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為何加入共產黨後又加入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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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比較長
1，蔣經國在1936年在蘇聯的時候已經加入了共產黨，為何緊接著1938年回國後，又加入國民黨？是當年被人揭發是日本間諜而導致對共產黨失去信心還是什麼別的原因？

2，既然已經離開共產黨了，當年為何他回國的時候又是讓中共駐共產國際的康生陪同？

3，還有就是為何當年鄧小平屢屢向蔣經國伸出和談兩岸問題的橄欖枝，蔣經國依舊不為所動，而且兩人還是曾經在蘇聯時候的好友？

懇請有研究的知友能指點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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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止是蔣經國，就是李登輝，也是台共（外圍組織成員）。
李敖說的好，那時代的熱血青年，哪個不是共產黨？

二、
在我看來，蔣經國赴俄讀書，跟他父親赴日讀書，都是出於一樣的目的：「救中國」。

日本以不到半世紀的時間，迅速成為亞洲強國，跟腐敗透頂的帝俄，搖身一變成為強盛蘇聯，在當時的中國人眼中，都是一樣的光彩炫目，也讓人心儀。「學習日俄兩國的翻身之道」，事實上，也就是蔣氏父子兩代所為，父子各赴日俄的主要原因。

當然，蔣氏父子，都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雖然孫中山先生不相信共產主義，他信奉的是民主主義，但，畢竟日俄兩國與中國接近，而兩國之「革命」又非常成功，使得孫中山作出「早期聯日，後期聯俄」的決定，包括蔣氏父子青年時期的出國求學，如此救國之道，本質就是「見賢思齊」，前人作為，其實作為後人的我們，都是可以理解的。

三、
蔣經國經歷的最悲慘之處，是在於，他赴俄留學時，是1925年，當時廣州革命軍政府和蘇聯關係密切，如膠似漆，可到了1926年北伐開始，彼此的傾軋就開始了，1927年的清黨、寧漢分裂，國民黨和共產黨正式分裂，甚至成為死敵。（蔣介石開始清洗共產黨員時，心裏面，大概是給自己的親生獨子，判了死刑了吧？）

可想而知，在蘇聯的蔣經國處境，該有多危殆？當時蔣經國兩次申請回國，都被史達林給否決，簡單地說，蔣經國變成了蘇聯手中的人質。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蔣經國顯露出他和父親蔣介石一樣，剛毅而恐怖的生存能力。

可以仔細看看蔣經國的年表，當能知道他的強大意志力。

1927年，蔣經國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未成年的17歲少年，在異國公開宣布和父親斷絕父子關係。而後，開始進入軍事學校就讀（換過兩所，研究的題目是「游擊戰爭」，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蔣經國可是正經俄國軍事系統學出來的，游擊戰理論專家）。

1929年起，開始「多次」提出申請加入聯共（當時名稱是「全聯盟共產黨」，1952年，才改稱「蘇聯共產黨」）12月15日，蔣經國被接受為第四類黨員（所謂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

1930年，為候補黨員（列寧格勒軍委會正式批准），同年畢業，後面數年在異國掙扎求生，當過兵工廠政治教師、集體農莊代主席、金礦工人、機械廠主管、副廠長、報紙編輯。

別忘了，當時蘇聯的氣氛有多恐怖：1933年，史達林開始了駭人聽聞的「大清洗」。

1934年，斯大林把蔣經國叫到莫斯科見面，沒人知道他們當時說了什麼？兩人見面後的第二年，1935年1月，蔣經國在蘇共機關報《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三度公開批評蔣中正。

從1929年成為「第四類黨員」開始，經過7年努力，在蘇聯大清洗的恐怖世界裡，蔣經國竟然活了下來，結了婚（1935年3月15日，與白俄羅斯人蔣方良結婚。），並且終於在1936年12月17日，成為全聯盟共產黨的正式黨員。

歷史的荒謬即在於此，俄共終於接納蔣經國入黨的前五日，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有人說蔣經國回國，是中共力保云云，也許是事實，也許不是。但，請慎讀歷史，入黨僅僅不到一個月後，1937年1月5日，蔣經國所在的工廠，共產黨委員會決定「開除蔣經國黨籍、廠籍」。換言之，蔣經國的聯共黨員身份，不到30天時間。

蔣經國的命運多舛，由此可見一斑，讀共產黨種種歷史之叫人作難，也可見一斑。

1937年2月，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共產黨員開會，蔣經國被人揭發是日本間諜，並被指出是托派，經黨委書記米哈依爾·庫茲涅佐夫出面保證才過關。

3月25日，離開莫斯科攜妻帶子回國。我當然以為，蔣經國的被釋放，是有種種不可與外人道的內情，最好的例證，就是蔣經國妻兒全家，是由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康生陪同而行。

歷史記載中，蔣康一行人，從莫斯科坐火車到海參崴，經過蔣經國工作多年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時，許多朋友前來送行。可等火車到了海參崴，蔣經國和康生就聯名給蘇共中央發電報，支持鎮壓「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那些送行的友人。

上述最後一段文字，是轉於維基，不知實際情形為何？以我之見，憑證康生一生經歷，這件事，包括下面這個計載，都應該是康生的手段，政治陰謀，處心積慮的安排和作為，一直就是康生終生最撣常之事。要我個人大膽地猜測，康生陪同的主要目的，就在於要發這兩封電報。

第一封，陷害友人，第二封，再次向史達林及俄共，真誠效忠。

維基上，蔣經國臨入國門，還和康生聯名向俄共發的第二封電報，記載如下：

電報中還提到，他們馬上要回中國，雖然前途艱難困惑，但一定能完成蘇共中央交付的任務。這封電報至今仍存在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中央檔案室的蔣經國檔案內。

我沒有查到詳細的日子，估計蔣經國是4月份趕回國內，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

1938年，加入國民黨，成為中華民國陸軍少將……。

四、
很平實地，以後人眼光來看蔣經國當年的經歷，他以15歲青少年時，懷抱滿腔熱血赴俄國讀書，一心師法俄國的救國之道，不能說他的心志是不高潔的，也不能說他的目的不是高尚的。

但，造化弄人，他在俄國的經歷，和兩件事情嚴重捆綁，一是他父親在國內和共產黨人的鬥爭，另一，是他被卷進了史達林對俄國的大清洗中。雖然加入了共黨，但，真正的共黨黨員身份不到一個月，就被開除黨籍。

試問，蔣經國的心裡，對俄國共產黨，可會有好感？

比如鄧小平先生，他與蔣經國二人同在蘇聯，有一個最簡單的反問，請問，蔣介石與鄧小平，可以平起平坐嗎？可以正常如友人一般來往不？還是彼此保持距離，甚至勢如仇敵？相關的資料，我沒有掌握，也沒有細查，所以不敢多說，只是單純的疑問。

蔣經國、蔣介石父子，和俄共有偌大的仇恨，這點倒是有太多的文字證明，毋庸置疑。

最好的明文記載，1945年，八年抗戰結束，蔣經國隨宋子文赴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

下面文字，全部是轉自維基：

出發前，蔣中正指示蔣經國以下三點：「1.態度親切，情誼隆重。2.大事不苟，據理解答。3.小事渾厚，不必斤斤計較。」

6月30日，斯大林與宋子文、蔣經國進行了15分鐘的禮節性會面，期間，斯大林當著所有人的面，送給蔣經國一把精美的蘇制衝鋒槍，有人推測「或許斯大林是在提醒蔣經國，蘇共中央交給他的任務仍未完成」。

7月4日晚, 斯大林在辦公室單獨與蔣經國會面。蔣經國希望挽救失地外蒙古，斯大林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又很正經地向蔣經國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

斯大林害怕中國強大起來;因此，扶持中共軍閥割據，「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中國，阻止中國統一。

與史達林談話的相關內容，載於台灣官方出版物「風雨中的寧靜」，除了蔣經國自己轉述，再無其它可能。由此可見，蔣經國憎恨俄國之深。「風雨中的寧靜」，可以對照蔣介石寫作的「蘇俄在中國」（陶希聖初稿4萬字，蔣介石親筆增改至24萬字），兩書交相，可以映見蔣氏父子對俄國的真心看法。

五、
現在很多人，提起蔣經國時，總會意味深長地說到他的「共產黨員」經歷，其實，蔣經國一生從事，諸多作為，在很多學者的論述中，蔣經國確實從俄共，尤其是史達林身上，學到了許許多多的政治手段（當然，其中有好有壞）。他對國民黨的改造，他在台施行的各種「五年計劃」，他在對待政治異見者時的殘酷，處世時，性格的深沉與安靜，臨事時，決斷的嚴厲和強勢，以及最重要的，愛民親民的種種作風，無一不跟他在俄國十數年的磨難有關，是俄國那十數年的經歷，打就了蔣經國這樣一個奇特的政治人物。

因寫作「蔣經國傳」而被殺害的江南先生，形容蔣經國最是入骨（大意是）：「動情時涕淚縱橫，冷酷時橫刀殺人」，那種性格的雙面性，在我看來，確實就是俄國的苦難經歷打造而成，放眼中國歷史上的執政者，有過蔣氏背景（二代皇帝），但又擁有他一樣苦難經歷的，我認為只有漢朝的劉詢（漢宣帝）。

