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看似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實際蘊含著頗為理性的經濟學道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介紹婚戒習俗的形成興盛和美國的離婚法之間的關係，來解讀「送婚戒」背後的經濟學道理。感覺很有意思。
還有哪些文化現象背後其實有經濟學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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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拋磚引玉。
最有名的就是性別歧視了吧？
最近非常有名的一個研究，農耕文明使用重犁的民族，女性地位更低。顯然人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所以重男輕女其實是一個經濟問題。
另外qian（2006）研究了「消失的女孩」，也就是男女比例失調的問題，中國的男女比例失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們不喜歡女孩（廢話），qian認為這是個經濟問題，說明如果女孩有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女性比例就會更高。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女生對採茶有優勢，男生對果園生產有優勢，因為採茶需要手比較靈巧又細心的人。經過比較她發現茶葉相對價格的的提高提高了女孩的存活率以及受教育程度，而果園相對價格的提高降低了女孩的存活率和受教育程度。
另外，按照陳志武老師的說法，中國的很多傳統習俗都是金融的替代品。例如「孝道」和「養兒防老」，養兒防老其實就是養老保險，我現在身強力壯，能賺錢，以後我老了，賺不了錢，我需要平滑我的消費，但是沒有金融機構能讓我做到這一點，所以我能賺錢的時候養兒子，等賺不了錢了讓兒子養。
按照這個邏輯，其實很多習俗都是對金融的替代，例如結婚的時候「隨份子」，很多人認為這和荒謬，因為你現在給別人錢，等你結婚了別人再給你錢，這是幹嘛？其實這也是一種資金的配置，別人結婚的時候最需要錢，而你不怎麼需要錢，所以你隨份子相當於把錢配置到更需要的地方，等到你結婚的時候又最需要錢，別人又不怎麼需要錢了，再隨給你。這在資金借貸市場不發達的時候，不失為一種好辦法。
陳志武在研究明清妻妾價格（每次想到這個研究題目我就忍不住笑）的時候，發現寡婦再嫁的彩禮要大於那些第一次結婚的，他認為原因是明知道結婚以後地位低條件差，所以通過彩禮得到補償，我覺得也有可能有選擇偏差，肯再嫁或者有資格再嫁的寡婦肯定是各方面條件最好的那一批；有趣的是，他發現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越大的國家，寡婦再嫁的彩禮越大，顯然這也是受供求影響的，傳統儒家文化號召守寡到死給你立貞節牌坊，從而大大降低了寡婦再嫁的供給。
可見供求規律的解釋力蠻強的。
經濟學的理性框架是非常有彈性的一個體系。有太多今天看起來難以理解的行為都可以被理性化。
舉兩個很久以前讀到的法與經濟學方面的例子。
第一個，叫做trial by combat。感謝《權力的遊戲》中兩場精彩的決鬥，這個曾經在中世紀歐洲盛行的制度已經不用多解釋了，大意是法庭上爭辯的雙方各派出一位champion，以決鬥結果來判案。如何用經濟學的思維來建立模型以解釋這一現象呢？Peter Leeson (2011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是這樣做的：假設爭議雙方都主張對某個標的權利，小到一塊土地，大到其中一方的生命。法律的目標是讓「真實」擁有者獲得該標的，換句話說，這是個分配問題。現在看來，並不難解決，只需要看證據對哪一方有利即可。然而在中世紀，證據的獲得是個大問題。法官需要在缺乏證據的時候做出裁決。怎麼辦呢？既然並沒有證據特別支持哪一方的主張，那法官的目標就變成了把標的判給分配中較有效率的一方，換言之，看誰出價高。有人會說，根據科斯定理，產權給誰是無關分配效率的。的確，在交易成本低時，這一點的確成立，可是trial by combat中爭議的產權通常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中世紀時候的）土地是如此，生命更是如此。那麼，法官的判決就十分重要了，因為它對公平和效率都有重大影響。
那麼，法官的問題就從看誰的主張較有證據支持，變成了看誰的出價高。問題是出價本身難以觀察，言語只是cheap talk。這時候trial by combat就派上用場了，不管是親自下場還是花高價雇打手，這都是巨大的成本。而雙方誰下的本越多，誰就越有可能獲勝，因此，trial by combat本質上可以視為all pay auction。但是，法官也完全可以用普通的拍賣來決定誰出價高。這一點又如何解釋呢？這需要把法官的動機也納入考量，涉及到rent seeking的問題，就不展開了。大致上是trial by combat中並沒有哪一方有特別的得利，因而也不會鼓勵大量的欺詐性訴訟。
第二個例子叫做trial by ordeal，也是同一個作者2012 JLE的文章。這也是一種十分有趣的判決方式：法官（通常是牧師）讓被告通過一些極端殘酷的考驗（通常與水、火有關，真是水火無情啊。And who by fire, who by water?...）來證明自己的清白，有沸水之考驗：伸手到沸水中撈出一枚指環，看是否被燙傷；冷水之考驗：溺水看是沉下去還是扶起來；火之考驗：走過燒的發紅的鐵鏟子。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奇葩的方法，比如飽腹之考驗（喂以乾麵包和乳酪看看會不會噎著），毒藥之考驗等等。
為了用理性來解釋這個法律，需要的是某種迷信，即神會且只會保佑無辜的人於水火(Judicium Dei)。這個信仰於是導致了分離的均衡：有罪的人認為神不會保佑自己，因而不敢嘗試這些考驗。無辜的人則自信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在祂的保佑下水火不傷。牧師則可以通過仔細觀察被審判者的神態舉止來判斷是哪種情況，並且悄悄的操縱考驗的過程來保證無辜者不會受到太大傷害。
結果就是這些看似沒有人能通過的考驗，往往證明了被審判者的清白！當然，牧師也不能讓所有人都通過考驗，否則除了完全虔誠的人外，大家遲早會發現其中的貓膩。所以牧師們需要讓足夠多的人不通過考驗，才能維持民眾這一迷信，即使其中確有不少無辜者。文章中還提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實，例如這一考驗通常不對無信者，所以猶太人就不能用考驗來自證清白。
感謝已有的精彩回答。@鍾澤民在答案中提到了Peter Leeson對神判法（ordeal）和決鬥審判（trial by combat）的分析，忍不住要補充一點，這位真真是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各類文化風俗的高手！首先無償來個硬廣，自己目前正翹首以待他的新書 WTF!?（你沒看錯，就是這個書名，WTF!?），預計將於今年10月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裡嘗試舉幾個例子。一是為什麼海盜總會掛海盜旗（Jolly Jack）。海盜既希望搶東西，但又希望儘可能少動手。海盜旗，再配上「折磨並殺死所有敢於反抗的人『的壞名聲，可以構成這麼一個均衡：船隻見到海盜旗就選擇投降，而海盜也不會殺不抵抗的人。在2007年出版的這本 The Invisible Hook裡面，他用經濟學理論把海盜的組織和行為分析了個底兒掉。
二是非洲地區的基尼格木（sassywood）審判，操作方法是讓嫌疑人喝毒藥，看結果判決有罪與否。這一方法屬於神判法（trial by ordeal）的一種，流行於許多非洲國家，到今天還有應用。原理和歐洲的神判法類似：如果當地有足夠強度的迷信，有罪和無罪的人面對考驗，行為會有差異，主持審判的祭司可以據此判斷。由於毒藥易得，這種司法系統運行成本很低廉。
三是吉普賽法（Gypsy law）中對潔凈概念的強調，以及對不潔者（melyardo）概念的厭棄。吉普賽傳統認為人的下半身不潔，準備食物要穿圍裙，男性不可碰到女性的裙子。同時，不潔是可以傳染的。「不潔」這個概念，也是沒有政府的吉普賽社區維持社區規範、懲罰違反者的倚仗之一。謀殺和盜竊者會變得「不潔」，面對整個社區的唾棄。迷信愈強，懲罰愈強。
四是英國的賣妻（wife sales）。與中國古代常見的，因生計所迫而賣妻不同，作者發現在英國古代的不少記載中，妻子是主動要求被拍賣的。按當時英國的法律，能否離婚全看丈夫意願。同時，妻子沒法以個人名義擁有財產，雙方也就沒法談判了，因為妻子沒有東西可以用來讓步。如果實在談不攏，繼續婚姻還不如嫁給一個看重自己的人（起碼肯花錢），妻子就會要求拍賣。
五是害蟲審判（vermin trials）。文藝復興前後，教會在歐洲各地，受理起訴害蟲的案子。過程非常程序正義，法官還會寫下旁徵博引、文采斐然的判詞。害蟲會跑、會死、會轉移。沒有人力干預，過一段時間也會消停，有點類似疾病的自愈。如果教會能把握好審判的時間長短，給大家留下」判害蟲死刑，害蟲真的死了「的印象，對加強權威，徵收十一稅是相當有利的。
除此之外，Leeson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多，比方說印度Konds地方的人牲制度（human sacrifice）和中世紀和尚的詛咒（Goddamn），都是維護產權制度的手段。歐洲近代之前的女巫審判（witch trials）原因並非氣候（文獻戳這裡：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104774 ）或國家能力，而是宗教之間的競爭，等等。更多研究可戳 Papers 。
有兩點需要補充。文化習俗的形成和維持都是非常複雜的，常常有許多原因，「一個理論可以解釋」不等於「歷史的形成實際是照此發生的」。此外，Leeson的文章常常會引用許多史料佐證觀點，但這個答案因篇幅精力所限，不能列舉。建議一定一定一定要看原文，以防誤解。參考文獻會逐一列出。他的許多文章是有實證的，既有嚴格的計量分析，也有定性的討論。
最後還要補充一點。Leeson的很多分析實際可以串到一條主線上：沒有政府的情況下，如何實現治理？很多所謂的「荒誕不經」，「迷信愚昧」，從這個角度看都可以理解（理解不意味著讚許）。Stigler有句話代表了這種分析的基本起點：「所有長期延續的制度都是有效的。」通俗版可能是：「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部分的許多內容可以在上面這本書找到。
參考文獻：
Leeson P T. The Invisible Hook: The Hidden Economics of Pirate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Leeson P T. Trial by battle[J].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2011, 3(1): 341-375.
Leeson P T. 「God Damn」: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monastic maledictio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12: ews025.
Leeson P T. Ordeal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2, 55(3): 691-714.
Leeson P T, Coyne C J. Sassywood[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4): 608-620.
