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陸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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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學，影響，某個作品。哪個角度都可以，但要有獨創性，有出處。

這兩天正好學習劉夢芙老師一篇，搬運一下：
【劉夢芙】陸遊的儒家思想與崇高人格——駁錢鍾書論陸詩之謬
作者簡介：劉夢芙，1951年生，安徽岳西人。現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安徽大學兼職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幼承庭訓，習作詩詞，中年師事中央文史研究館著名詩詞家孔凡章先生，並向繆鉞、施蟄存、錢仲聯諸前輩學者問學。已發表詩詞千餘首，獲各種全國詩詞大賽一、二、三等獎十多次，出版作品集《嘯雲樓詩詞》等。主持並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百年名家詩詞及其流變研究」，出版多種論著。編有《二十世紀中華詞選》、《中國現代詞選》等，主編、校勘二十世紀詩詞各類文獻叢書六十餘種。

陸遊的儒家思想與崇高人格
——駁錢鍾書論陸詩之謬
（紀念陸遊逝世八百周年研討會論文）
〔一〕
正如偉大的詩人屈原、杜甫一樣，陸遊的人品和詩歌價值，在其身後遭到許多誤解。元明清三代的論者往往對陸遊的身世不加考索，甚至不通讀其詩集與文集，就妄肆批評；當然也有更多的論者正面闡發陸遊的忠義之心和陸詩的重大成就，對誣陸之言予以批駁，辨析愈明，則陸詩之光芒愈顯。歷史運行到二十世紀，中國面臨四夷交侵、瓜分豆剖的危局，陸詩的愛國精神被知識界重新肯定並大力弘揚，晚清到民國期間的詩人多以陸詩為典範，慷慨悲歌；學者對陸遊也頗多研究。然而以博學著稱的錢鍾書獨持異議，其名著《談藝錄》中非但認為陸詩之藝術不及楊萬里之詩，而且對陸詩的愛國情懷肆意貶低，振振有辭。由於錢鍾書在當今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界聲望甚隆，《談藝錄》多被後學奉為圭臬，其評陸之謬說，影響非淺，因此實有糾正的必要。
《談藝錄》第132頁云：
「趙松雪《題杜陵浣花》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可謂微婉。少陵『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詩人例作大言，辟之固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闕，橡飯思君，則摯厚流露，非同矯飾。然有忠愛之忱者，未必具經濟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詩餘所喜誦，而有二痴事：好譽兒，好說夢。兒實庸材，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蓋生於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並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舍臨歿二十八字，無多佳什，求如文集《書賈充傳後》一篇之平實者少矣。」①
《談藝錄》撰於1940年代，1948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以上引文為初印本中論斷。至八十年代初，中華書局重印此書，錢鍾書「乃稍刪潤原書，存為上編，而逐處訂益之，補為下編；上下編冊之相輔，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引言》），成為現在通行的補訂本。上則引文之補訂在457頁至460頁，對陸詩提出更多的批評：
「放翁談兵，氣粗言語大，偶一觸緒取快，不失為豪情壯概。顧乃丁寧反覆，看鏡頻嘆勛業，撫髀深慨功名，若示其真有雄才遠略，奇謀妙算，殆庶孫吳，等儕頗牧者，則似不僅『作態』，抑且『作假』也。自負甚高，視事甚易」。
以下遍舉陸詩，謂其「大言恫嚇」、「誇詞入誕」，「放翁詩篇，老且益壯，意氣不衰耶，『閱歷』未『深』耶」。「夫『但作詩人看』，正杜陵大便宜處；使果得君秉國，當時後世必以『致君堯舜』、『比肩稷契』責望之，或且貽『千古名士之恨』，未可保耳。放翁投老江湖，所言未見諸行事，亦得免於僨事，自是渠儂大幸，尚博得後世『撫幾嗟咨』也。居位乃見虛聲之純盜，臨事始知客氣之難恃」。文中繼續引述《涑水紀聞》、《太平廣記》、《說郛》、《北夢瑣言》、《魏叔子文集》、《揀魔辨異錄》、《野棠軒文集》中語及西方學者詩人之論，證明「文士筆尖殺賊，書生紙上談兵，歷世皆有話欛」；空言無實者「蓋已成『人物典型』，在處隨時可遇，而放翁殆此中最文采巨麗者乎」②。總之，在錢鍾書眼中，陸遊畢生抒發愛國情感的絕大部分詩篇都是說大話、假話、空話，如果真讓陸遊領兵抗金，必然打敗仗，有如趙甌北《書放翁詩後》所言「亦當帶汁逃」；《桯史》所載郭倪自比孔明，兵敗對客泣，彭法謔曰「此帶汁諸葛亮也」。
雜引古今中外之書作為論據，同時穿插詼諧嘲諷，輕侮古賢，是錢鍾書一貫的文風，其中確有不少見解，益人神智。問題是如此論斷陸遊之詩及其為人，很難令人信服；徵引再多，也不能支持其論點。以下結合陸遊事迹，駁錢氏之說。
〔二〕
首先，錢鍾書只讀陸遊之詩，對陸遊的家世、陸遊的才能和生平行事不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對陸遊終身抑鬱的處境更無理解之同情。據錢仲聯先生《劍南詩稿校注》所附《陸遊年表》，陸遊出身於祖父、父親都曾為官的家庭，自幼就接受儒家思想學術的教育。陸遊出生的次年（1126），金兵大舉攻宋，汴京淪陷；又次年，徽宗、欽宗被擄北去。陸遊之父陸宰曾任京西路轉運副使，負責供應澤、潞一帶抗金軍隊的糧草，不久被御史徐秉哲彈劾而免職。金兵佔領東京，陸宰攜家逃難，自中原「渡河，沿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逃歸山陰；後金兵「渡江南侵，又逃到東陽」。紹興十一年（1141），抗金名將岳飛被害，宋金簽訂和議，宋向金納貢稱臣，割東起淮河、西至大散關以北的國土與金，秦檜當權，主戰人士被罷斥，陸宰遂隱退於鄉。在襁褓之中的陸遊，經歷了國破家亡、四處逃難的艱危歲月，童年時代經常聽到父親與其友人議論國事：「一時賢公卿與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柏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痛。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復食也」（《跋周侍郎奏稿》）③。「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虜方張，視之蔑如也」（《跋傅給事帖》）④。紹興九年（1139），陸遊十五歲，參知政事李光以不附和議罷官，歸山陰後常訪陸宰，劇談終日，每言及秦檜，憤切慨慷，形於色辭，「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跋李庄簡公家書》）⑤。我們知道，兒童時期的生活記憶，對人的一生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何況士大夫家庭課其子孫，必以儒家經典為首讀之書，對人格的塑造、情操的陶冶起到重大作用。因此陸遊自幼就懷有對國家民族深厚的情感，驅除敵寇、收復失地是其畢生志願，時時流露於詩，終生不變。後世之人對此沒有基本的了解和同情，只能說是麻木不仁，毫無血性。
