膠比80年代要相對便宜許多。那時為了節約成本，許多玩具車要使用金屬或者木製外殼，但也沒有省下多少錢，因為塑膠加工要方便的多，只是開模具略貴。但以現在中國的輕工業規模，幾乎每一款玩具都有幾十萬的生產量，還可以多個玩具共享通用部件，用一個模具。平攤下來，模具費用其實也沒有多少。
至於玩具車的遙控功能，80年代必須要用複雜的機電-機械結構來傳達指令，協調各個輪子的動力和轉速；現在的玩具車則像真正的汽車一樣使用計算機來控制運行。讀者到網上一查就能發現，市面上用於玩具的國產單片機，雖然只要幾塊錢，但可能比80年代指揮整條生產線的計算機還要強大。所以現在的玩具車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實現更複雜的控制，給孩子帶來更多的樂趣。每次陪兒子玩遙控車，我都要替當年的我多玩一會，好圓一下當年擁有遙控模型的夢想。現在的孩子真幸福。
為幾十年的歷史變遷而感慨並不是新鮮事。在上一代人的講述中，可以聽到另一個版本的幻想成真。我父親生於50年代，在那個時代，故鄉是一個純粹的農業社會。除了偶爾能從偽滿留下的鐵路上聽到幾聲汽笛，父親的童年世界沒有任何工業社會的痕迹。每天早晨，叮噹作響的駝鈴聲從門前大路上傳來，成百甚至上千峰的駱駝商隊從門前走過，帶著北方蒙古草原的特產走向南面100公里外的長城隘口，半個月後再帶著布匹和食鹽返回。
駝隊的興盛是因為當時沒有硬化路面的公路，中國大部分縣城和其他地區的聯繫只能通過泥土鋪設的「官道」來進行。木製包鐵的輪子剛性太大，遇到泥土路面任何的軟弱點都會深深地陷進去，沒法支持車輛在道路上長途跋涉，所以馬隊和駝隊是主要的運輸工具。
60年代初的某一天，父親發現家裡的獨輪車的輪子改成了安裝橡膠輪胎的金屬輪子，從此貨物加在泥地上的壓力被有彈性的車胎分散到更大的面積，這意味著車輛通行能力大大增強了，顛簸還減少到原來的幾分之一。同時出現的還有馬車使用的膠輪，於是各個生產隊紛紛打造更多的馬車，從日益裁員的馬幫那裡換來騾馬，從農資公司購買新型的橡膠輪胎，在鄉村中第一次建立了長途公共運輸力量。
從此以後，山裡的木材、山貨和平川里的物資開始頻繁交流，車把式成了新興的熱門職業，就連小腳的婦女都因此獲得了逛一趟縣城的機會。縣城不得不為這種新興產業設置了專門的大車店——60年代縣城的物流中心兼信息中心。
在21世紀的孩子看來，甚至在我這個80後的回顧視角中，貧困的農村多了幾輛馬車和獨輪車，縣城多了幾排散發著馬糞味的平房，這實在算不上什麼變革。但這對於幾千年來少有變化的農村，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用我父親的原話講：「日子從此不一樣了」。
1959年，在幾千里之外的蘭州，中國第一個萬噸級合成橡膠工廠竣工投產，開始為中國這個缺乏天然橡膠的溫帶國家提供製作輪胎的原材料。父親當時還在學齡前，不會知道遙遠的大西北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宣傳畫和下鄉幹部向他講述的那個工業社會，原來或許聽起來不過是個神話，現在通過工業化物資真實地展示了自己的威力，為窮鄉僻壤帶來了一次飛躍式的進步。所以一個普通的農村孩子也會意識到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堅信未來的日子會越來越好。
隨後幾年，村裡的寺廟改成了小學，農村電網消滅了煤油燈，公社裡架上了電話，有線廣播出現在農村的街頭，殷實的人家開始購買「戲匣子」——收音機。1970年的一天，有線廣播預報了人造衛星今晚的飛行時刻表。那天晚上天氣不錯，我父親在自家的院子里目睹了國產航天器第一次划過星空，用收音機聽到了東方紅一號播放的音樂。
60年代的農村沒有科幻小說，他應該不會用「科幻時代」來形容社會的滄桑巨變。但每次聽他講述第一次觀察衛星的經歷，我都能體會到工業文明對40年前那個農村少年的巨大衝擊。
20世紀70年代，村後出現了一條瀝青路面的公路，國產的解放卡車在上面成隊地開過，日夜川流不息。比起高高在上的衛星來，這種身邊的巨型工業機械更能激起一個農村少年的嚮往甚至崇拜，我父親也不例外。直到20年後的90年代初，當我坐在副駕駛座上，隨父親的汽車駛入偏僻山村的時候，還能從山裡的孩子們眼中看到類似的神情。那是窮困的農業文明對工業文明的渴望，對未來的嚮往。所以，在少年時代，我父親最大的願望就是當一個汽車司機，能夠駕馭這種疾如閃電（解放車的速度上限是65公里/小時）、力大無窮（額定載重只有4噸）的機械，前往地理課本上講述的那個廣闊無邊的世界。
他的願望實現的不慢，或許比他自己最好的設想還要驚人。中學畢業後，我父親先是在水庫工地上勞動，用人力平板車運輸土方，然後以高中生的身份接收了生產小隊購買的第一台拖拉機，從此開始了操縱工業力量的生活。附近的礦山擴建，他成了一名礦工，又因為拖拉機駕駛經驗而被選去當司機。
在我父親的同事中，有一位朝鮮戰場歸來的老兵。這位老兵的首長曾經為繳獲了幾十台汽車無人會開而懊惱，一遍遍的向部下詢問：「誰會開汽車？誰會修汽車？誰坐過汽車？誰近距離看過汽車？！」。因為近距離看過汽車，出身農民的老兵變成了駕駛員，在少數幾個正版司機的指導下，練習了幾個小時就開車出發。他們連一張「新手上路」的貼紙都沒有，就要去接受崎嶇山路和美國轟炸機的測試。
