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前四史的水平遠高於後面的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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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部書合稱前四史，而其文學價值和可讀性也遠高於二十四史里其他的史書，這是偶然嗎？

因為要讀資治通鑒，所以一年內從史記到新五代史大約翻看了一些，主要是紀和某些主要任務的傳。像藝文志、經籍志看了，其他暫時提不起興緻。

史記文字優美二十四史之冠
後世新五代史算是私修，要說其是正史，倒不如說是「讀五代史論」，各種嗚呼才是其重點。然行文與史記比不差。

漢書作為二十四史中首部斷代史，亦是官方所修，史料之保存極佳。行文雖比不上史記，然可讀性不差。於人物之描述客觀公正，後世對前漢人物評價基本依此而定。古人「讀書佐酒」說的就是漢書。

後漢書是私修，然能從眾人各書中脫穎而出，范曄之水準當是不差。況以南朝宋之角度來寫後漢，客觀公正性亦當不是問題。行文較史記漢書差，然內容較為完整。

三國志，是二十四史中最「簡單」的一本，行文簡潔乾淨，毫不拖泥帶水。對史料務求嚴謹。裴松之注曹操姓夏侯，陳壽直接說不知道，然而把夏侯氏和曹氏之人編到一個傳里，其意味就明顯了，所以陳壽這人在三國志里不知道埋了多少包袱等著大家去解。其所在的特殊環境，導致了其大量使用春秋筆法。之前有個前輩說，三國志不讀幾十遍，是讀不出多少東西的。這也是為什麼三國志之體例與其他正史差別太大，卻能備受推崇的原因。

晉書，真的是質量太差，單論其成書時間之短就足以說明一切。

南北朝諸書，魏書算是行文較好的，只不過據說魏收史品較差，這一點史界觀點不一，就不展開說明了。

隋書是魏徵主持編撰，可想而知其質量。其經籍志我是讀了又讀，真是愛不釋卷。隋朝英雄人物也頗多，讀起來也自然令人難以釋卷。

新舊唐書五代史各有優劣；舊二注重史料，全而亂；新二更注重雕砌，史料簡約，然亦考證不足，歐陽修之文才遠勝於史才，這點後世比較一致。

因為是配合著通鑒來讀的正史，後面的就沒有讀了。據梁啟超所言，明史的編撰水平相當高，不亞於前四史。

綜上，個人心中正史排名前幾位的有：史記、漢書、三國志、隋書、新五代史、後漢書、魏書

史書最重要的是什麼？就事論事而言，當然是史筆、史觀，也就是一個人的筆法、見識。

前人著史的目的，並非是作為後世研究過去生活的素材。中國著史的這門行當，是有其獨出的價值觀、方法的，所謂政治史云云，都是後來者的總結。廿四史的著作體裁，最允當的說法還是史傳文學。以人物為中心，以年代、事件為經緯，不是本末也不是編年。

這麼乾的目的是啥？大概有這麼幾個目的：

1.監督、規誡當政者，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2.對抗時間。史官起於巫祝，屬於和上天溝通一類的官職，絕地天通之後，史官職能也發生了變化，實際上是被邊緣化了，也就是司馬遷所謂的「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而作為司馬遷本人，是很不甘心的，他在發掘這一工作崗位的新職能，後來也確實發掘出來了。這就是「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牛逼青年活著的時候不受重視，死了也沒人知道，非常遺憾，所以司馬遷想出了通過著史令他們名垂不朽的辦法，還牛逼青年一個公道。所以《史記》以人物為中心，開闢了史傳文學這一新體裁。至於說有什麼弊端，當然可以舉出一堆（否則也不會有其它補充體裁了），但後人論事，豈能否定其開創之功。說不好聽的，沒有前人的發明，那就不是優劣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的問題了。

3.發表自己對歷史、現實的看法。也就是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此而言，《史記》可以歸入子部或者春秋部。在史學史上已經有了跨越性的進步，著史者開始思考歷史、世界的運行之道了。遺憾的是後繼者背離了道路，需要點名的就是《漢書》，《漢書》本身頗多可稱之處，但就史學史而言卻有很多倒退。包括改通史為斷代，改理性思考而為帝王家譜。後世著史者尊《漢書》為正統，越學越不像樣。

嘮叨完這些之後，就能回答前四史的水平為什麼高於後面的史書了：

1.個人見識、筆力、才具不同，司馬遷陳壽這些人，是真正的良史之才，不是阿貓阿狗就能相比的；

2.創作自由度不同，前四史的創作氛圍還是相對寬鬆的，並且大體上都屬於私人修史，有想法，而且表達想法的渠道也相對順暢，後世則不然。唐太宗的年代尚且只是想干涉史官工作而不得，到了宋代，起居注直接進呈御覽，再後來皇帝甚至能指導起居注工作。史官作為作者的身份越來越卑微，供後世修史的素材也越來越不具參考性，當然會影響到創作。

3.一家之言和集體創作的區別，前四史為一家之言，不管一人或具有承繼性的數人，總體上都可歸於一家之言的範疇內，主旨上能夠很好地貫徹下去，後面都是官修史，參與者水平參差不齊，乃至互相矛盾。整體水平自然不在一個段位。

4.著史水平本身的倒退。嚴格來說，史記在史學觀念上達到了一個高峰，發明創新了一系列的架構。後面的人只懂陳陳相因，殊無進展。

5.中國歷史≠廿四史！中國歷史≠廿四史！中國歷史≠廿四史！除了這些之外，還有各種野史、編年史、紀事本末、地方志、霸史、山川輿地著作、三通、《史通》、《水經注》、金石、文人作品集等等等等。真想做研究素材的話，還真沒幾家比中國文化素材更多的，怕的是你只會就官修史而論史。

公眾號：凱鵝讀書看電影

這個問題在知乎上是沒辦法完全解答的，因為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不具備那個能力，即是真正看過二十四史，至少把本紀看過。如果僅僅是根據通史敘述以及一些史學家評價也不過解釋了一些面片的問題。

比如主流說法前四史都是私人著作，中國自從李世民開始設館修史，其意義與前四史截然不同了，而《晉書》成書時間短，取材多荒誕不經，小說家之言盡錄其中，加上官方意志濃厚，口碑歷來不太好。不過我很喜歡《晉書》對荒誕故事的取材，這明顯加大了我的閱讀樂趣，只有吹毛求疵的人才對著《晉書》荒誕抓著不放，有些記載一看就知道不實，但這又能有多大影響呢？要知道《晉書》作為官方史書一大優點就是資料遠比《三國志》要充實得多，讀《三國志》而不讀《晉書》者多不能了解魏晉時期的經濟和制度。

唐代官方撰寫的史書官方意志過於濃厚，並且成書時間過短也影響到質量，除了《晉書》，我對其餘史書不了解，不好多做評論。看過《鹿鼎記》都知道《明史》案牽連甚多，其史學價值也頗受影響。《宋史》、《元史》、《遼史》、《金史》全是短時間內編成史料合集，也就是說這幾部質量不怎麼樣，事實上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因為我只看過宋太祖、宋太宗本紀，以及岳飛、狄青、包拯、蘇軾、賈似道一些人物列傳，《遼史》當看睿知皇后傳，《金史》最多看了岳飛的老朋友完顏宗弼、完顏亮、完顏昂什麼的，我只能說讀《宋史》不讀《金史》、《遼史》的人都相當於讀《三國志》不讀《吳書》、《蜀書》，但我相信不是學歷史的人沒幾個願意去搞清楚《金史》裡面的完顏和《遼史》裡面的耶律。難道有人搞得清楚《晉書》裡面的司馬嗎？

