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哪些一輩子只做一件事，而且做的非常好的人？
車洪才：36年編寫200萬字《阿富汗語詞典》
轉載自《人物》雜誌
36年前，國家讓他編纂「阿富汗語詞典」，後來國家忘記了這項任務。
車洪才 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編纂者。
在列印店打了幾份材料之後，車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裝進包里，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進門之後他也不知道該找誰，直到傳達室的人來詢問，他才被告知應該去外語辭書編輯室。編輯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問他：「您要出什麼書？」他說：「出一本詞典，《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沒聽說過。」小姑娘搖搖頭。「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問。「兩百多萬。」車洪才答道。她驚訝地抬起頭，趕忙去找編輯室的主任。
當編輯室主任張文英趕到時，車洪才把列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說明的材料交給了她。她越看越吃驚，突然發現這本詞典在商務印書館是立了項的，但她卻完全沒有印象。最後她跑去資料室查檔案，結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檔案中找到了記錄：商務印書館接全國辭書工作會議的指示，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時間是1978年。
這意味著，到2014年即將出版為止，這部詞典編了整整36年。
被人遺忘的詞典
車洪才的兒子車然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廳里，擺了一個佔據整面牆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藥房裡的葯櫃，上面有一個個的小抽屜，「往外拉能看到裡面是一溜寫滿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時候除了父親沒人能看懂上面寫了什麼，他也不知道父親的工作跟這卡片有什麼關係。
後來，車然又把這些卡片統統搬到了廈門，因為怕丟失不敢託運，只好每次坐飛機帶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這些卡片是車洪才在30多年裡積攢出來的，上面寫滿了普什圖語漢語的翻譯詞條。這幾年天冷的時候，已經退休多年的車洪才就會到廈門兒子家裡住上幾個月，沒事的時候他打太極拳，陪老伴去海邊或者乾脆在家裡看詩歌集。但大多數時候他都對著一台電腦，把卡片的內容輸入進去。現在，這台東芝筆記本電腦是他的「寶貝」，裡面存著他積累的包括5萬個詞條、合計25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為此他曾經做過兩次眼部手術，其中一次是視網膜脫落，早上一起床發現平時個子高挑的孫女怎麼成了一條縫？結果第二天就看不見了。然後就是這些年耳朵也聽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習慣站在左邊跟他說話。
鄰居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喜歡在院子里溜達、有點耳背的老先生即將完成國內第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但事實上，連出版社都忘記了這部字典的存在。
當初負責這部詞典的編輯孫敦漢已經80多歲，他還記得當時有兩個人脫產來編這個詞典，其中一個就是車洪才。「當時沒有規定期限，沒人知道要做多長時間。」
在他的記憶里後來又開過很多次辭書會議，有的詞典又分給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剛結束也比較混亂，加上兩人工作調動的原因，「就漸漸沒了聯繫，出版社也就忘了這回事。」
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國以來學習這種語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長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邊防和海關等。「除了這些人，很少有人會用這本詞典。」車然一直擔心詞典無法出版，他託人打聽別的出版社，甚至考慮過自己出錢完成父親的心愿。
「我不著急，這都等了30多年了。」車洪才說，「我心裡有底，我編的東西的分量我知道。」這些年，唯一關注他的詞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國的阿富汗人，車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麼知道的，「他打電話過來問我的情況，上來先用英語說，然後開始用普什圖語，好像在考驗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這讓他有些寬慰。
