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像《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這類西北現實主義文學，都要有一個傻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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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白鹿原》中的二豆和，《平凡的世界》中的傻父子，田二和憨牛。

樓主舉的例子是《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題材都是西北鄉下的，而據我了解，城市的人多而人情冷漠，沒人真正關注一個傻子。而在鄉下，由於之前的生活環境，幾乎很多村子都有一個傻子，其實也不一定是真的傻，只不過是看起來舉止無常，話語荒謬，與普通已融入環境的人不一樣而已。而作者就是藉由傻子來冷眼旁觀這世界。

哇，所有意淫靠邊站好嗎？

答案只有一個，缺碘。

題主提到的文學作品，都基於作者經歷過的生活，重新創作時，他們來體現的那段艱難歲月。他們那代人，處於物資極其匱乏的時期，最大的導致傻子弱智的原因就是貧困。如果孕婦不能攝入足夠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極大。目前，政府已經採取了措施，以保證農村地區廣泛使用碘鹽，類似的出生缺陷已經十分罕見了，不過，上一輩人中還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讓人想起中國曾經經歷過的貧困。

彼得·海斯勒曾經遊歷中國十年，他在《尋路中國》中曾經提到「我在駕車穿越中國的路上經常遇到這樣的人。很多村莊都有那麼一兩個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當地人普遍把這樣的人稱作"傻子"。」

而《白鹿原》寫到這個傻子，電視劇版仍然沒有忘記呈現這個傻子的存在，正是這些人最厲害的手段，他們僅僅用一個傻子的存在，就完全徹底地呈現了中國這個泱泱大國曾經的落敗和貧窮。真正的悲哀是醜陋的，而藝術只是暫時粗劣地將它美化，懇請世人不要忘記。

嘿嘿嘿，只有傻子才能肆無忌憚的把作者想要說的話說出來，而且不用理會世俗額度眼光和評論。

此處不妨從80年代的文學整體環境下來看
尋根文學的出現並不是一個root，而是roots（此處參看的是《文學的根》的英文翻譯，中文缺單複數變化，很難manifest）；於是乎這個尋根的過程需要像一個新的文化體現，審美形式來進行呈現：在文學的subject-matter上，邊緣的，在權力關係外圍的文學群體（如傻子）是需要被探索，書寫的（韓少功的《爸爸爸》以及陳忠實《白鹿原》皆是明證），英美現實主義傳統中的Bucolic Pastoral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men, man and nature)在中國，尤其是文革結束後黑暗的大環境下是不可能成為主流的，敘述傷痕，尤其是智性的，知識分子身份的創傷成為了一種療愈傷痕的方式（此處比如說韓少功的《歸去來》一文中的身份互換，莊周夢蝶的傳說的重新書寫，將楚文化本身和知識分子的迷惘進行double-codification）有如福柯的《瘋癲與文明》之中，痴呆和瘋病作為權力的邊緣和需要被歸於heterotopia的群體，作者敘述反映了權力的互動也反映了知識分子本身的處境，一個新的表達形式可以繞開直接面對傷痕以及上峰政治凝視
其二，當代尋根文學主要受到福克納，馬爾克斯等人的影響，在福克納《喧嘩與躁動》中的Benjamin的形象塑造，百年孤獨中的傳說體例都成為了尋根文學的模仿對象。鄉村給予的新的審美形式需要的是antilogical prelinguistic的反映，這些是傻子這樣的角色可以做到的，一個清澈透明的鏡子，未受現代文明和政治風波的漸染

因為過去農村真的有這些傻子，很多都是孕婦懷孕的時候沒有條件做產檢或者生下來孩子發燒等沒去治療，等稍大一點才發現智力有問題，家裡再生一個，就這樣

黃土農村生態，傻子常有。借傻子口道實話。傻子與常人互襯。

但是事實上每個村還真有一兩個客觀存在的傻子啊

白鹿原原書里沒有二豆這個人物

我們村有兩個傻子都三十六七了

當代文學中的人物弱智化傾向，是越來越普遍化的敘述角度之一

題主知不知道，現在精神病人犯罪是不用服刑事責任的，書本上也一樣，人們本身就對傻子有本質上的歧視，更不在乎他說的話，所以用傻子來襯托這篇文章的內涵。

他們是上帝的失誤吧。

你這話問的。其實，傻子形象也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之一，甚至能做撐起作品的支柱。很多平常人不會脫口而出的話，不會毫無顧忌去做的事情，傻子做出來不僅僅是包含著可笑的意味，更多時候帶給讀者的是震撼與沉思。任何一種角色的塑造都不是沒有用意的，否則，陳忠實先生，路遙前輩不會去安排他們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