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簡述儒法鬥爭史,然後做補充評價?

儒法鬥爭史整體是否有網路上流傳的部分那樣「科學」?真正的「儒法鬥爭史」是什麼?


「儒法鬥爭史」是特殊歷史時期針對特殊政治問題以特殊的學術視角搞出來了一個玩意,它有很多毛病,但是如果不能知道它本來是幹嘛的,光說它不好就沒有什麼意義。

按照五四以來的政治正確,封建時代的思想都是以糟粕為主,那麼儒家和法家應該享有一個差不多的待遇,「都是下九流,誰瞧不起誰呀?」

但當時的人——主要是主席本人,認為法家在一個核心問題上和儒家有本質區別,而這個區別導致了法家必須被推崇,而儒家必須被狠批死批,那就是:

儒家主張地方分權,法家主張中央集權。

(地方分權在中國古代叫「封建制」,例如周朝和漢朝早期,中央集權在中國古代叫「郡縣制」,秦以後全部如此。

用今天的學術話語,地方分權的叫「聯邦制」,如美國,印度,德國。中央集權的叫「單一制」,如中國,日本,法國。另外,集權和極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稍微百度一下,別被混淆了。)

當時,主席寫過一首著名的詩:

讀《封建論》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注意看名字。《封建論》是柳宗元寫的一篇批判地方分權體制,認為國家應當堅持中央集權的文章。

傳統上,一般認為孔子畢生的志向是機械地恢復周禮,而周禮是封建制的法律制度,因此進一步認為孔子是追求地方分權的——這個論斷其實有問題,但很符合直觀感覺———主席認為要推崇中央集權,反對地方分權。

那麼遵法貶儒就是個自然的結論了。

(而在此之前,由於儒家的革命思想和大同思想,是被主席反覆肯定的。但這個時候並不是學術討論,而是政治需要。)

為什麼主席要追求這個目的?

按照一般人和大多數學者的思維,政府是鐵板一塊,主席是政府的首腦,所以主席思考的問題就是一個單純的治理問題,即政府打算怎麼開展工作。

但問題是,任何政府在任何時候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尤其是中國的政府——無論現代還是古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從來都是國史的一個重要的基本視角,離開它,很多事就看不清了。

中國地理極其複雜,地域差異大,如果沒有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那麼區域之間的地緣衝突就會導致中國陷入內亂,但是大一統之後,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又千差萬別,中央政府一方面要統治地方政府,不允許地方政府搞割據,一方面又無法接管地方政府的工作,必須給予足夠的信任。

這樣就造成了中國國家治理中的一個永恆難題「一放就亂,一管就死」,中央給地方自由度,地方就啥破事都敢幹,然後中央再出來背鍋;中央不給地方自由度,地方就明哲保身,什麼事都縮著,很多具體事務開展不開,中央還是得背鍋。這就逼迫中央政府在集權和放權中反覆來回。

(各位注意,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就是中央放任地方的時期,各種拆遷群體事件不斷。十八大以後,中央收緊對地方的管制,經濟直接進入了所謂「新常態」,去年習主席提出「擼起袖子干」,未來地方政府的自由度會有一個放鬆,應該是在十九大之後。)

這不是任何政治理論或者社會制度可以解決的問題,地理就是如此,換誰來也沒辦法,江浙滬一帶都是平原,雲貴都是山,能一樣嗎?對比一下,美國這方面就比中國條件有益的多,全國以平原為主,政策差異性相對較小,所以集權的需求不大,但即使如此,美國東西海岸和中部地區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而聯邦政府沒有針對這個差異作出區域平衡,而特朗普當選的重要原因就是爭取了中部邦國選民的支持。

所以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只是中國的地理差異大,問題非常突出而已。

具體到主席那個時代。他對中央和地方關係問題看得比今天很多學者要深刻的多:

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對於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很注意的。它們的制度和我們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們發展的經驗,還是值得我們研究。拿我們自己的經驗說,我們建國初期實行的那種大區制度,當時有必要,但是也有缺點,後來的高饒反黨聯盟,就多少利用了這個缺點。以後決定取消大區,各省直屬中央,這是正確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獨立性,結果也不那麼好。
《論十大關係》

(關於這個問題的拓展閱讀,朱蘇力:當代中國的中央與地方分權--重讀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第五節_愛思想)

可以看出,當時主席的態度是要放權給地方的,但後來的事兒我們都知道了,一放就出了問題。

首先是,三反,五反。

所謂的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所謂的五反,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照理說,這都是很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但三反五反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大量的人被冤枉、迫害,這個鍋,誰背?

關於右派的事兒,主席寫文章明明白白地說了,打了提前量了,叫地方政府預防了,還是出問題,這個鍋,誰背?

最後不能轉變的那一部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們不當特務,不再進行破壞活動,也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這是鑒於許多歷史事件採取了極端政策的後果,並不良好。我們應當看得遠一些,在幾十年後看這個事件,將會看到我們這樣對待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會有深遠影響和巨大利益的。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

然後是大躍進,主席對於工業化這個問題心心念念,他是見識過蘇聯工業帝國樣子的,你說,他有可能追求把鍋碗瓢盆都熔成爛鋼的那種所謂的「產量」嗎?應對經濟危機不利,又造成了嚴重的問題,這個鍋,誰背?

當然是主席背,他是領袖,下面的人出了事兒,責任是當然是他的。就像今天如果一個公務員出了問題,他的主管領導也到承擔「主體責任」。

但如果你是主席,你惱不惱火?你心裡恨不恨?

後來的《海瑞罷官》、《二月提綱》一系列的事情下來,主席終於還是炸毛了。

握筆杆子出身的他,怎麼可能相信「學術就是學術,與政治無關」這種鬼話?他難道會不明白所謂的「學術自由」不就是軟實力的傳教嘛?於是,他作出了一個判斷: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五一六通知》

既然這個官僚體制是個利維坦,那就殺了吧。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孔老夫子又不例外被拿出來批判一番了。他此刻不再代表湯武革命的歷史潮流,也不代表天下大同的終極理想,而代表地方分權的反攻倒算,代表官僚主義的倒行逆施。

要說孔夫子也實在是用途多啊。

這個問題說到這裡就可以結束了,但作為一個儒教徒還是免不了要多說幾句。

孔子對周禮的推崇態度,主要目的是要繼續堅持管仲以來的「尊王攘夷」的思想,以對抗可能存在的蠻族入侵,努力的方向仍然是向中央集權的。

從孔子自己的行為來看也是如此,他發動隳三都的軍事行動——類似康熙皇帝的削藩——目的是加強軍權,他因為弟子加大對民間的稅賦而憤怒不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冉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論語·先進》

孔子認為君臣要各守其份,即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今天的人誤讀很多,認為就是強調一個君臣上下。

但要明白,孔子說這話的時代是封建制(分權),我們看這句話的時候是郡縣制(集權)。這兩種時代有一個重大的區別。

在封建制的權力結構中,部下的部下不再是部下,領導的領導也不再是領導。這不是繞口令,而是說諸侯是天子的部下,士大夫是諸侯的部下,但(一般的)士大夫不是天子的部下。(注意,「率土之濱」說是領土,不是人。)

也就是說,諸侯王同時具備「君臣」兩種身份,他是君主,同時也是臣子。正如一個人即是別人的父親,同時也是別人的兒子。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孔子是在說諸侯王要同時扮演好兩種角色,既要整合自己國家內部,同時又要效忠周天子,就像一個男人既要撫育好自己的兒子,又要贍養父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論語·顏淵》

而在郡縣制的權力結構中,君只有一個,那就是皇帝,其他的所有人——包括百姓——都是皇帝的臣子,秦朝稱之為「黔首」,就是黑腦袋的意思。強調百姓是臣子的原因,是合法性來源變了,原來的權力來自於諸侯國的尊奉,現在來源於「萬民擁戴」。

也就是說,孔子的集權思想是一種「二段集權」,強調士大夫的權力集中於諸侯,諸侯的權力再集中於天子,這是封建制集權思想的典型。美國用的就是這種方法:每個州都有憲法,再根據各州的憲法制定聯邦憲法。

也就是從地方到中央的集權模式。

孔子之後孟子、荀子,都只強調諸侯王層面的集權,因為周天子已經玩完了。

韓非子思想則更進一步,他認為孔子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天下人不在乎什麼仁義道德而在乎力量權勢。孔子在乎仁義道德,所以他甘願做魯哀公的臣子,如果孔子也像天下人那樣在乎力量權勢,早就篡權自己為國君了。現在知識分子說服國君的做法是讓他們躬行仁義,但天下人會膜拜仁義嘛?既然不會,那讓他們躬行仁義又可能實現平天下的目的?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五蠹》

韓非的思想就不再說從地方到中央的集權模式,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模式。

這種模式的不同之處,在於不再需要地方不斷的把權力讓渡到中央,而是中央通過建立起強大武力一次性的締造秩序,地方權力的大小並不由地方決定,而由中央決定。


最好的參照仍然是美國。

美國早先踐行的是聯邦制(現代版封建制),但到南北戰爭期間國家走到了分裂的邊緣,以林肯為總統的聯邦軍隊強行鎮壓南方軍隊,並強制其恢復對憲法的執行。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的法學家提出了所謂的「二元聯邦主義」,認為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家權力並不都由地方州的授予,聯邦政府同時也是全國人民的代表,有些權力是人民直接授予聯邦政府的,以此來論證林肯的戰爭行為是合法的。

說白了就是半聯邦制半中央集權制。

真實的邏輯是聯邦政府掌握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保持對一切地方分裂力量的絕對優勢,一如韓非子的觀點。


總結而言,韓非的思想是在孔子思想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而且並不以否定孔子為前提。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韓非子》一書中,雖然「儒」經常被批判,但孔子總是以正面形象出現的。要知道,孔子曾經做過魯國的大司寇攝相事,相當於魯國最高法院院長兼司法部長代行國務院總理職權。也就是說,孔子的本職工作是司法工作,所以他的很多言行都被韓非作為案例來引用、評述。

