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時是否有盜墓行為？

日本侵華時屠殺平民、掠奪資源、活體實驗、強姦婦女，在我國做盡喪盡天良之事。以此來看他們也不在乎中國人對日本的歷史評價，並且當時正處二戰時期，盜墓可以得到大量的金錢用於購置軍需物資，支持其侵略戰爭，在大半個中國都落入日軍的控制範圍之內的情況下，日軍為何不在中國盜墓，是沒有時間還是另有隱情？

我的好朋友，文物報社考古領域的專業編輯、記者賈昌明曾經寫過專文論述日據時期的考古行為，姑且全文引用如下，原地址見： 見證侵略和殖民的考古報告

自1894年甲午戰爭開始， 至1945年日本無條證件投降， 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內， 日本不斷蠶食直至大規模侵略中國的領土。 在此期間， 日本在所佔領的中國土地上擅自進行了數十次考古調查和發掘， 其中以 「東亞考古學會」 的活動為最， 並出版了十餘本考古報告。 然而， 這些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考古活動本身便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踐踏， 且從最開始便不是純粹的學術活動， 而是隨著日本侵華的腳步逐漸拓展， 並得到日本在華侵略勢力的支持。 因此， 這些本來是學術著作的考古報告，便成為中國遭受中國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見證。

日文考古報告中的中國地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由於時局的動蕩，加之考古學在中國尚處於起步階段，在中國的領土上所做的考古工作整體上並不算多，這一時期所出版的為人們所熟知的考古報告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在中國東北和內蒙地區，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考古調查和發掘活動卻相對比較活躍。和這些考古活動相對應的，是在近二十年中十餘本開本巨大、裝幀精美的考古報告的陸續出版。然而，這些本應由中國學者主導的考古工作卻是由日本學者獨自完成的，且大部分屬於一個叫做「東亞考古學會」的組織。相應的，那些考古報告均是由日文撰寫而成，且看看以下這些書名：
東亞考古學會東方考古學叢刊 甲種（共六冊）
貔子窩——南滿洲碧流河畔の先史時代遺迹 甲種第一冊 1929年
牧羊城——南滿洲老鐵山麓漢及漢以前遺迹 甲種第二冊 1931年
南山裡——南滿洲老鐵山麓の漢代磚墓 甲種第三冊 1933年
營城子——前牧城驛附近の漢代壁畫磚墓 甲種第四冊 1934年
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の發掘調查 甲種第五冊 1939年
赤峰紅山後——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先史遺迹 甲種第六冊 1938年
東亞考古學會東方考古學叢刊 乙種（共七冊）
內蒙古·長城地帶 乙種第一冊 1935年
生物·人類の調查 乙種第四冊 1943年
萬安北沙城——蒙疆萬安縣北沙城及び懷安漢墓 乙種上都——蒙古ドロンノールに於ける元代都址の調査 乙種第二冊 1941年
羊頭窪——關東州旅順鳩灣內における先史遺迹 乙種第三冊 1943年
　蒙古高原（前篇）錫林郭勒·烏蘭察布に於ける地質·古第五冊 1946年
對馬——玄海における絕鳥對馬の考古學調查 乙種第六冊 1953年
邯鄲——戰國時代趙都城の發掘 乙種第七冊 1954年
除了這甲、乙兩種外，該會在1990年還出版了一個單行本：
陽高古城堡——中國山西省陽高縣古城堡漢墓 東方考古學叢刊單行本 1990年
從以上書目可以看到，「南滿洲」「熱河省」「萬安縣」「邯鄲」，不論這些地名現在是否還在使用，都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地名。從1929年到1954年，「東亞考古學會」陸續以甲種和乙種兩類正式出版了13部發掘和調查報告。研究範圍從史前到戰國、秦漢直至宋元，所發掘的遺址類型有史前居址、貝丘、磚室墓、城址。更引人注目的是，除了乙種第六冊外，其餘無一例外，都是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地域涵蓋中國東北、內蒙古、華北，主要集中在遼東半島和長城以北地區。

