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為秦國的大統一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為什麼其他國家當時不效仿秦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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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幾位國家都有在其他相應別國安排質子或一些耳目，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學習秦國的厲害之處？聰明的君主應該不會沒有，可為什麼呢？

商鞅究竟如何變法？其實也很簡單，只是把管仲的理念調個過，反過來運用。
　　管仲說民富才能國強，國君以「強民」來獲得合法性。商鞅偏說國強必須民弱，國君以「弱民」來消滅反抗者。「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具體來說，身體強壯者、善於思想者、富足者以及道德高尚者都屬於不受歡迎的「強民」，所以必須不斷把身強體壯喜歡打抱不平的人送上戰場。把喜歡思考多嘴多舌好的人送上刑場。剝奪民間財富以消滅富足者。任用唯利是圖的奸險小人以消滅道德高尚者，小人的把柄在君主手中，而正義感強的人不利於國君的大業。「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國以奸民治良民者，必治」。
　　老百姓的最佳狀態是窮困潦倒、愚昧無知、自私自利。這時候，壟斷一切資源國君就可以大展神威了：聽話者高官厚祿，違抗者死無葬地。不但你自己，你家人，你家鄰居都要株連。所以人人自危，互相監視。人民的奴性和社會的惡性最大限度激發，人人匍匐在國君腳下苟延殘喘。
　　不準娛樂，不準旅遊，不準穿漂亮衣服，不準僱傭，不準經商，不準思考……所有社會「蛀蟲」都要消滅。國家只要兩種人——耕夫負責製造糧草，戰士負責侵略殺人。
　　戰場上沒有殺到人的下級軍官要處死，殺人越多官爵越高。「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戰場上的秦軍如同發瘋的野獸，每個人腋下都夾著一串人頭。個個變成戰爭機器上的螺絲釘。用今天的話說，這是標準的軍國主義，而軍國主義的戰爭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管仲陷阱——解讀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鑰匙

