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何偉（Peter Hessler）的《甲骨文》之後，有什麼感悟？

12-14

豆瓣圖書：《甲骨文》
中文維基百科：彼得·海斯勒

我第一次接觸到何偉，是和一個朋友聊天時。那時她的男朋友是美國和平隊的志願者，她和我解釋和平隊到底是做什麼的。末了，她告訴我說，恩，就是《尋路中國》的那個作者他們做的那個活動。

那是我第一次對和平隊有了初步的印象，前幾日一個朋友和我介紹一本書，書名叫《再會，老北京》。作者Michael Meyer，也是來自和平隊的志願者。這讓我想起了何偉，以及他的那三部曲。當然，最新的一本《奇石》也已寫好，奇石 (豆瓣)。已經由台灣的八旗文化出版，具體我還沒來得及讀。據說是三部曲的番外篇，之後買完再一一展開。這裡不贅述。

這讓我重新的拿出了這三本書，翻來讀去，我還是最喜歡《甲骨文》這一本。

其實在我看來，談何偉，或是談何偉的書，是很難分開去談的。然而倘若是一篇回答，談三本書，那也未免野心太大了些。我也怕答案過於冗長甚至是不能寫完。所以，還是主挑這本書的重點來談。如果可以的話。

的確，對於很多何偉的粉絲來說，似乎《江城》這本書要比《尋路中國》與《甲骨文》更受歡迎一些。在我剛剛讀完《江城》之際，我也是每時每刻發了瘋的想去涪陵看一看。但是也可能因為《甲骨文》還尚未在大陸出版，畢竟閱讀起來，是有一定障礙的。依我來看，我卻是更喜歡《甲骨文》一些。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正好人在台灣。那時，我剛開始嘗試著站在其他的社會群體角度下，去審視我們國家。比如我常常去找台灣人聊天，獲知他們的看法。無論是政治、經濟或是文化都好。總之能聊的，有看法的，我就有興趣。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買到了《甲骨文》這本書。在此之前，我已是閱讀完了《江城》與《尋路中國》。並被何偉那詼諧以及幽默的文筆所吸引。然而無論我怎樣讀這兩本，我還是無法讀出我的期待。也就是，那種一個外國人，身處於巨變中的中國，所能帶給我的全新角度的期待。

那時何偉還是一個老師，或者說，是一個志願者的身份，去記錄下一個美國的志願者，剛剛到達萬里之外的一個小山村，所經歷過的生活，以及心情。對於那時的他而言，一切的生活都是新鮮的。比如教小孩子學英語，以及中國的酒桌文化。許許多多，在中國人看來，耳熟能詳，習以為常的東西。在一個美國人那裡，卻顯得分外有趣。而當一個美國人將這些生活中的瑣碎記錄下來，又重新的看到一個中國人的眼中。這本書，也自然顯得意義深遠。

然而《甲骨文》出版之時，作者已在中國待了十年。這十年間，從1996年到2006年。或者說再遠一點，從九十年代初期開始，是中國近代以來變遷最快的年月之一。甲骨文描述的，是一個個破碎的片段，以一個個小人物為中心，有作者曾經的學生，有期盼移民的維族人士，還有作者考證的陳夢家先生。在何偉的筆下，這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在這個動蕩的年代，或是曾經陳夢家先生與趙蘿蕤女士他們的那個動蕩的年代。無一不處在動蕩的邊緣。

是的，動蕩的邊緣，放大了說，今日中國，幾乎人人都處在動蕩的邊緣。何偉按照一個個人物的描寫，試圖展開一副宏大中國的畫卷。只是，這個畫卷，是一個外國人的角度。

所以在我剛剛讀完這本書時，我和朋友介紹。我說，不如我們把它，當成一面鏡子好了。只是這面鏡子，人人都應該去照。因為，它，可能是一面對著中國人照的鏡子。

從書中的任何一處細節來看，無一不是一面面鏡子。比如作者聊起了當年的反美遊行，那時我8、9歲，也像大多數的人一樣，叫喊著：「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然而十年後，反日遊行旺盛。我沒有參與。事後再去讀這本書，再看今日的反日遊行，我想多數人都會去反思。我們今日砸了索尼，原來我們早已砸過肯德基。

又或是那個維族人士，波拉特，一心期盼移民。原來這種思想，早不是近幾年互聯網的宣傳才有的。

又或者，北京趙先生家四合院的強拆。

總之，這樣的細節無處不在，處在書中的每一步。何偉對每一個中國人的描寫，無一不值得去反覆審思。對於大多數的細節來說，何偉只是將它不動感情，或是詼諧幽默的描寫出來。然而我們讀之時，卻無法不帶感情。因為我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腦海中早就有了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那就是：「這是一個美國人筆下的中國。」

這是一個美國人筆下的中國，這是讀者們在讀何偉的書時，很難繞開的一個思維模式。即便是我們再說，我們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意識再淡薄，然而卻很難將這種思維模式完全的拋開。所以我想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我們讀這本書的時候，面對何偉的每一個小細節的描寫。無一，不是在照鏡子。

這個國家正處於站在一個飄搖，迷惘的路上。每一個看著這個國家的人，都期盼能看清楚這個國家。然而，卻沒有一個人能看明白。對於何偉來說，也是如此，所以，何偉只能通過一些看得清的細節。來描繪出隻言片語，正像劉大可先生所言，在地理上來說，有兩種遷徙的可能，一種是從涪陵到海邊。另一種，是從新疆到美國。然而事實上，其實不單單只有這兩條線。有歷史上的，從陳家，到趙家，到上海博物館。總之，一個個小人物，一條條線，組成了一張網。一張蓋著中國的網。

文學的一個意義在於其反應現實。對於紀實文學來說，更是如此。我自己本身也寫過一些紀實文學，關於台灣和大陸的。我也知道，還有很多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在一起做這件事情。對於何偉來說，也是一樣。

然而究竟需要多少細枝末節，才能拼成一幅畫卷。答案很可能，是永遠也不會。這就更要求紀實文學作者們，能不斷的從現實生活中發掘出其值得記錄的東西。並且將其以自己獨特的視角記錄下來。這也是何偉的這本書，所已經做到的。

一個美國人，寫下了一面鏡子。這已經足夠值得稱讚了。

說了這麼多，其實無外乎都是閑言碎語。何偉的四本書，或是Michael Meyer的《再會，老北京》，以及當代中國的許許多多各個角度的記錄者們，無一不在用自己的方式，記錄著這個國家的變遷。這一類型的書，可以套用南方周末那句著名的話：在這裡，讀懂中國。其實，不一定能夠讀懂，但是，應該是一種能夠讀懂的方式。

或者，又可以用我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在筆記本上寫下的那句話來結束這篇回答。期盼著用這本書能夠更了解這個國家，然而越讀，越困惑。

完

此問題下的幾位回答的老師，均是我在知乎上比較敬重的幾位。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著實是好。每一個，都讓我想點好幾遍贊。這個問題下能有這麼多高質量的回答，也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質量很高，或者說，份量很重。

我知道好多何偉的鐵粉都是喜歡《江城》甚於《甲骨文》的。對此我非常能理解，因為《甲骨文》是由陸續發表的系列文章「拼湊」而成，而不是像《江城》那樣集中寫了四個月，後者從「文氣」上說更通暢一些。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江城》，甚至有一點迷戀，希望將來有機會去涪陵看一看（也請去過的知友回答這個問題：你眼中的涪陵是什麼樣子的？）。但我贊同木遙的一段評論讀書筆記：《江城》：

