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古代中國沒能形成法律來約束人（而是禮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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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禮樂均通過建立規章制度來壓制人惡的天性，為何中國形成禮樂而非法律？禮樂制度、法規最大區別是什麼？如果中國古代用法律替代了禮樂，歷史將有何變化？

謝 @天瀧叔燏邀，基本同意 @流丹的論述，感謝 @天瀧叔燏對於古代「刑、律、禮、法」等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領域古籍文獻的列舉。

單就題面講，我的回答是中國古代形成了禮、律兩種約束人的制度體系。

至於題解中所言禮樂與法律，應當換做更符合秦清間中國社會實際的禮法與律法，更為合適（禮樂制度只存在於西周，法律制度是現代名詞，使用不當）。

禮法與律法是不是法律，我在法律本質（規範性）定義以及中華法系語境層面認為，禮法與律法是法律。但如果非要局限於英美大陸法係為代表的現代法律視角看，則禮法與律法確實不是法律。為了求同存異，下文我的論述，只稱中國古代律法，不稱中國古代法律。

接下來展開論述如下：

首先，我想為中華法系、儒家思想、禮分別「正個名」。

【中華法系】談及中華法系，我們必須明白，中華法系語境中「法、律、法制、法治、法律」等概念是與西方法系語境不同的，也即與現代法系語境是不同的。現代法系（英美大陸），圍繞「法」產生的概念都是以民事私權利為核心展開的。而中華法系則不然，其「法」的概念則是圍繞刑事公權力展開的。這是兩套不同的邏輯體系，是不應當以此薄彼的，換句話說，以適應現代形勢的「法」的概念審視適應古代形勢的中華法系及其「法」的概念，是不當的。既然中華法系被法學界列為與英美法系、大陸法系、蘇聯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並列的法系之一，可見衡量法系概念的基準，是不以民事私權利為準繩的，換句話講，評判古往今來各各時期不同國家的法制史，不應當用適應現代的標準來衡量，而應當用一個貫通古今都適用的標準評判。

私以為為了一定的秩序而推行的規範（也即題干所謂約束）是評判古今文明有無法制的最佳選擇，原因：（一）「法系」概念是基於不同文明秩序與規範的程度而形成與區隔的；（二）規範性、強制性是法律的本質屬性，這一點是法學基本概念；（三）法制並不僅僅是理念層面的事物，評價是否法制並討論法制與其他概念的關係時，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觀念史流變的層面，還要深入到實際的制度史與法制史。因此，我認為，討論此話題，應當樹立如下兩點觀念：（一）用更為通用更為本質的標準去評判古代中國的法制，而不是用一個不同語境不同時代的標準去評判；（二）要結合法制實務談古代中國法制，而不是停留在理念層面玄談「印象」。

【儒家思想】談及儒家思想，我們不能片面地靜止地看待儒家思想。從先秦孔孟荀到漢儒、魏晉隋唐儒、宋儒、明儒、清儒都不見得統一（各代與各代之間不統一、各代內部不統一），各時代甚至各大師的理念都不見得相同，在實際的制度運行中，更是有更多不同的具體派系。具體到禮法問題，禮與法在儒家觀念里並不是尊禮貶法一邊倒的，哪位聖人都沒有把話說死，何況儒家理論往往多停留在理念理想的層面，其與律法禮法實際結合的遠不如歷代執政者或改革家。

【什麼是禮】禮，被儒家理想化了很多，以至於成為了道德的化身。但是我認為，禮並不能單純的等同於現代意義的道德。因為，禮在商周宗法社會以及秦清宗族環境中，都有著「制度」的性質。換句話說，在制度層面，禮與法都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罷了，用中國法制史學界的概念講，中華法系是以禮、法二元為核心的制度規範體系，禮是具有道德目的的規範手段，法（或者說律）是具有國家意志的規範手段，禮與法並非道德手段與法律手段的對立，而是中華法系內部運作的特色所在，二者是統一的，統一於皇權與紳權的權力結構、統一於帝制與族制的政治結構、統一於流品與宗族的社會結構。如果說，本質意義上的法律是規範的話，那麼禮法規範都可以稱作中華法系的法律。

關於法學界、法史界對於禮法關係研究存在的問題，可參考如下文章：中國傳統法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下）　中國人民大學·曾憲義馬小紅（發表於《法學研究》2003年3期）

