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時期蜀漢人民生活質量？
如題
在興亡百姓苦的古代，治世能溫飽，亂世求生存，後世比前世生活好，應該是可以講的。至於同一時期哪一政權「人民」生活質量更高，私以為很難比較出個結果。
把「人民」籠統地套用到古代社會，是不合適的。就拿三國時代講，部曲民、編民、流民，佃農、莊園奴隸、教民，胡人奴隸、部落民哪一個是「人民」？怎麼取不同民眾之間生活質量的平均值，進而得出某政權人民的生活質量？何況，在三國生產條件下，被統治階層的不同成分處於哪個政權統治之下，其間差距也未必能達到可以比較的地步。
何況三國史料那麼少，僅僅有一些關於葛公治蜀時吏治清明的評論，無法做全面分析，不好輕易下結論哦。畢竟在沒有現代統計方式統計的數據支持下，妄圖比較出相關史料匱乏的古代某時期民眾生活質量，是一件很弔詭的事。
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謝邀。討論古代普通人民生活質量沒有什麼意義。古代靠天吃飯，而大部分人類擺脫飢餓困境，都是近代工業化以後的事情了。以文景之治為例：
-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
- 漢書景帝紀：元年冬十月......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
在文景之治的39年時間裡，平常年間還好，遇上災荒就【民有飢色】和【民多乏食】，這顯然說明了古代靠天吃飯的農業是有多麼脆弱。古代所謂的治世和盛世就沒有饑荒，人人溫飽，那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平常年份勉強能夠保證大部分人溫飽而已。
站在科學唯物主義的角度，要提高普通人民的生活質量，那就首先要提高生產力。想要人類擺脫饑荒，那只有提高古代農業生產力。而在古代，沒有雜交水稻，沒有化肥，想要在農業生產力上產生質的變化，顯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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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到諸葛亮時期蜀漢普通人民生活質量，就不能不提到諸葛亮北伐，而北伐就必然會出現軍費，而軍費就必然牽涉到蜀漢普通人民的稅收，而古代稅收怎麼樣就必然牽涉蜀漢普通人民生活質量。
這是站在科學唯物角度上必然會發生及客觀存在的事實， 不會因為執政者的名字叫諸葛亮及後人讚美諸葛亮，或者任何人的主觀意志，而在客觀上消失。但由於史料的缺乏，諸葛亮時期，蜀漢普通人民生活質量只能推測一下。
諸葛亮的北伐軍費，很多來源於蜀錦貿易：
- 益州記：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蜀時故錦宮也，其處號錦里。
- 劉宋山謙之的丹陽記：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 太平御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蜀漢時，在益州的南筰橋附近有過錦宮，號稱【錦里】。而這蜀錦貿易在三國則是曹魏【市於蜀】，東吳也【資西蜀】，諸葛亮更是號稱蜀錦是【民貧國虛】時的【決敵之資】。諸葛亮的吹噓肯定是誇張，但至少說明蜀錦是蜀漢政權對外貿易的拳頭產品，成為蜀漢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僅依靠蜀錦貿易是不足以承擔諸葛亮全部軍費的，其軍費還有更主要的來源，那就是南中：
- 三國志諸葛亮傳：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 三國志蜀後主傳 ：（233年）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 三國志霍峻傳：子弋......後為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
- 三國志張嶷傳：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 三國志譙周傳：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
- 三國志李恢傳：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
