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為人如何？為什麼歷史上褒貶不一？如何正確評價？

12-13

發現歷史上蘇洵，張方平等人，包括林語堂都不同程度上黑了王安石。而我們接受的教育體系里都是在褒頌王安石。問度娘也大部分是讚美。而看書的話發現其人乖戾孤僻，確實不大招人待見。就其變法來說也是比較失敗，實行過程中太目中無人。求答疑

如果大概劃分的話，自宋代一直到近代，對王安石的評價都是以貶損為主的；而近代後逐漸讚揚的聲音增多，而1949之後，評論轉向，以褒揚王安石為主。簡單說哪種評論對錯都是不太合適的，其中都有著重要的原因。

一、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價值

王安石變法的最初原因就是，基於宋代的政治經濟體制，導致到了神宗時候，冗官冗兵問題都過於嚴重，從而使得國家財政出現問題。而其官制和軍制問題因為涉及宋朝立國之本，誰也沒有信心和膽量對這個曾經能結束唐末五代動蕩的祖宗之法下刀，因此，為了充盈國庫，就要通過相應的政策手段，在不動搖國本的同時，取得同樣的成效。王安石變法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這個背景也就註定王安石變法事實上是一場以經濟為主，兼涉政治、軍事的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

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為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
——————《宋史.王安石傳》

說一下其中幾個比較重要且對之後變法走勢影響深遠的：
1.青苗法，實際上就是將政府變為對農民進行貸款的銀行。每年青苗不接的時候，農民可以向政府貸款給，等到收穫之後，再行歸還。並且貸款利息要低於地主商人的放貸利息。
2.均輸法，就是政府集中採購儲蓄食糧制度。以前，各級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上繳一定數額的以糧食為主的賦稅，並且各年平均，不論豐收歉收之年。而新頒布的均輸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在首都設立專用倉庫，豐收時大量購入，以解決歉收時的賦稅問題，並且還改由用貨幣替代實物納稅。
3.免役法，就是公平勞役制度。規定全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有為國家服勞役的義務。地主、官僚、比較富裕的人等，如果想免除勞役，必須繳納代役金，就是「免役錢」，由政府代為僱人充當。
4.市易法，就是平抑物價的制度，實際上就是政府具有了現代中央銀行兼物價局的職能。政府設立市易司，籌集一定資本金，物價低廉時，由政府購入；等到物價上漲，再行售出。通過貴賣、賤買、對商人放貸的方式調控商品價格，目的是防止商人壟斷，並實現資本增殖。
5.方田均稅法，就是對漏稅耕地和田賦清查和整理。對全國耕地進行清查，多查出360萬畝；又對全國耕地重新評估，依照肥沃貧瘠，分為五等，不同等次賦稅不同。

這幾個法規都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都是標準的「經濟法」。其中，免役法和方田均稅法的方法在歷朝歷代大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即通過土地核查和勞役整理來增加稅收。但是，青苗法、均輸法和市易法則在整個古代社會都是極其罕見的。藉助今天的知識，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讓政府進入市場，通過一系列經濟干預政策，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從而增加社會財富。這樣就是王安石所說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一千多年前的農業社會，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無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經濟學知識遠超過同時期的所有人，這正是其了不起的地方。另一方面，正因為其思想上與周圍人不符，所以改革阻力格外大，而王安石一生都是知難而上，堅決貫徹自己的信念，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二、王安石變法的問題

那麼，王安石變法的問題在哪裡？在於理論和實際的嚴重脫節。雖然在中國歷史上，宋朝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但終究仍然屬於標準的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一方面，缺乏完備的市場經濟，使得王安石那超前的經濟思想無法以市場形式良好的運轉，從而只能藉助於政府的強制力量，通過所謂「看得見的手」來調節；另一方面，一個龐大的農業帝國，不可能有能力以合適的方式來高效完成這個超時代的經濟調節任務。所以其結果就是，美好的願望在實踐中無法貫徹，而為了貫徹自己的理想，王安石只能進一步加大政府的權力，以強制的方式推廣，而強制推廣就註定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必須絕對主導，從而導致一場經濟改革變成了政績考核，官員要獲得好的考核成績就只能進一步加大政府強制力來扭曲市場，從而使得最初的理想貫徹徹底走型。這是一個在當時社會狀態下無法逾越的惡性循環。

對於這一點，王安石的政治對手們非常清楚，尤其是作為反對派領袖的司馬光。司馬光不是經濟學家，他沒有王安石這樣的眼光，可以看到通過增加流動來增加財富的方法，他的思想中，國家的財富是固定的，政府多一分，百姓就少一分。從經濟學方面看，這個觀點當然不對。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司馬光作為一名偉大且嚴謹的歷史學家，他的觀點或許缺乏創意，但都是從歷史長河中經歷多次驗證後得到的經驗。司馬光立足於中國農業社會這個現狀，明白今日的所為，不管有多美妙的包裝，終究逃不出當年桑弘羊那樣與民爭利的結局。從這個角度說，王安石和司馬光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物：王安石眼界開闊，思維超前，但卻忽略了現實的客觀狀態；司馬光思想保守，缺乏創意，但卻善於總結歷史經驗，明白同樣的土壤最終還是同樣果實這個道理。而司馬光顯然更代表了農業社會中士大夫階層的特點，所以，當時的名流都站到司馬光一方，也不足為怪了。

三、王安石變法的後果

王安石變法之後，國庫迅速豐盈，國家財政的充足一直受益到徽宗時期。但是，這個財政充盈是違背宋神宗和王安石初衷的。王安石本意是「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並不願讓老百姓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損失。但事實上，這套變法最終毫不意外的變成了「與民爭利」。

由於王安石的理論脫離了當時的社會土壤，自然是無法貫徹的。但是，基於這套政策的貫徹是靠政府強制，那麼自然就有官員考核這個大殺器。各級官員得到命令，必須完成相應新法任務；而官員再向下層層攤派，最終落到老百姓身上。此時，政策已經徹底走型。如青苗法，本是保護青黃不接時期農民度日的貸款，變成了為了增加稅收而強制攤派的高利貸。新法之下，國庫里的財帛，儘是民間的血淚。

同時，在這個官員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劣幣效應。即越是心腸狠毒、不擇手段的官員，越是可以通過各項新法從民間盤剝，上繳更多的賦稅，從而得到更快的升遷。這也是為什麼變法派的人除了王安石以外，皆是首鼠兩端的奸臣或手段狠毒的酷吏，因為這就是逆向淘汰的結果。

對於這個情況，王安石肯定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他並沒有太多追究這個問題——既沒有修正考核方式避免為了多上繳賦稅不擇手段，也沒有嚴懲在這個過程中作惡的官員。我認為原因是兩個方面：一是他太需要成功了，必須要快速向神宗證明自己變法的正確。既然那些正直名臣們都反對，那麼只能提拔這些迅速做出成績的官員。至於這些官員是奸臣還是酷吏，此刻並不重要，因為如果再沒有這些人支持，他的政策就徹底沒有了向下執行的腿腳，淪為一紙空文。二是他對自己的新法還是充滿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理論的正確，因此也認為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麼是對手們有意的誇大，要麼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彎路」。出現問題不要緊，過了這個坎就好了。也正是這個原因，在面對百姓苦於新法時，他沒有表現出基本的人文關懷，甚至說出「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這樣的話語，連一向支持他的宋神宗都看不下去，感慨「豈若並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的確，為了自己的政策成功，將百姓都當做棋子對待，甚至讓百姓連抱怨的權力都沒有，這怎麼可能成功呢？