天降大任
在車洪才北京家中的書櫃里，大大小小放著他在大使館工作期間和各國政要的合影。書櫃的最深處有一個16開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圖語和英語寫著「畢業證書」，是他在阿富汗喀布爾大學文學院留學後獲得的，那裡是他和普什圖語最早結緣的地方。
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與亞非拉各國的聯繫，與中國建交、半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
這時外交部翻譯幹部數量不足、水平不高的問題日益突出，有幾個新建使館甚至派不出到駐在國的翻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從全國各大院校抽調外語系學生去十幾個國家學習小語種，即非通用語。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念大三的車洪才就是被抽調的學生之一。
他異常興奮，「因為派去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比較多，而當時阿富汗還被劃為資本主義國家，機會很少。」那時候他還不是黨員，他覺得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
剛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學什麼語種，只是被使館臨時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後一起編詞典的張敏。最後決定的人隨手一指，告訴他們：「你們這個宿舍的人學普什圖語，另外的宿舍就學波斯語吧。」
他琢磨著國家派他來是為了取經，那就要儘快把經帶回來。於是沒休過寒暑假，花3年時間學了9個學期的課程，他覺得這是一個「歷史使命」。
回國後他先是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教語言，培養了兩批學生，然後去了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組，其間還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翻譯成普什圖語，「那時候國家對非通用語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調來調去。」他說道。
1975年，為了增加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辭書工作會議決定，準備花10年時間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文革」後期，辭書市場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書店中公開出售的中外文詞典，僅有《新華字典》、《工農兵字典》和《袖珍英漢詞典》等少數幾種小型詞典，收詞也非常少。
「這是個非常光榮的事情」，1978年商務印書館把《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交給了當時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是國家給我的任務，我出國所學的就是為了這一天。」
同時參與編寫的還包括他的助手——從河北文化館抽調來的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他們兩人完全脫產編字典。老同學張敏則利用在國際台普什圖語組工作的便利時常幫忙。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股衝勁，想要把這個事做好。」張敏對《人物》記者說 。
車洪才剛接手詞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國第一本優質的普漢詞典，「可以流傳後世的那種」。他和宋強民都樂觀地認為詞典的完成會在「兩三年之內」。
在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里，他們把能找到的相關詞典都攤在桌子上。宋強民以前學過木工，他給每本詞典都做了個托架，方便閱讀。車洪纔則開始利用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詞典為藍本進行編纂，直接在上面用鉛筆修改。
這個事情沒有任何經費。他們從國際廣播電台借了一台普什圖語打字機，先在紙上打普什圖語，再換英文打字機敲上英文。後來倆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於保存，宋強民就找到了當時西單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的一家印刷廠，廠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腳料，他拜託他們把這些紙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於是就有了統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圖詞語，然後是注音，下面是詞性，最後是釋義。