Leeson P T. Gypsy law[J]. Public Choice, 2013, 155(3-4): 273-292.
Leeson P T. Vermin trials[J].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3, 56(3): 811-836.
Leeson P T. Anarchy Unbound: Why Self-governance Works Better than You Think[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Leeson P T. Human sacrifice[J]. Re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2014, 1(1-2): 137-165.
Leeson P T, Boettke P J, Lemke J S. Wife sales[J]. Review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2014, 1(4): 349-379.
Leeson P T, Russ J W. Witch trials[J]. Forthcoming, The Economic Journal.
投名狀文化。各位在社會上打拚的朋友們肯定比我有更深的體會，在中國，「納一個投名狀」在社會運轉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舉個例子：林沖剛上梁山時，時任梁山一把手的王倫先生要林沖納投名狀，方式是殺一個人。當然，王倫當時的目的和傳統的投名狀不同，但起到的作用是一樣的：篩選出心誠的投靠者。如果林衝去殺人，說明投梁山之心誠，如果不去，說明心不誠，因為這說明在林衝心中，守法比加入梁山重要。這樣，心誠的投靠者會加入，心不誠的被排除。（當然，王倫當時並不是要篩選林沖，而是想借別人的手殺了他。）
其他例子包括：- 歷史上一直有這樣的現象，貪腐的官員會排擠不貪腐的官員，並逼迫其他官員貪腐。這構成了一個篩選機制，如果你拒絕貪腐，說明你是一個正直的人，就有一定可能性不與貪腐官員合作，甚至告發之。
- 酒桌文化：談生意的雙方會互相灌酒，不是因為愛喝，其實都知道白酒既傷身又難喝，但是通過這樣可以篩選出合作誠意還抵不過喝酒帶來的痛苦的人。（當然，喝酒和一般的「自殘」還是有區別，喝酒可以讓人感性、誠實，讓人說真話，吐真情，這是一個「勇敢者博弈」的問題。）
- 加入黑社會時很多人都被要求剁根兒手指頭……
- 談戀愛中女生要求男生買LV包。不是人家姑娘多想要名牌，是想篩選出那些認為自己價值高於LV包的男生。這絕不是嫌貧愛富，其實觀察一下可以發現，女生對男生的「開價」大多數是和男生的經濟實力相關的。
- 結婚時女方要求男方給高額的彩禮，這為了篩選出那些求親心不誠的男方家庭。
- 研究生選導師時，一般比較火的導師會把自己說的很可怕，很嚴格，這樣有助於篩選出真正熱愛學術（能老實幹活擼數據）的學生。
這裡面的經濟學原理是信息不對稱時的「逆向選擇」和信息篩選。
以Stiglitz(1977)的壟斷保險公司模型為例：假定保險公司並不能分辨某個消費者是否健康，於是存在著private knowledge或者叫hidden knowledge。在上面的例子里，貪腐官員不知道其他官員是否正直、商人不知道合作方是不是奸商、黑社會不知道投靠者是否是陳永仁、姑娘不知道小伙兒有多愛她、女方家長不知道男方家長有多心誠、導師不知道研究生是不是混子。
信息篩選的基本邏輯是，篩選方提供給被篩選方一個選擇題，被篩選的一方由於其private information不一樣，所以會有不同的選擇。這裡的一個關鍵概念是「激勵相容」，即要設計這個選擇題，使得不同類型的被篩選者選擇不同的選項。
在保險合同的設計中，這個合同設計使得不同身體狀況的消費者選擇不同的保險合同，最後求解的均衡是，身體狀況比較差的消費者選擇一個比較貴但保金支付比較高（完全保險）的合同，而比較好的消費者選擇一個比較便宜但是保險不完全的合同。（原文這裡寫反了，更正。）
這一設計使得保險公司可以儘可能地做到價格歧視，提高了保險公司的利潤。推廣一下：提高了貪腐官員生存、商業合作不被騙、黑社會不被端掉、姑娘找到Mr. Right、女方找到乘龍快婿、導師找到學霸，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投名狀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中國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熟人社會，陌生人之間的信任感嚴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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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知乎官微推了，一早上手機震死了~鞠躬！（此處是賣乖）
看到諸位的回復在這裡澄清一個事兒：原題目問的是有哪些看似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實際蘊含著頗為理性的經濟學道理？請大家想：什麼是習俗？
習俗是大多數人都會去做，但未必知道其中意義的事情，或者說，很多習俗根本是神秘主義的產物。拿小說人物舉個例子，喬峰和郭靖恪行忠義，未必是他們思考的結果，而是成長過程中培訓出來的行為紀律，反倒是擁有很強大的思考能力的楊過，在人們眼裡是「離經叛道」的。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裡面說，如果人們只是做那些明白意義的事情，那麼人類根本活不到今天。
為什麼說這個呢？因為很多人的質疑（其實主要是男性朋友質疑關於婚戀那兩條有為女性漫天要價背書的嫌疑）集中在：很多人這麼做的時候不是這麼想的。比如：
比如
再比如
其實你們說的都對！是啊，絕大多數人做事情的時候，真就不是那麼想的啊。但是，如果你做所有事情都是想清楚為什麼再做，那不是傳統和習俗，那是理性。
我也知道啊，很多人管男方要五十萬彩禮只不過是因為單位里的死對頭去年嫁女兒收了四十萬。很多姑娘找男生要包也確實是想要。很多地方加入黑社會不需要投名狀。
但是，風俗能夠存在，本身證明了它至少能夠讓人們在一定歷史時期和客觀環境內生活得更有效率。人們在那個歷史時期和客觀環境內，不需要理解為什麼，只需要服從它，就能在這個社會中存活下來，這叫風俗。
只不過現代人有知識了，市場化了，有些風俗不適應新環境了，所以會被認為是糟粕。
所以，我們這一代在很多老人眼裡也是「傷風敗俗」的一代。送紅包--青年人結婚的時候一無所有，沒房沒車，怎麼辦呢，發行一點債券，先把生活搞上去，以後有積蓄了再慢慢還：名曰我要結婚了你來借我點錢債券，結婚當天發行，對象為親戚朋友，發行費用為婚禮這頓飯錢，擔保人為發行人父母，以各債權人結婚日期為債券到期日，利率參照同期物價的漲幅，到期連本帶息一併償還。
為什麼機票現買價更高，而演出的門票現買價卻更低?
飛機起飛時或幕布升起時還剩有空座，意味著收入上的一筆恆久損失。航空公司和劇院都有著盡量填滿空位的強烈動機。與此同時，以折扣價填滿一個座位，往往意味著失去其他人出全價購買同一個座位的機會成本。所以，航空公司和劇院要克服的營銷難題是，盡量續滿座位，又不至於在每座平均收入上做太大犧牲。
在航空業，營銷主管早就發現，較之於度假遊客，商務人士在臨行前一刻變更出行安排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對票價較不敏感。故此，航空公司的策略是，對最後一刻才買票的乘客（大部分都是出公差的）收全價，而對提前仃票的乘客（主要是度假遊客）打折。
劇院業要面對的均衡勢力略有不同。和航空業一樣，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對票價要麻木得多，但看戲劇的高收入者一般都不願意在最後一刻才買票。事到臨頭才在售票口買半價票，觀眾要面對兩道門檻。一是需要一兩個小時的排隊。高收入者大多不願只為了省幾個錢而這麼做。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只有少數劇目（一般都不是特別受歡連的劇目）有折扣票賣。高收入者時間的機會成本高，他們好不容易騰出一個晚上的寶貴時間看劇，當然只想看自己最想看的劇目。而對價格更敏感的低收入觀眾，這兩道門檻都比較容易邁過。要是不能在售票窗口排隊買半價票，他們說不定根本不會去看百老匯表演了。
雖說上述兩種情況下門檻截然不同，但都能達到填滿更多座位的效果（從而減少為每名乘客服務的平均成本）。倘若沒有這些門檻，服務平均成本會更高。
強迫買家跳過門檻，獲得享受折扣價的資格，必定需要買家付出能夠跳過該門檻的努力。但在某些情形下，折扣門檻只不過是需要掌握一定的信息。一旦你掌握了這種信息，就能享受到較低價格，又無需付出額外努力。
為什麼女裝的扣於在左邊，男裝的扣子卻總在右邊？
如果標準完全是隨便制定的，那是另一回事。可男士標準明明也很適合於女士。畢競，全世界90％以上的人（無論男女）都是右橄子，用右手從右邊扣扣子要容易多了。那麼，為什麼女裝扣子在左邊？