兩人，都在中國的歷史上，綻放無可磨滅的光芒。

俄國曆程，是蔣經國身心的枷鎖，也是他人生無比的養份。

但要說蔣經國是個堅定的共產黨員，或是說，蔣經國跟哪一位中共、蘇共黨的前輩，有過深切友誼？老實說，看他的年表，我是持疑的。且不說種種經歷，他會不會對史達林治下的俄共失望？就說個最現實的為人處世判斷，換作任何人，處在同等條件下，我認為大體也只能依樣畫蘆，走蔣經國同樣的求生之道吧？

不如此作來，如何能夠保住性命？

有些人為了黑TG和共產主義連臉都不要了，什麼「一個人20歲以前不信馬克思主義是無心肝，20歲以後還信則是無大腦」都出來了，匿名的那個你敢把名字亮出來嗎？明明是到哪個山頭唱哪個歌，他在蘇聯碰上他爸政變不加入共產黨能活？他被放回大陸不加入他爸的黨能活？這麼簡單的道理居然能擺出這麼多的主義來。

如果「一個人20歲以前不信馬克思主義是無心肝，20歲以後還信則是無大腦」的話，不之以下幾位算什麼，沒腦子嗎？

宋慶齡：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先生妻子，1981年5月15日（病逝前兩周）入共產黨；

郭沫若：北伐軍中將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之後入黨；（就算你們黑他「親爺爺」再狠，四一二時候敢入黨這點是沒得黑的）

賀龍：1914年入孫中山中華革命黨，南昌起義後入共產黨；

葉劍英：1917年開始追隨中山先生，歷經東征討伐陳炯明、北伐戰爭，1927年7月入黨

……

以上都是20歲之後入黨，其中三位都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中國革命進入低潮、TG隨時可能被剿滅的時候入黨，這些才是真正的為信念和理想而鬥爭的勇士！蔣經國治國再英明神武，不代表他做的任何選擇都是對的。同樣道理，敢在1949年或者1966年在大陸入國民黨的我一樣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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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這麼多的贊以及質疑，我承認我最開始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有點衝動了。正如有些評論所說，當時加入共產黨不一定是必死之路，比如有些可以像郭沫若一樣流亡國外，再比如以蔣經國的身份就算回到中國不退共產黨轉投國民黨蔣介石也未必會威脅他的生命，最多軟禁、「流放」外國或者派他個小官放在身邊以便監視罷了。

在這裡我想要表達的是，在國民黨幾乎鎖定國內政權的、且清黨運動使TG力量損失慘重的大背景下，TG被滅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很難想像那些人是因為什麼仍然堅持跟幾支零散起義軍組成的TG走在一起。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幾位，在國民黨/國軍中已經有相當高的地位，如果在國民政府中做下去武將一二級上將可期（張自忠到中原大戰時也才是師長，賀帥、葉帥北伐後期就已經是軍級主官了），文官也能到相當高的地位，且因為他們的選擇TG的革命大業不知要再增加多少打擊。

而在此前提下，這些人卻選擇了輕則可能永遠流亡，重則身死戰場還可能株連家人的另一條路，只能說要麼他們要麼像毛一樣看透了中國國情，對TG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有著極高的遠見，要麼就是把TG的事業當成了畢生奮鬥的目標。而不管政見如何，我對這樣為了理想而不顧一切獻身的人一直是極為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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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又想起郭沫若，說起來倆人的經歷還是有點類似的，郭在十年里為四人幫為主席唱讚歌（姑且認為那些「親爺爺」啥的都是真的），蔣經國一樣在大清洗的勢頭前公開跟他爸決裂，抗戰時槍沒摸幾下，不敢跟著戴安瀾去野人山「鍍金」，卻在戰後越過那麼多國軍老將們繼承了老蔣的位子，為啥大家對這兩人評價這麼分化呢？

蔣氏父子的為人其實還是很像的都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

蔣經國的為人從一件事情就能看出來那就是江南案。

為了自家一點所謂的名聲私利，就能越洋暗殺一個他國記者。還真是犯蔣家者雖遠必誅。

這狹隘的心胸和齷蹉的手段，下限之低就是在世界獨裁者里也算是捨我其誰了。

為人如此，那麼無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也都沒什麼意義了。因為主義理想什麼的對於蔣氏父子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個人私利之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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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bos 的答案里竟然說希望把蔣經國的腦袋刻到泰山上。我真不知道得多恨中華民族才能想出這樣的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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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里說劉是三面間諜，殺他是鋤奸。但是既然台灣要鋤奸，怎麼自己人不幹而找黑幫來動手。就算找黑幫動手，怎麼幹完了就立刻卸磨殺驢呢。

如果劉真是所謂共諜，只要把其通敵的證據拿出來交給美國以正視聽就行了。怎麼還會為此處理自己的情報人員。

所以，所謂劉是共諜，殺他是鋤奸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別再洗了。

蔣經國去蘇聯的時候才15歲，去的是蘇聯辦的中山大學，這中山大學四蘇聯在孫中山逝世後幾乎可以稱是緊急開辦的，而蔣經國是蘇聯駐廣州革命辦事處代表鮑羅廷推薦去的，同去的還有一些國民黨原來子弟

那之前幾年，

23年蔣介石帶團到蘇聯考察，走入蘇聯高層的視野，回國後孫中山就創辦了黃埔

24年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鮑羅廷代表蘇聯來華，幾乎就成為國民黨當時最大的後台，孫中山病逝後好多國民黨重要會議都是在鮑羅廷的寓所開的。

25年孫中山病逝，蔣介石雖然是大炮弟子，但無論從什麼方面都是不能和汪精衛、許崇智等大佬比的，可鮑羅廷看中了蔣介石，於是推薦了蔣經國去蘇聯留學。蔣介石確實認識到，這是鮑羅廷給他的機會，所以思之再三以後，就同意了。

之後，蔣介石迅速跳級成為國民黨三巨頭之一。

讓蔣經國去蘇聯留學這事，在蘇聯看，是對蔣介石伸出的橄欖枝，但在蔣介石看，多少是有點「質子」的意思的。而於蔣經國當然不用否認其正面的追求，而且，這中間也沒什麼強迫存在。

去了蘇聯，27年以前，蔣經國自然是被各種先進所打動，加入了共青團，還提出了要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觀點。。。。

27年，蔣介石最終還是投入英美，開始清黨。關鍵是為了保密，老蔣沒提前安排小蔣回國。

瞬間蔣經國的日子就開始難過了，這是當然的。不過這時候在蘇聯已經快兩年了，對於蘇聯的套路，已經有所了解，而自己也已近成熟。為了自保發表和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批判蔣介石積極要求加入聯共的行為就很容易理解了。

而且就是從此開始，蔣經國務實幹練的一面展現了出來。批判蔣介石、積極要求加入共產黨，工作表現十分出色，娶了蘇聯姑娘，怎麼看都是越王勾踐的范兒。

好在蘇聯的大肅反還沒開始，蔣經國還可以掙扎求生，而且表現的確還不錯，30年就是候補黨員了，共產黨和其他政黨不同，候補黨員和正式黨員的差距相當的小，說蔣經國做正式黨員不到一個月就被開了來說蔣經國實際沒怎麼做過黨員是說不過去的。

雖然因為背叛蘇聯反對蘇聯而讓蔣經國境地難堪，中蘇還是在37年時因為抗戰的大環境不得不重新修補關係，蔣介石提出讓蔣經國回國，斯大林在給小蔣布置了作業以後還是放他全家回國了。

到蘇聯的十二年，蔣經國大概就是頭兩年過的是好日子，後面十年大概都是度日如年，對於共產黨的熱情早就退卻了到被揭發是日諜那時候，小蔣根本是擔心能不能活下去吧，根本談不上什麼信心破裂，而且這個時候的蔣經國對於蘇共肅反的那一套也已經很會玩了，蔣經國最終回國的時候經過他當廠長的那個小鎮，小鎮居民感念過去感情來送行，小蔣一一深情告別，回到列車上後就對陪行的蘇共官員報告說，那些來送行的居民——都是反革命。回國後重新加入國民黨是很好理解的。回國由康生陪同也是好理解的，康生同學就是在蘇聯積极參与過肅反的啊，所以康生陪同相當於是監視的身份。

實打實的說，蔣經國作為國家領導人比蔣介石強的多，台灣大體也是在蔣經國手裡起飛的，鄧小平伸橄欖枝的時候，台灣已經比大陸條件好太多了，說實話還不具備什麼統一的技術條件。蔣經國不為所動是很正常的，要主動統一的話，蔣介石那時候就可以，李宗仁不是回大陸了嗎，畢竟國共分歧尚大，不可能說說就立馬統合的，但畢竟在蔣經國這裡兩岸已經開始破冰了，這就很不錯了。

