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記錄的缺失，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是根本沒有夏朝，還是其他的原因？秦始皇的焚書有沒有造成夏朝記錄的損失？
題主說所的夏朝，僅僅只是一個歷史學方面的概念。記錄也應該指的就是文字方面的吧，其實別說夏朝，商周也是。夏商周在沒有正統的史書記載的前提下，大部分的記錄來源於考古發掘。只有在文字正式成熟之後，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才得以有了能夠皓首窮經的文獻材料。夏朝並不是沒有記錄，在考古學文化裡面的二里頭文化。在年代上是與歷史文獻記載的夏朝在年代上大致是吻合的。（PS：本文僅僅以考古學角度來解釋，盡量區分歷史學概念）
有興趣的可以移步這個話題下本人的回答：（長文費流量，點開需謹慎！）
夏朝存在嗎？
根據《史記·夏本紀》及《竹書紀年》的記載，夏代自禹至桀，歷14世17王，共400餘年。《夏商周年表》推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自從殷墟卜辭證實了《史記·殷本紀》中所載的商王世系以後，學者大多都認為《史記·夏本紀》中記載的夏代世系也應當是可信的。
目前，考古學上沒有夏朝一說，只有夏文化這一概念。
夏文化是肯定存在的，對應歷史年代為夏朝。
這是本人論文中的一段，摘抄如下：
目前，學術界關於夏文化的看法，主要分為兩家，一種是：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就是徹頭徹尾的夏文化，包括新砦期在內的早於二里頭文化的文化遺存和晚於二里頭文化的文化遺存，都不是夏文化；另一種是：二里頭文化的主體是夏文化，但夏文化的上限應前推至二里頭文化一期之前，早期夏文化應包括新砦期文化，甚至包括王灣三期文化晚期遺存。二里頭文化第四期（或至少是其偏晚階段）屬於商代早期的「後夏文化」 。
關於文獻記載的「夏代」紀年有許多不同說法。《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以公元前1600年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範圍內」 。據此，當代學術界一般認為，夏王朝紀年範圍是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好像有點扯遠了。。。。。
回到題目上來，與夏朝年代對應的夏文化是存在的！！！記錄是有的！！！就在祖國的山川溝壑裡面。夏文化的二里頭類型的分布範圍比較廣：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陝西等等。這些都不是文字記錄，是需要考古學用手鏟刮出來。一個遺址，一座墓葬，陶陶罐罐上的紋飾、符號都是古人們對其歷史的記錄。需要考古學家去解讀。然後採用王國維先生提出來的「二重證據法」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運用「地下之新材料」與古文獻記載相量印證， 以考古代歷史文化，然後去研究。
如果僅僅以單純的文字記錄來說，夏代記錄確實是少得，原因無非以下幾點：
1.文字還沒有系統的發明與應用。
2.書寫材料所限，現在最早的書寫記錄都是寫在卜骨（烏龜殼、牛胛骨）上的 ，而且都是商代的，能識辨出來的也不多啊。
3.跟中國整個大的自然環境有關，為什麼西方的埃及、兩河、瑪雅能成為世界認可的信史呢。人家有石頭建築、把字寫在石頭上啊，但是我們的祖先們寫在那種不易保存的東西上，而且氣候濕熱，容易腐壞。簡牘、布帛、王八殼子真的很容易壞啊有木有。中國古人建築大多是土木建築，地基以上這麼多年下來什麼都沒有啊，就是有硬的燒結面、夯土面，然後一個個的柱洞啊。拿出來，西方學者們根本不信啊。。
甲骨文是屬於成熟的文字、目前出土的卜辭上的不能識辯出來的還有好多。關於夏時期的出土文字記錄、基本上沒有。古文字課上見的最早的是商的卜辭、周的青銅銘文、春秋戰國的簡牘。說來慚愧、這幾種非專業根本認不出來、書寫規則什麼的與現在的差別很大。
考古學上各個期段的劃分是：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宋元明吧。一般從夏開始成為歷史時期的考古，因為古代文獻中有提到。能不能成為信史，不一定說是要有文字記錄，一般說夏朝存在，核心問題在於它的都城在哪裡？這種象徵國家機器的政治中心如果確定。就可以將其確定為信史了
文明起源是個比較宏大的主題吧。因為什麼是文明的開端，以什麼為標誌，說法不一。文字？大型聚落都城的出現？私有觀念的誕生？我記得上課的時候老師舉過一個例子。學者們苦苦追尋文明的開端，僅僅只是一個類似於開國大典這樣的一個節點，只要這個開國大典存在了，前面的不算文明，開國大典之後才算。這樣一刀切，很不合適。因為文明是在不斷衝突和融合中逐步演進的。路是一步步走過來的，如果非要找到這樣一個節點來確定文明真正的誕生，那也只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各有各的說法罷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道：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說到三代的時候用到了「略推」，說明司馬遷本人也不確定，不敢信誓旦旦的說三代存在。他只是走訪民間，通過民間傳說、風土人情來進行推斷的。傳說是人們對過去模糊的記憶。並不是說傳說這個東西就是虛妄的，需要我們去驗證。商王世系的確定，在殷墟為發掘出來之前，沒人敢說它是信史吧。每年的考古新發現都有可能會將以往一些定論推翻。在考古材料和文獻面前，我們只能說考古材料才是可以確認的。文獻本來在傳抄和記錄中會有散佚。
很早之前網路上搜集，然後整理的，看word日期是2010.5月份，東西很多很雜，從炎帝、黃帝、共工與祝融的紛爭開始說起，直到夏王朝的建立，也許可以證明一些東西。
靠，誰改題目了，我記得明明有問夏朝到底存不存在！！
多數一句，此答案並沒有經過考古證據，只是答主的邏輯，或者說是答主認為存在歷史中自然而然的邏輯，答主物理系出生，考古歷史不是我的專業，所以請專家們輕噴。
大禹治水的時候有沒有龍的幫助，應龍又是誰？附帶一題獵奇傾向的，KEY：應龍，九鼎，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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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夏之前的社會結構
第二章，新的權利，國家
第三章，華夏
夏王朝是我國信史上有載的第一個王朝。今人往往指其為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根據的原理大致是人類社會的五個階段的劃分。察馬恩的原意，以唯物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的觀點來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自然是最為科學的，但上古時代的人類社會受地緣以及自然環境的影響甚重，其反映在社會形態上自然會十分不相同。夏王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又因著什麼樣的因素而成了這樣的國家，今人往往沒有在教科書上娓娓道來。這篇小文就是希望能從雜蕪的上古史傳說中捋出一個比較清晰的條理，力求能將夏這個國家誕生的每一個步驟都落在實處，或至少不悖於常識。
一， 夏之前的社會結構
可以知道的是，在夏之前的堯舜時代，生產力已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們已能農牧，居有定所，其氏族部落常聚落在黃河及各支流兩岸，是典型的大河文明形態。這樣的社會中，最高的統治者是宗教主，這與其他文明無異，不同的地方在於，這個宗教主所轄的地域甚廣，氏族眾多。其部落（或部落聯盟）之大，是其他早期文明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冀北，遼南一帶），南至於交阯（今越南北部，至少應是雲桂一帶），西至於流沙（今甘肅），東至於蟠木（魯，浙北一帶）。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據徐旭生先生的研究，帝顓頊最重要的作為就是改革了宗教，掃蕩了「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國語?楚語）帶來的意識形態及社會秩序的混亂，而最終將這個巨大的氏族部落的統治權歸為大巫所有，「命重黎絕地通天」，「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也就是只有帝顓頊和大巫重能司天會神，以神的旨意管理整個部落聯盟，黎作為小一級別的巫，負責傳達旨意，管理百姓。而帝顓頊確實也有這個能力，從史記的記載來看，顓頊天賦極高，有謀而能知，不易被蒙蔽；知道牧與農的方法；知天文曆法，能根據天道來制定人間的法度；修身治氣而教化大眾，恭敬祖先(這個對氏族社會的凝聚尤為重要)，並形成了一整套祭祀的制度。