在這個例子當中，好像真的足歷史說了算。 17 世紀扣子最初問世的時候，只有有錢人的外套上才打扣子。按當時的風俗，男士自己穿衣服，女士則由僕人幫著穿。女士村衣上的扣子打在左邊，極大地方便了伺候女主人的僕人們（多為右橄子）。男士襯衫的扣子在右邊，不僅因為大多數男人們是自己穿衣服，還因為用右手拔出掛在左腰上的劍，不容易被襯衫給兜住。
如今還有僕人伺候穿衣的女士恐怕所剩無幾，為什麼女裝扣子依然留在左邊呢？規範一經確立，就很難改變。既然所有女裝村衫的扣子都在左邊，要是有哪家成衣商提供扣子在右邊的女士襯衣，那就很胃險。畢竟，女士們早就習慣了從左邊扣扣子，一旦扣子換到右邊，她們還得培養新習慣，改用新技巧。除卻這一實際困難，部分女士恐怕還覺得，當眾穿扣子在右邊的襯衣叫人尷尬，因為看到的人會以為她穿的是男士襯衣。
不知道這些算不算文化習俗，例子是從《牛奶可樂經濟學》上來的，不算新的一本書了，如果沒看過推薦看一下，如果看過就當我沒說……
第一次被邀請回答。。。感謝信任
我就說點生活中的小細節吧，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縣域的公共交通俗稱的「班車」都是由一個車隊控制的，這裡是沒有競爭的。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大部分的車隊都是由個體汽車司機聯合組成的，也就是說這也是市場自然調節而發生的（當然也有部分地區是由政府主導安排的重組聯合），這就是說某些行業天然是自然壟斷的，不壟斷就無法讓交易得到保障。
班車的收益是通過收取乘客車票費用而實現的，而成本支出為油費，這種油費是相對固定的，只有達到一定規模的乘客數量才能平攤掉，從而實現可盈利的邊際成本控制。所以一個班車的所有者天然是希望自己能夠讓更多人乘坐自己的汽車，而這種動機就導致了班車司機傾向於高峰期多開而低峰期少開以及儘可能的爭奪客源。但這種行為在集中表現時市場將陷入惡性競爭，高峰期內運能過剩，低峰期時車次少而讓居民出行不便；行駛過程也容易出現班車之間反覆超車來爭奪客源，從而導致安全風險加大。
總而言之就是整個運營過程中風險與不確定性因素太大，單個市場主體無法承受如此高昂的成本，只有聯合起來壟斷整個市場時才能形成規模效應，以整個市場的容量來計算票價與合理安排車次，從而降低邊際成本，整個聯合體也能穩定盈利為正，同時也可以顧及到交通的公共屬性，居民與政府也樂見於此。
本人經濟板塊相關回答：你家鄉有沒有啥你覺得沒啥用的，後來琢磨了下，發現非常必要的習俗？ - 劉鑫的回答
為什麼只有火車有黃牛黨而汽車飛機沒有？ - 劉鑫的回答
吳敬璉說的「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對當前抑制通貨膨脹有啟示意義嗎？ - 劉鑫的回答
08、09年金融危機美國和中國都採用了哪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 劉鑫的回答
謝邀。
其實很早之前就看到這個問題想要回答，但是苦於自己專業知識與各位大牛相差甚遠不願賣丑，但榮幸被知友手抖邀請於是就賣弄下。以下感悟多於專業，抖機靈多於甩乾貨。剛才瀏覽了一下現有回答，大多思維局限在婚嫁制度。而我今天想與各位知友聊聊的是，燒香祈福與現代保險市場的關係（我掃了一眼貌似沒人寫，要是有人寫過了純屬偶然么么噠）。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燒香祈福的心理本質。
大多數人都清楚，香火錢的價格遠遠高於香火製造成本的價值，而中間的差價自然為支持廟宇建設與各位院內師父的生活起居。我下面的話說粗魯一點，純屬幫助知友理解並非不敬：為什麼自古以來有那麼多人願意白白養一群和尚？他們沒有為我們勞動，功利的說，他們也沒有為社會直接創造經濟價值，我們憑什麼給他們給錢？說對了，信仰。信仰什麼呢？讓我們把這個浪漫的外衣剝去看看，老百姓信仰的本質又是什麼？仔細想想，老百姓大多一輩子為飲食起居操勞，生活的真的不如古裝劇里演的那般浪漫，任何朝代的老百姓都是一個樣子，努力賺錢，養家糊口。所以他們的信仰是什麼？無非就是一種價值交換。用自己的善行去交換未來（包括下一世）的功名利祿與健康長壽。
現在讓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長等式：
燒香祈福=送錢給寺廟=追求信仰=多種善行=價值交換（精神上的）
（我好啰嗦啊，邏輯真的挺幼稚的做不到精簡，大家理解就好）
其次，讓我們看看人們買保險的心理本質。
首先需要明確一點，估計知友都覺得白痴的問題但我很怕噴子們找茬：買保險不是買平安，而是減少或者避免突發事件的二次傷害。啥叫二次傷害，在我的理解里，突發事件的第一傷害就是直接傷害，比如你摔了一跤，腿斷了就是直接傷害。但是因為需要修腿，啊哦不對是治療腿，你需要付出醫藥費，你的經濟遭受損失，這就是二次傷害了。同樣，讓我們剝去這層外衣，看看人們買保險的心理到底是什麼，無非就是擔心未來遭遇不測的時候，能儘可能的減少傷害，或者儘可能的減少受益人的傷害。與燒香祈福相同的是，燒香的香火錢養了一群對社會尚無直接經濟貢獻的和尚，保險費養了一群對社會尚無直接經濟貢獻的保險公司人員，這種支出所期許交換的是什麼，對燒香祈福來說，無非就是對未來損失減少的期許，對買保險來說就是對未來損失的減少。
以上。
特別說明：本人為無信仰者，但對於各類教有一定的認識。本人考慮問題為大多數普通中國老百姓，並未信教徒，此文論述對於信教徒是否同樣可以引用因才學疏淺與單薄的經曆本人並不能判斷。此文僅僅從資本價值交換的角度分析了客觀存在的現象，無任何任何感情色彩，本人尊重並理解任何信教徒的任何無害於他人無害於社會行為，此文無半點不敬之意。
利益相關：商科本科在讀，突然想起某前輩說的一句話：資本市場就是這樣，不撒謊，不溫情。
在我看來「尊老」這一傳統美德其實也是一個經濟學原理。
讓我們回到很久以前，久到文字都沒發明的原始社會，那時候人類生存應該靠：狩獵動物、採摘野果、耕種作物。先討論前面兩種：狩獵和採摘。對於一個「毫無經驗」的年輕人來說，去哪裡狩獵、採摘；那種動物好抓；哪種野果能吃；什麼季節有什麼野果等等都是問題，那麼這個毫無經驗的年輕人活過一段時間變成一個有經驗的人幾率有多大？（想像一下，把你扔到大山裡，以原始社會的那種人狀態活下來有多少幾率？）這個時候老人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他們摸爬滾打活了三四十年（原始社會應該很少能活到六七十歲吧）他們積累了很多和生存相關的知識，比如哪個山頭有野果，什麼季節什麼動物下崽子（崽子比成年好動物好捕獲）等等。對於原始社會，這應該是非常重要的，那時候應該沒多少「餘糧」一天找不到吃的就要餓肚子，一個星期找不到就意味著死亡。
然後說一下農耕，要在什麼時候種什麼作物都是有講究的（水稻是什麼時候種的？）錯過這個時間，種下去也成熟不了。每個時間都種那不是完美解決了么？問題是有那麼多種子么？有那麼多地么？對於農耕來說是以年為單位，錯過了就要明年種，對於那時候一年沒收成就是要鬧饑荒的，要死很多人的。老人的價值也體現在這些知識上，雖然身體衰弱，但是能告訴年青人該幹什麼。
那麼文字發明以後呢，年輕人可以看書學打獵，看書學種田。實際上呢？那時候有多少人是認字的？不用很久以前，我大伯和大姑就是不識字的（他們今年應該都60來歲，我爺爺奶奶有4個兒子，一個女兒）更不用說中國經歷了上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有多少種田的人是認字的了。
那時候經驗和知識的傳播主要就是靠人口口相傳，那麼活的越久知道的也越多，傳給後代也越多，那麼讓後代活下去的希望也就越大，久而久之就有了「尊老」這一美德了（或者也可以理解為不「尊老」的人全都死了）
舊時天津黑幫出現利益糾葛的時候，會出現幫派火拚。當然啦，黑幫火拚的現象哪兒都有，當然各地火拚的方式也不一樣，而舊時的天津黑幫會採用一種特有的火拚方式：派出一個代表，一般是幫派內舉足輕重的人物或者打手，掏出一把刀，噌一下，扎自己大腿上：我就問你們怕不怕？你們服不服？！……然後對方就嚇尿了，不敢惹這個幫派了。。。當然，也有不怕這個的，對方此時也派出了一個代表，掏出一把更大的刀，噌一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提出過「市場信號理論」，拿來解釋勞動力市場的過度教育的問題，大概意思就是：我們大部分人卯足了勁考大學、考研究生，其實，對於絕大部分崗位而言，畢業後絕大部分知識是用不到的，而大學教育更多是一個信號，也就是，僱員用大學文憑來向僱主釋放出這麼一個信號：你看，我念過名牌大學喲，我連高等數學都考過了哦（雖然這玩意我一輩子也用不到），這說明我能力很強，趕緊雇我吧！
同理，天津黑幫代表拿刀扎自己，這事有什麼實際的效用嗎？看上去並沒有，就跟學高數一樣，既不損敵也不利己，反而傷了自己。但是，這是一個信號，就像一個考過高等數學的僱員說：我連高等數學都考過了，我還幹不了你交給我的這份工作嘛？（雖然高等數學對我而言沒什麼實際作用）.…..天津黑幫代表會說：我都敢拿刀扎自己，你說我滅你是不是分分鐘的事嘛！（雖然我並不會真的和你幹起來）
類似的事情：男性天生就喜歡作死，比如飆車、抽煙、玩極限運動…你說這事情有什麼實際的效用嗎？看上去並沒有，但是它向同性競爭者傳達這麼一個信號：我這麼能作死，居然還沒死，這說明我很厲害，我就問你怕不怕？。。。當然，類似的事情也包括雄性大熊貓倒立著撒尿，為了顯得自己個頭大...這樣的例子太多啦...
