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藩镇割据时,朝廷真的弱到无力讨伐吗?什么导致朝廷不如地方?为什么不借郭子仪的余威收服藩镇呢?

1.那时朝廷能控制的地区好像有蜀,襄阳,长安,洛阳吧,这几个地方不是能制霸天下吗?有没有数据说明朝廷与地方的差距?
2.为什么不趁以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威望,收服藩镇呢?
3.有的知友回答朝廷没钱,为什么朝廷没钱啊请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是有个四川就能很牛了吗。。后来还得了吴元济的地盘

更新:作为看百度百科的小白,想问下:
1. 百度百科仆固怀恩,说安史之乱平定时,他受到宦官猜忌,遂拉上安史降将对抗,后来还是平定了,唐廷妥协,导致了藩镇割据,说他是罪魁祸首,如果没他反叛,藩镇割据会发生吗?
2.田弘正,百科那里说的他好像是绝世好人啊,真的吗


因为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便是大唐帝国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互相平衡制约,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一个浅而易见的事实:
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

因安史之乱,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
四方异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
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
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中唐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
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响、杀立节帅,而是和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帝了。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
可以说他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
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
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中唐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

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

各藩镇抵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异族,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功绩卓著。
在吐蕃占领河湟,兵锋一度打进长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亲守国门御边,中枢据守长安,坚持不东迁洛阳;神策军与各藩镇每年轮流秋防,剑南、凤翔、朔方诸镇百年里俘斩吐蕃军以数十万计;
终于遏制其野心,令其夺取关中与巴蜀、进占中原的野心不得实现,因此内部矛盾滋生,这个雪域高原空前绝后的强权终于在宣宗时彻底土崩瓦解,宣宗趁机复河湟三关七州。
同时河西汉民大起义,义军首领张议潮亲身至长安为质,举甘凉十一州重归版图,朝廷设置新藩镇归义军以赏其功,而非直辖中枢,亦在情理之中。

回纥汗国惨败于黠戛斯,十五万人西迁西域,三十万人其及可汗王庭南下,以归附之名索取唐朝天德军为据点,意图复兴。
对这种落水狗,中枢力量已经衰竭的晚唐政府,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调度下, 仍毫不客气地调集北方各大藩镇加以围剿;
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后归降,剩下的死硬派约十万人,及其可汗一起,被唐军攻灭于杀胡山。回纥汗国就此灭亡。回纥乌介可汗的人头也成了大唐战利品。

南诏侵攻时,亦是名将高骈先镇静海军,收复交趾,俘斩四万;又移镇西川,俘斩超过六万,令其国力空虚,幼童为兵,妇女耕饷,屈词请和,再难为患。

诚然,按大唐的高标准,比起初唐那些以少胜多神话战绩、一战破国直若等闲的赫赫武功,
(李卫公三千骑破东突厥十万,徐英公三千骑破薛延陀十万,苏刑公万骑破西突厥十万、一千破吐蕃军八万,太宗亲征高句丽俘斩十四万都被当败仗)
中唐的对外战绩确实有限,但国力大损只有之前一半时,还能基本保证除河西陇右外的中原汉地基本盘,而河西陇右也在趁吐蕃崩溃时终于收复了,藩镇体制不可谓无功。

此外,唐朝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立帝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力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监管,
因此唐朝宦祸对天下百姓的实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
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亡矣。

之后经历五代乱世,宋朝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问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之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地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可以乖乖听话的。
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后的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泛泛之谈。

参考盛唐时最早藩镇的设置起因,便因当时帝国过度扩张,边疆地区有比之前更强大的动员力,才足以保障军事需要。而为何在湖广一带还到处荒地、福建岭南也远未充分开发的情况下,长时间持续将大量国力军力投入到离长安万里之遥的域外。
实为唐王朝全盘继承的“西魏-北周-隋”关陇帝国的军国扩张体制,极限运转之必然。

以安史之乱为区分线,唐朝历史其实割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块,之前可以算是“后隋朝”,之后则是“前宋朝”。当帝国由扩张变为内敛,从政治体制发展看,藩镇制就是这个从隋一直到宋的漫长转型期中,维系帝国统治和王朝基本版图的权宜之计。

而北宋每次皇帝即位则厚赏禁军,不得不因此背负上沉重财政负担;包括宋开国战争中屠江州、屠成都的滥杀,正是唐朝五代骄兵现象的余波,也是帝国转型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脱离政治制度的变迁,空泛谈某朝“尚武”,某朝“懦弱”,其实并无太大意义。


8/15/2017更新。

谢大家点赞!再更一段唐代宗时期藩镇的状况。为了时间上的连贯性,更新放在原答案后面。大家往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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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晨曦 的答案不错,主要谈藩镇。我就重点解决一下题主的这个疑惑:

为什么不借郭子仪的余威收服藩镇呢?