也正是為了變法而加大政府權力提高皇帝集權和啟用了大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奸臣酷吏，因此，王安石變法除了造成「國富民窮」這個後果外，還造成了另二個後果：黨爭和君主集權提高。

宋朝由於開國後比較寬鬆的文治措施，使得黨爭情況並不嚴重，即便有意見不同，也更多都是君子和而不同。但是，由於王安石變法過程中，引入了大量野心勃勃的政治力量，且為了新政效果對舊党進行殘酷打擊，從而使得先前和諧的政壇局面一去不復返。此後整個北宋歷史中，幾乎都充斥著新舊二黨的殘酷鬥爭，國家開始進入內耗嚴重的大折騰時期。這種折騰大大損傷了宋朝的元氣，大批政治精英把力量用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上，嚴重影響了其國力。

另一方面，北宋以來，君權和相權是相對平衡的，大臣們對皇帝有著眾多制約，許多政策的出台經過君主和大臣比較科學周到的研究，從而儘可能規避錯誤。」北宋出相「的背後便是這種優秀的政治模式。而王安石變法由於在士大夫中受到巨大阻力，從而在中央層面上，必須客觀上以君權的增加來強制推行新法。此後，新法用用廢廢，但君主權力失衡的情況則延續下來。以至於此後當君主無道時候，士大夫層也沒有足夠的能力糾偏，使得北宋最終無比窩囊的毀於自己的一系列失誤政策上。

四、王安石評價的變遷

王安石生時顯大，即便罷相及新法停止後，一時也沒有受到衝擊，死後備極哀榮。一直到宋高宗時期，採納了趙鼎、呂聰的建議，」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此後很長時間裡，王安石受到的評價一路走低。因為，就結果而言，王安石確實是失敗者。他的新法固然充盈國庫，但嚴重盤剝了百姓，不但違背社會道德，而且動搖了統治基礎；而且他的行為客觀上導致的黨爭和君權失衡，又使得北宋政壇從此血雨腥風，最終無比窩囊的喪於外敵。從這個角度來說，貶低他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近代以後，對王安石的評價逐漸變化，尤其建國後，王安石成了"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成了為民請命對抗大地主頑固派的大忠臣。這種評價，有其重要的歷史背景。因為近代以後，中國由於缺少變革而從天朝上國位置上跌落，被列強欺辱。此時，」變革「成了最時髦也最政治正確的口號。作為中國歷史上不多的改革家的王安石，自然再次被人注意。而且，與王莽這樣的改革者不同，王安石的思想確實是超前的，確實在理論上是有可取之處的，所以，站在後世評論王的思想，自然又會強調其有價值一面，從而對其褒揚。至於建國後，更是無比推崇激進變革。於是，一生致力於激進改革的王安石自然成為榜樣人物，且其政策從理論上看確實有對抗大地主的一面，又迎合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至於王安石變法中的問題，要麼被淡化，要麼將其歸咎為大地主階層的破壞，從而一一消弭。最終，王安石在去世千年後，一步步又從」亂國者「變成了」大改革家「，一度被捧上神壇。

五、王安石應有的地位

實際上，說王安石是」大改革家「當然是對的，因為他確實致力於改革並身體力行；說他是」亂國者「也是對的，因為改革未必一定是對的，改革可能往好處改也可能往壞處改，王安石的改革後果恰恰將整個朝廷和帝國百姓引向了壞的一面。從結果而言，他的錯誤無疑。

綜合而言，我認為王安石是一位理論上的先行者，行動上的冒險家，政治上的賭徒。他的思想超越了時代，這是優勢，也是累贅。因為他對自己理論的自信，使他輕視歷史上的教訓，忽視相同歷史土壤這一客觀事實，希望走出一條不同於歷史的道路。當這條道路出現問題時，他只能採用不斷破壞現有平衡來加力的方式，從而最終引導北宋王朝走向了不歸路。誠然，改革必須打破過去，但絕不是忽視客觀情況盲目去干，更重要的是，一切政治家都必須為自己造成的後果承擔代價！不能因為其動機本意，而減輕對其造成後果的批判——否則，無法向眾多被其影響了命運的普通百姓們交待。

昔日韓琦評論王安石，」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當理論家把自己天馬行空的思想用於不切實際的土壤中時，造成的後果是可怕的。而這種錯位也是王安石本人的悲劇。

負責任的說，作為中古史研究最複雜的歷史問題之一，用幾百個字勾勒出大概要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推一下書吧。
專著論文：
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漆俠《王安石變法》
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比較重要的反王派論文）
李華瑞《王安石變法研究史》
鄧小南《祖宗之法》
。。。。。。（以下省略若干）
正史筆記：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最重要的史料，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之一）
《宋會要》（比較枯燥，可以當工具書）
《宋史》（大多數人了解宋史的首選，查閱也較方便，可惜夾帶私貨太多，了解可，深入研究注意甄別）
《東京夢華錄》（記述東京風物，文筆不錯）
《涑水紀聞》（嚴肅史學家司馬光的另一面，不過顧忌立場問題，慎用）
《湘江野聞》，《邵氏見聞錄》，《容齋隨筆》，《夢溪筆談》
求贊。。。。。
另外看到樓上不少同學答案里充斥著我認為，我覺得之類的感性描述，作為一個新人，俺只想說，貌似實事求是是知乎的政治正確吧

王安石翻案，關鍵是美國人華萊士

亨利·阿加德·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
農業部長、副總統（羅斯福）
商務部長（杜魯門）

關鍵字羅斯福新政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進步黨

我接任農業部長後--把中國古代農業政治家的實踐——」常平倉」引入美國農業立法中。
--Wallace &<&&>

今日抵迪之美副總統華萊士……於談話中，曾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華氏譽王安石為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
-----1944年6月21日中央日報

「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於吾國王安石之農政，備致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嚮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圖書室中適有一部《王臨川全集》。王世傑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謂王安石整個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於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蔣委員長，克服一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傑及盛主席夫婦、羅監察使家倫等閑談中，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並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迹，並訪得其後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複提到王安石，並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恆，發為一種樂觀的期待。」

以下為摘引論文：

李超民：王安石變法與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

文章來源: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6月第21卷第2期
[摘要] 提出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新政農業政策曾經受到中國古代王安石變法的影響。當時 ,美國的農業部長華萊士在解決美國農業大蕭條的經濟政策中 ,曾經全面借鑒了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等基本思想 ,為根本解決美國農業問題鋪平了道路。認為青苗法和市易法等就是美國常平倉制度的原型。

一、問題的提出

王安石變法和20 世紀30 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1000 年來 ,對於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 ,後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 ,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 ,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業政策之間的聯繫 ,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業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注。在華萊士看來 ,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 ,是 20 世紀 30 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的措施 ,新政農業政策同樣可以借鑒。

1944年 , 華萊士訪華期間 ,有關的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 ,對於吾國王安石之農政 ,備致推崇 ,迭次言論中皆有嚮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 ,圖書室中適有一部《王臨川全集》。王世傑羅家倫兩氏 ,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 ,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 ,謂王安石整個精神 ,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於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 ,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 ,不畏天災 ,不畏任何阻力 ,效法蔣委員長 ,克服一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傑及盛主席夫婦 ,羅監察使家倫等閑談中 ,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 ,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並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迹 ,並訪得其後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 ,華氏重複提到王安石 ,並進而以現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恆 ,發為一種樂觀的期待」。