顏控，拜金
在微博上看到有盆友轉發一個視頻，就是在日本對比顏值高低不同女性向男生借錢容易程度。顯然結果是，同一個人，化妝好看顯得更美的時候借錢更容易。包括這個視頻用豪車測試搭訕，豪車搭訕成功率高於一般車。
這難道真的就說明人拜金和顏控就是道德低下么？
當然不是的，其實這是一種理性人的選擇。就像排名第一那個答主回答的一樣，豪車頂多劫色，破車可能劫色劫財甚至要命了。
其實這背後也是有經濟學理論作為決策依據說明的。在經濟學中，有一種特別基礎的理論叫做由於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
「逆向選擇"是信息不對稱所造成市場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譬如,二手車市場應該率先成交質量較好的舊車,可實際上卻是質量較次的舊車.因為,二手車市場按車的平均質量定價,質量較好的舊車,其質量高於價格,車主不願意進入這個市場.而質量較差的舊車,其質量卻低於價格,該市場就會充斥質量較差的舊車.這裡和我們要解釋的現象關係不大。主要是道德風險問題。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一詞是源於研究保險合同時提出的一個概念。簡單地說，機會主義而帶來更大風險的情形稱為道德風險。道德風險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效用的同時作出不利於他人的行動，或者當簽約一方不完全承擔風險後果時所採取的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
在金融市場中，一個主題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與其本身的資本量有關。簡單的說，越有資本的人越愛惜自己的羽毛。因為對於他們來說，一旦自己的冒險行為失敗會導致很大的損失，成本太高。但是對於資本量小的主體，一旦成功會獲得很大回報，一旦失敗也不過是損失少量資本。這就導致資本量低的人更容易去冒天下之大不韙。
同理，美貌算得上是一種資本，人們會認為資本量較大的個體更容易愛惜羽毛遵守道德規範。他們更願意相信把錢借給好看的人，好看的人比較容易把錢用在回家這樣的需要上。而不會騙他們。因為一個美女要是做騙子就會損失掉自己的聲譽，美女的聲譽更高，這樣的損失對於他們來說更慘。
同理，搭車的女生也會覺得，開得起豪車的人如果有違法行為，其損失量更大，因為人家很多財富，犯法的損失太大。要是條件差的人，就更可能作為」無產階級「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所以鋌而走險。繼而讓女孩子落入更加危險的境地。
這就是經濟學中理性人的思維方式
全部
上面舉的不少例子都很好，讓人恍然大悟。確實，許多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的約定俗成在形成之時都是合情合理，是對當時社會經濟情況的適應，只是後來那種社會經濟情況有所變化而約定俗成卻因為文化思想的慣性而沉澱下來而建制，漸漸讓人忘記最開始這些約定俗成為什麼會出現。這好像卡夫卡說的寓言：
豹子闖進了寺廟，喝光了祭祀用的血，接二連三如此，最後，人們終於也把它的到來當作儀式的一部分。
這裡我想把上面各位同志提出的例子也推廣到一個理論，即：所有的文化習俗都蘊含理性的經濟學道理。因為經濟理論是解釋性理論，「理性」是經濟理論對人的行為的先驗假設。因此如果一個理論不能解釋一個現象，那麼經濟學的觀點是：並非現象是壞的（不理性的），而是理論是壞的。
我自己暫時的結論，一個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個是門當戶對。先說第一個所蘊含的經濟學直覺。這是一句俗語，大家經常會說起，而且長期看，很多人都會在生活中去按照這樣的方式去整理物什，慢慢形成了習慣。其實這是一種節約成本的行為，當雜亂的東西放置在一起時，會加大我們搜尋某一物件的時間和精力，歸類後會大大節約搜尋成本，這樣無形中會降低生活的交易成本，如此我們的時間被額外地擠出來了，這可以視為一種受益，哈哈。
第二個其實是講求一種均衡，嚴格來說是物理概念，但也可視為經濟學所追求的終極狀態。從婚姻看，雙方的家庭的背景、教育、理念等是結婚最終長久的基本，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三觀。門當戶對就是不要那種差異特別懸殊的，因為這樣容易不平衡，矛盾自此產生。如古代各種感人愛情故事都是門不當，戶不對的結果，而大多人都是門當戶對，所以生活較為平坦。所以，保持一種均衡，是對各方的尊重，也是長久生活的基礎。經濟學的各種問題的終點都是尋求均衡解，就是這個道理。
就這樣吧，一點個人之見，謝謝。
有一個叫做bodi族的更野蠻，這個種族奉行的法律就是：自己死一個，別人也要死一個，曾經有一輛車在路上撞死一個bodi人然後逃逸了，於是bodi人帶著槍聚集起來，埋伏在路上，朝從這條路經過的每一輛車開槍，打中一輛車司機的肩膀，打穿了副駕乘客的頭，順便打死了車廂里的一個女人。
不要覺得沒道理，因為bodi人奉行的是自己死一個，別人也要死啊，不管這個別人是肇事者，還是無辜群眾，是衣索比亞人，還是外國人，反正不是自己人，就都是別人。
bodi人至今如此。
了解了吧？現在的衣索比亞部落，仍然維持著原始野性的一面，並不是人家多麼的純粹多麼的能保護當地文化。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世世代代的本性如此，另一方面是這裡物質生活條件實在是不發達，而且與外界隔絕，聯繫甚微，所以道德準則、穿著打扮、生活習慣依然與從前一樣。
離開這裡回首都艾迪斯的路上，我猛然留意到，車窗外的景色就像是一部人類發展的電影，獸皮變成布片，布片變成襯衣；草房變成木屋，木屋變成高樓。開始有了自來水，有了電，有了網路。簡直就像是濃縮了人類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的進程。衣索比亞旅遊攻略圖片
Mursi族是衣索比亞部落中一朵盛開的奇葩，其知名度遠勝於其他所有部落，因為他們有唇盤的習俗，所以也被稱為唇盤族。這也是衣索比亞商業化程度最高的部落。
這個部落的女人們會在孩童時期，就在下嘴唇和耳垂上切開一個口子，用陶制的盤子逐漸把嘴唇和耳垂越撐越大。這種習俗的由來有一種說法是為了保護自己部族的女人們不被外族侵犯而故意變醜。
如今的mursi人依然還在延續唇盤的習俗，不過他們在日常中通常並不佩戴。為了吸引遊客拍照，他們才會拉開嘴唇戴上陶盤，很多的年輕人，並不是從內心裡喜歡這種習俗了。
亡命狂奔——奧斯曼帝國的殺人遊戲
譯者：邇東晨原文作者： Mike Dash
發布：2012-03-30 16:23:07挑錯 | 收藏本文
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被處死刑的大維齊爾與劊子手展開生與死的賽跑。
奧斯曼帝國的劊子手，從來都是以殘忍著稱；對此，少年蘇丹（帝國最高統治者稱號）奧斯曼二世最有發言權，據當代史家考證，他在1622年遭「壓碎睾丸」的酷刑折磨而死，處死他的殺手是當時知名的「油脂摔跤」冠軍。不過，這種殘忍也是有理由的；在奧斯曼王朝的大部分時期（實際上也是最成功的部分），帝國疆域廣闊，蓬勃發展，其統治區域覆蓋當今的土耳其、巴爾幹地區、北非大部和中東，成就如此偉業的部分原因在於皇室以毫不留情的暴力手段對付其治下炙手可熱的權貴。
由此來看，認定奧斯曼王朝的衰微始於17世紀初期，也不無道理。準確地說，衰微進程的出發點便是王朝政策改弦更張的那一刻，即當前任蘇丹死去之後，不再依例殺掉皇室重要成員，而是代之以由長子直接繼承皇位。此前，奧斯曼王朝的皇位傳承方式依照「弒兄殺弟法」進行，它由默罕默德二世於15世紀中葉頒行。根據這項異乎尋常的法令，老蘇丹去世後，任何成功奪取皇位的家族成員，必須將其兄弟（以及可能會惹麻煩的叔伯和堂兄弟們）趕盡殺絕，從而降低隨後發生反叛和內戰的風險。儘管默罕默德頒行的這條法令並未貫徹始終，在150年間，它還是造成至少80名奧斯曼皇族成員死於非命，其中包括蘇丹默罕默德三世的19個兄弟——有些甚至尚在襁褓之中，在默罕默德三世於1595年登基的同時，全部被人依照特定程式用絲帕勒死。
奧斯曼二世：死於壓碎睾丸的酷刑。圖片：維基共享資源。
儘管存在種種不盡人意之處，「弒兄殺弟法」還是確保了最殘忍的王子在這場皇位爭奪戰中勝出，登上至尊寶座。箇中滋味，自非其替代政策堪比；新政下，新王的所有兄弟均被關入「籠子」，即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中的後宮住處。自1600年起，一代代奧斯曼皇族被軟禁在那裡，等待重見天日的那一天，有些人一等便是幾十年。他們有不能生育的嬪妃陪伴在側，娛樂活動受到嚴格限制，寥寥無幾，織做流蘇是他們主要的消遣。正如帝國後來的歷史反覆示人的那樣，統治一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帝國之一面臨諸多壓力的挑戰，而這種做法顯然不是應對那些壓力的理想方式。
年復一年，托普卡帕宮默默地見證了奧斯曼皇室殘暴無度的一面。在進入皇宮之前，賓客們必須穿過「帝國之門」，在大門兩側，分別設置了壁龕，上面長年累月不斷展示剛被處死的罪犯首級。進入大門後見到的是「第一庭院」，是賓客們進入皇宮深處的必經之地。這個庭院向所有的蘇丹臣民開放，其中總是充斥著無以名狀的人群。任何土耳其人都可在此鳴冤叫屈，經常有數百名焦躁不安的臣民團團圍住幾個亭台，渴盼著疲倦不堪的書記員記錄下他們的冤屈。此外，庭院中還分布著眾多槍械庫和工具庫、帝國鑄幣局以及可容納3千匹馬的馬廄。不過，最顯眼的是兩個在進入「第二庭院」必經的「中門」前巍然聳立的「儆戒石」。它們其實是大理石柱，上面置放著不知何故得罪了蘇丹的王公大臣們的首級，生前若是維齊兒，首級中便塞滿棉花；地位低於維齊兒的，塞入稻草。喜怒無常的蘇丹不時大開殺戒，並以首級示眾，以儆效尤，更有甚者，還伴有「中門」邊上警示：成堆被割下的鼻子、耳朵和舌頭。
「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圖片：維基共享資源。
死刑在奧斯曼帝國如此盛行，以至於在第一庭院專設了「劊子手之泉」，首席劊子手及其助手在將死刑犯斬首之後在這裡洗手。只有皇室成員及其最高等級的官員才能享受絲帕勒斃的待遇。這個噴泉「是蘇丹們掌握著對臣民生殺予奪的可怕威權的象徵，令人深惡痛絕有心生畏懼，」歷史學家巴奈特?米勒寫道。 在「冷酷者」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當政期間，劊子手們頻繁光顧此地。塞利姆一世在位時間僅有短短的8年，但死於他手的大維齊兒（奧斯曼帝國首相的稱號）就多達7個，他還下令處死過近3萬人。腥風血雨之下，維齊兒之職令人膽戰心寒，身居其位者每天早晨離家上朝前，都會記著隨身攜帶自己的遺囑；米勒指出，在此後的幾百年，奧斯曼帝國境內最常用的詛咒便是，「願你成為蘇丹塞利姆的維齊兒！」
不斷增多的死刑犯，令劊子手應接不暇。不可思議的是，土耳其人並沒有僱用專業劊子手接踵而至的斬首之刑，而是由蘇丹的侍衛首領帕夏（bostanc? basha，直譯為「首席園丁」帕夏；「帕夏」是奧斯曼帝國時代授予的尊貴稱號）代行其職，他領導的奧斯曼皇室衛隊多達5千人。他們除了管理蘇丹名下眾多花園以外，還集海關稽查和捕快之職於一身。皇室園丁的職責之一是將被判死罪的女人縫入放置了沉塊兒的麻布袋裡，然後沉入博斯普魯斯海峽——另一位蘇丹，即「瘋子」易卜拉欣一世（1640-1648年）曾一次就將280個後宮嬪妃以這種方式處死，僅僅因為他想要處理掉故人，另尋新歡而已。頭戴傳統紅色無檐帽、身著穆斯林馬褲和盡顯胸肌的低開襯衣的侍衛們列隊踏步而來時，通常意味著他們所到之處，就會降臨絲帕勒斃或斬首的厄運。在漫長的歲月里，成千上萬的奧斯曼帝國臣民因此而命赴黃泉。