(還有一個有趣的事情,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法官約翰馬歇爾,他在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以前,官職是國務卿兼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孔子一樣,都是肩挑司法、行政兩大系統的首長。)

這也就是解釋了為什麼秦漢以後儒法會合流,所謂的「陽儒陰法」,其實是同一條邏輯鏈上的兩個東西。法家雖然解決了組織上如何集權的問題,但他並不涉及天下這個層面,要建立一個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國,光靠組織術是不行的,還必須依靠制度文化,這正好是儒家的長項。法家對權力的執著是應運天下大亂而生的,過於苛責他的專制獨裁也難免陷入「何不食肉糜」的小清新里。

不管是什麼態度,但只要中國再度陷入戰國、三國、清民這樣的末日大亂世,秦始皇、魏太祖、紅太祖這樣的法家屠龍者仍然會出現。


(PS:法家這個稱呼其實存在嚴重的問題,比如法家所有代表人物都有儒家、道家、名家的學術背景,韓非是名儒荀子的學生,慎到、吳起、李悝是子夏的學生,孔子的正牌徒孫。而傳世的《商君書》又是漢代的偽書,不能和商鞅的思想劃等號。韓非雖然有成熟的理論,但是又缺乏政治實踐來參照。秦國的實踐又幾乎可以肯定是吸收了大量墨家的思想——法家只講集權,而墨家講獨裁——甚至有可能吸收了墨家的組織。

所以現在我們口中的「法家」,很有可能是一個融匯諸子思想的實踐派,不能簡單把他和其他流派並列。)

(PPS:如果把主席全集和先秦諸子的書對比著看,就會發現主席才是真·國學大師,玩得太6了)


所謂儒法鬥爭史,當然是1972年後的建構了。

歷代統治者都是「內法外儒」,同時中國歷史上也不止儒法兩家,還有道家、墨家等,諸子百家都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有這樣或那樣的影響,「評法批儒」 不通啊!
——關鋒(轉引自閻長貴,《我所知道的關鋒》)

其背景是71年後否定孔子。但是,談論奴隸制、焚書坑儒等就只能談論春秋戰國的儒法鬥爭,而無關其後的歷史。

郭沫若的《奴隸時代》、《青銅時代》值得看。《十批判書》,看了幾遍,結論是尊儒反法,人本主義。學術界一批人不贊成,趙紀彬、楊榮國都是批郭的,認為孔是復辟周朝的奴隸制。歷史要多讀一些。歷史中有哲學史,其中分派。儒法兩派都是剝削本位主義,法家也剝削,進了一步。楊榮國沒有講清,新的勢力興起,還是剝削。
1972年12月17日

然後呢?有理由懷疑「儒法鬥爭貫徹古今」這一思想是來自談話,而被借題發揮為「評法批儒」。因為,「儒法鬥爭貫穿整個封建社會」這一觀點的發表正是在1974年以後。(參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批判「四..._百度學術)(或見「評法批儒」中的楊榮國)

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
1973年8月5日

要而言之,講述二千年儒法鬥爭史的自洽立場,只能在「進步——保守」二元劃分中找到。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
1973年7月17日

那麼,引發二千年儒法鬥爭聯想,乃至要貫徹至今,這源頭到底是什麼呢?是對強大保守勢力的清醒認識,以至於要求助中國古代政治的進步傳統么?

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1973年7月4日

但是這種「儒法鬥爭貫徹古今」的想法是否是憑空產生的呢?應該不是。一個可能的思想來源是王夫之(然而猛烈抨擊申韓之術的王夫之卻不知被誰劃為法家)。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眾怒之不可犯,眾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為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諫爭絕,桎梏脫,則雖目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為兩得之術哉!

讀通鑒論(清)王夫之-二世

為什麼說王夫之是一個可能的思想來源呢?

若夫壞人心、亂風俗、釀盜賊篡弒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為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為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胤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征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為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
佛、老之於申、韓,猶鼙鼓之相應也,應之以申、韓,而與治道彌相近矣。漢之所謂酷吏,後世之所謂賢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疆者寇,民乃以殄而國乃以亡。嗚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韓。故朱異以亡梁,王安石、張商英以亂宋。何也?虛寂之甚,百為必無以應用,一委於一切之法,督責天下以自逸,而後心以不操而自遂。

讀通鑒論(清)王夫之-梁武帝

儒俗者萬千,而賢者不一,不如過去法家之猶講一些真話。儒非徒柔也,尤為偽者騙也。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

——讀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七《粱武帝》批語

又:

八月上旬 指示有關人員注釋和印製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論》。至八月下旬,相繼指示注釋章炳麟的《秦獻記》、《秦政記》,王夫之《讀通鑒論?秦始皇》(節錄),韓愈《石鼓歌》(附《石鼓文》)。
1973年8月

需要注意的是,重新發現法家,是中國近代思想家在民族危機面前共同的選擇。百年來的風雲激蕩後,儒法之分終成中國無法忽視的歷史路徑。

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立法事業,為今日存國最急之事業。——梁啟超,《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

居今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除卻綜名核實,豈有他途可行。賢者試觀歷史,無論古今中外,其稍獲強效,何一非其任法者耶?——嚴復,《致熊純如書》

籍第令效鞅,鞅固救時之相而已。其法取足以濟一時,其書取足以明其所行之法,非若儒墨之著書,欲行其說於後世也。 —— 章太炎,《商鞅》

參考文章:

周展安:儒法鬥爭與「傳統」重構

毛澤東為何力挺「評法批儒」: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書寫?

20世紀70年代評法批儒與王船山研究述評

「評法批儒」運動與中國當代學術的厄運

1966-1976(3):從毛澤東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連續性看文革的遠因和近因_右而左

夏寒:國父何以成為問題?

「外儒內法」新說

「文化大革命」後期山東的「批林批孔」運動

PS 本答案所用的《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來自網路。

PPS 如果對「評法批儒」運動感興趣,推薦看周展安的文章作為導讀。


談一點個人理解。

儒家是基於血緣/家族小共同體出發衍生的倫理等級體系,家族利益優先於其他(親親相隱),依照親疏等級序列,構建出圈子社會。儒家講 「親疏有別」、「貴賤有序」、「等差之愛」、「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儒家重禮,禮的作用有四個:明身份,定親疏,別內外,序尊卑。

法家則是基於國家大共同體考慮,打破血緣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壟斷,將資源分配給平民,以提高國家動員力和活力,構建原子化社會。 法家的政治口號有「緣法而治」、「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如朱敬則言:「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

儒家本質是血統論,等級有序,穩定第一;

法家本質是反血統,平民有上升渠道,效率優先。


儒法鬥爭的最早起源是周公與太公(姜尚)的辯論。

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
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淮南子·齊俗訓》

從中可以提煉出一個「尊尊親親」vs「尊功尚賢」的鬥爭範式,即後世的儒法鬥爭。


一個和平穩定的階級社會,統治階級傾向於血統世襲或以出身門第為標準的變相世襲制(分封制,任人唯親,九品中正制),底層P民傾向於不問出身,憑才能或立功上位(軍功爵,唯才是舉,科舉制)。

而封閉系統中管理層的位子是數量有限的,於是產生了兩種選拔模式的矛盾和鬥爭。

由於統治階級大部分時刻處於優勢地位,所以血統世襲會逐漸佔上風,統治階級會宣傳親情至上讓百姓接受幫親走關係,儒家思想會逐漸強勢。所以一個集權王朝初期才會是外儒內法,中後期就是外儒內也儒了。

這時社會湧現出大量「官二代」「富二代」橫行肆虐,引發巨大社會矛盾,如2009年杭州70碼事件,2010年「我爸是李剛」事件,2013年李天一案。

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里,本性不壞的祁同偉想走正常的法家立功上位路線,但在一個以權謀私的環境(梁家用「權力的小小任性」玩弄祁)根本走不通,認清殘酷現實後,終於決定走儒家尊尊親親路線,靠跑關係上位(最後只會這招了),然後在公安系統大搞任人唯親親親相隱(包庇輪姦打工妹的表親),老家村裡都雞犬升天。老梁書記、高育良都是「大儒」,門生故吏遍天下,搞出漢大幫,跟某春天一起搞家天下。

而李達康卻堅定地走法家立功(GDP)上位路線,雖然親戚朋友並不受惠,最後變成了孤家寡人,但百姓卻得了實利。

儒家(血統世襲)漸漸佔上風,形成階級固化社會,階級壓迫逐漸加強,底層缺乏上升渠道,會傾向於造反。比如科舉考不上的黃巢李振洪秀全等。

唐安史之亂後,河東士族藉助於科舉制重新抬頭。滎陽鄭氏在盛唐時為宰相者無,而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
朱溫謀士李振科舉不第,痛恨清流把持科舉,建議朱溫將大族朝臣盡數斬殺,公元905年,發動「白馬驛之變」。
黃巢成年後曾幾次應試進士科,但皆名落孫山,於是他滿懷憤恨地寫了一首《不第後賦菊》後便離開了長安……發動起義——「天街踏盡公卿骨,甲第朱門無一半」。

面對這種局面,有兩種解決方案:

1、對外擴張,延展封閉系統,提供新的管理崗位,作為底層上升渠道。
比如東漢晚期由於世家大族的生殖器效應佔據了所有崗位(四世三公,世為兩千石),屌絲只能去邊疆發奮砍人搏取軍功——「 士大夫而欲有為,唯擁兵以戮力於邊徼 」。
日本昭和時期門閥權貴掌控國家( 權貴只曉傲門第,豪閥但知誇積富 ),屌絲尉官發動226兵變,靠對外擴張來陞官(滿洲事變,全面侵華) 。

2、對系統內部開刀,打擊舊統治階級,給底層P民開放上升渠道。

比如嗡嗡嗡,打擊官僚集團,讓群眾自我管理,並大量提拔工農出身的幹部(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改開後均下台)。

而官僚集團的反應很有意思,保皇派紅衛兵喊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口號。

毛澤東對家屬嚴格要求 嚴防幹部子弟特殊化(圖)_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8-12/18/content_16970122_3.htm

1952年6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明確批複:「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是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統一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下冊,第1155頁。

毛澤東在「七?二一指示」中說「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

  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所指明的道路,是徹底粉碎資產階級通過教育領域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是同儒家的「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等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道路,是徹底破除「三脫離」的舊教育制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運動實踐結合起來,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由之路,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次深刻的大革命。—— 張敬榮(工農兵大學生):《工農兵一定要做文化教育的主人——批判「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載《化學通報》1974年第4期。

150年來中國精英出自什麼家庭_教育_騰訊網
http://edu.qq.com/a/20151112/046048.htm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廢除科舉之前,超過70%的教育精英是官員子弟,來自全國各地的「紳士」階層;
1906—1952年,超過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專業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區;
1953—1993年,約超過40%的教育精英是來自全國的無產階級工人子弟;
1994—2014年,超過50%的教育精英來自各地區的有產家庭,與特定的重點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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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階級固化下確保底層不去造反,有日本、印度、英美三種模式。


#參考文章

儒家本身可以削弱底層造反傾向。

儒家怎麼愚民弱民的?