「小宋爸爸是戲劇學校的領導，小時候抄過戲文，所以他的字也寫得很工整。那真是一絲不苟地寫字。」車洪才感嘆。
他們甚至考慮到了做好以後怎麼印刷，在「文革」的時候外文印刷廠排過一本普什圖語毛主席語錄，有現成的刻好的鉛字，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但好景不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蘇聯扶植的卡爾邁勒政權，中阿關係陷入惡化。他擔心政策會有變化，但還是安慰編字典的同伴：「這個時候應該更需要這部詞典，因為阿富汗的『親蘇』身份使它成為更重要的調研對象。」
結果等了一段時間，他發現沒有人過問這件事。領導從沒來看過他們，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上見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麼。只有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每隔大半年會打個電話過來，詢問一下進度。
命運不受支配
編詞典的工作繁瑣而枯燥。他和宋強民長時間地悶在辦公室里，只能聽見鉛筆「沙沙」寫字的聲音。因為過度聚精會神，眼睛會很疼，「像針扎一樣」。碰到生僻的辭彙，有時候一上午也編不出幾個。車洪才覺得自己就像是電影《李時珍》里的人物，在經歷一個漫長的而沒有盡頭的採藥工作，「編詞典的時候看著外面的樓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們這速度怎麼上不來？」
但在車洪才的夫人學平女士看來，他們的速度已經夠驚人了，她經常去辦公室發現倆人默不作聲地一個譯單詞，一個抄卡片，滿屋子紙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來了。她從不敢打擾他們，因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車洪才的肩膀，結果他像觸了電一樣抖了幾下，「太專註了」。
到1981年，3年時間裡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製的卡片箱里，塞進文件櫃，足足裝了30多箱。
「那時的工作已經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車洪才對《人物》記者說。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領導找他談話，讓他把詞典停一下，「讓我為新設的專業做全國調研」，理由是「總該為院里做點事了吧」。車洪才臨走前把裝卡片的文件櫃鎖在外語系的辦公室里，誰知道一鎖就是20多年。
調研回來的時候已經是1984年的春節，他心想：「這回該讓我編字典了吧。」
結果過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組織開設廣播電視的函授班——這一干就是5年，「趙忠祥都曾是這個班的一員。」結束之後又被外交部借調去巴基斯坦大使館，那時候他已經52歲。這意味著他要從教學工作轉到外交工作，還要在當地學開車，每周都要穿上正裝參加使館的宴會。
他不樂意去，在家躲了3個月沒有回復。外交部幹部司沉不住氣了，車洪才印象很深刻，「我們家那時候都沒有電話，後面傳達室那兒叫我，喊我電話。我想誰打電話找我，結果是外交部的幹部司，哎呀能不能來一趟談一談。」
去了那兒他先是說自己身體不好，「有腎結石血壓高什麼的」，結果外交部醫務室一查沒事，可以去。結果就去了。而他的10萬多張卡片還鎖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辦公室的柜子里。他對此耿耿於懷很久，後來在寫書面材料闡述詞典工作如何停止時，他寫道：「被強行調動，這項工作由此擱淺。」
到了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經常拿一張巴基斯坦當地普什圖語報紙，在上面圈新的辭彙，他想想就心痛，「這麼多人的努力就擺在那裡了。」
他也惦記著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國前曾經發生過一件讓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語系辦公室裝修，他剛好路過那兒，突然發現自己裝卡片的柜子出現在水房，然後滿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戶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處都是。原來工人把卡片櫃中間兩個抽屜卸下來，拿出裡面的卡片，鋪在地上睡覺。
車洪才當時就瘋了，「你們這是犯罪你知道嗎？！」他沖著工人大發雷霆。「我一張一張往回撿，完了以後全部拿回家裡面，女兒幫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認識啊，有的看著像就往那兒擱在一塊。」查到最後還是少了百兒八十張，他很傷心，卡片裝在箱子里，他都不願再看箱子一眼。
1992年4月，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垮台，游擊隊接管政權，中阿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車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沒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覺得可以為詞典搜集資料了。結果沒幾個月，阿富汗內戰加劇，中國大使館人員全部撤離。