很幸運，這位沒有駕照的志願軍通過了世界上最殘酷的路考，戰爭結束後成為了一個熟練的司機。因為他們的英勇作戰，當我父親開始學習駕駛的時候，有充足的時間練習開車。出師不久，我父親帶著來自朝鮮戰場的工業技術，每天奔波幾百公里，往返內蒙古兩次運貨。再後來，他當過配件管理員，車隊隊長，還去讀了幾年大學。20世紀90年代，從我父親第一次見到解放卡車算起還不到30年，他已經成為大型企業的運輸處長，要管理上百台各種型號的重型卡車和工程機械。我至今記得他站在單位附近山頭上，俯瞰著停車場和大修廠房時發出的感嘆：「當年實在想不到有今天！」
今年，我父親已經56歲，很快就要退休回家給孫輩講故事了。或許他這幾十年有很多遺憾，但伴隨著整個國家的工業化歷程，他加倍實現了自己的童年夢想，和千百萬普通勞動者一起創造了「科幻時代」，這是一段了不起的生活。我很高興我的兒子在享受科技樂趣的同時，還將從他爺爺那裡聽到夢想成真的往事，從他的父親口中知道從科幻到現實的平民歷史。這些故事濃縮著家族和國家的歷史，值得子孫銘記。
謹以此書：
祝福工業化的中國繼續高速發展
祝福所有的中國人在工業社會中夢想成真
祝福每一個家庭都能留下工業時代的凡人傳奇。
相關回答：
漢服、漢禮儀復興在將來有可能實現么？ - 馬前卒的回答
工業黨的本質，是一群接受了官方教科書歷史敘事和分析框架的人，為官方意識形態，尋求出路和合理解釋的行為。在官方話語體系不斷產生漏洞，以及改革開放前後三十年產生裂痕與矛盾的狀況下，試圖用「工業化」把很多問題合理化的努力，本質上就是在造一塊巨大補丁。
工業黨中不少人都擁護過去那套保守僵化且不利於工業發展的體制，形成了一股走回頭路的力量。卻不願意麵對最基本的現實：現在中國工業化的成果源於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和西方技術體系的轉移。
意識形態和分析框架為什麼重要？一個基本接受了這套框架的人，不管他採用了多少材料，用了多少數據，最終得出的結論一定是偉光正的，要麼就是搗漿糊，根本不會去觸動最根本的問題。就像看某著名理中客的答案一樣。
比如，工業黨常說的「社會制度只是界面，工業化才是內核」，實際是想用所謂的「工業化不足」把政治改革滯後的問題合理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是發展道路上不可能繞過的坎，工業黨用這種說法，唯一的效果就是給越來越大的口子上糊了塊紙。
再者，很多工業黨常說「前三十年大量餓死人是為了工業化」，實際上是為某人缺乏經濟常識的瞎折騰和嚴重的決策失誤辯護，試圖將結果合理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極左路線中出現的「浮誇風」和「反瞞產」才是大量餓死人的真正原因，這也是官方承認的說法。
再比如，把前三十年的土改和三大改造當成了工業化必要的步驟，這個角度有一定道理，但是光靠這個為前三十年辯護很無力。如果真的下過生產線，看看工業治具長什麼樣，就知道中國現在製造業當中佔大部分比例的低端製造業只是勞動密集型，是窄口徑、可替代性極強的。某次我去第三世界某穆斯林國家，這個國家沒有經過土改的，而且是窮國，但是首都地區識字率尚可。返程的時候遇見一些亞洲面孔，日本某著名良品公司的員工，隨便聊了下，他們要把工廠從中國搬到當地，他們現在研發的工業治具，即便是不識字的人，培訓一周就能上生產線作業。
我們前三十年餓死了那麼多人，折騰了那麼久，面對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亞洲其他國家，真的形成絕對優勢了么？
三十年的現代化，是非常失敗的。我引用一段官方的資料：
1949年建國以後，從經濟體制上看，對資源、產品和勞動力，甚至許多消費資料，我們採取了計劃分配的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實行了國有和集體所有制；農村，在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之間，調動資源和分配利益的層次多次上下調整，留去自留地也多次變動。從對外經濟關係、科學技術等方面看，我們採取了關門發展的方式。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財產，甚至消費資料的制度上，我們實行，或者力圖實行高度公有的體制；資源配置方式上，我們試圖國家大一統來分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對外經濟戰略上，我們走了一條進口替代和自我封閉循環的道路。這樣的體制和道路使我們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初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功了嗎？回答是否定的。
......