大部分人都不熟悉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只知道玄宗傻X了,于是安史之乱发生了;郭子仪闪亮登场,于是安史之乱被平定了。可真正的历史要复杂得多。至于“郭子仪的余威”嘛,不存在的。

在此,我简单梳理一下肃宗即位后,安史之乱被平定的艰难历程。

(以下引文皆出自《资治通鉴.唐纪》)

十一月,戊午,回纥至带汗谷,与郭子仪军合;辛酉,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

这一仗郭子仪大胜,平定河曲。但是,回纥兵显然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月,戊子,上至凤翔。
郭子仪自洛交引兵趣河东,分兵取冯翊。己丑夜,河东司户韩旻等翻河东城迎官军,杀贼近千人。崔乾祐逾城得免,发城北兵攻城,且拒官军,子仪击破之。乾祐走,子仪追击之,斩首四千级,捕虏五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干佑未入,自白迳岭亡去。遂平河东。

平定河东,没有回纥帮忙,郭子仪干得相当漂亮。但安史叛军依然嚣张,兵锋到达凤翔(皇帝所在)50里,惊动了党中央。

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乂战不利,矢贯其颐而走;王难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礼退军扶风。贼游兵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凤翔大骇,戒严。

接着,郭子仪派手下收服潼关,结果遇上了安庆绪的援军,被打得鼻青脸肿。

庚子,郭子仪遣其子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军王祚济河击潼关,破之,斩首五百级。安庆绪遣兵救潼关,郭旰等大败,死者万馀人。李韶光、王祚战死,仆固怀恩抱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东。

郭子仪毕竟牛人,没多久就找回了场子,一雪前耻。你把我的马仔仆固怀恩打到渭水玩漂流,我也让你的小弟李归仁去清河学游泳。

庚寅,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等伏兵击之于白渠留运桥,杀伤略尽,归仁游水而逸。

可惜下一仗又丢大了,李归仁游泳归来,华丽反杀……

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遁,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阵,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皆为贼所擒,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保武功,中外戒严。

清渠之战,郭子仪惨败,从此唐军转入战略防御。直到5个月后(757年9月),郭子仪向肃宗提议,要不,我们再找“友邦”回纥助拳?

郭子仪之所以能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正是因为回纥的大力援助。

贼伏精骑于阵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

这是收复长安之战,回纥军队干掉了安庆绪埋伏的精锐骑兵。

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施吐拨裴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馀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

这是打败安庆绪洛阳军队的战斗。郭子仪吸引叛军下山,回纥从背后猛攻,直接击溃敌军。这仗之后,安庆绪就逃离洛阳,去邺城防守了。

然而,回纥并不是活雷锋。人家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抛头颅、洒热血,难道就是为了大唐的中兴?没有大笔的赏赐,人家才没那么积极呢!

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按约定,收复两京之后,当地的金帛、子女回纥可以随便抢的。当然,广平王李俶(也是后来的唐代宗)想尽办法避免了这种悲剧,甚至跪在回纥王子叶护的马前。但人家只是不抢劫了,金银财宝、牛羊大米大唐还是得奉上。

日给其军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壬戌,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俶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己丑,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可见,为了拿下长安、洛阳,唐肃宗是下了血本,最后不得不大印钞票,玩“量化宽松”。

秋,七月,丙戌,初铸当十大钱,文曰“乾元重宝”,从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谋也。

自中兴以来,群下无复赐物,至是,始有新铸大钱,百官、六军沾赉有差。

修整了近一年后,唐肃宗终于发力,派兵去邺城围剿安庆绪。

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

这就是传说中的邺城之战,九节度使加一个兵马使围攻邺城,4个月没有攻下,李嗣业还中流矢而死。759年3月,史思明援军到来,一场大战,唐军死伤惨重。

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中流矢。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

这仗之后,史思明杀了安庆绪,成为了新的大燕皇帝。唐军这边郭子仪被召回,由李光弼和仆固怀恩代替,和史思明打擂台。虽然李光弼小胜不断,但史思明还是夺回了洛阳。同时,双方都缺钱,不约而同地玩“量化宽松”,发行大额货币。

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京兆尹郑叔清捕私铸钱者,数月间,榜死者八百馀人,不能禁。乃敕京畿,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钱当三十,诸州更俟进止。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癸丑,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如畿内。

这时,大唐又后院起火,爆发了“刘展之乱”,郭子仪推荐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去平乱。结果,761年1月,叛乱平息了,田神功却在富庶的江淮好好爽了一把。

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

平卢军大掠十馀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一个月后(761年2月),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去收复洛阳,结果两人互相拆台,被史思明暴打了一顿。

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史思明虽然赢了,却没得到太多好处。761年3月,他的儿子史朝义干掉了老爸,自己当了皇帝。大唐这边依然缺钱花,元载提出了“抢大户”的方针。