如果何偉是一名將要終身定居於涪陵的居民，他還能寫得出《江城》么？

我想他不會。《江城》的魅力源於他知道他隨時可以抽身而出。無論他對這座城市有多眷戀，無論它是不是成為了他精神上的第二故鄉，他都不是一個涪陵人。——他不需要在涪陵應付婚喪嫁娶，不需要給孩子找託兒所，不需要計劃什麼時候買房子買哪裡的房子，不需要在父母身體不好的時候托關係在醫院找床位。像書中寫道的那樣，他可以在面對涪陵生活中的困窘時自然而然地想起「我在牛津念書的時候」。這不是傲慢，只是疏離所帶來的安全感而已。

這種不負責任的愛是使得他筆下的江城如此迷人的前提條件。他固然忠實地敘述了江城的美麗，但即使當他面對它的庸俗、瑣屑、卑劣的一面時，他也無需失望和焦慮，無需面對那種在自己的身體上看到與生俱來無可剜除的醜惡疤痕的痛苦，只需要做一個充滿好奇的記錄者即可。而任何庸俗、瑣屑、卑劣在某個合適的角度看來，都可以是美的。

《江城》和《尋路中國》幾乎不討論政治，所以可以被所有人接受，也讓我們很多住在大城市中的人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而《甲骨文》由於涉及複雜敏感的政治和歷史問題，會讓很多人感到不快，或者厭煩。但對我來說，《甲骨文》是一部更沉重、更尖銳、更刺激的書。很難說這種寫作風格是何偉的長項，但這是中國三部曲中不可缺少、不應該迴避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我會不斷回味《江城》愉快、輕鬆的閱讀體驗，但越來越欣賞《甲骨文》。

希望《甲骨文》能早日在中國大陸出版。

《甲骨文》正好看到探訪姜文一段。
《一步之遙》正在開展熱烈而廣泛的討論。
看完後對姜文有了新的理解，尤其是文末對毛的評價映象深刻。

大象公會黃章晉也正好完結了上中下三篇《最適合演毛澤東的是姜文》，有興趣可以比對著看看。

全文放上

姜文和混沌的西部

何偉譯者 x2zhao
2001年11月7日

在去電影拍攝現場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見了面。我們非常謹慎，做足了預防措施，特別是打電話。我乘坐的飛機到達烏魯木齊以後，我坐了輛計程車去市裡，打了個付費電話，聽到電話鈴響了一聲，就馬上把電話掛了。他打了回來，只說了一句話：一個公園的地址。我沒有打開手機，以防當局萬一追蹤我的手機信號接收站。據報道，中國在新疆加強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國境的那一邊，阿富汗戰爭結束還不到一個月。
在公園門口附近，我看到了一頭金髮，認出了他。我們曾在北京雅寶路見過一次面，他就是那個有時在中國電影里扮演外國人的維吾爾族人。我們握了手，在公園後頭找了張長凳子坐。他從懷裡掏出一個信封，裡面是兩千美元的鈔票。我把那些現金放到我的錢包里。

「我這個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說。
「你什麼時候回美國？」

「要到1月份。」我說：「那時候我就會見到波拉特。但我現在會先把支票寄到華盛頓的一個朋友那裡。」
那人不斷地環視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數民族，我們兩人看起來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過，如果有人聽見我們在說中文，馬上就會知道我們中至少有一個是外來的。他問我，我上次去美國時波拉特看起來怎麼樣。

「還行。」我說。「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過他現在搬走了。自從9.11恐怖襲擊以後，我就沒有見過他了。」
「他的文件會有問題嗎？」

「我覺得沒有。他已經拿到政治避難的身份了。他很幸運，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請。我敢肯定。現在獲批可是難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緊張。」那人說。「我覺得她害怕去美國。」

我原來就決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會面，因為現在這段非常時期，她最好還是盡量減少和我的接觸。一個呆在新疆的外國記者很容易讓人起疑心，這次來拿現金已經足夠冒險了。我問他現在的政治氣氛如何。
「我們在公園裡走走吧。」他說。「不要在這兒坐太久。」

他告訴我說，波拉特的家人雖然接受了審問，問他們波拉特為什麼沒回中國，不過他們沒有遇到什麼麻煩。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烏魯木齊公安局工作，幫了他們一把。無論如何，當局現在關心的似乎是更大的問題。波拉特的朋友聽說，一個在喀什葛爾的維吾爾族人被關進了監獄，理由是政府認為這人的幾個兒子在基地組織受訓。我問他是不是有很多維吾爾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說：「但有一些。無論如何，這對政府來說都是個很好的借口。」

我們重新回到公園的大門處。我問他最近有沒有在什麼電影里露個臉。
「沒有。」他邊笑邊說。「這種錢總歸沒什麼好賺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報道的是什麼電影？」

我在新疆是要調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國最有名的演員之一，現在正在中國西部拍戲。「這部電影在哪裡拍？」
「在鄯善縣外頭的一個村子裡。」我說。「是在沙漠裡面。應該景色很好。」

我問他覺得姜文怎樣。
「姜文比大多數的中國演員要演得好。」他說。「不過我不會看他們在這裡拍的任何電影的。我敢肯定，電影內容只會是一派胡鬧。」

我們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說不能請我去家裡坐了。離開公園以後，我打開了手機。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輛計程車，車載著我開了五個小時。我們繞過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邊緣，看著周圍景色逐漸變得荒寂，最後來到了火焰山腳。
我第二天在拍攝現場，他們拍到了最後一場戲的第五個鏡頭；當傍晚時分的太陽漸漸變成荒涼的金紅色時，一個演員騎著馬衝進了一個木架子里。那個木架子是片場大門入口的一部分，但布景設計者犯了個危險的錯誤：對於一個騎在馬上的人來說，木架子剛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個騎手最後一刻想要把手舉起來。他和其它五個騎手一起並肩騎馬，速度飛快；他們在電影里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為想要保護一處佛教的遺迹，正試圖從一個叫大馬營的綠洲里逃脫。

唐朝的統治從公元618年延續到公元907年，那段時期佛教在中國逐漸繁榮起來。唐朝也產生了一些偉大的詩篇。那個演員摔倒在地上，不能動了。到處飄蕩著塵埃，空氣漸漸涼下來；太陽很刺眼，低低地懸掛在戈壁灘上。此時的光線再好不過了。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沒有樹，只散布著道道山脊和溝壑，山的側面是乾燥的土地，隨著漸漸消失的日光變幻著顏色——從棕色變成紅色，再從紅色變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積雪。在山下，越過大門入口，是戈壁灘上一片開闊的沙礫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視線消失之處，其中時不時出現一塊塊灰白的鹼性土地。這空曠的景象總是拍電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國停止了和國外大部分地區的接觸，那時候中國的電影製片人想要與眾不同的取景時，有時就會來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區。它們成了外國電影的替代品：這是產自國內的異國情調。
如今電影人又回到了中國西部，不過這一次他們是希望把這一片風景出口。一年之前，電影《卧虎藏龍》在美國獲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過了一億兩千萬美元。其中一些特別引人注目的場景時在沙漠里拍的，而現在，似乎電影業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麥克斯影業公司投資了一部叫「天脈傳奇」的動作片，最近正在甘肅省內拍攝。那部電影的導演張藝謀正在拍攝另一部由外國資助的武術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場景是在甘肅和內蒙古拍的。