？？？這還用問他爹是蔣介石啊
蔣經國為何要加入蘇聯共產黨？
　1925年10月，上海江灣港口。悠長的汽笛聲中，一艘蘇聯貨輪緩緩駛出長江口。甲板上站著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望著逐漸遠去的港口，唱起了《國民革命歌》和《國際歌》。激昂的歌聲在深秋的風中飄揚……
這群將要經海參崴乘火車前往莫斯科的年輕人，是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之後，根據新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派往蘇聯的青年留學生。裡面有幾個我們應該記住的名字。一個叫張錫媛的美麗姑娘，一年後成為##賢的戀人。##賢是誰？他就是456。另外一個操著安徽口音的18歲青年，他叫陳紹禹。嗯，他另外有一個名字，大家可能更熟悉：王明。另外還有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和女兒馮弗能，于右任的女兒於秀芝等等。
不過，這裡面還有一個最不應該被大家忽視的年輕人——蔣經國。這位註定將在中國近現代史留下深深足跡的年輕人，當時只有15歲，也只有一個身份——蔣介石的大公子。
與456同窗共讀
1925年11月，這群來自中國的年輕人在寒風凜冽中抵達莫斯科中央車站。隨後，全部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校方還給蔣經國取了一個俄羅斯名字——「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這個名字蔣經國一直用了12年。
我在網上看過蔣經國少年時的照片。方臉，短髮。由於蔣介石對他管教很嚴，蔣經國臉上總有一縷拘謹的神態。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遺傳的原因，蔣經國對政治有著天生的熱情。早在上海讀書時，他就在「五卅運動」里擔任學生領袖，發動群眾抗議日本帝國主義。在蘇聯讀書時，他也積极參加學校里的政治運動。在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於1925年12月申請加入俄共青年團。他寫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莫斯科中山大學貼上布告欄《紅牆》，校方十分欣賞這篇文章，拔擢這位年僅十五歲的作者作為《紅牆》的編輯。
1926年，蔣經國所在的班級來了一位來自國巴黎插班生。這位插班生比蔣經國大了5歲。來到莫斯科之前，他已經在巴黎留學了5年。他叫##賢，就是後來鼎鼎有名的456。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後，456被校方取了俄國名字伊凡·舍吉維奇，由於他爽朗活潑、愛說愛笑，富有組織能力和表達才能，得到了「小鋼炮」的外號。
蔣經國身材不高，456比他還矮。兩人因形體相似，倍覺親近。所以他們的交情一直不錯，經常在黃昏時到莫斯科河邊散步。蔣經國對456在巴黎的經歷很感興趣，向他了解情況。456就寫了幾篇文章，記錄了他在巴黎的「勤工儉學」經歷，交給蔣經國編輯的刊物《紅牆》發表。
1927年，456離開莫斯科回國，加入馮玉祥的部隊，擔任顧問。那時候，正是中國局勢大震蕩之前的緊要關頭。
被當做「人質」扣押在蘇聯
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過得還不錯，大約1926年底，處於早熟十六歲青春期的蔣經國，有了一段羅曼史。他和馮玉祥的十五歲女兒馮弗能墜入情網，不就又結了婚。
但平靜而浪漫的生活很快就被來自國內的風波打斷。
1927年3月21日，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革命軍佔領了被北洋軍閥長期盤踞的東方大都市——上海。
人們慶祝歡呼的聲音還未平息，意想不到的災難就突然降臨了。4月12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突然對曾經並肩作戰的共產黨員和工人武裝舉起屠刀。一夜之間，千百人頭落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變。
「四一二」政變意味著國民黨與共產黨第一次合作的終結。同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宣布斷絕與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一切關係，同時命令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很快，國民黨籍的學生幾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國。滯留在莫斯科的大部分是共產黨員。
這裡面就有蔣經國、馮弗能和她的哥哥馮洪國。
蘇聯當局幾次駁回了蔣經國請求回國的申請，認為，「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為蔣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他們把蔣經國當成「人質」扣押下來了。
此時的蔣介石一定在後悔。在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前，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甚至都沒有通知自己的長子，導致長子成為留學蘇聯最久的人。
加入蘇共，因表現過好差點被送回中國當紅軍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呆不下去了。接下來，蔣經國先是在莫斯科軍事特種技術學校進修，半年後，進入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學習。
這段日子，是蔣經國在蘇聯最難熬的時光。半生追隨蔣經國的謀士王升，曾經記載過蔣經國這段近乎傳奇的留蘇經歷。那時候，蔣介石常常身無分文，甚至還討過飯。一次，蔣經國發現一家餐館後面有一條地溝，裡面漂浮著一層油水。餓昏了的蔣經國把油水舀起來，裝在罐子里，回去之後燒來吃。再有一次蔣經國生病倒在路上。幸虧一個叫「小彼得」要飯孩子，把每天討來的飯送給他吃，救了蔣經國一命。後來，「小彼得」死了，蔣經國還寫過一篇文章《永遠不要掛起白旗》，來紀念這位患難之交。
1929年12月，蔣經國申請加入蘇聯共產黨。為了表示誠意，他在蘇聯報紙上發表聲明，如果將來有機會碰到蔣介石，要「給他和他的黨羽嚴酷的懲罰」。12月15日，蔣經國被接受為第四類布爾什維克黨員。所謂第四類，指的是「人民敵人」的子女。這說明，他是被作為特殊情況處理的。
1930年，蔣經國曾經有一次機會回國。那時候，他從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從列寧格軍政大學畢業。校方在他的個人檔案如此評論，「非常聰明、忠誠，是全校最優秀的學生」。蔣經國的表現太好，驚動了斯大林。他指示蘇共中央有關部門與駐共產國際代表商議，準備把蔣經國派回中國，參加中共領導的紅軍。
但是，中共拒絕了斯大林的建議。這就讓蔣經國第一次回國的機會成為了泡影。
「西安事變」促蔣經國回國
從軍政大學畢業後，蔣經國進入工廠實習。後來，因為捲入蘇共的「托派」之爭，他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一個集體農場勞動。第二年，又被送到西伯利亞的的阿爾泰地區做工。之後，蔣經國先後做過斯維德洛夫斯克的一家重型機械廠的技師、助理廠長。1935年，蔣經國與這家工廠的女工白俄羅斯姑娘芬娜（後改名蔣方良）相戀，結婚。同年12月，生下長子蔣孝文。
在蘇聯的每一天，蔣經國都未放棄回國的努力。在斯維德洛夫斯克，蔣經國曾經通過一個名叫陳甫玉的華僑帶一封信給蔣介石。遺憾的是，陳甫玉在距離中蘇邊境只有幾里的赤塔被捕。
與此同時，思子心切的蔣介石也在想辦法把蔣經國營救回國。他在1934年2月13日的日記中說，「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國危。若不奮勉，何以對先人？何以見後嗣？勉之！」 8月15日的日記中說，「近日病中，想念兩兒更切，甚望其能繼余之業也。」
「西安事變」成為蔣經國回國的新契機。1936年12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在這之後，共產國際負責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蔣介石兩次會見周恩來中也答應，只要紅軍聽命中央，接受統一指揮，他「不單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視同仁」。
國共雙方「一笑泯恩仇」，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標誌，展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西安事變」發生戲劇性轉變，最終得到和平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蘇關係。蘇聯當局對蔣經國回國的態度上也發生了變化。
1936年11月上旬，蘇俄駐華大使通過第三者向蔣經國傳達，「經國可以回國」。1937年3月10日，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把蔣經國叫來莫斯科。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他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國，但首先要寫一個聲明，保證回到中國後不跟中共作對，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3月25日，蔣經國到中國駐蘇大使館領取護照，向蔣廷黻大使辭行。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請蔣經國到自己的家裡，對他說：「請轉告令尊蔣總司令，共產黨已經誠意決定和國民黨聯合。」
25日下午2時，蔣經國攜帶妻子乘第2號西伯利亞快車離開莫斯科，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車經海參崴回國。在快車上，蔣經國給季米特洛夫寫信稱，「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熱忱的布爾什維克的問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
蔣介石為此表示將履行與中共合作的承諾，並釋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蘇聯特工站站長「雅柯夫」。
耐人尋味的是，蔣經國在回國前，還最後一次向蘇共中央投書表白，忠於斯大林。同時秘密告發了斯維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廠同事的「反黨言行」。
據稱，當蔣經國從莫斯科乘火車途經斯維德洛夫斯克市的時候，他的這些同事還趕到車站為他送行……
回到中國，並沒有想像中父子相見、無語凝噎的動人場景。蔣介石甚至好幾天沒有召見這位12年沒有謀面的長子。
於是，蔣經國寫了封信，拜訪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並請他轉交蔣介石。蔣介石被說服了，終於肯接見長子，安排在杭州市的國民政府主席別館進行。一進門，蔣經國就向父親跪下，磕了三個響頭

作者:何仁勇

蔣經國從蘇聯回國的時候，蔣介石以他流蘇時間太久，對國內情況還不熟悉，對三民主義的信仰也不夠，便將他送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每月僅給蔣經國數百元的生活費。從此以後一段日子，蔣經國便按照父親吩咐，開始讀書，除了讀早年《曾文正家書》、《王陽明全集》等中國經典外，蔣介石特別叮囑要研讀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學習三民主義，並且練習寫字，於193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見蔣經國才學兼優，便向蔣介石進言邀請蔣經國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區保安副司令，蔣介石當即點頭同意，並請熊式輝幫著督促提拔。
蔣經國上任伊始，轄區內豪劣遍地，極難應付。但蔣經國憑著自己初出茅廬及委員長「太子爺」的身份，進行了鐵腕整治，效果一鳴驚人。蔣介石見蔣經國嶄露頭角，日後大有希望，栽培之心更。不久蔣經國便升為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文武大權一手抓，從此便開始大展拳腳發揮他的政治抱負。