接下來，我試著從古代中國律法的體系、律典演變軌跡兩個角度，從法律文獻的角度，補充一下 @天瀧叔燏的文獻側證，並沿著 @流丹的思路進一步以律典演變的歷史，論證一下題乾的偽命題屬性以及以今薄古的弊病。

【中國古代律法的體系】

既然法律是規範的，而我又主張在規範性層面認同古代中國律法是法律，那麼就得拿出實證來。

中國古代的律法，是以律、令、科、比、格、式、統類、典為主要類型的，並以此組成中華法系的律法體系。

律：正律，以刑事法律規範為主的具有普遍性和穩定性的成文法典。例見後文

令：敕令，皇帝頒發的詔令，可根據需要隨時頒布，其效力等同於律或高於其上。例，漢代有《廷尉挈令》、《獄令》、《令》、《宮衛令》、《田令》、《金布令》、《祠令》、《任子令》、《緡錢令》、《二年律令》等

科：單行律法、地區特別律法，律以外關於規定犯罪與刑罰的一種單行禁條，也稱「事條」、「科條」，例：漢科有「登聞道辭」、「考事報讞」、「使者驗賂」、「平庸坐贓」等，《蜀科》（漢朝蜀地特別法，蜀漢諸葛亮製作），

比：判例參照，在律無正條規定時，比照最近的律令條文，或同類典型案例處斷。例秦代《廷行事》（法律答問）、漢比有決事比、死罪決事比、辭訟比類等。

格：用來防止姦邪的禁令，對律的補充和變通條例。例東魏《麟趾格》、唐代的五十三條格、《貞觀格》《永徽格》《神龍格》《太極格》《開元格》《開元後格》、元代《至元新格》

式：官府機構的各種章程細則，例秦代《封診式》、晉代《晉故事》中的式、西魏大統式、北周中興永式

統類：刑事法規的彙編兼訓釋，正律結合當時施行的格﹑敕法令分類編成，例《大中刑律統類》、《同光刑律統類》《大周刑統》、《宋建隆重詳定刑統》、《大元通制》

典：行政典章，官制、職官記錄，例《唐六典》、《元典章》、《明會典》、《清會典》。

演變規律：

①律令科比為漢代律法體系主體，此時的律法不算嚴謹全面，所以多用令、科在立法上補充正律，用比和春秋決獄來在司法上補充正律。

②律令格式為唐代法律體系主體，「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范立制，格以禁違止邪，式以軌物程事」，基本形成了以律令為主體，格為新法補充，式為公文格式的局面，且由於已在魏晉南北朝完成律法儒家化以及法典編纂的成熟化，所以不再用春秋決獄和比的方式。

③中唐以後，統類與（會）典逐漸在唐宋之間的歷史中成為律法的主流，這種統編的形式反映了唐宋社會的複雜化，以及律法思維從分門零散到綱領凝聚的過程。

④元明清三朝，統類化的律逐漸爐火純青，並且一改唐宋以前以事分篇章的思路，變為以六部分篇章的思路。

總而言之，中國古代的律法體系，是尤其內在邏輯和演變規律的，而且這種有邏輯有演進的律法體系，是被實際發揮到國家運作中的。

【律典演變軌跡】

春秋公布成文法運動
春秋時期較早指定成文法的國家是楚國。第一次在楚文王時期（前689——前677）年制定了《仆區法》。此後晉國、宋國也相繼制定了成文法。以上成文法雖然制定於春秋早期，但是沒有公諸於眾。到春秋後期，成文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進一步增強，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尤以鄭、晉兩國最有代表性。公元前536年（鄭簡公三十年），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被稱為「鑄刑書」，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公元前513年晉國的趙鞅、荀寅把范宣子製作的成文法鑄在鐵鼎上，公之於眾，被稱為"鑄刑鼎"，是第二次。

戰國李悝《法經》（與羅馬法前身，十二銅表法同時期）

前四篇為「正律」，主要內容是治「盜」「賊」。

①《盜》法是保護私有財產的法規；

②《賊》法是防止叛逆、殺傷，保護人身安全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法規。

③《囚》法是關於審判,斷獄的法律;

④《捕》法是關於追捕犯罪的法律;