《三國志》諸葛亮傳在諸葛亮225年【其秋悉平】南中叛亂後，特意提到一句【軍資所出，國以富饒】，這表明諸葛亮打仗能夠有軍費，並非會點石成金，或者後人唱兩句讚美詩就能從天上掉下錢來，而是南中承擔了諸葛亮的大部分軍費。
諸葛亮平定南中只代表大規模叛亂的平息，而小規模的叛亂卻從未停歇。233年南中的劉胄叛亂，被馬忠討平。霍弋擔任永昌太守時，屢次平定當地的叛亂。而越巂郡在諸葛亮平定南中後又屢次叛亂，太守甚至不敢上任而形同虛設，直到張嶷來平定。這些小規模叛亂的主要原因，自然是蜀漢掠奪南中所形成的反彈。
劉禪在蜀漢滅亡前想逃亡南中時，譙周勸諫一語道破蜀漢南中政策的本質，那就是【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簡述成大實話就是：自諸葛亮平定南中起，蜀漢就開始經常掠奪南中。譙周所言真正的獨白是：皇上，我們平時不斷壓榨南中少民，那逃亡南中會是什麼下場，您懂的！
當然，蜀漢政權掠奪南中的過程和細節是講究技巧的。比如李恢平定叛亂後，遷徙【豪帥於成都】，然後【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來【充繼軍資】，從而做到【費用不乏】。簡而言之，李恢方式就是把【豪帥】與其部族隔離，以政府來替代【豪帥】，親自上陣來收稅，這樣就減少了中間損耗和環節。
因此結合諸多史料就可以看出，諸葛亮北伐的【軍資所出】除了依靠蜀錦貿易外，大頭則是來源於反覆掠奪南中的財富，那樣漢地百姓的稅費負擔就大大減輕了。也就是說：諸葛亮把經濟負擔從漢地百姓，轉嫁到了南中豪帥極其依附少民的頭上。
蜀漢普通人民生活除了納稅外，還要承擔的負擔和義務，其實陳壽已在《諸葛亮傳》揭示了，只是後世很多史學家往往忽略陳壽提示的線索，而千篇一律重複諸葛亮治下是怎麼美好，百姓是怎麼愛戴諸葛亮。陳壽給的線索，先引用孟子【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後在評曰【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這顯然揭示百姓在諸葛亮的治理下，所承受的兩個負擔：
1，諸葛亮治下的百姓是要承擔大量徭役的。
2，諸葛亮治下的刑罰和政令是非常嚴苛的。
- 三國志諸葛亮傳：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
- 陳壽評曰：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 商君書外內：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知者不貴，遊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
大量徭役和嚴苛刑法顯然是有著商鞅法家的影子。這原因也很簡單，諸葛亮要北伐，在客觀上就必然會存在大量兵役和徭役，而為了推動兵役和徭役的有力執行，嚴苛刑法也是必然的。陳壽在《諸葛亮傳》評曰強調的【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總結：
考慮到即使文景之治也經常發生【民有飢色】和【民多乏食】，諸葛亮時期，蜀漢人民生活質量上限也就是這樣了。在三國之間比較，蜀漢人民生活質量也就勉強過得去。畢竟對於古代人民生活質量不能有太高期望。
陳壽隱預了蜀漢的稅負比重主要在南中，漢地百姓要承擔稅收負擔相對而言是比較輕的，但承擔大量兵役和徭役是不會少的，而且需要承受嚴苛的法律。因此相比較而言，在蜀漢內部，諸葛亮對於少民是屬於苛待了。這不禁讓人想到本朝的少民政策，唏噓不已！
先說結論，不可能很高。
無論從生產力的角度，還是從政治軍事的角度，諸葛亮時期的蜀漢人民生活水準都只能是在溫飽線邊緣徘徊。一則蜀漢是准軍事化管理，一切政務均以北伐為要，因此大量的社會資源都會集中到了軍事領域，不會有多餘的資源流向普通平民。二則三國時期根本沒有民生民權等政治概念，普通民眾對抗統治階級除了造反以外是沒有任何博弈能力，恰恰造反的高風險性又決定了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沒人會使出這一招。因此從博弈論的角度，統治者的最優策略就是將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維持在溫飽線附近，這樣既能保證政權穩定又能增加中央的財政收入。從這個角度出發，你要諸葛亮超越時代2000年去造福民生，那純粹就是不切實際的。
優劣都是和同時期的其他人比出來的。諸葛亮被四川人祭祀並不是因為諸葛亮讓他們多有錢吃得多飽，而是諸葛亮通過嚴格限制地方大族和政府官員的權力，締造了一個相對公平、高效的社會，並且通過以身作則的賞罰原則，讓整個社會的風氣保持了一個較高的水準。諸葛亮主觀上並不會去為普通P民做主，但是在實際效果上，蜀國人民確實過上了比較穩定的生活，這在封建社會已屬難能可貴，因此他們會尊敬、懷念諸葛亮。