這個時候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看到自己的這位下屬在贛南大展拳腳，搞得原來的那些關係大呼受不了，心裡卻升起了一絲不安，有了些許自找麻煩，悔不當初的感慨。對蔣經國那些標新立異的舉措毀譽參半，省政府的有些決定竟然不能下達贛南，熊主席也只能對「太子爺」空嘆無奈。後來熊式輝離開江西，據說是因為蔣經國勢力日漸膨脹的緣故。
蔣經國年輕氣盛，拿出蘇聯的那套工作方式，在贛南高呼打倒土豪劣紳，面對青年則熱情備至，一時間整個贛南充滿了欣欣的朝氣。蔣經國在蘇聯曾做過苦工，嘗盡了各種艱辛，所以即便後來官至「總統」生活也極盡簡樸。
蔣經國向蔣介石進言，要在政治上有朝氣並奠定政治的基礎，青年人是關鍵。對這一觀點，蔣介石也頗為認同，於是青年軍政治部主任，青年幹部學校教育長都讓蔣經國來擔任。蔣經國得令後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一時間有在國民黨內打造另一嫡系系統的勢頭，讓黃埔係為之側目。平心而論，蔣經國在訓練青年政工幹部時，頗受全體青年的熱情擁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青年，又在蘇聯接受過嚴格的訓練，為人坦蕩，青年覺得與他沒有什麼隔閡。每天清晨，哪怕的嚴冬大雪，他都光著膀子帶領青年學員在復興關上跑步，學員的綁腿鬆了，他也過來幫著打。平日里他總是穿著一件黑色的粗呢中山裝或一件灰色的棉軍裝。有一次，政工班一群高級長官穿著筆挺的軍裝從遠處走過，一名學員拉住正穿著棉軍服從旁邊散步走過的蔣經國問：「剛才走過的那些人中誰是蔣經國？」蔣經國頓時大笑道：「你拉住的這個就是蔣經國」一時弄的這名學員面紅耳赤
政工班的每個學員對蔣經國都極為熟悉，每天蔣經國都用自己略帶粗啞但極為感人的浙江官話向學員們將革命的意義，很多人評價他的演講水平超過了他的父親。那時候，蔣經國在青年中的聲望達到了頂峰，每個青年都可以到他的房間去和他暢所欲言，即便說錯了也沒關係，這種新的作風使他身邊的青年對他是衷心的佩服。中國人喜歡搞小團體，在蔣經國的下面也無形中分出了留俄派，武嶺派，贛南派和幹校派。
蔣經國在治理贛南的時候，公正嚴明，直言果敢，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生活紀律化。抗戰時期，江西省會遷移到了泰和縣，蔣經國經常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市集上，從沒有侍從和衛隊跟著。如果遇到有緊急公務，將自行車停到路邊，當即口頭處理解決。常言說：「中國官廳公事，總是喜歡兜圈子。」蔣經國治理贛南，禁毒禁賭，處理公務先是做到以身作則，然後堅守剛正不阿，如有冒犯法紀，嚴懲不貸。那時江西的賭博之風盛行，在蔣經國的治理下原本家家戶戶朝夕能聞的麻將噼啪之聲漸成絕響。即便是達官貴人家裡無所事事的太太少爺小姐也只能「無事居家三缺一」。即便有實在熬不住想玩兩把的，也得把自家護院保鏢遠遠的派到外面把風站崗來玩上兩把。
有一天晚上某廳長在自己公館約了三個好友玩上兩把，打到深夜，忽聞餛飩叫賣之聲由遠及近。賭客們正好感覺有些飢腸轆轆，便叫下人將賣餛飩的叫進來，要四碗餛飩並每碗加兩雞蛋。四人正埋首中發白開杠的時候，小販將餛飩送了進來。廳長擺擺手叫他將餛飩放在一旁的桌上，吃完自然會付錢。小販站在一旁，靜靜的將斗笠拿下，輕輕的走到桌前，給每人遞上一張名片，名片上赫然寫著三個字「蔣經國。」四人頓時目瞪口呆，窘態盡顯，連稱知罪。蔣經國這時也不慌不忙，取出本子說，這事有兩個解決辦法：一是知法犯法，送官究辦；二是隨緣樂助，捐之公益。在座的四人，誰不想顧及自己的面子，紛紛提筆在蔣經國的隨緣簿上一一認捐，十萬元，十五萬元不等，這時沒一個敢裝窮。
蔣經國對吸毒的癮君子也深惡痛絕，某廳秘書楊某的太太是個吸毒的「老槍」。蔣經國禁毒的政令一出，再也不敢明目張胆的吸毒了，只敢在家悄悄的吸食。被人舉報後，不但被罰巨額罰金，更被罰做苦工修路，敲石子十天。儘管這太太也有些來頭，但面對蔣經國政令如山，也毫無辦法，只能每日乖乖的前往敲石頭，讓人嘲笑出醜。這女人是又恨又怨，找不到出氣筒，只能回家找自己的丈夫哭鬧，埋怨秘書沒本事吵著要離婚。最後秘書給吵的沒法，只能棄官一走了之，免得淪為笑柄。
蔣經國對禁娼的努力可以說是雷厲風行，在蔣經國治贛期間，許多娼妓只能跑到吉安一帶躲避打擊。有一次，一名三星上將路過贛州，住在旅店叫小二幫他找妓女來高興高興，小二一臉難色，告訴他蔣經國禁娼如何厲害，再三婉拒。但經不住這位三星上將的催逼，還是幫他叫來了一名花枝招展的姑娘。黃昏的時候，巡查的憲警來到旅店發現了這一勾當，想制止這位上將的齷齪行為，還沒有說出口，上將便先發飆了：「他媽的，我就叫個姑娘玩玩，有誰敢來羅嗦？」隨即揮手將憲警趕了出去。憲警們沒辦法，回到專員公署將此事報告給了蔣經國，憲警們也想看看這位平時剛正不阿，鐵面無私的蔣專員遇到硬茬會怎樣。
蔣經國聽完報告，不動聲色的寫了一張紙條，大意是：聞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十分的抱歉，今在專員公署略備薄酒以表歉意，務必賞光。將紙條交給了警衛，命令他們全副武裝前往旅店務必將這位上將給」請「過來。上將接到紙條確實躊躇了一番，去呢，這樣的架勢肯定會遭人恥笑，不去，這」太子爺「蔣專員的面子怕是不好駁。畢竟表面上蔣經國對他是」請「的。最後這位上將不得不在八名手持手槍的警衛左右護衛下，徒步前往專員公署。蔣經國對上將表示這些警衛室派來沿途護駕的，但在沿途的百姓看來確如同在押解犯法的將領。一路上對這上將指指點點，不停的談論，面對沿途百姓數百雙火辣的目光，原本神氣十足的上將也不得不低下自己的頭來以避免與別人目光相觸。等到了專署，蔣經國一臉壞笑裝作毫不知情的雙手作揖到，失迎失迎，到此時上將哪能還不明白蔣經國的用意，臉上的那個尷尬恨不能挖個洞鑽進去。
—摘自《藍衣社碎片》
藍衣社在過去的兩年時間裡，吸收了一萬餘名各類軍校畢業生，其中大多數是政治軍官、憲警人員、特務頭目。兩年里，它也多少改變了民國脆弱、渙散的圖景——官場與民間、官員和社會的嚴重隔絕，改變了基層官兵得過且過、橫行市井的習氣。
它更使蔣介石在「二次復出」後，成為了南京無可懷疑的頭號人物。但南京的第一生存要務是維繫脆弱的平衡。藍衣社卻破壞了這個平衡。政學系首要人物、蔣介石的頭號幕僚楊永泰，從1932年年底起就不斷地以「養虎遺患」的歷史經驗來告誡蔣介石，已到了遏制藍衣社發展的時候。隨著幾千名「帶兵官」的進入力行社和軍人會，藍衣社已控制了南京部隊的一小半。更令人恐懼的是，胡宗南、桂永清、關麟征、黃傑、俞濟時、宣鐵吾等十餘名魁首，他們所帶的兵都是南京最精銳的部隊，是這個政權的基石。
他不怕「蔣家天下陳家黨」，但他怕「蔣家天下藍家軍」。失去軍權，何來天下？
1932年年底，就是「元旦公告」前夕，他指令騰傑，「停止在帶兵官中發展成員」。
1933年7月，就是賀衷寒在廬山開始訓練他的3400名政治軍官的時候，他就指令一個仍然年輕、前途無量的軍官，也在廬山組建了一個「軍官訓練團」。這個軍官訓練團以「帶兵官」為對象，受訓人員將達7500人。
除了他自己，沒有人可以代表「黃埔系」。他要使黃埔幾千將軍、數萬校尉重新組合，最終出現三個小派系，即何應欽的保定系，賀衷寒的政工系，和一個新的「武官系」。
他開始冷落如日中天的賀衷寒。在這個廬山的沉悶秋天，凡是賀衷寒的上行報告，他一概批示以「退回、重做」，「昏聵，不會做事」等話語。
他開始指責明瓦廊，指桑罵槐地指出「湖南小團體」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場合，他拐彎抹角地說賀衷寒有「野心」，「腦後有反骨」。這些批評給肖贊育、鄧文儀等造成很大的壓力。至於性格乖張、原來就不大買賀衷寒賬的豐悌，更立即疏遠了他。
這一年9月，對被認為是藍衣社「最重要文獻之一」的《一得集》，蔣介石潦草地批註了「不曉大道」、「狂妄」、「可見幼稚」等話語。
這個黃埔建校9年以來一直的「政治領袖」，這個連政敵都不敢就他的個人忠誠加以攻擊的「忠臣」，此時開始成為蔣介石的「逆子」。
許多老於世故的官僚都「世事洞明」地看到了賀衷寒的失寵。甚至，連康澤都隱約地覺察到了這一點。但只有賀衷寒自己，雖然也偶爾不解，失意，憤懣，卻以容忍、等待的心思，一種「飲冰懷霜」的情結，繼續在廬山上奔忙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是賀衷寒前半生的面貌。但，當蔣介石不為人覺察地醞釀孵化「武官系」時，他就再也不被信任了。他一生宦海的「三起三落」，第一落就從此時開始。這一落似乎聲色不動，但卻巨大無比，一個「藍衣社帝國」的主宰者，一個黃埔系的政治代表，一個南京政權事實上的第二號人物，從此再也不能染指那權力的峰頂了。
意欲奪之，必先予之。當「武官系」已經初具雛形的時候，蔣介石諳熟民國政局規律的眼光、手腕，再次表現了出來。他先給了藍衣社「三大派系」之首的地位，給了藍衣社「真正的革命黨」的讚譽。而如此慷慨的手筆，鋪墊的都是「軍人會」的解散。
他新近任用的那個未來「武官系」的首腦，名字叫做陳誠。
還不僅如此。這一天，蔣介石再次下令，把西南人控制下的「革命同志會」的大約一千名失業軍官併入別動隊。在陳誠之外，他還要在藍衣社內人為製造一個可以和賀衷寒、「湖南派」、政訓勢力相抗衡的小組織。這就是康澤、「西南派」、別動隊。
鄧文儀後來談道，「……隨別動隊之坐大，以康澤為首的西南派勢力終於成型」。
和「滕傑時代」一樣，藍衣社的「賀衷寒時代」，在短短9個月後就開始落幕了。
效仿「黨衛隊」、解散軍人會，使康澤不僅控制了別動隊這個藍衣社惟一的軍事組織，還使他通過任覺五、葉維，間接控制了藍衣社惟一的二級組織。一個康澤與賀衷寒、西南人與湖南人相對峙的局面出現了。
也是這一天，蔣介石親自把幾千名受訓人員帶到廬山海會寺，編為由陳誠任教育長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第四營。
編營當天，蔣介石親到操場，對他們吆喝起了口令，並親自點名報數。而後又開始訓話。這同樣是蔣介石一生中罕見的雖無文采、略顯不倫不類、但激情澎湃的訓話之一。
他努力地揮動右手：
「同志們、軍人們！……你們受訓畢業以後，將要負最重要的責任，只要你們能耐勞吃苦、冒險犯難，那麼，你們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你們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你們自己可以完全不要考慮，我替你們完全負責！……」（《康澤自述》）
此後，陳誠公開評價：「……精神和紀律，均以四營為最好。」
何止是精神和紀律？數以千計的前無產流氓者、在各個城市無事生非的前「失業」學生，都已經認識到康澤將給他們帶來不可限量的前途。此後幾年，別動隊不僅是蔣介石的私人「黨軍」，也是康澤的僱傭軍。
在短短兩周的廬山集訓後，康澤對別動隊進行了組織設計。
這首先是一個全盤效仿黨衛隊的組織。康澤設立了一個龐大的、權力高度集中的「總隊部」。總隊以下，以「三三制」的黨衛隊編組為模式。即總隊轄三大隊、各大隊轄三支隊、各支隊轄三中隊、各中隊轄三區隊，區隊下設分隊。分隊配輕機槍一挺，各成員步槍手槍各一支，自成一個行動單位。
別動隊的服裝也效仿黨衛隊，一律灰色軍裝、灰布綁腿、白襯衫、黑鞋、黑襪，腰扎橫皮帶。此外，各中隊的第一區隊「規定為便衣區隊，持有特務證」（陳少校《黑網錄》），以方便秘密活動。組織上採用「軍裝掩護便衣，便衣領導軍裝」的原則，從而形成三層結構，即總隊——便衣——普通隊員。
康澤對別動隊頒布了極其嚴格、具有藍衣社和黨衛隊雙重風格的紀律：別動隊成員不許辭職，每個人都要做到「生的進來、死的出去」；任何私事都要向上報告，得到批准後方可進行；在江西工作期間不許結婚，不許離開營房，每晚組長都必須組織查鋪；等等。違背這些紀律中的任何一條，康澤都有直接處以死刑的權力。
思想控制則更為嚴格。康澤規定：除《領袖言行》、《力行哲學》、《我的奮鬥》等書外，禁絕成員閱讀任何別的書籍。
至於成員腐敗，康澤更宣布「即使進民宅只取一隻雞、吃一頓飯而不付錢，指導組也可處死」。為杜絕腐敗，他首先以身作則。許多原別動隊成員幾十年後都談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時間裡，康澤一直「著士兵服裝，穿草鞋」，腰上別著一支匣子槍，這結合他的醜陋長相，一段時間裡，許多不認識他的人都以為他只是一個伙夫。
這就是早期別動隊的組織狀況。1933年10月初，編組完成後，這群大部分裝扮奇異、兵不兵民不民的人，這個帶著槍管理著一半江西的「馬上政府」，就開赴到以撫州為中心的前線和最近的收復區去了。它的總隊部駐紮撫州，各大隊沿南城、南豐、崇仁、宜黃、永豐等地散開。最後，各支隊、中隊及區、分隊，布置滿了各要線、要點。
藍衣社的「別動隊時代」開幕了。
別動隊首先開始的，是對前線周邊10餘縣原和平居民的編保編甲工作。編保編甲從社會調查、戶籍調查開始。
便衣先進鄉摸底，對鄉村的人口、結構、誰家有人「通敵」、誰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況進行調查。這非常類似於後來土改時期工作隊的「劃分成分」準備。