陸遊絕非終日坐卧書齋、空談匡救之略和心性之學的學究。1162年，他在朝廷任樞密院編修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時向皇帝提出許多有關軍政方面的建議，《渭南文集》中諸多奏表和札子歷歷可證。孝宗召見，說他「力學有聞，言論剴切」（《宋史·陸遊傳》）。因為他反對「招權植黨」卻深得孝宗信任的曾覿、龍大淵，激怒了孝宗，遂被出為鎮江通判；兩年後又以「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被罷職。1172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召陸遊為權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時王炎正準備收復長安，陸遊積极參加備戰。半年中，在南鄭和抗金前線中間不斷往返，曾西北至兩當縣、鳳縣、黃花驛、金牛驛、大散關等地，參與渭水強渡及大散關遭遇戰」（《陸遊年表》）⑥。在南鄭幕府期間，陸遊建議王炎「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宋史·陸遊傳》），這是老謀深算、穩紮穩打而且切實可行的戰略計劃。《山南行》詩中言「國家四紀失中原，師出江淮未易吞。會看金鼓從天下，卻用關山作本根」；《觀大散關圖有感》雲「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二十抱此志，五十猶癯儒。大散陳倉間，山川郁盤紆。勁氣鍾義士，可與共壯圖」，都反映了陸遊希望實現上述計劃。旋因王炎被召回臨安，這一計劃才成為夢想。此後陸遊到成都任范成大麾下參議官，被同僚指為「不拘禮法，恃酒頹放」而免官。1178年奉詔回京，被孝宗召見，除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不久，改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在江西任上，當地發生水災，他「草行露宿」，親到災區視察，並「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予民」，給事中趙汝愚劾其「擅權」，被罷歸山陰。1186年，陸遊任嚴州知州，「憂民懷懍懍，謀己恥營營」，在任「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遊」，得到當地百姓的愛戴，為他及曾任嚴州太守的高祖陸軫立碑建祠。1189年，孝宗傳位於光宗，陸遊在朝中任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先後提出許多建議，都是針對當時弊政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的辦法（見《渭南文集》卷四《上殿札子》多篇）。但這一切不為執政者所接受，由此而被諂佞之徒以「嘲詠風月」罪彈劾，再度罷官歸里，陸遊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從1189年底到1210年去世，二十餘年間除去約一年的短期到杭州主修孝宗、光宗實錄外（任寶謨閣待制），陸遊都是在山陰蟄居，無用武之地。而在青壯年時期，陸遊曾飽讀兵書，練習劍術，在川陝期間還騎馬射箭，這是為從戎殺敵作準備，希望能充當衝鋒陷陣的戰士。以上大量史實表明，陸遊不是只會「打官腔」、「大言談兵」的詩人，而是知行合一、能文能武的實幹家。在朝廷，他積極上書，遇事敢言；做地方官，他勤政愛民，多有實績。陸遊交往的師友，多為忠正之士，其才能在當時就被公認，眼界極高的朱熹既稱賞陸詩「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為第一流」，又擔心「其跡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⑦。陸遊的伐金計劃和治國方略無一不是經過通察時局、深思熟慮之後才提出的，之所以不被採納，完全是朝廷主和的大氣候壓制所致；而革除弊政，又觸犯了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試觀陸遊一生，始終得不到最高統治者的重用，不論在朝廷任職還是做地方官，經常被罷免，縱有文韜武略，如何施展以成大功？他只能在詩中抒寫抱負，寄託理想，卻被幾百年後在象牙塔中的錢鍾書譏為「矜誕無當」、「作態」、「作假」，豈非厚誣昔賢？
錢鍾書舉出中外歷史上許多大言無實、遇敵即敗的人事為例，推測陸遊領兵作戰也必然如此，極不合理。我們同樣可以在史書上找出多位書生文士帥兵破敵的例子：三國時期的諸葛亮、陸遜，東晉謝安，北宋范仲淹，南宋虞允文，明代王守仁，晚清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甚至李鴻章也只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敗，此前平定太平天國與捻軍有其赫赫戰功。兵敗而殺身成仁者則如文天祥、史可法，英烈之氣與日月爭光，若以一時成敗評價歷史人物，其是非之標準何在？歷史上的事例，與陸遊本人的實際無因果關係，不能斷定他如果率兵抗金必然成功或失敗，只能以其生平行事為據，論其思想品格與愛國精神，知人論世，實事求是。以假設、猜想代替事實判斷，看似滔滔雄辯，實為羅織「莫須有」罪名的「酷吏」（錢氏自言論學如「老吏勘獄，絕不恕他」），違背了治學必須求真求實的基本規則。
清人楊大鶴作《劍南詩鈔序》，其識見遠在錢鍾書之上：
「……近年以來，有識者始讀宋詩，始讀陸放翁詩，然而放翁非詩人也。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志非他，情之發於性者。是故《傳》曰：詩以道性情。南宋自紹興改元，訖於嘉定，中間五六十年，僉壬柄國之日為多。朝廷之上，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忠義為僇，道學為邪；正人君子，朝進而夕報罷，見機明決者，求去惟恐不速，此為放翁所遭之世。初為權奸所嫉，後忤貴倖自免；五為州別駕，西泝僰道，宿留十載，竟有終焉之志；僅以筆力回斡，見知當寧，得拜爵致仕以老。少不治生事，老不請祠祿，晚歲東歸，補書巢，插東籬，安貧自得，未嘗有戚戚之容；尤與張魏公父子、呂伯恭、朱晦翁諸賢厚善。忠孝節義，本乎天資；理學文章，由於學力，此為放翁生平之為人。孝宗即位，首賜進士出身，入對輒上言，乞信詔令以示中外，誅沮格以懲玩習，於建都立國，積粟練兵，三致意焉，迄不得大用。酒旗鼓，筆刀槊，一飯不忘，沒齒無二，臨絕《示兒》之作，至今讀之，使人淚如雨下，此為放翁不可奪之志。論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為詩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為詩人，乃可以論放翁之詩。……放翁之於李、杜，皆時時有之，而皆不足以定放翁。蓋可定者，世間紙上之李、杜；時時有之者，放翁胸中之李、杜也。論放翁之胸中，吐納眾流，渾涵萬有，神明變化，融為一氣，眼空手闊，肝肺槎枒，容王導輩數百，吞雲夢者八九。此乃放翁之詩，非詩人所能為者爾。……由放翁而溯之，以李、杜而推之，略舉一二，如陶淵明、韓昌黎、蘇東坡輩，凡不為詩人而已者，其詩皆獨有千古者也。放翁之讀杜亦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咨嗟』，此非其證耶！……若夫殫見洽聞，搜神志怪，心不絕吟，手不停筆，某篇逼真某代，某章酷肖某家，若者升浣花之堂，若者入青蓮之室，以為如是則工，不如是則不工者，皆可以為詩人者也，而豈復有詩也哉！」⑧
錢鍾書當然不是對陸遊的生平一無所知，而是刻意視同無睹，這與他接受西方學說的影響後形成的觀念密切相關，待後文予以剖析。
〔三〕
古人視詩文為餘事，歷代士大夫皆以治國平天下為念，而經世濟民必以修身進德為基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是從孔子開始的傳統。「立德」、「立功」與「立言」雖都被稱為「三不朽」的事業，但有主次重輕之別；孔子周遊列國，不能實現其政治抱負，至晚年才專心著述，「垂空文以自見」。陸遊秉承儒家積極入世、自強不息的精神，在仕途歷經坎坷，盈腔悲憤，悉洩於詩，「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道中遇微雨》），本來就不以作詩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在古人看來，家與國原屬一體，「功名之念」與「君國之思」並無矛盾，不建功名則無以報君國。「立言而外，遂並欲立功立德」，絕非錢鍾書所謂「生於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的「一時風氣」，而是先秦時代就已樹立的人生價值觀，直到今天也難以否定，「無德」之人，姑不論其「立功」，「立言」有何意義？國家動亂，詩人學者連命都保不住；道德崩潰，則邪說橫行，顛倒是非。古代士人希望在立言之外立德立功，始終認為道統高於政統，抑制帝王權力，正見其抱負之高遠，豈可妄加譏貶？