圖示為一名侍衛，或奧斯曼園丁行刑者一員。這位歐洲畫家依據旅遊者的描述完成的畫像，張冠李戴，用土耳其氈帽取代了傳統無檐帽。
在位高權重的官員被處死刑後，由首席侍衛親自動手執行，但是——至少在蘇丹統治末期——他們最終未必真會赴死，而是由一種歷史上罕見的獨特習俗來決定：被判死罪者與首席侍衛帕夏進行一場奔跑速度的比拼，早已魂飛魄散的大維齊兒或太監總管能否活命，全看他們的腳力如何了。
這種習俗的起源至今無從考證。不過，自18世紀末期開始，這種存在於蘇丹宮殿中的古怪競賽已經散見於各種記述中了。而這些記載在細節上的描述也大同小異，可資佐證。皇宮內頒布的死刑令通常會傳交給「中門」的首席園丁； 戈弗雷?古德溫對接下來要進行的這種儀式作了如下描述：
首席侍衛帕夏的職責是召見被判死罪的名流顯貴……當命運不濟的維齊兒或者其它待罪官宦來到後，即使他對被召之由心知肚明，他也要咬緊牙關熬過繁文縟節的折磨，直到最後接過遞給他的一杯果子露。如果是白色的，他懸著的那顆心就會放下，但如果是紅色的，他便陷入絕望之中，因為紅色意味著死亡。
在大多數情況下，隸屬於皇家精銳之師的禁衛軍當即執行死刑，行刑隊由5名彪悍的年輕士兵組成，負責讓人犯喝下致命的果子露。然而，若是大維齊兒被判死罪，他仍有活命的機會：在宣布死刑之後，他被允許從皇宮開始以最快的速度奔跑大約3百碼，穿過花園，到達位於皇宮南側的「魚市之門」，在那裡可以俯視博斯普魯斯海峽，是指定的刑場。 （見下圖所示，「中門」的標號是109，「魚市之門」的標號是115。)
建在伊斯坦布爾的龐大托普卡帕宮建築群。取自米勒所著《高門之內》
如果被廢黜的維齊兒先於首席園丁到達「魚市之門」，就會免於死刑，改為流放。否則的話，他將被立即處死，拋屍海中。
奧斯曼帝國的記載表明，這種古怪的習俗一直流傳至19世紀初葉。最後一位贏得生死比拼、僥倖生還的是大維齊兒哈吉?薩利赫帕夏，此事發生在1822年11月。他的前任走馬上任之後，僅過了9天便被處死。哈吉不僅活了下來，而且還因贏得生死比拼備受推崇，後被派往大馬士革任行省總督。
自此以後，隨著帝國的衰微，這個習俗也逐漸消亡。奧斯曼王朝垂垂將死，幾乎沒熬過19世紀。到了1920年代，在凱末爾?阿塔蒂爾克領導下，土耳其共和國從帝國的廢墟上崛起時，它拋棄了舊帝國所代表的一切。
血腥的鬥爭:奧斯曼帝國的屠兄殺弟制度
鄧林2015-10-12 15:09:40蘇丹兒子時候閱讀(602)評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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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曾經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統治著從中亞到北非到東南歐的廣闊地區。它極盛的時候，滅掉東羅馬（拜占廷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侵吞巴爾幹半島， 屯兵多瑙河，兵臨維也納，整個基督教歐洲都處於這個穆斯林帝國的威脅之下。
奧斯曼帝國這樣一個與中國的明朝和清朝相始終的國家，在君主傳承上，也實行嚴格的父死子繼的繼承製度。世俗最高統治者叫做蘇丹，類似中國的皇帝；而且蘇丹也有宮禁森嚴的後宮，有無數的后妃，甚至和中國一樣，也有大群太監。早期奧斯曼帝國蘇丹的繼承製度或者說家法，實行的主要是一種開放式的競爭制度，這種制度下，王子們互相殘殺，最後活下來的繼承大位。大致來說，在位的蘇丹給兒子們每人一個地方，讓他們到地方擔任軍政長官，學習治國理政的才能。當蘇丹死亡的時候，哪個王子最先趕到首都，得到大家的擁戴，就成為新的蘇丹。這種制度，當然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王子們在實際治理地方的經歷中得到鍛煉，學會軍事民政的管理經驗，公開競爭，優勝劣汰，適者上位，能夠保證接班人的水平。但是也有問題。王子們離首都遠近不一，距離近的肯定捷足先登；王子們為了能夠得到蘇丹死亡的消息，在朝廷中也要安插內線隨時通風報信；老蘇丹有時也有私心，將中意的兒子分配給就近的地方。等等。王子們為了勝出，不惜刀兵相見，塗炭生靈，真正是勝王敗寇，叢林法則。
於是，一種叫做Fratricide的制度或者說慣例，建立了起來。這個Fratricide，字面意義是殺害兄弟或姐妹。但從奧斯曼的實踐中看，不但殺害兄弟，有時還要殺死侄子，不但殺死兄弟和侄子，有時還要殺死自己的親生兒子。總之，這個制度就是殺兄屠弟滅子。也就是說，為了保證政權或者江山的穩定，必須消除政權的競爭者和挑戰中，而兄弟以及兄弟的兒子當然是最有力的挑戰者和競爭者，所以，一旦一個蘇丹已經確立，那麼，首要的任務就是立即殺死兄弟們，一個也不留。這如同農民的間苗。農民撒播種子，長出一叢禾苗，於是從中選擇茁壯的一株，為了讓它長得好一些，得到的養分水分和光線充足一些，就會將周圍的其他禾苗拔掉。奧斯曼的Fratricide，正是這樣一種制度。
按照《劍橋插圖中世紀史》第三卷的說法，「為了維持統一，更重要的是避免家族的內部衝突，巴耶塞德一世（Bayezid I 1389–1402。——時間為在位時間。下同）首先派人殺死他的兄弟雅各布，因此開創『弒兄法』的實踐」。但《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一書中寫到，最早殺害兄弟的是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 1413–1421）。在爭奪蘇丹的內戰中，他的兄弟穆薩（Musa）打敗並殺死了兄弟蘇萊曼（Suleyman)，而穆罕默德則打敗並屠殺了穆薩，成為穆罕默德一世。當然，穆罕默德他們這麼兄弟殘殺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這是在確立一種以後可以模仿實行的慣例；他當時可能也不想自己的兒子也被這樣殺死，所以，穆罕默德一世決定給自己的兩個兒子各給一塊土地，給大兒子穆拉德（Murad）魯米利亞（Rumelia）,給小兒子穆斯塔法（Mustafa）安納托利亞（Anatolia）。但他的安排不被大臣們接受。在罕默德一世死後，他們隱瞞了蘇丹的死訊，立即招大兒子穆拉德回首都繼位，是為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1451）；弟弟不服，也自稱蘇丹，兄弟倆又開始了一場內戰。弟弟戰敗後被處死。
1451年穆拉德二世死的時候，他也留下兩個兒子。大兒子叫穆罕默德，小兒子還是一個沒有名字的男嬰。穆罕默德繼位（是為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1451–1481）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去宮廷處死這個襁褓中的弟弟，以確保自己的安全。這位兇殘的蘇丹，在歷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西方偉大的拜占廷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就是在這位蘇丹的領導下被攻陷的。當然這個兇殘的蘇丹也是將Fratricide這一習慣上升為法律的人。他制定了一個法律：「我的任何一個兒子，由上帝選為蘇丹，他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而殺死他的兄弟們，都是恰當的。大多數烏里瑪（the Ulema）已經宣告了這個許可」。這條法律記載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法律書》中。後世的蘇丹都以此為根據為自己的殺兄屠弟行為辯護。
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一死，大維齊立即通知已故蘇丹在外地的兩個兒子Bayezid和Jem。結果Bayezid先於Jem趕到首都，即位為蘇丹，是為巴耶濟德二世（也翻譯為巴耶塞德二世Bayezid II 1481–1512）。Jem只好逃到反對奧斯曼帝國的歐洲基督教國家，客死他鄉。巴耶濟德二世老病快死但還未死的時候，他的兒子們Korkud，Ahmed，Selim將先期寶座爭奪戰。小兒子Selim去克里米亞汗，打算與韃靼的克里米亞汗結為婚姻，求得克里米亞的支援，並向老爹宣戰。Selim帶兵進入首都，迫使老父親退位。他爬上蘇丹的寶座，是為塞利姆一世（Selim I 1512–1520）。被迫退位的老蘇丹不久去世，人們普遍人們是塞利姆一世下了毒。到了1512年，塞利姆一世處決了父親巴耶濟德二世的所有孫子，也就是他所有侄兒。接著，通過內戰，他打敗並處死了兩個哥哥Korkud，Ahmed；不但處死他們以及他們的兒子，甚至還處死了他們的孫子和女婿。最為奇特的是，為了給兒子蘇萊曼接班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環境，他竟然處死了除了蘇萊曼之外的他所有的親生兒子！
塞利姆一世的殘酷做法，給奧斯曼歷史上一位偉大的蘇丹的誕生，掃清了障礙。這位偉大的蘇丹，是為蘇萊曼大帝（S?leyman I 1520–1566）。這位被稱為大帝（歷史上被稱為大帝的人不多，大概只有亞歷山大大帝、凱撒大帝、奧古斯都大帝、查理曼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彼得大帝、葉卡特琳娜大帝以及蘇萊曼大帝等為數不多的一些統治者獲此殊榮）的蘇丹，在位時間長達46年，幾乎達半個世紀。因為他爹處死了所有的障礙，蘇萊曼大帝是在沒有任何競爭者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上位的。因為他上位後皇族的人差不多被殺光了，他在位的時候寶座也沒有受到任何挑戰。這樣他就能夠騰出手來，將內政外交都搞得虎虎生風，奧斯曼帝國在他手上達到全盛。但到了晚年的時候，就像中國高壽的皇帝一樣，也面對兒子們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的煩心事。他的兒子Bayezid逃到伊朗後，他花重金要求伊朗處決兒子，伊朗處決了Bayezid和他的兒子們以後，蘇萊曼給伊朗送去了大量的酬金。這時候蘇萊曼活著的兒子唯有Selim ，他即位後叫做塞利姆二世（Selim II 1566–1574）。塞利姆二世只有一個兒子，接班後就是穆拉德三世（Murad III 1574–1595）。
1574年，穆拉德三世在即位當天，伊斯坦布爾的目擊者看到他的父親的靈柩從宮殿抬出來，送往陵墓，而同時還有5個孩子的棺材也被抬出來，那五個孩子當然就是新任蘇丹剛剛被處決的弟弟。這位新蘇丹愛好婦女，一生共有40多個妻妾，生了130個兒子和不計其數的女兒。但當他死去時，他的兒子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III 1595–1603）又殺死了19個兄弟和20個姐妹。這位可能是殺死兄弟姐妹最多的一位蘇丹，像割草一樣的輕鬆平常。當時歷史學者寫到：「19個無辜的王子，從他們母親的膝下奪走，加入到仁慈的真主」。當19具棺材離開宮殿大門，另一位編年史者寫到：「真主讓圍繞著御座的天使傾聽伊斯坦布爾人們的哭喊。」這位蘇丹不但殺死兄弟姐妹，甚至把自己的大兒子Mahmud也殺死，目的是防止兒子的聲望超過老子，使自己的統治受影響。
伊斯坦布爾人們的哭泣和哀傷可能也刺激了蘇丹。這位穆罕默德三世1603年臨死的時候，他讓14歲的大兒子Ahmed 和小兒子Mustafa都受限制地呆在宮中。此後，Fratricide法既不是被完全廢除也不是認真在執行，它只是偶爾被實行。最後一次實行這個習俗，是在1808年。這年，Mahmut Ⅱ 為了地位穩固，殺死了他唯一在世的兄弟Mustafa Ⅳ。