無疑 ,華萊士曾經詳細研究過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思想對華萊士也產生了相當影響。王安石變法對華萊士的影響是在他讀了清朝翰林、留美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陳煥章的論文後。論文中對王安石變法做了詳細介紹 ,其中陳煥章以現代經濟學家的眼光指出了青苗法的農業信貸本質。20 世紀初西方來華傳教士 Williamson則乾脆把青苗法譯為農貸法。理解華萊士所說 ,他是在 20 世紀 30 年代才受到王安石變法的影響 ,似乎更可以說 ,是由傳教士 Williamson 牧師對王安石研究的成果和20 世紀30 年代陳煥章的博士論文重新出版 ,使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形勢凸顯出來 ,與北宋時代的形勢形成了鮮明對照。所以 ,華萊士說 ,王安石時代的經濟形勢與羅斯福時代是相似的 ,而且採取的措施也一致;同樣 ,王安石變法所採取的措施也更加觸動了華萊士。因而 ,他借鑒王安石的經濟政策 ,並根據美國的實際情況解決農業蕭條狀況。

中略

四、王安石變法對美國解決農業大蕭條的啟發意義

華萊士曾經指出 ,王安石和 20 世紀 30 年代羅斯福總統面臨的經濟危機「幾乎完全相同」,所採取的辦法「也極為相似」,「王安石執行了一套穀物貸款辦法 ,與納稅人的能力相稱的稅收制度 ,公共建設計劃和一系列的相關法律」,目的是為了封建國家的利益。那麼新政的農業政策目標除了解決農產品價格過低 ,保護農場主利益 ,長遠地看 ,就是通過建立常平倉制度 ,穩定農業價格 ,保護農場主和保護消費者 ,徹底穩定美國的經濟基礎。二者有異曲同工之效。

新政時期 ,華萊士領導制定了一系列農業立法 ,《1933 年農業調整法》起到了阻止農產品價格進一步下滑的可能 ,但是也帶來了許多實際問題 ,如美國農業利益集團開始指責該法違反憲法 ,因此 ,華萊士認識到農業調整措施本質上是實驗性和救急措施 , 這些措施無非是在不久的將來美國人「要設計並開動的機器而已」。所謂「機器」就是指用更好的辦法取代當前並不完善的措施。「我對目前的困境研究的越多 ,就越感覺我們不能僅僅採取現在的應急方法。我們必須儘早找出根本辦法 ,而且辦法要與我國的國際地位和我們人民的智慧相稱 ,並且要不顧艱難險阻去實現計劃 ,無論機會主義的壓力有多大。」而且他也認識到 ,一方面出現農產品過剩 ,一方面由於美國農業信貸系統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 ,一般農民無法取得貸款 ,土地被地主收回 ,生計日窘 ,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 ,使農民們能夠儘快找到生計 ,才是較好的辦法。

此時 ,中國歷史上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啟發了華萊士 ,他從中國古代思想中看到了解決美國農業蕭條的希望 ,並在農業政策中加以運用。客觀的講 ,華萊士吸收王安石解決農業問題的思想並非偶然的 ,首先 ,華萊士出生在農業家庭 ,老華萊士的美國西部農業信念是他的人生哲學 ,獻身農業是他的終身理想 ,熱愛農業 ,熱愛農民是他的基本觀念 ,解決農業問題是他最大的樂趣 ,所以他對於一切關於農業的書籍都會加以涉獵;而在新政官員中 ,有關中國的書籍惟有他讀的最多 ,當時中國最值得西方學習的是農業思想。其次 ,當時的美國農業形勢 ,自由放任已成眾矢之的 ,政府干預政策呼之欲出 ,有了強大的思想基礎 ,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干預已經是民心所向 ,而中國自古政府就採取了各種各樣的政策進行經濟管理 ,如常平倉制度 ,而且管理是有效的 ,這些也影響到他。第三 ,從常平倉思想本身看 ,它在古代穩定國民經濟的作用顯然沒有其他思想比之更有力 ,不但王安石用來穩定農業價格 ,鼓勵農民生產 ,還用來開展城市商業貸款 ,穩定消費品物價 ,國家從中也得到一定的收入 ,更不用說 ,實行這個辦法還打擊了高利貸階級從人民的身上牟取不義之財的行為。國家還可以常平倉收入為基金 ,開展公共投資 ,如王安石興修水利的資金就明文規定由常平倉制度籌集。可見北宋建立常平倉制度本身作用之關鍵。當然 ,美國農業部自美國殖民地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學習中國農業的傳統 ,也會使華萊士對中國農業予以很大關注。那麼他從中國古代思想中吸取精華 ,為其所用就不應該感到奇怪了。

美國通過《1933 年農業調整法》,控制了種植面積 ,華萊士並靈活地根據相關法律 ,建立了商品信貸公司和聯邦剩餘商品救濟公司 ,運用常平倉原理 ,一方面實施農業貸款 ,一方面收購多餘物資和糧食食品 ,免費分發給城市人民 ,不但解決了救荒問題 ,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定 ,可見美國常平倉的功效是很大的。通過建立常平倉 ,華萊士奠定了解決大蕭條的制度基礎。這也就不奇怪為什麼他對中國 900 年前的「新政人物」王安石如此崇拜 ,而且在中國訪問期間 ,想方設法要「訪得」王安石的後代 ,詳細了解他的事迹 ,以飧他期期嚮往之心。王安石經濟思想無疑對華萊士的影響是巨大的 ,甚至可能對他最終在《農業調整法》和其他農業立法中徹底吸收中國經濟思想 ,包括常平倉制度思想起了關鍵作用。所以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措施是美國常平倉的基本制度原型。

華萊士同志（這位是個社會主義者）具體吸取王安石的變法經驗，出台33年美國農業調整法的細節，可參看以下文章：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意義：以美國《1933年農業調整法》為例

PS:
最後必須說一句，那個美國人華萊士，水平啊，比知乎上的某些人高得多去啦~！

謝邀。

太複雜的事情，可以寫幾百本書了。我盡量劃重點。

王安石歷史上褒貶不一，一是因為變法。這個天下皆知。
二是因為變法引起的黨爭。這一條往往是被忽略的關鍵。

王安石變法，大局是當時朝廷確實麻煩，具體大堆舉措，無非是：朝廷介入市場，干預經濟。
在農業時代，王安石算激進了：他認為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而相對保守如司馬光認為，天下財富就那麼多，朝廷豐足了，百姓就會吃虧。
黃仁宇有一個看法，我覺得比較公允，大概意思：王安石這種朝廷介入市場干預經濟，在一個貨幣流通、信貸成型的體系下，是好的——所以美國羅斯福新政、本朝某些時段推崇「國家宏觀調控」時，都很佩服王安石。
但在宋朝當時，紙幣都只是局部發行（參考「交子」）、信貸體系不健全、生產基本靠農業和手工業的情況下，有些太超前太空中樓閣了。
就像張佳瑋手拿一張挑戰者號設計圖紙穿越回漢朝。圖紙是沒錯的，但也沒用，一個道理。
所以王安石變法，可以算是：
意圖正確，過於超前，在錯誤時代出現於是無法貫徹執行的正確選擇=錯誤的結果。