《宋史》給我的感覺的確有很大問題，相當像流水賬故事，裡面對一些將領能力的描述近乎於小說，以文學性或是史學性去比較《史記》或《三國志》太過於明顯了，特別是我這種幾乎不懂文學的人都能看出來。我個人在二十四史中看多最多的就是前四史，《史記》和《三國志》先後看了十餘年，《漢書》、《後漢書》也看有四五年。其餘二十史我只挑有興趣的列傳來看，說不定有基礎認識，因而這個答案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我就說說我對前四史的看法。《史記》在史學的價值是開創新的記史載體，並且文學性質夠強，而司馬遷本人見識不凡，對歷史評價有獨到之處，哪怕只是把《史記》當作文學故事來看也相當不錯，《史記》絕不止是記載歷史的枯燥讀物。但《史記》的價值性往往被吹捧過高，在小圈子中有些人厚《史記》而薄《漢書》，這類人顯然都是沒好好閱讀過《漢書》，不同的作者體現出不同文風以及思想這很合理。

《史記》對歷史的記載不能說完全權威，在考古發現中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史記》記載不實，同時也有許多證據證實了《史記》的記載。由於秦始皇毀六國史書，我們能對中國先秦史可參考的史料本就不多，主流讀物是《春秋左氏傳》、《戰國策》、《國語》以及近年比較有顛覆性的《竹書紀年》，在小範圍競爭中《史記》這樣新穎的史書能夠成為獨佔鰲頭就不奇怪了。

那怕是現在拍電影寫小說用多人傳記組成一段時代背景的故事，似乎也與《史記》的列傳相似，畢竟連《X戰警》都衍生出《死侍》了。說到文學性質，《漢書》含有更多漢代主旋律色彩，宣揚中央政權正統性，班彪撰寫史料原本是為了作《史記》後續，由班固接手以後才寫成斷代史，當時私著《史記》後續的人不止班固一家，獨班家的《漢書》能夠脫穎而出，並且是在官方影響下勉強完成，其價值自然並不亞於《史記》，這兩部都是由私著演變成正史。況且《漢書》史料豐富，不單對人物事迹做記載，對民族風情、文藝、制度、政令方面都有大量描述，實際上這才是一部真正記載一個時代的歷史著作。

《三國志》則因為過於簡略，並且沒有百官、經濟、地理、職官、禮樂、律歷等標準規格，嚴格來講很難算作是正史。從文學性來講《三國志》還是一部隱惡揚善的文學著作，所立傳的人物大多證明，或國士或英傑或清廉正直等等，警示勸諫之言甚多，文字簡潔卻恰到好處，陳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其史才毋庸置疑，僅僅將《三國志》當作一個個小故事閱讀也不會覺得無趣。後人多疑陳壽對諸葛瞻、黃皓、姜維記載不實，卻並無太多實證。范曄的《後漢書》競爭對手眾多，在此之前已有十部記載東漢歷史的史書，范著《後漢書》是取代了《東觀漢記》成為了前三史。在眾多私著史書中整理資料，進一步編輯而脫穎而出，其含金量自是不同。儘管如此，《後漢書》在前四史中的口碑多略低於其餘三部。關於史學家對前四史的評價很多，我就只說點片面。

說到文學性，大文豪歐陽修主修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名聲歷來不錯，主要是歐陽修史才不足，史書中不經考證記載不少，謬誤眾多，《舊唐書》、《舊五代史》並沒有完全被取代，反而有了互補的作用，司馬光撰《資治通鑒》也多用舊書。但《新五代史》的文學性質還是突出的，因為自漢晉以後少有的私著史書，據說歐陽修加入許多小說家描述，情節生動，這一點到與《史記》有幾分相似，就文學性質而言《新五代史》絕不亞於《史記》。面片的指後二十史不如前四史，我看真要全部看過才好比較，不能輕下結論。

大神們說得很贊，我讀書少，就補充一點我微小的想法。

四史的優勢在於紀人而非紀事，後面諸位的優勢在於紀事而非紀人。就像拍電影《毛澤東》與拍《建國大業》的區別。

前四史記錄的人，大都是中國歷史上最浪漫而熱血的「秦漢人」，他們擁有最廣闊的胸襟與豪邁。
記錄前四史的人，也大都是浪漫而熱血的「秦漢人」，他們擁有豪傑的夢想與出將入相的胸懷。

太史公為李陵的血戰辯護不惜軀命，
班固隨竇憲北擊匈奴，兄弟班超棄筆從戎，
陳壽作為主簿隨姜維東征西討，
范曄……直接搞起了謀反……

而四史之後落筆編撰的作者們又有幾個見過陣戰呢？

太史公筆下，在巨鹿之戰中破釜沉舟的氣吞山河，在垓下之戰中四面楚歌的蒼涼悲壯，虞姬、28騎、獨殺數百人、自刎、烏錐馬，那個即使窮途末路依然氣吞萬里如虎的楚霸王。

班固筆下李蘇傳中，但使龍城飛將在的李廣，以寡敵眾彈盡糧絕的李陵，十九年持節不屈的蘇武，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印記，余每讀於此，都不禁熱淚盈眶………

陳壽筆下關二爺，策馬刺顏良於萬軍之中，無人能擋；不慕富貴，與劉備誓共生死，掛印封金；刮骨療毒，水淹七軍，更威震華夏。二爺不僅成為南北朝時期少年們的偶像，更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挺脊樑。

秦漢人豪氣與浪漫，這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過了，也就過去了。

時無英雄，再好的文筆，又怎能使豎子成名？

如果以史書的標準，那麼前四史的確遠遠比後二十史好；
如果以史料的標準，那麼後來的那些史書還真不比前四史差。

角度啊，角度啊，角度啊。

評價的標準啊，標準啊，標準啊。

前四史好就好在都是單一作者，前後你讀起來不會磕巴，一看就是一個人的意志，是把一個大時代濃縮到一個人身上，然後他再表達出來，當然牛逼。

晉書以來哪個不是一幫人寫的，一幫人寫的那叫檔案，對於哪個史料留，哪個史料刪除，這不是個人的才華，個人的意志，個人對歷史的通讀，而是一幫人開會，扯淡，這事兒怎麼糊弄過去陛下比較高興。

所以這個編纂班子越和諧，越團結，這編出來的東西就越沒味道。

但是前四史呢？嘿嘿，恰恰是反過來的，這四本書不是流水線生產。

司馬遷是和皇帝對著乾的，一生有不平之氣，跟著漢武帝哪兒沒去過？關鍵是自己有大量的休假時間四面亂竄搜集八卦，你後來的史學編纂班子有這時間？

班固中正平和，但是一生經歷複雜，經歷了兩漢迭代，跟著大將軍消滅過北匈奴，你後世的史學作家有這種經歷的有幾個？

陳壽是蜀漢史官，國家檔案管理員，姜維主簿，經歷了三國中後期所有大事件，後來進入洛陽修史，趕上白痴皇帝在位，又趕上八王之亂前夕，寫出來的東西，那是一般人能比的嗎？

范曄同志雖然比不上前三位，但你擋不住這哥們有一顆上進和上鏡頭的心呀，人家最後謀反被殺了，怎麼著，服不服？

正是因為這四個獨立作者都非常奇葩，不是後來的一幫老頭子聚在一起開會，所以這四本書是不可替代的。

如果晉書用孫盛那個版本，肯定比現在的好看，但是攔不住李世民那看得見的手呀。

你說你看晉書里一堆制曰你煩不煩？

李世民這一伸手，那歷史的編纂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前四史的傳統戛然而止了，所以也就不朽了嘛。

談史學，第一不能脫離成書的時代，第二不能脫離作者的經歷。

晉書之後的問題就大了。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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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塞點私貨：這個你們可以各取所需。

史記：秦漢帝國建立前的金戈鐵馬和帝國是怎麼建立的。

漢書：前漢是怎麼興隆的，王莽又是如何的混蛋，要警惕下一個王莽！

後漢書：秦漢帝國是怎麼中興的，中興之後又是怎麼在同時間的漫長搏鬥中走向衰敗的。

三國志：秦漢帝國的滅亡——那個少年，從小想當段熲，但是不知怎的，命運轉了個彎，變成了王莽。

當然不可替代了，chin ,han.