而在這兒的火焰山腳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正在拍攝《天地英雄》，電影廣告上說這是一個發生在中國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國的標準，這部電影預算很高——一共是6百萬美元，而演員陣容也十分強大。這部電影的女主角由趙薇出演，她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女演員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貴一也加盟了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聞卻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憑藉《鬼子來了》這部影片在戛納電影節贏得了大獎，《鬼子來了》是他導演的一部戰爭片。中國政府禁止了該片的公映，指責姜文不尊重國家的歷史，從那以後，就不允許他出演和執導大製作的電影。這部關於中國西部的電影，是姜文想要恢復政治合法性的嘗試——這部背景設置在久遠過去的動作片不會對共產黨構成威脅。
電影的主題是安全的，但那些馬匹卻成了另一個問題。這天早些時候拍逃亡的場景時，那個日本演員就因為騎馬受傷了。幾周之前，一個叫李不空的中國演員騎馬時被馬甩了出去，肩膀脫臼。另一個叫王學圻的演員從馬上重重地摔了下來，折斷了幾根肋骨。王學圻扮演的是一夥突厥土匪的頭子，他戴了長長的假髮和萊塞的隱形眼鏡。有個特技替身演員現在還呆

在哈薩卡斯坦邊境附近的一家醫院裡。一個負責食物供應的劇組乘員扭傷了腳踝。甚至製片協調人也被馬甩了出去。38歲的姜文在拍攝用劍打鬥的場景中，弄傷了膝蓋和背，但他是迄今為止少有的還未從馬上摔下來的演員。
他的妻子舍尼韋斯.桑德琳，最近帶著小女兒來到了拍片現場。桑德琳是一個高挑的法國女子，美貌驚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宗教人類學博士。他們拍逃亡那一場戲時，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邊。我們用中文交談：我不會說法語；她也不習慣說英文。在鏡頭轉換之間，我問桑德琳，法國對姜文獲得戛納大獎有什麼反應，她邊回想邊微笑起來。「戛納電影節結束以後，我們去了法國南部旅行。我們每到一處，都有人把我們認出來。他們說，噢，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祝賀你們！我們走進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們就會放下咖啡，要和我們拍照。」

這就是當時的場景：耀眼的光線，無邊無際的戈壁，一位金髮女子說著帶法國口音的中文。導演宣布開始拍攝第五場的鏡頭，大家都安靜下來。一陣輕柔的風吹過。最近的小鎮要在沙漠上開一小時的車才能到。拍攝現場沒有醫生。那個演員徑直衝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塵瀰漫，劇組人員飛快地跑了過去。有人喊「這是劉哈里森」，他在姜文的匪幫中扮演其中一個士兵。這個摔下來的演員試著要站起來，卻又跌倒在一片塵土裡。他的手扶著脖子。

姜文讓他的馬猛地一轉身，急急地停下；他飛快地從馬上跳下來。他的臉色發黑，非常生氣——一整天，由於各種事故和拖延，挫敗的情緒越來越濃。姜文的父親是解放軍部隊里的一個軍官，作為軍官的兒子，姜文有著高大的身材，寬闊的胸膛，還有未經修剪的鬍鬚。中國人常說他長得像個「流氓」：板寸頭，往外鼓的雙眼，輪廓硬朗的下巴。他的雙肩很寬。他不停地抽煙。他的聲音低沉而洪亮，從他嘴裡迸出的每一個詞，都像從腹部下面發聲，然後從多年抽煙積聚的煙霧中升起。不過，雖然他長著流氓似的外表，卻在電影方面卻受過很好的教育：他畢業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除了拍戲以外，他還執導過兩部大獲好評的電影。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來。起初，這人看起來沒有受什麼嚴重的傷。他們兩人和其他演員一起，圍在了導演何平周圍。他們看著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剛才出了什麼差錯。天冷了下來，陽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馬側身走過，得意洋洋地撒起尿來。一個穿著軍大衣的劇作人員動手把那個危險的木架子鋸掉。哈里森還在揉著他的脖子。
「我們必須重拍那一幕。」何平說。

「你騎得太快了。」其中一個演員說。
「是你騎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駁道。

姜文踱著方步，從屏幕前走開了。他帶著頭盔、臂鎧，還穿著到膝的馬靴。皮質的護肩罩上是條狀的鎧甲。他的一隻手裡抓著條皮鞭，臉色看起來就像火山隨時要爆發了一樣。他轉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給我根煙！」
那人從懷裡掏出了一包煙。煙的牌子叫「雪蓮」，包裝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說。「這是什麼煙？」

「這是當地的牌子。」
姜文瞪著那包煙看，最後終於抽出了一根。他飛快地轉身走開了，嘴裡喃喃自語。他點燃了那根雪蓮牌香煙，把它塞到嘴裡，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偉大的演員一樣，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緒的角色。在電影業改革開放最初開始繁榮的時候，電影製片人把鏡頭對準了黃土高原：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陽和其他黃河岸邊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電影《紅高粱》中一炮而紅，這部戲也捧紅了鞏俐，鞏俐最終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女國際影星。在電影里，鞏俐的角色拒絕了姜文扮演的農民的追求。這男人不屈不饒，又回到了女人的釀酒廠里，女人和她的員工站在那兒，一片難堪的寂靜。姜文挑釁地看著他們，隨時準備打鬥的樣子。最後，他轉過身去，往一個個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裝著正在發酵的酒。接著他就把鞏俐抱起，舉到髖部，大步走進了卧室。整個片斷他幾乎沒說過一個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結果成了酒廠有史以來味道最好的酒。鞏俐的角色生了個男孩。《紅高粱》在中國觀眾中大受歡迎，也在國際電影節中大獲成功。
五年不到，電影人對黃土高原的痴迷已經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遊行被鎮壓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圈子湧起了一股反外的國家主義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連續劇上映，裡面追蹤了一群移民的故事，這些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具有陳規的中國個性，為人有教養、品行端正、誠實正直，而這種個性受到了來自美國的陳規挑戰：空虛的物質主義。姜文扮演的是一個移居美國的藝術家，在異鄉艱難地適應新的世界。有一回，

他叫了個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北京人在紐約》在中國受到了觀眾們的熱烈追捧。
除了這兩個角色以外，姜文還塑造了其他許多著名的角色；而這兩個角色也沒有限制了這個以後的演藝生涯。這種事情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常常發生：中國的改變太快，許多藝術家一夜成名，卻曇花一現，隨後就淡出了歷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廣受歡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個的中國歷史。這些年來，他扮演過秦始皇，那是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華帝國的統治者；他扮演過浦儀，那個無能的、看著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還演過皇宮裡的太監，演過農民和經常，演過小騙子和小商販。他抓住了現代中國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懼，他的夢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執導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戲是根據著名小說家王朔的一個短篇小說改編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北京。通常，歷史電影總是具有很強的敘事性，電影人物的生活與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糾纏在一起；但《陽光燦爛的日子》這部戲卻由意象推動情節的發展。這部電影最初的腳本包括姜文畫在筆記本草圖：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盯著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電影里，這男孩總是在觀察著：他透過望遠鏡凝視著什麼；他從一個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窺視著父母的東西。那些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消失了，而受苦、傷痛這些常見的文革氣氛，則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覺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們基本上都沒有大人管教；他們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佔據了精力。這部電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讓1980年代成年的年輕人找到了共鳴。
像很多電影一樣，它的內容影射了一些別的影片，但它們都屬於共產主義世界的範疇。那些十幾歲的青少年重演了蘇維埃宣傳片里的場景——例如《列寧在1918》。而好萊塢看起來還是遙遠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長時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邊遠的貴州省，他的父親和解放軍部隊一起駐紮在那兒。他們住在一個鐵路沿線的小鎮里，從北京出發的列車經過那條鐵路，到達中國的西南部。唯一能窺見外面世界的途徑，就是電影了。

