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價李德，博古，這兩個人？

12-13

感覺在中心歷史課本中這兩個人就是悲劇的存在。。。

李德的水平其實相當高，當年到了蘇區，第一時間就摸清了紅軍的真實實力，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寫得非常客觀。

然而並沒有什麼卵用。

既然領導的是無產階級的軍隊，就不可能打游擊戰，當時解放大城市打陣地戰是工人階級的政治正確，你搞農村包圍城市，那豈不是變成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軍了？對共產國際來說，怎麼打，是立場問題，能不能打贏，是水平問題。李德就算有一萬個不願意，也得硬著頭皮上。前幾次反圍剿那種大範圍機動的做法不可避免的要放棄固定的土地，你讓當時任何一個左派人士來評論，一定會說是逃跑主義，老毛的戰略受到抵制也是這個原因。

而且李德當年提出的很多戰術都太先進太主流了，比如短促突擊，一看就是吸取了一戰的教訓開發出來的先進戰術，蘇軍或者日軍使用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讓根本就沒有重武器的紅軍使用，就如同讓非洲軍閥跟美軍爭奪制空權一樣荒唐。

如果他能晚幾年來就完全對口了，比如在三大戰役的時候指揮塔山阻擊或者攻錦州。

有人提到正牌顧問是弗雷德，問題是他提出的戰略都是些什麼狗屁，向東佔領福建獲得出海口接受蘇聯援助，這種建議給蔣介石的中央軍還差不多。連李德都覺得這人有毛病。

其實就是一個很古老的騙局。

博古是詐騙集團主謀，為了把自己臨時中央領導機構負責人（本來進入蘇區之後應交權給周恩來、項英等人）的位子扶正，找了一個滯留蘇區的外國人李德（被無法進入蘇區的真國際顧問施特恩臨時採用為聯絡員）冒充國際顧問以強化自身權威，同時藉助這個外國人來推行自己的軍事路線。
說白了，跟裝修市場上那些拿公開圖庫里不要錢的【old businessman】外國人頭像冒充自己董事長、總設計師、總工程師欺騙消費者的三流公司是一個路數。

至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受騙，這是另一個問題了。他們中有的人上當受騙當然是心甘情願的，這就是博古軍事路線的【群眾基礎】了。

易建聯在雄鹿時的左膀右臂。

遵義會議是博古主持的，主題是:糾正博古等人的「左」傾錯誤。會議開了三天，一直都是博古主持的，會上決議解除了他的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他堅決服從決議，還主動向共產國際報告，提出申請。
在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的較量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來在任政治部主任，乾的很好。（注意職務落差）
再到後來抗戰時期，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發揮重要作用，後來還在延安創辦了《解放日報》。
對了，他還翻譯了許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像《共產黨宣言》、《卡爾馬克思》等等。

總體來說，有才華，有擔當，有大局觀，優秀的共產主義者。

我學的中學歷史課本很有意思
遵義會議之後沒有博古的名字了
關鍵是講到葉挺怎麼死的時候，寫的是王若飛，秦邦憲也在飛機上
當時我就是不知道誰是秦邦憲

其實我對這段歷史的主流解釋是存疑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歷史不是個人創造的，是經濟基礎決定的。

所以在大部分的歷史課講述中，都會分析歷史事件的經濟根源和階級根源。

唯獨這段歷史，似乎一直在暗示：紅軍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紅軍領導人中出了兩個飯桶——李德和博古。

李德肯定是有問題的，但也不是課本里說的那麼不堪。
李德的回憶錄中說，禦敵於國門之外只是當時鼓舞軍民士氣的口號，而非真正的戰爭策略……
歷史的真相往往是撲朔迷離的，孰是孰非不能深究，我們就姑且認為勝利者是正確的吧。
博古李德在遵義會議之後能夠交出權力，還是比較講原則，講黨性的。

應屆大學畢業生:)