我們分析一下啊
從對手及盟友對諸葛亮的評價上找不出貶低諸葛亮的言論------最黑的也就陳壽所說的「打仗差一點，治國那是沒說的」
諸葛亮最大的對手司馬懿對他的評價是「天下奇才」
三家歸晉後，司馬炎還發出感慨------現在能有個諸葛亮就好啦。
西晉恆溫曾經問一個蜀漢老人「諸葛亮」為人如何，老人回答說「活著的時候也沒覺得咋地，但現在也沒啥人能比得上他」
以上是同時代的名人對諸葛亮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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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呢？
諸葛亮死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人臣是不能建廟祭祀的，但百姓不管這麼多，你國家不祭祀，我就自己去祭祀，實在是禁止不了啊。。。。。。
我們就順著這個邏輯來分析一下啊
中國的老百姓，老實在了，我是不相信那個時代的蜀漢百姓和諸葛亮有一樣的覺悟，滿腦子就想著打垮魏國，復興漢室（不可能啊，就現在的百姓，要我來說，整天腦子裡想的也是多掙些錢，日子過得好一些，至於偉大的中國夢，一帶一路什麼的。。。。。想是當然要想的，對吧。。。。。），那他們這麼懷念諸葛亮是為啥呀？
他們能這麼懷念諸葛亮，那只有一個可能-------諸葛亮帶給他們的不只是偉大的理想，而是實實在在的好處
啥好處？生活比別人好------比誰好？比以前好，比蜀漢的鄰國魏吳兩國的老百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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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的答案是這樣的
蜀漢的百姓生活在三國之中是最好的。但是好到啥地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哪怕諸葛亮連年發動北伐，老百姓也沒有怨氣衝天，諸葛亮活的時候舉國上下一條心，諸葛亮死後百姓還一直懷念。
反對部分給出明確結論的答案。
因為我覺得答案很簡單，三個字，不知道。
關於蜀國內政的記載實在是少得可憐，嚴格來說，關於諸葛亮時期根本就沒有什麼對蜀國人民生活水平質量的記載，有的只是對諸葛亮個人的評價，而在這些評價中順帶透露出蜀國人民過著十分幸福的生活。
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這是附錄在亮傳後面陳壽給《諸葛亮集》寫的序言。只能說當時的人普遍對諸葛亮治下的蜀國有這樣一種印象，但真實性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是由於對諸葛亮個人的尊敬而進行的誇大讚美之辭，實在無法斷言。
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出自《袁子》，還是評價，而且是一個特別喜歡吹諸葛亮的人的評價。
與此同時呢，也有負面評價。
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是當時的吳國人張嚴和他的一位客人辯論時，他的客人所說的話，儘管記載這個的目的是立耙讓張嚴來反駁，但是至少也可以證明，當時有人對諸葛亮的蜀國持有這樣的看法。而這個和陳壽、袁子的評價比哪個可信度更高，或者還是只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如馬植傑教授就認為，陳壽的評價證明當時的蜀國紀律嚴明，而這位客人的看法證明蜀國賦稅很高，兩者並不矛盾），那就只能見仁見智了。
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出土了長沙走馬樓竹簡之後，經過許多史學家的研究，證明三國時期的吳國存在極高的賦稅和徭役，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和出土之前通過《三國志》得出的印象十分不符合。考慮到諸葛亮個人擁有過大的影響力，評價蜀國生活水準的記載大都是以讚美諸葛亮為目的的話，假若未來出土蜀國相關的文獻，其和史書的偏差有可能更大。但究竟有多大，抑或是否真的會更大，這也是誰也不知道的事情。