「我們住在一個很大的建築物里，那棟房子就像一個舊的倉庫。」有一回，姜文告訴我。「在房子外面是鎮廣場，每周有兩個晚上，那兒會放映電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從窗戶看出去，就能看到電影。那些電影讓我著迷，因為它們來自那麼遠的地方——像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我還記得《白毛女》這部電影，場景真美。那部電影以前，我從來沒看
過芭蕾舞。還有，我第一次看見拉丁文，也是在一部電影里。是印在美國士兵頭盔上的兩個字母：U、S。」

「不過，最主要的還是我記得這些電影里出現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們穿得不多：她們的短褲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間緊緊地別著一條革命裝的皮帶，手裡握著槍站在那兒。天啊，她們真美。有一部關於納粹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影片，我還記得裡面的一個場景。一個阿爾巴尼亞的女人解開了襯衣的幾個紐扣，彈著吉他——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吉他。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彈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場逃亡的場景以後，演員們坐上了一輛麵包車，在戈壁灘的沙石上顛簸了一個小時。我們所有人都住在中國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裡面，公司有一個龐大的建築群落，他們正在這個地區做勘探工作。吃過晚飯以後，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厲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醫院裡看看醫生。姜文的背和膝蓋受傷了，他決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學圻也跟著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檢查一下。還有一個演員也不太舒服。我們到醫院的時候一共有六個人，時間已經過了晚上十點了。

有人叫來了綜合診療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傑（音譯）。演員們為這麼晚來打擾他而道歉，那醫生說沒有關係。他說，他向來都很喜歡看姜文的電影。
姜文脫了衣服，曹醫生一邊按著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邊問他疼不疼。在一天挫敗的拍攝經歷之後，姜文看起來終於放鬆了；他和其他演員一起開著玩笑。他的膝蓋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處傷痕，放了一個響屁。

「這很奇怪，醫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樣子。「如果我推一下這兒，我就會放屁。」他又按了按那個地方，但沒反應。「好吧，算了。」他說。
曹醫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傷的情況。好些天來，總有演員和劇組成員不斷地來到醫院就診。那天下午就來了個腳踝骨折的男人。

「他沒有及時到醫院來，導致傷勢加重了。」曹醫生說。「你們到底在那兒幹什麼呢？」
「這是部動作片。」姜文說。

曹醫生打開了一本醫書，把他腳踝的具體受傷位置指給我們看。「他的腳腫得跟饅頭似的。」醫生說。「我只是不明白，他為什麼不早點到醫院裡來呢？」
「我都說了，我們拍攝現場那裡應該要有個醫生。」姜文說。

「和馬打交道很危險。」哈里森說。
「你知道主要問題是什麼嗎？」姜文說。「那些特技演員沒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騎馬鏡頭先瀏覽一遍，而且即使他們這麼做了，他們也不是馬術專家。他們只是武術專家。」

一個演員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煙，問醫生能不能在檢查室里吸煙。曹醫生也拿了一根煙，他們六個人都把抽起煙來。小小的房間很快變得煙霧瀰漫。
「我告訴你，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受傷的。」曹醫生說。

「我想這是個人權問題。」姜文說。
曹醫生給哈里森找了個合適的頸托。和姜文一樣，哈里森是個高大的男人，他的女朋友也是個金髮的外國人——一個比利時姑娘。在中國藝術界，交了外國女朋友是一個成功的標誌。通常，這些女人都是新進學者，他們來中國是為了做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論文研究。哈里森穿著牛仔靴。1989年鎮壓事件發生以後，他在加拿大拿到了政治避難身份，現在他成了加拿大公民。他的英文名來自披頭士樂隊。偶爾，他會出演加拿大或美國的電影；1991年，他在電影《黑袍》里扮演一個休倫族印第安人，電影里講述了第一個去魁北克的傳教士的故事。如果你看電影時非常仔細，你大概會發現那些休倫族人裡面有一個長得像中國人。哈里森還記得他用休倫語說的一句台詞。他告訴我那句台詞的意思是「我們不用和那白人一起去。」醫生安好了頸托，告訴姜文和哈里森他們倆需要做CT掃描。姜文瞥了一眼手錶。

「看，今天是11月7號，」他說：「是俄國革命的周年紀念日。」去X射線檢查中心的路上，他一路哼著「國際歌」。他給我看手機里剛收到的一條新信息，是北京一個訪談節目的主持人發給他的：「我剛剛發現了《鬼子來了》的盜版碟。」
「我每天都收到這樣的簡訊。」姜文驕傲地說。他的這部電影從來沒有在中國國內的戲院里播放，但兩周以前，它突然在市面上出現了。這個演員微笑了。「看看剛發生的事情吧。」

他說：「我們受傷了，來到醫院，做X光檢查，今天是俄國革命周年紀念日，現在我收到了關於《鬼子來了》的信息。我們可以把這拍成電影了。」
一個技術員給哈里森的脖子作了掃描，說看起來他的脖子該是扭傷了。曹醫生檢查了姜文的膝蓋和背部拍的X光照片。曹醫生認為姜文的第五和第六節脊椎可能有問題，明天會有一位專家來給他做檢查。我們走之前，曹醫生請姜文在他女兒和侄女合照的三張照片上籤了名。

這時候已經接近午夜了。那照片是典型的中國式照片：兩個小小的女孩對著鏡頭，表情露出令人吃驚的敵意。每張照片的背面，這個演員寫道：「姜文——第五和第六節脊椎」。
《鬼子來了》是姜文執導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裡，時間是1945年——日本佔領中國的最後一年。像文化大革命一樣，描述這段敏感時期的情況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國的電影總會展現日本人的殘酷，還有普通中國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標準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這個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隊引到了包圍圈裡。

在姜文的電影里，中日戰爭收縮至一個中國村子和一隊日本駐軍之間，在邊遠的山區，他們與外界隔絕。電影的開頭是一個色情場面：一個叫馬大三的農民和一個年輕的寡婦偷情。忽然，傳來一聲敲門聲，一個不知姓名的中國士兵押送來了一個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譯。那兩個囚犯被綁起來了，中國士兵命令馬大三審問兩個囚犯，並把他們藏起來，不讓當地的日本駐軍發現。姜文扮演的馬大三被這個任務嚇壞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們幫忙。
村民們並沒有齊心協力地解決問題，卻開始為瑣碎的小事情爭吵：馬應不應該和寡婦偷情，村裡最有錢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麵粉。實質上，每個角色的行為都有各自的動機：私利、貪婪、頑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決定光榮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喪失了這種驕傲的自尊，後來村民們開始同情這個人。最後他們決定和日本駐軍做交易，用這個人換六輛貨車的麵粉。為了慶祝交易的成功，佔領者和被佔領者一起開宴會，然而卻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斷了歡慶。日本軍人在不斷膨脹的恐慌和羞恥之中大開殺戒，屠殺了手無寸鐵的村民。