論文學水平，它們比較高。論史料保存能力，他們都挺渣的。為什麼？看看篇幅，加起來保存史料豐富程度，能比得過編纂渣一樣的宋史么？看看宋史有多少卷多少字吧。

對搞歷史的人來說，歷史文獻的哪個方面最重要？體例好？體例好沒什麼用。文筆好？文筆好有用么？

記住，最重要的是，要多保留史料。直白點，你多告訴我當年發生了啥！細節越多越好！越豐富越高，最好是抄檔案，少評價少感慨少廢話。

仔細算算，宋史以前的正史（不含其他），加起來卷數和宋史一本差不多，這是失敗！

都說蒙古人沒文化，但是他們有件事做對了。編書的時候蒙頭抄原始材料，甚至自己打自己的臉，因為幾個人抄的書不一樣，也不校對。

但對歷史研究者來說，這是大好事。因為這反而保存了大量的不同史料，讓我們可以看出來，到底原始文獻里誰在洗地，誰沒有洗！

這比整齊劃一的記載好多了，屌爆了。

清代偉大史學家趙翼，他最有名的史學著作就是這本《廿二史札記》。裡面的第一卷是討論史記和漢書的問題的，回答後面是原文，原文很長，我之所以都複製過來是想大家有一個量化的比較。話不多說，切入正題。
在下面這段原文里，趙翼主要就說了兩點，一是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的編修時間長，其他史書卷數越來越多，用的時間卻越來越少。二是紀傳體史書的基本體例，在前四史已經基本齊備了，後世史書鮮有創新。我想這是前四史優於後世史書的兩點重要原因吧。
再有，文筆好壞肯定也是問題，有人說的，不是出自一人手筆，可能也有關係。
史料真實與否自然也是評價史書好壞的標準了，但我卻不得不說，司馬遷做的史記，真實性沒的說，然而現在的史記，真實性卻大有問題。班固的漢書真實性恐怕也有爭議，有人就說班固全是抄劉向父子的書，三國志真實性還可以，可是避諱太多，開頭就說曹操是曹參的後代，可是曹騰是太監啊，曹嵩是養子，這樣的避諱也為史家所詬病。
廿二史札記清趙翼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

　　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為太史令，即紬石室金匱之書。為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

　　是遷為太史令，即編纂史事，五年為太初元年，則初為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

　　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仆之意終不得達，故略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為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

　　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

　　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況安死後，遷尚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

　　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鑒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

　　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是彪已有撰述也。

　　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

　　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

　　其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

　　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為之卒業也。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

　　百篇之書，得之於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

　　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尚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其後沿為編年、記事二種。

　　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志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以是為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為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

　　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於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為列傳。

　　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後出，故高紀後，即立後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後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偽主紀年，而歸之於後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即女後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後紀？

　　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為周，故朝政則編入後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後傳，較有斟酌。

　　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為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

　　至馬令、陸遊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為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

　　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仿尚書世紀之名，最為典切。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

　　漢書乃盡改為列傳（按班固傳：改世家為列傳，系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

　　晉書於僭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符、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

　　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

　　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

　　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仿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

　　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錶，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為明析。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評，殊屬贅設也。

　　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

　　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

　　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

　　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

　　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

　　金史宗室、交聘二表。

　　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

　　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

　　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熊方有後漢表，李燾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為詳贍。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

　　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曆志則本於律書、曆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

　　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

　　後漢書改地理為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

　　三國無志。

　　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

　　梁、陳書及南史無志。

　　魏書改天文為天象，地理為地形，祥瑞為靈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

　　齊、周及北史皆無志。

　　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並撰者。其藝文則改為經籍。

　　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

　　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

　　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

　　惟遼史增營衛、捺砵、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

　　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

　　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迹也。（說見陔余叢考）其專記一人為一傳者，則自遷始。又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為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遊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

　　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

　　惟貨殖一款，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

　　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

　　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

　　晉書改循吏為良吏，方術為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

　　宋書但改佞幸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二凶：劉劭、劉浚）

　　齊書改文苑為文學，良吏為良政，隱逸為高逸，孝友、忠義為孝義，恩幸為幸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

　　梁書改孝義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

　　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

　　後魏書改孝行為孝感，忠義為節義，隱逸為逸士，宦者為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

　　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

　　周書增附庸一款。

　　隋書改忠義為誠節，孝行又為孝義，余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玄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於卷末。

　　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偽一款。

　　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

　　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為二，亦附卷末。

　　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款。

　　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為死節、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刱（創）也。

　　宋史增道學一款及周三臣傳，余與前史同。

　　遼史改良吏為能吏，余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

　　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為世戚，文苑為文藝，余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

　　元史增釋老，余亦與前史同。

　　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閹黨、流賊及土司傳。

【二更】這個學期正好在學中國史學史，讀的書是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和白壽彝的《中國史學史》。一個是上個世紀京都大學的教材，一個是中國現在大學歷史系史學史課程的通用教材。在這裡依據這兩本書介紹一下：

首先要明確兩個問題：

第一，不能簡單的將正史劃分為「前四史」和後二十史。這一點如@蘇沉船所說。這種劃分法有兩個不妥，一是前四史中也是評價不一，《史記》《漢書》的優劣是史學史的一樁公案，「班馬優劣論」；《後漢書》能否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也是眾多史家質疑的地方。二是後二十史中更是高下相懸，判若雲泥，有不同史書評價不一的，《金史》《宋史》同為元朝所修，但後者歷代都被批評得相當厲害；也有同一部史書不同朝代評價不一的，如《舊唐書》，宋至於清以此書直追《漢書》，清代則尊《新唐書》貶《舊唐書》為泛濫繁複。雖然越簡單的劃分越容易理解和留下深刻印象，但簡單的劃分往往會出錯。

第二，要考慮「前四史超越後來的正史」這個論斷是誰下，@琅邪楊文理提出現代人這麼認為是崇古思想。但這個論斷並非現代人下的，唐代開始就有史書的「古文運動」，到了宋代發展到極致，史書撰寫都刻意模仿班馬，至於清代全面總結史學時期，四庫館臣們對於前四史的評價到了「猶詩至於李杜，書至於鐘王，畫至於顧陸」的程度，現在史學史的評價延續自清代。清人給予前四史如此之高評價的原因是什麼？這可能是問題的關鍵。

上課了，持續更新。

1、從唐代史學的古文運動說起

很多人都知道唐代有著名的古文運動，所謂「唐宋八大家」，就是指古文運動的傑出代表。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被人稱為「文起八代之衰」，他對於自魏晉以來駢文流行的文壇具有革命之功。但應該很少有人知道，韓愈也是一位史家，他編纂過《順宗實錄》，這是一部不用駢文而用古文書寫的實錄體史書。韓愈這種改寫，上追姚察姚思廉父子的《梁書》《陳書》，下啟歐陽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歐陽修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從《後漢書》開始，為了概括史料，同時也有作者（范曄）炫耀文辭的因素，開始對史料進行文句改寫，史學文體以駢文為主。比如《後漢書·西羌傳》中，有一句「乃渡河湟，築令居塞」，但實際上令居離湟水很遠，他這麼寫純粹就是為了押韻。