總結來說，根據現有記載是無法判斷諸葛亮時期蜀地人的生活水平的，鑒於《長沙走馬樓竹簡》和《三國志》所體現出的吳國人民生活的差異而言，這個度只會更加難以把握。因此暫時存而不論，等待更多的竹簡文物出土，這是對待這個問題最客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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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有人提到蜀漢兵民比的問題，其它答案中也有提到。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是堅守我答案中的立場，即根據蜀漢兵民比也無法進行任何判斷。下面簡述原因。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敕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關於蜀漢兵民比的記載來自於王隱蜀記在這條孤證。儘管歷來為《通典》等著作多有所引用，但在現代史學界也備受質疑。這裡不作和題目無關的探討。只略述幾點。
1.記載的可信度存疑
王隱《蜀記》並非良史，這條又是孤證，自然要謹慎對待。葛劍雄在《中國人口史》中推斷的蜀漢人口數字遠遠超出這個數量。高敏也在其著作中屢次質疑了這條記載的可信度。
2.蜀漢的統計標準/能力存疑
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
諸葛亮死後，蜀漢對人口的統計很有可能出現混亂。
3。南中人口是否納入戶籍，有多少納入戶籍，不清楚
已經有一個答案指出諸葛亮時期軍費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剝削南中，那麼南中在蜀漢的人口統計中扮演什麼樣的地位，這就非常重要。可惜的是，在這點上的記載是完全空白。更重要的是，蜀漢的兵籍中是否包括了從南中徵收的士兵？很可能是包括的，那麼民籍呢？這會嚴重影響我們對蜀漢兵民比的理解。
4. 對於「吏」字的理解存疑
很多人望文生義認為「吏」就是官吏。但很遺憾這也是存疑的，在長沙走馬樓竹簡中，揭示東吳戶籍中的「吏」是一種給干各種繁重雜貨的小吏，政府對他們幾近剝削。而蜀漢的吏是什麼？又是空白。
綜上，對蜀漢兵民比的理解不是看一眼數字那麼簡單。這裡面牽涉到許多非常複雜的問題，以現有的史料程度，仍然很難做出準確判斷。
首先是社會環境：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陳壽語）
其次是經濟狀況：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袁子語）
民有菜色那是諸葛亮死了快三十年蜀漢亡國前一年 的事，這口鍋我亮不背！
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看三國志你可找得出第二個治國治到這麼好的？
下面是我個人觀點，不喜輕噴。
三國時期，甚至到後來的晉，南北朝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 但是在三國中，我認為諸葛亮時期蜀漢人民生活是要高於魏與吳的。
三國鼎立後戰爭一直在持續，也就是說三個國家修生養息的時間是非常少的，國庫基本處於空虛狀態。
戰爭的成本很大不是靠積累，而是靠稅收，而蜀國國小，僅僅是一州之地，而管理者諸葛亮大權在握，並且管理的非常仔細與嚴格，崇尚法制，本身就非常的廉潔，培養選拔人才的方面考量德是高於才的，打壓士大族，所以諸葛亮時期蜀漢的政府是偏向於廉潔的政府，導致貪污現象是偏低的，基本上人民交的賦稅很高的程度進去國庫，而這些錢又諸葛亮用來發動北伐戰爭的。
蜀漢諸葛亮時期的人民生活是大概上擺脫飢餓，處於溫飽有餘的狀態
至少比魏國吳國要好。 封建時代民生的好壞主要就是看政府有沒有能力控制中間的地主士紳階層。能控制的住那麼就可以在不增加底層農民負擔的前提下 讓地主士紳多出血，來供養政府。這樣底層的日子就相對好過。
如果控制不住，那就只能是政府和地主士紳階層同流合污一起壓榨底層農民。
中國的封建時代政府控制不住地主士紳的時候是大多數，能控制住的是極少數。
諸葛亮時代算是地方割據政權里難得能控制得住地主士紳階層的時期。所以諸葛亮時期的民生應該要比魏國吳國這樣和士族地主綁定的政權的民生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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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主政時期，蜀漢的政治目標非常清晰，就是北伐反攻。