然後，就是一個區隊或者一個分隊的「下鄉」。這一帶的精壯已經很少了，共產黨的徵兵運動在過去兩年內聲勢非常浩大。這樣，他們的小股武裝也幾乎沒有受到反抗。一個支隊接管一個甚至兩三個縣，中隊接管集鎮，區隊、分隊則深入到村莊。小半個江西在一夜之間被他們接管了。
在他們進村進戶之前，原來和蘇區有聯繫、或者有子弟在紅色部隊的人家幾乎跑了個精光。此時，蓋有康澤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現在村村鎮鎮：及時回村「報到」並登記戶口者，視為「及時自新」，別動隊不咎既往。違者「一經察覺，罪及全家」。
這個一手軟、一手硬的野蠻政策非常見效。方舟，這個一度負責瑞金編保組甲的康澤嫡系，後來曾談到，連「朱毛」經營日久的紅都瑞金，都有一千幾百名「赤色群眾」到縣政府辦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農一批批地回來了，他們迅速成為了別動隊在當地的民間基礎。保長、聯保主任的人選，就在這些人中指定產生。而臨時衙門、保甲長產生後，「標準戰略村」、保甲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驚人的恐怖被推行著。
蘇區周圍的幾十里方圓都被闢為環狀的「無人區」。康澤目光冷峻，指揮著別動隊員和臨時徵集的士兵，將數以百萬計村民驅趕出他們村莊，像牲口那樣圈入標準「戰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
這個「保甲制」是現代史上最聳人聽聞的制度之一。它規定，任何一家人要證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證不「通敵」，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給物質給蘇區。五家連保連坐。「如有敵情」不舉報者，槍斃滅門。一家犯事，該家毀家滅戶之外，其餘四家也「殺無赦」！
「五戶連保」以及「一家出事、其餘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方舟《回憶別動隊始末》一文寫道：嚴密陰森的民間特務網使地方整肅，「幾乎沒有人通敵，沒有一粒米流進蘇區」。
一個多月時間，別動隊就控制了近20個縣的數百萬居民。「戰略村」、編保編甲完成後，在別動隊員、保甲長帶頭下，數十萬居民被發動起來。他們手執「刀片、長矛、鋤頭」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數以萬計的「民眾盤查哨」，以盤問、檢查過往路人。
「禁運」、封鎖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強大的民間管制以及「發動群眾」的基礎上，形成了對瑞金的鉗制。康澤命令，各盤查隊伍一旦發現蘇區交通員、二道販子、走私的馬幫馱隊，不論有無「私通敵區」嫌疑，一律就地槍斃。其次，對稽查部隊則一手軟一手硬：凡勾結私運者一律槍斃；凡查獲物質或舉報受賄者，一律予以重賞。重賞是獎勵給有功人員「全部抄沒」，並連升「兩級薪餉」。
後來，蔣介石給別動隊的禁運工作有四字評價：「滴水不漏」。
物質極為匱乏的蘇區，立即感覺到這個扼制的威脅。史料記載：在從境外流入物質變得非常困難以後，為反封鎖，蘇區的一些高級幹部開始親自領導物質工作。「……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紅軍工作部長李克農、執行部長李一氓兩位部長的倡導下，成立了聯合消費合作社，總社設在瑞金。中央蘇區一些縣的保衛局在總社的推動下，也相繼成立了消費合作社。」
這些小型的「合作社」繼續組織著越來越困難的私運，並集中食鹽等物質限量供應。但當組織私運的人一個個被捕獲槍殺後，物質的匱乏乃至沒有盡頭的飢餓，仍然像魔鬼一樣冷冰冰地使蘇區一片絕望。當時身患「打擺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毛澤東，接到何長工送來的特效藥奎寧後，據說「流下了眼淚」。因為僅僅為這一小批藥品，就死了一個交通員。
傅連璋醫生回憶：毛澤東由此記住了比他小10歲的「康澤」的名字。幾年後，他對埃德加·斯諾談到了瑞金的毀滅：「……封鎖……尤其是極端缺鹽……整個地區人口銳減，有時是被強行大批遷徙，有時更乾脆地被集體屠殺」（斯諾《紅星照耀中國》）。
20多年後，他進一步指出，毀滅瑞金的兩個主凶，一是蔣介石，再是康澤。
在數以萬計的保甲長的協助下，幾萬民工被發動起來。一條一條的簡易公路被修建，連接不斷地通往蘇區，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漸形成環狀包圍時，依照德國顧問建議而構築的「堡壘」接連出現了。無數的鋼筋、水泥、磚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綿數百里，被調集往前線。四個月之內，江西共修築了2900餘個鋼筋水泥堡壘。
《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了這次工作：
「……至少有2萬人被征來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隊的機動性……他們的推進路線排滿了碉堡……碉堡構成了支援網……這時民團被派駐守這些碉堡，而正規軍則轉入進攻狀態。」
埃德加·斯諾形象地說，它是「一種長城……它逐漸地向里伸」。
1934年初，事實上，瑞金已在望。
瑞金在望前後，康澤已接管了江西六十餘縣中的大約一半。別動隊已迅速擴充到五個大隊一萬餘人。另外，在蔣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隊的兩個師也劃歸康澤指揮。
「新江西模式」開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個富有歷史意味的社會實驗。第一個舉措是組織「壯丁隊」和「鏟共義勇隊」。這個舉措有雙重目的：爭取青年；斷絕蘇區兵源。前者比後者更重要。為此，別動隊對江西的百萬青壯年實行全面、嚴格的管制。
劉操是原紅四軍交通科長、諜報科長，在一次執行外出任務時叛逃到南昌，後來到別動隊駐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隊部任職。他的一份回憶材料寫到，當時江西農村「凡年滿18歲、不足45歲之壯丁」，一律編入壯丁隊。壯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監視，「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並絕對禁止壯丁離家遠出」。
事實上，這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大的民兵組織。至少有五十萬人被編入壯丁隊。它的「積極分子」則組成「鏟共義勇隊」。「鏟共義勇隊」的人數也達幾萬人。
這個舉動和朱毛紅軍的「赤衛隊」異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強硬。方舟回憶：許多民間的古老警報方式都被利用了起來，「……遇有紅軍游擊隊突然襲擊時，規定以鳴鑼放炮作信號，並發放煙火警報，附近部隊、壯丁隊、鏟共義勇隊都得馳援。」
當崗哨、民兵、壯丁組織都納入別動隊的管制後，「新江西」的面貌展現了。「皖豫重團警，江西重教化」是蔣介石制定的方針。教育、反腐敗這兩個「百年大計」，正是「新江西」模式的關鍵。
於是，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眾查哨站」、壯丁隊、「鏟共義勇隊」，一起出現在每一個村莊。他們強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進民眾夜校，每個人需要「認識500個以上漢字」。完成掃盲後，則被要求熟記、背誦《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別動隊員都擔任過夜校教員。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礎教育。別動隊在江西興建了大約2700所學校，幾乎每兩三個村莊就有一個小學。這些學校以「中山小學」、「中正小學」等命名，一年多以後入學學童即達二三十萬人。結合民眾夜校，兩三年後，江西一舉成為全國基礎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牆上的標語、各種朗朗的口號聲，也迅疾有力地跟了進來。一時之間，江西的土牆柴門上到處粉刷著「攘外安內」、「剿匪救民」、「消滅共產黨」、「嚴密保甲組織」等標語。每個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慣鋤頭的青壯，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誦這些口號。
這種潛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幾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樣出色。鄧文儀談到，別動隊針對蘇區的宣傳，專門設計了一套口號。蘇區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別動隊提出「剿滅打家劫舍的赤匪」；蘇區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別動隊則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窮人不打窮人，只殺朱毛」……
和夜校、小學同時出現的，是一個個醫療站。從上海調集來的大批藥品，大部分免費分發給頭疼腦熱的村民。據估計，江西期間，別動隊大約設立了2000個醫療站，受惠居民達100萬人以上。
別動隊反腐敗的成就，是民國無可比擬的。比起鄧文儀的武漢「清流風暴」和15年後蔣經國的「打老虎」，它聲勢更浩大。它並且把反腐重點直接指向官員的貪污、索賄、受賄。舉報箱懸掛在村村鎮鎮，使別動隊成功地發動起江西的千萬民眾，短短一年多時間，它共查處了1200件「腐敗大案」和無數小案，幾乎根絕了半個江西的基層腐敗。
在這一系列使社會「軍事化」、「黨化」的措施下，整個江西社會變成了一個大兵營。這種手筆、氣勢只是在30多年以後才重演了一次。不僅如此，他們還挨家挨戶地訪苦問貧，提供貸款、種子，引進農藥，賑濟災害……在前線槍聲不絕的時刻，江西半省出現了農業復興的勢頭。
到1934年年底，正是朱毛紅軍開始史詩般的長征的時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區，春耕、買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漸出現。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榮的象徵，別動隊很少徵收雜捐、攤派，使民間比過去還富裕了些。
江西的共產主義思潮被遏止了，幾年後，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半月記》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復興」的字樣，來概括別動隊的成就。
在江西，別動隊也因此達到了它組織的頂峰。半年時間，別動隊從三個大隊擴充為七個大隊，擁有便衣特務人員7千餘人，普通成員1萬7千人，控制正規軍3萬餘人，管轄著江西500萬左右的居民。
但，這並不是「新江西」的全部。
埃德加·斯諾曾引用「國民黨自己」承認的數字說：「在對江西蘇區發動的戰爭中，大約有100萬人死於饑荒和戰火。」他還引用了周恩來的話說：「紅軍傷亡超過6萬人。」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死者，是和戰爭無關的平民。
一些考察戰後江西社會的記者和學者，他們婉轉、隱約的文字背後，描述的則是在大約3年時間裡，別動隊毫無人道、血跡斑斑的惡行。在無人區、收復區和「標準戰略村」，在每一個村寨鄉鎮，別動隊成為東南部江西事實上的「軍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來最卑劣兇狠的政府。對原蘇區，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閩西的連城、江西的興國等縣，短短几年就變成了沒有男人的縣份，至於寡婦村、寡婦鎮更比比皆是。
《北華捷報》的一名記者言辭晦澀地稱：……「惡棍們」對於別動隊甚為恐懼。