屠兄殺弟的Fratricide家法實在過於殘酷，後來，一種新的的方法逐漸取代了這種家法，新的家法實際上是一種囚禁制度。所有皇家男子被囚禁在皇宮的一個宮殿，有些記載甚至說關在宮殿的一種叫做Kafes的囚籠中，只有老蘇丹死後，囚籠中的存活成年男子中最年長的這接出來擔任蘇丹。
1603年穆罕默德三世死亡的時候，他留下兩個兒子，14歲的大兒子艾哈默德Ahmed 和小兒子穆斯塔法Mustafa。艾哈默德Ahmed 於1603年即位，這次他沒有殺死自己的弟弟Mustafa。而是把他關在叫做Kafes的籠子里。艾哈默德為什麼沒有將弟弟穆斯塔法處死，後人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從那時候開始，蘇丹的兄弟們有了一定的安全性，新蘇丹的繼位之日不再意味著是他的兄弟們的斷頭之時。當1617年艾哈默德Ahmed 死去的時候，他的兒子奧斯曼Osman才13歲。於是，艾哈默德Ahmed 的弟弟，35歲的穆斯塔法Mustafa做了蘇丹。據說當時的場景是，由身穿黑衣的太監將穆斯塔法從Kafes中帶出來，舉行隆重的登基儀式，接受大臣的效忠。但是後來發現，這個穆斯塔法一世實際上是一位傻瓜，弱智，根本無法進行統治。幾年之後，宮廷又不得不將他罷黜，重新把他關到Kafes中去。而同時，黑衣太監將穆斯塔法的侄子奧斯曼Osman從Kafes中帶出來，舉行登基大典，接受群臣效忠。不知是喜劇還是鬧劇，幾年之後，宮廷又發生一場政變，奧斯曼二世被處死，曾經被廢黜的傻瓜穆斯塔法一世再次被從Kafes帶出來 ，復辟登基。但一年後的1623年，他又一次被廢黜，第三次被關進了Kafes。他兩次被廢黜，三次被囚禁，但最終沒有被處死。一般認為，從這時候開始，奧斯曼蘇丹的繼承製度發生了變化，就是停止了殺兄屠弟的Fratricide習俗，實行論年紀排隊的長者繼承製度。
這種論長者繼承的制度， 和中國的長子繼承製仍然不一樣。老蘇丹死去後，由王室在世的年紀最大的男人繼位，而不一定是兒子中年紀最大的繼位。這樣，繼位者可能是死去的蘇丹的弟弟，也可能是兒子。這些人一直被嚴格地隔離起來，關在Kafes中，不見天日 。這既是為了防止他們威脅在位的蘇丹的安全，也是為了防止在位蘇丹死後沒有繼承人，他們是作為潛在的繼承人，作為備胎而存在的。
關押這些王子的地方，叫做Kafes（籠子），也叫做gilded cage，在後宮的第四庭院，但事實上不一定確實把他們關押在籠子里。總的來說，他們被嚴格地隔離在後宮，被蘇丹和太監嚴格監視，他們不得離開後宮，不得結婚生子。他們如果能夠離開或者結婚生子，那一定是因為他們繼承了蘇丹大位，做了蘇丹。如果沒有機會繼承蘇丹大位，則一輩子就這樣被關老關死。前面說過的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III ），是最後一位在做王子的時候就生了孩子做了父親的，此後三百年再也沒有任何一位王子，在當蘇丹之前能夠有孩子。這些被關押在gilded cage中的天潢貴胄的唯一用途和希望，就是將來有機會當蘇丹。當然，等待往往是漫長的。歷史記載說，最漫長等待的紀錄是39年，也就是說，一位蘇丹繼位後，在蘇丹的大位上呆了39年，直到他死去後，在Kafes中苦苦等待了39年的候選者，只有其中最年長的一位才能走出這個籠子，而更多的可能等不到下次機會到來的那一天，就老死了。奧斯曼帝國的末代蘇丹Mehmet VI Vahidettin，在熬到56歲的時候才當上蘇丹。此前，他的叔叔和三位兄長依次擔任蘇丹，他自己被隔離在後宮和the Cage，等待接班。
除非當了蘇丹，否則不能結婚，不能生子，不能離開後宮。這意味著，如果一個蘇丹活得足夠長壽，那麼，當他死了之後，後面接班的人已經老態龍鍾，就是趕緊把如花似玉的美女不斷放到龍床上，他可能也無力傳宗接代了。如果一個蘇丹像中國康熙和乾隆那樣在皇位上耗60年，那麼，排隊等候接班的人，還有什麼希望？恐怕沒有輪到在位的蘇丹死，這些備胎們自己早熬不過而死去了。
奧斯曼帝國從建立到滅亡凡六百多年，這麼漫長的時期，江山一直在奧斯曼家族的手上，從未被人篡奪。如果不是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輸了，帝國垮台了，說不定這個帝國還會繼續存留更長的時間。一個家族能把江山穩坐六百來年，在咱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六百年中他們實行了主要三種繼承大統 的制度，這三種繼承製度雖然恐怖野蠻，但可能真的有助於長期保有江山。
奧斯曼帝國的三種繼承製度，或許是為了保證穩定而不得不採取的辦法，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或許倒不是什麼壞事。不論是通過互相殺戮，還是通過殺兄屠弟，還是把他們作為國家囚徒關押起來，都極大地減少了王族人數，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尤其在實行Fratricide和Kafes制度後，更是如此。在Fratricide體制下，蘇丹儘管有三宮六院三千佳麗，可以生出成十上百的兒子，但是一旦從其中選出蘇丹後，剩下的不管是兄弟還是侄子，便完全成為多餘甚至禍根，必須被剷除，所以，蘇丹基本不可能有旁系親屬。到了Kafes制度後，雖然新蘇丹產生後，這位蘇丹的叔叔和弟弟們不再被剷除，但是，不能繼承大統的王子們不能結婚，不允許有子嗣，只是自生自滅。所以，儘管奧斯曼帝國的後宮規模宏大，人數眾多 ，但是，實際上只有蘇丹一人才有後代，其他人都不能有後代，使皇家規模一直保持的相對穩定和有限的水平，不存在中國歷史上龐大的皇族和宗室。奧斯曼帝國的六百年，正是中國從元朝建立到清朝滅亡的六百年。在中國，元朝的宗室情況我不太清楚，而明朝在滅亡的時候，宗室人數達到數十萬人，龐大的天潢貴胄吃垮了明朝；清朝的滅亡的時候，宗室人數雖然比明朝要少，大概也有近十萬的人數，也是人民的沉重負擔。打江山就是為了讓自己的子孫後代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就是為了讓攜帶自己基因的後代無限擴張，搶佔生存空間，就是為了讓別人不能活。這種過度的繁衍，反而造成生態失衡，資源的增加速度趕不上吃江山的天潢貴胄的增加速度，趕不上他們慾望膨脹的速度。他們必須自我毀滅，才能重建新的生態平衡。因此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除了周朝，沒有一個朝代能夠連續超過三百年。這正是因為寄生的龍子龍孫無度繁衍，劇烈膨脹，使人們無法負擔，最後只有毀滅而重建生態平衡。奧斯曼帝國能夠一個家族統治六百多年，其長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並無龐大的寄生的天潢貴胄隊伍，不存在因此造成的生態失衡。
在中國，坐江山的家族，享盡人間榮華富貴，佔盡人間發財機會。即使如此，也有包括崇禎皇帝在內的皇帝和一干文人慨嘆「何苦生帝王家」，覺得生在帝王家是天大的冤屈。與奧斯曼家族相比，人家的王族成員才真正是「不幸而生帝王家」了。
謝謝邀請。
我對文化習俗及其內在的經濟學含義沒有太多了解，只能膚淺的從制度角度談一下。
所以，以文化習俗為代表的非正式約束，其經濟意義在於：一方面可以減少交易成本，分散風險和降低不確定性，從而鼓勵市場主體的投資，消費等行為，進而引致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同技術一樣，它具有一些公共產品的性質，將其納入生產函數之後體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這使得一個社會容易對其形成路徑依賴。
樓里許多人提到的份子錢，養兒防老等傳統習俗就是制度背後經濟學意義的很好的體現。我個人的理解是，不妨把各種各樣的、具有家庭和地域異質性的習俗，傳統看成微觀制度經濟學，它們影響的是個體的優化行為；把一國範圍內這些制度通過複雜的聯繫互動而形成的具有整體性狀的文化傳統看成宏觀制度經濟學，它影響的是總量層面的經濟績效與經濟增長。
遇見尼姑會倒霉
一般尼姑庵都在偏僻的山裡，尼姑單獨出行就有風險，但也不能直接說你們大家遇到尼姑不能起歹意啊，於是遇見尼姑倒霉運的說法就出來了，大家遇到尼姑就會繞道走，避免了尷尬。-
我貼一篇自己十年前腦洞大開的經濟學本科畢業論文，博大家一笑，裡面對一些社會現象的解釋比較有借鑒意義的。直接節選結論部分，圖表模型就不貼了，經濟學專業的應該根據文字描述自己都能畫出模型來。這篇論文在網路上傳的也挺多，要看全文自己搜一下。
婚姻與生育的經濟學分析
一、婚姻的性質
婚姻關係是一種契約關係，婚戀行為是一種交易行為。婚姻中契約雙方從尋找對象到戀愛再到結婚的過程就是一個尋找目標市場、考察雙方需求、談判和認同交換條件直到簽訂交換契約的過程，因此婚姻關係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成人男女之間的經濟契約。
但是，這種經濟契約從形式到內容都與一般的契約有很大的不同。從形式來看，婚姻契約實際上是一種隱含、默認的契約，它缺乏實施細則與履約條款，屬契約關係中最不完全的一種形式。從內容來看，婚姻契約具有很大複雜性、模糊性和可變性。
婚姻等同於對耐用消費品的購買，但跟一般商品交易不同的是，人們在婚姻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不僅僅是貨幣，還有他們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情感等，交易所得則是對方的性別差異、物質金錢、權力名聲、容貌才氣等等。對於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礎上富於效率的婚姻市場來說，婚姻意味著雙方簽定契約，交易達成。按照經濟學最基本的理性經濟人假設，一般情況下，除了極少數人會選擇單身——決定單身的誘因取決於單身所得相對於結婚的預期所得要大——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結婚。
那麼，人們為什麼要結婚？其次，人們會在何時選擇結婚？最後，選擇和誰結婚？本文將會在下面的部分對此作深入的分析，引出影響人們婚姻決策的因素。
二、婚姻分析的假設條件
首先，資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經濟人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條件，婚姻資源也是稀缺的，婚姻市場中的交易者也是理性經濟人；其次，婚姻是一種契約性交易，就必然在收益的同時存在風險。婚姻的風險主要包括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其中，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容易引起雙方對婚姻的錯誤期望，契約一方為了干擾和誤導另一方的選擇而惡意隱蔽信息或行為，這兩種情況都可能導致的逆向選擇；而婚姻契約和法律對婚後雙方行為缺乏強制約束性和懲罰措施不力，這可能導致婚後的敗德行為，即道德風險。
現實中，由於信息不對稱和信息傳遞渠道的不暢，人們的實際選擇通常都不是最優選擇。信息可分為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兩大類，私有信息的存在大大增加了婚姻雙方預期錯誤的可能性，這就為離婚埋下伏筆。另外，實際生活中還會出現一方為了干擾和誤導另一方的選擇而隱蔽信息的情況。一般來說，在婚戀交易發生之前的過程中，男女雙方通常會竭力展示自己的優點而隱藏自己的缺點，即隱蔽信息，使得信號的作用往往並不可靠，雙方無法獲取準確的信息。這兩個原因將導致逆向選擇的發生。