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

碰见江淮的有钱人,直接没收一半财产,甚至80 - 90%,去填补朝廷的大窟窿。

762年5月,肃宗死了,代宗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平乱。为了提高效率,代宗又想到了当年的“友邦”,回纥。

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于诸将。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陈于横水。贼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以当之。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

有回纥帮忙,仆固怀恩自然大发神威,收复了东京洛阳。然而,这次没人扮演当年唐代宗的角色了,于是回纥在洛阳好好的爽了一发。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

不光如此,朔方军、神策军眼巴巴地看着回纥军爽得欲仙欲死,哪还把持着住?也跟着一起爽。可怜的老百姓只能用纸衣服护体。

回纥如此暴力,史朝义没多久就灭亡了。但别忘了,回纥的赫赫战功后面,是无尽的索取。

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

综上可见,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大唐可谓使劲浑身解数,打得筋疲力尽。郭子仪的余威?这东西我实在没有看见啊,反而是回纥援军的暴虐,给取胜的大唐留下了满目疮痍。这时,面对名义上臣服的河朔三镇,代宗除了姑息怀柔,还能怎么办呢?国家都打成这幅模样了,早点结束战争比什么都好啊!更何况,西边的吐蕃也相当嚣张。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
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8/15/2017更新唐代宗时期藩镇的状况~~~~~~~~~~~~~~~~~

继续回答题主的问题:

唐藩镇割据时,朝廷真的弱到无力讨伐吗?

对,确实无力讨伐。

几个高票答案都详细解释了,藩镇和大唐的平衡共存关系。如果不仔细读,很容易以为大唐皇帝是不想、不愿、不肯讨伐藩镇。其实,任何一个皇帝,都想大权独揽、四方臣服,都想拥有宋、明、清时的中央集权。面对一些藩镇不缴纳赋税、自行任命属官、世袭节度使等等作为,哪个皇帝都会不爽。因此,一有机会,大唐皇帝就想教训一下这些无法无天的藩镇,给帝国来个中兴。只不过嘛,折腾了半天,搞得鸡飞狗跳,最后不得不又回到之前的平衡上来。

唐代宗:人生本来如此艰难,藩镇的事情就不要拆穿。

前面说过,代宗为了早点结束战乱,接受了张忠志(后赐名李宝臣)、薛嵩、李怀仙、田承嗣的投降,让他们在自己的领地成为节度使。这四个人拥兵自重,不缴纳赋税,自行任命文武将吏,俨然是土霸王。可唐代宗无暇整顿他们的,因为自己手上拿着一本烂账。

1. 吐蕃,强大的外敌。

首先是前面提到过的吐蕃。安史之乱763年2月结束,10月吐蕃就杀进了长安。不用说,自然是爽歪歪了。

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苗晋卿病卧家,遣人舆入,迫胁之,晋卿闭口不言,虏不敢杀。于是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

猛抢了十五天之后,吐蕃撤退。两个月后,又占领了四川西边的土地。

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

更可怕的是,我原以为只有安禄山这样的会当叛徒,没想到啊没想到,仆固怀恩这种满门忠烈、战功赫赫的也背叛了革命!经常与吐蕃、回纥鬼子勾结骚扰大唐。

冬,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至晞州,白教德、郭晞闭城拒守。

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

由此可见,吐蕃在代宗时期威胁有多大。每到秋高马肥,吐蕃就来大唐旅游,长安就要全城戒严,称为“防秋”。不仅如此,另一个外族回纥也是个大麻烦。

2. 回纥:贪得无厌又靠不住的盟友。

原答案提到,回纥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然而,这个功臣的要价是相当地高。他就像附骨之蛆,时不时来敲大唐一笔。

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遣及马价,共用车千馀乘。

比如,回纥经常拿一些废材马,以切糕价卖给大唐。代宗不敢怠慢,尽量满足。回纥赚得盆满钵满,要用一千多辆车装钱财回去。

壬申,回纥复遣使者赤心以马万匹来求互市。

有司以回纥赤心马多,请市千匹。郭子仪以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上不许。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某天,回纥使者又带来一万匹烂马来叫卖。主管官员表示我们也很困难啊,能不能就买一千匹啊?郭子仪一听,这还得了,有你这样直接杀价90%的吗?吐蕃已经够呛了,再惹毛了回纥,我们怎么应付得过来。这样吧,不用国家出钱,我用一年的俸禄来买这些马!代宗知道了,说哪能让您花钱啊!还是交给我吧。最后代宗杀价40%,买了6000匹。

可惜“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代宗如此哄着回纥,回纥居然还是和吐蕃混到了一起!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磨、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剌之众自西道趣盩厔,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