遭遇夷陵之戰後，劉備去世，蜀漢勢力大範圍萎縮，本來還有望出秦川、向宛洛，兩路夾擊圍攻曹魏，現在失去荊州，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偏安一隅。魏國這邊，經過兩世經營，曹丕已經稱帝，天下間可謂是民心思定，不願意折騰了，基本承認曹魏的合法性了，倘若再不有所舉動，「代漢者當塗高」的讖語就會變成現實，漢祚的號召力會越來越微弱，蜀漢對當地舊人的號召力也會變成一個大難題。這也就是為什麼諸葛亮會在出師表裡對後主講：此誠危機存亡之秋也。此處危急存亡，很大意義上就是指的一種政治危機，蜀漢必須妥善解決好自己該如何存在的問題，給黎民士人一個清晰的方向。晚一天光復，就加重一分危機，到最後甚至不用對方打，自己就分崩離析了。
處在這樣一種非常時期，蜀漢政權必須儘快進行軍事動作，趁民心尚未完全安定的當口儘可能地宣揚大漢帝國沒有亡的政治定調。這就凸顯出了蜀漢政權的尷尬：明明吃力不討好，卻只有通過北伐才能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甚至連諸葛亮自己也明白，坐以待斃是個死，出師北伐也是個死，既然都是死，為什麼不拼一下呢？
諸葛北伐固然是揚發先主遺志，但對於益州人民而言，未嘗不是被動地綁在了他人信念的戰車上。出師表所謂「天下三分，益州疲敝」，說的不止是軍事勢力，恐怕也有百姓生活質量的問題。
劉備當初憑著寬厚長者的政治威望被請到益州來，卻又非常不講究地奪人城池、軟禁劉璋。劉備不伐張魯偏要弄劉璋的一系列吃相難看的行為，令士人心寒，也令當地百姓對這些外來戶心生反感，因此在他生前就不怎麼歸附。
劉備死後，後主繼位，更是風雨飄搖，反叛迭出。建興二年，諸葛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到建興六年就出師北伐，短短四年時間裡，實際上是大亂沒有小亂不斷，至於北伐開始後，諸葛就一直處於用兵狀態，蜀道艱險，軍糧補給線是大問題，大發明家葛公甚至還為此搞了木牛流馬等科研項目！所謂忘戰必危好戰必亡，再牛逼的天府之國也架不住這麼折騰啊。以武帝時之強盛，征伐匈奴尚且搞的戶口減半，更何況區區蜀漢？考慮到葛公吏治清明長於撫眾，當時蜀漢的經濟情況，目測也是勒緊褲腰帶跑步進行光復主義奮鬥的狀態吧。
有答主提到比劉璋時期好，這裡再度祭出課文《隆中對》諸葛當時的觀察：
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幫諸位分析下這句話的意思。
劉璋本人雖然存在失察懦弱的缺點，在天下大亂的當口不能有所進取，故而冷了想折騰的英雄們（智能之士）的心，但老百姓的物質生活卻是相當不錯的（民殷國富）。考慮到益州險塞，向稱天府之國，外面的政治風波實際上也較難影響到這裡，只要統治者不是存心折騰，百姓做到自給自足還不是什麼問題。
也正是為這個原因，豪傑之士也樂於選擇這裡作為他們征戰天下的最初根據地：財力人力充沛，才能支撐得起你去折騰嘛。
而諸葛最開始為劉備規劃戰略布局的時候，正是看到了益州民殷國富易守難攻的特點，「跨有荊益」的各自分工是比較明確的：荊州四戰之地，是問鼎中原的重要軍事據點，而益州是大後方，用來搞政治、財物、人力輸出，俟天下有變，由劉備樹起中軍大纛，北上雍涼搞政治滲透（西和諸戎）。
也就是說，益州天然就是個出兵出錢的沃土，沒有人折騰老百姓能過得很好，有英雄來了，或許能賦予他們某些政治目標。劉備本來是最有可能成為這樣的英雄的，但是由於吃相難看令人略失望，葛公做到了。至於做到了什麼，各位自己想吧。
綜上分析，個人認為葛公主政階段，政府號召力凝聚力固然很強，但人民生活質量應該是不如劉璋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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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後主那憨態可掬的樣子，就知道蜀地人民的生活也是非常不錯的，比袁公路的淮南人好N倍。
雖有戰爭，勝多負少，自信心強。就像現在要給越南、緬甸、蒙古開戰，咱的贏面大，所以這打仗不覺得憋屈。
強力開發西南，蜀地沃千里之外，再擁縱深根據地，人民的負擔再次減輕，並且對內來說更加安定了，社會治安好。
以法治國，有功必賞，有過必罰，社會公平正義得到伸張，吏治清明。能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是小老百姓的福氣。
劉焉入蜀，蜀地動亂了幾年，隨後安定了二十餘年。劉備入蜀，戰亂三年，又安定了數十年。蜀地天府之國，自然條件好，只要內部沒有大的戰亂，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是非常高的。
生活水平是三國中最好的，諸葛亮敬仰管仲和樂毅，前者擅長貿易戰，後者擅長軍事戰，