⑤《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

⑥《具》法是一篇關於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等法律原則的規定，相當於近代法律的總則部分，規定定罪量刑的原則。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秦律

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時曾採用李悝的《法經》，並改法為律，頒行秦國。

除法經六篇外，根據新出土的雲夢秦簡，尚有如下篇章：

《田律》關於農田耕作和山林保護的相關法律制度（農林法）

《效律》關於核驗官府物資財產的法律（賬務法）

《置吏律》關於任用官員的法律（公務員法）

《倉律》穀物入倉、發放的登記及管理（倉儲法）

《工律》有關冶煉、鑄錢、煮鹽、建築和製造兵器等手工業生產的法律（手工業法）

《金布律》關於貨幣、財物方面的法律（金融法）

《徭律》有關徭役的法律

《傅律》傅籍,又稱名籍。秦朝實行普遍徵兵制,凡適齡男子都必須在專門的名冊登記,並開始服徭役。關於傅籍制度的法律便是此律

《戍律》有關戍邊的法律規定

《敦表律》契約募兵法律規定

《司空律》關於司空職務（工程建設、刑徒管理）的法律

《軍爵律》關於軍功授爵的法律

《行書律》關於傳送文書的法律規定

《屬邦律》關於屬邦（異民族管理）職務的法律

《傳食律》關於驛傳依據官員身份供給飯食的法律規定

《廄苑律》管理飼養牲畜的廄圈與苑囿的法律

漢律（與羅馬法同步）

《九章律》：丞相蕭何參照秦律制定，在秦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篇。（戶律關於戶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賦稅徵收；興律關於徵發徭役、城防守備；廄律關於牛馬畜牧和驛傳）

《傍章律》：叔孫通在高祖和惠帝年間制定，主要關於禮儀方面的內容。

《越宮律》：武帝時張湯制定，主要關於宮廷警衛方面的內容。

《朝律》：武帝時趙禹制定。又名〈朝賀律〉。關於朝賀制度方面的內容。

律法儒家化運動（與歐洲法律的日耳曼化同步）

①西漢中後期，春秋決獄，以《春秋》經文作為刑事判決依據之一，以彌補或糾正漢律的不足或不適合時代之處，畢竟西漢中期是有史以來中國第一次大一統長期運作後的時期，社會複雜性飛躍了，也就需要用經過先秦諸子和兩漢儒改造後的「禮」來彌補「律」之不足。

②魏晉南北朝時期，八議減免（親貴功臣國賓犯罪違法由皇帝親裁）、官當抵刑（用官爵減免罪刑）、五服制罪（喪服親等定親屬犯罪判刑重輕）、重罪十條（維護君主、師長、官長的威權以及皇室、家族的秩序）等紛紛進入律法。

③隋唐時期，開皇律到永徽律的出台標誌著，律法儒家化的完成。這個時期的修律儒家脫離了其他儒家派別與非儒派別的高級趣味：玄談，直指古代社會運作的要害，實踐了儒家的理想「禮法並用、德主刑輔、明刑弼教」，中華法系至此醇熟。

曹魏新律

魏明帝曹睿時代修律，18篇。其篇名分別是：刑名、盜律、劫略、賊律、詐律、毀亡、告劾、系訊、斷獄、請賕、興擅、乏留、驚事、償贓、戶律、捕律、雜律、免坐。

其特點是：體例上，將《法經》中「具律」改為刑名，置於律首。體現對法律原則重要性的認識提高。內容上，將維護官僚貴族特權的「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取消了漢律中的宮刑，縮小族刑連坐範圍，將法定刑分為死、髡、完、作、贖、罰金、雜抵罪七種。

晉泰始律

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人參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到司馬炎建立西晉後不久完成。因頒行於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張斐、杜預為《晉律》作註解，經晉武帝批准「詔頒天下」，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該律又名《張杜律》。

北魏律

根據漢律，參酌魏、晉和南朝的律令，先後經過九次修訂法律。孝文帝曾親自主持修律。於太和十九年(495年)，由律學博士常景等撰成，共20篇。以後雖續有纂修，但變化不大。

第一次出現了「官當」制度，「官當」是封建社會允許官吏以官職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權制度。它正式出現在《北魏律》與《陳律》中。