宋美齡的說法則要放肆、大膽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許別動隊的談話里，她說：別動隊在江西已經「結束了對人民的軍事鎮壓」，而在河南，「應採取相同的辦法」。
最鮮明地折射著別動隊本質的，不是江西，而是在大別山。1933年年底，因為大別山「匪患」的「死灰復燃」，「別動隊一部」約2400人開到了這裡。它不僅像宋美齡所希望的「採取相同的辦法」；而且，在蔣伏生，這個賀衷寒的中學同窗、藍衣社魁首配合下，恐怖統治的漫漫長夜開始籠罩在這片自古貧瘠的土地上。它的兇殘、徹底、乾淨利索，足以使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征服者都自愧不如。
「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是集體屠殺大別山近百萬青壯，並使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最後像野狗一樣死去的一個計劃。它的下達者，是那個以基督徒或至少是儒教徒自居的，在南京也頗像個慈善長者的人。它的執行者，則是那些以正直的軍人自居、強調廉潔和獻身、立志「復興國家」的藍衣社成員。
金家寨縣城，第一個月就「槍殺與活埋了三千五百多人」。縣城之外，「在古碑沖處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園各鎮處決的赤匪、赤匪家屬，以及赤匪傷病員至少三千人；上樓房鎮一次殺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殺了一百多人……」
這是編錄進鄧文儀主編的《剿匪戰史》的記錄。是藍衣社、別動隊無可抵賴的法西斯罪行。區區9萬人口的金家寨，僅僅一個月時間就被別動隊及蔣伏生的83師殺了上萬人。此外還有上萬人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
集中營由別動隊員、「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著。一個外國傳教士在偷偷訪問了集中營後，悲憤地寫道：「那似乎是一個原始地帶的沼澤，被關押在那裡的人，像蒼蠅一樣成片成片地死去……接連幾天我都在做噩夢，每當我一閉上眼睛，就能看見那些後悔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可憐的人……」
苟延殘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但事情還沒有完。即使是到蔣介石下令釋放這些人的時候，83師官兵還對這些人的家屬大肆勒索。一摞銀圓、一枚累世傳家的戒指，乃至幾隻生蛋的老母雞，都能換回一個人去。
以廉潔自居的藍衣社，短短几個月就淪落到了發戰爭財、綁票勒索的地步。但這還不夠，沒有幾天，別動隊就無師自通地、為任何一個略有良知的人所不齒地，發明了軍隊販賣人口的勾當。
那個外國傳教士親眼目睹，沙河流域的金坪樹鎮一帶，「兩三千的婦女用繩索串成幾里長的一排，執槍的士兵像驅趕牲口一樣，把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個個明碼標價。她們被賣到了外地。這種悲慘的景象使我想起販奴運動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為這個景象不會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現」。
販賣這些婦女的所得現款，「一律充當軍餉」。但不久後，因為數以萬計的民團無法發放薪餉，別動隊又自告奮勇地開始了賣孩子的勾當。幾千名14歲以下的兒童，就這樣成了武漢、合肥的許多工廠的包身工，乃至士紳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雛妓。
鎮里四處可見還在冒煙的房屋，屍臭從此長年累月地瀰漫在大別山的空氣里。而一面面土牆上，還刷著「剿匪濟民」的口號。
《皖西革命史》簡單地概括：「昔日墟舍連綿的金家寨，在短短几天內就成為了一個人間的活地獄。」
不僅別動隊、蔣伏生、金家寨，而且整個的藍衣社和大別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幾乎全成為廢墟。」這是一半的大別山蘇區。殺戮最慘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線。那裡原本有6萬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個地區只有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這當中，有青壯的逃亡，也有婦女兒童的被販賣，但大多數人還是被殺掉了。在藍衣社的恐怖統治下，一年時間，「蘇區人口減少了60萬！」斯諾驚嘆著。可惜在他遊歷陝北以及寫作《紅星照耀中國》時，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尚未發生，否則他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匪徒和藍衣社匪幫的武功。
全家被殺了66口人的徐海東對此則說道：「蔣介石曾下令一旦佔領我的家鄉，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鎮，有一條街上，以前有許多蘇維埃合作社，人們安居樂業。如今一切已化為烏有，只有幾個老年人苟延殘喘。他們領我們走到鎮外的一條山溝，只見十七具半裸的年輕婦女屍體在光天化日之下橫七豎八地躺在那裡，她們都是遭強姦後被殺害的……我們都哭了……我們無法置信中國人會對中國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殺」殺了30萬人，以藍衣社匪徒為主力的南京部隊卻殺了60萬人；「南京大屠殺」持續的時間是6個星期，藍衣社匪徒的屠殺卻整整延續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滅絕村鎮、焚燒房屋、販賣人口的勾當還在進行著，「我記得……在幾個大工業中心，有成百上千這樣的人到達那裡，通過中間人從國民黨軍官那裡購買男孩和婦女的大量交易進行著，一時成為非常有利可圖的買賣」（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而且，如果不是因為美國傳教士的壓力，如果不是這些勾當使軍隊紀律已經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是不會下令停止屠殺的。
但，也因此，抵抗運動不久後就更加猛烈地開始了。徐海東和他的游擊在大別山的數千殘兵，不久後又發展到數萬之眾，並且因為目睹了這麼多屠殺，徐海東說，「最後一次圍剿的12個月里，二十五軍沒有一個人開小差」。
1963年，已滿60歲的康澤，結束了他15年的牢獄生涯。在最早的判決書里，他龐大的、一度權勢熏天的別動隊，雖然曾「直接或間接屠殺了近百萬革命群眾」，但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他終於在秦城監獄的第四次「戰犯特赦大會」上，當場脫下囚服，換上了一身整潔的列寧裝。
就是這一刻，一個記者拍攝下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張相片。
結束牢獄生活後，康澤居住在北海一帶的一個普通大雜院里。因為毛澤東曾說過，「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頭，就要給飯吃，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生活出路」，這樣，他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文史專員。
他開始依靠一份微薄的收入過日子。他深居簡出，幾乎沒有人來探望他。但，一生就這樣過去了么？在深夜的夢魘里，他不時地被驚醒。他是那樣的孤獨，院子里的那些居民、共青團員、少先隊員，唱著《社會主義好》，同時把他視為一個古舊時代的殘渣餘孽。他們疏遠、戒備著他，他從來就不能和鄰居有略多的往來……除了《參加復興社始末》、《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緣起》等手稿之外，他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回憶，是過時的大人物的娛樂。於是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著回憶文章，畢竟，這也是他的工作、他的飯碗……
然後，這一天，在秋風蕭瑟的北京，他的那兩間平房，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客人。對這個客人，他曾經滿心眼地不放在眼裡過，但畢竟滄海桑田，一個「故人」是多麼的難得，畢竟這也是他孤獨生活的調劑。
他去買了一瓶北京產的紅星牌二鍋頭，幾兩豬頭肉和一些花生米，熱情地招待著這個客人。一張塗有白漆的舊桌子，一張攤開的《人民日報》以及兩個酒杯，就是他們的餐桌。
三杯酒下肚後，客人說明了來意。他掏出了自己的一份手稿。手稿的標題是《復興社述略》，請他過目。
看到「復興社」、「藍衣社」、「別動隊」、「新生活運動」等已被新時代湮沒的名詞時，康澤的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
當夜，就是他時刻挂念的兒子，帶著妻子的眼淚和問候，即將通過秘密渠道、繞道香港來北京看望他的前夕，他們酩酊大醉。
這可能也是康澤一生中最後的一次喝酒。陪他喝酒的這個客人是肖作霖。前國民黨陸軍少將，藍衣社控制下的「中國文化學會」書記，和程潛一同在長沙和平起義的湖南人。最後，他還是席捲民國的「新生活運動」的最早提出者。
###曾為蔣經國「洗腦」
當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中國開始招生的時候，蔣經國還是個15歲的熱血青年，在上海浦東中學就讀。1925 年，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蔣經國與其他愛國青年一樣，堅決地站在反帝一邊，參加了反英、反日的遊行大示威。事後，學校當局以「行為越軌」而將其開除。6月間，其父蔣介石又介紹他去北京「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示威遊行被警察局關押了兩個星期。後來，他受「五四」以來革命思潮的影響，產生了追求社會主義的思想，迫切要求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1925 年10月19日，蔣經國和第一批22名同學從廣州搭一艘蘇聯輪船赴蘇留學去了。
就在蔣經國到達中山大學之後一個多月，###也從千里之外的法國巴黎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
在學校，###任黨團小組長。到中山大學不久就加入共青團的蔣經國就在456為組長的團小組裡。
1926 年3月20日，蔣介石策划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中**員、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它海軍艦隻，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駐地和蘇聯顧問的辦事處，拘捕黃埔軍校及第一軍中共產黨員40多人。「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引起了中大學生的無比憤恨。學生們對蔣介石口誅筆伐，蔣經國也成為眾矢之的。他感到很委屈，就去找456。
456嚴肅地說：「一、廣州『三·二○』事件，說明你父親是站在反共、反人民立場上的，是破壞國共合作的嚴重的政治事件，同學們對他的譴責和聲討是理所當然的；二、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由於你父親的緣故，有這個家庭背景，同學們對你有看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三、一個人的出身和家庭是不能選擇的，但每個人的路是靠自己走的。今天，你向組織上彙報，說明你是相信組織的，組織上也就認真地告訴你，要和你父親的錯誤劃清界線，真誠地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用自己的行動向組織和人民作一個滿意的回答。」
456的這番談話，使蔣經國感到，456不但原則性很強，並且很有人情味，是個值得信賴的人。從此，他對466便更加肅然起敬了