錢鍾書以為「放翁愛國詩中功名之念，勝於君國之思」，非但不知陸遊之心，對儒家大道亦無了解。陸遊的志向，如同杜甫「致君堯舜上，欲使風俗淳」，不在於世人歆慕的功名利祿。元人如高明、王宥、陳修、李曄、岳榆、許汝霖都闡明放翁之志：
「陸務觀詩，大概學杜少陵，間多愛君憂時之語。……詩意高語健，不以衰老自棄，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萊廊廟異趣，而所貴者道。則其生平所志，又非徒屑屑於事功者。或者乃以韓平原《南園記》為放翁病，豈知《南園記》惟勉以忠獻事業，初無諛詞，庸何傷？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氣象於三千載以上，又安肯自附權臣以求進耶？」（高明《題〈晨起〉詩卷》，《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⑨
「放翁以左丞之孫，負邁往之氣，當宋南渡後，出入外內，仕弗稱其志，凡有所感，皆發之詩篇，不止詞章而已！此《晨起》一詩，蓋歸老於鏡湖龜堂而作。當齒豁發脫之時，猶未忍以餘年付之酒杯，直欲挽回唐堯夔龍三千年雍熙之俗，所謂老當益壯者，豈止不復夢見周公而已！末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則又超然窮達之外，惟知道者可與語此。」（王宥《題〈晨起〉詩卷》）⑩
「唐虞之世不可逢，夔龍之臣不可得，博施濟眾，行天下之大道，又不可繼，是以龜堂先生暮年休息於鏡湖之上。適故宋權奸握國軸之時，故假《晨起》一詩，以發忠憤之氣。其緬懷往古，風薄俗於纖人，亦寓意深且厚矣」。（陳修《題〈晨起〉詩卷》）（11）
「余觀杜少陵詩，至『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嘗掩卷而言曰：『唐之時，以詩名者眾，有能於千載之下尚古之人如公之心乎！』及觀放翁《晨起》詩一首，篇終云：『萬世見唐虞，夔龍獲親陪』。其大方正氣，若與少陵同游於土階茅茨之側，而載賡勅天之歌者，信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要之二公之心，皆欲君人於堯舜，惜乎位不能稱其才，才不能施於詩，而徒托諸空言以自見」。（李曄《題〈晨起〉詩卷》）（12）
陸遊《晨起》一詩，表現其政治思想，當今各種選本皆不取，殊不知放翁愛國思想的本原，全在儒家經學。錄詩於下：
齒豁不可補，發脫無由栽。清晨明鏡中，老色蒼然來。餘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抽架取我書，危坐闔復開。萬世見唐堯，夔龍獲親陪。寥寥三千年，氣象挽可回。豈以七尺軀，顧受世俗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劍南詩稿》卷三十四）
唐堯之世，是孔子認為「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超過夏、商、周三代的「小康」之世。《禮記·禮運》記孔子之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殘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偉大的政治理想，也是儒家努力實踐的大道，曾激勵無數仁人志士為此而奮鬥，直到晚清，還有康有為據此理想撰寫了《大同書》。今人批判儒家，或認為唐虞之世是對原始社會的美化，孔子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後看，違背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或認為大同之世不過是虛構的烏托邦，根本不可能實現，錢鍾書說陸詩「夸誕無當」，就是這種看法。然而古代聖賢的胸襟與智識豈如後人之妄測，人類如果缺乏崇高的道德和理想，盲目發展經濟與科學，人慾橫流，爭奪利益，必將互相殘殺，同歸於盡，這種極為可悲的前景，已引起全球有識之士的普遍憂慮。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世界現在最需要的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如果中國不能取代西方成為人類的主導，那麼整個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湯因比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談話中還提到：「近代物質文明的危機，本質在於『道德差距』。就是說，『善性』衰退，人類的倫理、道德水準低下，要克服這些，提高人類倫理性，巨大的力量是中華民族所具有的『世界精神』。」1988年底在巴黎召開的「面向21世紀」第一屆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會上，瑞典科學家漢內斯·阿爾文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13）。西方哲學、宗教、科學界人士類似言論甚多，足證孔子思想具有超越時間和地域的普世價值。當今中國「國學熱」方興未艾，儒家學說是國學最重要的成分，大力弘揚，必將為人類有所貢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宋儒張載的名言，與陸遊「萬世見唐堯」的理想相似，經儒學陶冶的知識精英，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其志向之高，識見之偉，硜硜識小者豈可語哉！
宋儒如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等理學家並非「空談心性」，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志在為人間安排合理的秩序，身體力行。在朝中，他們不斷「格君心之非」；做地方官則興利除弊，盡心竭力。12世紀下半葉即南宋前期，推動政治改革的士大夫，以理學家為主體。余英時先生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上下冊，北京三聯書店版）對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和朱熹等理學家的政治實踐有翔實的考證，可見近代人對宋儒的指責純屬誣妄。陸遊與朱熹為友，當然熟知其學，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而且同屬抗金主戰派；但陸遊畢竟不是有意建構思想體系的理學家，其政治觀念主要源於經書。作詩，只是寄託抱負；他何嘗不知世事的艱難，不識朝廷的昏暗？儒學培育的士君子人格，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千萬人，吾亦往矣」，這種對國家民族高度負責的心態和敢於擔當的勇氣，不是小人儒和鄉愿們所能理解的。陸遊多次向皇帝上表，名為謝恩頌德，實為規勸：「躬舜禹之資，履曾閔之行，損又損而至道，老吾老以及人。一日三朝，雖極寧親之大養；四方萬里，尚憂庶獄之亡辜」（《謝赦表》）；「念王業之艱難，每急農桑之務；察天心之仁愛，尤深水旱之憂」（《謝賜曆日表》）；「立賢無方，用人惟己，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傑之遺才」（《江西到任謝表》）；「覽圖籍而動容，每念兩京之未復；奉廟祧而隕涕，不忘九世之深仇」（《逆曦授首稱賀表》）（14）……這些文字，顯示儒家仁民愛物、任用賢才的政治觀念，並表達恢復中原的意願。賀表需措辭委婉，而札子與條對之類，就對治國安民提出多方面的措施，無不切實具體。僅讀其詩，豈能知人之全乎？以陸遊為「愚」，自以為「智」，殊不知歷朝歷代沒有像陸遊這樣的「愚人」不斷支撐，中國早就亡了，民族文化更是滅絕了！