1.諸葛亮國國內種桑樹，種桑樹不耗費土地，生產的蜀錦全國最好，而且是國家貿易的硬通貨，生產蜀錦就是印發國際貨幣。
2.蜀錦輕便，可以拿到前線換糧食，同時北伐在魏國屯田，打魏國，住魏國，吃魏國，減輕國內負擔，文明的說法叫食軍於敵，野蠻的說法就是劫掠。
3.綜上，諸葛亮再活十年，早晚把魏國拖死。
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
說真的，我不想寫一堆東西而得不到回應。關於蜀漢人民生活質量的問題，我還是先談一個問題。如果能夠得到大家的互動，那麼我再把話題展開吧。這裡我只想首先說一點：諸葛粉可以通過誇大某一現象來給窮兵黷武的諸葛亮洗地。但如果我們能反過來思考問題，諸葛粉無疑會變成諸葛黑！
第一，北伐軍費來自蜀錦貿易的問題。我相信，蜀國通過出口蜀錦來籌集軍費的現象應該是存在的。問題是，蜀錦貿易收入占軍費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這種現象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呀，假設：朝鮮為了發展先軍政治，把農民勉強實現溫飽後，剩餘的糧食全部收歸國有來養軍隊。你覺得這算是對民間的壓榨，對吧？如果是不讓（一部分）農民種地，而是讓他們去煤礦中挖煤。將生產出來的煤炭出口到國際市場上換取糧食，並且只分配給礦工勉強實現溫飽的口糧，剩餘的糧食全部用來養軍隊。難道這就不算是對民間的壓著啦？
回到蜀錦的問題上來：蜀國政府搜刮本國農民的糧食叫做掠奪，那麼搜刮本國的勞動力就不算是掠奪了嗎？我相信，（婦女）織蜀錦要比種糧食更有比較優勢，但這種比較優勢必定不會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否則，在和平年代，四川人肯定不會再有人種地了，而是全部靠織蜀錦為生。如果非要讓我說「搜刮糧食」與「搜刮勞動力」的區別，那麼我的答案也是：後者需要政府具有更為恐怖的壓榨能力！這需要對國民的自由進行更為嚴苛的限制！畢竟，搶走國民的勞動果實（糧食），要比強迫國民按照某種方式進行無償勞動（織蜀錦）容易得多！或者說，在蜀國政府眼中，蜀國人只不過是和牛馬豬羊一樣的資產，完全是戰爭機器上的螺絲釘。或者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對於種地沒有優勢的婦女，諸葛亮也絕對不會放過，而強迫他們靠織蜀錦來籌措軍費。說白了吧，男人該怎麼種地還怎麼種地。女人嘛，哈哈，也別給我TMD閑著！！至於女人在家庭中原有的作用（幫男人種地，照顧老人孩子），這跟我們復興漢室的偉大崇高理想比起來，根本就是不值一提。
大家不妨再來思考一下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是蜀國的生活用品出口到吳魏兩國，而不是相反呢？親愛的諸葛粉們，這除了說明吳魏兩國的人生活得更好以外，還能說明什麼問題呢？當然，生活好的很可能也是士族豪強這樣的中間階層。問題是，蜀錦貿易收入占軍費比例越大，就越能說明吳魏兩國富足的中間階層越龐大。如果你不明白這個道理，不妨想想看：為什麼朝鮮製造的民用物資出口到中國很容易，而中國製造的民用（非軍用）物資出口到朝鮮會更加困難呢？或者說，為什麼中美貿易能夠常年維持順差呢？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人變的越來越富有，中美貿易順差額佔中美貿易的比重連年下降。明白我的意思嗎？蜀國人無法進口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只能說明是蜀國之恥。
咱們可以繼續反過來想：吳魏兩國的人們，能夠向蜀國出口軍用物資並換取生活用品。這除了說明這兩國的經濟生活是何等的自由以外，還能說明什麼問題呢？記得央視的一部紀錄片《大國崛起》中講述，歐洲某國的銀行家可以向敵對國家的政府發放貸款（紀錄片中對這種自由給予了肯定）。。。。。。說真的，我不相信吳魏兩國是這樣的自由天堂，所以（民間自發的）蜀錦貿易一定只佔軍費的鳳毛麟角。客觀的說，吳國通過蜀錦貿易向蜀國提供軍用物資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畢竟那時吳蜀是一種准盟國的關係。（我盡量客觀，不能總說一面理兒）或許，這才是蜀錦貿易的真相。如果蜀錦貿易的進口完全是民間行為，那麼只能說明魏國對民間的壓榨程度輕到不能再輕的程度了。即使是軍用物資，也能豐富到在政府管控之外的民間也大量的存在。我幾乎可以保證，蜀國民間絕對找不到太多有軍用價值的物資。
相信我，民用物資往哪裡流動，哪裡就是（相對的）天堂！