1932的寧都會議把老毛髮配了之後
博古李德不過是駱駝上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人家老毛打仗是損失一百殲敵兩百繳獲五百
後來都是損失一百殲敵一百繳獲一百

自己得不到任何補充，怎麼和老蔣一兌一的耗·····································

他們倆啊，雖然不行，但是人不壞，算是能力有限好心辦壞事的典型

李德:我一個騎兵軍官怎麼就跑到中國指揮步兵大部隊了呢？

博古:我已經研究決定了，你來當顧問。

潤芝:軍委顧問屬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啊，到時候我們會表態滴！

得華:崽賣爺田不心疼，還是太年輕。

軍神: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就什麼話都不說。

李特:我跟他用俄語對罵談笑風生。

陳紹禹:盡在掌握。

張北大:都是渣渣！

不能把鍋都推給李德，博古對共產國際來人奉若神明才是問題。不過這哥倆被扳倒之後沒有消極墮落，繼續認真工作，還是令人敬佩的，是真·布爾什維克。與之相反，某殺人如麻的方面大員失勢後即叛逃才叫噁心。

說到底李德只是匹種馬罷了，你再看我我就跟你嘿嘿嘿……

西方精英在黨內的第一次嘗試

增強了黨內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博古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王明的代理人，直升機上來的，理論水平不錯，僅此而已，軍事上依賴李德和周公，政治上與洛甫，王稼祥等留蘇派為聯盟，後期瓦解。遵義後不得志，限制使用，在和張國燾分裂時支持了老毛（一方面軍的，不支持也沒選擇），抗戰後淪為二流人物，批判性使用，如不墜機，晚景不會比張聞天好。李德的來路說法比較多，但基本否定了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或者說共產國際派他來根本不是干軍事顧問這事的，經歷過一戰，德國的班排長級別，軍事能力一般，有說法是蘇聯間諜被博古包裝成軍事顧問。但是五次反圍剿的鍋也不能全讓他背，因為四次圍剿時打的已經很吃力了，老毛當時雖然已經下去了，但是朱德等人還是執行的老毛的戰略，只能說慘勝，而五次圍剿蔣公投入的兵力和力量又高了一個量級，老毛當權也未必如何，碉堡戰術對沒有重武器的紅軍本來威脅就極大。並且要注意到的一點是當時周公也是紅軍軍事決策人之一，和李德是平行關係，也就是說他是首肯李德的戰術的。總得來說就是二人水平一般，但鍋也背的挺冤

以下內容為轉載。。。

怎麼評價這倆人呢？

無非就是從側面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

人沒有不犯錯誤的，政黨也是。我黨自從建立以來，總是在挫折中成長的。先是喪失了在共產國際面前的獨立自主，導致一群外國不懂中國國情的人在瞎遙控中國革命，該反左傾的時候偏偏反右傾，該在進入農村的時候偏偏讓進攻城市，論及中國共產黨前期的錯誤，瞎指揮的國際共運要負大半責任；後是在國民黨面前喪失了革命領導權，造成很多大城市基層黨組織的毀滅，沒有槍杆子成了待宰的羔羊。中間還夾雜著中共上層的不自信，不專業，不團結。

但是只有了解到錯誤才能進步，因為前面的錯誤，後期我黨開始了糾錯，形成了三大法寶「獨立自主、武裝鬥爭、統一戰線」。民國時候形成的小團體多的是，只有我黨沖了出來，發展壯大，跟自身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為什麼會認識到錯誤，這才是最關鍵的，很多團體只有爭論，意識不到誰對誰錯，也不知道如何分辨，最後只有形成不同派別或者分裂。之所以中共前期有爭論卻形成了共識，原因有點讓人哭笑不得，說得好聽點是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是什麼，難聽點叫別人告訴我們的，誰告訴的呢，共產國際！錯也是你，對也是你，共產國際就是這麼任性。