北齊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立法成就最高的一部法律，篇目共十二篇，即名例、禁衛、婚戶、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其重要內容有：創新並確立了「重罪十條」，這是後來」十惡」的起源；將《晉律》中的《刑名》和《法例》合併為《名例》，放在律典第一篇

隋開皇律

律文十二篇五百條，素有「刑綱簡要，疏而不失」的美譽，多采北齊之制

「議、減、贖、當」制度，是融匯了魏、晉的「八議」、南北朝的「官當」「聽贖」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創設的「例減」之制而成的。

首次正式確立了輕重有序、規範而完備的新五刑體系即笞、杖、徒、流、死，且刑罰烈度也比以往降低了許多，其中：

死刑分斬、絞兩種；
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
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每等以半年為差；
杖刑自六至一百分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為差，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訴至朝廷。

唐初的武德律基本繼承了隋開皇律的十二篇五百條，可以視為開皇律的發展

唐律（疏議）

貞觀律定調、永徽律成型、開元律補充，代表了中華法系的巔峰

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曰」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

特色（太多，舉例）：

六殺制度，區分六種不同的殺人罪（謀殺、故殺、戲殺、斗殺、誤殺、過失殺）；

六贓制度，區分六種不同的非法取得公私財物的制度（受財枉法、受財不枉法、受所監臨、強盜、竊盜、坐贓）【從此處可見，中國古代法律的重刑輕民與民刑合一，並不是只有刑事法沒有民事法，而是用刑法的形式與思維來處理民事案件】

保辜制度，唐律視傷人手段和輕重程度不同，規定了不同的辜限：手足毆傷人為10日，用他物毆傷人為20日，用鐵器或湯火傷人為30日，折跌肢體及破骨為50日，受害人在限內死亡的，被告應按殺人罪論處；限外死亡，或雖在限內死亡，但由於其他原因的，仍依傷害罪論處。

唐大中刑統、宋刑統，如前文「統類」目所述

大元通制

在元世祖時期編纂的《至元新格》、元仁宗時期的《風憲宏綱》的基礎上，在元英宗時期編纂，是一個介於統類與律之間的不完全律典

明律（大明律集解附例）

①過渡：《律令》吳王時期仿唐律體例頒行律令（同時又頒《律令直解》﹐以訓釋《律令》文意）

②確定：《大明律》洪武六年、七年編纂頒行，確立了名例律（總則）加六律（吏戶禮兵刑工）的全新體例，並且附上了兩圖（喪服親等圖、五刑圖）。這一過程是對唐宋以來社會變遷的反映，體現了統類之精神。

③特點：在形式上﹐結構更為合理﹐文字更為簡明﹔在內容上﹐經濟﹑軍事﹑行政﹑訴訟方面的立法更為充實﹔在定罪判刑上﹐體現了「世輕世重」﹐「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原則﹐「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定罪較輕﹔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定罪較重」。

④補充一·大誥：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次年又頒《大誥續編》﹑《三編》﹐二十一年又頒賜《大誥武臣》﹐令全國官吏軍民誦習。其目的是通過律令的教育和宣傳﹐使廣大人民服從統治。

⑤補充二·問刑條例：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問刑條例》二百七十九條。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內三百七十六條；萬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內三百八十二條。此後律﹑例並行。

清律

①過渡：《大清律集解附例》，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頒行，系摻合《大明律》和滿漢條例而成，康熙、雍正時曾予修訂。
②確立：《大清律例》，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頒行，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共四百三十條，定例一千零四十九條，系律、例並行的一部法典。
③創舉：適用於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法規。在立法上，除制定全國統一的基本法典外，清朝還制定了一系列適用於各少數民族的專門法規，如《蒙古律》、《回律》、《番律》、《苗律》、《西寧番子治罪條例》等。
④衍生：各部、院則例。乃是清政府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各部、院機關正常運轉的基本依據，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

遍歷各代，總而言之，古人總是在結合各自時代，盡己所能實現自己心目中的法制。中國古代律法、禮法，一個圍繞刑事思維展開、一個圍繞道德思維展開，偏偏沒有圍繞民事思維展開，這隻能作為中西法律思想之不同處，而不能作為中國古代沒有法制的論據。與中華法系（從發端到成熟）同期的西方（羅馬法+日耳曼法+英國法），也不見得有多麼現代化，以現代法治思維去評判中華法系的法制性，是不當的，也是不公的。即便是西方的上古羅馬、中古日耳曼、近古英國，也遠遠達不到現代法治。