到了姚察父子時期，開始有意識的效法司馬遷和班固，用散文體還原史料的原貌，這是史學古文運動的開始（比文學上的古文運動還要早）。

2、宋代古文運動的影響

宋代文學上的古文運動進入全盛時期，對於史學也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以至於歐陽修用古文全面改寫《舊唐書》《舊五代史》，在上表中稱「其事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多採用小說逸聞，其實就是歐陽修想效仿司馬遷那樣用自己的語言將史料生動鮮活的展現出來。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稱：「伴隨著古文的發展，使用司馬遷、班固那種史書撰述方法，即使用古文義法的做法，與將以往繁複資料予以簡單縮寫的做法發生了合流。」

更為明顯的變化是《資治通鑒》，這部史書恢復了自《晉書》以來斷絕的一家著述的做法。這部史書比歐陽修的《新唐書》《新五代史》更為復古，它試圖恢復到《左傳》的史體。

到了南宋時期，一個不可不提的人物是朱熹。他在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影響下，作了一部《通鑒綱目》，在全面認可《通鑒》對於《左傳》效法的同時，更進一步試圖恢復到《春秋》的編撰史體上，《通鑒綱目》是復古主義發展到此時期的頂點。

與此同時，朱熹的思想對於元至明有著巨大的影響。自元代延祐復科，朱熹思想懸為令甲，可以說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表。

明初，宋濂等人在編修《元史》時，在《凡例》中說：兩漢書體例，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尚書》《春秋》之義。《後漢書》屬於得附驥尾。

在這時期，無論是文學性，還是史學性，《史記》《漢書》《三國志》的整體評價都在《後漢書》以降的史書之上。

3、明代前後七子的古文運動

明代雖然有對朱子思想的反動，但是中後期開始又發生了前後七子的古文運動，他們的口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對於秦漢古文的推崇，直接影響到了史書上的評價，成書於「秦漢」的《史記》《漢書》在文學地位上遠高於後來者。

明代後七子之一，古文運動的主力幹將王世貞，他又進一步提出應將「實錄」列為古文著作的一個特點，在他的《弇州史料》中集中表述了這個觀點，於是《三國志》的地位也得以抬升。王世貞是後來清代桐城派的源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運動的中堅力量，因此他們對於各部史書文學性的態度，也影響到了今天人們對於各部史書文學性的看法。

有空再更史學性方面的內容。

熱門答案里的這句話：
「前四史好就好在都是單一作者，前後你讀起來不會磕巴，一看就是一個人的意志，是把一個大時代濃縮到一個人身上，然後他再表達出來，當然牛逼。」
這是一道改錯題啊，以下哪部史書是單一作者：
1，史記；2，漢書；3，後漢書；4，三國志。

「我覺得另外一個可提的差別是，唐以前諸史家，除班固外，（狹義的）文人氣質都比較濃郁。司馬遷與魏收人格高下固然相去極遠，但都是頭角崢嶸之輩。而到唐時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葯諸人，則大抵是儒臣人格了。當然這也可以看作是官修正史體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個性太強之人自然被淘汰出去，或者不得不收斂起來。「八史」編成後不到五十年，《史通》的作者劉知幾在史館供職，就呆得苦悶異常。」

四庫館臣比較新舊《五代史》說，「有《薛史》以綜事迹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嚴」，這個評價可稱精當。但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春秋筆法什麼的大家也不是很關心，材料翔實才是第一位的。「筆削之嚴」遠不如「事迹之備」來得重要。所以歐陽修雖然文章做得好，但在搞歷史的人眼裡，它的價值是不《舊五代史》的。

作者：yinan li
鏈接：為什麼前四史的水平遠高於後面的史書？ - yinan li 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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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二十四史》（以其昏昏系列之一）作者：凹凸天空（天涯） @南郭劉勃（新浪）

司馬遷被譽為中國史學之父。許多治史的原則，都是司馬遷提出的。不過這些原則，他自己就常常做不到，——正如亞里士多德雖然是邏輯學的創始人，但老亞的文章，不講邏輯的地方也正多。司馬遷是太了不起的文學家，因此創作的衝動常常壓倒對史實的尊重。大概說，春秋時的歷史，若《史記》與《左傳》不同，我們多取《左傳》的說法；漢代的歷史，《史記》與《漢書》有差別，也往往是《漢書》可靠。但這並不影響《史記》的偉大，或許，這該算司馬遷又一項偉大之處。

　　《史記》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是極好的散文。父子執手流涕，以史書相託付的場面，尤其感人至深。古代史學往往是家傳，這種父親草創，兒子竟功的史書編纂過程，是常有的現象。《史記》之後，最著名的自然是班彪、班固父子著《漢書》。此外如姚察、姚思廉父子著《梁書》、《陳書》，李德林、李百葯父子著《北齊書》，李大師、李延壽父子作《南史》、《北史》等等，也是如此。

　　從文化人格的角度看，班固遠不如司馬遷有魅力。文人脾氣發作的人，瞧不起《漢書》的從來有不少。其實讀書稍微認真一點，就不能不佩服班固治史的功力。尤其志書和史表，成就更是司馬遷所不能比的。
　　單就文章而論，班固也未必不如司馬遷。只不過豐瞻詳密的文字，不如司馬遷揚才露己，因此不那麼打眼。細看下來，也許會覺得很多地方，《漢書》更堪咀嚼。古人以《漢書》下酒，是很聰明的辦法，因為《史記》似乎更適合看了發酒瘋。
　　班馬優劣的爭論，自從這兩部書都問世以來就沒停過。支持太史公的當然要多一些（尤其是唐以後），但似乎要直到批判封建倫理了，才呈現出一邊倒的局勢。其實馬班就如同李杜，可以各有所偏愛，但誰更好一些，還是不要有定評的比較好。

　　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是，如果賈環作《紅樓夢》，不知道會寫成什麼樣子。范曄是大家族的庶子，身份正與賈環相類似。當然脾氣完全不同。范曄是很愛玩個性的人。一個有名的例子是，給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辦喪事的時候，他居然拿輓歌下酒（古人的下酒菜就是豐富），開懷暢飲起來。范曄琵琶彈得好，宋文帝想聽，但他就是耍酷不彈。逼得宋文帝只好親自唱歌，才求他伴奏了一曲。范曄這樣的脾性，後來居然也學人家搞政變，被殺頭當然是免不了的。

　　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云：「吾雜傳論，皆有深意精旨。至於《循吏》以下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氣魄如此，簡直就是劉宋時的李敖。這樣自命不凡的人物，當然傾向於不信鬼神。范曄的這一點，很為今人稱道。不妨順帶一提，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無神論者范縝，就是范曄的侄孫。

　　范文瀾在《中國通史》里批評范曄，說他著史而不作《食貨志》，乃是避難就易，我以為也實在冤枉了他。范曄是十足的文人，不比馬克思主義史家特重經濟史。沒有《食貨志》，大概是他就沒覺得這玩意有什麼談頭，而不會是明知重要，卻有意不寫。——范曄被殺頭時，他的合作者謝儼畏禍，把《後漢書》的志部分給毀掉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後漢書》的志，是後人拿西晉司馬彪的志補的。