有了這幾方面領先的文化，一個以帝顓頊為宗教之主的重黎神巫統治權力架構（又有人稱之為「巫祠時代」）就在這個巨大的部落中構建成功了，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更為精細的闡述可以參看徐旭生先生著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可以說，這樣一套神巫權力架構完全是憑著帝顓頊的天賦異稟才僥倖得以完成，從而挽救了已開始冒出苗頭的氏族公社社會的崩潰。權力構架，或者上層建築（雖然很原始）一旦建立，就會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去衍生開去，而生產力仍在緩慢的發展，歷史並沒有停止，矛盾依然存在。
二， 新的權力，國家！
堯舜時代，是氏族公社社會的晚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過這樣一段話來描寫古希臘的這個時代，「在英雄時代的希臘社會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組織還是很有活力的，不過我們也已經看到，它的瓦解已經開始：由子女繼承財產的父權制，促進了財產積累於家庭中，並且使家庭變成一種與氏族對立的力量；財產的差別，通過世襲貴族和王權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對社會制度發生反作用；奴隸制起初雖然僅限於俘虜，但已經開闢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逐漸蛻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牲畜、奴隸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一句話，財富被當作最高的價值而受到讚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辯護。
所缺少的只是一件東西，即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保障單個人新獲得的財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產制傳統的侵犯，不僅使以前被輕視的私有財產神聖化，並宣布這種神聖化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最高目的，而且還給相繼發展起來的獲得財產從而不斷加速財富積累的新的形式，蓋上社會普遍承認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使正在開始的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而且使有產者階級剝削無產者階級的權利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統治永久化。
而這樣的機關也就出現了。國家被發明出來了。」
社會確實在進步，財富確實在積累，而在中國，國家，這一全新的機關，卻不是輕易地能被一句話就帶出來的。
堯曰：「誰可順此事？」
放齊曰：「嗣子丹硃開明。」
堯曰：「吁！頑凶，不用。」
堯又曰：「誰可者？」
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
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堯又曰：「嗟，四岳，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岳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
堯於是聽岳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史記?五帝本紀》
到帝堯一代，神巫一派仍是部落的最高統治者，從對堯的稱謂即可看出，帝就是神，在人名前加一帝字，表明此人具有半神的特質。「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而他所依仗來統治四方的是羲，和，乃是世襲的神巫氏族（詳見史記五帝本紀）。
上面的引文是說當帝堯年衰時，欲交接統治權，問左右誰人可以接班。第一順位是堯的兒子丹朱，第二人選是共工氏，第三人選是鯀，後來的帝舜居然沒有進入三甲！何故？今將這三位候選人聊做一番發微探尋，道出其中原委。
丹朱
放齊（似與堯，放勛同胞）推薦堯之子丹朱的理由是「開明」，而堯反對的理由是「頑凶」。同為一人，對其評價卻能迥差至此，為何？史載丹朱的封地在丹淵，在今河南南部，與當時的三苗勢力範圍相接。三苗是有堯一代的邊防大患，是帝堯歷來都想變化更服的。
丹朱被封於此，這應是表彰他代堯伐三苗的功勛。因此丹朱在此一帶極有聲威，以至於有帝丹朱的稱謂。丹朱以武取功伐平定了三苗，解除了滋擾多年的邊患，居功至偉，又兼及堯子，位列首選，情之所至，理所必然。這可能就是放齊所說的「開明」之所在。但是堯卻不用，又為何？竊以為丹朱平定三苗之後，必然有大量的戰俘獲得。況且三苗開化未久，北方先進的部落有理由不以其為胞族也是非常可能的，那麼這些無法融入已然具有發達農牧業部落的戰俘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充作奴隸，為丹朱一族牧農。要指出一點的是，當時北方炎黃，東夷兩大部落在涿鹿之戰後已經大大融合，雖偶有小規模的征伐，但是得到的戰俘也極可能是以胞族對待，不至淪為奴隸。
唯有征伐三苗的丹朱有獲得大量奴隸的可能。如此，我們是否可以假設在丹朱這一支種，已經有了較高程度的奴隸制度？奴隸制相較公社制，在為統治者積累財富方面的優勢是十分顯著的。因此丹朱一支的勢力驟然膨大，坐享奴隸創造的財富驕奢淫佚（史記夏本紀中帝舜說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於家」），仗著武備恃強凌弱應該是其特點。這可能就是堯所說的「頑凶」之所在。所以「開明」和「頑凶」乃是一物之兩面。
還要指出的是，帝顓頊創製神巫統治，是十分知道作為龐大氏族部落聯盟的最高統治者的帝是需要十分高的道德修養和實際能力來處理盟中大小事務的，因此必然傳下了一整套極為嚴厲的培養或摘選方法，可惜當時文學未昌，未能有原文留下（亦或許是其神秘制度使然），但從史記五帝本紀堯如何考驗舜的記載中，我們略可見一二。也正因為這套方法幾近苛酷，所以常人視之如虎，而由於丹朱採取了某種程度的奴隸制度，使本族人得到了大大的實惠，搖身一變成為統治階層而卻又不用做那如苦行僧般的修身治氣，因而放齊代表一部分這樣的人稱丹朱為「開明」似也說得通。
但可惜當時天下只有三苗一處可供征伐，一旦丹朱履及帝位，則普天下都要行如此制度卻也是行不通的，到時只能是整個部落集團的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互相征伐。有鑒於此，堯在權衡了利弊之後（這個過程很長，按史記上算應有數十年之久），最終還是將權授予了有神巫背景而且經受了歷代為帝者都經歷過的考驗的有虞氏舜，史書記有這樣的話，「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則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這裡的天下何指，似不待言。還想說一點，就是堯在這裡表現出來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模式，在以後的歷代諸朝的變法改革中都出現過。現在看來，這實在也是一種迂闊的想法，以為天地間除了兩個極端，中間沒有任何可以轉圜的餘地。以一己之成見而蔽其餘，實在是不甚高明。
共工氏
排名第二的共工氏的特點是善治水，黃河之水，古人視之為水神。當時的文明用大河文明冠之可以。千萬的部落依河而居，農牧生活，一切用水均取自於河； 朝覲玄宮，往來交通也因於河。應有數千年後半山吟詠「采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之概。
