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陳壽說諸葛亮的「嚴刑」？

陳壽原話:「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這是好話，但中間「刑政雖峻」四個字我就想不通了。就我所見，諸葛亮是一個相當慎刑的人，罰二十以上都會親自審核這點，讓我想到冰火里狼家的傳統，死刑必須由領主親自執行，避免領主輕率地決定別人的生命。亮集里有一篇《作斧教》，說諸葛亮覺得軍中伐木斧壞得太快，於是他親自督建一批斧頭，用了很長時間都沒壞的，這才處罰原本的管理人員，作為一國之相這管得寬了點，但這不是能最大限度保證資源利用率？

而且諸葛亮也不是先秦法家那種執法力度，對別人的包容度相當高，比如法正、李嚴、魏延、楊儀，都有各自的毛病，但諸葛亮都包容
，諸葛亮執政時期，他唯一一次殺人，就是街亭之敗，殺了他視如子弟的馬謖。對比魏吳兩國的執法，已經是寬鬆得非常多了，曹魏以道德罪名殺孔融，蜀漢卻一直包容同樣「亂群」的來敏。曹魏「圍而後降者不赦」，于禁不肯為他的故交求一句情，郭淮妻子作為出嫁的女子按理不該被娘家連坐，但還是差點被殺了，沒她這夫家背景的又死了多少？。吳國先是執法嚴苛，孫權和陸遜還長篇大論地討論過，孫權認為執法必須嚴。但因此叛逃的人太多，甚至包括韓當、全綜等元勛重臣的子孫。之後孫權只好下令領兵將領要犯三次大罪後才會被論罪，法制何在？

另外三國由於亂世，在激烈的對抗環境下都禁止官員離職奔喪，魏吳都有因官員奔喪而判死刑的例子，吳國有一個還是二十四孝之一，哭筍的孟宗，最後陸遜多次求情，反覆強調這人一貫是個孝子，好不容易才免了一死。反觀蜀國，卻只是從刑政命令上禁止官員奔喪，諸葛亮死後，消息傳到成都，朝廷怕影響穩定禁止官員去奔喪，但譙周卻星夜兼程去了，也因為他出發在下令之前而未論罪，不是有人情味多了？

從記載上的所有事例來看，諸葛亮的法制對比魏吳的嚴苛度兼職天壤之別，為啥陳壽卻獨獨說他「峻法」？

首先要判別的事，蜀漢的法--即「蜀科」，是峻法嗎？

可惜的是，關於蜀科的內容，幾乎沒有留傳下來...我們只能按一些比較接近的年代的史料去推敲。漢代的律法制度是「律、令、科、比」，那麼「蜀科」應當就是原來「律令」的補充及解釋。按目前所知，「律」就是律法的根本原則，值《二年律》（西漢）的發現，我們對漢代的法律思想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

「令」即是在不變動律本身而作的一些補充法令，是留存最多的漢代法律內容。這本來屬皇帝的權力，即「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在三國時代，那些「某某令曰」亦屬這種形式的法令，有若干的臨時性或局部性。所以有些「令」的後面會註明某些人或某些情況下「不用此令」。「科」是專門條例。「比」就是案例比對。這是目前對漢法的基本認識框架。

回到「蜀科」上面，要如何判斷它是否「峻法」呢？試看僅有的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何祗例：

初仕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


按所知，這個「督軍從事」應當是益州府內負責軍隊獄政的職務，所以何祗游戲放縱自然逃不過「二十杖親覽」的諸葛亮的法眼，這基本可證「蜀法密」，這是由於執行的人（即諸葛亮）的親力親為。那麼「峻」呢？

按《二年律?具律》：

鞫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趾為城旦，它各以其罪論之（略）
劾人不審，為失；其輕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為不直。


可見，治獄有失會被重罪，還要按罪論處。自文帝廢除肉刑，代之以笞刑。但受刑者多有經不起笞刑而死的例子。那麼眾人為何祗懼，自是情理之中。

治獄是國家大政，縱是漢初，失職己是重罪；在蜀漢既被稱之為「峻」，或許處罰還會有所加重。

在何祗例，無法確定《蜀科》是否較「峻」，但諸史皆雲，那麼《蜀科》在治獄失職上，當比漢律為嚴。

第二個是常播例：

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


先看朱游的逋沒官穀之罪。

按《二年律?盜律》：盜贓直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舂

另據《走馬樓簡》的「許迪割米案」，主犯許迪依科判死，許迪妻子與兩子按科條沒為生口。許迪的兄弟為許迪繳納罰金16萬9020 (詳參網上來源，隨附一：http://asdf95.pixnet.net/blog/post/212274409-吳簡第一大案─許迪割米案經過）

兩相比較，可見「逋沒官穀」這個罪名，因為糧食是重要戰略物資而被大幅提高。朱游的罪名與許迪相類，而常播是朱游案的證人（或被疑為同謀），結果是「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相較之下，孫吳不許審訊機關對許迪用「五毒」刑，而常播卻是「肌膚刻爛，毒痛慘至」，從文字上看，蜀刑在執行上似比吳刑為峻。

從上面兩個比較基層的案例，若略可見「蜀刑」應當較之漢代的法律原則及同時代的孫吳，刑罰確是比較嚴厲。

另外一點，就是「嚴刑峻法」這個觀點，在東漢末到三國時期，其實並不必然是壞事。

在東漢，不少政論作品都提出了重視「刑罰」或相類的觀點，在王符的《潛夫論》有專篇「述赦」；荀悅《申鑒》時事篇，在二十一個要點內，就有四項與刑罰有關，分別為「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十七曰禁數赦令」；徐幹《中論》亦有「賞罰」專篇；崔寔《政論》有「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之語；仲長統《昌言》亦有復肉刑之議。凡此種種，可見漢末之世，社會輿論是有種崇尚嚴刑峻法的傾向。

說了那麼多，只不過就是想說明一點，刑罰的標準是否定得嚴苛，跟它的執行上是否能夠達至最大限度的「公平」，並不是天秤上的兩個法碼，不存在此高彼低的關係。

純以法律標準而言，或許蜀漢是三國中最嚴的也說不一定，但就由於諸葛的「事必躬親」而達至了最大限度的公平。也因此，諸葛治蜀，向來被「推崇」的是「嚴峻」但「民無怨」，後一點才是所有事情的重點。

季漢的刑罰比兩國為輕無疑。可參看秦濤《漢末三國名法之治考論》，鄭磊《三國時期孫吳法律體系研究》，《中國族刑制度初探_劉宇鵬》。名法之治有一節專門講季漢刑罰是否嚴酷，足解題主之惑，其他兩本可看可不不看。

此外，我認為魏吳兩國在歷史上記載的「屠」事件應為執行漢律族刑的後果，即二國進行屠城大多以執行族刑的名義。即二國以漢律名義給陶謙，黃祖定罪，其後以合法名義屠城，構成了濫殺。建國後司馬懿屠襄平亦非其本人的殘忍成性，實則曹魏濫殺早有成例。

而季漢只是名義上保留族刑，實際執行僅有魏延例，故沒有濫用族刑的土壤，無屠城事件。季漢滅後，龐會亦參照曹操屠徐故事給關羽族人立罪，並行私刑夷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