〔四〕
詩是文學，誇張想像、虛實交融是常用的手法。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岳飛詞「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辛棄疾詞「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誰也不會看作是實實在在的場景；更不用說屈原「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的「大言夸誕」。錢鍾書豈不知中學生都明白的常識，卻偏偏說陸遊詩「大言恫嚇」、「以舌擊賊」而不「以力」、「誇詞入誕」，這是在刻意刁難。《談藝錄》所引陸詩，諸如「丈夫本意陋千古，殘虜何足膏砧斧。驛書馳報兒單于，直用毛錐驚煞汝」；「聖時未用征遼將，虛老龍門一少年」；「老去據鞍猶矍鑠，君王何日伐遼東」；「八十將軍能滅虜，白頭吾欲事功名」；「插羽軍書立談辦，如山鐵騎一麾空」；「安得鐵衣三萬騎，為君王取舊山河」；「長纓果可請，上馬不躊躇。豈惟鏖皋蘭，亦欲封狼居。南鄭築壇場，隆中顧草廬。邂逅未可知，旄頭方掃除」；「焚庭涉其血，豈獨清中原。征遼詔倘下，從我屬橐鞬」；「君看此神奇，醜虜何足滅？」……無不表現蔑視敵人、老當益壯的英雄氣概，千載之下讀之，凜凜如生，詩中的誇張想像，加強了感發興起的力量。蓋人生在世，堂堂正正地做人，需要如孟子所言善養浩然之氣，陸遊對此有深刻的體驗，觀其《上殿札子》：
「臣伏讀御制《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卻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心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勛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斗，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眾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於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15）
這是因孝宗稱讚蘇軾文章「氣高天下」而借題發揮，順帝心加以勸勉。文中闡發「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的道理，先以北宋諸多名將賢臣為例；接言當世之憂，「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將會誤國家大事；希望孝宗激勵士氣，養成士氣，奮發圖強。所謂「氣」，是中國哲學的重要概念，既指一種自然物質，是萬物生成之所本；又指作用於人的精神力量（16），陸遊所言之氣，即為後者。人之生命與自然之氣須臾不離，無氣則死；但含有道德意味和精神因素的氣需要人努力培養修持，養成正直剛毅的大丈夫人格。《孟子·公孫丑上》：「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陸遊詩中正是有一種集義而生的正氣和誓吞胡虜的英氣，發諸言辭，必然雄渾強勁；而這種氣是畢生修養而來，極為充實，到老不衰，哪裡是錢鍾書所說的「虛聲」「客氣」！復觀放翁《上辛給事書》：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其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聲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17）
夫子自道，其生平行事光明磊落，歷歷可考，詩如其人，豈同現代道德崩潰之世，惟見小人儒的卑瑣詐偽！陸遊詩文中皆有正大之氣，從學理而言，既來源於儒家經學，也得力於當時理學家（道學）的啟沃。趙翼《甌北詩話》云：
「放翁自蜀東歸，正值朱子講學提倡之時，放翁習聞其緒言，與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舉》詩，《謝朱元晦寄紙被》詩，又《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所謂『有方為子換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是可見二公道義之交矣。時偽學之禁方嚴，放翁不立標榜，不聚徒眾，故不為世所忌。然其優遊里居，嘯詠湖山，流連景物，亦足見其安貧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門泌水之風，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得力於道學也。其集中亦有以道學入詩者，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為，綺語期一掃』。又有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倘未死，一日亦當勤』。《平昔》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淵冰』。《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覬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聞義貴能徙，見賢思與齊』。又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為名高者矣。至其詩之清空一氣，明白如話，而無迂腐可厭之習，則又其餘事也」（18）。
陸遊念念不忘恢復中原，不為朝廷所用則安貧樂道，讀書養氣，深造自得，其胸襟之高曠、性情之深摯、品格之清潔，是知行合一、道德踐履於生活的結果。寫詩，是一種精神寄託，抒其志向而已；行事，則是腳踏實地，沉穩謹慎，與詩中的誇張不可混為一談。放翁《書〈賈充傳〉後》是錢鍾書也不得不承認的平實之文：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盼已移，而常人暗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暗，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向。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19）
文中分析三類人論兵，王猛是深察用兵之不利；馮道是暗於事機，雖不敢舉兵伐周但能憂國；而賈充力沮晉武帝伐吳，不能預料天下必將統一的大勢，則是懷有身家之計的私心。用兵既要高瞻遠矚，通觀時勢；又要把握稍縱即逝的時機，行動迅速果斷，一舉制勝。蓋南宋初期一直是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佔上風，秦檜死後，孝宗曾銳意北伐，但因準備不足，張浚兵敗符離，此後喪失進取的信心。而陰為身計的諸臣紛紛議和，都可以用禹不能速定三苗、唐太宗不能平高麗的事例作為借口。陸遊此文鑒古觀今，深有感慨；對三種人論兵的不同心態，洞察入微。由此可見作詩明志是一事，用兵謀略又是一事，很難想像深明兵事之危的陸遊主張北伐就輕舉妄動，更不可斷定他領軍作戰就必然失敗。將作詩與實事等量齊觀，恰恰是錢鍾書的片面之見。
〔五〕
錢鍾書作為學人，為何出語輕薄，妄論古賢？這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刻薄的性格與偏嗜的興趣使之如此，其次是受「五四」以來西學風氣的影響。錢氏讀書雖博，學通中西，但興趣始終只在文學，而經史諸子之書，只是作為研究文學的旁證材料，並不關注其中的義理，對儒家的道德倫理，尤為反感；其論學宗旨、治學方式與乃翁錢基博截然不同。龔鵬程先生目光銳利，早就指出錢鍾書論經史諸子皆不當行：
