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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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以這篇文章，鞏固了非考證派紅學的研究範式——即以哲學或者美學的觀念做手術刀，去解剖《紅樓夢》。
但是，以「範式」去套《紅樓夢》，無論是從哪裡來的範式，都無法做到與作品完美相融，因為作者就不是按照「範式」寫的。
比如雖然有《金瓶梅》在先，《紅樓夢》卻還是創造了神話系統，並貫穿在情節中。
比如雖然有才子佳人小說在先，《紅樓夢》卻嚴守大家禮法，而且不惜犧牲詩作水平也要讓詩和人物性格相融。
同樣，《紅樓夢》中雖然有著二元對立的基礎，比如「真假」「清濁」，但作者卻不願意把這二元對立完成，所以其實是「真假難辨」「清濁互現」。以至於作者為了表達對人性的困惑，會用好幾個人物來對照比較著寫一種性格的不同發展。
因為人生對於作者來說，本來就是他並沒有超脫的一種存在，他至死依舊是困惑的，或者說甚至有點憤懣的。這其實才是我們每個人所遭遇的精神困境——意義與虛無的鬥爭。
以「範式」去讀《紅樓夢》，是可以幫助我們打開視野，接近美學上的更高境界的。不讀「兩個世界」，現實與理想，骯髒與純潔，很難清晰地出現在一個初讀《紅樓夢》的人所提煉出的「關鍵詞」中。但是，理想的幻滅，純潔的墮落，是否就是大觀園的全部意義與《紅樓夢》的最大悲劇，顯然還需要討論。
比如余英時強調寶玉是先於賈赦、賈政等進入大觀園遊玩，從而確立了大觀園的純潔屬性，並且大觀園的命名權也不在賈赦等人手中。可是整個大觀園建造的基礎就是賈赦等的首肯啊，林黛玉取了名字，也要賈政認可才能用啊。賈赦等平時不入大觀園，完全是當時禮法所決定，即便曹雪芹想寫賈赦天天進園子逛，也是為禮法所不允許啊。在眾釵進園之前，不僅元妃省親帶了許多外人乃至「太監」等進去，連賈府的清客相公們都早對代表著眾釵精神品格的一花一木品頭論足過了。如果曹雪芹真的無比看重大觀園的「純潔」屬性，他又為什麼要讓「臭男人」先拿些「蘭麝」「瀉玉」等詞去玷污了大觀園的仙景呢，直接讓元妃命眾姐妹題名就完了嘛。這就是拿「範式」去套文本的麻煩了。
比如說到大觀園是由賈赦和賈珍兩個極骯髒的人的院子里的山石水源為基礎修建的，所以是從骯髒中來。但是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賈珍住的是寧國公的舊園，這意思是寧榮二公起頭就不幹凈？可是這寧榮二公分明是神明一般的存在。
賈珍固然不堪，可是他與秦可卿一段故事，似乎又和書中的「情淫」主題相關，並不能完全把「淫」視作「骯髒」，犯了「淫」字的尤二，照樣可以得到大觀園中最「乾淨」的林黛玉的憐憫。
當然余英時也察覺到了曹雪芹在對待「情淫」二字與「清濁」二字上的不同，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司棋與潘又安。司棋是有資格在「理想國」般的大觀園裡的，為什麼？余英時居然認為司棋未必和潘又安在園中行苟且之事，因為被鴛鴦撞破了。而即使有苟且之事，因為司棋愛潘又安，所以這又是被「純潔化」的「骯髒」，與外面的骯髒是不一樣的。那我還是要指出，犯了淫字且對賈珍沒有愛情的尤二何以進園？賈芸又為何要在大觀園中與小紅私相授受，在寶玉的外書房中不也一樣嗎？既然大觀園是絕對清潔的「烏托邦」，潘又安就該與司棋在園外相會，將綉春囊帶入園中即可。提到綉春囊，余英時又極度贊成夏志清將綉春囊比作伊甸園的毒蛇，可是按照他的邏輯，綉春囊不僅代表「淫」也代表司棋的「情」，難道寶玉和黛玉如此看重的「情」，也是摧毀理想世界的伊甸園之蛇？難道整個大觀園的精神基礎，不是各種各樣的「情」來維繫的？
王熙鳳說她不敢作「大觀園的反叛」，按照余英時的理解，大觀園的反叛應該是骯髒與濁。可是鳳姐偏偏與這些脫不了干係，她並不是站在大觀園的立場去反抗骯髒與墮落，而是在用錢去維繫與大觀園割捨不斷的「人情關係」，維繫自己心裡最後一片可以由心而發的感覺。
相反，李紈這個為了「純潔」而「槁木死灰」一般的人，在大觀園裡活了過來，但是「不問你們的廢與興」的李紈，最終卻落得個不積陰摯的名聲，這與大觀園中關於「純潔」這個理想的幻滅，又有多大關係呢？