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嫁殆尽。

仆固怀恩这个带路党,带着俩“皇军”杀向奉天。危急关头,郭子仪出马,成功策反了回纥,调转枪头捅了吐蕃。

药葛罗(回纥可汗的弟弟)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于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泾州东。

找回纥这种反复无常的当盟友,活该吐蕃倒霉。不过,回纥既然帮了忙,按老传统,代宗又要破费了。实在没钱了,只能给官员们加个俸禄所得税。

乙酉,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馀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

3. 天灾。

“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外患,代宗的内忧也不少。

(764年9月)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馀钱。
(765年3月)是春不雨,米斗千钱。
(770年)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771年3月)河北旱,米斗千钱。

题主问“为什么朝廷没钱啊”,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唐代宗时期朝廷的确入不敷出。为了维持政府机构运转,代宗只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了。“青苗钱”、“什一法”都拿出来了。然而“什一法”搞得民不聊生,一年半后废除了。

(764年)秋,七月,庚子,税天下青苗钱以给百官俸。

(765年5月)畿内麦稔,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从之。

(766年)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

4. 代宗和藩镇的平衡。

中央政府被吐蕃、回纥弄得自顾不暇,地方上的藩镇就越来越嚣张了。对此,代宗的策略是“放过老虎,专打苍蝇”。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馀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李)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籓臣,羁縻而已。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也叫幽州节度使,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淄青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这6个大老虎,代宗只能含泪姑息。

另外,西川节度使崔宁也加入了割据型藩镇大家庭。

杨炎言于上曰:“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

除了上面7个以外,同华节度使周智光也想玩割据,这下代宗怒了,我不发威,你是不是觉得劳资好欺负啊?立马派郭子仪灭了他。

春,正月,丁巳,密诏郭子仪讨周智光。子仪命大将浑瑊、李怀光军于渭上;智光麾下闻之,皆有离心。己未,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帅所部降于子仪。壬戌,贬智光澧州刺史。甲子,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智光,以其首来献。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代宗天命在身,最顽固的“河朔三镇”之一,幽州(卢龙)节度使,突然臣服了中央!李怀仙被手下干死,朱泚、朱滔兄弟成为了卢龙军的领衔人物。朱氏兄弟主动向朝廷示好,先后带5000兵去长安“防秋”。朱泚最后留在了长安,朱滔在幽州带领军队。要知道,从安史之乱开始,十八年了,幽州兵就没有为朝廷效过力!朱泚进京的时候,长安士民争相围观,人山人海。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且请自将步骑五千防秋;上许之,仍为之先筑大第于京师以待之。

九月,庚子,至京师,士民观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将士于延英殿,犒赏之盛,近时未有。

借着这股春风,代宗大旗一挥,把嚣张的田承嗣打得哭爹喊娘。

未,敕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止承嗣及其侄悦,自馀将士弟侄苟能自拔,一切不问。

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

卢子期攻磁州,城几陷;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至京师;斩之。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田承嗣惧。

如果连田承嗣这样的资深割据藩镇都消灭了,加上已经臣服的幽州节度使,“河朔三镇”代宗一下搞定俩,中兴大唐指日可待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八十六岁的老狐狸田承嗣一通合纵连横,化解了自己的危机。

他先忽悠住李正己,使他按兵不动;又直接把李宝臣忽悠瘸了,让他反水打朱滔。这一下最强的三节度使都废了,朝廷的攻势被遏制。适逢白眼狼回纥又不老实,既然田承嗣嘴上服了软,代宗只得就坡下驴赦免了他。

二月,庚辰,田承嗣复遣使上表,请入朝。上乃下诏,赦承嗣罪,复其官爵,听与家属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

之后田承嗣依然不老实,又支持李灵曜闹独立。这种小苍蝇,代宗自然不会客气。几个节度使齐上阵,立马把李灵曜打趴下了,田承嗣派去的援军也被端了。

田承嗣遣田悦将兵救灵曜,败永平、淄青兵于匡城,乘胜进军汴州,乙巳,营于城北数里。丙午,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夜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营中大骇;忠臣、燧因以大军乘之,鼓噪而入,悦众不战而溃,悦脱身北走,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灵曜闻之,开门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灵曜至韦城,永平将杜如江擒之。

此役过后,唐代宗和田承嗣都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代宗不会妄想能一举消灭、降服这样的大藩镇;田承嗣也知道再怎么有独立性,面对朝廷还是得夹着尾巴做人。皇帝和藩镇之间达到了第一轮平衡。

779年2月,田承嗣寿终正寝了,侄子田悦继承了他的位置,对朝廷一直非常恭顺。3个月后,唐代宗驾崩了,把藩镇问题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德宗。此时,不纳税的藩镇一共有5个,他们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和西川节度使崔宁。如果有时间,再写写下期,“德宗的野望”。


前面的唐粉把藩镇吹得如此劳苦功高、忠李爱唐,考虑过中唐以后的唐朝皇帝的感受吗?从代宗起,哪个唐朝皇帝对藩镇不是恨得牙痒痒,又无可奈何?