之所以我們沒有自己的主見，被別人呼來喝去的，無非是兩個原因，第一，在人力物力上有求於人。第二，沒經驗導致不自信，對理論沒有吃透需要別人來指導。
搞革命需要錢需要武器，武器需要錢來買，歸根到底還是需要錢。錢從哪裡來？一直到中央進駐井岡山之前，黨的經費大部分都是共產國際給的。比如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約一年後的1920年6月，中共的活動經費約有1.7萬元，其中1.6萬多元來自共產國際的援助，只有1000元是自籌的。一大召開的時候，國際代表馬林給一大的代表們每個人都發了一百元的差旅費，當年工人的工資是每月10到15元左右，毛澤東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是每月八塊，也就是說，蘇聯人隨便給的路費夠毛澤東干一年的。馬林走的時候，黨的報刊雜誌基本上都停了。沒有恩格斯的資助，馬克思在倫敦住不下去，沒有德國人的資金，列寧沒法搞起義。同樣，沒了來自國際共運的支持，弱小的中共沒什麼能力發展下去。畢竟全職的革命家也要吃飯，也要養家活口。傾家蕩產搞革命也不是長久之計。（當然了，毛主席後來發現了新的路子，使得我們的財政不輸國民黨，這才是勝利之道，但是剛開始階段還是哭窮，經常寫信問中央要現洋，要槍支，要藥品，哪裡來的？還是別人給的。）

關於不自信這一點，其實沒法說什麼，因為首先就是吃人家的嘴短，你拿著人家的錢，自然就要聽命於人家，不然一旦資金鏈斷了，什麼也別搞了。再者，馬克思的理論是針對西歐的，跟中國的情況大相徑庭，而且馬克思的理論被列寧發展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終解釋權可不就是列寧嘛。出問題不找他回答找誰去。當時中共上層的不自信也就好理解了。比如關於工人出來領導革命的問題，首先共產國際就提出應該多多吸收工人入黨，改變中共由知識分子為主導的現狀，這個確實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卻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西歐那些是工業國，從社會結構來說，工人總量很大，佔總人口的比重也大，由於基數很大，工人階級中自然可以產生大量的人才可以為革命服務，所以說工人階級領導社會主義運動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可是當時的中國跟西歐沒法比，也沒法跟俄國比，連印度都比不上。工人占的比重根本不值一提，人數也少的可憐，在這種情況下還一味的追求工人階級領導，過度提拔工人出身的同志，這就有點搞笑了。向忠發就是這樣登上總書記之位的

共產國際1927年7月14日的一紙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由於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而表現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改造中共中央。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時長成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於是中共立即妥協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認定，這是由於「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根據這樣一種認識和共產國際的明確要求，「八七」會議當然要設法「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而黨內現成的「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還能有誰呢? 那只有三個人，這就是蘇兆征、向忠發、王荷波。

中共領導層認為，黨內知識分子仍舊佔據著主導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各種問題的主要癥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認識在當時也正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比較一致的看法。這時的中共領導人大都出身於知識分子，他們真誠地相信應當由工人同志來作領導，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主張否定知識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稱知識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經完結，明確決定今後原則上不再派一個知識分子去莫斯科學習，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黨員統統提升到領導位置上來，然後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學生和知識分子放到部隊里去當兵，直至最後損失殆盡。意識形態影響人們對價值觀的變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見一斑。
共產國際費了千辛萬苦把黨員們都搞到莫斯科開了中共六大，主題就是親腚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成為黨的總書記，向也沒有推辭，也沒有讓另請高明，沒來得及背詩就歡歡喜喜的上任了。真是一場鬧劇。
問題是難道只有工人是最高領導，中國的革命才是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不是應該看具體的政策而不是看人的出身嗎？拿破崙還恢復了帝制呢，但是所有歷史學家都不認為那是封建的反撲，而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請問是為什麼？看來國際共運的這些貨也是「本本主義」，同樣還是圖樣。只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大段正經的說完了，因為接下來這倆人也比較好笑，就用好笑點的語氣來寫好了）
回到博古李德的問題，這倆人都是拉虎皮扯大旗的，都是沒事就引經據典反駁他人的，他倆最大的問題，就是都沒意識到一點，就是中國的實際是什麼。