一開始人們並沒有特別好的治水辦法，只是根據經驗，視河水漲落的極限，聚居在兩岸二里左右，這樣就足以應付普通的河水泛濫。但共工氏聚居的地方正處黃河沖入下游的拐彎處（一說在伊水，洛水之間，一說是河南輝縣共水處，抑或兩處皆是），水流減緩，所帶泥沙極易堆積，因此水患頻頻。共工氏治水的方法是「壅防百川，墮高堙庳」（ 國語?周語），就是堵住小河，使歸大川；又鏟低高處的土運到低處添高，以獲得更多的田地。這兩個興修水利的方法對發展農業增進人口是極有成效的，共工氏的實力在當時各部族中可謂翹楚。因此共工氏被讙兜推舉為「旁聚布功」，列為第二，實至名歸。但是堯仍然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之由將其排除在繼承者之外，又是為何呢？
先來一番詞源的探尋。想必許多人都想到過，共工的「共」字可當共同，一齊解，而「工」的甲骨文之形為一「T」型下為口，表示動作夯，興修土木之意。一齊興修土木，說與治水有關似不勉強。而這麼多人一起施工，而且是具有系統性質的工作，必須有事前的設計與布畫。而當時文字未興，所有這些計劃只能在少數高人的腦中，那麼「善言」就是組織策劃工程所不可缺少的能力了。而共工氏族內就有具備謀劃治水並善言的能人，外人以此為奇，名之共工。共工還是工么？非，共工是專門組織管理百工的工，勞心者也。
這裡必須指明，至此，除了神巫，第二個不必從事農牧業基礎生產的階層出現了，歷來無以名之，暫名之以「共工階層」（工不能自成為階層，只是附屬於神巫或是共工）。 按共又有恭敬，供奉之意，引申一步，在共工氏這一支，共工這個階層地位很高，似乎居於統治地位。這裡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個統治階層的權力來源不是來自於「天神」，恰恰相反，這個階層的出現是因為他們煽動了人民起來，依著自己的力量改變了地貌與水流從而豐富了物產。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是什麼呢？國語?周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這就是說要順其自然，無為而治，這是當時大多數神巫統治階層的哲學與施政思想。前面讚頌帝顓頊的話也有類似的含義在其中。這也是強調修身治氣，取地之財而節用，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等為帝者修為所必然的外延。
不這樣的話會如何呢？國語?周語接著說道，「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 這裡我們又看到了「虞於湛樂，淫失其身」這樣的字眼，反推之，我們可知在共工氏這一族的財富的積累是迅速的，而且是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裡，所以才能讓其恣意揮霍。
這裡的要點是「以害天下」，共工氏壅防百川，墮高堙庳，自己是得著好處了，但是旁邊的氏族部落卻遭了殃。而這個部落不是別的，正是帝顓頊及其直系後裔的氏族。兩族開始爭鬥，因而歷史上就流傳下了關於共工與帝顓頊，共工與祝融氏（也是著名的大巫氏族，應與帝顓頊有密切關係），甚至與上古大神神農，女媧之間發生戰爭。我以為這些戰爭傳說的背後其實是兩種有著截然不同樸素哲學理念的統治階層，共工階層與神巫階層之間的較量。
可以肯定在最開始，共工氏是佔了上風的，因為其善於用水，能「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就是帝顓頊所在，那裡有當時部落聯盟的宗教聖地「玄宮」。到了這個地步，勢力更為龐大的神巫系統的部落聯合了起來，祝融氏應是其中最力者，終將共工氏擊敗。這裡我想小議一下「不周山」為何。 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記》：「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 《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我們可以看到，不周山是在共工氏失敗之後，以頭怒觸的，是一種自殺式的毀滅，而非制敵之術。
何謂「不周山」？不周全之山。自然界中除了像廣西桂林那般的地貌外，中原地帶怎麼會有不周全之山呢？一個可能的推測是，這是人工之物，實際上應該是一處的堤防，很有可能當時的共工氏的聚落地形是三面環山而一面臨河，而水患尤烈，因此積厚土以為堤防以治水。年深日久，成為極高之堤，以至於使人有山之感，又因只擋一面，冠以名曰不周山。這處高堤凝聚著共工氏數輩人的心血，是共工氏的象徵。
很顯然，在共工氏戰敗，逃回故地之後，羞憤不已，頭觸高堤以謝罪，也是情之所至。但為什麼會「天柱折，地維缺。」呢？不可考，也許當時碰巧此地附近發生了地震，因而使得高堤崩壞了吧。又或者是因了這次地震（部眾可能以為是天譴呢。）改變了戰場的局勢，從而有利於神巫一派也未可知。但我們看這次大失敗後直至堯舜，仍有共工氏記載，而且從其在帝堯一代仍有很大的勢力可知，神巫系統從來就沒有正真徹底的擊敗過共工一支。但由於共工氏與神巫系統結怨太深以致不可調和（堯語「似恭漫天」），而且其「旁聚布功」只是損人利己之術，無法奉之四海（堯語「其用僻」），因而被神巫系統的帝堯所否定，自在情理之中。
共工階層自身修為素養也許比神巫階層的精英來說也許是不高，但這是教育問題，我們似乎也可以想見當時的教育是為神巫階層所壟斷的，所以不能太苛求。待以後文化昌明，自能迎頭趕上。而其所執有的改天徹地，不屈從於自然力的精神，是值得稱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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鯀
到了堯舜時代，亘古未有的滔天洪水降臨了人間，嚴重地威脅到了炎黃部落的生存，可能連宗教聖地玄宮也受到了威脅。帝堯在詢問接班人時又問誰可治水，意思就是誰治水成功，就可薦之於天，成為下一任帝。看來嚴酷的現實讓神巫統治階層也意識到已退無可退，必須發動民力，與「天」抗上一抗了。
可具體怎麼去「治」呢？用共工氏的方法是肯定不行的，撇開歷代的恩怨不說，並不是處處都有高山之土可供築堤的，而且沿著黃河兩岸築堤，且不問能不能成功，即若是能成，那又要到何年何月？這時，四岳推舉了另一人選，說鯀可以治水。帝堯用了「負命毀族」四字就予以否定了。但除此之外已無它法，四岳堅持鯀可用，又說即使到時不行，再退也來得及。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鯀這一支的勢力尚不強大，處於神巫們可以控制的範圍內，而其所長在於治水。今有共工與鯀同一說，道出了幾處相同，認為是一人。但我想指出二者非常重要的一點不同，正是這一點不同使得鯀能區別於共工。那就是治水的方式。今人多指共工與鯀治水都是用「堵」，但我想說此「堵」非彼「堵」也。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共工氏是依地形以築堤而形成了「不周之山」；而鯀的方式則不然。這一族修的是「四周之山」，也就是「城」。
」呂氏春秋?君守：「夏鯀作城。」 禮記?祭法：「鯀作城郭。」
粗看起來二者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這也是之所以後世容易混淆之所在。但築城與築堤比起來，不失為一個更節省有效並且可以為聯盟各部落所應用的方法。因此四岳推舉了鯀。但為什麼帝堯要說鯀「負命毀族」呢？原因就在「城」上。
蓋當時多數部落都是粗放式的農牧方式，因為幅員廣大，田地與牧地可以沿著河水無限地延伸。但鯀這一支卻不然。由於其所在地水患頻頻，必須發動民力來治水，方法就是築城。而四方之城一旦築好，在城之內的田野，家畜，屋舍自然可與洪水隔開，而且還能防衛其它部落或是野獸的襲擊，但田地也就無法再增加了。
但人口是在緩慢增長的，可以想見，幾代繁衍之後，人均佔有的田地必然減少，一夫一田的制度無法保證了。變通的辦法只能是讓「田」的畝產量增加。依照當時的農業水平，除非偶然得到一種高產作物，多夫一田這種較精細的耕作方法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多夫一田在形式上與公社制差別不大，神巫的統治尚能應付。但有一個缺點是致命的，那就是新的氏族很難從這個部落里演化出來了。當然，如果洪水退去，可以分出人來在別處另築一城，但比起其它粗放型的部落，顯然要慢許多。這也許就是鯀這一支勢力不太大的原因之一。
城所具有的封閉特性給這個氏族帶來的個性上的固執也是可以想見的，所以這可能是帝堯「負命」之所指。另外，更關鍵的一點，由於治水的複雜性，系統性和長期性以及重要性，在鯀這一族內也可能像共工氏一樣發生出一個較其它工種更為穩定存在且數量較大的「治水之工」。其生活資料的來源應該是由部落首領從部落生產剩餘中分配給他們的。