「他雖也論《易經》、論《史記》等等，但其著作對於整個注《易》解《易》、釋《史記》考《史記》的學術傳統來說，實無足輕重，沒太大參考價值。在那些學術脈絡、學術傳統中所關心的問題，錢先生也不太注意，或不甚理解。因此，錢先生其實並未進入那些脈絡中。用古人的話來說，就是錢先生所論，『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並不當行」。
「他固然是在研究經史，但其研究方式和著眼點，僅在經史的文章意味而已。雖然也有一小部分義理，但主要是些人情世故的體認和淺顯的哲學雋語；至於那一點點訓詁釋詞本領，更是無關宏旨，不過是借著訓詁來抒發一下他的文學見解罷了」。
「也許有人會因為他研究《易經》《老子》等書，卻大談修辭法而感到不耐，認為總是在文字的枝枝節節處打轉，但事實上錢氏的興趣不在彼而在於此，並為我們找到了不少舊角子。其蔽在此，其成就也在此。此即所謂不當行。經學、史學、小學、諸子學、哲學，錢先生均不當行；惟穿穴集部、縱論文學，乃其當行本色，彼亦以此點染四部耳」。
「錢先生讀《左傳正義》凡六七則，……以論文之手眼，評析《左傳》文句，並聯想及於中外相關事例，固多快娛心目之說，適可自暴其不通經學之短，竊為先生不值也」。
「錢先生以博學自負，從不肯自認某處實非所長，且輒以吾不懂者即無價值之姿，出語凌人。其考證作者，固如是也。論詩而薄比興寄託，論經則譏經生不諳文趣，亦皆屬此類。夫論詩動言比興，考證其來歷史事，誠多妄謬，然詩中豈皆無寄託乎？讀詩者豈皆能不知人論世乎？錢先生論詩，精於句剖字釋而罕能知人論世，乃以己之所短薄人之所長，可乎？論經書史籍，不嫻經義、不知史例，則沾沾自喜其能以詩文小說戲曲證論經文及史事人情，不知此乃別蹊，雖可見奇花異卉之美，顧亦何可自矜於是且譏他人之不如是也？論學，吾甚佩錢先生，而終覺其不真率、不可愛者，即在此等處」。（21）
六經又稱六藝，是國學的大根大本，故馬一浮先生有「六藝總攝一切學術」之說。唐宋實行科舉制，士人入仕，無不通經；李白不屑於應試，但觀其《古風五十九首》，開篇雲「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竟以孔子的繼承者自居，詩亦得儒家經學之精髓。陸遊之所以愛國，絕非只是一種自發的、樸素的感情，更重要的是源於經學的文化心理。趙翼指出：「其時朝廷之上，無不以畫疆守盟、息事寧人為上策，而放翁獨以復仇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或疑書生習氣，好為大言，藉此為作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並指出放翁不僅僅是十餘歲時早已習聞父輩有關國事的言論，「遂以冰寒火熱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義而論，亦莫有過於是者，故終身守之不變」（21）。《春秋》一書微言大義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點便是尊王攘夷，用夏變夷，孔子希望華夏諸族聯合抵抗夷狄入侵，進而以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改造夷狄野蠻的習俗，實現政治與文化大一統的理想。孔子這種思想，在《論語》中也已表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侯之無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隨著歷史的發展，《春秋》「夷夏之辨」成為後人所言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理論依據，熊十力《讀經示要》即言：「自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義，即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也。但其諸夏夷狄之分，確非種界之狹陋觀念，而實以文野與禮義之有無為判斷標準。凡凶暴的侵略主義者，皆無禮無義，皆謂之夷。故《春秋》之所謂文明者，不唯知識創進而已，必須崇道德而隆禮義，否則謂之野，謂之夷，等諸鳥獸，必嚴厲誅絕之」（22）。在宋代，沒有「愛國主義」這一現代名詞，但《春秋》嚴於夷夏之防的道理為士大夫熟知，陸遊志存恢復，既是民族自尊自愛的感情，也是淵源深厚的文化理性。而錢鍾書論陸遊詩，一如龔鵬程先生所說「總是在文字的枝枝節節處打轉」，不嫻經義，也就不識陸詩的思想本源；兼以不考史實，不觀陸遊為人之全體，惟憑主觀臆斷，其說就必然誣妄，自蔽而不自知。名為「通才博學」，實為見小而不見大的一曲之士，惜哉！
錢鍾書生於1910年，童年時代就愛讀小說與詩歌；及稍長考入清華，攻讀西洋文學，再出國留學；抗戰期間歸國，在高校授課亦多為歐西文學。早年發表文章，都是討論中西文學，繼而用現代文寫小說，到四十年代始撰《談藝錄》。「五四」期間批判儒學與鼓吹西化的思潮甚囂塵上，儒家經典的神聖性與權威性被徹底解構，科學主義大行其道。「五四」後胡適提倡「整理國故」，便是以所謂科學方法懷疑批判古史，「捉妖打鬼」，古人成為手術刀下剖視的木乃伊，捲入新潮的治學者對本國文化已喪失溫情敬意。這種「用夷變夏」的風氣瀰漫知識界，不能不對錢鍾書產生影響，何況他接受了西學教育。當然錢鍾書未曾一味跟風，仍然喜愛舊詩，不廢文言，力圖在文學方面「通中西之騎驛」，《談藝錄》和寫成於晚年的《管錐編》都是這種思路的產品。然而錢鍾書熱衷於「談藝」，只問詞章，不管義理，只承認詩文的藝術價值，明顯有西方學術分科獨立的影響，造成的最大問題便是其偏而不見其全，舍其本而逐其末；不但割裂詩文與經史的關係，而且也割裂詩本身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蓋文學是人學，詩歌重在言志抒情，思想內容與賴以表達的語言藝術水乳交融，渾成一體，何能強分？詩不同於抽象的音樂，也不同於以顏色、線條來顯示美感的繪畫，格律詞章無法脫離思想而單獨存在。詩人情意的真與善確乎有賴與詩藝之美而得以表現，但思想境界之高下往往對作品起決定性的作用。即使有些能詩者無病而呻，巧於言語，如錢鍾書所云「呻吟而能使讀者信以為有病，方為文藝之佳作耳」；「蓋必精於修詞，方足『立誠』，非謂誠立之後，修詞遂精，舍修辭而外，何由窺作者之誠偽乎」（23）；「我們常常把說話來代替行動，捏造事實，喬裝改扮思想和情感」；「假病能不能裝來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亂真，這也許要看各人的本領或藝術（24），然而人不可能一輩子掩飾自己，「病」裝得再像，也會露出馬腳來，經不住刨根問底的追究。「聽其言而察其行」、「知人論世」，結合詩人畢生經歷與時代背景以觀照其作品，驗情感之誠偽，恰恰是治詩者不可少的方法。傷時感事之作必須如此研究，方得其真；就連山水、詠物和寫一般生活題材的詩，同樣要關注作者的情志和寄託，僅言詞采，只知表面。錢鍾書彰揚詩藝之美，多重言情寫景之作及奇思巧句，斤斤於修辭鍊字與詩句如何脫化於某家某派；對愴懷家國、詩中有史的詩避而不談或存而不論，正乃自暴其短。《談藝錄》論杜甫詩，僅言「杜樣」——七律中「雄闊」與「瘦硬」兩種風格，明清名家如陳子龍、錢秉鐙、錢謙益、顧炎武、王夫之、屈大均以及姚燮、金和、康有為、丘逢甲等等，皆無評議或言之甚少；而指責陸遊「大言談兵」，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再看錢鍾書津津樂道的楊萬里，其詩寫山水景物不過是全部作品的一部分，楊氏之思想本源仍在儒學，只是不像陸遊那樣在詩中大量表現而已。讀者若僅觀《談藝錄》，以為楊萬里只知刻畫山水，「活法為詩」，不知憂國憂民，則大錯而特錯。總之，研究文學，尤其是研究傳統詩歌，必須著眼於大處，把握文與質合、形與神合、真與幻合、美與善合的整體性原則，兼顧思想與藝術，不走極端，不取片面，力求切實圓融，方為正理。儒家經學，是歷代大詩人思想之核心，道家與佛學雖有濟於儒學，畢竟不是主流；論詩不通經義則不知詩之根本，傳統詩歌離開儒家之德性義理，便喪失了最高價值。在中國古代詩壇，抽去了儒家思想這一主心骨，詩人不過是一群逃避現實、玩物喪志的犬儒主義者而已。