　　陳壽的《三國志》尊曹魏為正統，歷來的史家為了這點爭得一塌糊塗。不過今天我們已經可以不管它。

　　東漢末的王允說，漢武帝不殺司馬遷，致使謗書傳世，於是殺了蔡邕。這話諸葛亮一定很贊同，所以他防患於未然，蜀漢乾脆沒有設史官。陳壽雖然本是蜀國人，但著史的時候，卻是採集蜀史的難度最大。

　　本來就常常面對史料不足征的問題，陳壽又過分追求簡潔，所以光看《三國志》，所能了解的三國歷史不免有所局限。差不多和范曄同時的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補充了許多史料。史學名著往往也有名注，如《史記》的三家注，《漢書》的顏師古注，《資治通鑒》的胡三省注，都是後人讀史時所必讀的。但恐怕沒有誰的注，像裴松之的注之於《三國志》那樣重要。

　　《三國志》似乎是前四史里比較平淡的一部。像我這樣毫不專業的人讀《三國志》時，最佩服的居然是羅貫中。因為關於同一個人物，裴注里搜集的史料常常不但互不連屬，而且自相矛盾，羅貫中作小說的時候，卻能將之熔鑄於一爐，塑造出一個完整自洽的性格來。對小說家而言，這實在是一種很了不得的功夫。

　　往後的史書，除《明史》看得稍多，其餘都只東張西望的瞄過兩眼。下面的介紹，主要就是依據白壽彝《中國通史》的序說部分，和各部正史里史書作者的傳記。

　　二十四部正史成書的順序，並不與歷史上朝代的先後相同。譬如後漢在三國之前，《三國志》寫成卻比《後漢書》早一百來年。關於兩晉南北朝的史書，較早完成的有三部：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魏收的《魏書》。

　　這三個人里當然是沈約名聲最大，學文學史的時候，總要提他的「四聲八病」和對劉勰的提攜。沈約自幼立志，是要寫一部晉代史。他在《晉書》上花費了二十多年的心血，而於《宋書》則投入不多，不過一年時間就定了稿。但現在他的這部《晉書》和他自謂「入神之作」的《四聲譜》都已湮滅不存，只有《宋書》流傳至今。書籍傳世，常常也並非優勝劣汰，殆亦有幸有不幸焉。

　　沈約作《宋書》，多利用徐爰作的紀傳和何承天的志。何承天是有名的科學家，中學歷史書上都會提到。《宋書》的志歷來頗受重視和好評，而又以天文、律曆志為特出，大概很多是何承天的功績。

　　劉宋時候的風氣，談事情的時候特別喜歡上溯源流。連三國兩晉時候的志，都有賴《宋書》補足。《宋書》的樂志，詳細到記錄下歌詞和曲調；然而卻沒有刑法和食貨志。大概也是和沈約個人的偏好有關。

　　沈約是很講究門第的人。士族裡有人把女兒嫁給庶族人家，在他看來這和人獸交配也差不多，所以要皇帝把此人「禁錮終身」。梁武帝代齊，沈約參與策劃。後來沈約得病，他認為是因此遭了天遣，於是讓道士「奏赤章於天」，說這事和自己無關。梁武帝為此很惱火，沈約於是嚇死了。

　　和沈約差不多同時的蕭子顯，作《南齊書》。他是齊高祖蕭道成的孫子，作史的人怎麼為祖宗吹牛，此書提供了典型案例。他雖然是很多歷史事實的親歷者，但以齊的宗室而在梁朝做官，不免忌諱太多。很多記載還不如後來的《南史》詳備。

　　魏收大概是二十四史的作者裡面名聲最壞的一個，——但也有可愛的地方。此人弄戟不成，轉而作文，又恃才傲物，不拍權臣的馬屁，卻挑剔人家文章寫得不好，倒是有點像《圍城》里的董斜川。魏收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頭上換了九個皇帝，北齊時開始作《魏書》。

　　北齊文宣帝高洋雖然對魏收說過：「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但高洋這人，是個頗具行為藝術家氣質的殺人狂，他的保證可誰也不敢當真。更早的時候，高歡也曾對魏收說，「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這話看怎麼聽，是重視，也可以當作威脅性的暗示。魏收寫魏末事多曲筆，實在也不奇怪。

　　其時門閥制度興盛，每每朝代更替而世家大族巋然不動。《魏書》往往將一家人寫進一篇傳記，有的傳至於列舉傳主家人達66人之多。《魏書》一問世就飽受攻擊，和此點也大有關係。很多大家族覺得自己受到了輕視，鬧到皇帝跟前，搞得《魏書》不得頒行。於是「穢史」之稱，幾成定論。然而此書史料價值很高，不同版本的魏史只有他流傳至今。一些考古發現，也證明了他的記載很精確。
　　清四庫館臣論《魏書》：「魏、齊近世，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然不能一一如志，遂嘩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無一字之私。但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說，無乃已甚之詞乎！」

　　魏收作《魏書》，自然以元魏為正統，大罵南朝是「島夷」，很多地方提起，語氣都有些不屑。但骨子裡北方對南方文化普遍還是有自卑感的。刑子材罵魏收抄襲南朝的任昉，魏收不能反駁，只好回罵，丫的你還抄沈約呢。這種互相揭短的對罵，大約最能令看客們過癮。當時南北一度通好，魏收出使梁朝，抓緊時機買了幾個江南的丫環，蓋政治上不妨自傲，但江南金粉，究竟非北地胭脂可比也。

　　中國是有盛世修史的傳統的，——現在國家花大價錢修清史，大概就是要用修史，來反證現在是盛世。唐初修成的正史，計有八部。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說：

　　惟有一明顯之分野最當注意者，則唐以前書皆私撰而成於一人之手，唐以後書皆官撰而成於多人之手……（太宗）大開史館，置員猥多，而以貴官領其事。自茲以往，習為成例，於是著作之業，等於奉公，編述之人，名實乖迕。例如房喬、魏徵、劉昫、托克托（挖土按，即脫脫）、宋濂、張廷玉等，屍名為某史撰人，而實則於其書無與也。蓋自唐以後，除李延壽《南史》、《北史》，歐陽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餘諸史皆在此種條件之下成立者也。（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發》，華師大出版社，p23~24）

　　唐初為正史修撰的一個重要轉折，殆無疑問。但梁任公行文振聾發聵，有時不免誇張了些。譬如唐以前的史書比較精確的講，應說是一人主撰，而非「成於一人之手」，——前四史里就只有《三國志》符合成於一人之手標準。唐初八史里，非特《南北史》，《梁書》、《陳書》、《北齊書》也都是父子相傳寫成，顯然這更近於唐以前著史的傳統。魏徵總監諸史的修撰，花費的心力確實不少，也與後來的劉昫、脫脫僅為掛名的情況大不相同。

　　我覺得另外一個可提的差別是，唐以前諸史家，除班固外，（狹義的）文人氣質都比較濃郁。司馬遷與魏收人格高下固然相去極遠，但都是頭角崢嶸之輩。而到唐時令狐德棻、姚思廉、李百葯諸人，則大抵是儒臣人格了。當然這也可以看作是官修正史體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個性太強之人自然被淘汰出去，或者不得不收斂起來。「八史」編成後不到五十年，《史通》的作者劉知幾在史館供職，就呆得苦悶異常。

　　唐初修史，第一個要提的人物是令狐德棻。是他首先向唐皇提出了搶救文化遺產的建議。搶救的對象分兩部分，一個是古書圖籍，一個是採訪動員周、隋時老人，記錄下他們的見聞。唐初史書，「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經過討論，定下來要寫《晉書》、《北齊書》、《周書》、《梁書》、《陳書》和《隋書》六部史書。下面一部一部的說。