帝王心術——儒家思想與清代農民起義 - 以量化角度看歷史 - 知乎專欄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252108

我們可以看到交互項的係數顯著為負,表示儒家思想可以有效減輕由糧食危機引發農民暴動的概率,每1000平方公里內的孔廟數量每增加10%,就回使得農民因糧食危機而引發暴動的概率減少3.8%。

同理,基督教和印度教種姓制度也可以愚化弱化底層,降低造反概率。(可以聯想當下推廣弟子規……)


王行坤 倪明:儒法傳統與社會主義的未來|社會主義|儒法_鳳凰文化
http://culture.ifeng.com/a/20140428/40072149_1.shtml

自主招生的出現是否使得教育更為公平?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25242/answer/20830655

主考官揭秘自主招生:高能難題不是重點,出身才是 - 華爾街見聞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247805

北山南人:自主招生推薦實質是「九品中正制」的復活
http://www.m4.cn/opinion/2015-04/1272602.shtml


階級固化現狀:

日本議員世襲現象嚴重 議員成「家族事業」
http://news.sohu.com/20090501/n263730997.shtml

研究顯示英國八百年來社會階層幾乎未改變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3_11_01_182590.shtml

研究發現德國人姓氏越高貴 職場地位越高
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3_12_24_194824.shtml

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家族的印記,而這個印記居然可以傳承六個世紀。義大利經濟學家比較佛羅倫薩 1427 年與 2011 年的納稅資料,比較特定姓氏的職業、家庭收入、財富,發現社會經濟地位經過 600 年後仍然沒什麼改變。 http://mt.sohu.com/20160524/n451192785.shtml

三分之一歐洲富豪的家族財富傳承超五代|家族|財富|歐洲_新浪財經_新浪網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cfgs/20140429/103318959080.shtml

解讀印度政壇:家族勢力如日中天|印度|旁遮普邦_鳳凰財經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13/12323498_0.shtml


階級固化結果(除了會讓底層造反,也會讓統治階級加速腐朽,最後要麼被起義軍,要麼被「野蠻人」一波帶走):

美國上層階級的自我毀滅-譯言網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2_11_15_109637.shtml

在1315年,當威尼斯這個城市共和國處於其經濟勢力的鼎盛時期,上層階級沉湎於他們所擁有的特權,發行Libro d』Oro,亦即「黃金寶典」(Book of Gold)——一部貴族們編製的官方登記冊——來停止社會流動。如果你的名字不在上面,那麼你將不能進入統治集團。

這種政治上的轉變,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它是如此具有打擊性以至於威尼斯人都稱它為關閉條例(La Serrata),不久之後這份政治上的文件開始影響經濟層面。在統治集團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漸切斷新進入者的商業機會,最後,伙會被禁止。統治階級的精英們不斷攫取他們自身的短期利益,但從長遠的角度看,關閉條例的是統治階級滅亡的開端,更廣泛來說,是終結威尼斯繁榮的起點。到了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它1330年所擁有的還少。在17和18世紀,歐洲的其它地區開始崛起,威尼斯則繼續萎縮。


東晉王謝家族的蛻變墮落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86/47/34/1_1.html

等到侯景之亂的時候,士大夫們一個個都細皮嫩肉骨骼柔弱,連路都走不了,他們體弱氣虛,受不了天氣冷暖變化,因為這樣猝死的,比比皆是。當時的建康令王復性情儒雅,沒有騎過馬。看見馬跳躍嘶鳴,嚇得魂飛魄散,對別人說:「這明明是老虎啊,幹嘛說是馬呢?」

在侯景之亂中,南朝士族死亡殆盡。北魏孝文帝為鞏固統治,制定了嚴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為4個等級,據等級享受政治經濟特權。士族制度在魏晉南朝是習慣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規定。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陰之變時遭到沉重打擊。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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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核心思想是根據時代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制度和法律 與時俱進。他講的君主集權 賞功罰罪 只是在春秋戰國歷史變革時期所使用的一種和時代相適應的手段。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恢復保持舊有制度和法律,不要進行社會變革,讓整個社會發展停滯下去。以求達到社會的穩定。

倆種思想從核心觀念上就是完全相反的。而誰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進步 這是很清楚的。

在春秋戰國這樣的大變革時代,儒家思想必然是行不通的。畢竟沒有哪個國家君主想復古去找死。

但等天下一統,君主需要維護其固有的既得利益 子子孫孫萬世一系的時候。儒家思想這樣否定社會發展變化的思想就必然大行其道。

溫格的評法批儒實際上是借古喻今,來反擊當時內部保守力量用的。而不是簡單的為了什麼中央集權。


加盟和連鎖經營的鬥爭。


同樣是影射史學,姬喵那套可以打80分,儒法鬥爭的故事最多50分,至少前者語言流暢。


首先,歷史創製學/影射史學擋不住人家深挖黑歷史啊

以上摘自《蘇修尊儒反華言論摘錄》,說實話第一次看到這書名的時候我是很震驚的。

1962年的時候,TG還在吹捧儒家學說中進步的、甚至「革命的」因素,到了1966年就180度調轉槍頭,當然我們可以說這都是劉修的陰謀。


那麼下面怎麼說: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81014.htm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

當然啦,1938年正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所以要講點兒民族主義,後來為了反封建就要批判孔子。政治人物根據歷史的行程在不同時期強調同一個歷史人物的不同側面也是常見的玩兒法。


但是為了批孔而抬出同樣是封建糟粕的法家就莫名其妙了。正如尼古拉耶夫所說:

同孔子及其門徒進行思想鬥爭時,毛分子用以作為武器的,不是基於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現代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方法,而是遠古的陳腐學說——法家學說。

以上摘自《蘇修尊儒反華言論摘錄續編》,我簡直要懷疑這編委會是不是高級黑了。

歷史研究服務於政治需要的確很常見,但是「儒法鬥爭」的敘事實在過於牽強附會,而且法家思想本身並不是一種革命思想、反抗思想而是帝王御下之術,用法家比附革命專政,必然導致槽點頻出,從一共捧法家開始,蘇修經常抓著法家、秦始皇的槽點黑,即使只從政治上來看也是得不償失的。


法家思想,一言以蔽之,一君萬民,皇帝以外人人平等(那麼誰當皇帝?)。在近代,同樣持有「一君萬民」思想的還有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創立者北一輝啊、二戰中的日本皇道派啊等等。啊,就是那個「昭和維新」中的造反軍人們的思想。

「尊皇討奸」,和「奉旨造反」的確有異曲同工之處。


反對最高贊 @大風 關於法家「平民有上升渠道,效率優先」的說法。

我先限定一下,默認這裡所謂「儒法之爭」,指的是春秋戰國,先秦時代的儒法之爭。

我認同最高贊關於儒家的部分理解,但是相對來說,儒家雖然更多的是關於「士」的探討,起碼也對眾生百姓給予了關切。

而春秋戰國乃至先秦的法家則不是。

法家之法,是為「王法」。
商鞅韓非子李斯等一眾法家士人,所思所謀,不過是為保障帝王的統治。
對於國家人民的安排,法家認為務農者當世代務農,為官者當世代為官。甚至於法家認為一個人住在什麼地方,那麼他子子孫孫都必須住在那個地方,不得隨意遷徙,即民眾沒有「遷徙權」。
之所以說法家是「平民政治的代言人」,只是因為法家使得「刑不上大夫」成為歷史,形成了「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先進思想。

法家和儒家一樣講等級秩序,區別在於儒家講「仁」,一定程度上講人性化。
而法家近乎於視百姓如芻狗,無情而冷酷到極致。

舉個例子,戰國時韓昭侯重用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家思想治國。
有一天韓昭侯喝醉了,伏桌而眠。手下有個管帽子的官,叫典冠,怕主公著涼,就去叫管衣服的典衣拿來一件衣服給韓昭侯披上了。
韓昭侯醒來後感覺很暖和,本來想獎勵一下給自己披衣服的人,問了侍從,侍從答道,是典冠給您披的衣服。
韓昭侯立刻沉下臉,叫來典冠,問他衣服從哪來,典冠答曰從典衣處取來。

於是典冠和典衣一起被韓昭侯嚴厲批評並降職懲處。
理由是擅離職守和越位擅權。

商鞅渭水刑殺七百人之事更不必說。

儒家,乃至於其他道家、墨家,所期望的,都是有「聖君」治天下,所以講德,講修為,因為天下之事咸決於君。但是如何保證天子聖明,他們都沒有辦法。

而法家沒有預設「君主一定聖明」。
法家和其他諸子百家的區別,在於法家非寄望於人,而是寄望於制度設計。其理論設計能保證即便是最昏庸的君主治國,只要有法家的框架在,也不至於天下大亂。而其他諸子百家不行。