說黨爭。
王安石在當時有綽號，「拗相公」。民間不少段子編排他。
確實很拗，很擰。掃除一切障礙。為了堅持他的新法，一度大用新人。
王安石、呂惠卿、曾布、章惇們為一黨，比較激進。
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這些人為一黨，相對保守。
先是撕新法。後來不只是新法了，已成意氣之爭。

這裡的問題是：舊黨保守，但大多人品無可指摘，德高望重，被王安石搞掉時，也殉道者一般下去了。
王安石手下這波新人里，則有不少豬隊友。呂惠卿和章惇們後來都算著名奸臣，刻薄狠毒、背信棄義的事都干過。這也間接影響了王安石後世的評價。王安石自己後來，就被豬隊友呂惠卿——確切說是狐狸隊友——出賣過。晚年還每天寫「福建子」（呂惠卿）泄恨。

所以：變法的王安石，只是個有些不合時宜的超前改革家。
黨爭的王安石，是個為了目的，時不時會任用私人、甚至被手下諂臣矇騙的領袖。手下一堆奸臣給他丟臉。
後一個王安石，才會被歷代讀書人碎碎念。

說回人品。
之所以把這個放在最後說，是因為：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互為對手，但他倆的私德，都是完美的。他們彼此都承認。
蘇軾他爸爸蘇洵《辯奸論》算是公開攻擊王安石了，也只能挑剔他儀錶有問題，表裡不一。即，私德上，王安石算是完美。
他和司馬光唯一共有的缺點，大概就是，有些擰。蘇軾作為溫和中立派偏舊黨，既吐槽過王安石，也吐槽過司馬光（說司馬光是孔子的弟子司馬牛），都認為他倆脾氣擰。所以他倆領導的黨爭，不免流於意氣。王安石為了自己的法令實施，把司馬光與其同僚搞掉了一堆是事實；司馬光後來回歸，把王安石各種法一股腦搞掉，也有些泥沙俱下。王安石是知道自己有些問題的，但聽說免役法都被搞掉時，驚嘆「這個都要廢嗎？」他對這個法是有信心的，但政治鬥爭到後來，很容易就不分細節，一把抓了。

故，王安石被攻擊，跟他私德為人無關。
這裡多說一句，私德為人和政治道德，真的是兩回事。就像之前有人說，羅斯福有婚外情，又煙又酒；希特勒素食主義不煙少酒也沒有婚外情。論私下待人接物行為習慣，希特勒怕還好些。但政治人物，因為他們可以影響到相當多的人，所以私德為人與政治作風，還是分開看比較好。

最後送個彩蛋。
金庸《天龍八部》第四十八回開始，有大段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段子。
裡面借太皇太后的說法，表述了金庸自己對王安石的看法，當然，還能讀出其他東西來。
我覺得這段評價，算是公允：即便金庸確實不喜歡王安石，也還是承認他的學問、才幹、「原本不是壞人」、「為國為民」。

太皇太后乾枯的臉微微一動，嘆道：「王安石有學問，有才幹，原本不是壞人，用心自然也是為國為民，可是……唉……可是你爹爹，一來性子急躁，只盼快快成功，殊不知天下事情往往欲速則不達，手忙腳亂，反而弄糟了。」她說到這裡，喘息半晌，接下去道：「二來……二來他聽不得一句逆耳之言，旁人只有歌功頌德，說他是聖明天子，他才喜歡，倘若說他舉措不當，勸諫幾句，他便要大發脾氣，罷官的罷官，放逐的放逐，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向他直言進諫呢？」

你們黑王安石黑新法也就罷了，還把舊黨都洗地成正人君子，新黨都是奸佞幸進。認為舊黨反對新法的原因是為了不與民爭利，真是可笑可悲。

舊黨元老文彥博反對新法時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看到了么？百姓是什麼東西？神宗這句話是怎麼問的？「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 變法動的是百姓的利益還是士大夫的利益？青苗法給民眾提供低息貸款，斷了士大夫放貸聚斂的財路；均輸法平抑糧價，使士大夫囤積糧食也無法獲利；免役法以交免役錢替代勞役，原來士大夫本來就不需要勞役，現在還要交一份免役錢。得罪了舊黨為代表的士大夫的切身利益，才是王安石和新法被攻擊的原因。

所謂舊黨都是正人君子一說更是可笑。文彥博不多說，馮京更是人稱「金毛鼠」，以聚斂為名。這些可都是舊黨元老，舊黨雖然以司馬光為首，但不是人人都是司馬光，就像新黨也非人人都是王安石。王安石為什麼任用呂惠卿章敦等人，還不是因為士大夫大多反對新法，愈是位高權重者愈是。本質上，所謂的舊黨和後世的東林黨沒有任何不同，黨同伐異，抱殘守缺，嘴上聲稱為國為民，實際上置本階層的利益於國家利益至上。諸位評價東林黨則極盡貶損之能事，卻對舊黨評價甚高，其可怪也歟？

順便讓你們看看舊黨中人都是什麼貨色。司馬光就黃河治理上書於神宗，神宗想讓司馬光主持治理黃河，舊黨元老呂公著如何反駁？此非善待儒臣之法也。懂了么？儒臣，士大夫，在朝堂上動動嘴皮子就好了，主持實務這種事怎麼可能勞動我們的士大夫？所謂舊黨，儘是此類。國家出現了這樣的既得利益階層，真是宋之不幸。

這個問題底下已經有很多非常好的答案了，我這裡應友人之約，說說我的一管之見吧。

一、王安石為人如何？
王安石的為人在我個人看來，是在歷史上都數的出來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官員，他的個人需求無限接近於零：「吃、喝、玩、樂」他一無所好，唯一的愛好大概就是著書立說（三經新義、淮南雜說、字說等等）。後世有許許多多人對他有無數的非議、指摘，但是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從他的私德下手，這就最好的證明了他的為人。

二、為什麼歷史上褒貶不一？
王安石介甫是一個有大智慧，強手腕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學家。
這麼多頭銜，而且每個頭銜都是能在數千年的歷史上引起爭論的。
1、政治家（有人就有政治，有人就有衝突，有衝突自然也就有爭議）；
2、改革家（王安石在後世的關注度，一大半在他的改革思想上，但改革從來都是新的利益集團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顛覆......可想而知了）；
3、思想家（在王安石的時代，儒家中的理學尚未抬頭，二程還未到火候，這時候王安石的「新學」在當時可謂如日中天，已經到了科考必談「王學」、「新學」的地步。而到了南宋高宗之後，被王學壓制多年的理學終於抬頭，在清流和科考中徹底打垮了「王學」，並一直作為儒家的主流學派，這樣一來，王安石的貶損可想而知了，而從事實上來說，理學的一大批傳人也確實在孜孜不倦地攻訐王安石）；
王荊公前三個頭銜就已經集爭論與一身了，這文學家帶來的小小爭議，對他來說也就略等於無罷了。