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與大家交流出一些共識，那麼下面我會繼續談談：諸葛亮只掠奪豪強，而沒有騷擾底層人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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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結論：我認為蜀國的經濟生產方式，應該非常類似於曹操搞過的屯田。區別在於，曹操是把流民組織起來進行屯田，而諸葛亮則是把所有蜀國人都組織起來屯田。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諸葛亮把所有的蜀國人都弄成跟魏國流民一樣的待遇。不把話題扯遠，下面再來談談三國時期貨幣方面的小問題。
最後我在補充一點：從考古的角度上來講，在當年的吳國境內的確出土過」直百五銖「。這似乎最低限度能夠說明：吳蜀貿易是存在的（有可能是蜀國官方對吳國民間）。當然，另一方面還有很多疑問無法找到合理的解釋。比如說，在吳國境內，一枚直百五銖真的能夠等於100枚五銖錢的幣值嗎？（上述引用網路的說法，1：10的匯率未必就是歷史的真相）無論答案是什麼樣的，都會引出無法解釋的問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吳國人為什麼不選擇只接受五銖錢呢（至少這樣的選擇沒有任何弊端）？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就等於說明在蜀國境內」直百五銖「也會出現相對於面值的貼水。這其中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商人完全可以進行一種無風險套利（就像當年楊百萬的做法一樣），在吳國買入直百五銖，然後再從蜀國境內拋售。我始終覺得，研究歷史的方式並非確定什麼是真相，而是一種所有可能性的概率分布。比如說，吳國境內出土的直百五銖是吳國人私鑄的也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如果上面所提到的摘自網路的觀點（1:10的匯率）是正確的，那麼只能說明直百五銖在蜀國境內是無法自由流通的。不過這仍舊無法解釋一個問題：既然在吳國境內」直百五銖「存在相對於金屬含量5倍的升水，那麼吳國人為什麼不大量的私鑄呢？也許所有的可能性都是部分存在的，而隨著民間私鑄的現象，吳國境內」直百五銖「的幣值也在向金屬含量靠攏。或許，直百五銖在吳國境內的持有量是非常稀少的，其價值體現為能夠從蜀國官方購買到蜀錦等物資。總之，對於魏蜀兩國的分析我還是比較有把握的。而對於吳國的結論無論是什麼，都肯定無法避免瑕疵。
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一般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生活質量都不會好的，以一塊小地方的物力支撐整個中國夢，人民生活質量怎麼好的了？
不到100萬人口養了10萬兵8萬公務員，老百姓能過的好？
個人混話，說錯了輕拍。
首先要說明一點，百姓生活質量包括哪幾個方面？古代不像現在那麼多娛樂項目，現代人如果有五六千收入不用租房子的話，隔三差五下館子，偶爾還去夜店，有時間出去旅遊是消費能力之內的事情，這些古代人裡面屬於中小地主生活水平之上的項目了，是現代生產力發展了的情況。
而人均壽命這東西是近代醫學誕生之後的問題，古代這裡指漢末時期大家對於疾病的防護。
面對大病能力基本上一靠身體好扛過去，第二看運氣，無論他的社會地位是啥沒什麼必然關係，在那時候技術條件最好的皇家也有很多孩子夭折的。
那麼在漢末年間，老百姓生活質量應該用什麼衡量呢？個人覺得有三個方面。
第一自然是食物是否充足，考慮到當時社會戰亂的環境和蜀國就是四川及南蠻一部的地方，當時諸葛亮治下有沒有發生饑荒呢？這個留給大家，因為我沒有看過這方面的史料，但是從蜀地並無大規模起義這一點來看，應該說糊口是可以的，古代老百姓也是很善良，即使吃的是粗糧雜糧只要能夠活下去基本上不會鬧事的。
第二就是兵役和徭役負擔重不重呢，客觀上來說是比較重的，因為蜀地人口不多，但是常年要維持一支十萬人左右的軍隊，同時每次打仗的時候又肯定要徵調大量的民夫去搞後勤運輸，所以一次可以判斷蜀地在六出祁山的時候人民比較勞苦，但是話說回來，諸葛亮指揮打仗什麼水平不討論，但是起碼諸葛亮治軍和領軍的水準不低，武廟十哲能夠進去的基本上都是有一套的人，古代人也不會是個睜眼瞎，而且諸葛亮自己帶頭節儉，清廉不清廉這個也是撕逼話題，但是客觀的說吏治起碼比較有效率，這兩點加起來可以古代的「三公消費」。