研究陸遊的生平與詩歌，錢仲聯先生有傑出的貢獻，校注全部《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共8冊近280萬字，王蘧常先生嘆為「舉世無人敢措手」。仲聯先生參閱多種陸詩版本與相關文獻加以校勘、輯佚，考釋多首詩的寫作時地、歷史背景以及詩題中涉及的人物、山川，注釋詩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典故、僻詞以及持論之所出、詩句之借鑒於前人之處等，並參考陸遊文集，「以陸證陸」。編末附錄《寶慶會稽續志》、《宋志》及《山陰陸氏族譜》中所載陸遊本傳，並自編《陸遊年表》；另匯錄各家書目和提要所載陸詩的版本資料，引用書目多達四百餘種。錢先生獨力完成這一規模宏偉的學術工程，傾注了無數心血，為後人研究陸詩奠定基礎。與錢鍾書相比，錢仲聯不通外文，但在國學方面遠勝於錢鍾書，博通經史諸子，兼及佛道，校注陸詩之外，另有鮑照、韓愈、李賀、吳偉業、黃遵憲、沈曾植詩與劉克莊詞箋注，以及多種詩詞選注、詩話、論集，主編巨著《清詩紀事》，著述多達六十餘種。在詩詞創作方面，錢先生是近百年詩壇第一流大家，也遠遠超出錢鍾書。拙著《二錢詩學之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對二錢之詩與學多有比較，其中涉及二錢對黃遵憲詩的不同評價，批評錢鍾書論詩不考史之誤，茲不具引。
錢鍾書的《宋詩選注》出版於1958年，書中選陸遊詩30首，表彰陸詩的愛國主義，但未必是錢真實的想法，而是「儘可能適應氣候」、「識時務守規矩」（《模糊的銅鏡》，見《錢鍾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所以到八十年代補訂《談藝錄》，將早年貶低陸詩的觀點大加發揮，實為對《宋詩選注》讚揚陸詩之否定。在意識形態的高壓下不得不「作假」，有違學者「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情有可原，那一代學人大多如此，問題是愛國精神是否必然為極權專制服務？它難道沒有越越政治的文化價值？知識分子出於對政治的反感，論詩拋開家國情懷，只談詩藝，乃至不顧基本的史實，嘲諷古賢，就能抵禦專制？這是一種看似清高實為怯懦的表現，與闡發柳如是愛國情懷、寄託興亡之感的陳寅恪先生相較，其境界差得太遠了。
筆者無意全盤否定錢鍾書的學術成就，他一度是我十分崇拜的前輩學人，逝世後我曾作詩衷心哀悼。只是通讀其書後，多年來隨著思考的深入，聯繫近百年中國傳統文化被西方學術解構、被「革命」打擊的悲慘命運，目睹道德毀壞、人同禽獸的社會現實，痛感錢鍾書的學問不足以使人安心立命。一味沉浸於詞章之美，喪失儒家思想的本源，所謂民族文化復興，沒有多少希望。而對古聖先賢無敬仰之心，動輒批判幾千年積累的德性和智慧，只能是可悲可笑的狂妄。
陸遊詩歌的總體成就在楊萬里之上，前人已有定評，甚至有人認為陸詩勝於蘇軾。關於陸遊的詩學觀及陸詩的藝術，可在兩宋名家中多方比較，這是一個很大的論題，本文篇幅有限，當另作專論。
〔六〕
陸遊的思想和人格，主要是儒家文化陶冶而成。而儒家文化，是以追求至善為最高目標的道德文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是最簡要的概括。儒學有許多德目，諸如仁、義、忠、恕、孝、悌、誠、敬、信、禮、謙、廉、儉、公、寬、直、慈、和等等，含義都不離善。錢穆先生指出，整個人生社會唯一理想之境界，只是一個「善」字。如果遠離了善，接近了惡，一切人生社會中將沒有理想可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只是在人圈子裡盡人道。人道則只是一善字，最高道德也便是至善。因此說，中國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則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25）而抒情達意、屬於文學藝術類的詩歌，同樣是求善的手段。民國間巴蜀天才學者劉咸炘（字鑒泉，雙流人，1896—1932,三十六歲逝世，著書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博涉經學、諸子學、史學、文學、方誌學、校讎學、道教研究及歐美學說，張爾田、陳寅恪、梁漱溟、蒙文通、吳芳吉、盧前、唐君毅皆對其學術成就推崇備至，蒙文通更譽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已」）云：「情意有三求，曰真、善、美。學者，學為人也，以善為主，真、美次之。真以善為的，美以善為準。離善而言真，無益也。離善而言美，且有損焉。……人生之事不過求善，科學、藝術無非為人生，不然，則雖盡大宇宙之物相，窮人巧之能事，亦復何價值。治物以養身，凡一切求真，皆求善之具（即手段）；藝術以陶情，凡一切求美，皆求善之具也。真偏於實，美偏於虛，善則介乎其間。……舍善言美，則色盲目，聲聾耳，害不可言。……真、善、美三者，低則相妨，高則合一。美本有高低，真之自然亦原與善之當然相合」（26）。明乎此，可見錢鍾書談藝，只識詞章之美，終身不嫻經義，不明至善之道。這正是「五四」以來西學風潮盪決儒家道德，使現當代學人皆受其害的結果。
錢鍾書畢竟在民國期間接受了一些老輩學人和詩人的薰陶，博觀舊籍，頗喜詞章，作文言文與舊體詩斐然可觀，不同於「全盤西化」論者，連漢字都要廢除。但是按他的理論去研究傳統詩文，所發現的最佳作品不過是雕琢精美的工藝品，放在案頭供人玩賞，歷代詩人的靈魂、生氣全無，剩下的只有一點外在的審美價值；文學無德性內涵，美而有害，使人麻醉頹廢而已。《談藝錄》自序雲「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以匡鼎說詩解頤，為趙歧之亂思系志」；開篇曰「余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托」，「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似乎深有寄託。然而細讀全書，找不出一篇關懷國難的文字，看不到一首憂國憂民的詩能供錢氏法眼之鑒賞。同在抗戰時期，流離轉徙的錢穆先生寫成《國史大綱》，作為高校教材，激發了多少青年學子愛國之心，這與錢鍾書恰成鮮明對照。《談藝錄》之外，錢鍾書著有小說《圍城》，書中知識分子形象無一不醜陋不堪，高校教授都是草包飯桶，不知西南聯大諸先生讀後有何感想！錢鍾書的認識誤差還只是個案，更嚴重的是，近百年來中國不斷革命、不斷鬥爭，自毀傳統文化，挖空道德根基，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學術乘虛而入，搶佔陣地；國人甘心「用夷變夏」，非但在形而下的器用層面，而且在形而上的精神領域被「殖民」而不自知。當今大陸學界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指出：
「人類近代的歷史，就是西方霸權的歷史。西方霸權的歷史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涉及到五個領域，即經歷了軍事的霸權、政治的霸權、經濟的霸權、科技的霸權和學術的霸權。前四個霸權是顯性的或硬性的，容易察覺，如殖民主義時代軍事的入侵，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的佔領，全球化時代經濟的控制，信息時代高科技的壟斷。而學術的霸權則是隱性的或者說軟性的，不易察覺，如在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教育和學術中，非西方的人群在西方文化強大的幅射、熏染和壓力下，不知不覺地甚至是完全自願地擁抱、效法、接受西方學術中所體現的價值觀、歷史觀和各種思想。在現在的世界上，除了極少數伊斯蘭教的國家，西方學術的霸權幾乎侵佔所有人類的學術領域」。
「在這種西方學術霸權與殖民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學術同樣也遭受到西方學術的排擠壓迫，中國學術的基本義理被顛覆解構，中國學術的解釋系統被驅逐取代，中國傳統的學術喪失了話語權力進而喪失了話語權利，中國的學人已經不能按照中國文化自身的義理系統來思考問題與言說問題，中國的學術領域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這就是一百年來中國學術的真實寫照！」（27）