若要對法家儒家做一個簡短評價,我認為,儒家是「御民心術」,而法家是「帝王權術」。

春秋戰國之後,君王天子大多都是儒法並用。

儒家思想用以教化百姓,講長幼尊卑,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用意是要天下眾人真心誠意地臣服於天子一人之下。
其關鍵在於「教化」。

而法家思想則用於制度設計,保證秩序森嚴,管理有序,保證一定程度上較好地實現社會的公平公正。
其關鍵在於「法治」。

而這兩個關鍵,直到今天都是值得我們批判繼承的東西。


以上,對最高贊的一點補充回答。


奉勸各位答主不要瞎猜,有的還扯上什麼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問題有那麼複雜嗎?不如讓我們看看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核心毛澤東同志在公共場合是怎麼說的。


1973年10月,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莎菲時,毛澤東當時就說過:

秦始皇在中國是有名的,就是第一個皇帝。中國曆來分兩派,講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講秦始皇壞的是一派。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統一文字,修築寬廣的道路,不搞國中有國而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

而早些時候,毛澤東在《讀〈封建論〉呈郭老》中,也說過: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可見,毛澤東眼中的儒法鬥爭沒那麼複雜,講得無非就是對於秦制和周制的比較而已。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站在柳宗元的《封建論》的立場上,支持君主集權的秦制,反對功臣分封的周制。其重心就在於對於中央政府權力集中的支持。

從中國歷史傳統來看,儒法鬥爭所涉及到並不簡單是學說之爭,而是君主與功臣之間的權力關係處理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之所以一直貫穿於中國封建王朝的所有歷史之中,其關鍵一點在於封建王朝沒有規範的民主程序,缺乏現代法制約束。而在一個傳統的依靠人情與人治統治的社會裡,儒法鬥爭問題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按道理來講,這個問題不應該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而用封建王朝的權力鬥爭學說來闡釋社會主義問題,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精神。

但是這種現象的出現這也給我們一個反思,那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還遠未成功,民主和法治的理念還沒有真正深入人心。所以讓我們繼續兩學一做,來重新溫習一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經過反覆徵求意見,綜合各方面認識,我們提出要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層面的價值要求。
———— 習近平,2014年5月


其實說儒法鬥爭不如說儒法合一。因為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的儒家,也沒有永遠不變的法家。

一,儒家

儒家總是和分封制離不開,分封制下小國寡民,諸侯林立。政治特點是以血緣定尊卑,靠親情維持權利與義務。

在儒家支持的分封制下,你會發現你的上司同時也是你的父親,哥哥或叔伯。你的下屬同時也是你的兒子,弟弟或侄子。家庭的血緣等級關係,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統治關係。

這樣的國家,講道德講親情就非常合適。很多人覺得儒家唱高調,迂腐。其實那是因為你生活在法家社會,這個社會制度和儒家的思路不匹配。

分封制下上級對下級要有仁愛和慈悲,這不難做到,因為都是自己晚輩。下級對上級要尊重服從,這也很容易,因為都是自己長輩。當然,有時候也存在沒有血緣關係的情況,儒家的解決方案是,如果君有道就輔佐他,君無道就離開他,甚至推翻他。

我們看到的是儒家為政權設計的權利義務關係。這套關係中君臣是互相制約的,極端情況下,臣可以推翻君,典型的就是武王伐紂。這種以臣弒君的事被儒家反覆歌頌。

這種制度上的權責對應是儒家的優勢,但他也有劣勢,那就是血統定尊卑,階級固化。

二,法家

法家應該說完全和儒家相反。他的支持的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這種制度下,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也沒有任何血緣甚至情感聯繫。因此,法家強調的不是道德而是利害。

在法家社會中,相比儒家的優勢在於,他反對血統論,社會階級一定程度上可以流動。

但他也有明顯的缺陷,那就是他反對君臣的權責對應。法家的思路是建立一個兩級社會,第一階級就是皇帝一人,其他都是另一個階級。

皇帝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而其他人要像皇帝負完全的責任。具體說皇帝可以對你好也可以不好,甚至可以殺你全家,但是你不但不能說什麼還要謝恩。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法家似乎是世界上唯一的敢於公開宣稱:統治者就是要和人民作對,就是不要滿足人民的利益的學派。

其思路是這樣的,如果政府為人民服務,那麼人民就會對你不滿,然後伺機鬧事。如果你能把老百姓死死踩在腳下,那麼他們就會俯首帖耳。

雖然話不好聽,但不得不說這論斷真是精準。即使是現代很多人還在盲目的相信,政府對人民好,人民就擁戴的說法。

實際上,人性本質上是誰對我好,我就會提高對誰的標準,從而導致你越對我好,我越覺得你不好。反過來,誰對我不好,我又無力反抗,那麼我就會為了少受迫害而討好誰。結果就是誰對我壞,我就覺得誰好。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歐美髮達國家老百姓拿著高福利,天天罵政府,沒事搞示威。反觀專制國家往往大家都說政府多好多好,而且這種讚美都不是違心的。比如朝鮮……

三,儒法鬥爭與合一

意識形態的鬥爭背後是政治制度的爭論。儒家尊崇的分封制日漸消失,法家代表的中央集權制日益成為主流。儒法鬥爭在戰國後期,儒弱法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因此,面對法家制度事實上的確立,儒家開始調整自己的觀念。

最早嘗試合流的是荀子,他的兩個弟子——韓非和李斯,就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有些人甚至認為法家是源自儒家的。

之後就是一個叫孫叔通的人,他為劉邦做朝禮,把劉邦原先一塊起義的那幫兄弟訓的服服帖帖,劉邦感慨說,吾今日始知皇帝之貴也。

然而孫叔通實用的方法都是法家的手段,司馬遷說"大抵皆襲秦故",只不過在名義上用了儒家的話語進行了包裝。

再往後就是著名的董仲舒,這一派的儒家徹底承認了中央集權,不在反對法家制度,這點實際上是儒法合一的重點。董仲舒保留的儒家內容是德政,也就是說:我們承認了中央集權,但是皇帝你不能為所欲為,要為百姓著想。

對比儒法,這個時候矛盾在於,儒家認為皇帝還是要在享受絕對權力的同時保留部分責任的。如果皇帝不行德政,那麼儒生就會找一些自然現象說蒼天示警,再不改就要遭天譴了。

這個時期的儒法鬥爭表現為,儒生保留了從道不從君的態度,而法家的吏也表現出唯上命是從的心態。

法家講究法後王,所以現在誰掌權,就聽誰的,哪怕他傷天害理我也不管。儒家講法先王,總是拿出三代聖主的事,指出皇帝的不是。

之後,到了漢魏時期,士族實力崛起,而士族的力量與當年分封制有了很多類似之處。這個時期,雖然文化上儒家陷入低谷,但是在政治上獲得了優勢。

漢魏時重修漢律,刪掉了大量法家內容加入了儒家元素。比如,漢律里長輩晚輩間的犯罪是沒區別的,但是修訂之後,以下道上者會收到更嚴重的懲罰。

不過值得說的是,這個時候的儒家,已經不是最開始支持分封制的儒家了,它依然是那個和法家融合後的儒家。修訂後的法律,只是對世家大族內部的關係做了法律上的強化,但仍然不是那個強調君不君,就可以臣不臣的儒家。

再次就要說到科舉制了,很多人都誤以為科舉是儒家的勝利。其實不然,科舉一開始就是法家制度。

儒家重視道德,但是這東西是不可能用考試考出來的,這道理古人不是不懂。所以,儒家一直是反對科舉制的,比如那個朱熹就是其中之一。說來諷刺,明清科舉都是用朱熹的注做為標準答案的,而他本人卻是科舉的反對者。

儒家嚮往的是鄉舉里選,是九品中正,就是推薦那些通過周圍人長期觀察,發現的道德高尚人的制度。儒家反對科舉也是因為人們為了當官才去考試學儒,不是為了修鍊道德才學儒。

相反,法家看中能力,而考試恰恰是能考出能力的。有人問八股文能有什麼能力?這麼問說明你不了解古文,越是對文辭格式要求高的,對人的智商要求就越高。你能再N多限制條件中,選擇合適的詞語,還能準確表達意思,這種事沒有一定的智商根本幹不了。為什麼有些人一輩子也沒考上——智商低嘛~

到此為止,儒家和法家完美的結合,儒家放棄的對中央集權的反對,對君主問責的要求,換來了自己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但是,和原始儒家相比,當他放棄了這些的同時,儒家也就失去了他的本質和內核。

法家,放棄了自己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與儒家在家庭倫理問題上達成妥協,但換來了自己在政治運行中事實上的主導地位。國家變得越來越集權,君主變得越來越無法制約。

四,結語

其實,儒家法家都是好的思想,法家也不是沒有試圖制約皇權。

法家的方式就是對皇帝說,你必須要賞罰公平,否則大臣就會鑽空子。

換句話說,法家試圖通過讓皇帝明白利弊,~然後作為一個理性人,選擇負責任的決策。

但是,這就好比勸逃學的孩子好好學習一樣,沒有作用,而法家賦予皇帝無可制約的權力,又反過來使得皇帝可以原則性的選擇有利於自己的思想。

比如,理學說存天理滅人慾。好像皇帝的慾望就是應該滅一下。但是,由於皇帝掌握絕對權力,這就被解釋為老百姓應該沒有慾望。

反過來,王陽明強調百姓日用就是理。大概就是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意思。要說老百姓就是應該少受束縛,獲得更多的自由。可是,被政權一解釋,就變成了皇帝可以為所欲為,最後還能當聖人。

說到底,儒法鬥爭早就結束了,他最終以一種儒表法里的方式合二為一,而所謂的儒法鬥爭,實質上是"法儒"和"法"的鬥爭,大家都在一個法家的大規則之下,不過是左和極左的爭論而已。