三、如何正確評價？
評價王安石，哪怕你只是單純地評論他的為人，都很難繞過他的「熙寧變法」。
但是「熙寧變法」真的是太大的題目了，從建國以來，鄧廣銘、漆俠、李華瑞、鄧小南一大批宋史研究者都很難對其做出一個定性定量的「公正評價」。
答主過去「無知者無畏」，看過幾本書就敢對「熙寧變法」縱橫捭闔，那時候還是個很堅定的王安石支持者。到如今，知識漸厚，反而不敢妄下斷語了。

比如說他的青苗法。他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地方貸款傷民（下等戶），國家出面來協調，由地方政府放貸，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讓民眾的損失減到可承受的範圍內，並且還能保證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農業生產。
但出發點和終點往往不是一條直線走到底。
青苗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的歪曲、走樣：強制借貸、地方不作為等等等等，最後連百姓自己都反對了。

比如他的免役法。其實宋代不乏有識之士，從許多史料我們都能得知，差役歷來便是官員論證時常常提起的「積弊」。司馬光、歐陽修都曾經大力反對差役法，可為何到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反對差役的時候，他們就走到了他的對立面了呢？
因為，王安石的免役法確實也有他的「流弊」。那就是「納錢」。剛開始的時候，免役法還只是要求上等三戶納錢，不久之後便明確為所有居戶，不論戶等。這樣一來，免役法也就完全淪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了。

又比如，他的某些極端思想。
很著名的一個故事。熙寧元年，神宗問政延和殿。所討論的是朝廷冗費太多，加上暴遇天災，是否應減少大臣的齎賞。
司馬光對的是，該減。雖然所費不會太多，節約出來的也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但減與不減是人格上面的事。何況，要是只要涉及減少待遇，大臣們就發出「有損政體，有損國威」的聲音，那麼將永無減少之時？
就這麼直面的來看，司馬光的說的是不是很對？
而且有沒有感覺，這些思想應該是王安石的台詞？王安石可是兩袖清風的清廉宰相啊！

王安石對的是，不用減，「未足富國，徒傷大體」！……
這和大家心目中的「執拗宰相」王安石是不是也有很大出入呢？

當然，一兩句話，一兩個政見不能代表什麼，而且之後，這次論政還扯出了熙寧變法的主要議題：理財。

王安石說出了著名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對的是：「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我不是經濟學家，不評判經濟政策的是非。僅僅把這個故事講出來讓大家看看—其實司馬光也好、王安石也罷，都是在自己的眼界里看問題的。至於大臣待遇該不該減少這個議題上，王安石和司馬光都能稱不上對。

司馬光是大家垂範的意思，但你這樣只能解決表面問題，你是高風亮節，你家資雄厚，你固然可以減少，但底下的人呢？你退休之後來接任的人呢？國家財政問題不是減幾個工資就能解決的。

王安石則是繞過表面問題，解決根本問題的意思，但這樣必須要有系統性的措施，而王安石在當時明顯沒有準備好，在論政的時候，司馬光直接批判說：此乃桑弘羊欺罔之辭云云……
而王安石則顧左右而言他……

總的來說，王安石變法有他明顯的局限性（吏治上基本未能觸及），他的變法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形成他理想中的「均貧富」，並沒有改變「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有的反而增加了貧者的負擔，但變法確實非常有效的改變了北宋過去「百年積存，維余空簿」的國家財政赤字問題，為之後河煌開邊打下了基礎。
不過這樣來說，他的變法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礎民意支持，而他在士大夫階層中本來就根基不深（主持地方工作多年，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他的人脈），變法中的青苗、市易法還重傷士大夫階層，這樣一來，王安石在士大夫、黎庶中下兩大階級中都沒有絕對可靠的支持，他個人的非議自然不能斷絕了。

四、發現歷史上蘇洵，張方平等人，包括林語堂都不同程度上黑了王安石。而我們接受的教育體系里都是在褒頌王安石。問度娘也大部分是讚美。而看書的話發現其人乖戾孤僻，確實不大招人待見。就其變法來說也是比較失敗，實行過程中太目中無人。求答疑？

1、北宋其實是個言論及其自由的年代，蘇洵的「辨奸論」、張方平的相關言論在當時而言，其實都是很平常的政治觀點而已。
韓琦說過：王介甫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唐介說過：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

至於其他更加「惡毒」的評價，只要想翻，還能發出幾十條來。

但是在貶損的另一面，也不乏讚美。

至於到了近現代，為何突然變得褒大於貶，其實也和一百多年以來時代對變革有著極大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現在我們追求創新、追求改革，求新求變之下，銳意進取的政治家自然多受好評，等到幾十年後階級固化，我們又會走上固步自封的老路的。

2、「乖戾孤僻」？
王安石絕對是一個有著廣闊胸襟、有著極其樂觀豁達心態的奇人，乖戾不知從何而來？

3、實行過程中太目中無人。
哪有不流血的改革.....哪有不得罪人的變法......
說到目中無人，司馬君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信你看看范純仁對他的評價。
說到這，我不得不提一句，當年王安石定下市易法的時候可是連小商小販都請到了朝堂之上、政府之中的，這樣的螻蟻小民他尚且尊重，何來的目中無人呢？他目中無視的是那些惡意阻礙新法的人罷了……

王安石總的來說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一個具有極強人格魅力的人。
他在地方工作的時間遠超過中樞，他能夠在施政的過程中敏銳地發現問題，積極地解決問題，同時還能設身處地的為民眾著想，但他的改革確實帶有太多的天然缺陷，或許這些缺陷他自己也已看到，但從現有的史料我們無法再深入了解了。

列舉歷史上一些名大頭對王安石的評價，幾乎對王荊公人品都是肯定的，對變法的否定集中在南宋一朝和元朝官修《宋史》，南宋亡了民間學者基本上都是正面評價了。沒見過明清兩代官方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官方到了民國以後都是正面評價了。

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北宋·司馬光
司馬光是王安石政敵，但對王安石人品持肯定態度。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北宋·蘇洵《辨奸論》
蘇洵主要是說王安石邋遢，

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北宋·曾鞏《再與歐陽舍人書》
曾鞏肯定了王安石的文章和品格。

荊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北宋·黃庭堅《跋王荊公禪簡》
黃庭堅肯定了王安石的品行和文章。

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
—南宋·朱熹
朱熹的說法是南宋時期佔主流的一種觀點，對王安石持負面評價，主要是覺得王安石之後朝廷太亂，是王安石當宰相時任用小人的緣故，導致靖康國難。宋朝黨爭、靖康國難這麼重大的歷史問題，以王安石的歷史地位，這個鍋他還不配背。

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英邁特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
—南宋·陸九淵
陸九淵否定王安石變法，但是肯定了王安石的品格。

公以瞑眩之葯，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葯，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云云。毅然翻久定之案，可謂桑梓情深矣。
—明·章袞《序王臨川集》
明嘉靖年間的學者、御史，王安石老鄉。

荊公廉潔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
且公之施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治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
—清·顏元
顏元這個評價是正面的，也是比較客觀的。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王荊公年譜考略》是蔡上翔歷經27個春秋，參閱正史及百家雜說數千卷，經慎密考證，於嘉慶九年（1804）著成。應該說這個評價是比較權威的。