綜上，我認為，中華法系是具備歷史視角下的法制屬性的，是以禮律為規制約束手段的。當然，這一點並不否認中華法系缺乏現代法治因素，這就和承認西方古代法不具備現代法治因素一樣，中西古代法律當然不具備現代法治色彩，這不是廢話么？

謝題主邀！
很遺憾，您提的命題為偽命題。
周代有司寇官，這個官是管理刑法的。
《史記·孔子世家》：

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再者，到了後來的鄧析，更是要「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荀子·非十二子》）而圖謀舊式法系的變革，號其書為《竹刑》。這也側面證明先秦講法的特質。
再到後期的《荀子》中：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

甚至在《荀子·正論》中有這樣的論述：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征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縣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所以上承荀子的韓非，在《有度篇》中：

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奸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利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托於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

秦代，考《史記·陳涉世家》云：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說明秦代有一套執行嚴格的法律體系。這裡我們還可以參考《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余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

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禽獸食。」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系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為文終侯。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這篇文字詳細記載了秦代到漢代法系的因革（所成文本為《漢九章律》。自漢代以後，討論法律建設的越來越多了，二十四史中的《晉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以及民國初年編的《清史稿》，都撰有「刑法志」（《魏書》稱「刑罰志」）。刑法志就是講一代法律的專門篇章。

中國古代「禮樂」和法律是並行的啊，在周及周以前是並行的兩種社會規範，在秦之後則開始融合，禮的制度逐漸融入了法律，但是依然保留了關於家族內部秩序的部分以及觀念上的影響力。

從法律的起源上講，現在的通說認為「刑起於兵，法出於禮」，意思是在史前的部落征戰時期，對待被戰勝的部落的俘虜，往往採取比較嚴苛的「刑」，懲罰措施往往是比較嚴酷的殘人肢體等。而對待部落內部的秩序的維護，往往採取相對比較溫和的「法」，懲罰措施往往溫和的多。總的來說，就是「刑」適用於階級矛盾，而「法」適用於階級內部矛盾。需要指出，「刑」在我國（早期）古文中不僅有刑罰的意思，而且還有「刑法」的意思，又因為我國古代的法律總體上來說都是刑法，因此「刑」這個字往往就意味著「法」，而「法」這個詞在戰國之後其實並不常用於指代法律，常用的是「律」這個字。

周朝進入封建社會後，「刑起於兵、法出於禮」這條規則演變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在這一時期，可以說刑（也就是法）是平民的法律，而禮是貴族的法律。同樣，刑的懲罰比較嚴苛，而禮的懲罰多是象徵刑。刑所懲罰的多是盜、賊等普通的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而禮所關注的則是天子與諸侯之間的等級秩序，換言之，是「顛覆國家政權」等危害統治的行為。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天子最擔心諸侯的，是起兵造反危害他的統治，因此用禮維護的實際上是一種等級秩序，殺個人啥的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而平民在周朝是絕對沒有揭竿而起的可能性的，因此不需要做這樣的妥協，對他們之間的犯罪就必須嚴懲了。理解了禮，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孔子看到諸侯「八佾舞於庭」就怒不可遏的感慨「是可忍孰不可忍」，因為這是諸侯違背了規範其等級的「禮」而沒受到指責和懲罰。這也是為什麼「三家分晉」、「田齊代姜」被視作是戰國時代的開始，因為這兩個事件中，貴族違背了「禮」的行為沒有被懲處，這意味著戰國「禮崩樂壞」時代的到來。

從上面的論述不難看出，法適用於平等，而禮規定了一種不平等。隨著秦以後封建時代逐漸結束，貴族數量減小，地位下降，法的適用範圍越來越大，禮的適用範圍逐漸萎縮。除了規定少數王公貴族的吃穿用度之外，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親屬間的犯罪依據親屬間地位高低、親屬關係的遠近而量刑上有所不同。大致來說，親屬間的盜竊親屬關係越近，刑罰越輕，而親屬間向殺、向傷害的，如果是尊親屬傷害卑親屬，那麼刑罰減輕，卑親屬傷害尊親屬的，刑罰加重。