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A和B通過結婚所得為10000的概率是30%，所得為1000的概率為70%，則結婚的期望值應為：10000*30%+1000*70%=3700；
假設以上情況為現實情況，而A由於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和B的隱蔽信息、隱蔽行為等等因素而錯誤地估計為所得10000的概率為70%，所得1000的概率是30%，則A的結婚期望值為：10000*70%+1000*30%=7300
一旦現實中婚姻所得為1000，那麼將導致A非常失望；當這種失望達到一定程度時，婚姻契約破裂，離婚在所難免。
婚姻的另一風險在於婚後雙方的敗德行為，即道德風險。所謂道德風險，就是不履行婚前的承諾或約定。婚姻契約形式的隱含性和契約內容的可變性，使得家庭生活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往往事先無法預期，履約與否及履約好壞根本無從定義；另外，婚姻制度只不過是對家庭成員的經濟利益和財產關係上發生作用，其法律效力一般只作用於經濟層面，而對家庭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和行為則顯得無能為力。男女雙方婚前百依百順，婚後則原形畢露的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要完全解決婚姻決策中類似上述信息不對稱和隱蔽行為所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是不可能的，但也並非意味著只能無所作為。可以通過以下兩個方面入手降低或規避風險。首先是擴大信息的搜尋對象。但是不能不考慮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會導致巨大的「搜尋成本」。其次，重點抓住最本質且具有「可信性」的信息比較、鑒別和擇優。
六、結論
一個理性經濟人是否結婚，取決於婚姻的成本收益比較，只有當婚姻的總收益大於總成本，並且選擇結婚的預期效用超過繼續單身的預期效用時，他（她）才會決定結婚；而在決定和誰結婚時，他（她）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在自身客觀條件的約束下選擇和能帶給他（她）最大效用的人（即擇偶效用函數Q值最大的對象）結婚；在結婚時機的選擇上，人們應該選擇和擇偶效用函數還未達到最大值的對象結婚。
在這個結論的前提下，婚姻市場上一般遵循以下兩條推論，即正向配對和優勢互補原則。
（一）正向配對、等價交換
這種婚姻配對稱之為「「門當戶對」。婚姻市場的運行模式，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即「等價交換」，「互利互惠」。凡是背離了這一規律，超出了交易成本，即邊際收益小於邊際投入時，也就難以成交。所以現實中的婚姻一般是兩個效用函數值相近或相等的個體之間的結合。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女明星不會選擇嫁給民工，富家公子不會娶鄉下村姑為妻。可見，「門當戶對」是婚姻的最佳組合的一種。
（二）優勢互補、各取所需
婚姻市場上還存在另一原則，即雙方的效用函數符合正向配對原則的情況下，婚姻市場上的男女會選擇能和自己形成優勢互補的對象結婚，即婚姻效用函數內部結構的互補。這樣婚姻雙方就能夠在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的前提下各取所需，提升對方的效用水平，實現雙贏的目的，即1+1&>2，達到帕累托最優。比如現實中的「官商結合」就是一種優勢互補的婚姻。
七、現實社會中的一些特殊婚姻現象的分析
現實中，富家公子和高官子女或漂亮明星的結合、收入相近或學歷相近的雙方的結合、工作型男人和家務型婦女的結合等等都可以用「正向配對、等價交換」原則和「優勢互補、各取所需」原則來解釋。另外，一些看似特殊的婚姻現象其實都可以用以上理論來解釋。
（一）「傍大款」現象：美女傍富翁、帥哥傍富婆
一個人越稀缺的東西對此人而言價值越大，因此能帶給他的效用就越大。對於一無所有的年輕美女和帥哥，金錢才是他們最稀缺的，因此金錢能帶給他們最大的效用。同樣道理，腰纏萬貫的富翁和富婆就不會太在乎對方的物質條件，而會把對方的年齡、美貌等當成重要的參數，因為年輕美貌帶給他們的邊際效用要遠遠大於金錢能帶給他們的邊際效用。這樣，不考慮其它因素，美女與富翁、帥哥與富婆能各取所需，互為最有效的供給者和需求者，因此他們的結合就是理所當然的。
（二）「三高」女性結婚難現象
按照以上結論定理來講，不論男女，只要是他（她）的效用函數值夠大並且內部結構平衡，那麼他（她）就是婚姻市場上「有效率的尋覓者」，能吸引眾多交易者。但矛盾的是，現實中「三高」（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人群中，男士普遍比較受歡迎，而「三高」女性卻難以成婚，以至成為一種令人憂思的社會現象。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悖論」呢？究其原因，包括社會觀念和自身因素兩個方面。
首先，社會觀念方面，由於男女性別差異及社會分工不同等因素，自古以來就已經形成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等傳統觀念，這種傳統觀念仍然影響著現代人的思維。大多數男性不願意與一個職位、學歷、收入都比自己高的女性結婚，大多女性也不願找一個條件比自己差，甘願做家庭主男的男性結婚。有人做過這樣一個比喻：婚姻就好比田忌賽馬，一等男性和二等女性結婚，二等男性和三等女性結婚，剩下一等女性和三等男性難以成婚。這種說法不無道理。
其次，個人原因方面，「三高」女性從事的一般都是短期內難見成效、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全身心投入的工作，、這導致她們閑暇時間少工作壓力大，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可以用來在婚姻市場中搜尋交易對象；另外，「三高」女性一般由於工作原因接觸人群少，交友面窄，導致擇偶圈子小，可選擇對象少；個人眼光高，觀念沒有轉變，大多女性不願找一個收入、地位、學歷等都比自己低的男性結婚。這些原因都能導致「三高」女性結婚難或者被迫性單身。
（三）「鮮花插在牛糞上」現象
人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鮮花插在牛糞上」是指年輕美女嫁給醜男人或老男人的現象。這種說法是僅僅從身體條件的角度去評價的，沒有考慮雙方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但是我們前面分析過，美女嫁給又老又丑的富翁的現象其實是完全有道理，因為理性經濟人是在約束條件下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的，並且人們的偏好是有差異的。所以，通常意義上的「鮮花插在牛糞上」不是真正的意義上的「鮮花插在牛糞上」。
真正的意義上的「鮮花插在牛糞上」應該是一種極端的不等價交換，指婚姻效用函數極高的個體與婚姻效用函數極低的個體之間達成的婚姻契約，比如，又有金錢又有權勢又漂亮又年輕的女人嫁給一個又沒金錢又沒權勢還醜陋不堪的老男人。事實上，從經濟學角度看，排除強制因素，在自由有效的婚姻市場上一般是不會發生這種情況的。萬一發生了，就只有兩種可能：第一，存在非自願的強制因素；第二，「信息的極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但是，在現代社會中基本不存在強制因素。同時，「信息極端不對稱」的情況也是極端少見的。因此，現實社會中是一般是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鮮花插在牛糞上」現象的。
（四）「包二奶」現象：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
目前世界上的婚姻制度普遍是一夫一妻制，我國也不例外。但是現實中存在的富有男人「包二奶」「包N奶」現象，使得現行婚姻制度成了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
如果一位男士擁有足夠多的資源和Q值極大的效用函數，那他就可能在婚姻市場上找不到和他的效用函數相匹配的單個個體來進行等價交換。這時，不考慮法律政策的因素，他會選擇在婚姻市場上和多方交易，每次只付出他全部資源的一部分，但是這「一部分」可能比其它交易者的「全部」還多。因為婚姻市場中的個體只關心自己的效益最大化，所以就算他已經結婚甚至有多個妻子，婦女也會寧願嫁給這些擁有較多妻子的「有效率的尋覓者」。也就是說，婦女可能寧願獲得「成功者」的部分注意而不屑於「失敗者」的全部注意。這也是我國目前富有男人能擁有「小蜜」、包租「二奶」的原因。如果沒有法律政策的限制，這一部分「鑽石王老五」將會形成婚姻市場中的寡頭壟斷。這勢必要損害其它婚姻市場中其它處於劣勢地位的交易者的利益。
第三章 生育的經濟學分析
一、生育的本質
家庭是由多個人組成的生產單位 。在家庭生產過程中，其投入包括貨幣、商品、自有時間以及各種環境條件，其產出包括貨幣收入、孩子、聲望、健康以及精神享受等。家庭的一個重要的生產功能是人本身的生產繁衍。生育行為等同於對資本性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孩子可以同時被當作資本品和消費品。作為資本品，父母對孩子的投資有遠期收益，比如孩子工作後能為父母帶來經濟收益和養老保險效益；作為消費品，孩子能滿足父母的某種精神消費需求，帶來情感上的愉悅。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家庭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社會化，家庭的某些服務和需要可以通過社會化生產來滿足，比如生育。家庭勞動時間和市場工作之間存在著一種替代關係，工資率的一種補償性上升將會導致家庭增加市場勞動時間和對商品的需求，並減少了生育孩子的數量。這是現代社會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二、生育分析的假設條件
家庭是由多人組成的生產單位，在資源稀缺和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條件下，同樣遵循一般生產組織必須遵循的市場規律，通過家庭時間在各成員之間的合理分配，追求最小投入和最大產出。孩子是家庭中生產的一種特殊商品。父母在決定是否養育孩子、何時養育以及養育孩子的數量時，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總之，生產論和效用論也適合於家庭生產問題的分析。為了便於以上理論對生育決策的分析，也需要提出假設條件：
第一， 同一般商品一樣，孩子能為父母帶來滿足；
第二， 父母能夠選擇是否要小孩、要多少小孩以及什麼時候要小孩；
第三， 生育孩子必將使用家庭的稀缺資源。所謂地主家也沒有餘糧，再富有的家庭對孩子的消費需求都不是無限的。
三、生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孩子是家庭中生產的一種特殊商品，它既可以滿足當前的消費需求，又可以用來做遠期的投資。父母在做出是否養育孩子以及養育孩子的數量方面的決定時，同樣要遵循成本收益分析。