東亞考古學會
關於「東亞考古學會」這個戰前日本在華進行考古活動的組織，中文文獻中記載甚少，筆者目前所看到的只有中山大學教授桑兵在2000年《歷史研究》上發表的《東方考古學協會述論》一文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和研究。
根據桑兵教授的論述，在二十世紀20年代初，中日雙方在考古學上就有了比較多的交流，日本學界希望在中國進行發掘的願望日趨強烈。在此基礎上，日本考古界於1927年成立了「東亞考古學會」。按照桑兵教授的話講：「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則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與中國的相應機構結盟而成立」，在成立伊始便力圖尋求和中國有關學術機構的合作發掘。
然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日本並不放過每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機會，因此東亞考古學會成立的目的並不單純。根據桑兵教授的論述，在該會成立以前，時任北洋政府軍事顧問，實則從事間諜工作的日本高級軍官坂西利八郎中將和其助手，後來成為甲級戰犯的土肥原賢二便介入中日考古學交流之中。而「在東亞考古學會的籌備及此後的活動中，朝鮮總督府和外務省文化事業部起著重要的作用，滿鐵和關東廳也積極介入。」學會的幹事島村孝三郎之前就在滿鐵任職，並在此後的若干年中組織和參與了在中國的數次非法發掘活動。
東亞考古學會在成立之初，雖然打著和中國合作，雙方成立「東方考古學協會」進行聯合發掘的旗號，但在學會成立當年便擅自在今遼東半島普蘭店市的貔子窩遺址進行發掘，又於次年發掘了大連市旅順口區的牧羊城遺址，並且在隨後出版的考古報告中也只稱此為東亞考古學會的叢刊。如此種種行徑，很快便受到中國相關學者的強烈質疑，如「東方考古學協會」的中方學者朱希祖於1929年便辭職以示抗議，並指出「本會自成立以來，進行重大事務，如發掘貔子窩牧羊城古物事件，均未經本會公開討論，正式通過，致有種種遺憾。委員僅屬空名，協會等於虛設……」（桑兵）。加之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並製造了「濟南慘案」，中日關係急轉直下，雙方不久便分道揚鑣。

從「關東州」到「滿洲國」
回顧一下這些考古報告的書名，「南滿洲」「關東州」「滿洲國」等名詞已經作古。但這些名稱，是日本侵略中國不斷加深的明證。
結合筆者能夠看到的部分報告中的記載，還可以按時間早晚大致羅列出東亞考古學會在中國進行的主要發掘和調查的順序與地點（附以現今的地區所在）：
昭和2年（1927） 關東州貔子窩石器時代遺迹の發掘 （今遼寧省普蘭店市）
昭和3年（1928） 關東州牧羊城漢代遺迹の發掘 （今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
昭和4年（1929） 關東州老鐵山麓官屯子（南山裡）に於ける漢代遺迹の發掘 （今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
昭和6年（1931） 察哈爾蒙古の探檢 （今河北省北部和臨近內蒙古部分地區）
昭和6年（1931） 前牧城驛附近（營城子）の漢代壁畫磚墓の發掘 （今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
昭和8年（1933） 旅順羊頭灣貝塚遺址の發掘 （今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
昭和8年（1933） 吉林省寧安縣東京城における渤海國都城の發掘 （今黑龍江省寧安市）
昭和10年（1935） 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縣東郊紅山における金石並用時代遺迹の發掘 （今內蒙古赤峰市）
昭和12年（1937） 元の上都の調查 （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
昭和14年（1939） 綏遠省大同府平城址の調查 （今山西省大同市）
昭和15年（1940） 河北省邯鄲趙王城の調查 （今河北省邯鄲市）
從以上所列可以看出，東亞考古學會從成立伊始，便開展了密集的考古發掘和調查活動，幾乎年年都有，而相關的考古報告也在發掘和調查結束後幾年內便出版發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1933年中，東亞考古學會的主要活動基本集中在現今的遼東半島南部，也就是所謂的「關東州」，而從1933年後，則急劇擴大到「滿洲國」和華北地區。
1899年8月16日。沙俄與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租借旅大3200平方公里為租借地，由於當時山海關以東的地區稱作關東，因此將旅大租借地稱為「關東州」。1905年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將關東州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大連地區變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關東州租借地設立關東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整個「南滿洲」也成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不僅如此，日本還獲得了從長春到瀋陽間的南滿鐵路及兩側地帶的治外法權，並迅即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進行管理。為控制這一新佔領地區，日本還成立了「滿鐵守備隊」，即後來的「關東軍」，成為日後「滿洲國」建國的工具。殖民政府、企業和軍隊，日本在遼東半島迅速建立起完備的殖民體系。到1927年東亞考古學會對貔子窩進行發掘，日本已在關東州經營了二十多年，早已將其視為己地，在此發掘自然肆無忌憚。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偽「滿洲國」的成立，日本侵華急劇升級，由原先控制「關東州」進而直接控制了中國東北三省、內蒙古東部和河北北部，並對華北虎視眈眈。東亞考古學會的考古活動範圍也從偏於遼東半島一隅直接擴大到廣大的中國東北和長城以北地區。直到「七七事變」之後日本佔領華北，其活動範圍亦南下至華北和中原地區。可以說，東亞考古學會在中國的活動，是緊跟日本侵華的節奏而亦步亦趨的。
其實日本考古學者在中國的活動遠早於東亞考古學會。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星燦研究員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一書所述，早在《馬關條約》簽訂後不久，日本學者鳥居龍藏便受命進入中國遼東半島進行調查，旋即將範圍擴大到台灣和內蒙古草原地區，並在日後發掘了遼慶陵。「日本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對遼東地區也進行了詳細的調查。至於其他日本學者，如白鳥庫吉調查金上京遺址、八木庄三郎調查旅順等更是不一而足。在此時期還有如伊東正太、關野貞等深入中國腹地，對古建築和帝陵等進行了詳盡的考察並發表了大量的調查報告。只不過此時的調查多為單槍匹馬，並不太引人注意罷了。但可以說，東亞考古學會成立後如此密集的考古發掘，和之前數十年的詳細調查不無關係。至於學會成立後在東北和內蒙各地的調查，更是不勝枚舉。