GDP和勞動力就業的產業結構，也是一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標誌。從產業結構看，建國三十年中，農業生產總值下降緩慢，農業剩餘勞動力的產業轉移更加緩慢。1950年中國GDP的三次產業結構為29﹕29﹕42，1980年時為21.6﹕57.8﹕20.6。縱向相比，農業份額下降速度較慢，第三產業比例大幅度萎縮。橫向相比，1980年時，發展中國家的GDP結構平均為24﹕34﹕42，中國的工業化超前，第三產業的發展嚴重滯後。而從勞動力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看，1950年為86﹕6﹕8，1962年為82﹕8﹕10，1980年為68﹕19﹕12；同期，韓國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從1960年的66﹕9﹕25，轉型到1980年的34﹕29﹕37；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從1960年的71﹕11﹕18轉型到1980年的56：16：28。從GDP和勞動力在農業和服務業上的分布看，1980年的水平低於世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仍然是一個落後和傳統的農業國家。
——《三十年前我們為什麼要選擇改革開放》
不管是技術發展還是工業化的進程，都不能看成是抽象的增量。技術和工業化的真正載體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社會元素。同時工業化也不是積累了之後就一成不變的，會隨著人的狀態和位置的變化發生變化。所以，一個下過工廠的、了解工業生產的、真正的工業黨，很難會成為一個極左派。只有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才會相信路在盡頭的強制性。技術積累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樣也是會倒退的，在封閉體系或者社會動蕩的情況下，會發生技術斷層導致的倒退，就像70年代末的情況一樣。而中國現在這套讓很多工業黨引以為自豪的「完備」工業體系，脫離了國際體系完全沒有辦法維持，在封閉體系中依然會迅速退化。
中國現在的初級工業化，得益於全球化大背景下西方技術體系的轉移，不是內生的結果。工業化只有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才能快速完成。實際上在改開之後，前三十年積累的很多技術體系被成套的西方技術替代了。紅旗車的命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經歷了停產和復產，復產之後徹底放棄了原來一整套的技術體系，複製了西方的技術體系。這也是很多央企，尤其是很多軍工企業都經歷過的命運。
綜上，我認為現在的這幫工業黨，本質上是現行體制的維護者，他們接受了官方這套意識形態，試圖用工業化的觀點給官方話語體系尋求出路。但是在當下初級工業化實現之後政治改革依然大踏步倒退的情況下，我覺得更多的人應該是不是反思一下如何避免倒退回前三十年，如何避免WG重來，而不能一味的粉飾太平。
看了上面的「自由主義工業黨」我覺得我有必要發明一個「原教旨主義工業黨」。其要義為：
1·支持現代生活方式並支持給他們提供這些的人----部分挺劉志軍。
2·對重工業、軍事工業、基礎科學了解，樂見其發展。
3·支持部分傳統文化，但反對其中壓制人性，扼殺技術創新的部分。
4.認為部分「高雅藝術」，是浪費資源，但用以促進生產，能激勵人積極地生活的除外。
5·功利主義，認為可以為達到任何所謂宏大目標犧牲一部分人，但是不可以過度犧牲，並且事後應給予補償。並且認為工業發達國都是這樣做的，並且認為他們在保障被犧牲者的權力時還做得不夠。
6·成不成王敗寇不重要，當下有國家存在，並且國家是最大行政實體，因此最好的選擇就是增強國家競爭力。在面對外來物種，或者國家消亡時不介意把自己的身份由中國人擴大到人類或地球人。
7·tg —— 前期極壞，現在好些了但還是不夠好，有沒有能力解決社會問題還有待觀察，能通過經濟和科技的持續快速發展自發地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但前提是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和科技快速發展。
8·威權——新加坡式的可以有，tg式的需改革。
9·（定義之外私活條款）精英主義情緒嚴重，有救世主情結。
PS：針對可能吐槽第7條的，我先預防性的講一下：我不認為在沒有社會改革的情況下tg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和科技的快速發展。這裡的快速是日韓當初在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時那種速度。
老子就是工業黨，這兒立個棍兒。老子就是相信中國的工業發展是唯一出路。
有說工業黨不懂金融的，老子CFA考完了，聊聊金融基礎，夠不？
有說工業黨傻的，老子GMAT一次770，夠不？
有說工業黨不懂經濟的，老子紐約大學Stern 金融與經濟專業。
不服來辯，我定期把評論給你更新到答案里打臉。工業黨：1920-1930存在於蘇聯的一個反革命組織