拍攝《鬼子來了》這部電影時，姜文拒絕對影片進行剪輯。如果他覺得某個場景中有一處小地方無法接受，就會堅持把整個場景從頭拍一遍。在電影界，這種拍片方式聞所未聞；據報道，姜文用了中國國內能買到的每一卷柯達黑白膠捲——一共50萬英尺長，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膠捲的五倍。拍攝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達，演員們還要在酷寒的
環境里工作。當地還有其他的事情讓人分心：兩個村民起了糾紛，一個村民提起了訴訟，爭的是究竟誰有權利把那塊土地出租給電影製作公司。這部電影花費了將近5百萬美元，是原來預算的兩倍，片長一共兩小時四十分鐘。即使它在戛納電影節獲得成功，大部分評論家仍然認為電影還需要另外一次剪輯。在國際上，只有九個國家公放了這部電影，而在中國國內，沒人能在電影院里看到它。當我採訪參與拍攝這部電影的人時，他們都會要求不要引用他們所說的話，因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煩。

來新疆之前，我去了電影《鬼子來了》在河北農村的拍攝地。從北京出發，開車5小時，再坐30分鐘的船就到了，拍攝地就在潘家口水庫的堤岸邊上。那兒有十幾間房子，周圍是險峻的群山，還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長城。
這個村子只是為拍電影而修建的。在中國，勞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沒有布景設計這一專門的行業，導演們都用真的東西。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戲，其中一個馬背上受傷的事故，是因為某個演員騎馬時，一根圓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萊塢的電影布景里，這種東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國，他們用的是真正的圓木。在潘家口水庫那兒，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崗石、磚塊和瓦片建造的；裡面還有真的火爐和爐灶。這個國家裡那麼多東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裝，對古建築的粗劣修復，舊樓表面新上的油漆；而電影布景卻是真實的。有時候，這些布景甚至比電影本身還持久。

拍攝《鬼子來了》是兩年前的事了，沒有人住在這個電影布景的村子裡，水庫邊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難耕種。不過，水庫對面的那條村子裡的農民正嘗試著把這兒變成一個旅遊景點。他們在這兒設了個檢票口，進去參觀的門票是7毛5一張。我買門票的時候，站在檢票口的那個男人對姜文滿腹怨言。
「他是個騙子，」那老頭說。「他要用這塊地，應該要付我們10萬元，但他最後沒有付錢。還有，他們借了我們一些工具，也沒有還給我們。」

我去了附近的那條村子，那兒有一些村民出現在電影裡面。姜文拍片喜歡既用專業演員，也用一些普通人，因為這樣做能改變拍攝現場的動態。一個香港的電影顧問曾向我解釋，這麼做能讓電影「少一些小說化的虛構，多一點真實感」。這聽上去顯然是對的，至少村民們這麼認為。一個叫張福紅（音譯）的女人驕傲地告訴我說，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顧問親自挑選出
來的。「他們選了我去拍一個大場面，因為我有一頭長髮。」她驕傲地說。她今年25歲，我採訪她的時候，她正在廚房裡做餃子。她說她喜歡姜文，因為姜文很友善。在電影的一個關鍵場景里，這個女人被日本人殺害了。「我就是最後想要逃跑的那一個。」她說。

在一條走回去水庫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個農婦，她也在電影中被殺掉了。「我有點害怕。」她承認道。她告訴我說，姜文的高標準要求讓她印象深刻。「有一個場景，他們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還要重拍。」她說。
沒有一個村民見過最後完成的影片。他們只是在拍攝期間，在電腦屏幕上看過一些片斷，對他們來說，故事情節是不完整的。他們並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殺害了，因為那些場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攝的。很多農民甚至不知道《鬼子來了》在國內被禁了。有一個女人說，她不明白電視上怎麼還不放這部電影。偶爾幾個經過的遊客都有些困惑：他們知道姜文的電影曾經在這兒拍攝，他們也知道電影出了些問題，但他們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有一個人像是洞曉了每一件事：那是個12歲的男孩，名叫周寶宏（音譯）。我到鄉下去的時候，時不時會碰上這樣的孩子：伶牙俐齒、有見識，並且對村子以外的事情著迷。如果有外國人出現，這種孩子馬上就會纏著他。談話中，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詳盡描述最近考試的分數，當然還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機會。如果我留下了我的電話號碼，他們就會定期給我打一次電話，有時持續幾周，有時甚至持續好幾年。這些孩子總讓我想起威廉.傑佛遜.福斯特。
周寶宏穿著一套髒兮兮的藍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來做電影布景的導遊，以此掙一些額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帶我去看了所有荒棄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價錢——他指著一棵水泥做的假樹給我看，做那棵樹花了600元，把它運到這兒又花了200元。長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樓用了10萬元。（姜文對原來那段真的長城並不滿意。）這男孩把我帶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隨後我們在一塊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這就是屠殺那一幕發生的地方。」男孩鄭重地說。「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這兒。」

我問男孩，電影本身發生了什麼事情。
「姜文沒有經過我們國家文化局的審查，」男孩說：「就把電影拿去了法國，還獲了獎。所以我國政府禁了這部電影。」男孩並沒有看過最後完成的影片。不過他說他知道影片被審查的原因。「農民們沒有反抗。」他說。「電影里沒有紅軍，沒有勞動者的軍隊，也沒有游擊

隊 ——這些都沒有出現。這就是電影的問題所在。」
姜文在戛納電影節上獲獎以後，中國的媒體保持沉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往往是一個不好的兆頭。對電影的禁令從來沒有正式宣布，不過有兩個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網上。據推測，這兩個文件出自廣電總局。其中一個文件的標題是「第28號宣傳簡報」，裡面寫道政府「暫時中止姜文在中國國內從事所有電影、電視相關的活動」。

在中國，所有電影都必須經過兩次審查：第一次是審查劇本，第二次是電影拍完以後。在第二份泄露的文件「電影審查委員會意見」里，標出了電影有20處具體的地方，姜文未經同意就改變了劇本的內容。那場床戲是不當的：「強烈的圖像和清晰的聲音粗俗地刺激了人們的感官。」委員會還批評了影片的結尾，認為它展現了國民黨沒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戰後的中國：「這嚴重地扭曲了歷史，沒有達到批評和嘲笑國民黨的目的。」
但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影片里中國農民的消極性。文件里寫道，電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給日本囚犯和中國翻譯送來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戰爭時期，中國人民在如此困難的生存條件之下，沒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盡量去滿足日本囚犯的需求……這嚴重違反了歷史。
審查制度是一個不尋常的話題。在北京，我有時會在我住的那一帶找到一些盜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寫的廣告：「中國國內禁止播映」。似乎沒人能長久地控制盜版業；即使是像《鬼子來了》這樣的影片，最終也出現在了街頭。有的電影製片人本身不太關心審查制度的問題。一個年輕的導演告訴我，廣電工具的官員讓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長的權威找出他所要庇護的人。