看到 @無路之路的遊盪者 作答:

可見,毛澤東眼中的儒法鬥爭沒那麼複雜,講得無非就是對於秦制和周制的比較而已。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站在柳宗元的《封建論》的立場上,支持君主集權的秦制,反對功臣分封的周制。其重心就在於對於中央政府權力集中的支持。

我發現這一理論鬥爭的實質如果不從阿姨學理解,完全是在路燈下找鑰匙。

首先,阿姨學地位中,毛澤東雖然成為國際恐怖主義支那支部的首領,但是阿姨毫不遮掩對於其本身智慧的誇獎:

阿姨0522 21:31:江淮民族英雄徐偃王楊行密,燕國民族英雄安祿山史思明。
某討論者21:33:挑的偶像都太挫
阿姨21:47:歷史發明學的高技術,就要體現在民族英雄張學良身上。何況安祿山在自己的集團里,就是天降偉人,傳奇神話一籮筐,儒家文人其實是一小撮酸人。
某討論者21:51:那麼用天降偉人毛澤東發明民族豈不是,呵呵
阿姨21:54:湖湘民族英雄毛澤東,證據確鑿。

實際上劉仲敬對漢朝的儒法鬥爭也做出過論述:

大一統從暴秦開始,從未走出秦政的陰影,給華夏世界帶來了永無止境的災難。漢儒呻吟叫囂,舉起周公孔子的旗號,號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構成儒家的核心價值,迴響在二十四史當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時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為天子只有禮儀性、榮譽性的最高權力。各邦君主、貴族、國人分享權力,不時爆發《大憲章》式的階級衝突。這時的中國酷似歐洲,充滿了混亂和生命力。秦政之所以是暴政,因為唯一的君主壟斷了所有權力。儒家除了教育這頭老虎愛民如子以外,想不出別的高招。這種辦法的不可靠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儒生天天「是古非今」。古,當然就是三代之治。今,當然就是暴秦開創的大一統帝國。

秦政,遮斷了內亞,深刻地榨乾了遠古諸夏的古老德性,在那之後,東亞核心區就成為了德行窪地。儘管西楚霸王項羽短暫地恢復了封建自由,但僭主漢高帝劉邦又用下作的手段逼殺項羽。劉邦用自己的兒子代替諸夏各國的合法君主,徹底埋葬了諸夏小萬邦古老自由的秩序。

在之後,中國歷史衝突的矛盾主線就變成了大洪水和內亞武德輸入這兩者極端交匯相互抑制的結果。在近代,隨著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本有機會維持北洋式憲政鬥爭。但這一切火種,都被國際恐怖主義集團無情掐滅。

天命給予近代諸夏復國希望契機的人才,如湖南國父毛澤東等等,被國際恐怖主義集團裹挾,改造成為僭主。他反過來,用其智慧反噬諸夏復國的希望,構造大一統暴政,這就是儒法鬥爭的由來。這開啟了50到70年代的大洪水。這之後,胡青天汲取了內亞少民德性,才短暫地續命。

大洪水,大洪水就要來了,諸夏還會失去這一次天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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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董事會秘書部署,為提高經營利潤,遠邪頭銜從5塊上升到10塊。


六二年的爭論誰不知道?

關鋒喊得最響,馮友蘭站另一邊,還有任繼愈等等搞中哲的全卷進來了。這種爭論自建國後常常有,關峰、陳伯達都不知道打過幾場。結果基路伯氏看到蘇修引用的二手資料,認為那時候主要注意「進步」方面,就信了?笑死我了。

至文革時期,儒家的評價跌到低谷,這是一個從建國開始的長期爭論的發展結果。而基路伯氏看到了一本反動言論摘編,一看到有黑一共的,馬上分享一番,痛斥一共兩面派,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智商?

基路伯後面還痛批法家是「同樣是封建糟粕」,爆笑,儒家在儒法鬥爭時期的評價連封建糟粕都不算,是「奴隸主糟粕」啊。基路伯氏這不是連基本評價都搞不清楚嗎?

還將法家類比昭和,一言以蔽之,「一君萬民」。又是神論一句,基路伯氏看過哪怕一本有關中哲的書嗎?全部知識是不是全是初中水平加上自己腦補啊。這個趕熱點強行聯繫的發散性思維倒鐵定是從馬前卒那裡學過來的了。

我算是看清基路伯氏了。

從馬前卒小團體底下出師之後,別的啥也不幹,天天翻書,看到黑一共的,立馬百分之百相信,急不可耐地分享。一本書能寫出萬字摘抄。剛剛惡俗出道時還能引兩句列寧,過兩天開始引蘇修中修的官方文宣,再過兩天引幾句霍查痛批一共修正主義,改天看到一本《XXXX言論》,可能就要先截上一百張圖,再看到一本《1984》,歡喜讚歎,發一百條朋友圈配表情包,後天應該就可以開始分享共產主義黑皮書了。

臉皮厚度真的不一般。

我真的好奇,上次和基路伯氏爭論的時候,他連革命階段論都搞不清楚,痛罵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表裡不一,建國時中共是偽革命。最近為了支持自己的城鄉差距論,甚至發表「農村沒有幹部」的神論。今天又來摻和自己一無所知的儒法鬥爭了。跟馬前卒大師學到了什麼?宣傳技巧和厚臉皮嗎?


我不太認同儒法鬥爭史的提法,至少不認為儒法鬥爭是它們關係的主流。

當然,毛時代提儒法鬥爭史,落腳點在「鬥爭」:中國人太多,總是要鬥爭的。不鬥爭,就等於對方在搶奪自己的市場。既然要鬥爭,就得按照列寧的要求,找到一個正確方,找到一個錯誤方,這叫二元對立、唯一正確。

當代社會中的多元化主義。。。

說到儒法的關係,我個人認為儒法即是個人獨裁專制下精英主義體系的催化劑,也是它的解毒劑。

按照人心歸附於精英的終極目的而言,儒家重視教化與感動,力圖讓你心悅誠服,以至心甘情願,法家講究刑罰嚴明,竭力讓你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以上胡扯)

儒家和法家的合流乃至融合才是歷史的主流,既有王子庶民一體同罪的安撫人心,也有議親議貴、以功抵過、大義滅親的實際操作。

所以,說是鬥爭史,或者說鬥爭是主流,太勉強了。


白丁的一點淺見。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儒也好,法也好,他們的構想中的核心——君,是一個職位,不是一個具體的人。

兩家所有的論斷,是圍繞這個職位應該如何做,但是都對如何強化一個人的「君」位不感興趣,兩家都不排斥「德不配位即可取而代之」。這與若干其它文明體系當中圍繞如何界定、定義某個具體人為「君」為「主」大不相同。儒法以及其它諸子百家,但凡是涉及政治體系的理論,都是圍繞這個抽象體系的實現,對於各職位配備什麼樣的人,最主要的考核因素是德才是否配位,對於在位之人,是有要求的。


有一套文革時期的青年自學叢書,其中一本是儒法鬥爭史話。雖然帶有很濃重的時代背景,不是絕對客觀。但是拿來看看總比現在某些蒙人的說法好。看你自己能弄到不


中國哲學史講話


第七講

新興地主階級的傑出思想家荀況的

唯物主義哲學思想

荀況(約公元前一·.-一前.…年),字卿,戰國時趙國人。

他曾去齊國遊學,後到楚國,作過蘭陵地方官。荀況是從儒家

學派中分化出來的法家,是法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他是我國

兩千多年前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思想家,是戰國末年傑

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研究荀況思想的重要資料有《荀子》

一書。

荀況生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這時封建地主階級和奴隸

主階級處在反覆激烈的鬥爭中,統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的

國家即將出現,而各種腐朽、保守勢力仍在頑抗,他們妄想在

思想領域中死守陣地以對抗社會的向前發展。在這種情況

下,社會發展的需要,要求對阻止歷史前進的腐朽、保守思想,

進行總清算,以便掃除革命的阻力,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勝利

果實,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荀況的思想正是適應著這種歷史

要求而產生的。他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批判地總結

了以前各家的思想,對各種學派和思潮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

判,繼承了古代唯物主義思想傳統並吸收了當時自然科學的

成就,創造性地建立了唯物主義哲學體系。

一、與儒家「禮治,』:『親親」對立的

「法治;+尚賢」的政治思想

荀況總結了法家的政治思想,提出了用法治統一制度的

主張。他認為要建立新的統一的秩序,首先要有明確的法紀,

所以他說獷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以下引用《荀子》

只注篇名)法紀是封建政治的重要開端。荀況認為根據新的情

況建立法制,並且嚴格執行,就能鞏固社會秩序。荀況還進一

步認為「法』,雖然是必要的,但不是萬能的,法需要依靠人去執

行,所以關鍵還在於統治者「尚賢使能」。他說:』』故法不能獨

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一君道》)就是說,

「法」是依靠堅決執行的人去保證的,如果沒有「賢能」的人去

貫徹,則再好的「法」也不過是一紙空文。因此,荀況尖銳批判

奴隸制等級制的「世卿世,』$J度,他認為,即使是一個普通的

老百姓,如果他符合「賢能」的標準,就應提拔任用,讓他作官,

給以優厚的體}J一方面,如果現有的官員無德無能,即使

他是王公貴族的子孫,也要立即剝奪他的職務。荀況特彆強

調「尚賢」的原則應該是「外不避仇,內不阿親(《成相一,就是

說,對外不排斥和自己有仇的人,對內則不能「任人唯親」。荀

況這種「尚賢』,的主張是有階級性的,是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

利益的,但是這種主張,鬥爭的矛頭是指向以血統關係為基礎

的「世卿世」制度,打擊的對象是奴隸主貴族、舊勢力,因此

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荀況認為要保證「尚賢,,6勺原則得到施行,必須賞罰分明,

