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非常巧妙地表达政见的涂鸦作品？

"对话"在北京的继续

——《今日先锋》 专访张大力

　　吴文光：我记得在波伦尼亚和你聊时，当时你还讲过，以后在北京也要留下这种痕迹。1995年你回到北京后，你真的又开始做了。
　　张大力：我回来后马上就开始做了，我先试了试，后来因为装修家，停了一段，后来马上又做，而且我要试试这城市的瓜，我不能"哗"一下做很多，这城市我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我有点不太了解。我这种"对话"回到中国，我觉得它有它的意义，在中国做下去有许多原因，中国这环境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了，我跟很多人基本上也不能交流了。

　　吴文光：你才回来时，我看你忙着租房、装修，然后接家人来，我感觉你要放弃这东西了，但后来你做了，而且不断地做下去。
　　张大力：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有家庭，有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家庭那么动荡，等安稳好之后，我个人的东西还是要去做的，我也不会改变，没法选择，你只能做一个你喜欢的。

　　吴文光：在北京做的头像比意大利要多，好像也比意大利的大？
张大力：对，北京多，因为北京地方大，区域多，你要想铺满了就做得多。画得大也不是有意的，可能北京墙面比较大，比较空旷，马路比较宽，在波伦尼亚很少有很大的墙面，这是北京的特点，所以我的头像差不多有整个人那么大。

　　吴文光：有些很醒目，像在立交桥那儿，一排人头像在立交桥下面。
　　张大力：对，那是一开始，但现在我不那样做了，你看我现在一般喷在角落里或脏一些的墙上，或者有垃圾的地方。现在我希望一个人突然发现了我的符号，不是必然的，比如说他在日常生活中走过去突然发现了这个符号，我想变成这种感觉。

　　吴文光：在北京街上喷的那些头像，有没有像意大利那样有人在上边跟你对话？
　　张大力：很少。我想每个人看到这东西时他心里都会有些反应，只不过他没有留下痕迹。

　　吴文光：你觉得这个方式在北京做是适合你的？
　　张大力：对，适合，我觉得越做越有意思，比我原来的想法更丰富了，变成一种很有意义的活动了，尤其中国这种很现实的环境里，做这种事情能跟社会发生很大的关系，正好是现代艺术的这个点，现代艺术如果不和社会发生联系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这东西跟社会发生联系，引起了别人的反感，甚至愤怒，还有人说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前段有本杂志骂了，我觉得还是很高兴的。

　　吴文光：什么时候引起公众的注意的？
　　张大力：实际上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报纸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问这是艺术还是垃圾。

　　吴文光：在波伦尼亚有没有出现过像北京这样在公共媒体上用"五讲四美"标准来讨论这个作品……
　　张大力：没有。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不接受新东西的心态，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他往往抱一种拒斥的想法，他不从你这个作品的价值来判断，他觉得你这个东西就不该存在。所以我觉得我的人头像符号的形状很重要，如果当时我画一条鱼，或者画一个十字、一只手、一颗心、一个圈，可能大家不会关心这个，但这符号是一个人，人的开头很重要，它会直接和人有联系，而且人怕的就是人，至于人看到另外一个东西跟他相似，他就会想，会怀疑，所以就因为这个刺疼了很多人的心。不能说我这个行为是强迫别人接受的，是因为这个符号引起许多人的猜测。不过说句心里话，我就是想强迫别人接受，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而且我的艺术就是脱离了美术馆，到了别人附近，进入你的生活里边。

　　吴文光：一开始你好像没有公开你就是北京街上人头像的作者，但后来你还是公开了……
　　张大力：随着我的符号增多，引起普遍的关注，我必须要站出来。一个艺术家做一个作品和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很长时间坚持一个东西是一种思想，他一定要告诉别人这是我做的，我在乎整个作品。现在我想这东西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很多人说它好，因为现在许多朋友邀请我到他们的室内去画，这个我比较激动，很多人把白墙腾空了，然后我在他们家墙上画几个这样的符号，看得出来他们是喜欢的，由被不接受到接受，到慢慢对喜爱了，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他们知不知道我画的这个东西无所谓，反正他们看到这个东西感到吃惊就完了，而且我这个符号改变了这个环境。

　　吴文光：你说改变了这个环境，但别人会说你破坏了这个环境。
　　张大力：你不能这么说，难道说种棵树你也说破坏了环境？

　　吴文光：不，一棵树对公众习已为常，它美化我们的环境，会给我们带来凉爽的绿意，这是已经约定俗成的东西，但是现在你这样一个人头这么突兀地、奇怪地、陌生地出现，肯定相当多的人看到它会不舒服。
　　张大力：对，我就用这种办法，别人看来这种办法可能很极端，可是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我就用这种方法去做，是一个极端的，不是传统的一个办法，可能别人受的刺激更大，但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使你强迫看了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看嘛，每天的街头广告和街头音乐不是也无法不看不听吗？但不要把它导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变成比如像政治对抗，我不希望这样。

兄弟之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