蔣先生在文中敘述中國儒學被西方學術解構與殖民的歷史過程，列舉中國儒學被西方學術解構殖民的具體表現：在哲學、政治學、倫理性、歷史學、宗教學、儒家經學諸方面統統被西學解構殖民，西方學術對中國儒家經學的解構與殖民破壞性最大、後果最嚴重。文中呼籲重建中國儒學，「必須首先回歸儒學的義理結構與解釋系統，然後再用儒學的義理結構與解釋系統去解釋中國、解釋西方、解釋世界，當然最重要的是去解釋西方學術本身。只有這樣，中國學術才能從西方學術的解構中回歸重構，才能從西方學術的殖民中獨立解放，因而中國學術才能復興再盛，人類問題的解決才可能有另外一種文明中的參照與選擇」。（28）
蔣先生未提文學，實際上與儒家經學同遭西學思潮衝擊、首遭解構的正是中國思想與學問的載體——文言文和中國文學的精粹——詩詞。而世界上中國以外任何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未曾像胡適、陳獨秀、魯迅那樣惡罵儒學，毀卻自家傳統的精華。解構的結果是，語體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話自由詩取代了文言格律詩，高華典雅的傳統文學被貶斥放逐，鄙陋平庸的新文學風行天下。在當今文學界，自由體新詩獨霸詩壇，用漢字書寫實為宣揚西方現代、後現代觀念的歐化體成為創作主流，崇奉者繼續排斥生命不衰、長期在野的傳統詩詞，不許詩詞進入現當代文學史。而古典文學研究界也很糟糕：高校中文系教授唐詩宋詞的先生們不通格律、不能創作，著書立說，多用西方文論的方式和觀念來解釋中國古典詩詞，郢書燕說，削足適履，文學理論界普遍患上「失語症」。培養出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生，繁體字認不全，文言文讀不通，詞章一關都過不了，遑言義理。傳統文學與儒家經學遭受同樣的命運，被解構、被殖民，仍然處於衰微的境地。
再回到本文的論題，在陸遊逝世八百周年的今天，我們紀念這位先賢，深入開掘陸遊的思想資源，接續陸遊的精神命脈，樹立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志，消除「用夷變夏」的殖民心態，是研討會應有之義。陸遊精忠報國的情懷、兼濟蒼生的抱負、立身正直的風骨、安貧樂道的操守，表現於平生事迹與詩文，其人格之崇高，由儒家文化陶冶而成，光照千古。陸遊念念不忘恢復中原，「但悲不見九州同」，其悲哀不僅僅是政治上未能統一，更重要的是「衣冠淪於夷狄」的文化之悲。明末思想家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樣是文化救亡意識，文化亡則民族精神無法存在，位列四民之首的士人首先應該承擔救亡的責任。士人即知識分子，如胡秋原先生所論，人類史即文化史，只有知識分子，才是創造文化、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29）。中國古代知識精英代代接力，創造了幾千年輝煌燦爛的文化，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承傳維護，發揚光大。陸遊時代的民族矛盾在今天已經消失，江山一統，但中國在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上遭遇被西方學術文化殖民的危機，這一危機不但未曾解決，還在繼續加深，蔣慶先生所論絕非危言聳聽。因此我們紀念陸遊，闡發人文道德精神，重建百年傾塌的文化大廈，實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注釋〕
〔1〕錢鍾書《談藝錄》第132頁。中華書局，1984年9月版。
〔2〕同上書，457—460頁。
〔3〕《陸放翁全集》上冊，188頁。中國書店，1986年6月版。
〔4〕同上書，194頁。
〔5〕同上書，165頁。
〔6〕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第八冊，462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
〔7〕孔凡禮、齊治平《陸遊作品評述彙編》，8—9頁。中華書局，1962年11月版。
〔8〕同上書，190—191頁。
〔9〕〔10〕〔11〕〔12〕同上書，111—112頁。
〔13〕轉引自劉毓慶《國學概論》，8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14〕《陸放翁全集》上冊，3—6頁。
〔15〕《陸放翁全集》上冊，19—20頁。
〔16〕參觀錢仲聯《釋「氣」》，《夢苕庵論集》500—524頁。中華書局，1993年11月版。並參韋政通《中國哲學詞典》釋「氣」，175—179頁。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10月版。
〔17〕《陸放翁全集》上冊，71—72頁。
〔18〕孔凡禮、齊治平《陸遊作品評述彙編》，300頁。
〔19〕《陸放翁全集》上冊，149頁。
〔20〕龔鵬程《錢鍾書與廿世紀中國學術》，《近代思潮與人物》，394—395頁，414—415頁。中華書局，2007年4月版。
〔21〕《陸遊作品評述彙編》，299頁。
〔22〕轉引自韋政通《中國哲學詞典》，274頁。
〔23〕《錢鍾書散文》，489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
〔24〕同上書，327—328頁。
〔25〕錢穆《民族與文化》，29頁。香港新亞書院，1962年版。
〔26〕《劉咸炘學術論集》哲學編（上），16—17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版。
〔27〕蔣慶《以中國解釋中國——回歸中國儒學自身的解釋系統》，胡曉明編《讀經：啟蒙還是蒙昧》，311頁、313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8〕同上文、上書，314—338頁。
〔29〕胡秋原先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一書，對知識分子在人類歷史上創造文化的重大作用有詳盡的論述，略引數節：「文化即人道，知識即權力。人類賴知識文化之功，超乎禽獸之上，提高其能力與自由水準。而知識分子則直接擔任文化創造者，知識傳遞者，人民教育者，道義維持者，因而社會進步之推動者的責任；以及在世衰道微時代，擔任人性保持者，良心鼓舞者，因而社會安定者的責任；乃至在亂亡時代，擔任文化火種維持者，人道一線代表者的責任，交與後來複興的人。知識分子可說是歷史之工程師和文化耕耘者」。（第一章《歷史與知識分子之尊嚴》，5頁）「中國知識分子較早由宗教解放，直接間接，以參政或論政，以極大責任心，為平民利益而奮鬥；同時，以極大自尊心，為知識分子地位而奮鬥。……從來將人民地位看得很高，使寡頭不無忌憚，使帝王權力有所限制，因而使生民仍得一定之保障；這首先應歸功於中國知識分子之莊嚴努力」。（同上，8頁）「昏暴統治者，鄙視學問，挫辱知識分子之事，層出不窮。毫無疑義，不尊重學問，不尊重知識分子，乃至摧殘虐害知識分子（包括殺害與牢寵），是一個社會墮落與自殺之最顯著徵候。不過，沒有一個壓迫知識分子的國家能夠興盛的。而摧殘知識分子的統治階級，也斷乎是不能久存的。讀書人是不好得罪的。……當知識分子違背了中國文化與知識分子的傳統，忘記了責任心與自尊心而自賤自辱之時，那就是國家之神經崩潰與心臟衰弱。此即是價值標準開始顛倒的時代；此時即將有虛偽充道德、八股代學問，而阿諛說謊即文章；此時荒唐將視為英雄，符咒將視為天書。亦即將為公然的恐怖、公然的無恥，公然的價值毀滅開路的前夕。」（同上，12頁）「道義為文化之大本，而罪惡大抵起於無知。……禮義廉恥不僅四維而已，那是國家的命根！由此可見國運之淪落，是與知識分子地位之卑下，尤其是他們之自卑平行的」。同上，13頁。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
2010年11月7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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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說這兩天看的陸的七絕，很清新，也多豪邁的。套路總的來說熟，特便於初學者。當然，筆觸既雜，也有反映當時風俗的，細味頗有趣。要之，陸詩太被精英心態，愛國出世的價值觀束縛了，——當下遺老體作者心態類似