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
以不世出之傑，而蒙天下之詬，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則有克林威爾，而在吾國則荊公。
—梁啟超
梁啟超的評價雖然誇張，和那個救濟存亡的時代有關。但看看歷史，改革者的下場通常不會很好，而且成功的改革者下場比失敗的似乎還慘。看看商鞅、晁錯、桑弘羊、張居正，改革有巨大的人身安全風險，改革者評價兩極分化是常見現象。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於古，注《周禮》，作《字說》，其文章亦傲睨漢唐，如此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
—毛澤東《致蕭子升信》
毛的觀點也比較客觀，肯定了文學貢獻，說了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不周知社會。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端在他的經濟思想和我們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謂「新法」，要不外將財政稅收大規模的商業化。他與司馬光爭論時，提出「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其方針乃是先用官僚資本刺激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如果經濟的額量擴大，則稅率不變，國庫的總收入仍可以增加。這也是現代國家理財者所共信的原則，只是執行於11世紀的北宋，則不合實際。
—黃仁宇
黃仁宇指出了王安石變法在經濟、財政上的成功，這個是有史料作證的。
《文獻通考》記載：改革前的國家稅收，景德時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後的熙寧十年(1077年)劇增到52101029石，即使與治平時相比也增長了4倍。中央積蓄的錢粟，「數十百巨萬」，作為戶部的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這個變化實在是巨大的。

王安石文學上的價值，古往今來那麼多同行都給了肯定，是無可爭議的。
王安石品行高潔，清廉樸素，性格執拗，儀錶邋遢，天下為公，有出色行政才能。
後世否定王安石變法，肇始於南宋朝廷認為靖康國難是王安石變法禍結，和他執拗、增加百姓負擔、與民爭利關係倒不大。

同樣作為我們老王家的歷史名人，前面已經回答了一個關於王莽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答
先佔個坑

----------------分割線----------------

□□□□回來開答。為什麼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呢？正好前段時間去南京玩了一趟，在緊湊的時間安排中專門花費了半天去穿街走巷尋找王安石的故居，只為近距離的接觸那份獨特的歷史厚重感。

回到問題本身，為什麼歷史上對王安石褒貶不一？我想但凡歷史上有所作為的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褒貶不一的評論，因為千秋功過任後人評說，後人也不能都做到客觀公正。

其實這個問題不能這麼問，因為在歷史上王安石不是得到褒貶不一的評價這麼簡單，而是同時代以及後世之人都不知道怎麼評價，他是中國政治史和經濟史上都充滿了爭議的標杆性人物，我們通常說一個歷史人物不易評價，那可能是因為時代不同其歷史面目不清，但王安石不是，人們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是誰他做了哪些事情，但還是不知道怎麼評價。

□□□□奇哉！怪哉！

□□□□我們最熟知的他是一個文學家，詩文獨步天下，個人才華橫溢，是公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學而優則仕，他又是一位非常有才幹的官員，木有後台，科舉出身，地方工作經驗豐富，當過知縣、通判一直到神宗即位召到中央，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精通財經之道，我們之道兩千多年來儒家文化熏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好談君王仁義卻空乏治國尤其是財經之道，他們歷來無外乎「以農為本、輕徭薄賦、仁義治國」從這一點來看，王安石已經走到了幾千年來文人的前列；他又是一個十足的怪人，從「拗相公」的稱謂可見一斑，堂堂一朝宰相，卻不修邊幅，不講人情，不拉幫結派，不貪色（終生沒有納妾），不愛財，也不通敵不賣國，是一個視國家利益至上的愛國主義者。

□□□□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鳳毛麟角，正是因為他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結合體，所以人們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怎樣一種評價才是合適的。

□□□□評價王安石，就不得不提王安石的變法，提王安石變法就不能不提其所處的宋朝。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有兩項最好的證明，第一：中國引以為傲的四大發明有三項有三項蒂熟於宋；第二：在宋真宗時期，中國人口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一億。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處在中國文化巔峰時期的宋朝，卻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積貧積弱，屈辱求和的歷史印象，這宋朝這裡繁榮和強盛的確不是同一個概念。

□□□□我們都知道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三冗「冗員、冗兵、冗費」，亂世出「兵政之患」，但自從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便解決了這一問題，可以說自此中國歷史上地方藩鎮再也沒有力量挑戰中央，地方沒有但那個時候有外敵壓迫，所以宋朝養兵簡直到了一種上癮的程度，打仗了徵兵災荒了徵兵有事沒事開始徵兵，有錢就是任性，結果保守估計養了140萬。大一統之世出「吏政之患」沒辦法，這是大一統制度與生俱來的遺傳病，直到今天也有，請看每年公務員火熱的報考程度便可感受一二。

□□□□面對這樣一個宋朝，前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進行「慶曆新政」進行改革預熱，再加上神宗即位，年輕，血氣方剛欲大破大立成就一代偉業，王安石當仁不讓的成為了具體操盤人。

□□□□既然是變法，有什麼好變的，都說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複製品很多，把管仲、商鞅、桑弘羊、劉晏那一套搬過來不就可以了嗎？但在王安石這裡，註定這將成為一段獨特的歷史風景。宋朝的經濟制度較以往有幾個顯著特點，有人總結如下：一是公開允許官員經商，二是不抑土地兼并，三是對壟斷資源進行授權經營。王安石變法被稱為「中國歷史帝國時期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為了變法也提出了傳世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見氣魄之大，決心之堅。變法需要有法令，這也是變法思想的集中體現，最為大眾所熟知的是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疫法和方田均稅法。變法途中各種坎坷曲折，進行了千年第二回也是封建時代最後一回的庭辯「延和殿庭辯」。變法內容就不具體展開說了，它龐大到複雜到回顧完這段歷史就像看了一部氣勢恢宏的史詩級大片。

□□□□回到對變法的評價，從變法中我們不難看出王安石是一位極其強悍的集權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變革者，個人感覺是歷史上商鞅和王莽的結合體加強版。王安石變法初衷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他的理念和出發點都是好的且是對的，但實行起來卻步履維艱，舊勢力要阻撓，新勢力也要從改革中牟利，在朝廷危機四伏之時挺身而出扛起變法大旗，最後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發現這些卻為貪婪的人性提供了更為便捷的制度基礎，這也註定了變法的悲劇結果以及王安石的悲劇命運。

□□□□再談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評價，南宋至明清時期一直對王安石變法持否定態度，認為是「國是失圖」，認為王安石應該為變法57年後北宋的滅亡負直接的責任；但到了20世紀初，王安石極其變法得到了徹底的翻案，力度最甚者為梁啟超著《王荊公》為其翻案，梁啟超稱：三代一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胡適之先生亦予以肯定，這也成為了20世紀的主流觀點。為何有此突變，我們不僅僅要看自身所處的時代，也要運用布羅代爾的「世界時間」概念，王安石的突然「復活」自然與當時我們國家的境遇與世界環境有關，看看當時滿目瘡痍的中國經歷「鴉片戰爭」後便頂著「東亞病夫」的帽子抬不起頭，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片片國中之國，作為有識的愛國之士，誰能不尋求強國之道？放眼當時的世界，蘇聯的誕生，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美國「羅斯福新政」都是國家主義的勝利，都是集權主義的歡呼和吶喊啊，所以經歷了近百年的落後和屈辱，當時無論是政界還是知識界，無論是保皇黨還是革命黨，推行國家強權主義便是主流意識，商鞅的年代太久遠，王安石便成為了最佳的代言人，也順理成章的第一次公正的得到了歷史的評價。