　　徐慧君

　　所謂「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個獲利的孔道、途徑。即國家採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同時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那麼人民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樣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眾了。這一思想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驅管仲首創。
　　管仲的原話是：「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１）這一思想被歷代×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諾，將人的需要分為幾個依次遞進的層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後依次是安全與保障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他人的尊重與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有低一級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後，新的更高一級的需要才會出現。（２）中國的先賢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３）。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們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個人就無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負就成了空中樓閣。「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縛都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上的——屬於君主、貴族、官吏、地主、家長的等等。國家處心積慮地控制了一切謀生孔道，而只留下為專制國家服務才能生存發展一條途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政治權力或國家機器（具體為依附官長，上司等等）這唯一的選擇，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中國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一任統治者們姿意蹂躪宰割的命運就成為了幾千年來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技術層面，「利出一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一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４），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徵等，十分詳細，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便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鄉村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關東２００萬流民中發現有４０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５）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的組織系統，將每一座城鎮，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路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里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當推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一制度的內容。
　　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設一伍長，五伍為里，里設里長，負責監督里內每個居民的一切活動，在居民點「里」（閭）的四周築起圍牆，堵塞缺口，只留一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里門的左右各有一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里長坐在裡面監督居民的出進。里門的鑰匙由里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里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長彙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一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則里長與其同罪。（６）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
　　從中央到地方，從首都到邊疆，從繁華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權力和戶籍制度構成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的組織體系，編織成一張密實的天羅地網，通過中央( 中樞) ←→州（神經節）←→　府、縣（神經元）←→鄉、里（神經未梢）的逐級延伸，由此形成類似高等動物的神經系統一樣靈敏的信息傳遞反饋控制機制，統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個臣民，在這張恢恢大網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商鞅這個×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里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７）（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隻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準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一聲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８）堂堂一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人們就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９）的道理，重農抑商人為地抑制了人們發財致富的通道。那麼，歷代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重農抑商」，甚至「毆民歸農」呢？
　　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繫，打破彼此隔絕的地域界限，在各個獨立的社會個人之間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橋樑，在追逐利潤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和消費，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集權統治要求人民空間位置凝固，彼此之間杜絕橫向聯繫，保持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以實施人身控制和弱（貧）民術，自×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餘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歷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經濟發展壯大後一定會沖毀作為×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餘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學派甚至認為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置議會，監督國王，並成為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為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
　　中國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統治者反覆強調農業為本業，商業為末業，強化本末意識，抹黑商人的形象，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第二，在土地問題上，採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第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第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二是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如西漢商人的算賦加倍；三是對暴利行業採取官營（史稱「官山海」），直接由國家壟斷經銷，不許商人染指，中國曆朝歷代主要是實行鹽鐵官營，因為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搜括掉卻毫不知覺，人民的血汗流入國庫百姓卻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認為是君主關心民瘼，為他們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而對其感恩戴德。此謂：「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而民愛可洽於上也。」（１０）此乃一箭雙鵰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確保×制制度的穩定；造成資本國有，取得巨額壟斷利潤，掩蓋經濟上對人民殘酷掠奪的實質。
　　經濟活動中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必須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進，工商業為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技術，資金，信息等，農業才可能發展，進步，人為將其對立起來是嚴重違反經濟規律的行為，絕對不可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表面上看重農抑商似乎是為了重農，其實從抑商的實際效果看，它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使農業變得死板和僵化，長期停滯於簡單再生產狀態。
　　由於國家強行堵塞了經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約束條件下（「利出一孔」），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想要出人頭地、名利雙收，只有唯一一條現成的道路，即為×制君主服務（入仕或做官）。做官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為官」，其他一切職業都是低賤的職業。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正反映了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謂『官本位』，簡單地說，就是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
　　君主獨××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實現的基礎和保障就是權力，權力的內涵不僅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轉化的不可計數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制制度全仗各級官吏來維繫，掌握權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風赫赫，權傾一方，官小者也是養尊處優好處無數，官之身價與神秘，就在於他們手中的權力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各種特權與實利。官位成了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權力成了財富的代名詞。權力是比貸幣更具流動性，更方便的一般等價物，或者說，中國社會的特徵是政權支配金權，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僕從。中國特殊的社會形態導致投機政治比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能更好更快地聚斂財富。呂不韋正是參透了這一點，才將異人視作「奇貨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頭地，名利雙收的捷徑便是做官，官越大，獲利越厚。官位權力和財富構成奇妙的「三位一體」，財富的多少取決於官位、權力的大小，正是基於這一點，人的價值實現的最佳途徑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發財的意識浸透了國人的靈魂。
　　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人中流行著一種稱為「陞官圖」的遊戲。這種遊戲使用的工具包括一個骰子和標有從普通學生到政府宰相各個等級位置的圖案，每個參加者通過擲骰子決定是升級還是降級，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會從等級低的人手中贏得越多的錢。這種遊戲的參加者不僅是識字的人，一些文盲也樂此不疲。（１１）
　　反過來看，沒有權力作後盾的經濟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漢武帝時，由於長年對匈奴作戰，導致國家財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劉徹便向商人開刀，發布了著名的「告緡法」詔令，鼓勵全國商賈之家的奴僕告發其主人的偷漏稅行為，偷漏一緡（一緡即銅錢一千文），即成罪狀，要抄家查產，充軍發配，此舉一下使漢武獲得無數財政收入，同時使商賈們徹底破產——「楊可告緡遍天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下》）。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奪。（１２）
　　歷史上唐玄宗、唐肅宗、唐德宗也學著劉徹這一套，不過，他們要稍稍文雅些，名為「借商」，每次借款達數百萬緡，（１３）結果自然是「劉備借荊洲——有借無還」了，誰還敢斗膽向皇帝討債。
　　林彪得其神髓，將其簡練地總結為：「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一夜之間就可以打倒。」
　　簡言之，作官是最賺錢，最安全的買賣。所以中國發了財的商人要捐官：既為求自保又為圖發展。所以歷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紅頂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後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發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強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差別，全國上下形成一個等級依附系統，只有一個例外，即皇帝，因為他是權力的母體。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僕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對依附者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質利益直接源於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時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統中有子系統，子系統中又有子系統，人身依附成為人際關係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於人身依附，各級官僚無法成為獨立的政府官員，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樣，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升遷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有著密切的關係，得罪上司的代價是巨大的，又由於這樣的官僚有為數眾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級也永遠只能是上級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價值就在於聽話（好使不好使），而不在於這工具本身有多大價值。
　　中國的官僚政治有一個致命的遺產——層層任命制。官吏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官吏不是為事業服務，而是為長官或上級服務。中國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級，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於是，「報喜不報憂」，上交則諂（諂媚），下交則瀆（輕慢），就成了官場的常態。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級只對上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做法，必然導致殘酷的反達爾文優勝劣汰進化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謂「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備的精英人才往往會遭冷遇、排擠甚至打擊、壓制。那些有獨立思想或獨特見解的人才，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優秀而在生存競爭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沒有自己觀點的庸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鑽營附會而成為「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蘇轍先生形象地將其稱為「君子鬥不過小人」規律。（１４）
　　「淘汰」制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勝者，淘汰劣敗者。「逆向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反而成為「適者」生存下來。究其原因，在於人的天性。人性的一個艮古不變的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精英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而不屑於鑽營，庸人們則非拍馬逢迎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資源用在迎合上級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長官的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他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這樣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會，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殺，整個社會必然萬馬齊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國的官場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黑洞，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１５）廣大的士人（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１６）
　　無數的精英擠在入仕這唯一的獨木橋上你爭我奪，兵戎相見，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１７）結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向來有窩裡斗（內耗）的老傳統，窩裡斗的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人才世所僅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是中國人的原罪。毛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裡斗在中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強大，為什麼中國人會產生「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妖魔鬼怪思維，唯一的解釋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准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和收穫競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說法就是「槽里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術出神入化，社會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以化為烏有，歷代開國功臣的悲劇就根源於此。

敵視學校，那個國家能輕易放棄生活方式，秦始皇也幾十年滅亡了，那個最終勝利

大家都知道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但實際有幾個人真可以做到呢？

當時其他國家也都在變法，但其他的基本都被舊勢力復辟，失敗了。

改革變法的初衷都在於民心

秦國立國時間短，貴族的勢力比較小，而其他諸侯國貴族勢力比較強。變法圖強中軍功制度就是對貴族權利的打擊。君不見秦孝公死後，秦國上上下下對商鞅恨成什麼樣子，非要用五馬分屍這種昂貴的懲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