撤離之前，大使館中了13顆火箭彈，宴會樓直接塌了，房頂也全是洞，還有一個火箭彈卡在上面沒有炸。車洪才當時正躲在一邊避彈，突然就覺得：「我的命運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國之後，已經沒多少人還記得有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需要編寫了。學院里的領導都已經更換了一批，沒有人聽他的彙報，也沒有人給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遺忘了。「檔案里都沒這段了，」夫人學平說，「那段時間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沒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續
車洪才記得，第一次聽說本·拉登的名字還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關心阿富汗局勢，他分析塔利班裡面應該有正規軍混了進去，「不然不會那麼快控制全國的局勢。」
結果不久之後就發生了「9·11事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拉開了對阿富汗塔利班組織戰爭的序幕，此後自殺性爆炸事件層出不窮，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反恐戰爭」的時代。由於長期在阿富汗作戰，美國政府感到普什圖語人才奇缺，還曾公開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語又懂普什圖語的人才。
這時候，北京廣播學院也恢復了對非通用語專業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車洪才被請過去教授普什圖語。他偶爾會在課堂上提到那本沒編完的詞典，還有鎖在箱子里的卡片，學生們都很驚訝，覺得「不編完可惜了」。
此時中阿兩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普什圖語的需求很大。在甘肅，一個阿富汗人販賣鷹隼，審判的時候沒人懂普什圖語，還專門從北京調了他的一個學生過去翻譯；而一位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頻道工作多年的領導，剛下飛機到了烏魯木齊機場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圍住請他幫忙，因為他們不會填寫出入境表格。
這讓他決心把詞典編完。2008年不再教書有了完全閑暇之後，已經72歲的車洪才叫上原來在喀布爾大學的同學、一起編過詞典的張敏，作為共同的主編來完成這部詞典。「前幾天我還打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他有前列腺炎，說最近還要再檢查檢查。我說不要緊，離死還早著呢，堅持把這個干出來。」
「反正也沒事。」張敏樂呵呵的，「就是想給自己總結總結。」他現在需要把過去總結的詞條重新校對一遍，還要往裡面添加新的辭彙。
為了能讓出版社印刷，他們必須先把卡片上的詞條輸入電腦。張敏不太會用電腦，這事由車洪才來做。一開始總是出事故，不是忘記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圖文軟體和系統不兼容。這個軟體是他在瑞典一個阿富汗人創建的網站中找到的。「他一皺著眉頭從屋裡出來，我就想壞事了，又要重裝系統了。」學平說。
他還讓兒子車然公司的員工幫忙，那時候剛好金融危機，員工閑著沒事，4台電腦五六個員工輪流輸入。「他們主要輸中文和注音，普什圖語還得他自己輸，就這樣他還不滿意，嫌人家錯誤率高。」車然說。
又花了4年多的時間，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經基本完成。車洪才覺得懸了30多年的心終於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詞典比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詞典的累不一樣。搞詞典需要一種韌勁，一種不斷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動搖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鬆，我幹嗎要這麼費勁，不幹了，也就放下了。」他說，「從個人來講，我更願意搞詞典，它有更長遠的影響。外交工作我能做，別人也能做，但是詞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編的，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去編的。」
他另一個編詞典的同伴宋強民2000年前就已經去世，但宋在美國的夫人韋力聽說了他又重新編寫詞典的事，還專門打電話過來詢問，說出版如果需要錢，「我贊助！」她覺得丈夫一輩子做了件有意義的事，就沒有白活。