。陶比他高一層次，緣故在此。要說李世界觀和他差不多，但才氣逼人，也處一流。總的說，陸在詩史上是二流人物。

陸遊是個妙趣橫生的人，是個愛國的人，是個雖然不畏強權，嫉惡如仇，卻也不計後果，不審時態的人。

他雖然被今人歌頌，卻在晚年因為一時的任性受到清流詬病。一生也因為直爽，在官場上備受排擠，鬱郁不得志，可以說他的這些性情，都不適合從政。

但如果陸遊沒有這些性情，那他可能只是《宋史》里的一個篇章罷了，難以像今天這樣，人盡皆知。

（一）
陸遊家世顯赫，算得上名門。他的祖先在真宗時就考中了進士，從此以後，陸家便一帆風順。他的父親陸宰不單是朝廷命官，還是北宋末年的藏書大家，他的母親則是神宗時的副宰————唐介的孫女。這樣的家族，基本可以決定陸遊的教育、生活。

靖康之變時，陸遊年僅兩歲。陸宰為保一家平安，便帶妻兒回到了紹興的山陰老家，後等高宗南渡，又搬到了金華的東陽縣安定下來。這時的陸遊年僅四歲。

也就是說從陸遊開始能記事起，他就是在一種大的家愁國恨與實的豐衣足食中成長起來的，於是陸遊既有同時期愛國主義的情懷，也有屬於他本人的驕傲，自信與真性情。因為他的家庭能讓他很有尊嚴的生活。

陸遊自幼便得到了極好的教育，十二歲時便能寫詩做文。後來因為長輩有功，受恩蔭成為正九品的登侍郎，算是踏上仕途。

28歲那年，陸遊到杭州參加針對恩蔭弟子的鎖廳試，名列第一，甚至把秦檜的孫子秦塤都比了下去，這讓秦檜非常惱怒。第二年陸遊又到禮部考試，被秦檜暗使手段排擠，無奈回家。

陸遊33歲時，秦檜病逝，這讓他終於有機會踏上仕途。他先在今天福州的蕉城區做了主簿，又回京城杭州負責編撰行政命令。回京後，他先是勸諫宋高宗不要沉迷字畫墨寶，繼而又彈劾樞密使楊存中。這種自信與膽魄被宋高宗所欣賞，故而任命為大理寺司直，掌管對命官彈劾的疑獄。

孝宗即位後，升陸遊為樞密院編修司，編撰兵書與軍事條例。

當時有龍大淵，曾覿二人手握大權，為所欲為，陸遊便想彈劾二人。不過陸遊可能知道自己勸諫斷然沒有效果，所以他找到樞密院的長官張燾，言明利害，請他去勸諫。

這位七十多歲的老臣當面向孝宗彈劾龍、曾二人，惹得孝宗大怒，責問這是誰的主意。無奈，張燾只得說出陸遊，孝宗便把陸遊貶到南京，任建康府通判。後又貶到南昌，任隆興府通判。

那時張浚北伐失敗，鬱鬱寡歡。正好陸遊在江蘇任上結識了張浚，於是他勸勉張浚，希望他能好好準備二次北伐；並又結交京城諫官，希望他們能勸諫皇帝北伐。力說張浚，結交諫官，鼓舞是非，這些成了陸遊的罪名；40歲那年，陸遊被罷官還鄉。

陸遊早年的仕途不順，固然有權臣的原因，但也有他的嫉惡如仇與任意而為，這是陸遊的一種驕傲性格，好與不好，因人而異；但如果沒有這些性格，他也就不是我們所熟知的陸遊了。

（二）
四年後，朝廷重新啟用陸遊，派他到四川奉節任夔州通判。恰好那時王炎任宣撫使巡視川陝，素問陸遊之名，便把陸遊招到了自己的幕府。

陸遊入幕府沒多久，便提出在隴右屯兵、屯田的計劃，因為這樣進能攻長安，圖中原，退可守隴右，衛四川。初入軍旅便大膽提出意見，這裡面也有陸遊的那種自信。

那時掌管四川軍隊的是吳璘之子，25歲便立下大功，受到宋高宗褒獎的吳挺。吳挺雖然英武能征，忠勇兩全，但脾氣卻有些不好，常因為手下的小過失而殺人。但因為其人顯赫，無人敢勸。

陸遊這時候找到王炎，提出讓吳玠之子吳拱代替吳挺的想法。王炎反對，認為吳拱對敵才能不如吳挺，如果戰事一開，可能會遭大敗。

陸遊卻很不服氣，並說：「吳挺遇敵也不能保證全勝，且無功還好，倘若立功，那麼將更加難以管理。」但王炎始終不同意換將，使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其實吳挺雖然脾氣暴躁驕縱，但卻一生都忠於南宋，而且軍事才能又很高，謚號都和岳飛一樣是「武穆」，雖在吳挺死後，其子吳曦叛宋投金，自立為蜀王，但這些和吳挺也沒有關係。

當然，這是後人角度了。可雖然吳挺驕縱，但一方將軍的評判標準和常人是不一樣的，陸遊不計後果，不審時態的要求換掉吳挺，也是有些偏頗了。

乾道八年，陸遊從漢中的前線調回成都，去危就安，混了個閑職。九年，王炎離開川陝，幕府也就此解散。

（三）
范成大在這時正好調任成都，與陸遊以書信文字相交，兩人年僅相差一歲，又志同道合，遂結為莫逆之交。因為范成大的舉薦，陸遊又為參議官。但因為陸遊不拘禮法，又被朝廷中的人彈劾，無奈，范成大隻好將陸遊免官。

51歲的陸遊被免職後，在浣花溪附近居住，並自號放翁，偃仰嘯歌。宋制中，罷職的大臣可以去道館任主管，領受「祠祿」過活，也就是沒有事做，但朝廷還給一份米吃。陸遊就靠此生活。

這樣，陸遊的狂放就更加明顯了，就像一個沒有長大的小孩，顯得無奈又可愛。

後來，孝宗任陸遊為江西常平提舉，負責農田水力，平倉救濟。因江西水災時陸遊救濟有功，被召集回朝。可趙汝愚又彈劾陸遊不拘禮法，陸遊一氣之下便辭官回鄉。

陸遊身上的這種倔強，在重禮法的宋朝，是一般文士所無的，所以屢屢被彈劾，也因倔強，屢屢讓別人彈劾成功。五年後，61歲的陸遊才被再次啟用，也有了多年來的一大實權————到淳安，建德附近，任當時嚴州的知州。

63歲時，陸遊又被召回京城，任軍器少監，管理兵器製造與修繕工作。六十多歲的人了，也該安定下來了。

可陸遊卻依然一腔熱血。宋光宗受禪即位後，升陸遊為禮部郎中，而陸遊卻向光宗進諫，勸他帶頭節儉，廣開言路。於是陸遊又被彈劾罷官，時年65歲。

但光宗不孝，在孝宗去世後不肯守孝，被韓侂胄、趙汝愚廢黜，另立宋寧宗。八年後，朝廷因為要寫光宗、孝宗時的《兩朝實錄》和《三朝史》，召78歲的陸遊回京寫書，任秘書監。第二年兩本書編撰完成，79歲的陸遊告老還鄉，從此再也沒有出任官職。

（四）
陸遊回鄉後，比他小十五歲的辛棄疾登門拜訪，兩人皆為至交。期間辛棄疾還多次提出要幫陸遊修建草屋，被陸遊制止才作罷。

辛棄疾是一個很可愛的人，能與辛棄疾結為友人，陸遊終老還是一個豪氣磊落的可愛人。

權相韓侂胄謀劃，發動了著名的「開僖北伐」，這讓南宋主戰派欣喜若狂，包括已經81歲高齡的陸遊。陸遊甚至還不顧人言可畏，給韓侂胄撰寫了《南園閱古泉記》，最終被天下清流所恥。

北伐失敗前一個多月，辛棄疾病逝，沒有見到史彌遠獻頭顱。而82歲的陸遊，卻活生生的看到了北伐失敗。這個一生都不得志的老頭，留下了最終的遺憾。

陸遊那時已經又因為一次任性，而被天下詬病了，不過對於他來說，卻也無所謂了。三年後，85歲的陸遊留下《示兒》一詩，便去世了。

看到他去世時，我想起了辛棄疾的一首詞：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

這就是我對陸遊一生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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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亘古男兒一放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