有功必賞。法家學派所說的「賞」不僅指物質上的獎賞,主要

二、反對唯心主義的「天道觀」,

創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

荀況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天」是自然的

「天」的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o}}反對儒家的有意志的「天」他認為天沒有意志,而有其自身的客觀的運動規律,這種運動

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

不為槳亡。』,(《天論》)就是說,「天」有自己的運動常規(規

律),不以人間的政治的好壞而決定它的存亡。什麼是天的運

動規律呢?荀況指出:就是天上列星的運轉,日月的照耀,春

夏秋冬四時的交替,陰陽的變化,風雨的吹降等。由於自然界

運動的和諧,從而產生並養育著萬物。但這並不是天有意志

有目的地去作這些事情,而是自然界本身運動的結果。自然

界運動的規律雖然無形,但它的功效卻自然地呈現出來。(見

《天論》)荀況是按照自然界本來的面目去解釋自然界的,這就

剝去了「天」的神秘性外衣,恢復了自然界的本來面目。這種

思想,在古代是極為寶貴的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

關於萬物的構成問題,荀況認為萬物都是由「氣」構成的。

他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王制『這段

話說明,他看到了萬物的差別性和統一性:水火一類的無生物

是由氣構成的,但沒有生命,植物有生命,但沒有知覺,動物有

生命有知覺,但沒有義,人類則有氣、有生命、有知覺、而且有

義。荀況認為人類和無生物、生物一樣都是由氣構成的,人和

物的區別就在於人不僅有生命有知覺,而且還有「義」,荀況認

為正是因為這些區別,所以人是最寶貴的。荀況的這段論述,

包含著許多深刻的思想。第一,宇宙萬物都統一於物質性的

「氣』,,它們都是由氣所構成的。第二,宇宙萬物被初步地劃分

為幾個不同形態,即:無生物植物、動物和人類。荀況雖然沒

有專門指出它們發展的過程,但這個敘述本身卻表現了萬物

是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當然,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本質

並不是因為有什麼「義:』.「義」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一定階級

的道德屬性,因此這種劃分標誌是不科學的。但是這種思想

進一步打掉了為儒家所反覆宣揚的超自然的「天命」的權威,

第一次把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提到了相當的高度,這在中國哲

學史上是有貢獻的。

在人的形體和精神關係問題上,荀況反對儒家以及道家

莊周的精神不滅的唯心主義觀點,並作了唯物主義的解決。

荀況說:』』形具而神生。。戶天論一就是說,只有人的形體存在

了,然後人的精神才能產生。他認為物質性的形體是第一性

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

三、批判唯心主義的「天人合一」論,提出「明

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荀況對中國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一個卓越貢獻是他提出了

「明天人之分」的觀點。在春秋戰國時代,宗教迷信思想和唯

心主義者,都把社會上的階級關係,說成是由「天」或上帝所安

排的,他們把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和自然界的

各種現象相附會,使得人們既不能正確認識社會現象,又不能

正確認識自然現象。他們就是用這種手段來欺騙人民並為奴

隸製作辯護。例如,儒家學派的主要代表孔、孟,就繼承了商、

周以來的天命觀,宣揚社會上一切現象都是「天命』,所決定。

而奴隸主階級另一派思想代表老、庄,則認為人世間的一切都

是由精神性的「道」所主宰的。不管老、庄玩弄了多少玄虛,他

們所說的「道」實質上不過是人格神「天」的另一個名稱。

當時流行的宗教迷信思想不僅認為上帝決定人事,而且還認

為人事的好壞也影響自然界風雨雷電等的變化。就是在認識

論上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代表小生產者利益的墨翟,也沒有

擺脫天有意志的思想影響。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荀

況堅決地批判了這些唯心主義觀點,他認為「天」(指自然界)

和人類社會各有自己的運動規律,應該加以區別,不能混淆

在一起。他認為「天」不能決定社會的治亂,他舉例說:如日

月星辰的出沒,在禹和槳的時候都一樣,而禹時治、槳時亂,可

見社會的治亂與天體運行無關。荀況認為社會治亂在人不在

天。另方面,從天的運行來說,「天」按照自然規律運行著,它

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他舉例說:「天」並不因為人們討

厭寒冷,就取消了冬季;也不因為人們厭惡遼遠,而縮小宇宙

的廣大。這樣,荀況就把長期以來,被唯心主義者弄得混亂不

堪的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分開了。

為了反對迷信思想,荀況對當時人們還不能理解的一些

自然現象,作了許多樸素唯物主義的解釋。他說:有時隕星墜

落,樹木發出怪聲,這是天地陰陽變化所引起的,雖然這種現

象很少見,但沒有什麼可怕的,絕不是人事好壞的反映。他

又說,日蝕月蝕,風雨不調,天上出現一些平常沒有見過的怪

星,這些現象任何朝代都有,和社會的治亂無關。因此,荀況

批評當時的一些迷信活動,如:天旱的時候求雨,日蝕、月蝕的

時候救日月,還要佔卦,卜問吉凶,其實都是無用的。荀況指

出,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老是迷信這些東西,就要倒霉。應

該說,處於兩千多年前的古代,荀況能提出如此光輝的思想,

這是非常可貴的。荀況強調,認識自然規律,只有從自然界本

身去找原因,而認識人事的治亂,則要從社會內部去找原因。

這種思想,衝破長期以來唯心主義的「天命」權威的束縛,對於

思想界起了巨大的作用。

基於這種觀點,荀況肯定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提出「制

天命而用之」的著名思想。荀況認為,既然自然界並不神秘,

而且有它的運動規律,那麼人類就應該認識自然界的發展規

律,並且利用它來為人類服務。他和道家所宣揚的在自然力

量面前人類無能為力的消極腐朽思想針鋒相對,尖銳地批評

莊周「蔽於天而不知人」,為天的力量所蒙蔽而看不到人的力

量的錯誤。荀況認為應當看到人類的積極作用,並且對這種

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計。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州就是說,與其把

「天」看得非常偉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它當作一種物來畜養它;

與其把自然規律看作「天命」而順從和頌揚它,不如掌握自然

規律而利用它。這就是說,作為一個新興階級的思想代表,荀

況在當時的思想領域中所提出的戰鬥任務,是要把奴隸主階

級長期以來壓在人們頭上的、主宰萬物的絕對權威.~·「一天」

打翻在地,使人們的思想從它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荀況的這

個光輝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戰線上,是一個巨大的

革命。

二、與儒家、道家形而上學

相對立的辯證法思想

在中國哲學史中,法家對辯證法思想的發展是作出了貢

獻的。春秋戰國時,政治戰線上鬥爭的焦點是,適應社會發展

的趨勢,用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還是抗拒社會發展,頑固堅持

反動的奴隸制。圍繞著這個問題,各個階級的思想家為了本

階級的政治需要,在哲學戰線上,展開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的鬥爭,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鬥爭。沒落奴隸主階級面臨著

全面崩潰的命運,在政治上毫無前途。他們反對變革,反對前

進。他們的思想代表儒家頑固地堅持形而上學的不變觀點,

而道家雖然也談到了一些對立面轉化的思想,但他們看到矛

盾,並不是為了揭露矛盾,促進事物的發展,而是極力地把這

種變化說成是循環的、倒退的。只有處於上升時期的新興地

主階級的思想代表法家,極力論證變化的必然性,論證社會向

前發展是事物變化的必然趨勢。法家是辯證法的擁護者,他

們在擁護和宣傳辯證法的過程中作出了歷史的貢獻。商鞍曾

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商君書·更法》)的主張,就

是說,治理國家不都是一種方法,只要便利治國,就不能總是

效法古人的辦法。這是反對守舊,主張變革,具有辯證法思

想的觀點。韓非針對儒家所宣揚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法先王」等復古主義的謬論,提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

變」i:一五》)的觀點,就是說社會變化了一切情況也要隨著變

化,情況變化了政治措施也要相應變化施論證說,社會是不

斷變化的,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世。上古時,人們為避

免自然界的危害,架木做巢居住,鑽木取火煮食,以避免疾病;

中古時期,穌(音滾一)和禹疏導江河;近古時期,湯、武討

伐槳、封,就有了人與人的爭奪。可見,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

的。韓非認為,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政治制度也必須相應地

變化。他提出「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同上)的主張。

他認為』『,一i:人」不能依靠古代制度辦事,不能死守一成不變的

政治法則。韓非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觀點,認為政治制度

和措施必須依賴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觀點,是我國古代哲學

史中寶貴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是為新興地主階級變革現實的

革命服務的,是打擊儒家的頌古非今的反動政治觀點的有力

武器,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韓非雖然

批判了儒家、道家的形而上學觀點,但是他卻把老納的形而上

學體系中的辯證法思想因素也拋棄了,他不懂得事物的發展

的動力是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特別是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

的動力,因而他的辯證法思想是不徹底的。

三與儒家「天命」思想相對立的

唯物主義哲學思想

韓非作為一個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強調觀察一切言

行都要看實際效果,凡是在實踐中不能證明的東西,他都斥為空談妄說。他堅決反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鬼神迷信思想,他

說擴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笠,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亡微》)

就是說,如果統治者做什麼事都要選擇吉日良辰,信奉鬼神,

迷信占卜,好搞祭祀活動,是要亡國的她列舉了許多歷史事

實說明迷信占卜的危害性:有一次趙國和燕國打仗,在戰前趙

國占卜的卦是「大吉」的預兆,而燕國占卜也說「大吉」,戰爭

的結果是趙國打敗燕國。韓非根據這個事實諷刺信占卜的人

說:這不能說是因為趙國占卜用的烏龜殼靈驗,燕國的烏龜殼

騙人吧他用這種生動的事實來反對迷信,韓非是一個無神

論者。

在自然觀上,韓非繼承了荀況的唯物主義思想。韓非也

講「天」,但他講的「天」是指自然界。韓非認為,自然界有自己

的運行規律,人們只能按照自然界的規律進行活動,才能獲得

預期的效果。他主張「乘天地之資』,,「隨道理之數』,。就是說,

要利用自然界所具有的財富,按照自然的規律去進行活動。

他舉例說,如果違反自然規律,不顧農時,在冬天種地,就是最

好的莊稼漢,也不能使莊稼生長。因此,韓非說:人們只能依

據自然規律加以利導,』』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喻老》),

而不能主觀地改變自然規律。這樣,韓非就唯物主義地說明

了天與人的關係。

韓非很重視人對自然界的認識,他把自然界的規律區分

為「道」和「理』,。他批判地改造了老腆的「道』,,對「道』,作了唯

物主義的解釋。他認為「道」是萬物的總規律,而「理』,是各種

具體事物的特殊規律,萬物的「理』,的總和構成了「道」。他說:

「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以稽也。(《解老》)稽是合

韓非的認識論基本上是唯物主義的,但是他把封建統治

階級的功利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因此,他所說的「參驗」也就

僅限於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實踐,而不包括廣大人民群眾的

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實踐,他認為凡是不符合封建統治階

級利益的思想都是「妄發之說」。這樣,他就必然陷入唯心主

義的真理觀。韓非哲學思想的局限性,正是由於他的地主階

級立場所決定的。

以韓非為代表的「法治」思想,在當時對於打擊奴隸制的

腐朽的「世卿世」制度具有進步意義在經濟上,韓非主張

獎勵「耕戰」,對於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起著積

極的作用,他的思想以後被秦始皇所採納,並在秦國得到實

現。韓非主張變革反對保守和倒退的辯證法思想,為以後封

建社會的進步政治家、思想家所繼承,是我國思想史上的寶貴

遺產擔是,韓非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思想家,他講的法治

是維護地主階級私有制的,同時也是鎮壓廣大農民的手段,因

此,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地主階級的局限性。


外儒內法和外王內聖是一個道理。對百姓講禮制講教化而不講法制,因為那個時代對農民講法制無異於對牛彈琴,而推廣家族禮制更符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下農民以勞力為主的家族式的利益。

儒法兩個其實不存在鬥爭史。諸子百家實際上是對周禮尚書的解釋和分化,甚至在老子的《道德經》里,你可以學到所有諸子百家的理念。其中這兩家最符合時代的要求,法家強國之本,而儒家能保持社會穩定的,兩者是天然契合。

外儒內法的法制主要是爭對士族的,因為這些人接受過教育,並掌握特權他們不但要尊紀守法還要以聖人的要求來束縛自己的行為。特別是帝王更要施仁政,作聖人為萬民的榜樣。

儒家一直強調提高自己的道德素養,這種原本束縛自己行為「克己復禮」的準則在後世宋理學的「滅人慾存天理」被推行到整個社會,實際上是對孔禮的一種錯誤的解釋。孔子說過:食色,性也。不是嗎?

至於法家,打破貴族世襲的,解除了戰國時期農奴的人身依附關係,解放了人的生產力,農奴成了有人身自由的農民,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為強國之本。但是立國之後,只推法家會造成社會更加的不平等,比如富人士族不會去犯一些小偷小摸之類的罪行,但是底層窮苦人就會被生活所逼,如果嚴格執行法制對底層人民其實是不公正的。現代社會最典型的就是美利堅,嚴格的法制導致監獄關押者全世界最多的罪犯,而且基本是底層,最諷刺的是這種嚴厲的法制絲毫沒有降低美國的犯罪率。所以儒法的結合恰恰解決了這個矛盾。外儒內法符合那個時代和小農經濟生產力的需求,即使在我們這個時代,只要社會階層存在,外儒內法就依然合理,只是儒和法的形式和對象發生了轉變。

現代一些人批評儒家原本不是壞事,因為孔儒原本就是批判殷儒的產物。但是如果失去儒家批判舊禮制是為推行符合時代的新禮制的精神,而是為批判而批判,無疑就是個噴子,沒有任何意義。

現代哲學教導我們批判現實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新的更先進事物來替代現有的事物,併產生新的對新事物的批判。


自己的作業自己做


階級都有倫理,階級革命時要推翻的是統治階級倫理。
一旦上升為統治階級,每個階級都要講自己的倫理,統治階級的倫理即是這個社會的根本法律。
每個階級都需要自己的「儒」,否定一切倫理的不是瘋子就是畜生。
所以,「儒」只能「批」,不能「否」!

作為歷史規律,在推翻過去的秩序和倫理時,人們首先要造輿論,解放思想打開禁錮。
一旦達到目的,肯定要維護新的秩序,維護新的法和倫理。

「評法批儒」是在1973年前後開始的。
這個運動作為鞏固WG成果的鋪墊,後以憲法形式固定下來。
目的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改革的成果,防止少數人復辟舊的秩序,維護多數人勞動大眾的倫理。

「評法批儒」,通俗地稱為「批孔」,同時,當時批判的核心也很明確,就是「克己復禮,復辟資本主義」。
與儒家「復辟」思想相對應的是適應時代進步、適應新制度的法家思想。

毛澤東晚年在「批儒」的前面加上了個「評法」,其含義是深遠的。
毛澤東並不是想如同五四運動中那樣激進地要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恰恰相反,毛澤東是希望將現代化的新思想,植根於中國傳統的法家思想。
現代化,只有植根於本土文化的肥沃土壤,才能夠真正地茁壯成長。
就象現代西方文明,是植根於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土壤,植根於基督教的「平等」思想那樣。

通過WG,毛澤東已經認識到:
現代化制度(社會主義)在中國缺乏傳統文化的土壤滋潤,傳統的儒家思想,最缺乏「平等」意識,只能滋養小農經濟和官僚買辦經濟復辟。
與儒家思想相比,產生於中國本土的傳統法家思想,更具有現代性。
法家主張靠軍功打破傳統的貴族等級限制,這是當時社會的一個重大進步。
同時這種靠「實際貢獻」取得社會地位的制度,又比儒家「學而優則仕」單靠書本知識取得社會地位的「科舉文官制度」更務實。

現在,人們愛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中華民族真正鼎盛時期的漢、唐,並不是儒家思想一統天下。
我們所知道的漢代「獨尊儒術」,只是表面文章,實際上:「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之」。唐代則信奉黃老,信奉佛教。
科舉制度雖然在唐代已經出現,但考的絕不是後世的四書五經。

中國如果要經歷歐洲那樣的「文藝復興」,也一定是以法家思想與漢唐盛世為楷模,形成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根基。
所以,只有深刻理解「評法批儒」,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的晚年思想。



鬥爭 荀子:??????



儒法鬥爭

儒法鬥爭的問題,要從人類社會的基本演變說起。

遠古時代,人類社會是一個個的小部落。這些小部落與猴群牛群差不多,運氣不好就被猛獸、自然災害滅族。而後掌握了弓箭、石器技術,生存能力變強,活動範圍擴大,部落之間開始發生接觸。接觸就意味著矛盾、戰爭。某個強大的部落,聯合一些盟友部落,依靠武力,在他們活動範圍之內建立一種統一的秩序,這種秩序就是國家。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是各個部落的首領組成的議事會。最強大的部落的首領被稱為王、帝,他協調各部落的利益,發動征伐,處理內部糾紛。這種部落聯盟慢慢演變為民族,這些首領演變為貴族。

國王當初是這些貴族中最強大的一個,無論是能力還是背後的部落實力,因此擁有議事會裡的最終決定權。但傳了幾代後,子孫必然不具備他的能力,因為人的才能是無法靠血緣來保證的。於是王權衰落,貴族們共同議事,形成事實上的貴族共和制。貴族們起先能使國家正常運行,時間久了,漸漸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大家互相保證對方的利益,誰也不干涉誰,你從國庫里侵吞公款,我裝作沒看見,我兒子當街打死人,你也裝作沒看見。這樣下去,必然盜賊蜂起,民變頻發,外敵入侵。於是貴族集團中有人出來改革,嚴肅法紀,殺掉帶頭不服的大貴族,逼迫別的貴族交權。貴族共和制重新變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這樣完成一個歷史的小循環。

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就是古代中國形成的時代。黃帝聯合各盟友部落,征討敵對部落,建立了統一的秩序。堯舜禹三代,是後來的貴族共和制時期。這個時期肯定不止三代幾十年,有可能長達幾百年。黃帝的子孫,不知為何失去了王位,有可能是像古羅馬一樣被貴族們集體趕走了。(史記說堯的王位傳自黃帝世系,從他開始才有禪讓,這不大可信。)古羅馬的貴族公開實行貴族共和,古中國的貴族大概內部凝聚力不夠,仍需要一個國王來維繫人心,於是採用選舉制。所謂「禪讓」,就是包括現任國王在內的各個大貴族都提出自己的人選,多數同意的接班。堯代表著手上多少還有些實力,還能對貴族有一定約束力的國王。舜的繼位本身恐怕是一個陰謀。大貴族們希望王權越弱越好,於是挑出了個大概中層貴族出身、政治軍事實力有限的舜接班。尚書中說,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可見舜剛繼任時出重手整治貴族,試圖加強中央集權,不是全然無能之輩。但他的努力肯定失敗了,從他還派鯀的兒子禹治水可知。他到後期,肯定已成牽線木偶,完全聽憑貴族們擺布。

這個被愚蠢反動的孔孟之徒吹捧為皇帝道德高尚、民風純樸的上古共和制時期,實際上是貴族們傲慢跋扈、人民流離失所、天災人禍不斷、外敵頻頻入侵、國家瀕臨瓦解的時期!死於黨爭的大貴族鯀的兒子禹,在這種亂世中表現出了傑出才幹,治理水災,安撫民眾,巡視各地,擊敗地方割據武裝,整頓邊防,開拓疆土,震懾外族。最後逼迫舜讓位,重新統一國家。貴族共和制重變為君主集權制。