□□□□馬克思曾調侃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結合昨天剛剛答過的一個關於王莽的問題，王莽與王安石在某種程度是何其的相像，王安石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王莽在中國歷史上的再次出現，只是作為一位歷史的旁觀者，我更覺得王莽是以笑劇的形式初次登台，而王安石則是在明知會有一場笑劇甚至鬧劇的時刻毅然選擇登上歷史舞台，只是這一次，他演出的是，悲劇！

□□□□但我們不能忘記，對於旁觀者而言是笑劇，對於親歷者來說恐怕只能像托克維爾一樣哀嘆：「我們身處一個動蕩咆哮、茫茫無際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遙遠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裡立足……」

瀉藥。
評論一個政治家，中國人往往習慣從人品開始談。即便這個人物的施政水平並不是很高，但有如果有一些軼事可以表現他的性格的品行，我們就喜歡把他往正面講。
關於王安石這個人的軼聞很多，宋人的小說筆記中都有呈現。總體而言我們從當時的零星記載中可以管中窺豹，王安石至少是一個正直，節儉的人，同時也很執拗。從有的記載來看這個人甚至有點乖張，騷到沒朋友。當然更大程度上是他的立場導致他的被孤立化。他的變法從今天的角度來說，可以講是徹頭徹尾的失敗。簡單來說，宋朝相對自由的經濟環境由於王安石的國家主義路線受到了挫傷。即便是一千年前左右的宋代，王安石的那一套改革也是違背儒家傳統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和好友司馬光鬧掰的原因。
歷史上有很多政治家都懷有這樣那樣的抱負去踐行自己的主張，他們懷有的初衷往往是好的，但是實際結果各有不同。但是評論一個政治家更公正的角度還是他個人的實際成就，而非所謂人品。

拗相公，是明代傳奇三言裡面故事出來的。當時宋人可沒有一個這麼說王安石的。現在黑王安石真的是太厲害了。說宋朝亡於王安石的說法，最早出自宋高宗重修神宗實錄。目的是為父兄洗脫亡國君罪過。王安石可是得到過舒王的稱號。後來一路降低。就是給父兄洗地。
儒家傳統都不喜歡變法的人。張居正這些改革家在歷史上又何嘗有過好名聲呢？做事就要集權，集權肯定就要傷害一些混日子人的利益。
所謂的那些文人，說著天下無敵，做著無能為力。這些人不做事，但是卻掌握話語權。真正做事的人要被他們評判，想想也是可悲。
最後，王安石的私德比那些文人，包括蘇軾等人好到不知道哪裡去了。至少，王安石不會把懷孕的小妾送人。
後代大儒，王夫之對王安石的評價就很高。
梁啟超更有三代以下求完人，唯安石一人而已。
宋朝就是亡於一群天天清談的文人之手。包括司馬光。居然主動拆毀邊城，放棄河湟。只是怕契丹人不高興。討好那群人。其眼光之短，令人唏噓.

歡迎關注我的公號：拙斂日記

http://weixin.qq.com/r/oSlUTOHEMbxOraUv93yz (二維碼自動識別)

你們黑王安石黑新法也就罷了，還把舊黨都洗地成正人君子就是純傻逼了···
司馬光可是能把王安石變法期間收復的國土還給西夏的主兒····

說白了，用王安石，很多人說王安石開啟了宋代滅亡的大門，但是你用司馬光，那就不用開啟大門了，當時就滅了···
國家沒錢，司馬光說陛下您節省點就有錢了·····

你是皇帝你用誰？？？

皇帝就是不吃不喝省下來的錢都不夠給幾個大臣發薪水的····更不用說更恐怖的軍費了

至於與民爭利····你也配叫民？！！！你就是一個活者叫黔首死了叫埋溝壑的東西罷了····

從人品和能力上，王安石無可指摘。
王安石最大的性格缺陷，就是不願妥協。使得他的改革沒有得到保守派（司馬光之流）的支持。
結果是他不得不選用一批年輕官員執行改革措施。年輕官員的急功近利，使得某些扶持政策變成了變相高利貸，最後效果適得其反。
所以，熙寧變法的最後結果是，國庫財政短期內的確得到了補充，但是民眾非常悲催。
當然，屎盆子不能只扣在王安石頭上，實際上，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極度固執，不願妥協的人。他們的聯袂演出，最終讓宋王朝失去了一次復興的機會。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執，在現在看來，完全可以說是主義之爭。王安石要充盈國庫，加強中央權力，從而達到軍事上，財政上的強大的目的。而司馬光認為應該讓民眾修養生息，不應該折騰人民，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
而這種主義之爭，落實到具體政策層面上，是有辦法的調和的。再加上王安石的改革政策非常多，完全可以去偽求真。
如果兩位領袖願意為蒼生計，好好協商，畫美不看。
可惜，他們是出色的士大夫，而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全盤否定了王安石的變革。後來司馬光又被打倒。國家被黨爭反覆折騰，空耗了國本。
另外，歷史上的人物褒貶不一的問題，一者出於人物，事件本身的複雜性。一者嘛，哦呵呵呵，列寧說：王安石是一個中國古代出色的改革家。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剛剛在貼吧看了一個針對王安石謚號的討論貼，瞬間感覺自己的段位太低了啊。http://tieba.baidu.com/p/1957048698 謚號是對古人蓋棺定論的東西，王安石在一千年後的今天還這麼多爭論，影響可真夠大了。
"""""""""""""""""""""""""""""""""""""""""""""""""""""""""

記得王安石的謚號是文！這個號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評價了。這也間接說明王安石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有多高。
對王安石的評價那麼複雜，是因為當時的政治鬥爭一直圍繞著他的變法來展開的。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了，用黃仁宇的說法這是中國古代政治早熟的一種表現。其中的青苗法表現的金融思維絕對是領先世界的，然而由於變法中的經濟思想過於超前和當時政府數目化管理不到位，失敗是必然的。再加上中國古代社會本來就是以儒家為綱來錄取人才，王安石的變法缺少實際的人才。
他的改革後期導致了兩宋長期的黨派紛爭，對於對外的抗戰也是不利的。青苗法不僅沒有減少農民負擔，相反還在實際操作中被扭曲，讓宋更加孱弱。
另外，王安石的變法對明清兩朝的影響是負面的，中國這兩朝史書對他變法失敗的反省我認為是第三帝國變得封閉和保守的一個因素。
但是如果拋開成敗單單看王安石的變法和他本人，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是一個有超前思維的官員，和他的超前思維相比，唐宗宋祖只是在儒家的圈子裡從文走到武再從武走到文。他也是難得的超越了中國漢武以來一直以道德來管理國家的人。
改革家比政治家要更不容易！在當年那個環境更是如此。不要老是那列寧來損他，這麼一個人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經有金融思維和凱恩斯主義的小雛形，縱觀古代中國，還真沒幾個人。我覺得他都有可能是穿越過去的。 (O_O)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 to preserve what is of value 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East 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historian lay everything on the table．

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據此猜想，今後中國極需採取東西兩方的經驗。因之作歷史的人，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Dr．L．Carrington Goodrich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序

正文

宋儒的價值觀：表面看起來是倫理學，實質是權力的規訓與懲罰。

宋朝老百姓的負擔非常沉重，但是文官集團，過著非常舒服的日子，在他們記錄的歷史裡邊，把兩宋描寫成一個經濟繁榮的超級盛世，大家都過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真正過得舒服的，只是這個社會當中很小的一部分，整個國家民族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糟糕狀態。