工業黨就是 @冷哲@馬前卒 之流。這類人的，也可以歸類為中低級別的自干吾。
自干吾有幾種
最低級的自干吾就是周小平，司馬南之流，這類人為了維護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採用造謠，扣帽子，瞎說八道，罵人是漢奸等手法；情緒十分激動，唾沫分泌十分旺盛，效益，投入產出比。。。就不太好了。。。
工業黨屬於中低級別的自干吾，這類人稍微有一點手段。低級的自干吾你一提長春，三年饑荒，反右，暴力土改，他們就炸窩裡，他們要麼抵賴，要麼說這都是敵對勢力的造謠，要麼說這都是四人幫乾的壞事，但被敵對勢力誇大了，不能帶表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云云。
顯然這沒什麼說服力，於是中低級別的自干吾就跳出來了。
他們不會抵賴三年饑荒，但他們會說三年饑荒和民國死亡率差不多（搞不懂什麼叫建國後的死亡漏報）；他們不會否定暴力土改，但他們會告訴你暴力土改目的是為了加強基層統治，掃除宗族勢力，為現代化作基礎；他們不會否認建國後的赤貧，但會告訴你這是為了工業化作貢獻所必要的犧牲云云。
低級別的自干吾相對很暴躁，工業黨反倒很陰柔，在他們看來為了「工業化」餓死幾千萬人，整死幾十萬人並不是什麼大事。這一點來看工業黨比低級別的自干吾更邪惡殘忍。因為人性尚未泯滅，所以要千方百計拚命抵賴。因為人性已經喪失，所以大方承認十分洒脫。
我一向認為真小人比偽君子可怕。世間常有「偽君子」與「真小人」之辯，由於人們對「偽君子」的輕蔑痛恨，遂使有些聰明的文痞流氓之類，公開宣稱自己是「真小人」，高舉「真小人」招牌，希望大家產生「他不是偽君子」的印象，而從中獲得利益，這正是「真小人」比「偽君子」可怕的原因。因「偽君子」有時被逼到牆角，他的良心還有萌芽可能，「真小人」則根本沒有牆角。聖潔的理念，可能使「偽君子」醒悟，卻不可能使「真小人」醒悟，「偽君子」有所顧忌，所以才偽。而「真小人」反正是挑明了我是無恥之徒，所以便無所不為。
其實呢，一般的自干吾只不過是降低了人性的天花板，本身仍然是一種較為低等的人性，而不是吞噬人性的工具。工業黨完全不同。
比如馬前卒，其實就代表了工業黨中的最高水平
馬前卒的問題，你從蛛絲馬跡就可以看得出來：他錯的地方都是最明顯又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都是明知故犯的地方，他是故意要誤導你的。他誤導你的地方，都是在涉及脈絡的大問題上，不是枝節上的小問題。
真正的欺騙不是說要走具體事件上欺騙你，而是在解釋體系上潛移默化地迫使你接受他的解釋體系。馬前卒就是這樣，比如暴力土改。普通的自干吾提到暴力土改，不是敵對勢力的宣傳就是個別過激行為，要麼就是強調部分地主的罪大惡極並以此類推其他地主，然後再籠統地說一聲地主阻礙工業化。這樣的效果很不好，而且與基本的史料也不符合。
舉個例子，秦暉的文章中也提過暴力土改的作用，其中提到劉少奇的一句話：1947年4月，劉少奇到晉察冀中央分局講到，「要以複查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再三複查的意義並不在於再找一點土地，而是再流點血，一定要形成一種你死我活的氛圍，只有這樣高強度動員才可以實現。
總之，在現有研究看來，以往官方，以及低級自干吾的宣傳的說法處處都是矛盾和問題，而且錯的非常低級，甚至不能稱之為錯誤，不過為了隱藏諸如劉少奇話語中闡述的那類不可告人的目的。
馬前卒是怎麼做的？他有沒有去掩蓋抵賴？他沒有！你看看他的這個帖子：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戰敗主要是因為軍事策略失誤嗎？ - 馬前卒的回答
裡面他說得很明確了：
過去宣傳說土改後農民志願從軍、支前，打造無敵之師。 後來知道，XX軍徵兵也按名額強派，支前主要靠僱傭，志願兵微不足道。但XX黨思想先進，組織嚴密，土改後徵兵征糧效率比對手高的多，在更高層次實施階級鬥爭，所以必勝。
你看，他的思想挺超前的嗎，挺先進的嗎，是不是？他反駁了低級自干吾很多關於土改的謬論，乍一看，他哪裡騙人了？實際上他小不騙大騙。
我們再來看一段他的話：
組織能力差異不僅僅體現於作戰層面。在基層建設方面，國民黨更是輸了個乾淨。上千年來，皇權不下縣，鄉村是士紳土豪自治的空間。儘管三民主義也包括「平均地權」，但國民黨從未實施過有效的農村改造，從未落實土改和減租。國民黨的黨部和縣政府在大多數時間只能蹲在城裡和士紳談判，獲取農村資源——或是翻臉命令軍隊搶劫、拉壯丁。但無論哪種方式，收集糧食和勞動力的能力都很低，都會在中間環節出現大量的貪污和浪費。
他的說法很明確。國民黨失敗根本不是因為喪失民心，而是因為沒有強大的基層組織（這個說法我不認同），鄉下都由那些士紳土豪掌控，因而缺乏動員力。
這其實是個相當大的圈套。
眾所周知，人們對政府大力宣傳的一樣東西很可能不會相信，但對耳聞目染卻看似無關緊要的東西往往會相信，比如什麼皇權不下縣，什麼鄉下唯土豪，也就是古代皇權一直不下縣，鄉下呢只有一些鄉紳在維護秩序，這些鄉紳呢又都是本土自治的產物（插一句話，至少在明朝，根本不是）。
那麼問題就來了，鄉下的那些土豪，鄉紳是好呢還是壞呢？或者說，民間有組織資源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判斷就很重要了，這個就是馬前卒之流不可告人的陰謀，他的陰謀就在這裡，大家仔細看好了。我們一看，全國古代鄉村，又是政治黑暗，經常農民起義；又是生產力低下，農民生活困苦；又是定期改朝換代，往往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又是什麼土地兼并常見，農民沒立錐之地。。。
