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極經世》和《資治通鑒》有什麼思路上的差別？反映在史料的取捨和編排上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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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都按年代記敘歷史，成書的時間也差不多，而且兩位作者還是好朋友，經常有切磋交流的。因此對這個問題十分好奇。

差別大了去了。問這個問題，我想知道題主究竟有沒有讀過皇極經世書的全文。
皇極經世本身是一部術數書，因此他的編排，是符合某種術數原理的。元會運世的順序，本質上是邵雍理解的某種關係。因此邵雍在寫皇極經世書的時候，是簡略的把這一年的重大事件列出來，但是這種列，背後有一定的運算規律，也因此邵雍的皇極經世有些事件的時間等做了調整。
皇極經世的曆法開元大概是在公元前4萬年，閉元大概是公元3萬年還是多少。理論上皇極經世書中的方法，能夠預測這段時間內所有在中國發生的大事。由於數是有限的，因此大的循環規律也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今人的推斷，我們正處在一個5000年循環的末尾。
皇極經世書和資治通鑒沒有可比之處。邵雍在術數和易理上的造詣，古今罕有，後人也只是盲人摸象般去理解。以上是基於術數視角的一個簡要答案。邵雍對同時期和以後人的影響很深，集中體現在邵雍的易學上，但是很多東西，看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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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極經世的作者是邵雍，而資治通鑒的作者是司馬光，二人在司馬光罷相期間交往較密。二人的學術思想很相近。我想談的是二人的相似之處，而不是不同之處。首先二人都愛歷史，而且皇極經世的成書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成書是一個時間段。邵雍在編寫皇極經世的史料是給過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做參考的，而另外的說法是邵雍家貧，自己房子都是司馬光等人攢錢買的，司馬光又有國家圖書館的藏書作為參考，所以應該是邵雍的歷史資料來自司馬光。我個人支持前者，邵雍專心學術，有很多時間研究，而司馬光是罷相期間有這個想法，即使國家圖書館裡有很多史書，但是上古夏商周的史料邵雍參照的比較多就能看出來。二人為什麼都會選擇編年史（皇極經世實質上是一部編年史只不過帶著易學的卦序，屬於人事與天道合一的書籍），二人主要估計是受到了這個經學中的春秋的影響，要仿照聖人，體例上要選擇編年體。另外二人都是易學愛好者，二人在研究漢代楊雄的太玄經的基礎上，分別寫出了皇極經世，與潛虛都是有成套的體例與占卜方法。你的第二個問題史料的篩選有什麼不同？我只看過第一個皇極經世，所以對邵雍的書還是了解比較多的，你可以參照《皇極經世今說》這個書皇極經世與資治通鑒在仿照古人申明君臣之義等儒家價值觀方面是一致的，在這個強調比如春秋筆法方面也是一致的。邵雍的獨特之處我覺得是在元經會，會經運，運經世不同周期的編寫同一個歷史材料上是不同的，比如同樣是大禹治水，元經世，只說天降大水，只言天象；在會經運中說地上洪水，言地變，運經世才詳細說大禹如何命誰誰治水，言人事。在邵雍這裡同天道驗人事，用人事證天道是一個重要邏輯。而司馬光既然選擇模仿春秋一定也會受到類似天人感應（雖然這個思想是晚於春秋的）的思想的，因為春秋本身就有很多日食，天象之類的記載。

不太恰當地類比，思政課的《近代史綱要》和歷史系課本《中國近代史》之間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