車洪才說：「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現在沒拿到一分錢，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這個東西，評職稱什麼的都沒用過這個，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務印書館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來頭一次回去，他洗好了頭，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夾克—這樣顯得精神，搭著公交就來了。兒子的擔憂也並沒有出現，張文英女士當場就表示她願意接手詞典。按照合同規定，詞典將會在2014年年內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轉載自《人物》雜誌
日本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田中耕一和中村修二，本來都只是公司普通職員，都上司訓斥和打壓，沒拿到諾獎之前都是三無研究人員，精力幾乎都耗在一個實驗上了，所以常常被稱作是實驗員出身的諾獎得主……
屠呦呦和袁隆平，中國健在的兩位最知名的科學家，一輩子的精力都放在青蒿素和雜交水稻上了，也都是三無難以評上中科院院士。
在科學界這種例子不勝枚舉，都不算事兒，下面我講點大家都熟悉的。
——————————————————
猴年春晚不帶上六小齡童，惹了眾怒。這是最近兩天微博上最火的話題。
虧今年是猴年，六小齡童之前這麼多年快被人忘乾淨了。前兩年老人家批評「胡亂改編西遊記」的時候，還有人陰陽怪氣諷刺他「過氣了」、「博眼球」。
昨天我在朋友圈裡看到一位很對味的前同事，說
「看了六小齡童綵排視頻，覺得被淘汰真是應該，除了轉幾下棒子啥都沒有」。
這話真沒錯，這麼多年猴王的一身功夫，說白了，就是那麼「轉幾下棒子」。
一輩子就轉幾下棒子
1988年六小齡童第一次上春晚的時候，也是接著馬德華的四小天鵝後面，胡亂「轉了幾下棒子」。二十八年過去了，綵排上猴王身手敏捷不輸當年，反倒增加了幾分沉穩。
話說一天不練自己知道，兩天不練同行知道，三天不練觀眾知道。猴王馬上就是六張的人了，三十年風雨無阻。在有些人眼裡，不過就是「轉幾下棒子」。
上星期也有一個很火的視頻，陳道明在《傳承者》節目里發飆，因為幾個年輕的評委批評一群孩子的高台花鼓的表演「犧牲小我」、「沒有個性」，「對生活沒有好處」。帶隊的師傅一輩子在山西教孩子練花鼓，聽到這裡已經淚水漣漣。
正所謂
戲中有文，文中有戲，識文者看文，不識文者看戲。
在他們眼中，戲是要與時俱進的，一輩子靠一個傢伙什吃飯的，註定是要被淘汰的。
在互聯網行業做手藝人
這種想法在互聯網圈更是大行其道。
前年的智能硬體，去年的O2O，今年的IP和企業服務。一年一個翻新的花樣。人人都期待風口到來之後的指數型增長，把工作當作手藝的人少之又少。
80後的記憶里除了有六小齡童的西遊記，還應該有仙劍。台灣人姚壯憲2000年來了大陸，仙劍做了整整二十年，大富翁更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起起伏伏，從單機到網遊，網遊到頁游，頁游到手游、好像從來沒上過風口。現在IP的好日子終於來了，仙劍卻也有點老了，不夠污，不能上天。
我的兩位前老闆也是這樣的人物。陳彤在新浪做了十七年總編，現在到了小米其實做的還是在做編輯的事情。我在新浪實習的時候已經是2013年，還能看到同事接到從總編室打來的電話，一通訓斥之後，乖乖拿著500元罰款交到老沉那裡，因為被他看到了錯字。
伊險峰在《第一財經周刊》，一直堅持寫每期的卷首語。他出來做好奇心日報，不少投資人鼓動他干這干那，他還是硬著脖子要只做內容，「做媒體挺好的，不就是估值上不去，搞不了『龐氏騙局』嗎？」
在遊戲和媒體行業堅持的人相比於純互聯網更多。有娛樂基因的騰訊，好像也比百度、阿里能留住人，留住甘於寂寞的人。CTO張志東搞了20年技術，退下來之後還是去騰訊學院培養技術人才。而曾經站在他和馬化騰身邊的吳宵光、曾李青早就成了小有所成的投資人。
而今已經封神的張小龍，從Foxmail做到微信，2011年1月他在飯否上說過一句話，
這麼多年了，我還在做通訊工具，這讓我相信一個宿命，每一個不善溝通的孩子都有強大的幫助別人溝通的內在力量。
彼時的張小龍怕是還在為微信的第一版產品糾結，多一個功能，少一個頁面，一個決定一支煙。
追風口的年輕人
我本人是很喜歡這種狀態。無論是用墨刀畫產品原型還是在編輯器裡面碼字。總是我一天中最平靜的時刻。
然而大多數時候我和身邊的人一樣著急。過去兩年我帶過兩位數的實習生，沒有一個是能沉下來心寫文章的。急著做投資，急著做產品，急著升職做管理。文章沒見什麼長進，格局已經都高得不要不要了。
可不是在互聯網行業，人人都想當王興縱情向前。如今最星光閃耀的創業者最近接受了《財經》的專訪，文章里最要緊的便是他那句「Timing is everything」。說白了還是要站在風口上。
看到了一個王興，就讓人忘了2010年千團大戰和2015年O2O大敗局裡的累累屍骨。張小龍五年前還說過，
「人要成功很難，比成功更難的是，知道自己的成功是偶然」。
或者說，能像王興那樣成功是偶然。如果你沒這個命，為何不學學猴王，一輩子只做成一件事，然後等著12年一度的猴年春晚。
－－－－－－－－－－－－－－－－－－－－－－－
本文作者老編輯，首發於微信公眾號老道消息（laodaoxx），原標題《一輩子只做一件事丟不丟人？》。老編輯從36氪離職，正在做一個有趣的社區產品，歡迎各種程序員、設計師以及文字工作者來勾搭。郵箱whove@live.cn
范冰冰，專註營銷包裝一輩子，從不講演技。
賣油翁
我家樓下賣豆腐的，從十幾歲一直到現在六十多歲，風雨無阻，價格便宜真實惠，