　　《晉書》。參加此書編撰的，多達二十一人。多人修史的毛病，它也基本犯齊了。有傳與傳自相矛盾的，有一件事寫上兩遍的，有某事稱見某某志，而晉書實無此志的。當然，編的差的史書，往往倒包含的史料豐富（後來《宋史》、《元史》均是），《晉書》又不曾為清代那批牛逼得嚇人的學者十分關注，所以若把它作為研究對象，或者倒不至於有「崔顥題詩在上頭」的感受。
　　唐太宗親自為《晉書》寫了四篇論贊，因此這部《晉書》題為「御撰」。其中論王羲之的那篇，我在好幾本文選里都讀到過。太宗皇帝是王羲之的追星族，狠誇自己的偶像之外，除了對鍾繇還稍客氣，把其餘的書法名家都大大挖苦了一通。他罵人時的一些比喻，刻薄而富於想像，有錢鍾書的風味。
　　唐以前晉史已經號稱有十八家，實際還不止此數。這部《晉書》問世，其餘的晉史就都逐漸消亡了。是不是這部《晉書》就一定是寫的最好的？不知道。要是沒有這部官方發行的晉書，其餘的晉史是不是就或許能流傳至今？自然也不知道。

　　《北齊書》的作者李百葯，他父親李德林做過北齊的大官，他因此能知道很多第一手的資料；他寫作此書的時候，距離北齊滅亡時代已遠，他自然也沒什麼顧忌。此書很多地方是口語化寫作，語言生動活潑；又由於北齊的皇帝都是軍隊里出來的紈絝，對他們的描寫於是更成了痞子文學。可惜此書亡佚得厲害，今存已不足20卷，但從《北史》和《資治通鑒》的轉述里，也隱約可以窺見其風貌。
　　李百葯比較關心科技，像纂母懷文怎麼給宿鐵刀淬火的細節，換到姚思廉那裡，很可能就不會寫。但李百葯又很迷信，——古時重視科技的人往往迷信（可以從墨子開始算起），現在信法圈功的人士里很有幾個科學家，也算其來有自。他記錄天命、報應之類的興趣，搞得總監諸史的魏徵實在受不了，不得不在他的帝紀後面又寫了一篇總論，加以匡正。

　　唐太宗大開史館修史，自然有其意識形態上的目的。南北朝這段歷史，以北周的狀況，最為唐王朝重視。唐代隋，隋代北周，有很明顯的一脈相承的關係。而北周、隋、唐三代皇帝的祖籍，又都出自關中武川（雖然李家有些可疑）。《周史》由作為諸史主編（「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的令狐德棻親自操刀。此書的「政治正確」，自不待言。
　　令狐德棻視野開闊，北周立國僅二十五年，滅北齊之前，地亦僅西北一隅。而《周書》從宇文泰擁立西魏文帝寫起，又對東魏、北齊及南朝梁、陳的重要史實均有簡要敘及。他剪裁史料的功夫，也很被稱道。
　　官作得大，則不能推託的人情也就較多。人情佳傳的問題，諸史皆有（《史記》里也有幾篇似有嫌疑），而以《周書》較為突出。令狐德棻顯然很以自己的家族為榮，他為自己祖父令狐整所作的傳記，羅列起官爵、門第來滔滔不絕，自鳴得意之氣，撲面而來。

　　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言下似有隱痛。儒生們大概不少是以擁有實際操作的能力為恥的。不懂科技者，還不妨將之引為談資，或者居高臨下的給幾句嘉許；懂得的，反而成了心頭的瘡疤，觸碰不得。從家學上說，唐初這幾位史家裡，姚思廉和理工科最接近，——他祖父姚僧垣是一代名醫。但姚思廉的《梁書》、《陳書》里卻對科技最漠不關心，至於祖父「知名梁武代」乃是因為醫術，更是絕口不提。
　　一般認為，姚思廉是《梁書》和《陳書》最主要的作者，但姚思廉把著史的業績，大抵歸功於自己的父親姚察，稱自己的工作只是「稍就補續」。《梁書》不長，《陳書》則是二十四史中最短的一部。姚氏父子都曾在陳朝為官，著史時很多當事人還在世，不免有所避忌。
　　就文筆而論，姚思廉是學習司馬遷學得較好的一個（連姚察臨終前，將著史的事業託付給兒子的細節，和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會於河洛之間的情景，都十分相似）。當時的風氣，史書論贊多用駢文，但《梁書》、《陳書》的「史臣曰」卻是用散文寫的。有人認為，早在韓愈之前，姚氏父子就開了古文運動的先河。

　　《隋書》的撰著者陣容比較強大。總其事者魏徵，其下是顏師古、孔穎達（這二位據說是多數紀傳的作者）這樣的大學者。但書的質量卻平平。隋代的史料損失慘重（唐武德五年，將隋在洛陽藏書運往長安，在三門峽翻了船，圖書留下的不過一二成），著史談到有些問題，只好徑稱「史失其事」。本書的編次，也有不妥當的地方。存在的許多問題，與《晉書》類似。
　　唐初的幾部官修正史，除《晉史》外本來都沒有志。編寫隋書的志的時候，將其餘梁陳齊周的志也補齊，稱為《五代史志》。五代指梁陳齊周隋五個朝代，和後來的殘唐五代自然沒有一點關係。這部分內容後來都編入了《隋書》中。

　　當時實際上修成的史書，比原計劃多了兩部，就是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當時史館裡，李延壽年紀不大，地位也低。小鬼難當，他自然忙得得很，《隋書》、《五代史志》等幾部屬於國家重點文化工程的史書，著作者名單都能找到他的名字。史館的本職工作李延壽完成得不算壞，但另外一件事顯然更讓他興奮和忙碌，那就是大量抄書。南北朝的幾部斷代史里所沒有採錄的史料，尤其是雜史小說之類，李延壽前後抄下來的總共有1000餘卷。他一輩子仕途平穩，沒倒霉，但也沒發過財，因此雇不起小秘，所有這些謄抄工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班固著《漢書》以來，斷代作史，已成慣例。但照這個法子來寫南北朝史，實在有不合適的地方。一個個朝代太短命，就很難將某人歸為某代；而南北對峙，又各自尊大，你稱我索虜，我叫你島夷，以某一方的立場著史，則不免失實。李延壽心裡，對幾朝歷史分頭編纂的辦法，是不滿的。但政策已定，他不能反對，於是就要另編一部出來爭勝。值得稱道的是，作為六史主編的令狐德棻對手下這種和自己抬杠的作法不但沒有打壓，還對李延壽的作品頗為讚賞，然後《南史》、《北史》才正式進奏於朝廷。
　　《南北史》好處，首先是簡明清晰。這兩部史書當時雖然不大被人稱引，但後世卻流傳最廣。到宋時《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已都有殘缺，倒要靠李延壽的書來補足。司馬光對李延壽十分讚賞，在一封私人信件里，隱然有推他為陳壽之後第一人的意思。
　　唐初重閥閱，高門大姓對自己的家族固然津津樂道，寒微人士，也愛講自己祖上曾闊過。李延壽把自己的家譜，一直數到帝高陽氏那裡，其上溯之遠，僅次於自稱少皡金天氏之後的沈約。屈原自稱「帝高陽之苗裔兮」就已不可考，李唐時再講這個話題，實在有點搞笑的意味。當然，認祖宗笑話鬧得最大的魏收，他自稱是西漢初魏無知的後代。漢初到北齊相隔七百餘年，魏收從無知排到自己，居然只排了七代人，也實在是「無知」得可以。