博古，原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其父是清朝秀才，還曾在浙江做過一任地方官。但是隨著父親早逝家道中落。學生時代思想進步，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推薦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習。由於年輕接受能力強，博古到了蘇聯很快就嶄露頭角，因為他俄文學的好，經常被各種機構請去做翻譯，獲得了大量的露臉機會。還因為去給向忠發的代表團做翻譯的機會躲過了一場很大的政治災難。（即江浙同鄉會，長三角一帶的學生因為語言風俗相近自發形成的一個娛樂小圈子，只是因為蔣經國是領導，又恰好組織了幾場不合時宜的示威活動，被中共代表團所猜忌，建豐同志差點被槍斃）博古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時候年僅24歲。（電腦前的你們是不是覺得不好意思）為什麼會是他？，這是共產國際的錯誤授意和王明的小陰謀。所謂28個半布爾什維克，是指幫助米夫鬥爭勝利的那群中國人，米夫後來成為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自然也要投桃報李。當這群人回國後，恰好是「立三路線」出來的時候，李立三這個人一向比較左傾，比較激進，頂替毛主席的好朋友蔡和森成為中共的領導人後，在總書記向忠發的支持下，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暗示下，提出了一個錯誤的鬥爭路線，大體意思是中國的革命已經到了最後階段了，大家一起努把力就成功了，蘇聯你抓緊來配合我們啊，出兵西北啊快點。共產國際剛開始還以為向忠發和李立三這倆人開玩笑呢，可經不住這倆人一直不停的鬧，吵得共產國際不要不要的。當要求被拒絕後，向忠發居然公開批評共產國際，並指責其不懂中國實際（好像也沒什麼不對），囂張程度令人咋舌，自建黨以來開天闢地頭一號，果然工人階級就是硬氣啊。

王明博古一直在蘇聯，他們就好比李蓮英，米夫老佛爺是什麼心思，這倆人一心數，他倆一看向忠發李立三的路數就知道這是在玩火，絕對長久不了，老佛爺肯定會揍你們，這正好是我們的投名狀啊！於是拉上在蘇聯的同學王稼祥和何子述四人一起公開和中央唱反調。結果自然是被當權的向李兩人處分了。本來就是無名小卒，還公然反對中央的決定，這是豬八戒照鏡子自找難看啊，誰知沒多久事情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米夫來華為小弟主持公道了！貴為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的米夫，帶著殺氣騰騰火急火燎的從莫斯科趕了過來，直接教訓了李立三，當時雖然叫做「立三路線」，但是總書記向忠發無時無刻不為他站台，為這個路線高聲吶喊，但是畢竟不能打自己臉不是，這可是共產國際自己扶植上台的，六大上台，這還沒到七大就搞下去了怎麼成，怎麼著也得開兩屆勝利的大會啊（泥垢了）。而且中共的其他人誰也沒提向忠發的責任，好像「立三路線」向忠發是蒙在鼓裡的一樣，不僅這樣，還把他應該負的責任扔給了瞿澤馬（瞿秋白），但是向忠發並沒有覺得好過，一盆冷水澆滅了心中革命的熱火，從此對革命心灰意冷，染上了和于謙父親一樣的毛病，抽煙喝酒找小姐。直到被捕變節。王明和博古倆人獻了投名狀，自然受到大大的重用，王明本來沒打算一步登天的，以為頂多就是取代一下搞宣傳的自己頂頭上司潘問友，但是這時候共產國際上層的想法又變了，本來找知識分子領導黨的，兩任總書記陳獨秀瞿秋白都不行，找工人階級取代知識分子吧，向忠發項英等人用實際行動打了臉，特別是向忠發，共產國際下面有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公開作對的就這一個，大家越商量越覺得，還的是自己人靠譜啊，那麼誰是自己人呢，留學蘇聯的學生們唄！米夫通過遠東局提議，讓這些留蘇學生進入中央各部擔任某些負責的職務，比如沈澤民代理宣傳部長，王明任組織部秘書，王稼祥參加黨報，博古進團中央等。沈澤民暫時負責宣傳部，王明去組織部做秘書，王稼祥去黨報等