而這個制度在鯀族內行之日久後成為慣例後，部分需要特殊訓練的治水之工可能就失去了原來的土地，其子孫就專門靠治水為生了，而且數目應是比較可觀的。而沒有了土地，神巫統治的氏族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環，「祭祀」，估計就要大打折扣了。帝堯說的「毀族」可能就包含這個意思。因此與共工氏一樣，鯀族內部一定也發生了相當程度的分化，從而使本族的社會形態（注意共工與鯀發音上的雷同）迥異於他族。而且由於共工氏和鯀族的土地並不是直接從自然界得到的，而是投入了一定的勞動（墮高堙庳，築堤或是築城），因此這些勞動後形成的土地似乎也就有了可以為某一氏族所有的屬性，而不再僅僅是天賜予的了（所以這兩個氏族才會有類似的關於其兒子有「九有」，「九土」之說，這個後面我們還會再講）。所有的這一切變化，都危及著神巫的統治權威及其賴以統治的傳統社會。
要之，帝堯已經洞察到了鯀治水之弊。但形勢逼人，也只得同意了四岳的推舉。鯀治水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史記?五帝本紀「九歲，功用不成。」
山海經?海內經「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也就是沒有成功。但屈原在天問一篇中問道「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我們又可知，以屈原所知道的史實來說，鯀的治水卻又是快要成功了。那到底鯀做了什麼錯事，以至於要被流放呢？讓我試著做一番推斷，來一解屈原先生的疑問吧。
從上述的引文中我們又看到了祝融這一熟悉的大巫。如果上述對共工氏與鯀的分析沒有錯的話，當鯀將自己部族治水的方法推廣到整個聯盟（包括玄宮的所在地）的時候，雖然治水有了成效，但其所產生的社會分化（或可以新的生產關係名之）卻大大地威脅到了神巫們的統治。神巫們看到鯀因為這場洪水所帶來的城牆及其一切似乎就要成為永制，而自身的地位也將隨著傳統社會一點一點的消失而一去不返。於是聯合了起來，在洪水險情稍有緩解之時，放逐了鯀。
鯀的這次治水只能說是成功了一半。籍著城牆，炎黃部落保住了文明的精華和足夠的實力。但鯀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治水方式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了這個古老的社會，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制度上沒有提供相應的準備。而且洪水遲遲不退，城高已成三仞，再往上築，難度也可想而知。因此鯀的失敗，也不全是因為神巫階層的反 動，也是這種治水模式遭遇特大洪水時難以為繼的必然宿命。
結束了上面三位人選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於以往神權統治的新的社會形態正在當時的炎黃部落中生髮。這些發展代表了新的力量，但也都有著致命的弊端。堯，作為部落聯盟的帝，沒有辜負天下的期許，他既沒有苟徇丹朱的親情私利，也沒有迫於共工氏的淫威，在通盤權衡了利弊之後，仍然是以天下的利益，也就是公平，作為決策的出發點的。
公平這個觀念雖然古書上沒有明指，但我認為卻是氏族公社時期為帝者所總結出來的最為核心的政治理念，也是神巫階層最為合理的部分。雖然在有堯一代，神巫體系應付已然蔚然成風的私有制時捉襟見肘，弊端叢生。但帝堯並沒有冒冒然採取某種一邊倒的改革。
但時不我與，帝堯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帝堯做的最後一個英明的決定是選定了一個優秀的接班人——舜。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在舜和禹的協作下，中華大地上發生了一場徹天換地的驚世巨變。
而國家，這一嶄新的機關，終於以中國獨有的方式，「夏」，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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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禹治水與夏，中國式國家的誕生。
虞舜者，名曰重華，據傳是帝顓頊的六代孫。又其名中有一重字，在前面我們知道，帝顓頊「絕地通天」宗教大改革之後，規定只有自己和司天的重一族可以上會天神。如此我們說帝舜與神巫一派有極深的關係，似不為虛言。但帝顓頊或重的這一旁支到重華時已經大大衰落了。但重華仍能自振以孝聞名天下，讓人不能不感慨帝顓頊的神巫一派卻也是人才輩出，命不該絕。
年少時重華歷遍窮通，史記上記載，「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也就是說除了牧，農漁陶工商，勞苦大眾營生的活計幾乎沒有他沒幹過的。也正是因了少時的經歷，被舉為神巫一派的統治者之後，帝舜對底層的生活不至於像其他顯赫的神巫氏族一樣有疏遠隔絕之感。我們可以說帝舜的統治思想較前任更具有親民的元素，史書上也是這麼記載的，因此帝舜十分清楚自己所統治的社會，從下到上究竟是個什麼樣子。這也為代表神巫一派帝舜能與代表共工一派的禹同舟共濟，擘畫革新墊下了思想上的基礎。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至於鯀到底是不是帝顓頊的兒子，已不可考。但是可以說明鯀這一支雖以治水名，社會形態與共工氏相近，血緣上卻是黃帝一系的後代，其與神巫一派的關係比出身炎帝的共工氏要緊密的多。這也可能是為什麼堯勉強能用鯀治水的宗親方面的背景。
於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史記?夏本紀
夏禹登上歷史舞台是背負著父親被殛的沉重包袱的。但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文命此時臨危受命，除了帝舜開明，繼續重用他，要其將功贖罪外；天縱英明的他胸中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治水計劃。史記記載「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為綱為紀。」我們可以看到，經過多年的發展，共工階層終於出現了一位能融合神巫與共工兩派優秀元素的領導者。這一次，他將不會再蹈先輩的覆轍。
華夏一，治水
禹的治水計劃一言概之就是「疏導」，就是加寬加深河床，合百川為十數股主流，使原來南向的黃河北向而入海。這是禹總結歷來的治水經驗後得到的唯一辦法，但如此大規模的改道，會涉及東方下游眾多東夷部落的福祉，如不能妥善解決，再好的計劃也無法實施。強要實施，只能引起炎黃與東夷這兩大早已同化數百年的氏族部落集團互相爭鬥的慘劇。帝舜在此起了關鍵的作用。
史記記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摯，如五器，卒乃復。」
這裡司馬遷分明寫得是一次東西兩集團定盟之事，卻被鄭玄單純解釋為天子祭天之禮，古人之蔽也。在得到了來自東夷集團（徐旭生認為皋陶和伯益應出於東夷）的合作之後，禹的治水計劃終於可以實施了。大禹治水的過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率領徒眾敷土隨山刊木，治水十三載，三過家門而不入等等不一而足。至於大禹治水的範圍，史書是通達九州，鑿龍門開呂梁；而徐旭生先生則考慮到當時尙處銅石混用時代，如此浩大艱巨的工程是無法完成的，因此認為只是在袞，青二州，主要是在袞州，也就是現在的河南。
但毋庸置疑，這次治水的工程量是相當浩大的，即使只是袞州一處，以百姓諸侯之力尚需十三載乃成，由此可見一斑。一個嚴重的問題來了，人數如此龐大的施工隊伍常年在外治水，後勤從何而來？答案就是來自鯀治水時期保留下來的那些為城牆所保護的炎黃部族以及部分東夷部落。那麼是以什麼形式獲取的呢？我想在這裡做一番推測，這個推測的結果，是本文最核心的觀念。
共工氏之伯九有。——國語?魯語上
禮記?祭法對此的解釋是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這句話今人有拿來說明共工氏與鯀其實是一人，因為這裡分明說共工氏的長子霸有九州（即天下），而鯀的兒子禹，也是史載定天下為九州的千古一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兩個定九州的人，因此實為一也。我以為這樣的推斷過粗，為過多的古書解釋所蒙蔽，未得其實。正確的解釋是，九有非指霸有天下，而是指一種新的上納，或可說賦稅制度。這處關鍵似乎尚未有方家闡明，容我一一道來。
如果之前我們關於共工氏與鯀一族的土地具有某種財物屬性（因為是「勞動」——治水後，水降土現的成果）的分析不錯的話，共工階層很有理由向在這片土地上農牧的人收取一定的物產，這種形式，就叫做「九有」。為什麼叫九有呢？這裡又和另外一個我們熟知而又模糊的名詞有關，那就是「井田制」。據說這種制度行於夏商周三代。