安史之乱本身就不是被朝廷以武力消灭叛乱力量平定的,而是在一部分叛乱将领又反过来投降朝廷,名义上对朝廷效忠结束的。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当然是,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彻底消灭他们,而他们也不想继续和朝廷打仗了。

河北三镇率先脱离朝廷控制,为了威胁和控制,朝廷只好在三镇缘边的山东、山西也大量设立藩镇。山东藩镇跟着河北藩镇一块搞事情,朝廷只好继续沿秦岭—淮河一线设置藩镇,结果淮西藩镇也不听中央的了。朝廷没办法,只好在全国普遍设立藩镇。

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居然也能被唐粉说成唐朝朝廷英明神武、稳操全局、让唐朝续命一百多年的成功经验,真是“大唐中央在下一盘大棋”。这种大棋论要是唐朝的皇帝听到了,大概要气得从墓里爬出来。

唐朝的藩镇,尤其是淮河以北的各大强镇,之所以能够负隅跳梁,颉抗朝廷,不仅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辖区内的军队,还因为他们完全掌握着辖区内的人事和财政,朝廷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够制约他们的权力,仅有的也就是他们干了什么之后呈报中央,中央备案认可一下。而且,朝廷不认可的时候,他们也无所谓,心情好了拖着,心情不好就直接扯旗造反。

这时候的唐朝皇帝之于华北地区的藩镇,差不多也就是周天子之于东周时期的诸侯列国。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各藩镇对朝廷基本上不承担什么责任。至于说所谓的抵御蛮夷,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辖区当成自己的私人地盘,当然会抵御了。问题是,他们不光抵御满意入侵,也抵御朝廷派来的军队。

唐朝比周天子好一点的地方也在于,虽然河北、山东、河南乃至密迩畿辅的长安周边的藩镇也越来越不听话,先是泾源之叛,后来干脆出了一个歧王,但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始终保持着对朝廷的忠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乱。所以朝廷仍然仍然能够从这些地区抽调税赋,来维持大体上的平衡局面。

这也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在军事上持续的时间和规模都要比黄巢之乱更大,但对唐朝造成致命一击的并非安史之乱,而是黄巢之乱的原因。黄巢之乱破坏了唐朝赖以维系的男方区域,朝廷为了平叛,也不得在男方区域同样设置藩镇,而这些藩镇在设置之后不久,基本上也都逐渐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也就是说,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整个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唐朝中央已经完全无力控制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说,反正自己也无法控制,与其交给一个坚决反对自己的势力(比如安禄山、史思明),不如让至少名义上不反对自己的势力,也就是藩镇。

但朝廷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安史之乱之前的状态,削平藩镇,重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系,只不过是自身的实力做不到而已。而当时的各藩镇相互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所以暂时处于均衡状态,也没有能力直接反对朝廷。这和春秋时期的情况大体相似,不是没有人想取代周天子,而是不具备这个条件。

黄巢之乱发生后,随着朱温、李克用的强势崛起,这个均衡被彻底打破,就如同东周历史发展到秦国强势崛起,各国都难以再继续划境自守了,周天子作为一个吉祥物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最后被消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唐朝第一次出现。东汉晚期实际上就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黄巾起义之后,各地都自己招募军队,一开始是保境安民,后面就逐渐变成专制一方的割据势力了。无论名义是叫刺史、州牧还是什么,本质上都已经没有区别了。而各地的割据势力相互攻伐,最后演变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而在南宋初期和南明政权初期,也都有人建议过,效法唐朝,在已经完全失控的地方大量设置藩镇,让各藩镇自己去想办法组织军队,为朝廷抵御正面威胁。但最终结果却都失败了。南宋是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南明政权是同意了的,实际上给予江北四镇的权力相当大,已经完全可以专制一方了,但仍然没有成功,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北宋就是从五代十国这种割据局面中打出来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防治地方割据倾向,加强中央集权。而且从制度上做了诸多安排,军事区划与行政区划完全剥离,甚至在对西夏战争中,也没有完全将军事与行政区划合并起来,财政上更是另外单独搞一套。

明朝也是一样,领兵的大将只有军权,但不掌握地方行政权力,财政和人事都要服从中央安排,根本没有能力割据。所以,即使在辽东这种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相当长时间的地方,也必须由朝廷派出巡抚、督师这种高级别官员来统一协调,而且在程序上还必须依赖于朝廷的支持,根本无力建立唐朝藩镇那样的割据势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唐朝确实通过藩镇续命一百多年,但那种续命的质量非常低,而宋明虽然未能成功续命,但统治的质量要高得多了。无论宋朝还是明朝,始终坚持统治一体,不光要统,更要治,不能治的地方宁可不统。


