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為何會「以詩賦取士」，詩賦難道比治國重要，為何詩賦在進士科中那麼重要？

題目與史實略有出入，試答之，以釐清一二：

1.唐襲隋制，一開始進士科僅僅試策，直至貞觀七年（633）。

貞觀八年（634）起，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

調露二年（680），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奏明經、進士二科並加帖經。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

永隆二年（681），在考功員外郎劉思立的再次建言下，進士加試雜文兩首。

此所謂雜文兩首，箴銘論表之類也。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也有全用詩賦者，非定製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年間。

也就是自唐玄宗天寶之後，凡進士一科考試，先帖經、再詩賦、最後試策，遂成常式。

以上之所以就考試內容作一些梳理，只是想說，後人一提唐朝進士科考試，便理解為詩賦考試，而且以為是貫穿唐朝始終的，實誤也。

2.那麼為什麼要加考雜文（後確定為詩賦）呢？

大體原因有三：

一是發現以往進士僅僅試策，考生們「不尋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所司考試之日，曾不簡練，因循舊例，以分數為限。至於不辨章句，未涉文詞者，以人數未充，皆聽及第」。這幾乎是所有應試的通病了，背一些舊文、例文、範文，考試時生搬硬套。

二是擔心進士惟試時務策，選拔出來的人可能難免膚淺。所謂「識文律者，然後並令試策。仍嚴加 捉搦，必才藝灼然，合升高第者 ，並即依令」。這樣的說法我們在當代華羅庚、蘇步青那兒也聽到了。 華羅庚認為，「要打好基礎，不管學文學理，都要學好語文。因為語文天生重要。不會說話，不會寫文章，行之不遠，存之不久。」蘇步青也說，「如果允許復旦大學單獨招生，我的意見是第一堂先考語文，考後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課就不要考了。語文你都不行，別的是學不通的。」 想想現在的官場，諸多官員胸無點墨，文筆不通，言語無趣，或許不久的將來，公務員考試也是要加考文學的。

三是與唐玄宗個人的因素有關。開元、天寶年間，唐玄宗在制舉中頻頻推出諸如文藻宏麗科、博學宏詞科、文史兼優科、文詞雅麗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等等，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勢必會影響禮部設置進士一科的考試內容。

3.至於題主「詩賦難道比治國之道還重要」一問，首先，試詩賦僅僅是進士考試的一個部分，原本屬加試性質，試策始終是根本。其次，即使進士及第，僅僅是獲得了做官的資格而已，能不能做官，還要參加吏部組織的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