何為井田？《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制又可分為八家為井而有公田與九夫為井而無公田兩個系統。記其八家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 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記其九夫為井而無公田者，如《周禮?地官?小司徒 》載 ：「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那麼共工氏之時是否也有井田，而這個井田是八家為井還是九夫為井呢？鑰匙就是「九有」。聰明的讀者肯定已經知道答案了，肯定是九夫為井。但我不想武斷，讓我來一番邏輯上的闡發。蓋當時一戶農人（夫）最為合理的經營土地的方式就是「井」這種模式了。農人居於井字正中之地，兼養家畜織紡，而周圍八處則種以莊稼，這就是一個當時最小的經濟單元。有鑒於此，共工要收取這一個「井」的物產時，怎麼收？
像八家為井那樣明指一塊公田那是後世統治者愚蠢的做法，因為這樣明顯會增加農人的對立情緒，試問在私有制已然成風之時，有誰願意在明明不是自己的土地上幹活呢？而且八家為井也不合具體的情況，若共工指農地為公田，則井正中地的家畜織物就無所得，指井正中，則外八處穀物無所得。如何是好？高明的辦法是這九塊地的產物都收取一份。看來九夫為井是比較合理的。那麼還有一個問題，這「一份」是多少呢？
《孟子?滕文公》：「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這裡說的很明白，是十分之一。我在這裡想重點強調一下，為什麼是十分之一，因為也可以是九分之一（按八家為井的直觀邏輯），這樣不是更多一點么？這裡涉及到一個抽象邏輯的問題。當時文教未興，數學更是不興。要想向文盲的普羅大眾解釋清楚九分之一，十分之一這樣的抽象邏輯，是幾乎不可能的。而又不能明指一塊田是公田，怎麼辦呢？十分直觀，共工向農人解釋道，你的「井」不是九塊地嗎？但是因為這地是因為我治水而得來的，那麼這地的物產我也有份。我想讓你從這九塊地各取一份給我，這一份不多不少，九份總和只要是等於這九塊地中一塊地的產量就行了。
所以實際上是有十塊田，那第十塊田的物產，就是你應該給我的。農人一聽明白了，照做。多麼狡猾的邏輯啊，憑空中，就多了一塊田，共工階層就是以這樣不知不覺而又看似合情合理（即尊重了農人的私有權，又替自己治水的功勞取得了一份收入）的方式，對農人進行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剝削。
推論完畢，看來「九有」在邏輯上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種賦稅制度是無疑的了。我還想說一個有意思的小假說，日語中「十」的發音是「じゅう」，與「九有」的發音十分相似。想來是因為其古時也有類似演化的賦稅制度，而且影響頗深，以至於數字十這個概念與發音竟是來源於此。
好了，後勤的問題解決了。大禹帶著一眾治水之工披星戴月，翻山越嶺，疏浚河流，水降土顯。而恰恰在這一降一顯之間，國家，也就在等著大有為之主的召喚了。
華夏二，貢
多年的艱辛治水終於得到回報，帝舜攝天子之政一十八年的時候，在洪水的重災區袞州，「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史記夏本紀）。人民又可以安居樂業了，諸侯都開始謳歌帝舜的功德了。作為治水之工共工的大禹凱旋了，可以想見被人群簇擁跛行的大禹神情肅穆，心情並不輕鬆。因為他早已預見到一場不可避免的腥風血雨即將到來，作為傑出政治家的大禹才剛剛開始。
熟悉本文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治水得到的土地，共工一族是有理由收取賦稅的。現在同樣的情形在袞州（至少）出現了，而大禹也立刻，就以「貢」這種賦稅形式名正言順地向萬民徵收了。而且，貢字的構造就已經明白無誤的告訴了我們這種賦稅的性質，那就是給「工」的貝。
工，只可能是治水之工，貝，則是古時偶用來作為貨幣的一種。如果不是太錯的話，從這裡我們還可以知道，在舜禹時期，至少在袞州一帶，實物交換被貝這種一般貨幣所取代了，當時此地一定隨著社會的分工，出現過十分繁榮的商品經濟。各部落上貢的供治水用的成千上萬的各種物資包括生活資料齊集於當時禹的治水所在（可能是陽城，也可能有好幾處基地）。
治水之工人數眾多，物品交換頻繁，使用實物交換是十分不方便的。而當時金屬很少，文字可能比金屬還少，無法作為貨幣。變通的方法是治水之工們將在治水過程尋到的珍稀的貝殼經過公示後，由共工認定為可流通的一般貨幣，籍著這方便的貝，工們取材取食於共工。因此雖然農人上貢來的東西並不是貝，但負責記載的是共工，在他們看來，這些上納來的東西，就是「貢」了，於是就以此名之了。又由於這些珍稀的貝殼往往是要在大力地掘土或是治水之後才能得到，舉措得當的話，說不定還能起到「獎金」的刺激作用呢。
必須指出，雖然之前共工氏內也有了「九有」這樣類似的賦稅制度，但是像禹這樣名正言順地在天下（其他各州肯定也有依法炮製的，雖然規模可能不及袞州）實行貢賦制度的，亘古未有。貢賦制度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意味著什麼，我想身處今世的我們應該感切良深。就這樣，產生國家所必須的貢賦制度這一基石就借著一次滔天洪水和共工階層的巧妙結合，在中華大地上施行開了。但禹清楚地知道，他所要建立的新的秩序（國家）還只形成一半，上層建築尚待構建。共工的老對手祝融們，是不會甘心就這樣退出歷史舞台的。
有同樣預見的還有帝舜。我無法在這裡探究身為神巫最高領導者的帝舜為什麼會甘願讓神巫退出統治權力的中心。也許是自己的身世使然，也許是神巫中的死硬派一味的*河蟹*，又或許是帝舜瞻望到了體現在禹身上共工階層的遠大前程。不管帝舜如何想，從史書上的記載來看，在得到禹對其帝位的肯定支持之後（後詳），帝舜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正是在大禹在外治水期間，帝舜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手段來盡量減少即將來臨的驚世巨變引起的阻力。據史記記載，帝舜首先舉用了帝堯時代未能舉用的才子「八愷」，「八元」共16人。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又流放了四凶。這些人事上的安排都是光明正大的進行的，但是其背後深深的用心，卻歷來罕有人道出。
舉用才子，當然是舉賢用能的一種表現，但同時也是藉機剪除死硬派神巫的好機會。而舉用的這些人肯定是更傾向於共工一派的，反之我們也可以想見這些人在堯時由於被死硬的神巫阻撓而未能被任用。流放四凶，是因為這四族都是有別於神巫和共工方式的另外一些社會形態。雖然這四族為當時天下惡之，但是保不住在共工階層與神巫階層的爭鬥進入白熱化時，其不與神巫階層結盟。不如現行將其流放二千里，使不得與神巫相通。待天下大局已定，自可徐除之。
這樣就可保無虞了嗎？沒有，還有一個極危險的心頭大患尚未除去。一番爭鬥，在所難免。
-------------------------中午寫治水，晚上就被北京的大雨給困住，(⊙o⊙)邪門---------------------
華夏三，征有苗
禹伐有苗，此事錄於尚書?虞書?大禹謨，後世有人證此篇為後人偽作，不信。但墨子?非攻下也有記載，而且與竹書紀年同。但作為信史之首的史記卻對此語焉不詳，只在五帝本紀和夏本紀中各有一句涉及到了大禹治水成功後的苗，一個是「分北三苗」，一個是「苗頑不即功」。那到底有沒有這件事呢？我以為是肯定有的。
其實也很簡單，從字入手。尚書與墨子中記載的都是有苗，而史記中的只寫苗，或是三苗。孰是？我以為這次史記為非。細心的讀者一定還記得，三苗在帝堯一代的時候已經被丹朱所平定，即使還有殘餘，丹朱尚在，不至於讓禹去丹朱處征伐。但禹確實是去了。那肯定這個有苗並不是三苗。
有苗，什麼人可以擁有苗人呢？自然是戰勝了他們的丹朱一族。這裡我們又可以得到一個輔證，那就是丹朱一族行的確實是奴隸制，以至於後以有苗為別稱。大禹也只有去征伐丹朱一族，才能符合我們之前關於共工和神巫之間爭鬥的邏輯。帝堯之子與神巫之間關係之深，怎麼講也是不過分的。手握重兵的神巫丹朱，正是共工們最危險的敵人。這也符合以下史書記載
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山海經．海內南經注。
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后稷是輔助大禹治水的「治水派」中的二號人物，由其在輔佐大禹伐丹朱，擊敗後又流放了丹朱，也是很合理的。坐實了大禹伐丹朱這個史實後，接下來還得坐實一件對古之學者來說更大更難以接受的史實：
括地誌云：……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廣弘明集卷一一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史通疑古