首要原因是中央禁军战斗力下降。开始削藩是用以藩制藩的政策,调一个藩镇去打另一个藩镇。但是唐代规定,藩兵出藩打仗要多付一倍的工资,这些钱都是中央出,造成财政紧张,而且打下来的地方还不一定就归了中央。藩兵完全是听调不听宣,德宗朝还发生了泾原兵变,调去平叛的藩兵自己造了反。
各地藩镇连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对付中央,使得中央靠外藩无法有效平叛。
宪宗曾经短暂名义上统一过全国,一方面靠的是短暂恢复的中央禁军,另一方面原先铁板一块的河北三镇中的魏博镇上表归服,接着军事冒险拿下蔡州,收复淮西,再接着淄青等各镇也就归复了。
要想结束藩镇割据的局面,就是要有个强力的军队,并对藩镇各个击破。昭宗就犯了错误,选错了将领,断送了刚练好的军队。又选错了削藩对象,白白便宜了朱温。


我脏唐衰落时依然是脏唐。
唐代中后期也曾回光返照几次,当然都不彻底,但依然维持住了世界霸主的尊严(对比同时兴起衰落的阿拉伯帝国,或者铁血强宋)。
好了现在忙,还在对账,闲了补上。


安史之乱最终的结果是天下民意不再全系唐室,至少一部分人已经抛弃了对唐室的臣服心理。

安史之乱彻底暴露并加剧了大一统唐室貌似辉煌壮阔不可一世背后的衰弱无能与举措艰难,唐室大一统的暴力支撑前提不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期以力服人的中央集权自然不可能真实实现。

我土,有力者居之,这个真实逻辑放之彼时可以说明一切。

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唐室的确是没有足够能力讨伐藩镇,恢复太宗、玄宗前期中央对地方操控自如的状态,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无此实力和决心。


我来歪个题: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地方没有什么藩镇割据,清朝中央收回地方的民政、财政、军政了么?能借曾国藩之余威强行收回么?


藩镇制度其实是一种封建制度。情况与西罗马帝国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相似,欧洲的爵位名称,原本就是罗马和日耳曼人的各种武官职称。
封建制度下,一大特点是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即便消灭一个藩镇,除非屠杀式覆灭,否则还是无法控制。封建制度另一大特色是君主可以召集封臣御外,但带兵指向自己的封臣,有时会激发另一些封臣的联合反抗。
从封建制度转向帝国制度,从来都是封君实现的,并非主君自己的能耐。周天子也好,明治天皇也罢,前者是封君秦公逐渐强大而扫六合,而后者是倒幕藩部联合起来实现了废藩置县。


然后呢,郭子仪又成了新的藩镇,就算郭子仪忠心不二,谁能保证他的牙将也是如此呢?

总有一天,一件黄袍会带着劝进表送入营中,如此循环。


因为安史之乱天子没有履行职责保护万民啊,于是大家也都懒得理天子自己顾自己了。

连要端他老窝的胡人都对付不了,那我逃个税/杀个人/占个地/贪个污/割个据什么的他应该顾不过来吧?

天威堕地,就是形容这么个情况。关键的时候,不能怂。

权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觉得它存在,它就真的存在。


最近看了张国刚先生的《唐代藩镇研究》,里面的第六章标题即是“唐代藩镇割据为什么长期存续”。我把书中的内容总结如下,供参考。

唐代藩镇割据长期存续的问题,本质上是河朔割据历世不衰的问题。河朔割据使得中央必须宿兵设防,割据现象因而扩散开来。杜牧说,“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可见,河朔藩镇割据乃是唐代全部藩镇问题的关键。因此,这个问题转换为为什么河朔割据能够长期存在。

一、 河朔方面的原因:河朔本身特殊的军事、政治、经济条件
1. 军事
河朔的军事力量强大,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兵员众多。魏博、成德的在籍军士常在五万以上,淄青十万,淮西五万。
第二,河北产马,骑兵强大。卢龙骑兵在二万以上,成德精骑不下数万,魏博亦然。
第三,尚武传统。“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自古习武尚战。塞外少数民族的迁入更加剧这一传统。
2. 政治
河朔藩镇除内部军事力量强盛外,在彼此间也构建了巩固的政治军事联盟。河朔割据藩镇之间“辅牙相倚”,“急热为表里”。建中时“四王”联兵,长庆初三镇同叛,正是这一情况的体现。
河朔割据的存在还与诸镇不否定唐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有关。这一政治态度避免了藩镇与唐廷间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建中大乱时,魏博、成德、卢龙、淄青四王并立,但仍奉唐廷正朔。
总结上述两点,河朔藩镇的政治信条是“礼藩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
3. 经济
河朔割据地区的节度使们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政治需求,会注意改善统治手段,注意发展经济。