問題是你的想法變了，很多人的想法都跟著變了，因為靠你吃飯啊，不變吃不上飯啊，寧左勿右，就是寧可做的偏激一點也比沒有做到位受到批評強，是黨這近百年來一直的習慣，到現在都沒改。沒看中央出台了八項規定，有地方教師自費聚餐都通報嘛，於是所有人左起來，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和向忠發，特別是向忠發轉變速度之快，令人摸不著頭腦，在提名王明成為政治局委員後，王明先是推辭了，說自己實在也不是謙虛，實在是能力還達不到要求，向忠發出來說，選你不是因為你反對立三路線（不然呢，手動滑稽 - -』『）實在是因為你這兩年理論上的進步和發展，工作上也有經驗，你這樣的從蘇聯回來的同志進來才有助於加強中央的指導力量啊（我都要吐了）隨後召開的六大四中王明不僅進了政治局，還成了常委，由於向忠發不大理事，喜歡跟失足婦女楊秀貞一起玩耍，王明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王明本身並沒有什麼理念，他僅僅是一個傳聲器，上面要求怎麼做，他就怎麼做，而且還是寧左勿右那一套，導致了一系列左傾主義的錯誤，再加上由於不滿四中的決意，毛澤東的好朋友羅章龍另立中央，因為內訌，各派之間相互出賣對方，一時中共在城市內的黨組織消耗殆盡，城市內的工作陷入困境。特別是向忠發和顧順章兩位重要領導同志被捕叛變，讓中央已經在城市裡面呆不下去了。

這時國產國際又來指示了，讓大家以蘇區的工作為重，中央分批進駐蘇區。王明嫌蘇區工作條件太差，選擇了出國，但是他怕他走了以後會失去自己辛苦的來的地位，於是迅速提拔了自己的小弟—博古，臨時負責中央工作。跟王明一起反對的一共四人，除王明博古外，其他兩人被分配到其他省份工作去了，蘇聯的同學中，張聞天老成持重，理論能力強，但是和王明周恩來鬧得很僵，提名他周恩來第一個不同意。而且，提名年齡大的能力強的，萬一他直接把持了大位，就沒有王明什麼事了，博古就不一樣了，他年級輕，工作能力一般，理論水平也就那樣，只會照搬教材原文，便於控制，而且兩人一起經歷過很多事情，有交情，博古也以王明馬首是瞻，提名他主持工作，他沒什麼別的，只能依靠自己的支持，離開了自己的支持分分鐘就被那些能力強的趕下去了，可以說自己是博古權位的救命稻草，自己隨時回來都可以叫他讓位。自己只要一心一意服侍好老佛爺，其他人就休想變得了天。聽聽他走之前跟博古說的話吧
「米夫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我去蘇聯是跟他在一起，我們坐則同位，行則同車，都是斯大林信任的人。今後萬事都要通過無線電台請示共產國際，決不可擅自行動，更不得聽信他人啊！」
這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
就在這些因緣巧合之下，一個之前普通黨員，不是政治局常委，不是政治局委員，甚至不是中央委員的博古，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臨時的最高領導人，直到遵義會議被張聞天取代。其實當時的所謂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已經沒什麼大用了，大部分同志都去了蘇區，值班室內常常是博古跟張聞天倆人大眼瞪小眼。但是，即使是這樣，臨時中央依然是中共的最高層，因為，只有他們才是共產國際的聯絡人。呵呵
（占坑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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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接上文，由於反動派的搜捕和內部的鬥爭，城市裡面的力量已經消亡殆盡，根據指示，臨時中央於1933年留下了負責白區工作就匆匆的去了蘇區。
當時負責蘇區工作的是中央局，書記就是伍豪。於是暫時出現了政治上的雙峰（大霧捂臉）。其實嘛，按照正常的步驟，這個臨時中央是因為所有委員都走了而產生的臨時看守，那麼既然到了蘇區，大家開會再次選出新的班子來領導不就好了，但是這時候，我們敬愛的總理選擇了退讓，竟然完全不提這事了，把中央蘇區的軍政大權主動交出，拱手讓人。博古實在也不是謙虛，就大大咧咧的接下來了。究其原因，有性格軟弱的原因，也有剛在立三路線上犯了調和主義的錯的膽怯，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博古代表的不是他一個24歲的小夥子，他代表的是共產國際這個機構，所謂狐假虎威不過如此。你不提他不提，那我自然是當仁不讓了。毛澤東是中央蘇區的創始人，但是隨著中央一次次的派人來，他的地位一次次的下降，項英，周恩來，現在又來了個博古。這些人都是什麼樣的呢？毛選裡面有記載，也有他的牢騷
許多巡視員，許多游擊隊的領導者，許多新接任的工作幹部，喜歡一到就宣布政見，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指手畫腳地說這也不對，那也錯誤。這種純主觀地「瞎說一頓」，實在是最可惡沒有的。他一定要弄壞事情，一定要失掉群眾，一定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麼「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鬥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麼「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裡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那末，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說的多好啊，說的多有水平啊，博古可不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嘛，犯得不就是這個錯誤嘛。反對李立三的時候，還把在蘇聯時候的課本拿出來攤開在桌子上（哈哈哈哈，叫我說什麼好呢。）這樣的人對中國的實際一點都不了解，又能指望他們能得出什麼科學的結論呢？忘記說了，那年毛主席40歲，博古26歲。說歲數不是為了說明年紀大就正確，是讓大家有個立體的形象。