所以說，題主的提問其實並不成立。禮與法在中國古代不是有此無彼的排斥關係，而是並行不悖、此消彼長、相互融合的關係。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的社會規範。在封建時期結束後漫長的大一統時期，禮的適用範圍已經被大大壓縮，融入到法中去了。也因此，中國古代法律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較的話，更早的開始進入平等的時期，也相對的更平等些。但是這種平等因為開始的太早，一直不太徹底。這也就是禮對法的影響吧。

如果題主想詳細了解，推薦人大馬小紅老師的《禮與法》一書。

題目一開始就問錯了。中國有沒有法律，廢話，當然有啦。哪個國家沒有法律啊？沒法律的國家根本稱不上國家，只能叫原始部落，好吧。

你其實想問的是，中國為何沒有早於西方國家成為法治國家。這才是有點可以討論的問題。

法治這玩意真心是蠻晚出現的事物，歐洲也不是一上來就是法治國家。羅馬時期有法律，但是真正決定判決的不是法律，都是當地的執政官。這和我國古代的縣官是一樣的。法律是有，但用不用，怎麼用，都是當地官老爺說了算的。羅馬滅亡後，是封建時代，更直接了，當地領主說了算，國王的命令也只能下到領主層級。至於有人提到教會，我舉個例子，有一次教皇對圖盧茲的異教徒發動十字軍，一個將領問神父，如果一個異教徒和天主教徒是鄰居，我如何區分，神父回答，不用區分，那不是你的任務，你的任務是把他們都帶去見天主，天主自會分辨的。說你異端就異端，你有話講？

現代法治國家之所以建立，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將皇冠打落，宗教改革將天主教拉下神壇。既然教會和皇權不再統治世間，總要有個統治的手段吧。這才把法律這玩意抬了出來，統治階級的訴求通過法律予以施行，國家內的所有人皆服從於法律，這才是法治國家的開端。

那麼中國為何沒有成為法治國家。中國曾經有過，那就是秦朝，一切皆決於法。秦始皇統治一切，國家官吏只是皇帝命令的忠實執行者，沒有任何決定權。但是秦朝很快就滅亡了。之後的歷代朝代，表面上看都有法律了，但是說實話，皇權不下縣。基層農村的權力實際掌握在當地鄉紳，地主手裡。國家的任何指令，比如徵兵，征糧，如果沒有當地地頭蛇配合，基本都不會有好結果。那麼鄉紳和地主如何維繫權力呢，禮樂、宗法制度。你以為每年的祭祀只是為了紀念亡者？那是一種彰顯各自的權力和地位的儀式，誰是族長，誰在家族裡處於首席，大家在家族裡的各自地位如何，一場祭祀，一目了然。中國古代歷史的王朝更迭，都是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地方把國家拖死，然後趁機做大，諸侯割據，軍閥混戰，彼此把對方地方上的豪族剿滅乾淨，最後的勝利者把自己的親信放到地方上，成立新的豪族，形成士紳和皇權共治，百年後中央又控制不了地方，周而復始。只要外部勢力沒有打破這個循環，這種制度就會延續下去直到地球毀滅。（歐洲國家之所以會有革命，不是因為歐洲人聰明，而是外部威脅一直存在，有伊斯蘭勢力、歐洲國家內部也相互侵攻，逼迫各國不斷前進，誰打算固步自封立刻就滅亡，中國這種如同閉環一般的動態平衡在歐洲無法形成）。

前面幾位大神都已經把古代中國有法律這件事說的很清楚了，這裡多說一點更基礎的問題。題主關注禮樂與法律的區別，其實並不為過。儘管中國法律史已經是一門學科，但中國古代的「法」與「律」，「禮」與「德」這些概念，與今天的法律（law）和道德（morality）完全不在一個話語體系里。