2015年1月9日，在中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于敏獲得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他設計了中國第一顆氫彈，推動了中國可控核聚變的發展。而在研製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國產」科學家于敏幾乎是惟一一個未曾留過學的人，但這並沒有妨礙他站上世界科技的巔峰。
小野二郎，日本壽司之神，現在快九十歲了，仍在做壽司。他的店只有十個座位，但是米其林三星。他的壽司沒有什麼特殊的花樣，簡單的來說就是追求極致的簡單，每個步驟都精益求精，才會成就真正的美味。每餐大概幾千RMB，但每個人都說不枉此行，預約要提前一個月，可見生意之好。
一件事能夠堅持做一輩子，無論做什麼都是值得敬佩的。
談遷(1594-1657)，一輩子的精力就耗在《國榷》上了。
《國榷》洋洋洒洒幾百萬字，是研究明史不可或缺的史料。
談遷歷時27年完成《國榷》初稿，豈料遇到宵小之徒，入室盜竊，無物可盜，竟將書稿擄去，一生心血毀於一旦，被竊後，談遷痛苦萬分，以淚洗面。不久之後，談遷振作起來，重新開始寫這部書。
一部書他用他的一生。
翻譯界的楊憲益和戴乃迭應該算得上，他們一輩子基本都在翻譯。譯作也不計其數，如《紅樓夢》、《三國演義》、《聊齋》、《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等。楊憲益發起的「熊貓系列」重新打開了國外讀者了解中國文學的窗口。
當然，說任何人一輩子只做一件事，只是修辭而已，真實的意思應該是一輩子專註做的事情，做到大眾認可的事情。
楊憲益和戴乃迭做到了。李天一，專註坑爹20年，成果豐碩！
六小齡童啊
蕭皇后，專註嫁漢三十年，不斷的嫁給皇上....一生的心愿是睡滿十二生肖的皇上...
雨果，一天一封情書，寫了50年。
晚年，陳岱孫先生曾謙虛地說：我這輩子只做了一件事——教書。
他在清華、北大從事經濟學教育七十年。
1920年，畢業後獲得庚子賠款公費留美資格；
1922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學士學位，並獲金鑰匙獎；
1926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7年，被清華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成為清華經濟學系的籌建者與主要負責人。
1928年，年僅28歲的陳岱孫擔任了清華經濟學系的主任。
1929年，擔任了法學院的院長，同時也擔任教授會、校務會議、評議會成員，開始參與校務管理。
（清華大學1932年度校務會議成員，左起：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梅貽琦、楊公兆、張子高）
1938年，前往西南聯大。
1945年11月，陳岱孫和土木系教授王明之先期回到北平，組織並主持「清華校舍保管委員會」工作。
1953年10月，調入北大經濟系，任系主任至1984年。
1997年7月27日，陳先生逝世，在彌留之際，他對護士說：「這裡是清華大學」。
陳先生著作極少，他與陳寅恪、金岳霖、錢端升等那一輩學者一樣，在學術上特別自律，講義一遍又一遍地給學生講，邊講邊改，即使講了好多年都還不甚滿意，就是不同意拿出來出版。陳老最著名的作品當屬《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而它原本也只是一份在學生手裡流傳的講義而已。
有一期憶聞專門講陳先生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4MjAwMTA4.html?f=22952723from=y1.2-3.4.12
勸大家少看這些心靈雞湯，對咱普通人來說，不是你不夠堅定多少年如一日吃老本，人總要活命吃飯的。
曹雪芹算嗎？
一生應該就寫過一本紅樓。
前半生和後半生都在體驗其中的劇情。
瑪格麗特.米切爾一生就寫了一部《飄》算嗎……
開發出序列比對工具BLAST的團隊，默默維護BLAST二十六年。
談遷。
天啟元年（1621年），談遷居家為母守孝期間，讀陳建之《皇明通紀》，發現錯誤百出。鑒於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故談遷以《明實錄》為聿，遍考群籍，廣徵博採，力求徵信。天啟元年（1621年）開始編著《國榷》，「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闕文」，初稿六年後完成，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遷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於是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談遷在山西平陽時，每日校勘12頁《國榷》。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維基百科 《國榷》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A6%B7
勵志不勵志？這句話也送給那些寫了點字沒保存就發牢騷的人：
汝手尚在，寧遂已乎？
老乾媽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