（坑越挖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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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爾書記的答案點出了一點，李德的真實水平是被低估的。

很多人心目中，李德能有基本的威信完全是因為博古捧出來的，作為他個人抓權的旗幟

這就忽略了一點：李德是正牌的伏龍芝畢業生，從1928到1932正經念了4年，而且在校成績優秀。絕不是某些人腦補的洋槍隊華爾式的紅色浪人。

要知道當時紅軍里大部分是上過幾個月黃埔速成班的「軍校生」，可想而知李德的學歷會給他帶來什麼。而且前面書記也提到了，李德在實際工作中也不是完全不著四六。

李德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可悲荒誕的歷史角色，他自己和博古主觀上當然要負責任，但是和中國當時非常特殊的條件也密不可分。

愛迪生髮明電燈做了一千五百多次實驗都沒有找到適合做電燈燈絲的材料，有人嘲笑他說：「愛迪生先生，你已經失敗了一千五百多次了。」愛迪生回答說：「不，我沒有失敗，我的成就是發現一千五百多種材料不適合做電燈的燈絲。」

李德本身的問題不是五次反圍剿戰役勝負的決定性因素。紅軍真正的弱點在於，四次反圍剿後的紅軍雖然根據地面積有所擴展，但人力資源已經趨向枯竭。在之前幾次反圍剿時紅軍較高的動員能力使得這一隱患得到了彌補，但在五次反圍剿時面對規模空前的對手時，紅軍這一弱點被李德不務實的戰術布置成倍的放大

周公的木偶唄。
當然也可以看做周公挑選的眾多老大試驗品之一，到老毛這才合格了～

即使在針對李德、博古的評價最為不客觀的年月，也沒有人質疑他們的忠誠和黨性

《楊尚昆回憶錄》：經過紅軍大學時，陳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也接到通知帶著學員來截我們。紅軍大學校長是劉伯承，因為他隨朱老總到左路軍去了，職務由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蘇的，他來勢洶洶，問我們為什麼「開小差」，這時在場的軍事顧問李德見李特佩帶著手槍走近毛主席，二話沒說，雙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幾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帶著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對手。遵義會議時，李德根本不肯認錯，此時卻挺身而出捍衛毛主席，這一點還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