總而言之，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古代農村，就會發現古代農村，針對農民的壓迫十分嚴重，農民生活很差，會出現周期性動亂，而周期性動亂期間往往會大規模死亡。那麼假如我們說古代是皇權不下縣，縣以下只有什麼宗族，土豪，鄉紳，而宗族，土豪，鄉紳往往又都是民間組織資源的代表，很多本來中立的人就會產生一個念頭：古代是人間地獄（這個我贊成），是因為鄉村下都是些宗族土豪。因此某個組織建立基層組織，才是讓中國擺脫地獄走向現代化的唯一之路，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
要是這麼想，你就中記了，因為馬前卒這樣的網上特殊任務人員，就是要讓人懷有這樣的一種潛意識。人們一想到鄉村自治組織，想到的就是鄉紳宗族土豪，而不是民間組織資源，而不是說民間組織資源是一個能制衡大共同體對內無限壓榨的東西。
如果有人這麼想，馬前卒之流的險惡用心就達到了。
有很多人認為，能揭發黑材料就是進步，就是沒有奴性，但是黑材料這件事情也是分層次的，上層跟下層不一樣。底層的小自干吾只要說一下長春什麼什麼的就算踩到他的痛腳了，他就拚命跳起來了。但上層的自干吾不是這個樣子的，像馬前卒這樣的上層的自干吾是有一盤大棋的。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應該承認的，但要通過適當的引導，構建出一套有利於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的歷史神話出來。在這個歷史神話當中呢，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不是不犯錯誤的，不是沒有罪行，但是他們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而出於環境因素不得不犯那些錯誤。
如果是小自干吾沒有認出大自干吾的話，他很有可能把大自干吾狠咬一頓的。沒有認出大自干吾的情況下，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在他看來，那些大自干吾就代表最反動的宣傳。當然也有可能有朝一日大自干吾被打倒了，他搞的那些東西就會真的變成他的罪證。因為在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自己的邏輯中，這種事情很很容易發生的。文革時期有好多反動學術權威其實都是維護不宜公開討論的政治內容維護得最有力、最巧妙的。正因為如此，才被那些傻乎乎的紅衛兵當成國民黨派來的。
其實這根本不難識別，馬前卒一向是一個主張中央極權和極端國家主義的人（例如他鼓吹要同化少數民族，摧毀他們的民族傳統）。只不過我們一開始都沒意識到這一點而已「我是工業黨」=「我們沒文化的人就這樣」，這個等式廉價十成正確。
看看馬前卒先生的答案，牙齒都笑掉了。
最近幾十年，總有人疾呼中國消費不足，經濟必然出問題，結果，投資率高達70%，國進民退的時候（比如溫時代），經濟增長非常穩固；消費率上來了，所有制多元化了，中國反而滑向中等收入陷阱，連「克強指數」都不敢提了。可見不解決經濟學家不懂工業的問題，工業社會就不能繼續發展。
2008年雪災，全國很多地方的電線因為被冰雪壓塌，全國局部地區停電。
出人意料的是，停電似乎帶來的不僅僅是不便，而是生與死的問題。醫院停電，做不了手術，鐵路停電，火車停在荒山野嶺，把幾千人晾在了冰天雪地里，吃喝取暖都成問題，如果不救援，一火車的人的生存都有困難。
這個事情很有意思，電，本來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但如今沒有電，人卻幾乎無法生存。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人被自己的創造物給主宰了。
人被自己的創造物所主宰，甚至被自己的創造物所摧毀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切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河南駐馬店70年代水庫潰壩事故，都造成了嚴重的傷亡，給人帶來巨大的災難。
我舉以上兩個例子，並不是要詆毀工業文明的偉大。工業文明的偉大，大家都有目共睹，這些偶然的災難，並不能掩蓋工業文明的光輝。
我想指出的是，這些災難證明，人的理性是有邊界的，我們懷著善良的願望，依據人類理性所設計出來的東西，最終可能偏離我們最初的願望，甚至毀滅創造者本身。
人們在修建切諾貝利核電站的時候，修建駐馬店水庫的時候，絕對是懷著善良而美好的願望的，也調集了當時我們所能調集到的最優秀的人才，但事物的發展，最終超出了我們人類理性所能控制的範圍。
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承認我們的無知是智慧之源。哈耶克對此闡釋的更加清楚：理性最重要的價值就在於認識到理性本身是有限的。