蔣經國對蔣介石的背叛和顛覆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鼓吹什麼「一個領袖，一個軍隊，一個政府」，其目的就是要搞「一黨專政」。當然，由於共產黨的存在，在事實上，他「一黨專政」的目的並沒有真正實現。1949年蔣介石敗走台灣，到了台灣，他才真正實現了一黨專政，實現了徹底的獨裁。蔣介石臨死前，還成功地把最高權柄移交給了兒子蔣經國。
權力是個好東西，蔣經國得到最高的政治權柄是不容易的，按常理，蔣經國應該把一黨專政的獨裁的政治體制堅持下去；可是蔣經國並沒有把最高的政治權柄視為個人私有，他顛覆了蔣介石，他顛覆了蔣介石一黨專政的獨裁理念。
蔣經國是1988年1月辭世的。在他辭世的前幾年，他抓緊生命的最後時刻，全力以赴做的事，就是實現政治民主化、國民黨本土化、改善民生以及解凍兩岸關係。
1986年5月7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蔣經國強調，在維護和諧、國家安全、全民利益和法律的前提下，「厲行"民主憲政』的決心絕不改變」。這就表明，蔣經國要走多黨政治的道路。1986年9月，蔣經國表示要解除台灣的戒嚴令，開放報禁，開放黨禁；10月10日他指示修訂「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以開啟民主憲政之門。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正式宣布在台澎地區解除歷時38年的「戒嚴法」。此後，蔣經國逐漸並徹底開放了報禁和黨禁，而台灣則走上了民主憲政和多黨政治的道路。
那個時候沈昌煥心懷疑慮的說：「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蔣經國回答說：「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開放報禁的直接意義，是保證人民群眾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保證人們在思想上真正得到解放，破除一切思想禁區。
開放黨禁的直接意義，是真正實現多黨政治，堅決走民主憲政之路。
兩個開放使自由、民主得到保證、發展和深化。
蔣經國早年留蘇期間，曾發表文章嚴厲批判蔣介石在家庭中的封建家長制和在社會上的專制獨裁。回國後，由於複雜的原因，他支持了蔣介石的專制獨裁統治。蔣介石死後，他提攜了李登輝。而李登輝是個捧日本熱屁的小丑，骨子裡是不折不扣的漢奸。提攜李登輝，蔣經國起碼有失察之虞。總之，蔣經國受環境的局限，在政治表現上，有很多不光彩的地方。
不過，看一個人，尤其是掌權人物，他的晚年做了什麼，非常重要。以蔣經國的開放報禁和黨禁而言，這除了有它的直接意義之外，我認為有更重大的歷史意義。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上，封建主義長期主宰著中華大地。長期以來我們同封建主義之間的那道線，始終沒有劃清。而蔣經國開放兩禁，才使中華民族真正擺脫了封建主義的影響，拋棄了專制獨裁併遠離集權的政治體制，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用大歷史的眼光來看，開放兩禁在中國有著里程碑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這個裡程碑上銘刻的是「專制與獨裁結束了，憲政民主由此出發」。
就蔣經國個人來講，他對蔣介石的背叛和顛覆可以說是一大功績，以他握有最高權力的背景而言，他的放棄獨裁和開放兩禁，具有自上而下實行民主的意義，這個功績不僅是歷史性的，同時對於整個中國具有強烈的示範性。從這一點出發，蔣經國作為歷史人物，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應該給予他相當高的歷史地位。
蔣經國開放兩禁並走上民主憲政和多黨政治之路，是符合世界發展潮流的。可以想見，這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的廣泛支持。美國和台灣的關係本來就比較好，台灣服膺於普世價值、走向民主，這絕對是令美國樂觀其成的好事。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也是蔣經國成功實行社會轉型的重要條件。
當然，蔣經國之所以顛覆他的老爸，更是台灣民主勢力發展的結果。台灣民主勢力為台灣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前赴後繼，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如果沒有台灣人民爭自由、爭平等、爭民主、爭人權的鬥爭，沒有源於民間的廣泛而巨大的壓力，蔣經國也不可能顛覆他的老爸。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肯定蔣經國的功績，原因無他，是因為他當時握有台灣的強力和暴力資源。要是他堅持把專制獨裁的一條道走到黑，那給台灣帶來的痛苦是難以估量的。
人類歷史上的革命運動，大部分是自下而上發生的；但是也不乏自上而下發生的實例。同樣地，民主憲政運動，同樣是既可以自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發生。這種雙向性發生的可能，給尚未實現民主憲政的地區和人民，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台灣的民主政治，或者說多黨政治，也有一個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台灣人民為此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事實上任何制度都有它必要的社會成本，民主憲政制度不可能例外。但是，無論如何，台灣人民對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是滿意的。這可以由豎立在台北市中心「總統府」不遠處的碑文得到證實：
「……
「保障人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是民主國家所服膺的普世價值。我們不僅要追求歷史真相，追究歷史責任，更應記取教訓，使執政者不再重蹈覆轍。因此建立此碑，祈願台灣從此成為民主、自由、人權和正義的國家。」（此處將台灣稱為「國家」是不妥的，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區。）

