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朱先生成功預測文革的情節是否可信？

大約又過了七八年，又有一群紅衛兵打著紅旗從白鹿原上走下原坡，一直走到坡根下的朱家。他們和先前那一群紅衛兵都出自一個中學，就是白鹿鎮南邊鹿兆鵬做第一任校長的那所初級小學，現在已經變革成為一所十年制中小學統一的新型學校了。中國又掀起了一個批判林彪加批判孔子的批判運動，因為野心家林彪信奉孔子「克已復禮」的思想體系。這一群紅衛兵比衝擊白鹿書院的那一群紅衛兵注重紀律，他們實際只是十年來的一個班，在班主任帶領下，尋找本原最大的孔老二的活靶子朱先生來了。班主任出面和生產隊長交涉，他們打算挖墓刨根鞭撻死屍。生產隊長滿口答應，心裡謀算著挖出墓磚來正好可以箍砌水井。
四五十個男女學生從早晨挖到傍晚，終於挖開了朱先生的墓室，把泛著磷光的骨架用鐵杴端上來曝光，一堆書籍已變成泥漿。整個墓室確系磚坯砌成，村裡的年輕人些時才信服了老人們的傳說。老人們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發展：唔！朱先生死前就算定了要被人揭墓，所以不裝棺木，也不用磚箍砌墓室。整個墓道里只搜出一塊經過燒制和打磨的磚頭，就是封堵暗室小孔的那一塊，兩面都刻著字。十年級學生認不全更解不開刻文的含義，只好把磚頭交給了帶隊的班主任老師。老師終於辨認出來，一面上刻著六個字：
天作孽猶可違
另一面也是刻著六個字：
人作孽不可活
班主任欣喜慶幸又憤怒滿腔，欣喜慶幸終於得到了批判的證據，而對刻文隱含的反對思想又憤怒滿腔。批判會就在揭開的墓地邊召開。班主任不得不先向學生們解釋這十二個字的意思，歸結為一句，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批判會就熱烈地開始了。
一個男學生用語言批判尚覺不大解恨，憤怒中撈起那塊磚頭往地上一摔，那磚頭沒有折斷卻分開成為兩層，原來這是兩塊磨薄了的磚頭貼合成一起的，中間有一對公卯和母卯嵌接在一起，裡面同樣刻著一行字：
折騰到何日為止
學生和圍觀的村民全部驚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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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試圖表達什麼？

朱先生對於自己喪葬的安排，以及墓中留的磚和文字，並不是預言：明確地知道自己死後被掘墳，甚至知道會有那場運動；而更像一種防範——並不確定掘墳會不會發生，但是如果發生要做好應對。畢竟在傳統觀念中「死者為大，入土為安」，人死之後被掘墳暴屍是很忌諱的事情。

為何朱先生預感自己會死後可能被掘墳呢？原因大致有三：

一、
朱先生對政治集團的認識是比較清醒和理智的。在朱先生和黑娃談論天下局勢的時候，他是這樣看待毛和孫的：「毛的書我看過，書是寫得好，人也有才。可孫先生也有才氣，書同樣寫得好，他們都是治國興邦的領袖。可你瞅瞅而今這個雞飛狗跳牆的世道，跟三民主義對不上號嘛！文章里的主義是主義，世道還是兵荒馬亂雞飛狗跳……」所以對未來的世道是怎樣的，朱先生雖然根據人心所向做出了天下終究屬於毛的斷言，但並未抱樂觀的態度。

二、
朱先生和當時爭鬥的兩個政權的關係都談不上友好。於國，白孝文牽頭縣部書記岳維山讓朱先生寫反共聲明，他耍銷了人家一遭；向縣長討印刷縣誌的經費，也是不卑不亢，對當權者表現的態度也是比較輕蔑和不屑的，所以從底層上說，國方面朱先生的關係是比較僵硬的。於共，他是在國手底下生存處世的，與國相關人等難免過往；另一方面他也是屬於舊時代的「老古董」，有這兩層的曖昧的關係，對共也有顧慮是自然的。

三、
朱先生有名望，有一定的號召力和代表性，即使死後也是如此。但是這種名望在生前就被有心人誘導、利用，死後也難免有心人加以操縱和利用（例如在運動中那種掘墳警示的做法或者近些年遷墳/造假墳攬遊客的做法）。

朱先生洞察時局，明澈道理，在亂世之時、政權變幻之際，排場喪葬、刻碑立銘這些事情，於己不合於後人無益（大約同時期的魯迅的遺囑也有一條：趕快收斂，埋掉，拉倒）。只埋下刻有文字的磚，除了讓後人看到後給自己的骨殖一片安寧外，更多的是告誡後人：不要瞎折騰些沒用的，干點有意義的事情吧！——如果在運動中倖存，再在後來的強拆強遷中被挖出來，那文字依然像是一則預言吧？！（苦笑）

文本而言，朱先生這個人物身上發生這樣的情節是合乎情理的。那麼，作者想通過這一情節表達什麼呢？

要分析這個問題就不得不談談本書的敘述手法了，更多人想到的是：「魔幻現實主義」，但是他們卻沒看到本書自始至終滲透著中國傳統小說常用的敘述手段：民間敘述（Folk Narrative），即通過傳言、引言、段子來敘述、來推動故事發展、塑造角色形象，而文本之後的作者更像是一個整理者，說書人。這種敘述手法運用得當時，能夠達到的效果是：既真實，又荒誕；既通俗，又玄奧；既客觀，又主觀；既獵奇，又平常；既令讀者（聽者）喜聞樂見，又能引發深思。

首先，推動故事走向尾聲，即通過渲染與鋪排，傳達朱先生的死以及以後發生的事情。這是最基本的寫作目的。其中的細節與曲折，預言與靈異，你可以理解為是作者道聽途說在牛才子的事迹上加以文字處理出的情節（「二次創作」），也可以理解為是為了使故事更生動而在朱先生生前的「神異」事迹作為拓展「編造」出來的（一手創作）。

其次，敘述傳統，視角轉換與悲情沖淡。在傳統的故事敘述中，對於正面角色的失敗、死亡的描寫往往夾雜著詩意的美化。如伍子胥城門掛眼、「死諸葛嚇走活仲達」、關羽死後索命呂蒙、杜麗娘死而復生等等。現實中人生的軌跡止步於死亡這一事件，然而讓聽眾、讀者接受自己角色死去是很難的，這時候傳統的敘述往往通過「預言」、「遺策」、甚至完全不合理的「顯聖」、「復活」來讓這些角色的形象得以延續，讓受眾因其死亡所帶來的悲情得以沖淡。觀眾細想的話，知道其中有些「虛」的成分在裡面，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看到這樣的情節。對於朱先生的死，我想「作者」（雙重意義上的）也是用了同樣的手法。這一做法的另一面，就是沖淡了對運動殘暴一面的揭露所給當局帶來的不適。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塑造人物形象，反思歷史。朱先生對於死後可能被掘墳的「先見之明」，讓他的「神人」（書中的鄉民視角）、「聖人」（讀者視角）的形象更加豐滿。同時，讓在腐朽的清朝、新舊交替的乾州時代、混亂無序的烏鴉兵時代、暗無天日的肅共時代都安然無恙的朱先生在死後在某個年代被刨墳，其用心除了記錄、批判與反思那個年代，更有對歷史的悲觀：任你再有良知良行，再有遠見，也改變不了部分人的愚昧、偏見與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