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元璋頒布《大明律》和親自編寫《大誥》來看，皇權和法律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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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歷史中的法律多為君主捍衛自己權力的武器，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頒布了《大明律》，由親自編寫了《大誥》，從中怎麼探究法律與皇權之間的關係？

雖說現在淡化「階級」意識，但法律確實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朱元璋說過：「禮法，國之綱紀。禮法立，則入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紀綱法度，為治之本。」可見朱元璋對法律極為重視，同時由於元末明初之際，法律破壞嚴重，所以制定明律十分迫切。加上李善長有「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因此《明律》是以《唐律》為本所制定的。

從吳元年十月到十二月，「十二月書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同時，又有「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而之後朱元璋又覺得這套法律「尚有輕重失宜」，因此在洪武「六年夏，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同時「每一篇成，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為裁定」。直到「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採用已頒舊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者又一百二十二條，合六百有六條。」因此從吳元年到洪武六年，前前後後七年的時間，終於將《明律》初步完成，後來在洪武二十二年時又修改了一次，但那只有小範圍的修繕了。

要看皇權和法律的關係，我們得從《明律》本身入手。《明律》和《唐律》一樣，首推十惡，我們常說「十惡不赦」，便是如此，分別有「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但和《唐律》不同的是，對於「謀反」和「謀大逆」，《唐律》是「為首者處極刑，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絞」，其他的都不判刑；而《明律》則規定，本人「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上皆斬。相比之下，《明律》在維護統治上的刑罰更為嚴峻。

由於彌勒教和白蓮教在反元時起了很大助力，因此宗教力量也成為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明律》中特地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名色，乃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候；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這同樣體現為為了維護皇權而過分遏制宗教的意圖。

同樣的，在人事任用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在《明律》中第一次規定了官員任用必須由朝廷頒布，「凡除授官員，須從朝廷選用，若大臣專擅選用者斬；若大臣親戚非奉特旨，不許除授官職，違者罪亦如之」。明代之前，歷代律文中均未設「奸黨」，而《明律》中開始了「奸黨」的條目：「凡諸衙門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執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黨，務要鞫問窮究來歷明白，犯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宰執大臣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這話的意思是，所有官員都必須按照皇帝的意願辦事，不得違逆他的意志。

朱元璋之重視《明律》，可大書特書，「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三十載」，「凡七謄稿」，最終成為他認定的不能改動的「不刊之典」，在《祖訓》中說：「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可見他對《明律》是極為滿意的。

但朱元璋自己也知道，法律如果一成不變，那麼會帶來一些擦邊球的問題，因而他又在已有《明律》的基礎上制定了《大誥》。洪武十八年冬刊布《大誥》七十四條，十九年春刊布《大誥續編》八十七條，十九年冬刊布《大誥三編》四十三條，頒行天下，誥戒臣民。

為了彰顯《大誥》的重要性，朱元璋特地說：「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同時為了有效地貫徹下去，「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今生儒不知誥、律久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宜申明舊令，學校生員兼試以律，仍令禮部以御制《大誥》諸書刊行天下。」通過這樣的宣傳，使得農民老實耕作，士子忠君報國，對於「亂世用重典」來說，是達成一定效果的。

之所以朱元璋這麼重視《明律》和《大誥》，歸根結底還是為了維護明王朝的統治，人民「奉法守分」、「應役輸租」、「上下相安」，這樣才會使得社會穩定，所以用回開頭那句話，「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一點不差。

另外有朋友告知，清末刑部尚書（也是著名律學家）薛允升編過《唐明律合編》，他評價唐律和明律時說過：「大抵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明律則又較唐律為重，亦可以觀世變矣。古人先禮教而後刑法，後世則重刑法而輕禮教，唐律尤近古，明律則頗尚嚴刻矣。」由此可以看到《大明律》在維護皇權上力度更甚。

法律是由兩個字組成，即「法」和「律」，這兩個字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律，指的是國家頒布的社會規則，例如「殺人償命」。律是冰冷的，機械的，不講人情的，它只講究執行、執行、執行。

法，不是一個具體的條文，而是在無數的條文基礎之上所提煉出來的一種理念，一種精神。它不在乎一個具體的規則，而是強調一個公平、正義的理念。

一方面要講規則，講執行；另一方面要講公平，講正義。兩邊兒合在一起，才叫做「法律」。

所以說，中國古代沒有法，只有律。不光是題主提到的《大明律》，也包括之前的《唐律疏議》，也有後來的《大清律例》，無一例外都是律，不是法。原因就在於，這些「律」的背後，是沒有「法」的。皇帝口含天憲，說什麼就是什麼。律條什麼的，當然是用來治理臣民的，哪能約束皇帝？

所有的法律人都知道一句英國的法諺：「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小屋裡也敢於對抗國王的權威。屋子可能很破舊，屋頂可能搖搖欲墜；風可以吹進這所房子，雨可以打進這所房子，但是國王不能踏進這所房子，他的千軍萬馬也不敢跨過這間破房子的門檻。」

正所謂，國王在萬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但在天朝呢？說抄家就抄家，說充軍就充軍，說砍頭就砍頭。皇帝就是天子，除此之外，哪還有什麼上帝，什麼法律？

所以說，題主你問皇帝和法律是什麼關係？我說，訪問對象不存在，無法建立連接，請關機。

註：本答案無任何影射現實之意，請勿對號入座。

明律是死的，不能變，大誥主要管的是官員。朱元璋本身因為自己經歷更加痛恨貪官，所以大誥的懲戒也更加嚴格，甚至到了變態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