　　記述唐、五代史的正史四部，照成書順序排，《舊唐書》（公元945年）、《舊五代史》（974）、《新五代史》（1053）、《新唐書》（1060）。

　　兒皇帝石敬瑭倒是很關心文化建設，他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己亥稱帝，同年閏十一月甲子（怎麼用干支紀日我不懂，誰給解釋一下）就詔令宰相趙瑩監修國史。到945年成書的時候，宰相換成了劉昫，於是他撿了便宜，現在提到《舊唐書》的撰者，首先說起的往往倒是劉昫了。
　　945年是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貴當皇帝。石重貴以向契丹稱臣為恥，這本來可算是有骨氣，但他外交手段實在太不高明。於是後晉和契丹之間交戰不斷，《舊唐書》成書兩年之後，契丹就攻入汴京，大打其草谷。經此浩劫，此書居然能完整的保存下來，也可說僥倖得很。
　　宋初的學者，對這部成書於離亂之時的史書似乎不大待見。曾公亮的《進新唐書表》：「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因此重新作出一部新的唐史，實在也是必然的。
　　《新唐書》最重要的作者是歐陽修和宋祁。這二位的文學觀念我們都熟悉，他們著史有行文簡潔的優點，自然是理所當然的事，——但也有矯枉過正的地方。宋祁因為自己年輕時喜歡過駢驪文字，所以後來他對這類文章的憤恨，反而來得特別突出。而唐朝人卻是愛用對偶的，因此一些重要的奏章詔書，都被他刪掉了。明嘉靖時重印《舊唐書》的序文里，就很有以為《新唐書》多此一舉的意思，所謂「奈何宋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睹唐朝一詔令」雲。
　　新舊《唐書》所依據的史料，有很大的不同。《舊唐書》編纂時，天下兵荒馬亂，自然不能大範圍的搜羅史料，但石晉距離唐覆亡時，相隔不過三數十年，故老舊人在世的尚多。吳兢、韋述的《唐書》和唐諸帝的實錄等原始材料徵引起來，也十分方便。到歐陽修、宋祁那裡，上述著作就都不存了。但其時承平已久，很多散佚的文獻，逐漸出世，這些卻都是劉昫等所不能見到的。新書的《藝文志》與舊書的《經籍志》比較，即可知二者可參考的資料，多寡相去實不可同日而語。

　　上面抄書太多，不免沉悶。岔開說一位神仙姐姐，就是號稱美少女武俠宗師的滄月小姐。滄月宗師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哭，考試是一點也僥倖不得的，為了高考，我硬生生看完了《戰國志》（挖土案，《戰國策》？《三國志》？），《新唐書》等容易出題的古書——再哭，結果當年古文部分選取得偏偏是《資治通鑒》裡面的片斷……

　　《戰國志》什麼的不管，《新唐書》的篇幅在全部二十四史中列第三，計225卷，三百六十九萬字，要看完可實在是浩大工程，我還真不知道有人是這麼準備高考的。而一旦《新唐書》真看下來了，那高考水準的古文還不玩似的，就更難想像考個《資治通鑒》還要一哭再哭。何況，照我的愚見，《新唐書》和《通鑒》遣詞造句，很多地方還是比較相似的。

　　宋太祖開寶七年，薛居正等撰成《五代史》，後來歐陽修嫌他不合「春秋筆法」，又以個人身份重寫了一部。為示區別，前者稱為《舊五代史》，後者稱為《新五代史》。歐陽修這本流傳要廣得多，《舊五代史》到明初就絕版了。今天我們還能讀到它，多虧了那部規模大得當時沒法刻版印刷的《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有一個極為可貴的特點，就是它所引的各項材料，完全據原書整部、整篇、整段的抄錄，一字不改。《舊五代史》的內容，分散在《永樂大典》各條之下，拼湊起來，居然幾乎仍可窺其全貌。於是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的時候，又把這部書從《永樂大典》里輯出。編《四庫》是不是文化浩劫，這個問題爭論不少，但僅就此點而言，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功績。明亡時《永樂大典》正本已不存，四庫館臣所能見到的，已經只是一個殘缺了2400多冊的副本，而到了清末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副本也幾乎全毀。現存的《永樂大典》殘卷，和《舊五代史》相關的，不過一百一十六條（據陳尚君《&<永樂大典&>殘卷校&<舊五代史&>札記》）。如果當時他們沒有做這個工作，今天我們就只有徒呼奈何了。
　　四庫館臣比較新舊《五代史》說，「有《薛史》以綜事迹之備，有《歐史》以昭筆削之嚴」，這個評價可稱精當。但對今天的我們而言，春秋筆法什麼的大家也不是很關心，材料翔實才是第一位的。「筆削之嚴」遠不如「事迹之備」來得重要。所以歐陽修雖然文章做得好，但在搞歷史的人眼裡，它的價值是不《舊五代史》的。

　　蒙古人為前朝修史也算熱心，世祖中統二年（此時尚在蒙古建元之前），就計劃為遼、金兩國修史，總領此事的是耶律鑄。耶律鑄是耶律楚材的次子，也是元初的一位名臣，但和《神鵰俠侶》里的耶律齊顯然沒什麼關係。《神鵰》是金庸有歷史背景的小說里，史實考訂最荒疏的一部。讓耶律鉉、耶律鑄兄弟人間蒸發，另安排出二子一女來，本來也沒什麼。但老金名字實在起得太差，耶律楚材自己字晉卿，斷沒有再給自己的大兒子起名耶律晉的道理。
　　遼、金二史在耶律鑄手上沒什麼進展，之後拖拖拉拉，一直到元代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的時候，脫脫擔任宰相，才算正式開工。這之間大概80年的時間，所做的事情，就是為遼、金、宋三國，究竟該尊誰為正統扯皮。
　　中國史學史上，正統之爭，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在漢人看來，三國中以宋為正統，應該沒什麼疑問。但蒙古人以異族入主中原，自然不甘把同為少數民族的遼、金僅放在「載紀」或「世家」的地位上，於是爭執不下。幸虧脫脫頭腦靈活，定下了三史平等對待，皆為正統的大政方針，不然這三史的修撰任務，就只好都拖到明朝了。而一旦開工，完成得倒快，不過兩年半時間，三部史書就全部結稿。
　　脫脫上台之前，執掌元朝廷大權的，乃是伯顏（和滅南宋的伯顏當然不是一個人）。伯顏鼓吹蒙古人的民族意識，大搞類似「去中國化」的運動，搞得朝政舉步維艱，——《倚天屠龍記》里寫到的，要殺盡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荒唐政策，就是他的主意。脫脫新官上任，「舊政更化」，要以「儒術治天下」，自然忙得焦頭爛額。三部史書編纂，他其實沒空親自動筆，但他拿江南三省的前南宋學田錢糧作為修史費用，卻是解決了經濟基礎的問題。現在拍部電視劇，出錢的人掛個編劇或副導演的名，也不稀奇。三史撰人都題為脫脫，那是自然得很。
　　和朋友聊天時，說起元末三史哪部編得最好。很多人想當然的以為是《宋史》。其實宋史最大的長處就是長，496卷500多萬字名列二十四史第一。至於編次，則以繁蕪雜亂出名，自然，原始史料保存得是多的，從今天的角度看來，編得差未必不是一項長處。
　　因為間隔太遠，文獻散失太多，《遼史》編纂，不免時時面對資料匱乏的問題。三史中公認水平最高的，乃是金史。清代趙翼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
　　金史所以能編得好，為《神鵰俠侶》寫主題歌的元好問也必須要提一下。女真族確實是吸收漢文化效率相對較高的民族，被蒙古人打得狼狽的時候，「國亡史作」的觀念已是很多金國知識分子的共識。元好問他們那時就在整理史料上花了大功夫，給元末的金史編纂，提供了很好的依據。