　　被侵略裹挾的學術
這些考古報告雖然是學術出版物，但仍不可避免地帶有日本在中國侵略、殖民的烙印。例如《羊頭窪》等旅順地區沿海遺址報告的圖版中，但凡有遺址外景的照片，均在圖版旁註明「旅順要塞司令部許可濟」，即照片需要得到日本佔領軍的批准才能公開。《東京城》的序言中，沮喪地描述了日本學者一行在去往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途中遇到的危險，幸遇日軍鎮壓抵抗組織的「討伐隊」才得以安全到達，在調查和發掘期間還需要當地日本武裝的護衛。筆者偶然購得一本日文《東亞考古學會と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史研究》（東亞考古學會與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內容主要是當代日本學者對當年東亞考古學會在東京城發掘的研究，書中所見當年參與發掘的學者與日本軍人的合影非常刺眼。據文中引用駒井和愛所撰日誌記載，當時「滿洲」地界「匪賊」猖獗，「抗日」活動劇烈。
從學術角度講，東亞考古學會在中國的發掘，有相當的學術水平，尤其是史前遺迹的研究已經側重多學科的運用，動物骨骼種屬分類詳細，更不用說準確詳盡的測量和繪圖了。一些發掘還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如對赤峰紅山後遺址的發掘和史前文化的發現，是日後用紅山命名的「紅山文化」的第一次重要發現（陳星燦）。然而，日本完全無視中國主權，在佔領區任意發掘，將出土文物肆意運回日本。在此期間，巨量的中國文物以各種渠道流入日本，成為梅原末治等學者研究中國古物的主要資料。所有這些，給中國的古代文化遺存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不僅在中國，日本在殖民朝鮮半島期間也進行了大量的考古發掘活動，如樂浪郡漢代墓葬的發掘等，出版了同樣精美的《樂浪王光墓》《樂浪彩篋冢》等考古報告。中國和朝鮮兩個被日本侵略殖民的國家，同樣不可避免地喪失了文化主權。
東亞考古學會的這兩套考古報告，目前在國內已經很難尋覓了。據筆者所知，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兩家單位加在一起都無法湊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資料室里據說還基本完整。即便在日本，這些大部分出版於日本二戰投降之前的書籍由於印量較少（如甲種的《東京城》和《赤峰紅山後》當初各只印了500冊，且只有 300 冊用於發售），開本巨大（甲種八開，乙種十六開） 且裝幀精美，也成為難尋的「善本」 ，在古舊書店或拍賣會上售以高價。只有 1981 年日本雄山閣曾將甲種一套六冊原大小再版。
這些長期在中國從事研究的日本學者， 如鳥居龍藏、 濱田耕作、 原田淑人、 駒井和愛、 水野清一、梅原末治等， 皆是享譽日本乃至世界的著名學者，鳥居龍藏和濱田耕作還是日本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創建者。 作為考古學巨擘， 他們未必都是日本侵華的擁護者。 據說鳥居龍藏非常反戰， 在擔任燕京大學教授期間對中國表示同情並遭到日本當局迫害。 但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或願意， 這些考古發掘和調查， 本身就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踐踏。 在中國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的歷史背景下， 本應單純的學術活動被裹挾進來， 不得不說是歷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