括地誌云：……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我們可以看到，竹書紀年記載，帝堯被帝舜囚於平陽。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分明寫著是帝堯禪位於帝舜的。歷代為此聚訟不休，無一能合理解釋者。現在我斗膽，接著本文的邏輯，揭開這一矛盾現象背後的必然
簡單來說帝堯與舜禹發生了矛盾（這裡總被卡，貼到評論去了）
伯禹為司空，主營造
棄為后稷（周之祖），主農業；
契為司徒（商之祖），主五品之教。【這裡我想小議一下這個五品之教。儒者一般解為「父母兄弟子」，也不錯，但是不完備。還需加入另一方面的人際關係，那就是商。如上文分析，蓋當時在袞州已有足夠發達的商品經濟，販夫走卒應該不在少數，舜年少時也曾「就時於負夏」，就時，趨時逐利也。那麼把商品從一處運到另一處，有時是自己販運，有時也會央托他人。又據說商契一族是在黃河下游（位處炎黃與東夷兩大集團中心）一帶的游牧民族。看看這個地理位置和社會形態，不是商人胚子又是什麼？既然是商人，自然有買賣，有買賣訂立合同自所難免。合同在中國又叫「契約」，這個契字又於商朝祖先名字暗合，耐人尋味。】；
皋陶作士（法律），主刑法；
垂為共工，主百工（這個百工可能指小規模作坊式的工匠，之前的治水之共工禹已經升任為「司空」，即更高一級別的共工（注意空字中仍有工）了）；
益（秦之祖）為虞，掌山澤（也就是開荒辟野並隨時馴養可能的野獸，同時鋪設道路）；
伯夷為秩宗，典三禮，主政教；（原本是個禮數的東西，被 @Fenng 用來罵人了）
夔為典樂，教胄子，即培養貴族子弟；
我們可以看到，經過這一次的分封，治水派掌握了各個重要部門，其領袖大共工禹更是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司空」（即總理，傳司空為帝少昊所設，但肯定不是常設而且非要職，所任者皆無名以傳。今又獨為禹設，可見共工此時地位之尊崇）一職。於此我們看到，統治權發生了分化，原先由神巫獨享的神權（即統治權）一份為二，共工這個階層終於被正式納入統治核心。
到了這個時候，死硬派神巫已無退路，拚命反撲。此時帝堯未死（史記明載帝堯死後帝舜登位，其實用的是春秋筆法。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查證。伐有苗時帝堯年應為87-90歲，而帝堯壽至少98歲。史記前兩篇，以此處最為混亂。），死硬派神巫此時很有可能說服了已經年老糊塗的帝堯，要其收回舜的攝政之權，並聯繫丹朱，希望藉助其武力，像放逐鯀一樣，再次扼殺可能的變革。
帝堯可能受到某種蒙蔽，又或者看到自己之前對鯀一族「負命毀族」的斷語居然成讖，於是同意了神巫的做法。於是神巫們在社會上散布流言，大造巫蠱之術來蠱惑人心，
墨子非攻下記載：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
同時可能還發生了旱災，這下神巫更可借題發揮，造謠這是因為大禹治水而帶來的天譴了，所有的不利因素彙集在一起，彷彿一場末日危機就在眼前。
大亂當前，這是新政權建立之後遇到的最嚴重的危機。但帝舜與禹早有準備。一方面帝舜出面虔誠祭天，尚書記載「帝初於歷山，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穩定住民心，並暫時囚禁了帝堯，以控制都城的神巫勢力；另一方面禹積極施工以解決旱情，墨子非攻下記載「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夏冰，我的理解是振工以水澆田，為什麼這樣理解，我稍後會詳解；地坼及泉，就是鑿井取水。（據徐旭生先生考證，鑿井技術也是治水的副產物，相傳是益發明的（呂氏春秋?勿躬篇「伯益作井」），而且這個技術以後大利天下，使得人們可以不再聚水而居，從而去開拓更廣闊的天地了。）
有了這兩手，神巫借天災造謠帶來的信任危機解決了。馬不停蹄，帝舜命禹興師討伐在南方叛亂的丹朱。旱情解除，民心大振，禹又從上游而下攻擊，天時地利人和，丹朱焉能不敗？此役過後，新生的開明神巫與共工（極端共工氏已在治水過程中被禹擊敗）共治的政權牢牢地建立在了中原大地之上，而頑固的神巫一派，從此退出了歷史的中心。
接下來我想討論一下一個很大的文化命題，那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民族又叫做華夏。左傳註疏解華夏為「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辭藻雖美，但在我看來言過其實，未得元始之意。如何解「華夏」呢？先從「夏」字入手，據說夏字在殷商甲骨文中無有對應之字。我認為，夏字實乃貢字的異體。為何？細心的讀者肯定還記得我們在前面說過，「工」字在甲骨文中的形狀是上為T形，下加一「口」。那麼「貢」字自然就是上為T形，下加一「口」，再下加一個「貝」。寫出來像什麼？是不是很像一個「夏」字？
蓋舜禹奠定的這個新政權與「貢」這種賦稅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夏，這種異體字，就用來表示因「貢」而形成的這種制度，也就是我所謂的中國式「國家」。史記中第一次用「夏」這個名字來指代自己所統治的地域也是自帝舜起（「蠻夷猾夏」）。還有一個旁證，四季中的第二個季節也叫做「夏」。為什麼呢？蓋此時往往水患頻發，因此需要振工治水。
周人不失古意，故以夏名之。那為什麼又要加一個「華」呢？大家一定還記得，舜，又名重華。華字即從此來。蓋當時普羅大眾早已習慣宗教統治，今雖建立一新國家，但不與過去發生某種聯繫在底層也是說不過去的。因此在夏之前冠以一華字。意思是最高統治者仍然是有神力的。但為什麼不用「重」呢？這可能象徵著神巫與共工的某種妥協。「重」字由於其源自於聲威頗大的重族，用「重」字容易讓人以為這個政權的核心仍是神巫，這是實際上已經入主核心的共工階層所不答應的。
因為此時從中央大員到地方諸侯，有很多已不再是神巫氏族出身，而是因為治水有功（或也有渾水摸魚的）而成為統治者的。故而折衷，就叫「華夏」吧。用我們熟悉的話解釋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共工緊密團結在以舜為領導核心的開明神巫中央周圍」。這兩個字背後蘊含的歷史是如此的深厚，教人掩卷長吟，這正是：洪水中挽大廈於將傾，同心合力巧施謀劃，治水之後竟成一更加興旺發達之新國家；苗逆時摧鋒於正銳，敬天地而又能盡人事，功成不居而又和平共處更號謂之「華夏」。
最後總結一點的就是，包工頭改變世界。
所以呢，騷年們回去搬磚吧。
完
by 都督
前面2個問題說幾天不一定能說清楚，得出的結論大致如下：
1、商之前的中國有文明，但不一定叫夏，發生過的事兒十有八九跟後世的記載對不上。
2、商之前的歷史幾乎不可能找到文字記載，因為：
2.1 即使找到也幾乎不能解讀，解讀經常需要有大量的文字資料互相比對，否則基本上是猜。
2.2 即使能解讀還未必是記載歷史的。
3、已知關於夏的記載最早出現在東周，而堯舜及三皇五帝，出現的一個比一個晚，這便是顧頡剛大師的層累理論基礎，也就是說這些古史可能都是源自於東周的造史運動。
以上是針對於前兩個問題的分析。
針對於最後一個問題：秦始皇的焚書有沒有造成夏朝記錄的損失？這個幾乎可以說沒有，影響的主要是對於周文化的記載。我覺得真正想要解開這些謎團，只能依靠考古。
—————————————————補充—————————————————
謬讚，我這個答案是2012年初寫的，很水，突然收到了贊，感覺得加一點。並且修改一點以前的錯誤，希望沒有誤導大家。
首先商之前肯定存在類似文字的東西，簡稱為符，比如丁公陶文。
（估計有搜索愛好者會說丁公陶文存疑之類的，這方面我勸大家相信我們的考古學家），但無法解讀。其實類似這樣的符，在很多陶器中都能看到，但只有1個，因此再多都無法解讀。
此外，我們的斷代史是把禹作為夏的開創者，但有這樣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禹在東周之前被描述為治水的天神，而在東周之後慢慢成為了人王，而後才跟夏聯繫在一起。這中間發生了什麼？
所有關於夏的推斷，請不要參考《史記.五帝本紀》啥的，甚至《竹書紀年》都可以先忽略，踏踏實實的從考古角度入手，根據王國維大師的雙重證據法，從地下的東西找線索，有了線索才能往各種史料記載上套。
最後說明：本人非專業人士，所以只能說些自己知道的事實，和一些最基本的思考方法，不會做什麼大膽的推斷，感覺那樣容易誤導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感興趣，可以看看許宏博士的博客。考古人許宏_新浪博客
因為它未必存在啊，極可能就是先秦文化中的另一個神話時代而已
應邀
夏朝的最早記錄來自周代的追憶。但是周人對夏人的態度比較矛盾。
甲骨文沒有記載夏朝。按照甲骨文的記載，自五帝時期之後，中國就只有一個王朝——萬世一系的商朝。但是甲骨文側面反映似乎夏朝存在。商人祭祀先祖用牛，成湯之前的商王用三牛，成湯之後用十牛，甲骨文對成湯是極為讚揚的。似乎成湯對商的歷史具有轉折性質。對比傳世史料，正是成湯革了夏命。
個人傾向，夏是存在的。甲骨文關於商王世系及先商諸王的記載於傳世史料相合（見王國維的考證）。在考古上，與夏代對應時期的遺址也發現一些，有些還有發達的宮殿區（二里頭），現在的問題是哪個考古文化對應夏代。