　　從很多方面看，《元史》和《明史》都處於兩個極端。金庸在《射鵰英雄傳》的後記里，提到過《元史》和它的主編宋濂：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號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學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個月就編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命他續修，又只六個月就馬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歷六十年而始成書，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無怪後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單是從宋濂題畫、隨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錯誤百出。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這番話，大概代表一般傳統歷史學家的意見。但換一個研究角度，則就會有不同的意見。元史成書倉促，錯誤很多確是事實，但也因此它很少帶上修史者的意見和判斷，較多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比如元史的本紀部分，除順帝一朝外，它依據的是十三朝的實錄，而現在實錄已經不存，全靠《元史·本紀》才保留下部分內容。《劍橋中國史》元代部分的作者之一，牟復禮教授就認為，《元史》「作為中國標準正史的這些缺陷已經被它的其他價值所抵消」。而相比而言，《明史》倒顯得「過於精心編纂」了。

這問題本身恐怕不成立。

譬如《明史》，現下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被噴得滿頭滿臉，但就其編撰水平而言，不說數一數二，至少也是數三數四。

前四史是私人修撰，帶入的自然是私人意氣。司馬遷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於衛青、霍去病更是不吝眼藥。陳壽作為《史通》曲筆篇的典型人物，索米作佳傳，誹謗諸葛亮父子也算是千古公案，現下看，至少以私怨黑諸葛瞻這口鍋跑不掉。一切歷史皆當代史，以個人意志修剪歷史，以國家意志修剪歷史，一樣的修剪，又相去幾希？

又，私人修撰，人力所限，搜求異同自然不及官方修史，當然，虛應故事搞政績工程除外。譬如《三國志》，若沒有裴松之注釋，會亡佚多少歷史信息？再從結構看，《三國志》於典章制度、天文地理等一概付之闕如，真是徒有虛名，何志之有？就正史標準而言，充其量不過是個半拉子爛尾工程而已，以至於乾嘉學者還在打補丁擦屁股。再看史記，其於先秦歷史之記載問題多多，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基本推翻了史記有關蘇秦、張儀之記載。西晉汲冢出書之《竹書紀年》亦多與史記相左，因此，司馬遷於先秦史之記載是很值得商榷的。

前四史當然有其矯矯不群處，但盲目崇拜，恐怕還是國人弗古情節發作而已。

這個問題太沉重了，在知乎估計是沒人能夠解答的。
二十四史，現在也有二十五史一說，這些皇皇巨著要通讀完，那得是何等的人物啊。
這種人物，知乎上我可不保證有，就算有，亦不一定會來這個問題底下答。
以上是背景。

就我本人來說。我並不認為前四史的可讀性絕對高於之後的史學著作。
我看過《史記》、《漢書》、《晉書》，都還沒看完，《資治通鑒》相對來說，看的反而較多，到了三國時代。而最多的是《續資治通鑒長編》，仁宗、英宗、神宗部分一直在看。

前四史的確精彩，司馬遷本身文采斐然，妙筆生花，又具有當時最頂尖的考據能力，再加之各大史學家的材料，筆下自然生花，但若要論真實性，未必是千真萬確的，《漢書》同樣如此。但這本身也無礙，記錄歷史嘛，在還原人物的同時，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升華。前四史就類似電影，時間不長，故事卻緊湊飽滿，說理通透，言之有物，對故事有取捨，對人物有雕刻，或許不一定真實，但確實經典。

後面的《晉書》則有點像偶像劇。文采是好，駢句寫的是華麗無比，就像劇里的花樣男女；怪力亂神的故事，就類似於狗血的劇情，確實顯得荒誕了些。

但是再到後面，可就不一樣了。《宋史》裡面各類志書，《續資治通鑒長編》裡面各類奏本，簡直可以稱為是歷史的紀錄片，各類大小歷史故事就像真正的畫面一樣在你面前上演。炊餅值多少文，豬肉從哪裡進，失火了怎麼救都清清楚楚的寫在那裡，范仲淹與呂夷簡的爾虞我詐；王安石與富弼、司馬光的明爭暗鬥，還有寇準、王曾、曹利用、張知白、張士遜等等等等，一代代賢臣名將，就這麼展現在你眼前了，不由得你不喜歡啊。

或許在文學性上，確實有所不及，但是我個人覺得並不是在各個方面都不及的。

單論史學價值，史記頗多錯誤，漢書，三國志好了不少。但是文學價值史記確實是很高的，塑造出了一大批像項羽啊，戰國四君子啊，豫讓啊，荊軻啊之類的英雄，俠客。之後的20史，都是官方修史。官方修史，你懂的。

一是因為漢代以前人都很有血性，幹事大氣，鴻鴻烈烈，牛逼轟轟，發生的事情本來就精彩，素材好。（讀史跟讀演義一樣，要戲骨，很多人說三國演義八十回後遜色，很正常，牛人死光了，沒有龍爭虎鬥，儘是狗咬狗了。）
二是史官的血性也在消耗磨滅，寫崔杼軾君那股血性少了。後面的史好多乾脆是政客瞎肌霸寫的，是不是那回事還另說。

新生事物，當權者反應過來之後...

文明肇基與邯鄲學步的區別。

我不知道這個「前四史比後面的史書好」的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比如史記我覺得就是文學性大於嚴謹性，有很多內容都可以討論；比如呂思勉就非常鄙視漢書和後漢書（也許他本人不承認他有這個意思，但是他寫的東西里一直流露這種氣息），他還說班固根本不會寫歷史。所以說哪個史書質量高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判斷。如果硬要有個「大部分人公認」的排名的話，晉書被一般認為是最不靠譜的，一來是因為八王之亂衣冠南渡史料散佚過多，一來是因為歷史淪為政治鬥爭中攻訐政敵的工具。唐書里政治正確的東西太多，比如唐初的很多紀錄因為李世民的那點黑歷史被篡改得厲害。清史稿質量還不錯。史記前面說了不靠譜的地方還是很多的，但是這書實在是太偉大了，而且在司馬遷當時那個情況下（前代史料因為戰爭和焚書損失殆盡，親歷者也死得差不多了，後期作者自己還被閹了）對他提更高要求也不現實。所以史記的評價就沒低過。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要把二十四史都讀一遍吧？
二十四史一向是齊名的，很少聽人說，前四史比後面的更好。

我自己前四史看過不少。其它史書，看過一小部分的《晉書》、《陳書》、《隋書》、《新唐書》，論文辭之優美，寫史之嚴謹，一點都不感覺他們比前四史差。《晉書》房玄齡主編，《隋書》魏徵主編，《陳書》姚思廉、魏徵主編，《新唐書》是宋祁、歐陽修，這樣的作者團隊，還是值得信任的吧？

至於「前四史的水平遠高於後面的史書」的說法，雖然我讀書少，但也可以肯定的說這結論是一點都不靠譜的。

前四史，其實是名聲最盛。如同小說里名聲最盛的是四大名著，然而並非其他作品便都遠不如此四書。二十四史差距是有的，但大半可讀，各有短長，不至於有「遠高於」的差距。
明史當年讀起來感覺最差，然而也不是一無是處。
史記固然千古奇書，豐碑獨立。當代學歷史作歷史的多如過江之鯉，資源工具勝曾經百倍，很可以推敲出一部明史來，但再也難推敲出一部史記來。這樣的史書是史學與文學的巔峰結合，不同於規範化的工具書，作者不同，各有各的風範，也各有各自所處時期的文風、政治等背景的影響，差距是難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