但這個世界上有一群人，對自己所擁有的理性過於自負，總希望將自己在工程建設上取得的經驗，轉移到社會科學領域。他們總覺得，憑藉自己良好的願望和高度的智力能力，能夠構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問題是，我們在工程建設領域，都無法杜絕工程事故問題，我們又怎麼能在社會科學領域杜絕工程事故問題呢？工程領域的災難，叫工程災難，受害者最高也就幾十萬人。社會領域的災難，叫社會災難，受害者可能高達到數十億。
這些理性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理性是有限的，無法解釋和預測整個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社會本身也不是磚塊水泥，而是千百萬活生生的人組成的。人們在工程建設領域的失誤，帶來的災難有限。但如果我們把工程建設方面的經驗用到社會科學領域，象砌磚塊那樣安排每一個人的生活，那麼後果是災難性的。他們沒有意識到，人可能被自己的所造之物傷害。
這群人就是目前分外活躍的工業黨，馬前卒先生應該是這一派的代表。馬前卒先生不承認這一點，是一種虛偽。
馬前卒先生在知乎上總以一種革新派的面貌出現，但在歷史上，這樣的人屢見不鮮。哈耶克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就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為馬先生畫了相：這些計劃經濟的鼓吹者往往是工程師出生，擁有一種「工程師」智慧，他們計算能力出色，對機械結構有著良好的把握。這些人由於頭腦聰明，數學物理成績突出，從小就頭頂光環，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被委以重任，因此，他們格外自負，對自己的理性深信不疑。
計劃經濟無法帶來一個繁榮的社會，也無法帶來工業文明，這是早已被證明的事實。因為產品的價值源於人們的需求，市場經濟的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價格信號，將人們的需求傳遞給生產者，促進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
而馬先生的訴求是什麼呢？他認為，工業是好的，那麼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的將資源分配往工業部門。馬前卒先生的文章讀起來其實很乏味，他反反覆復就是一句話，工業品是好的。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廢話。
真正的難點在於，什麼樣的工業品是好的？我們到底需要多少「好」的工業品。蘋果手機好還是三星手機好？如果蘋果手機好，為啥還有三星？華為？小米？登月飛船是「好的」工業品嗎？如果是，我們每天發射一次可不可以？
離開了市場，這樣的問題誰也回答不上來。當然，如果權力夠大，臉皮夠厚，也是可以「強答」的，答錯了帶來的損失，反正不由我承擔就是了，比如隔壁的那位元帥，就覺得核彈是很好的工業品，隔三差五就放一顆。
這就是計劃經濟的弊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無法知道，到底哪些工業品是緊缺的，哪些工業品是過剩的。工業部門掌握了資源，卻生產出人們不需要的東西。大躍進時期，人們餓的飯都吃不上，國家卻調集糧食資源搞工業建設，鋼產量倒是上去了，但又有什麼用呢？人們照樣該餓死餓死。
以上就是以馬前卒先生為代表的工業黨的第一個毛病，自負。他們自負到以為自己是洞察了社會的結構，他們可以像設計大樓和橋樑那樣，把社會塑造成他們所希望的樣子，通過對經濟和社會的計劃和安排，促進工業的發展。但事實上，關於人類發展的知識如此之多，又如此分散，沒有人能夠掌握如此之多的知識，是市場，傳統倫理等人類社會自發的秩序將這一切連接起來的。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是不能被理性所塑造的，人類的經濟也是不可能計劃和安排的。
馬前卒等工業黨的第二個毛病就是，道德淪喪。在工業黨看來，自己擁有高度的智慧和完美的理性，是社會的塑造者，他們對他人的悲慘遭遇高度冷漠，普通人類在他們眼中無非就是磚塊泥沙一樣的建築材料，因此，一些為了保證人類族群延續而自發形成的道德傳統在他們眼裡是沒有意義的。在他們眼中，買賣自願，財產私有這樣的道德傳統沒有意義，地主擁有土地是經濟發展的阻礙，農民就是應該通過計劃經濟的安排為工業發展輸送資源，幾千萬人的死亡，在他們看來都只是發展工業所付出的必然代價。馬前卒多次謳歌知識分子下放制度，馬前卒在一篇關於留守兒童的回答中建議，農村父母沒有能力教育子女，就應該把兒童從家庭中剝離出來，把小孩集中起來管教。這種取消家庭制度的做法，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比如在上個世紀大躍進時期，就初步瓦解了家庭財產私有制度，吃集中食堂。在柬埔寨，家庭制度徹底取消，夫妻雙方各自住在集體隊伍中，並按照安排，有計劃的團聚過性生活，當然，柬埔寨對家庭取消的很徹底，後果也更慘烈，我就不多說了。
文章有點長了，暫且打住吧。最後再說一點，市場經濟是高度包容和開放的系統。馬前卒先生如果真的看好工業的發展，看好重工業的未來，完全可以在股票市場上購入中國重工，中國中車等工業股票，用實際行動支持中國工業的發展。
我尊重用自己的錢下注的人。另一個問題的回答，因那道題被刪除了，就發到這來：
1.