參見：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586511/answer/13225297
對於夏代的記載，更多的來自於周代的記錄，在之前的商代甲骨文中沒有提到。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商人不一定稱之為夏，特別是不大可能將之視之為正統(商和夏是不同地域發展起來的部落，彼此沒有傳承關係)；其次商人早年的記錄可能是缺失的，今日甲骨文大部分來自河南安陽，基本上屬於商代中後期的文物，商代早年的文物可能已經腐朽掉了。
對於夏這個文明來講，是存在的；但是對於夏這個朝代來講，很難說能不能被承認。
中國上古時期很少有把文字刻在石頭、泥板上的習慣
那麼一般會把文字弄在哪裡呢？獸皮、織物、木竹簡等
而這些東西很難長期保存下來
殷墟甲骨文的發現也是因為甲骨文的載體（龜甲獸骨、青銅器）比較堅固
甲骨文並不是一種原始文字，在其之前應該還有一段有文字的時期
文字這種東西在古代極其不易保存，所以我國上古的遺迹中什麼都豐富，就是文字稀少，而中東的遺迹恰恰相反，什麼都沒有就是文字豐富。為什麼有這種鮮明的對比，因為中東根本沒有一以貫之的史料流傳，所以必須靠「考古」來發掘史料，說白了就是造假。
一般認為夏不是信史的一部分。可能僅是一個氏族部落而已。當時同一歷史時期的世界上的很多文明甚至擁有完整的城池出土，仍舊不被承認是一個朝代或王國，僅被定義為部落文明，何況至今也沒有任何考古發現支持夏的存在，所以理論上說，夏應當是不存在的。這個也是國際上普遍公認的。甚至連商的起始年代，國際上也有存疑，夏商周斷代工程也只明確商朝結束的時間，對起始時間也很模糊，其結論因涉嫌抄襲，模糊，隱藏和作假也普遍受到國際同行的質疑。
泥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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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這篇是有感而發。
首先，排名第一的回答實在是：和題目沒有關係。
不論題目是夏朝存不存在還是是否缺失，那位的答案是關於華夏的建立來源。或許它作為一篇小說挺有意思，但實在是與題無關、與題無益。
其次，不加以論證的解釋卻往往能廣泛流傳實在是件可悲的事。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需要的，但是不加理性的自我批評叫妄自菲薄。
我寫這篇回答的目的主要是想研究一些前面回答中的問題，其次再討論下題主所問。
似乎會偏離了題主的原意實在是萬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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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疑義共析
我個人感覺，斷言夏文化沒有文字是不恰當的。
甲骨文是一種具備了漢書構字和六書規律的成熟文字，顯而易見，按事物的發展邏輯，商代甲骨文很難說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
目前早於商王朝的文字並不是沒有被發現。
龍山文化的陶器和獸甲骨上都發現了早期文字（註：可參見劉鳳君先生關於骨刻文的相關研究）。而除了近年來象牙文字的出土還有些一直流傳下的夏字，如「蒼頡書」，雖尚存疑，但如今即說夏文化沒有文字是不恰當的。
個人認為，商不是只有簡單的文字和記錄能夠證明其存在。
商王朝是因文獻資料、甲骨卜辭和考古資料的多層印證成為信史。
至於伯倫先生說的「也為史學愛好者留下了腦洞大開的發揮空間。
」
在下倒是覺得您的腦洞開的太大了。
抓住一點「孔子等儒家英豪們秉承「筆則筆、削則削」的史家傳統」，敷上些所謂正統所謂戎人的民族主義，結合您發散的思維，倒是出現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陰謀，讓人不禁唾棄周人的無恥和帝辛的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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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夏朝記錄的缺失
對於夏朝的記錄並不能說缺失，夏王朝當時的記錄確實缺少。
對於夏朝的記錄可以在眾多文獻中尋找到蛛絲馬跡。
有《史記·夏本紀》《大戴禮記》《國語》《尚書》《古本竹書紀年》等等
但是這些都是周代以來的文獻記載。
而夏王朝當時的記載現在來說幾乎沒有，只有存在爭論的考古遺址和尚未完全解讀的遺物，而這些目前只能被夏文化，還有待於發現屬於夏王朝的考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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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成夏朝記錄的缺失的原因
應該是對夏史的探究還不夠深，當然也可能是夏王朝只是一場夢。
anyway，事定猶須待闔棺，現在說一切都還太早。
最後，史家不是「筆則筆、削則削」而是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
請伯倫先生為我解惑，何為「這個東西是考古學界的恥辱。
」？
一家之言，見笑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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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臣『牆』從伐，擒危白[伯]『髦』、小臣廿又四，馘千五百七十，俘百、御丙[輛]、車二丙[輛]、櫓[楯]百八十三、（步兵箭）函五十、矢千又百，獻於大乙。用惟『白[伯]印』獻俘於祖乙，用『髦』於祖丁。登甘京，易[賜]。。。
「小臣牆」為殷代晚期一位王臣，危白[伯]『髦』是商朝的伯爵，換算就是夏朝的公爵，換算就是西周的男爵。方百周里的小國，其食者四之一，在西周有25乘馬車、2500人，1馬車對應100人。而殷代晚期，步兵12個中隊，180人為小臣隊長，每中隊150人，分5個小隊，每小隊30人，有正副隊長共3人，一共1800人，其中前排的180人隊長有盾，也就是陣寬180人、厚10人；另有50人為弓箭手，每人20支箭。養三輛單馬單人的「丙」戰車，車上綁有兩個箭袋，箭袋裡各有20支箭，車兵有盾。也就是1馬車對應600人，這個應該就是夏代晚期的兵制，所以《墨子》湯乘九輛，必死六千，夏代初期則是1馬車對應1200人。殷代初期到晚期，商軍1馬車對應300人，紂王時，商軍周軍1馬車對應150人，所以武王伐紂，300馬車、4萬5千人。
危伯髦之戰，步兵近1600人陣亡、100人被俘、不到100人逃亡，兩輛副車的領主陣亡，大部分隊長陣亡。危伯髦作為商朝封臣的白[伯]印也被繳獲。
夏朝初期，一車配左右兩個旅，共1200人
大禹的禹不是他的名字，而是族名，大禹叫文命，意思是以魚為名，所以念作魚。禹族念作真族，也就是女真族。
舜也是禹族，但卻是禹族分支的虞族，這個字也不念魚，而是念吳，吳意思是史官，古代吳史是一個字，也就是巫師。虞，其實是禹吳兩字的合體字，念作斟巫，也就是昆吾。
《史記夏本紀》帝中（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就是禹族分支的胤族，這個字也不念英，其實是禹旬兩字的合體字，念作斟旬，也就是斟潯。
還有一個夏朝的母族，叫斟罐，其實是禹鬲兩字的合體字，鬲是一種古代的罐子。斟罐族跟隨斟潯族征討山東的羲和二族後，就留在了山東，禹鬲兩字的合體字，就是魯。
具體見李白鳳《東夷雜考》
拜託，古人，能把字寫好一點嗎？
西周早期康王二十五年的小盂鼎（枟集成枠５．２８３９）小盂鼎道光初年發現，遺失於太平天國之亂
盂以多旂佩鬼方子囗囗入南（？）門，告曰：王令盂以囗囗伐鬼方，囗囗囗聝囗，執酋三人，獲聝四千八百又二聝，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俘馬囗囗匹，俘車卅輛，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盂又告曰：囗囗囗囗，乎蔑我征，執酋一人，獲聝二百卅七聝， 俘人囗囗人，俘馬百四匹，俘車百囗輛。
這是一次攻擊加一次追擊，所以後者俘虜的百多人都是駕著百輛戰車的，明顯是殘兵，而且沒有牛羊的戰利品。值得注意的是，從南門入，而且羊不多，說明鬼方是在南方。如果牛車是一車一牛共