研究中國古代到底是「禮」規範人的行為，還是「法」規範人的行為，要關注兩條線索。

第一條線，是禮與法的關係。根據現有的研究，「禮」與「法」的關係是中國古代法發展的主要線索之一。「先君周公制周禮」的目的是「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即想要將人與人的關係納入「禮」中，從這個意義上，禮就是調整社會關係的規範，並且在後世一直以不同形式扮演著這個角色。按照現代法學對法律淵源的理解，「禮」就是西方學者主張的古代法（law）的一種（法律與宗教、古代法）。但中國古代法從一開始就不是按照民事、刑事等法律關係來建立的，而是依據「身份等差，尊卑有別」的「親親、尊尊」來構建的。（注意，這個說法通常指漢和漢以後的法，秦朝的法依然表現出強烈的法家色彩）。親親是親其所親，是血緣關係；尊尊是尊其所尊，是身份關係。先秦時期儒家「為國以禮」和法家「一斷於法」的觀點長期交鋒（即使是法家的法，說的也不是今天的law）。漢以後，古代法開始引禮入法，使得禮與法相互融合，呈現出陽儒陰法（外儒內法）的特點。

禮法結合使禮的精神和原則直接指導立法與司法（還有注釋法律的律學），在禮法結合過程中，「八議」入律，「十惡」重罪，「請、減、當、贖」的減輕罪責方式，德主刑輔的政策，都是「禮」的反映。而古代法的司法更表現為情理司法，通常來說，所謂情包含三層含義：案情（事實）人情（情感）常情（人所共知的一般規則），理則包括法理（法律的價值標準）常理（禮的一般內容）國理（國家意識形態），當然這個標準有爭議，但核心內容是共識——古代司法並不完全依據成文的法律，而是一個綜合性的處理過程。在這個過程里，成文的法和非成文的禮都在扮演著今天法律（law）的角色。究其根本，禮法結合使法律倫理化，使得「法」的獨立性受到了「禮」（倫理道德）的制約，法被認為是實現道德理想的工具，導致法的活力局限於倫理道德的時代性。古代中國講究「禮樂政刑」綜合為治，從這一點看古代法與今天的法律不是一回事，反而」禮樂政刑「的外延更接近今天的法律。

禮與法的關係是第一條線索，而第二條線索則要關注古代法的起源。中國古代法的最早形態是」刑「，而」刑「又起於」兵「，對外用兵是最大的」刑「，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鑽鑿「，因此中國古代法誕生於對異族的鎮壓。這與西方法的起源不同（多說一句，這種區別很大程度上是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導致的問題，並非很多人想像的西方法的起源更文明。很少有人關注古希臘思想家們的民主思想，是奴隸制社會的民主思想，城邦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在制度上根本得不到表達，後世西方農奴制中的農夫與中國的農民也並非對等的概念）。因此中國古代法有」禮「與」刑「的配合，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這裡顯然又是」禮「與」刑「合在一起，才更接近今天的法律。當然，隨著成文法的日益完善，調整社會活動的各類規範最後都逐漸凝聚到」法「上。從這個意義上，題主所問的問題的答案應該是：古代中國形成了法來約束人，禮融合與法之中，反映了法的價值觀。而」樂以和其聲「的」樂「，在社會關係複雜化之後，治國的功能逐步弱化了。

最後，除了上述兩條線索，法律還有很多內容是隨著社會關係複雜化而加入的應對內容，禮、吏、兵、戶、刑、工六部對應著繁複的法律規範，有很多是技術性的程序性的，但總體精神依然是禮所反映的教化與刑所代表的鎮壓。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扯淡吧？孔子要是那麼得意就不用周遊列國了。