工業黨的邏輯起點，乃是 「生產力的狀況決定生產關係，二者辯證統一於生產方式」、「物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這些耳熟能詳的句子，昭示著「工業（技術）體系的水準與層級決定著人類社會的形態與發展水平」，進而可能導向更為僵硬的一種認知：工業社會的政治制度、道德倫理不過是工業（技術）硬體基礎上與之協調的軟體搭配。如果觀念只停留在這一步，還不算很危險，可這種認知很容易再進一步認為：既然軟體是配飾而已，當不適應的時候該換就換。這無疑是將工業（技術）固定在一個中心的神壇上，萬事萬物圍之旋轉，於是，為了技術本身，而非人本身，去進行人類的實踐活動，為了技術而輕而易舉地去替換掉、犧牲掉那些「配飾」，哪怕是人，危險性不言而喻。這樣的思維，偏重於從技術（工業）發展的角度去理解人類社會發展與演化的歷史，認為技術改變（影響）人類的思維與行為模式，會重新組織人類的生活以及更新人類的精神。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強調物質與意識互動關係中物質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比方說，「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但馬克思同樣明白意識對物質的反饋作用，強調一種辯證性的交互關係。然而，工業黨則比較容易偏重一方，既然每一種社會類型都有其特有的內在動力或發展邏輯，那麼，要想改變一種社會類型，就需要去改變它的「內在動力」，而內在的動力恰恰在於技術、生產力、物質創造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進行了「升級」，那麼社會類型也就改變了，社會類型改變了，與之匹配的文化、制度也就順其而然的得以形成與建立。按這樣的邏輯，將人類活動的重心放在工業化、科技化上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千萬不要以為工業黨邏輯與思維的形成乃是馬克思主義的鍋。要溯源的話，17世紀西方世界的轉向相關——反對基督教傳統、生活的世俗化、哲學與科學的實用化與工具化。弗朗西斯·培根說：「科學真正合法的目標是賦予人類生活以新的發明和財富。」霍布斯則把哲學定義為謀取技術成果的工具：「哲學……其目的是使人們能夠在物質或人力允許的範圍內產生人生所需要的效果。」而斯普拉特在《皇家學會史》一書中則指出，希臘-羅馬哲學從未對技術做過任何事情，正是因它不切實際的玄奧運思導致其在動蕩中湮沒不存，因此，要把哲學改變成「一種人們日常所需要的生活藝術。」從這些表述可以體會到，他們對哲學、科學技術化、實用化的推崇，他們要將「自然哲學家」變成懂得自然奧秘的技術專家。科學，要結出果實。17世紀，西方倡導技術的人們企望不斷征服自然，而工業革命不過是順勢而來的結果，工業化不過是符合初衷的行動。
工業黨（Industrial
party）本質上是一種技術崇拜。17世紀的西方世界，許多人早已經厭煩了宗教的無休止紛爭，狂熱主義、宗教迫害、宗教不寬容、宗教戰爭、宗教的持續墮落……這一切構成了「在西方人自己看來，西方基督教陷入道德和理智不受信任境地的背景。」儘管這些人依然還是基督徒，精神卻完全「煥然一新」了，古希臘-羅馬主義的幽靈復活了，而且以更為強勁、難以阻擋的勢力破繭而出。這時候，技術（經驗科學發現的實際運用），逐漸成為西方社會精英們追求的至高目標，「推崇經驗取代了迷信權威，技術取代了宗教，這不論在理智上還是道德上，都不啻為一種革命行為。」（湯因比）人們在宗教之外找到了一種提供力量的心理等價物，上帝與宗教崇拜被技術崇拜滲透。從此，技術也開始走上了「被神化」的道路，工業黨乃是技術崇拜的信徒！
2.
工業黨的另一個思想來源應該與「經濟帝國主義」有關。當然，這不過是一種價值判斷，事實如何，暫時付之懸置。
一方面，是對價值紛爭困境的厭煩，意圖超脫於任何價值體系，完成人類社會的改造，提升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經歷過太多因為價值紛爭、意識形態衝突而引發的災難，許多人已經對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感到厭煩，宗教的、世俗的，專制的、民主的，一些人越來越覺得，人類的實踐活動，應該儘可能的排除價值的評判與意識形態的因素，而希望以一種去政治化的技術解決方案來改進人類社會，比方說專註於發展經濟，增長優先，先解決生存、貧困等問題，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面。另一方面，戰後許多經濟學家往往喜歡將諸多文化問題、社會問題等化約為經濟問題，以為解決了經濟問題，其他的便會迎刃而解，那麼，既然皆歸於經濟問題，而工業化又是發展經濟（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工業化優先既符合邏輯也符合經驗的了。這兩個方面，特別是後者，也就逐漸形成了一個「經濟帝國主義」的形象，雖然說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然而，一旦純粹的經濟學掌握了「話語權力」，最終將「持續的、沒有極限的經濟增長作為工業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價值和目標之一」，本身也就價值化、政治化了，現代經濟學也就淪為了一種政治學的還原主義，形成的壓力足以令人感到惶恐，工業黨的主張令人畏懼的根源之一就在於此吧！
「經濟帝國主義」的反對者，比較喜歡對著一個稻草人——無限經濟增長理論——發起攻擊。理由很多，其中幾點是：經濟不可能無限增長，收益遞減規律的限制，創新的自我耗竭，技術的瓶頸，等等，都說明「物質增長」是有限的，無限增長與無限消費解釋不可能的事情，有差別有機的增長才是可能的，如果只顧增長，一味去政治化，不顧社會公正、分配等政治話題，將會引發社會的危機與動蕩。
反駁得十分有道理，可是，問題在於，並沒有多少人是堅持「無限增長理論」的，只有少部分人，少部分工業黨，以「工業（經濟、物質）的無限增長」這一理想（或曰幻想）來回應當下社會的質疑。更多的經濟學家（部分工業黨），秉持的是有限增長理論，更多人是希望一階段一階段的實現帕累托改進（「使一些人的處境變好的同時，沒有任何人的處境變壞」，當一些人絕對增益而沒有人絕對受損），在經濟的有限增長、工業的持續發展中，富人與窮人、「有餘者」與「不足者」皆得到增長，這樣就多少有效解決了分配公平議題，避免馬太效應的過分膨脹。因此，可以說，很多反對者就是在亂樹靶子，反而製造了更大的分歧。這也提醒我們，不要讓「工業黨」的標籤化，掩蓋了背後真正要討論的一些議題。在很多理念上，工業黨不過是鐘擺擺向的另一端而已。