（一）收益
養育孩子的收益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養老與保險收益。這目前主要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險和養老體制都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養老保險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賴子女。隨著社會保障機制的不斷完善，養兒防老的觀念有不斷弱化的趨勢。
2、經濟收益。指孩子成為勞動力後為家庭帶來的經濟收入。
3、消費享樂收益。即孩子這種特殊的商品能滿足父母的某種精神需求，帶來天倫之樂。
此外，孩子還有繼承家業維護家庭地位的效益等。自古至今，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發展，養育孩子能帶給父母的收益是緩慢遞減的；孩子的邊際收益也時遞減的，即隨著孩子數量的增加，每增加一個孩子帶給父母的收益是遞減的。
（二）成本
生產孩子這種商品的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兩部分構成。所謂直接成本，指養育一個孩子所需的生活費用、教育費用和婚姻費用等所有費用的直接支出。間接成本，也就是機會成本，指父母撫育孩子時因損失時間和就業機會等而減少的收入與享受。無論是直接成本還是間接成本都是父母的一種損失，稱之負效應或負滿足。
因此，在理性經濟人的前提下，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決策，取決於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對比。若支出大於收入，則為負效應，不需要孩子；若收入大於支出，則為正效益，需要孩子；收支平衡時則取決於隨機因素。
四、基於成本收益理論的孩子數量模型
成本的存在表明孩子是某種形式的消費品，在時間的持續上表明是耐用消費品。這樣，他們不得不與其他耐用消費品一起為在家庭預算中佔有一定份額而競爭，更多的孩子意味著更差一點的音響設備或更小一些的汽車。那麼，是否要孩子以及要多少孩子的決策，必將受到這樣一些因素的影響，如孩子的收益和價格，家庭預算的大小等。一般來說，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隨著收入的增長而增加。但是數據表明，家庭規模是隨收入的增加而縮小的，難道孩子是劣質品嗎？
家庭中孩子數量隨著經濟收入的增加而減少的原因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第一是養育孩子的收益的在不斷下降，第二是養育育孩子的成本也就是孩子的相對價格上升。
（一）收益下降方面
從動態角度觀察，隨著經濟的發展與人均收入的增加，孩子作為家庭勞動力帶來的收入作用呈下降趨勢，而父母為孩子付出的貨幣成本特別是支付的教育與職業培訓費用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結果使得孩子的勞動經濟效益明顯下降；由於父母的收入增加而不斷積累的財富，加上社會保險和保障制度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孩子的養老保險效益也不斷下降。因此，孩子的邊際收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這是導致現代社會人口出生率與增長率不斷下降和現代家庭孩子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成本上升方面
首先，直接成本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用於孩子的貨幣成本特別是醫療保健和教育費用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這是顯而易見的。其次，養育孩子的成本的另外一個部分即間接成本是由父母的時間構成，這是一種具有替代用處的稀缺資源。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收入和家庭總收入不斷增加。但是家庭總收入的增加一般來自於家庭成員的工資率的提高。工資率的提高又使得孩子的收益下降，相對價格上升，因此家庭對孩子的消費需求減少。
模型分析如下：
1、如圖五，收入的增加使得家庭的預算約束線從平行向上移動到，因此導致互相競爭的耐用消費品和小孩的消費都在增加。假定這些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在一條新的無差異曲線和一條新的預算約束線的切點上，才可以選擇更多的孩子。家庭收入增加後，孩子的數量從C增加到C1。
2、但是，家庭的收入增加主要是靠家庭成員的工資的增長帶來的。也就是說，家庭收入的增加來源於家庭成員工資率的提高，隨著工資率的不斷上升，家庭成員在單位時間裡能獲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孩子的收益卻隨著家庭成員的工資率的上升而降低。而養育一個孩子需要花費父母大量的時間，這就使養育孩子花費時間的機會成本大大提高。養育孩子的成本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從而增加了孩子的相對價格。綜上分析，家庭成員工資率的上升導致孩子的收益下降，相對價格上升。因此，理性家庭選擇減少對孩子的消費，把養育孩子的時間用於市場工作獲取更多收入，以消費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費品。
如圖六，家庭收入增加後，家庭預算線移動，家庭的無差異曲線也隨之改變。一個新的孩子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的無差異曲線與預算約束線的交點，就會意味著一個較小的家庭規模，既孩子的數量從C減少到C2。
顯然，上述模型中，家庭收入的增加會帶來兩個效應，即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收入效應是指家庭收入增加後，家庭對孩子和耐用消費品的消費需求都會增加；替代效應是指當家庭收入增加後，孩子相對其他耐用消費品的價格上升，家庭會選擇消費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費品，消費更少的孩子。替代效應抵消了收入效應，並且，收入增加產生其他耐用消費品對孩子的替代效應大於收入效應，因此家庭選擇生育更? 少的孩子，家庭規模比收入增加前反而縮小。
五、結論
生育行為等同於對資本性耐用消費品的購買，父母是否生育孩子的決策，取決於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對比。只有當收益大於成本即為正效益時，父母才會決定生育小孩；收支平衡時則取決於隨機因素。孩子的相對收益和相對價格的大小變化決定了家庭中生育孩子的數量。孩子的相對收益與孩子的數量正相關；孩子的相對價格與孩子的數量呈反方向變化。
六、現實問題分析
（一）世界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原因分析
總之，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個總體的發展趨勢是：隨著時間的推進和經濟的發展，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都在持續下降，總人口增長不斷放緩，直到負增長。一個尤其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西歐和北歐的部分發達國家人口已經出現了負增長。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的下降將對一個國家的社會和生活各個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
目前世界人口出生率的普遍下降完全可以用上述理論來解釋。隨著世界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都不斷增長。收入的增加意味著孩子的收益下降，同時使得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更高，孩子的相對價格上升，因此現代家庭將傾向於將生育孩子的時間用於參加更多的市場工作獲取更大收益，消費更多的其他耐用消費品。其他研究也發現，當影響生育率的其他因素保持不變時，婦女工資率與完全家庭規模表現為負相關，甚至有人算出子女數目的工資率彈性為-0.43。這樣便可以解釋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人口出生率為什麼持續下降。
（二）富裕家庭和貧窮家庭孩子數量質量對比
用於孩子基本生活費用和母親懷孕分娩期間的成本在一定條件下是相對穩定的，若視為不變成本（數量成本），則用於提高孩子身體和文化素質的醫療保健和教育費用是不斷變化的，是孩子的可變成本（質量成本）。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可變成本有不斷上升的趨勢，而孩子的數量和質量之間又具有某種替代性，於是父母的選擇偏好由投入孩子的數量成本轉向投入質量成本。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富裕家庭的孩子較少，而貧困的家庭卻往往傾向於生較多的孩子。與貧困家庭相比，富裕家庭的父母，一般都有較好的工作、較高的薪水以及比較舒適的工作環境等，為了養育孩子，他們所付出的犧牲也就是他們要支付的機會成本無疑更高一些。同時，富裕家庭更能理解現代社會對孩子質量的要求，並且，不管什麼時候，富裕的家庭都希望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從而有更大的收益能力。因為從長期看，收益的增加總是伴隨著收益能力的增加。他們也願意並有能力為孩子質量的提高方面多花費支出。這樣一來，權衡利弊，比較富裕的父母，就傾向於在養育較少的孩子的同時提高這些孩子的素質。
總的來說，正如前面分析的，富裕的家庭生產的一般是質量更高但從數量上卻不一定是最多的孩子。收入的增加可能既增加子女數量，又增加子女質量，但是數量彈性應低於質量彈性。而且，由於養育孩子的時間的機會成本的影響，隨著家庭收入提高，會發生為了節省時間而以孩子質量對孩子數量的替代，而且對兒童質量的需求的收入彈性要比對兒童數量的需求的收入彈性大得多。一句話，富人擁有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窮人則擁有較多卻缺乏教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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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是中單買雞嗎
抖個機靈 勿噴 不喜請摺疊
門當戶對更容易幸福....
因為期望值和預期收益雙方是差不多的....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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