宋朝不殺士大夫——不管他貪污了多少錢、激起了多大的人民反抗、丟掉了多少國土，都不會被判處死刑，因此被認為是仁政；而明朝總是不斷的用死刑來對待貪污腐敗的、激起農民起義的和打仗失敗的官員，所以被文官集團描寫為黑暗專制的恐怖帝國。
經濟學者李曉鵬

《二十四史》最大的問題都是個別文科少數學派學者寫的，導致歷史語境：責任講的比較多，權利講的比較少；主觀談的比較多，客觀講的少；道德倫理太多，邏輯知識比較少；關注人群比較少，基本面是知識分子的喜怒哀樂，大眾發聲可能性沒有。最後歷史所有原因都歸結為人性和倫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宋程頤 。

其實，宋儒的這套傳統價值觀不是要求自己的，是要求別人的；顯然對官僚有利而對平民不利。當然，哪裡說的是倫理和人性，明明就是說不認同和不保護我們學派和學術的人都要被千夫所指「順我昌，逆我亡」。別忘記在靖康恥和滿清屠城：某些讀書人受點禮遇，背後可是千萬百姓成了奴隸。

結論：

歷史上有長期性的重要發展，牽涉很多事物的時候，很難是少數人的賢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側面，即我們自己還沒有看清楚的因素，――黃仁宇

從制度建設角度，歷代朝代政治上都有改革，各有勝場，也各有短處，只要知道新、變，便是進步，關於王安石這些爭論是都不成問題的。

歷史的弔詭處每每在於，某些常識世界中看似不可能發生或存在的人和事，卻總會不時跑來給你提供一些反常識的信息。

讀新聞看歷史最後的目的是了解世界運行規則並能預測時事政治的走向和改進歷史，看是為了不看。

私人方面：不愛講究、邋遢、不愛洗澡，鼻涕飯漬滴在衣服上也不願換洗。

內秀方面：神童級別，年紀輕輕就中了舉，名滿天下，不只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其中翹楚，詩詞文章放到歷史上也是頂級。

仕途：20出頭就開始做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這種詞就是形容他的，絕對的能臣，在每一任上都顯現出了高人一籌的水平。除了最後的宰相。

品格：人品官品均無可挑剔，對政見不合者不蓄意打擊，執政多年不營私結黨。真是一心為公。政治目標明確，信念堅定，從生到死一以貫之，連對手都為此折服不已！

實名反對張公子 @張佳瑋的答案
（知道這麼說很俗，列位擔待一下吧）
張公子把王安石和司馬光，新黨與舊黨之間的矛盾，歸結為意氣之爭，我認為是有待商榷的。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變動在於從豪商地主，世家大族手中奪取蛋糕，比如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倉所積存的錢穀為本，按自願原則，向農民提供借貸，使農民在青黃不接之際，不再受地主高利貸的盤剝，不至於一次借貸，因不能及時償還，就淪落到土地被兼并的下場，再比如免役法，使百姓不至於因為一任衙前之役，為官府無償出力就導致破產，面對這樣的德政，蘇軾是怎麼說的:「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沒有百姓為其奔走的威風，我們憑什麼出來做官？
舊黨與新黨的鬥爭，本質是要通過改革，動既得利益階層蛋糕，導致的改革者與既得利益階層的鬥爭，這樣的較量，是每一次改革的必然，將其歸於意氣之爭，未免過於兒戲了

一個病人得了癌症，醫生說是早期，早點下刀子還能治。

患者家屬嚷嚷著錢花的太多，下刀子太疼，拒絕手術非要化療，還到處宣揚醫生是個腦殘。

醫生最後還是獲得一個手術的機會，結果手術中出現強烈的排異反應，家屬趁機醫鬧，醫生無奈，草草縫合傷口後辭職。

後來病人gg了，所有人都說是醫生的鍋。

樓上評價很多都是基於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或者宋人筆記里對王安石變法的黑（酷吏哪個時代沒有？但單純用來黑王安石的簡直是奇葩了）
事實上，王安石為人就不多說了，至誠君子，簡單來說就是只要他看重你你背後捅他一刀他仍然會原諒你（參見呂惠卿），而相對而言舊黨的君子司馬光就是偏執狂了（直斥新法為害，盡除之）。
變法結果使得國庫充盈，可以支持多場數十萬人之戰（經過真宗、仁宗、英宗三年消耗，能充盈國庫就可以知道舊黨為啥子不受神宗待見了），任何一個改革做到這地步你總不能昧良心說他失敗吧？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將才（不得不說新黨早期集結了諸多宰執之才，不說自判命的章惇，姦猾的蔡確，八面玲瓏王珪（這個不確定是不是偏向新黨），聰明絕頂的呂惠卿，平熙河路），但是在幾場決定性的戰役中都慘敗而歸，如鹽州城之戰，富春江之戰，死傷均達十萬之數，神宗更是因為兩場大敗鬱鬱而終（顯然，神宗若多活幾年，宋朝顯然會出現中興之治），而王安石，更是先被弟子逼得賦閑在家，又因為司馬光倒行逆施，最終也鬱鬱而終。
顯然，如若富春江、鹽州城兩場戰役至少不是慘敗的話，至少司馬光試圖「以母改子」會受到更多阻力（至少當時舊黨范純仁、蘇軾是反對司馬光的），而宋神宗至少多活今年，不至於幼子臨朝，高後當政（就純粹一sb玩意），新舊黨爭不會因一個逗比玩意發展到不死不休的程度。
因此，咱認為將新法的缺點集中在地下胥吏的殘酷上是異想天開的（就算現在的tg也是被嘲笑基層的），新法的缺點更多時急於求成（鹽州城之敗），選帥難出（富春江之敗），而新法被潑的污水，去看看舊黨一堆「平時袖手談心性，臨末一死報君王」的貨吧。
ps：新黨事件最噁心的結果就是日後凡是改革家，都一定是「人品低劣之輩」（不論正史、野史），如倡導公田法的賈似道、還有明朝續命的張居正；凡是維護舊有統治階級的馬前卒，都是忠臣烈士，一如「五人墓碑記」。

拗相公，三個字是對王安石最準確的評價。
文學成就位列唐宋八大家，更是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改革家，積極實行具有法家傾向的變法，司馬光和蘇軾等儒家學者自然激烈批評。這是一場古代凱恩斯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政見之爭，但是這還都屬於君子之爭和政策之爭。相比如其它朝代和近代腥風血雨的政爭，這些大儒的確讓人佩服。
但是，由此也形成了，變法派和保守派之間長期的爭鬥，由此間接導致北宋的滅亡。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是王安石性格的寫照。可見其是一個倔強堅定的改革者，這種性格面對困難有百折不饒的堅定意志，但是硬幣的另一面就是偏執。
那個時代的精英，應該都有安邦濟世，捨我其誰的情結吧。

寂寞千年久。

更誰能，推心置腹，呼朋喚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不信蠅營狗苟。

是與非，惟天知否。

問道人心何所見，卻原來，只是跟風走。

真心話，難出口。

任公奮作獅子吼，想當年，神州陸沉，舉國悲愁。

只取臨川成一夢，怎奈杯中殘酒。

看群賢，爭說肥瘦。

畢竟文章驚海內，且由他，覆雨翻雲手。

知己在，何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