工業黨「無限進步的偉大承諾」，如果無法相信，那麼，宗教的天堂與救贖承諾呢，民主的萬靈藥承諾呢，就值得相信么？難道這些就不值得警惕么？因此，工業黨總之有十足的理由去反駁它的反對者，如果技術的創新、工業的發展、經濟的增長無法解決人類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那麼，那些政治性的、宗教性的價值體系就能夠保證解決得了么？難道丟下一個完美的憲政方案、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了么？這是工業黨很容易產生的反問。
的確，另一向度的人們，往往注重人類精神的力量，比方說韋伯，傾向於強調與假設人類精神對經濟生活、社會組織等等方面的影響，一種經濟生活方式的產生與其群體的精神相關，雖然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能直接得出資本主義孕育於新教倫理這樣的結論，也不能推論得出現代資本主義是新教的「結果」，更何況實證研究已經表明了它們之間必然性的脆弱，但是，通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關係的的分析，多少讓人意識到人類精神力量的積極性，對社會、經濟形態的形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人們惑於韋伯與以恩格斯著作為代表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相悖（新教是一種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所帶來的經濟變革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總是在「意識形態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以及它的相反原則形成的鐘擺間搖擺，而沒有注意到馬克思與韋伯都強調了意識形態對物質環境的積極「影響」，韋伯雄辯了駁斥了「反映唯物論」，而馬克思卻並沒有持這種機械的觀點，其實，他們雙方在諸如「觀念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表現了物質利益」「穩定的宗教秩序代表了支配關係的正當化」等方面皆具有一致性。然而，總會看到人們總是過分的誇大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夠審慎的人，走在哪一條道路上都會越走越偏頗，如果從類似韋伯這樣的路徑繼續往下走得太遠，也就過分依靠人類精神的力量去影響物質世界的現實，歷來的意識形態運動里多有如此者，哪怕是良善的民主憲政制度，如果強行按在一個社會裡，也會出現不良的甚至劇烈的副作用。即使按照維柯、斯賓格勒等人的歷史觀，也會認為這種舉措是不合時宜的。
楊小凱與林毅夫當初的爭論，很具有代表性（雖然不能稱林毅夫是工業黨，然而，他到底還是算是個經濟增長優先論者吧）。楊小凱認為，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以一個良好的憲政框架為前提，憲政體制在經濟發展上具有相較而言的優勢，只有在這個框架下，「對政府（國家）的機會主義限制住了，經濟才能發展起來」，才能保證經濟的良序發展，再進一步說利於工業化的發展，以此提倡「制度興國」、「民主憲政興國」。楊小凱的倡議自然十分在理，也十分欣賞與敬慕，然而，楊小凱的問題在於過分簡化了複雜的現實，從發達國家少數特例中汲取的經驗，以一個十分簡化的框架套住所有東西，卻忽視了另一方面他人所擔心的大量經驗——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國家已經直接建立憲政的框架，然而，國家與社會隨即而來的失序或停滯，讓人對此充滿了不信任。當然，十分充足且專業化的反駁認為，這些國家的問題不是憲政帶來的，而是沒有很好的踐行憲政所帶來的。不過，即使人們認可這一點，那麼，為何「沒能很好的踐行憲政」呢？這個問題，足以消解掉一部分那些解釋的力量。是的，為何「沒能」呢？原因何在？既然明知道「不能」，為何還要給一頭牛套上一幅製作精美的軛呢？即使再退一步，退回到維柯、斯賓格勒等人保守的歷史觀，已經退化到十分宿命論的立場上，也會覺得政治制度與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演化階段，與它的社會習俗、歷史慣性以及當下民情等等息息相關，不合時宜之感也會油然而生。如果試圖通過一種力量擺脫這種帶有宿命色彩的束縛，逆勢而為、強勢而驅，奮而將社會系統升級，那麼，這種力量是什麼呢？這時候你是否會發現，不管是這種力量是「民主憲政」優先，還是另一群人認為的「工業化/經濟增長」優先，都屬於一種升級社會的衝動、理想，一種是制度崇拜，一種是技術崇拜，我們能否在一軟一硬的互動中審慎地達到平衡狀態呢，如果不能，那就讓戰爭來恢復平衡吧！
參考書籍：
①《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對馬克思、塗爾乾和韋伯著作的分析》，［英］安東尼·吉登斯
著，郭中華、潘華凌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②《工業文明的衰亡——經濟增長的極限與發達工業社會的重新政治化》，［美］約爾·傑伊·卡西奧拉
著，余靈靈、尚新力 譯，重慶出版社
③《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英］阿諾德·湯因比 著，晏可佳、張龍華 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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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以為工業黨的含義已經跳出了「工業黨」這三個字。在中國建制派與民主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鬥之下。勢必會出現對兩方面都不能完全接受的一些人。這些不知道自己站哪一隊的人中就有工業黨。
要是讓我給工業黨下定義的話，他們大概就做到了胡適說的那句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一群人相信物質決定意識。堅決地要求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
比起你在想什麼，你承諾了多麼美好的未來，工業黨們更在乎你現在有什麼，以及你將來會擁有什麼。
這樣的人在中國現在的這個五毛大戰公知的環境里兩邊都不討喜。工業黨把西方社會發達的原因歸結為資本積累，技術革新，殖民侵略而並非民主所致。也不忘了說新中國的大躍進是錯誤且愚蠢的，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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