這就是古代歷史的大致循環。強權君主去世後,君主集權制必然慢慢演變為貴族共和制,貴族們的橫行不法使國家解體,新的強權君主出來統一國家。君主集權制時期,就是「盛世」、「中興」,而貴族共和制時期,就是亂世。

春秋戰國時代,周王朝已完全失去了對地方諸侯的權威,而地方諸侯也漸漸失去了對本國大貴族們的權威。諸侯互相攻伐兼并。被稱為「世卿」、「士大夫」的大貴族們操縱諸侯國的權柄。整個國家,和中世紀的歐洲一樣,處於極端的封建割據中。在這種亂世中,出現了諸子百家學說。儒家和法家是最重要的兩派。

歷史總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為了統治的合法性,當權者必然要掩蓋各種陰謀、政變、暴力,鼓吹自己如何上合天意下合民心,王道之師躬行天討,人民簞食壺漿相迎。強權君主的統治只是歷史的瞬間,大部分時間都是貴族們的共同統治,貴族們必然不肯承認自己是國家的害蟲,必然要把失敗的責任推脫到君主頭上:君主荒淫無道,信用一小批奸臣小人,不聽他們這批忠臣。這兩種需要加起來就形成了儒家的「仁義」、「王道」歷史觀。

法家是現實主義者,雖然沒看出古史中「仁義」的真相,但對現實看得很明白:權力分散是一切禍亂之源。嚴明法紀,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把國家的人力物力高效整合起來,由君主統一調度,才能富國強兵。古代的「仁義」不能用到現代。

儒法對立是兩種制度和兩種階級的對立。儒家代表著那些舊的上層大貴族的利益,法家代表著新興起的中下層貴族的利益。每一次社會矛盾尖銳時,必然出現儒法鬥爭。上層大貴族用儒家維穩,而了解社會實際、眼界開闊、有進取心的中下層貴族用法家改革。法家的改革成功,國家就「中興」。儒家的復辟成功,亡國就不遠了。

儒家打著為民請命的幌子,很易迷惑人。但對比下墨家就明白了。墨家也稱頌上古仁政,但他們理解的仁政是生活簡樸,大家平等,兼相愛非相攻。墨家代表平民階級的利益,所以後世湮沒無聞。儒家的仁政卻以繁文縟節、把等級秩序儀式化的「禮」為基礎。除了大貴族,誰會需要這種「禮」呢?儒家代表著最頑固、保守、反動的貴族的利益,所以成為萬古不易的維穩工具。

歷史上有作為的君臣,沒有一個是信儒家的。秦漢唐宋明那些廣為人知的儒法鬥爭不一一列舉了。諸葛亮是後世景仰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名相,彷彿儒家楷模,他治蜀是不是靠仁義?他上來就嚴刑峻法整治貴族,再賞罰嚴明,恩威兼施,嚴防大臣們結黨。法正不懂,覺得弄得這樣雞飛狗跳、人人自危不好,勸他搞仁義,安定民心。他回答:劉璋就是搞仁義,導致地方豪強橫行不法,豪強們雞飛狗跳了人民才能安居樂業。王猛輔佐苻堅,統一中國北方,成就更勝諸葛亮。他治國也是嚴刑峻法,跟貴族過不去,貴族都老實了,中央政府的法令能實施到基層,國家就富強了。貴族罵他:我們打江山的時候你小子在哪裡?我們耕種你來吃?王猛惡狠狠地回答:豈止讓你種,還要讓你做成飯端給我吃!苻堅雖然信用王猛,但中儒家的毒很深,滿腦子「仁政」、「德化」、「修德以懷遠人」。王猛死後,他按儒家的仁義治國,結果沒幾年前秦帝國就土崩瓦解。


評法批儒和共產黨的綱領是不矛盾的,只是由中國歷史出發的一種特殊角度。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革命中強烈反對德國資產階級的聯邦主義方案。革命的第一步必須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搞聯邦就是向德國的封建地主們投降,使他們可以繼續收地租、建關卡,把本該用於資本積累的錢拿去揮霍,把本該用於工業的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使德國繼續在經濟上落後、政治上四分五裂。德國的工業非常落後,所以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也很軟弱,只想依附封建貴族做些沒出息的小買賣,這就是聯邦主義的實質。馬克思顯然是「法家」,要實行中央政府對地方豪強的專政。而德國的浪漫派、拉薩爾派社會主義者是「儒家」,打著同情人民疾苦的名義,變相實行地方豪強對民眾的專政。

蘇聯官員們回憶,斯大林當政時,令出如山,蘇共政治局裡通過的經濟計劃,各部門必須不折不扣地實行,不然就等著去克格勃的號子里好好反省吧。斯大林死後,蘇共官員們長喘一口氣,大罵他搞獨裁。不獨裁、集體領導的他們從此優哉游哉,想干多少干多少,完不成任務就說有困難。干壞了也無所謂。最多不過下台,享受退休領導人的舒適生活,就像中國的儒家大臣們黨爭失敗後回到自己的莊園里養老。要是有人想追究責任,立刻有人罵他:你這是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吹噓說這是黨內生活的正常化、民主化。這樣「正常化、民主化」後,起先大家只是偷懶,犯錯不會被斯大林槍斃就覺得很幸福,慢慢地更加鬆懈,開始大搞個人享受,把自己的親友也拉進來享受。膽子更大後,各種橫行不法的事都來了。黨內的升遷再也不是靠能力、貢獻,而是靠拉幫結派。你搞到足夠的票數,你就能掌權,而為了回報那些選票,你必然對他們的行為睜隻眼閉隻眼,於是形成一個利益集團。恐怖的克格勃機構還在,但不再是鎮壓他們,而是鎮壓對他們有怨言的民眾。斯大林對他們的專政變成了他們對民眾的專政!

斯大林顯然是「法家」,嚴刑峻法,建立了一個高效的國家機器,每條生產線上的每個環節都有人緊盯著,一旦出現問題立刻維修、更換,所以蘇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農業國變成了超級強國。而蘇修的官員們是「儒家」,打著「仁義」(人道主義、全民黨)的幌子為自己謀私利,於是法令鬆弛,機器一天比一天生鏽、老化。戈爾巴喬夫對這台機器的構造一無所知,亂敲亂打,自以為在維修,力氣稍大了點,結果散架了。

「評法批儒」是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深化。五四從文化上批判了儒家的虛偽道德、吃人禮教、愚民主義,但沒有從政治經濟上認識儒家思想的根源,把使古代中國停滯的專制泛泛地理解為皇權,把儒家泛泛地理解為皇權的附庸。「評法批儒」運動指出皇權和貴族之間的衝突。皇權雖然也是專制,有殘酷暴虐的一面,但大多數時候是起進步作用的,下層的改革者聚集在皇權的旗幟下反對舊貴族。真正的專制是架空皇權、阻撓統一的大貴族的共和制。儒家是大貴族集團的附庸!(當代儒棍把自己的理論稱為「虛君共和」,他們對自己的本質是很明白的。)

建國後,儒家思想仍然大行其道。都打著為民請命的的幌子,要求削弱中央集權。「五七一工程紀要」也是同樣口吻,又說社會亂了,軍心不穩,幹部們不滿,人民有怨言。這和歷代儒家對法家的攻擊如出一轍,都是社會亂了,綱常大壞,皇帝剛愎自用,親信小人,排斥他們這些「忠臣」。

這種種現實使毛漸漸領悟,儒家文化不是單純的文化問題,是在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大貴族集團的利益的體現。它和銳意改革的勢力進行的儒法鬥爭,是歷史的主線。在這種意義上,每個時代的改革者,包括共產黨人,都是「法家」,而試圖復辟的大貴族集團都是「儒家」。所以他發動「評法批儒」運動,對被儒家篡改、顛倒的歷史進行重新評價。「評法批儒」運動中強調「復辟」,把資本主義復辟和古代儒家的復辟相提並論,因為這兩者在大的歷史上確實是一回事。

有人想必要問:古代中國知識分子都讀孔孟,說他們都是大貴族集團利益的代言人,不像吧?他們中也有真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吧?儒家統治中國兩千年,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套東西。譬如諸葛亮、王猛、王安石,都不會說孔孟反動,只能解釋說孔孟的仁義是很好的,但客觀條件不同,不能盲目效仿。這就像商鞅、韓非子也不得不認同三皇五帝以德治天下的鬼話,只能解釋說現在不能那麼治。他們顯然不能算儒家。有人是真信儒家的,譬如苻堅,行仁義害死了自己。很多儒家文人只是迂腐可笑,客觀上當了大貴族集團的代言人。而另有一大部分,是主動賣身投靠。譬如從漢代《鹽鐵論》看,他們要求廢除中央政府對鹽鐵的專賣,聲稱這是「與民爭利」、不便民、擾民,這顯然代表了民間大商人的利益。政府取消鹽鐵專賣,國家財政只能靠農業稅,農民負擔加重,而大商人們得利。大商人必然會給予朝中的大臣們孝敬錢。儒家文人在為民請命的幌子下替官商集團當說客。再如明代,儒家大臣們堅決阻止皇帝征工商稅,其中的奧妙一模一樣。最終結果是官商集團富得流油,國庫和農民卻都破產。

「評法批儒」運動,批的不只是舊中國茅坑裡的這個破爛,而是在更大的歷史上的會以各種不同面目出現的「儒家」。譬如蘇修,在莫斯科為中共消滅這種寶貴的「傳統文化」深感痛心,大讚孔孟是「最理想社會和國家制度的政治理論創始者」,在歷史上最早「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終和最高目的」。可見「儒家」都是心意相通的。

秦孝公死後,秦國貴族車裂商鞅。楚悼王死後,楚國貴族亂箭殺死吳起。

貴族集團復辟共和制後,按照必然的歷史規律,中央權威一天比一天瓦解。起先,中央還能維持一定的權威,但已只能對一些老將們睜隻眼閉隻眼,以換取支持。到後來,完全承襲舊制,中央權威已蕩然無存。貴族共和制的結局早已寫在歷史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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