二、唐朝中央方面的原因
1. 缺少强有力的中央禁军
唐朝中央缺少强大的军事力量,依赖的是各个藩镇之间维持相对均势。神策军是中央仅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但一般是守卫京西京北地区,控制那里的藩镇。仅在西北边疆无事时,神策军才会出师远斗。元和四年讨成德王承宗,唐廷命宦官吐突承璀率领神策军前往,但仍一无所成。这暴露了两个问题,一是神策军与中原军阀的矛盾,二是宦官与朝臣的矛盾。

2. 缺少雄厚的财政力量
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开,中央有权支配的只有一定数额的上供。这虽然保证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但也使得中央财政缺乏弹性,一遇非常之变则陷于困境。
唐中叶后财源在东南,“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使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漕运稍梗便会全面陷于恐慌。每逢用兵,常因财竭力尽,草草收场。

3. 中枢机构的内部斗争
安史之乱后,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外戚和皇权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大大影响了唐廷对河北的处理,为河朔割据埋下祸根。
元和以后,牛李党争,南衙与北司势同水火,宦官势力恶性膨胀,甚至擅行废立。唐廷已被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弄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

三、边疆形势的影响
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对河朔割据局面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影响唐廷的政策和方针,二是牵制唐廷的军力和财力。
第一个影响主要来自东北的奚、契丹。卢龙、平卢节度使的设立就是为了防止这“两蕃”势力坐大。安史之乱后直至唐末,在河朔割据的情况下,唐廷从不担心东北两蕃入寇,得益于河朔藩镇尤其是幽州镇在捍御东北边疆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唐廷对河朔采取姑息态度。
第二个影响主要来自京西京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吐蕃对长安的长期和直接的威胁,在财力上影响到本已拮据的中央财政,在军力上也牵制了包括中原防秋兵、西北藩镇兵和神策军三方面在内的大量军队。因此,唐廷对河北用兵必须考虑西北形势。待吐蕃势力衰竭,河湟之地已复后,西南战事又起,南诏又成晚唐之大患。


因为郭子仪本身就是节度使,是既得利益者,他的效忠也只是不反叛而不是上交权力,中央之所以能尽量短时间以小代价平定安史之乱,一是与安史残党妥协,二是放任功臣坐大,实际上是以毒攻毒,但也总比被一剂毒药毒死强一点,这也是中唐广布节度使的原因,互相牵制,不让任何一个坐大,这才有宪宗时收复河北之力。


我也写一点吧,唐以关陇贵族兴,稍具胡性,得国虽有巧,但灭群雄而得鹿,也是浴血奋战之果,唐初渭桥之耻,太宗灭突厥而雪,而后四方征战,及至高宗武后,也是战事连绵,国土广阔,而效前法,设置诸都护府,以便宜行事,后而有另置藩镇,藩镇权大而后诸臣有私权,别于中枢。

玄宗初年,国事承平,忽而安史之乱生,繁华之下的帝国,病入膏肓虚有其表,玄宗去都而入蜀,烽火四起,朝廷微信一扫而光,后乱虽平,国力不复,诸地拥兵之臣实力大增,各有心思,皇室因余威尚存而全社稷,连年战乱民心思安,虽有几良将,实无力再战,而四夷趁机生事,吐蕃强敌在侧,只能修养生息。藩镇虽有权尚不足威胁朝廷,朝廷不移藩镇而安诸节帅之心,是以天下得安。

而后朝廷全社稷疆土,节帅得实权私军,虽有骄横但尚不敢窥伺神器,虽有李希烈之叛,然朝廷也仍有平乱之力,后又广设置藩镇,实望互相制衡。王室与藩镇共安天下,共抗外敌。然皇室日衰,藩镇日强,内又有巢贼为乱,外有夷狄为患,不亡才是坏事

还有题主说的那些地方,说是制霸天下,其实跟传国玉玺一样,有的人拿着有用,有的人拿着是坏事。唐朝撤藩镇的话,节帅兔死狐悲,必会联合生乱,还有唐朝宦官力量之大,可以随便更立天子,甚至杀死。神策军是个bug。先说这些吧


好像每朝天子都要打几回仗,而且基本都会遇到地震,狂风暴雨,冰雹,干旱,那时候的土地产量低,应该还没有玉米红薯这些作物,支撑不起。好像代宗时又是京城地震,不久三个州地震。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三国时好像叫李康的人说的。


唐皇帝宁可诸蕃镇割据,也不要再出一个安禄山


藩镇割据,不就是许多人向往的欧洲吗……国王与地方贵族并行


安史之乱以后,唐廷就再也不信任武将了。不管是郭子仪还是李光弼都是备受猜忌的。郭子仪可怕的是功高盖主,李光弼可怕的是不勤王。包括这两者手底下的得力将领,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这些将领也是分散到各地去了。安史之乱引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赏赐你安禄山和史思明那么多官爵和金银珠宝,你们还是造反叛乱了。所以站在唐朝皇室的角度来看,与其我把钱给你们藩镇打造你们的兵去戍边,不如我自己花钱打造个神策军出来,去戍边。