半個世紀以後，共產主義的很多特色就變成了如此：黨握有權力，但沒有贏得尊重；人們對待它的心情，與其說是恐懼，不如說是忍受。廣電總局的壓制通常是消極性的打擊：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們避免發表正式的聲明，也從來沒有告訴姜文，禁止他出現在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時間是多長。實際上，官員們根本拒絕和他見面。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擔憂中等待。
電影被禁以後，姜文數次告訴外國記者說，這就是個生活模仿了藝術的例子：戛納大獎就像電影里的囚犯一樣，是一件只能帶來麻煩的東西。他說，審查制度讓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這種評論在中國電影業界內部受歡迎，姜文的同行們並不欣賞他的話。姜文總是樹敵不少：他的魄力和名聲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氣，還有幾分固執。現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的電影製片人就擔心當局可能會收緊相關政策。其中一個北京的製片人告訴我：「如果他堅持公開地宣稱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這會讓中國國內的整個電影業受損。」

有一段時間，姜文為自己是個受到壓迫的藝術家而感到榮耀，但隨後他的態度似乎發生了改變。他其中的一個朋友告訴我，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姜文私底下承認他有些自找麻煩。後來，他不再發表煽動性的言論。在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他突破了限制，出現在一些電視播放的頒獎典禮上。隨後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電影，那部電影的導演是第一次拍片。最後，他和這部中國西部的電影簽了約。他從來不是武打明星，很明顯，他也不喜歡扮演這類角色，不過要從政治上復出，這是他必須做的。新疆是他「放逐」歸來的第一步。
在新疆，又度過了漫長的拍電影的一天，某天夜裡，我來到了姜文住的旅館房間，和他碰面。我問姜文，觀眾們應該如何理解《鬼子來了》的歷史觀。小心翼翼地，他往後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還在隱隱作痛，然後點了一支煙。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部電影是反映歷史的。」他說。「我認為導演應該展示內心的事物。可能這和遺傳有關。我在河北附近的一個地方出生，我的內心就有很多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自傳。」
我提到有些批評家認為這部電影的內容不準確，因為它沒有把中國人刻畫成戰爭的受害者。「中國人是受害者，這一點我同意。」他說。「但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錯；我們必須仔細地看看鏡子，反思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變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著別人，說他們就是壞人——你能這麼指著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這太簡單化了。」

他搓了搓散亂的黑色鬍鬚。他穿著舊的寬鬆運動褲，還有耐克的運動鞋；他的眼睛看起來很疲憊。
「把中國想像成一片土地，」他繼續說道。他用一隻手比劃著，彷彿在旅館房間的地毯上整齊地種下了一排稻米。「國民黨，共產黨，林彪，江青——他們都是這片土地里的種子。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成長；有些長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長壞了。日本人來的時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說他們就是壞人——他們是法西斯。但為什麼他們來到這兒以後會變得更壞了呢？我們中國人必須要討論這個問題，有那麼多壞的事物變得越來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說法都太簡單化了——?他們是壞人，我們是受害者?。然而，這段歷史其實就相當於一個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說，我應該在廣電總局工作，這樣那個機構就會變得更寬容。我告訴他們，這隻會讓我變成一個更壞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門口弄一個警衛，這警衛就有了壓迫的意味。這和那個人無關；是整個制度、整個環境的事情。」
他告訴我，很多中國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幫助。「人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讀懂自己的內心。」他說：「個人和歷史是相同的——我這麼說的意思是，個人的歷史是極為豐富的。一個個體可能甚至比一個社會更為複雜。不過中國人並沒有多少時間去審視自己。每個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夠的平靜去反思。在遙遠的過去，這是個和平而穩定的國家，但現在一切都變得太快了。當然，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這樣了，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過去兩百年都是這樣。我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們還沒有找到適合我們的道路。在20世紀初期，中國人做出了嘗試；有些人想從我們自身的傳統中尋找，而其他的人想從外面的世界中獲得。這樣的辯論如今還在繼續。」

他繼續說道：「毛主席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他常說，他不喜歡中國的歷史，共產黨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傳統。然而毛澤東用傳統的中國語言去反對舊的事物，而且他逐漸變成了一個傳統的皇帝。這不是說他決定要這麼做，他只是並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的選擇。他是一個悲劇人物——是中國歷史最悲劇的人物。他就像一顆種子，長成那麼大，卻已經扭曲了，因為這顆種子無法戰勝它的土地。」
我問他，對此可以怎麼做。

「你必須改變土壤。」姜文說。
房間里很安靜；他停了下來，點燃了另一支煙。「我想拍一部關於毛澤東的電影，」他說道：「毛澤東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劇意味。毛澤東是個搞藝術的人，而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他應該做一個詩人、一個哲學家，他應該有所創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來，他承認，近年都不可能拍這樣的電影。他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會再執導電影；他還在一步步試探著周圍的政治氣氛。儘管如此，毛澤東這個人物仍然讓他著迷。「我覺得毛澤東和每個中國人都有關聯。」姜文說。「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國夢和很多的中國式悲劇。」
電影布景吞沒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場面里出現了扎著頭巾的突厥戰士；在鏡頭之外，演員們管這些臨時演員叫「塔利班」。除了這樣的玩笑以外，人們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邊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會面也像是很遙遠的事情了，只有那一疊一百美元的鈔票還提醒著我。在拍片的時候，我們極少看到維吾爾族人。漢人經營著石油公司，而馬背上的臨時演員——那些「塔利班」，其實是哈薩克族人。關於大馬營的場景是在一個小綠洲附近拍的，那兒住著一家維吾爾族人。不過他們避開了電影的拍攝地，而去照看著他們的200頭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訪了他們的家，見到了一個20多歲的維吾爾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訴我，他喜歡姜文。不過他更喜歡看美國電影，像《龍捲風》、《終結者》——所有阿諾·施瓦辛格拍的電影他都喜歡。他說，他還喜歡《泰坦尼克號》里那艘船斷成一半的鏡頭。

後來我問導演何平，美國西部的人和中國西部的人有什麼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體。「美國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帶到西部去，」他說：「是一種文明來到另一個地方；他們把法律和秩序帶到了西部。而中國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這是兩種文明之間的交流。」他還告訴我，為了把電影拍得更「後現代主義」，他還讓一個女演員剃了光頭，扮演道姑。
他們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醫生告訴哈里森說，他有一段時間不能騎馬；他需要好好恢復身體拍後面的場景：他的角色將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薩克人」殺掉。他死去的時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蓋。好幾個月以後，當我在電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里的那個印第安休倫人。

我在拍攝地的最後一天，離開時坐了姜文私人的麵包車，他也在車裡。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領著一隊駱駝穿過隔壁的場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員走在最後，這樣一來觀眾就不會注意到他了。
麵包車在漸漸變暗的沙漠里顛簸著。沒有樹，沒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無際的死寂。我問這個演員，他最喜愛的電影是哪一部，他告訴我說，他年輕的時候，有10多年的時間，總是反覆地看《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電影的時候，」他說：「它給我的感覺不是一部美國片，或者一部關於拳擊手的影片。我覺得它講的就是我的家。」
我問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搖了搖頭。「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說：「不過真的，要緊的只是看著它，理解它的情緒。我喜歡那些陰暗的色調，那些黑白圖像，還有整個氣氛。我也喜歡羅伯特.德尼羅，因為在那部電影里，他讓我想起了我媽。他的態度讓我想起了我媽。」