說到這裡，我們還可以打開一個思路——大觀園，代表的是整個賈氏家族的「氣數」，無論是榮寧二宅的山石水源，還是元妃省親的前提，都是在暗示，大觀園是家族「氣數」的延續，可惜到了末世，只有靠女兒們，才能維繫這種「氣數」。女兒們鮮活的生命力，成為賈府「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時的最後閃光點，是讓寶玉能夠隨意成長，讓李紈能夠重獲生命力，讓妙玉能夠放下孤傲，讓尤二能夠認識自我的強大源動力，這種生命的力量，才是作者所不能忘懷又不忍其隕落的。
這樣對生命力的慨嘆，對命運的追尋，才符合作者開篇所述為閨閣立傳的動機，才能解釋「珍珠」與「魚眼睛」的區別，才是作者既要寫女兒的優點又要寫她們的缺點的原因。也可以解決趙岡提出的《紅樓夢》主旨到底是「盛衰」還是「理想幻滅」的問題。
當然，我也是一家之言，還不如余英時的論文有那麼重要的「範式」作用，所以「兩個世界」論，是打開我思路的重要基石。
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最早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一次講座的報告，後來發表於《香港大學學報》，應該和後來發表於《明報周刊》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結合對照，其目的不僅要提出紅樓中的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更重要的是提出紅學也存在兩個世界，自傳說所處理的是作者經歷的現實世界，新典範不否認這個現實世界，卻更重視虛構的藝術世界。
當然，余還對李藍的鬥爭說也提出了批評，強調不僅要關注作者對於現實世界的反映，更應該關注作者的創造性，重視作者的主體意向，提倡文化對於現實的超越。
余的新典範認為「重心在小說的創作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聯繫上」，這可能適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創新思潮，更加重視文藝作品的創作的主觀和美學價值。
文學批評從歷史實證轉向作者審美架構自然是必要的，但是余的論證卻是採用了實證的方法，余用文獻證明大觀園是虛構的，這就回到了考證的路子上，趙岡就是以此為依據，發表商榷文章《假作真時真亦假――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用考證的方法指出余的文獻引用的片面，如果麵包是麵粉做的，研究麵粉是有用的，如果麵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麵粉當然是錯的了。
其實余的文章更多的應該是小說的價值判斷，而不是事實的判斷。
結果，余對趙岡的反駁《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仍然是糾結於事實的判斷，以考證派的方法反駁考證派，自然是難以圓滿了。
紅學考證確實有危機，但是余對於一些概念例如自傳說，考證派紅學缺乏深入的理解，不知為何，某些段落以為自傳說就是作者過去生活的記載，忽視了考證的科學性，畢竟作者的經歷對於作品影響很大。
對於李藍的鬥爭說評價過於武斷，忽視小說的社會批評也是文學批評的一部分。
總之，余的理論強調對於作品的文學批評，哲學思考，美學價值，這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意圖說明自傳說對於理想世界的無力，評論派才是根本，就有點偏頗了，他自己不是也在用考證派的方法嗎？
可見不同紅學派必然相互融合，考證派事實還原，評論派意義闡釋，沒有考證的基礎，評論則有可能淪為空談。沒有評論的意義闡釋，考證也難免淪為乾癟的歷史資料。如此看來，余英時的兩個世界理論成為紅學新典範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參考陳維昭和黃毅許建平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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