郭子仪当然有实力和那个威望收服藩镇,但是唐朝皇帝敢这样做吗?再也不敢了。安禄山当初看起来不忠诚吗?你郭子仪收服那些藩镇以后,实力超过安禄山没有压力吧?下一步会干嘛,唐朝皇帝还敢再赌一次吗?所以,自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唐廷就把钱财优先供养自己的神策军了。至于那些忠诚的和不忠诚的藩镇,有余粮就喂一口,没余粮就拉倒,所以就唐廷这种做法,忠诚的藩镇和唐廷的关系也是渐行渐远了。

所以说藩镇问题,很好解决,放权 放财给可信任的有能力的 有实力的节度使去收服就行了。我们后人看来,郭子仪和李光弼都很忠诚,包括之前的封常清,哥舒翰,高仙芝等等等。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看哪个手握重兵的将领都是充满猜忌的,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叛乱的将领又是哪一个。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这两者在初期都不是问题 都是很容易解决的。只不过信任二字,在玄宗 肃宗 代宗 德宗看来,一个不小心命就要搭进去了。

以上,就是看了唐朝藩镇割据书籍的一个感想。


藩镇与藩镇割据是不同的概念。同意慕容晨曦的回答。我们来讨论一下藩镇割据如何形成,以及唐以后的治国者如何吸取教训为摆脱这个尾大不掉的难题所付出的代价。自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代统治者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面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四大基本制度
1.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
2.全民统一的思想
3.社会精英的控制
4.维持集权的经济制度
秦朝贡献了第一个制度-郡县制。这是对我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直到今天。太祖有诗可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郡县制在行政意义上界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解决了人事权。中国从此告别了分封制,进入了中央集权时代。第二个统一全民思想秦的办法是不准你读书不准你讨论,相比之下汉武帝就要高明了许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大家只读儒家的经典,因为儒家是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讲秩序的了,恰巧击中了统治者在思想统一方面的痛点。
而社会精英的吸收方面要到隋朝的科举制形成才算完善,汉朝是举孝廉,在公平程度,以及社会稳定方面跟科举是不能比的。因为科举让大量的读书人有了进入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量。无数的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耗尽一生。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到唐之后,统一思想,控制精英这两个制度已经像钟表一样精密的走着,唯独在经济制度方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去与中央集权相配套,而由此也影响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而唐的藩镇割据就是由于中央过度分权给地方造成的。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各种赋税便累加起来,归结原因是由于行政成本的增加不得已而为之。一个是养官的费用,一个是养兵的费用。唐太宗李世民在这两项费用的支出上有了创新。在养官方面采用“公廨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征收财产税,另外唐朝采用六部制,比汉朝十三曹精简了许多,这极大减少了中央财政支出。在军费开支上唐朝实行的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出钱养军。 并且对将官的任用实行三不原则,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自重。这样中央财政又省下一大笔支出。但公元755年,镇守北方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一手终结盛唐,史称安史之乱。这里就要讲道节度使了,节度使本意是中央集权的手段但由于中央与地方经济意义上的不对等却成了过度分权的表现。节度使源于唐代的监察制度,是唐代一御史官,御史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中纪委巡视组吧。但不同的是中央政府派御史监察时地方长官要皆听命与他。逐渐演变成地方长官最高一级。如果去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留下来,则地方事物由他全权支配,节是一种全权印信,度是调度的意思,就是持有此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地方事务的人,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加上玄宗在位期间十余年不换将官,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正是这种分权过度的结果使得唐始终摆脱不了藩镇割据的恶果,后来一直到宋改由中央养兵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才从制度上解决了此前地方势力一直威胁中央的难题。此后地方再也没有力量挑战中央,四大基本制度的第一个制度在宋被定型。这在政治上彻底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但问题又来了,从此中央要养兵,这给中央财政加了一个大包袱。。。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平乱采取平推方式,导致战事焦灼,要不是叛军内部一再发生内乱,收复两京都难,最后唐军打到河北已经精疲力竭,只能默许河北割据。中央财政困乏,权力斗争激烈,政策失误,皇帝昏庸,郭子仪虽然是一代名将,但也无力彻底平定内乱,况且在同时代诸将中,李光弼这些人都是昔日同僚,并不能节制这些人,对战事影响极大,再加上皇帝的猜忌等等,平定叛军太难。而朝廷错误地遍设藩镇,导致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越来越少,能够再苟延残喘二百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郭子仪要是有这个能力和威望,就自己做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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