我有些小心地問道：「你媽媽是怎麼樣的呢？」
「太複雜了，一時解釋不清楚。」他說。「這是我將來要拍的另外一部電影。」

麵包車顛簸著前進。太陽掛得很低，隨後就消失了；遠處燃燒的油井閃爍著暗暗的橘黃色光芒。姜文手裡的煙也發出了這種顏色的光。他談到了一些鼓勵他拍電影的外國導演——他和馬丁.斯克塞斯見過兩面，而《鐵皮鼓》的導演沃爾克·施隆多夫幫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電影的資金。姜文尋找著詞句，想要表達他對電影的熱愛，最後他指了指他的煙。
「就像抽煙一樣。」他說：「我離不開拍電影，就像我離不開煙一樣。」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對電影製作成癮，亦或是一項被要求節制的必須物品，還是一個職業——這個職業通過名望或審查制度或騎馬，註定最終要把他毀滅。但隨後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張線條硬朗的臉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溫柔的模樣。他喜歡關於電影的所有。

讀《甲骨文》一書，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場景還有很多，如：

開篇寫得南京大學生反美遊行；
1999年6月的北京，街頭小店裡面飯店店主的「十年了」的手勢；
李學勤接受採訪時的情景；
許許多多在《江城》中出現過的人物的命運；
波拉特車前的美國國旗，接下來便是911……

當我讀完Hessler先生的三部曲之後，我曾經寫過這樣一段文字表達剛讀完的感受：

讀《甲骨文》，作者的身份開始轉變，從一個教師變成了記者。這本書有極大的野心，希望涉獵當代中國的一切熱點問題和許許多多的歷史問題，這個企圖太大，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這整本書竟然組織的很好，渾然一體，場景的切換流暢自然。作者巧妙地把很多很多的碎片被串聯在一起，這些碎片正是占卜中國命運的甲骨。我們對歷史（文革）的健忘不是一個新問題，人在城市中面對生活時的抗爭也是我們所熟悉的，儘管旁觀者是一個更新的視角，但不得不說這方面我在讀書時並沒有太被震撼到。真正讓我震撼的，是在讀到這本書之後，才真正讓我發現之前對維吾爾族人，尤其是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充滿的誤解（我們很容易知道某些宣傳是假的，但是我們同樣很難知道真實的維吾爾族人的生存狀態）。這本書看似是一個記者採訪的材料和彙集而成的一本書，但是這種奇妙的組織形式是非常炫的。我總覺得這本書有一個過大的企圖，反而不像《江城》那樣安靜自然，如果是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或許會特別喜歡這一本，它親歷了世紀之交的中國歷史。
……
從1996到2010，這是巨變的時代……我們親自見證了這一段歷史：周有光已經成了百歲老人，江城也已經沉在了江底，更多的房子被強拆，更多的文革受難者死去，更多的中國人已經不再像曾經那樣蒙昧和單純了，對中國的民族問題、對歷史的反思也不像《甲骨文》裡面那樣總是迴避和自欺欺人了。這種改變或許意味著某種深刻的變化，在至少一部分人的身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外面的世界，也開始反思自己，新媒體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儘管官方的控制依然無孔不入。我相信這是值得開心的事情。

P. S. 知乎上有許多人喜歡「初心」這一概念，我可以從這個角度說說我對他的三本書的看法：

《江城》最好地反映了一位外國人開始瞭解中國時的「初心」，因此感覺特別好，寫得很漂亮；
《甲骨文》的好，好在涉及面廣，材料組織精巧，但是失去了那份「初心」，從「文學」的角度稍比另外兩本差，但是對中國社會的許多「大問題」的深入的見解的第一手的資料又是另外兩本比不上的；
《尋路中國》嘗試重新找回那份「初心」，材料的組織比《甲骨文》「拙」，但是反而更穩重了。這時候我們已經知道了他是一位對「中國特色」瞭解頗深的人，我回頭再看這本書裡面他的那份「初心」，又顯得有些裝外賓了。

我的觀點是，任何想初步了解籠罩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烏雲的人，都應該看一看這本書。

新疆，邪教，文革，時代變遷里的沉浮人生…何偉通過自己的視角講述了當代社會的我們時常在談論，卻從不熟悉的一切。不同於平日里的宏大敘事，何偉只主講了五個人的人生剪影—陳夢家，威利和他的同學，波拉特，加蘭博斯，以及他自己。

而更為可貴的是他這類文字。信息時代自媒體的文章如同井噴，然而絕大多數都食之無味，講的也都是時尚，職場，奢侈品等等千篇一律的東西，深度的專欄卻所剩寥寥。甲骨文在今日，是一劑止渴葯。

首先，我選擇讀這本書是想學英語。然後呢在文化背景和語言的雙重困擾下，我選擇了這本背景熟悉就只讓我專註於語言的書。

可是，裡面的背景又是如何的陌生。

這本書至今沒有簡體中文版以後估計也不會有，有了也會薄很多很多。

裡面的文體，非常亂，但是卻是有機的一個整體，完全不影響閱讀。內容豐富，可以看到很多官方媒體不會報道的東西，涉及政治和經濟等的的變革，有政治，深證經濟特區，移民，教育，考古等，這裡就不列舉了。

何偉基本上是用一個個人物來詮釋故事的，有他中國的朋友Polat，講了中國的少數民族和移民。有他的學生Willy 和Emily，經濟開放導致內陸的不安族們紛紛湧向長江下游，主要寫了浙江義烏和深圳。是我最喜歡的部分。還通過自己追尋考古學家陳夢家的生活，一點點揭開文化大革命和中國考古學甚至政治的一些情況。

總之，本書是好書，推薦閱讀。但是讀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內容多。語言也平實，讀來舒坦。
另外，對於語言學習，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可以學到很多描述中國的辭彙。

如下是我最喜歡的故事:
Willy和VOA的故事
Emily在深圳拼搏的故事
作者在丹東過夜的故事
老趙四合院被強拆的故事

2014年12月17日，我讀完了何偉的《江城》，那時我並不知道，13個月後，當我讀完《甲骨文》，這個人和他的生活，將永遠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何偉的中國三部曲，算是我2015年的讀書主線。雖然嚴格意義上說來，這一年從2014年的年末，延伸到2016年的年初。雖然嚴格意義上說來，我還並沒有看完尋路中國的第三部分。雖然嚴格意義上說來，如果把這一年多三部曲的閱讀速度畫成折線圖，它應該極其像一個已經緩緩死去的木乃伊的心跳，又迴光返照，又猛然死去，你以為它真的死去了，又垂死病中驚坐起。

何偉的書確實屬於粘性不大的那種，不會有扣人心弦的你死我活，全是他見到的人和經過的事。《江城》，是他1996年來中國在涪陵當兩年英語老師的生活；《甲骨文》，是1999年開始到2004年在中國的生活和對甲骨文的探尋中的發現的故事；《尋路中國》是最後一本，包含了他對長城的探尋、北京鄉村的故事以及浙江工廠的故事。

《甲骨文》是我讀的最後一本，在讀之前，我已經半年多沒有碰過何偉的書了，這也是唯一一本以英文原著完完整整從頭看到尾的。故事的主線人物有維族人polat, 曾經在涪陵的學生Emily和willy，以及最後一位出場的主線人物——因文革罹難的考古學家陳夢家，他們各自的故事，都是中國。