360輛，那麼馬車就是一百二十一輛，卅應該是二十的誤讀。總共18000人的鬼方軍隊，120輛戰車，一車四馬三人配150人，鬼方是與商末、武王同樣的編製。
夏的記錄其實是很全面的，《禮記》中記載了夏後氏非常詳細的祭祀與禮制情況。
而古本《竹書記年》里對於夏的每個記錄，現在看起來都是非常的精準，是《史記夏本紀》所不能比擬的。《左傳》有言：「有夏乃大，大之至也。」夏的疆域十分廣闊，但核心部落的人數並不多，是因為他們集中分布在了一條東西的通路之上，這條2000公里左右，被後人稱為絲綢之路的古道。
《春秋傳》：「王從夏」。周的王制是繼承夏的。夏人最大的貢獻是制度與理性思想，天文地理上的嚴謹記載，遷徙中的探索冒險精神，這在後人的身上是越來越少了。
相比之下，商代的記錄似乎是少的多的，今天我們得到的關於殷商的信息很大來自發掘的甲骨。而夏代的三康失國的故事在《左傳》中已經描述的非常的詳細，夏禹與夏啟，以及最後一位夏王桀的事迹在先秦古籍中應該說比比皆是，所以相比之下，古籍文獻中缺失的反而是商代的詳細記錄。
1，現在考古來看，歷史上夏朝時段，中原地區已經出現城市群，中心城市功能完整，很明顯這樣的東西不是部落時代的產物，除非那時候的每1個女性可以生1000個孩子，並且順利養大。
2，所謂部落聯盟，倫理問題等等，馬克思提出的早期人類的假設基本已經被戳破了。
3，就像現在新聞聯播不會天天說1949年擊敗國民黨，也不會天天回憶土地革命戰爭一樣。商朝甲骨文上很難找到夏的記載，商朝貴人的確非常喜歡占撲，但都是為現實問題。
4，還有那時候夏朝的疆域到底多大，控制力如何，還是疑問。商朝的甲骨文記載自稱歷史有1700年，涵蓋了夏朝和之前。而祭祀的等級，湯的等級也不是最高的，也許，很可能，夏商同時存在相當長的時間。
5，說商是外來文明，可能性幾乎沒有。
6,還有個問題，夏朝的夏到底是誰起的名字？不排除其實這個叫法是其他人或者後人叫的，人家啟建立政權的時候壓根就沒起名字，因為沒有需要區別的地方。
其實商朝和西周的記錄也不比夏多太多，關鍵是遙遠。
東周列國開始，文獻記載才豐富起來。
我們基本確認商朝的文字和遺址。
但夏朝的文字現在也不清楚，遺址也不確定（雖然有人說是二里頭）
期待戰國的墓和秦始皇陵里能有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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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談論夏朝存不存在是沒多大意義的事，古人沒必要造這個假，成本太高。
夏朝直屬的領土，應該就是比一萬個國的平均水平強一些，不一定有現在的市那麼大。
夏朝或存在商朝之前的朝代肯定是有的，因為不可能憑空蹦出一個商朝出來，一定是有其雛形或者商取而代之。
夏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不存在，有可能存在但不叫「夏」（或者「華」） —— 不是說所有問題都有合適的回答，妄加忖度只會引來無謂的口舌之爭，這些爭論自五四以來已經夠多了，底下一群人都快扯倒民族性和體制問題了。
退
一步，即使非要談存在的可能性與不存在的可能性，也要靠證據。夏朝存在的唯一證據是諸多周以及後人的記錄，這不全面。有利於它存在的證據是二里頭等地的考
古遺址。否定夏存在也要拿出證據來，至少要能反駁夏存在的證據，明確證明二里頭等先商文化不是夏文化。不是說你演繹一個周人如何編造歷史就行的 ——
給足夠的假設能夠演義任何歷史，給足夠的參數能夠擬合任何數據。總之正反兩派都沒有足夠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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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記錄的缺失，是因為文字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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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字成熟於殷武時代，可以説是殷武造字，而.「倉頡造字」只是傳說。
古人沒有考古學支撐，除《魯春秋》為魯國宮廷歷任左史按《夏曆》的
年月日真實記錄外，其它史書皆有疑古之嫌。
武丁為什麼會列入.「易更三聖，世歷三古」.之中？因為他造就了甲骨文字，
並保存和發展了夏禹創造的符號文字。.漢人認為《周易》中的六十四組
符號文字是什麼「伏羲畫八卦」，東晉史學家孫盛認為是「夏禹重卦」，今考
古發掘出來的、玉琮上的大量符號文字，.足證是夏禹時期的祀器，孫盛
的大膽推測被考古文物印證。
學界不識玉琮上的符號文字，也搞不懂它的實際用途，.這是中國大學之
於《周易》研究的缺失，所必燃導致的後果。明朝學者王世貞「六經皆史」
之觀點，極為睿智。中國史籍中，最具信史的經典就是《易經》、《詩
經》、《尚書》、《楚辭》。《易經》共八位怍者，分別是：作《連山》
的夏禹、作《歸藏》的殷武、作《周易》的周文、作《易象》的周公；
以及，漢武帝那作《繫辭》的博士甲、作《說卦》的博士乙、作《序卦》
的博士丙、作《雜卦》的博士丁。
夏商周三古三聖創造了中國文字，然「百姓日用而不知（包括說這句名言
的漢博士甲自己）」，可悲的不肖子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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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周公與成王簡書》 歷史·文化
『引言』周公此信給小成王講述了周初的四大歷史事件，此簡書經成王室
大司樂譜曲後，題名為《文王有聲》之樂歌，其歌詞原文與參考譯文如下：
文王名聲 天下蜚聲 近求安寧 遠瞻業成 文王偉哉
文王受命 建立武功 討伐北崇 定都於豐 文王偉哉
築城依淢 王制配匹 非後急欲 諸侯來孝 王后偉哉
王宮深壕 豐都高垣 四方心同 王后為翰 王后偉哉
豐水東注 大禹功績 四方歸同 皇王復辟 皇王偉哉
鎬京辟雍 自西至東 自南至北 無不臣服 皇王偉哉
親卜武王 定都鎬京 龜兆之正 武王都成 武王偉哉
豐水生芑 武王豈無仕 遠為孫謀 燕翼兒子 武王偉哉
【札記】 《朱熹·詩集傳》曰：「王后，亦指文王也」。大師鴻儒隨意亂指，
王后太姒修建豐都的豐功偉績就指向了忙於北伐崇侯的周文王。這麼重大
的歷史史實，就被古今鴻儒大師們生生的抹殺了。
《朱熹·詩集傳》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亂指矣，指夏禹也。
周王朝自文王建夏禹辟雍始，就確定了統一國家意識形態的大智方針，即
諸侯來京不祀周祖而祀皇王夏禹，只進皇王辟雍祭拜。這麼重大的歷史實，
二千多年來公然史無記載！好在史不載經載，六經皆史，我們後人學習《
詩經》得以重新了解周史。
「皇王」、「皇祖」是夏禹稱號，若在此篇講得這麼清晰的情況下都還弄不明白，
後面的《周頌》出現這兩個稱號時，就更搞不清楚了。
此簡書作於成王四年。
（一己之見·僅供笑閱）
1 中國古代史的日期在公元前841年後才能確定無誤 因為字詞以後 古書里提及的天候星象變化可以與外間紀錄對照 。
2 目前能確切證明的中國歷史 始自公元前約1600年的商代 ，通過陵墓發掘的獸骨之上的甲骨文字知曉 這種甲骨文碎片約100000多 。
然後第三點是對此問題的回答 ：
3 中國文字出現於公元前2000年 只是最初的文字寫於竹簡和絲織品之上 年代久遠便腐朽 。
現存關於夏代的事迹出自口傳 由記事者寫在竹簡上 暫轉抄傳 。
以上出自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 。
如果把夏朝當成是一個統一（即便類似東周的列國情況，至少打架尊周王為上也算是統一）的，有燦爛文明的朝代，是存在大量爭議的。
但對應史書的夏的時代，在考古發現中發現已經比較發達的文化，這個是不爭的實時。需要討論的是？二里頭等幾個發現是不是屬於同一個文化？未來到底是否可能有文字（即便有，從現在甲骨文的辨讀率來看，想要辨讀還是很困難的，除非真的是圖畫文字）發現？
夏資料缺失可能有以下原因：
1. 文字體系不完善
2. 青銅鑄造技能不完善，難以像商一樣鑄造大量青銅器和銘文（刻於龜甲獸骨的文字畢竟難以保存，也很難整理）；
3. 行政組織結構不清晰，對於國家、朝代的觀念還處於模糊狀態；
4. 文化未進化到可以比較系統地記錄事件的地步。商時巫史文化發達，記錄了大量歷史事件，後世史家興起，記錄更加完善，因此相比之下夏的直接資料就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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