戰國時代最重要的流派明明就是法家。李悝申不害商鞅各個赫赫有名，變法而國強。

即使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一直也是外儒內法。

什麼時候指望過靠道德約束了？三皇五帝的傳說嗎？

禮樂制度實際上可以和宗法制、井田制、分封制共同算作是一種習慣法，是西周貴族進行統治的一些列政治原則。相對於法律來講，這四種制度的活動空間比較大，適用範圍非常廣，在西周社會初期具有很高的實用性，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統治。之所以採用這樣彈性比較大的制度規定，是因為當時西周平定天下的時候，商王朝的王族和大部分諸侯實際上是不服從西周統治的，制定這樣的制度一來是為了拉攏殷商貴族和不服從統治的部落上層，二來也是為了方便操作。後來時代變遷，中國的思想界雖然誕生了法治思想，但是禮樂制度從來就沒有被真正拋棄，一來是因為禮樂制度從某種意義上適用於君主專制的社會，對於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有著積極的作用；二來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成分的地區差異實在是太大，很難用法律來規範整個社會，只能法律在加上一種相對柔性，操作空間比較大的的制度調和各個階層，各個地區的利益。
至於沒有形成法律，那就是扯淡。春秋時期鄭國的子產將法律刻在鼎上；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制訂了《法經》；秦朝頒布了《秦律》；隋朝隋文帝頒布了《開皇律》；唐朝時期唐高宗編訂的《永徽律》；明朝頒布了《大明律》；清朝頒布了《大清律》。題主說的中國沒有形成法律，那麼這些又是什麼？所以說中國是有法律的，而且中國的法律思想史自成一套體系的，這套體系叫做中華法系。中華法系是脫胎於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和各個諸侯國的立法實踐，在秦漢時期初步成型，在隋唐時期成熟在明清時期最終完備的，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為立法原則一套法律系統。其歷史要比歐美的大陸法系和海洋法系、阿拉伯的伊斯蘭法系都要悠久，其蘊含的法學思想也比兩者更加深刻。不知道題主的中國沒有產生法律的觀點的依據是什麼？

搬運一下飛哥的思路：
不能把中國的禮樂和西方的法制相比較，這根本不是一個層面的比較。
中國和西方都有法制，但中國的法制的根源在禮樂制度，而西方的法制的根源在基督教。因此，真正的分歧是禮樂文明和基督教之間的分歧，而不是禮樂和法制的分歧。

我情感上非常認同這種思路，正確與否不知道。

謝邀。
你所理解的法律是現代概念的法律，而中華民國以前的中國法律都是刑法，你可以找些中國法典之王的永徽律的研究來看看就明白了

禮有禮儀、禮貌、禮節、禮法等等，禮是什麼呢？就是人在這個世界上應該守的規則。
那規則為什麼要這麼定呢？
周這前的商代很容易解決，鬼神（或者代理人）定的啊，就跟基督教和伊斯蘭一樣，規則是先知定，誰問為什麼就是對鬼神的質疑。
周滅商並不是憑周一已之力，其它國家也有參與，那周公在制定規則時，總不能恬著臉對其它國家說，我就是喜歡這個規則就定下了吧，總得說服人家啊。於是就告訴大家，制定規則的原則就是能讓社會和諧，也就是樂，就像聽音樂那樣快樂的意思，禮的目的和原則就是樂。
樂包含了禮，禮包含了禮儀、禮法等等，法律是個現代的說法，跟古代歸類不大一樣，禮相當於現在的法律+道德+各種儀式禮儀加在一起快樂的那部分。
回到題主的問題
法律、禮樂均通過建立規章制度來壓制人惡的天性，為何中國形成禮樂而非法律？
答：周沒那個實力，就算後世有實力的，也覺得法律有太多局限，很多問題解決不了，不能服眾
禮樂制度、法規最大區別是什麼？
答：互有交叉
如果中國古代用法律替代了禮樂，歷史將有何變化？
答：禮壞樂崩

普通人能玩禮樂？

那是你讀書少

你這個中國古代範圍實在太廣，你說的禮樂制度，其有效運行只存在於西周中早期。

到了孔子的時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西周封建制度逐漸解體，井田制破產，禮樂制度的崩潰已經無法挽回。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復禮」是事實上的逆歷史潮流而動，而英雄是無法造時勢的，聖人也不行，因此孔子才覺得自己的確「累累如喪家之犬」。因為自己的畢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人生意義的根基收到了衝擊。

東周列國皆變法，尤其以秦、韓兩國為典型，都是較為徹底的拋棄了禮樂制度，實施更加務實的法家政治主張，制定了較為嚴密的法律制度，這個在人類文明史上可以算是佼佼者。

秦十五而亡，但是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法被漢代全盤繼承。漢武之前，漢代治國思想是黃老之學，也就是法、道結合，法律制度較為完備；董生獻策之後，漢代外儒內法，儒家的「禮樂」只是張皮，這張皮下面統治者用來約束臣民的，是森嚴的法律。

自董生之後幾千年，「禮樂」在社會生活中一直處於一個無足輕重、錦上添花的地位，支配整個社會生活的正是「法」，不管這個法是王法還是私法，無可爭議的是，禮樂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的支配製度早就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了。

因此，樓主所提的問題難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