遠古的，現代的，痛苦的，鼓舞的，被歷史遺忘的，正在發生著的。

都是我不知道的。

可是因為一個密蘇里橡樹下長大的普林斯頓牛津畢業的美國青年的書，我好像都見過了這些人，經過了這些故事，懂了一部分我的國家。

何偉的寫作願望是，「捕捉時空中的豐富」。而他不僅捕捉到了，還把它們完全鮮活地儲存下來，呈現到每一個讀過他書的人的眼前，讓他們的生活也因此豐富起來。

2015年12月19日，我在日記本里寫過這樣一段話：

「天氣、霧霾、烏雲、電閃雷鳴，都是平流層以下發生的事情，再往上，宇宙浩瀚無垠，漆黑如初，一切都平靜地沉默不語。

想來越是更高層次，越寧靜如空，越是到細枝末節，就越豐富，充滿變動和細節。

『She liked the way he walked----there was confidence in his gait.』這是何偉寫Emily和她的男朋友，也是多少人曾經心上人的姿態。

生活中充滿著鮮活的個體，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是相同的，就像理波特曾經迅速融入又迅速離開的3008的人們。如果不相識，他們只是民營企業的職員，出身在城市或者農村，渴望在大城市謀得自己的一份職業，你很容易給面目模糊的他們貼上似是而非的標籤。

可是一旦認識了他們，一切就不一樣了，你可能喜歡張萬里的溫暖，李星的風采，高明的靠譜兒，你也可能見過張萬里的逃避，李星的退縮和高明的強迫。他們是一家公司的碼農，但絕不是別人筆下格子襯雙肩包藍格子傘的蒼白速寫。

我認識的每個人都不一樣，因為相識，連江邊的一間小房子都不一樣了，連一座城市也不一樣了，連自己的生命都不一樣了。

所以寫一個人，最好的效果就是，從此讀者好像和他相識過，從此每個人的人生都因此不一樣了一點。」

我的人生，在遇見何偉的時候，正在迷茫空虛的山谷里穿行，或是在茫茫的沙漠里跋涉，或者在漫無邊際的大海上航行。每一天和每一天似乎都是一樣的，每一處風景也並沒有什麼不同，新認識的人淺嘗輒止就沒有了交往的興趣。

就像秒速五厘米裡面的男主人公一樣，「在出來社會工作後，季節與季節，年和年的區分變得愛美起來，不知不覺就過了數年。」

2016年新年的那個夜晚，我一個坐在床上聽著《奇妙能力歌》，一邊用筆在本子上寫下被時間向前推著走的無力。

「我知道美麗會老老去，

生命之外還有生命。

……

我變成荒涼的景象，

變成無所謂的模樣。

……」

可其實世界還是面貌清晰地杵在那裡，每一片樹葉都不一樣；幾百米的放學路上，植被多樣性甚至超過留學生國家的多樣性；每一次下雪，儘管都是白茫茫一片，可是景色中的陰影和明暗還是不一樣；而每個春天見到的花朵，其實都是從未相逢過的新的生命。

大千世界永遠充斥著豐富的細節和活躍的人群，而我們總是選擇了其中的部分去理解和接觸，理所當然對其他視而不見。

世界這麼大，才去了幾個地方就覺得厭倦，不覺得可笑嗎？

你可以不相信自己，但你必須知道畢竟世界這麼大。

何偉以自己為畫筆，在中國地圖上縱橫，畫出了屬於自己的圖譜，他只在中國待了十年，可是對中國過去與未來以及人的了解，甚至對我們祖國大地的熟悉程度，超過了很多很多中國人。

人的一生，本就是一無所有，也沒有故事的。可你探索的腳步，逐漸為自己鋪開一張蔓延時間與空間的地圖，和地圖裡一系列由你串聯起來的故事。

我知道生命會老去，生命之外還有生命，可是我不願變成荒涼的景象，不要變成無所謂的模樣，我要真切地感受「活著」。

結識何偉，已不記得來處。目前最早的記憶是和我一起在報社實習的學姐說，何偉的書她大學時候看很激動，中文英文都看過，然後就考研從電子商務跨到人大新聞了。現在學姐畢業了，在廣東一家報社待了一陣子又跑回當年的報社了。

然後還記得一個非虛構寫作的網紅，也因為喜歡何偉就趁何偉到北京的時候採訪他，還和他一起喝啤酒。

以及在讀另一本沈誕琦的書時，看到了她對何偉的採訪，揭露很多不一樣的故事，比如何偉作為一個奔三名校高材生，實在是因為在美國找不著工作然後姐姐托關係才找到一個在北京華爾街日報剪報員的工作。而當時他其實是不願意回到中國的，兩年支教生活已經在中國糟糕的環境里搞上一堆肺結核、慢性鼻炎、耳膜破裂、鼻樑骨折、視力受損之類的病。

最後一段和何偉的旅程，是D先生拉我上車的。雖然我前腳上車，他已經後腳跳到另一輛車上了。

23歲的我搭上了何偉駕駛的十五年列車。我跟著他到過很多地方，涪陵，南京，深圳，菊兒衚衕，安陽，武威，新疆，丹東，深圳，樂清，三星堆，台灣，三岔，長城，雅寶路……我跟著他走過了1996-2010的中國。

現在我要下車了，他甚至不知道我要下車，畢竟他的這輛車滿滿當當地裝了成千上萬來來去去的人。何偉自己都已經跑到埃及重新開發路線了。

可是我還是要衝著這輛已經跑遠的列車的背影深深地鞠一個躬，然後伸出右手，和空氣中一個並不存在的何偉握握手，告訴他我會努力開發自己的新路線的，到時候請他免費搭乘。然後揮一揮手微笑著向他告別。

很高興遇見你，也感謝你為拓展自己的生命，拚命挖掘故事所做的一切，偉大的記者、老師、作家、旅人、剪報員、無業游民——Peter Hessler.

看完之後狂贊何偉的八卦能力和順藤摸瓜掘地三尺的挖掘精神！
從河南出土甲骨一件小事扯出北京的陳夢家、周有光、還有虛報年齡的常州籍百歲老人，還有導演姜文，移民美國的維族人。深圳的繆永、胡曉梅以及廠妹們的情慾訴求，美中友好志願者和學生的關係。
這本書非常震撼我是因為以上的某些大小人物我，見！過！面！！
而這也是他作為外國人的邊緣優勢和良好的職業素養才能讓如此多的中國官人、百姓願意向他開口。再次狂贊！

看完覺得原來中國有好多精英。[doge]

海斯勒專註於記錄而少評論，但我們卻能從單純的描寫中體會到深度的思維。
第二部 6 好萊塢
「波拉特說他喜歡讀關於美國歷史的書，他也熱愛美國的文化，他一遍一遍地看電影教父，儘管德羅尼在戲裡只是配角，他仍然覺得演的棒極了，簡直就是個傳奇。」
「波拉特不是真的要去美國，他只是需要他的美國夢。」

第三部 12 政治避難
「在富蘭克林街和羅德島交界的轉角，有一棟米黃色磚塊搭建的公寓，由於年久失修，顯出破敗的樣子。2000年秋，在這棟樓第三層的一間公寓里，五個維吾爾族人找到了他們的暫住地。」
「波拉特沒理那個人，在華盛頓的電話亭里繼續撥打新疆的電話號碼，在他把全部號碼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麼東西堵住了他的背，他轉身，看到了持槍男子和那把手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