第三這也是古代封建王朝也好割據政權也好最核心得一點，能否抑制住地主階級對基礎民眾的壓榨和博學，這是關乎一個古代政權存亡的核心，從史料來看，諸葛亮對蜀中地主階級的控制比較嚴格，起碼不會說讓把要從地主階級身上收的錢轉移到基層勞動者身上，而且諸葛亮還搞了「國有企業」生產蜀錦，至於蜀錦有沒有什麼戰略意義留給高手們討論，但是起碼一點，蜀錦的生產可以補充一部分日常開支，客觀上減輕了徵稅的壓力和基層勞動者負擔。
嗯個人的愚見，如果非要和現代類比的話蜀漢政權像什麼呢？富士康工廠(?&> &
因之前數據有誤，現修改如下。
魏國的民生最好，蜀國吳國都差。
古代的錢幣不是紙，主要原料是銅和鉛。根據錢幣史的記載，魏國的大錢是五銖錢一當二十，蜀國一當百但後期錢的重量只有初期的十分之一、所以可以視作以一當千，吳國一當千。
二十和一千的差額就可以鑄更多的錢幣。
其實在戰爭中規模效應是極其明顯的，魏國人口眾多，每人所需繳納的戰爭稅就少，相反蜀國人口稀少，每人繳納的就多。
現代社會，中國的人均軍費就少，以色列的人均戰爭稅就多。
應評論區網友要求找到出處
中國貨幣史 第76頁
我國幾十年前尚且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人餓死，也就多虧了雜交水稻，人民終於不受餓了，你能指望1800年前的戰亂年代百姓過得有多好么？
生活質量包含的方面太多了，那麼久遠的年代，又沒有什麼GDP等一系列指標，史書都是記大事的，很難對平民的生活質量有什麼記載。只是武侯的北伐財政來源基本是大戶賦稅，南地資源和蜀錦貿易，對最基層民眾影響基本是最小化的程度。
而且一個戰亂年代，以民養兵是必要的，對於季漢來說，更是基本國策之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不北伐早晚都會被魏吞併，因此養兵北伐是基本國策。而武侯基本做到了為民足食，為事足兵，從蜀漢人民的評價中就可以看出，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也是他的所有才能中最突出的部分。當然武侯自己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付出了巨大的執行力。後期姜維所做，才有些窮兵黷武的味道。
另外扯點遠的，川蜀地區本來就是中國比較注重享樂的地區，在西部一直都是較為富有的地區，可以自給自足的地區，「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到今天也是。戰亂時代，川蜀地區山川之險造成對外比較封閉，因此政治上也較為安穩，人民享樂厭戰，所以武侯的北伐造成了內部有一些意見，鄧艾打來的時候，益州派和益州人民大部分希望投降。在一個好戰地區，好戰民族身上，這些不一定會發生。至於人民的生活質量，以今天的形勢來分析，四川的GDP不高，沒有南方人有錢，比起工作狂快節奏的南方人，四川人的生活節奏向來散漫而具有享樂性。那你說南方人生活質量高，還是四川人生活質量高呢？這個就看你從哪方面考慮了。
前些日子看了周一良先生的論諸葛亮，感覺有一些點可以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說諸葛亮的「信賞必罰」保證了蜀國政治一定程度上的清明、統治階級內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當益處，與後漢統治者不可同日而語。吏治清明而人能盡其力，遠勝劉焉、劉璋，其統治受到人民擁護。
但是除去「信賞必罰」之外，看不出與民生息的意圖，人民生活似乎負擔更重、生活更加困苦。雖然益州邊遠地區得到開發，經濟整體並未上升。從人口來看，劉備章武元年（221年）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而劉禪炎興元年（263年）魏滅蜀，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四十年增長四萬人，還不計被征服的部落。
諸葛亮自己在襄陽對劉備說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爾後許久諸葛亮自己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可見生產力之不振。
其長期北伐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其內政賞罰公平卻又優於其餘兩國與劉焉劉璋，使得其博得人民愛戴，而後世統治者宣揚諸葛亮又不得不考量以其人為範例，鼓勵臣下對一家一姓的忠節。而人民群眾對於其評價又不得不考量他被視為智慧的結晶而廣受喜愛。
以上來自於一個門外漢的強答，希望各位不吝斧正。
大自然的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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