中國有個詞叫：質子

那毛主席為啥在加入國民黨後還兼著共產黨？

為啥丘吉爾一會兒支持蘇聯一會兒打擊蘇聯？

為什麼拿破崙先建立共和國後又稱帝？

成熟的政治家不看黨派，只看當時要解決什麼事情。

論社會生產效率，我當然喜歡保守黨；論社會福利，我當然喜歡工黨。

所有的人都具有這樣的兩面性，保守黨就是我們的理智，工黨就是我們的屁股。

人是很複雜的動物，不能單純的用是非判斷。

人是社會的映射，所處的環境不同，也導致蔣經國不同的選擇。

共產黨和國民黨本來就是一母兩子，打斷骨肉連著筋。歷史上加入共產黨又加入國民黨，加入國民黨又加入共產黨的人多了去了，不同時期，個人和歷史的不同選擇而已。

經國先生36年前後回國，一個26-7歲的小夥子，經歷了異國他鄉被人整肅的殘酷，最慘的時候在烏拉爾勞動改造的工廠生病發燒，意識到自己營養不夠或許會死掉，爬到食堂後廚的水溝邊上，撈浮在髒水上的油星子吃，試想，我們這些刷知乎的男女老少哪個能夠這樣堅強？每次我自己遇到艱難困苦的時候，一個背誦毛主席的《憶秦娥·婁山關》，一個比一比經國先生的苦。

另一個是不為人知的，回國後被親生父親懷疑自己的忠心長達15年之久；捫心而問蔣介石擔不擔心自己鄉下老婆生的大兒子，會不會被蘇共洗腦成了派回來的間諜？絕對有可能。於是逼他學《孟子》，遣他去贛南，派他打老虎，都是在觀察他與考驗他，直到台灣橫貫公路開通，老蔣才徹底放了心。早請示晚彙報的小蔣心裡苦不苦？

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才能開創一點點奇蹟，不容易啊，這個人入這個黨又入那個黨，無非是是不成熟的理想主義到成熟的現實主義的轉圜。他有朝一日是要封聖的，好多好多人說不能封聖，那就不封，在泰山上刻一個Rushmore式的頭像吧，左邊是小平同志和光耀先生，如何？

「（父親）回國的時候，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為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的『敵人』。當時為著避免和俄國分裂，所以這個報告，沒有公布。父親的慧眼，老早就發覺了俄帝的陰謀。」

題主都說是在蘇聯了……好比我們在學校老師讓你入個黨入個團，你說no……tmd後面考試還想不想過啊

蔣經國一生最懂得順勢而為，不逆歷史潮流而動。年輕時左派思想風行、國民黨聯俄聯共，他赴蘇聯留學，不料困身異域；在蘇聯的經歷也使他認清共黨的本質，與之截然劃清界限。因此，小蔣先共後國是合理。

至於兩岸問題：在民進黨組成立的同一年（1986年），蔣經國說出：「我也是台灣人」，他其實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台灣的本土化進程不可阻擋、與民主化相輔相成，台灣必將形成有別於中國的認同。因此，他拒絕對岸的統一提議，同樣是體認大勢，而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的排斥。

一，他因為壓力宣布和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斯大林把他也視為棋子而已。蔣介石在他回國之後還給他進行了三民主義和儒家思想再洗腦。
但是，他回國之後的種種做派，依然是共黨的做派。就有了建國大業里，那個著名的兩蔣「亡黨亡國」對話。

二，康生是特科的，你知道克格勃是什麼樣的機構吧？特科的人來負責護送要人再合適不過。不要說他之後在那十年做過什麼，他這個時候是周的手下。
這個是不是蔣主動要求康生來接，我存疑。

主要回答問題三。
鄧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支部書記。明白支部書記是什麼嗎？管他的人。儘管一開始他和鄧有過友情，但四一二之後，恐怕他才真正見識到鄧怎麼對待敵人的兒子。
蔣經國因為出身問題一直沒被批准入黨，直到快要回國之前一個月。

鳳凰衛視做過專題，現在應該也能在鳳凰網上找到文字材料。其它史料也可以部分考證。

因為蔣介石剿共的原因，在蘇聯的所有人都敵視蔣經國，蔣經國更是做出了聲明，與蔣介石斷絕父子關係。
而期間，作為他所在支部的書記的鄧，對他存在一定程度的刁難。你要是仔細研究我國建國後的幾次路線鬥爭，就會發現，鄧是積极參与斗人的那個。
第幾次廬山會議期間，鄧腿摔斷了，還不忘參彭德懷一本。

鄧執政之後，台灣方面眾人認為鄧和蔣有舊交，好說話。但蔣經國說，你們根本不了解他，他比毛還難對付。
於是蔣經國一直對大陸採取高度戒備的態度，直到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果的時候態度才有所緩和。但仍然拒絕與鄧直接接觸。

補充一句，鄧麗君想在大陸開演唱會，被宋楚瑜阻止，理由是打擊軍民士氣。
即使蔣經國有所動搖，台灣方面其他人也會找種種理由與大陸對立。

早期就是留學,託派份子,因為信仰如共黨)。後來成熟了，尼瑪史達林這樣的黨還不如國民黨呢，再加上家在中國就想回去，申請多次。西安事變，老爸被抓，蘇方才批准其回國。回國立馬變卦

替洗地鋒@田鋒補充一個：蔣經國的舊情人章亞若也是被暗殺。先總統再喪心病狂也沒派人追殺陳潔如。
真·漂洋過海來砍你

共產黨每個人成長路上的階段
誰年輕時候沒二過
一直二
那麼你就只有年輕

薪資待遇不一樣，畢竟中外合資的企業要比國營企業工資給的多吧

因為退黨之後就有污點了呀，
不加人國民黨怎麼行？

他不加入國民黨，還有他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