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上朝的時候說的是蒙古語還是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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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類似問題，是清朝的。但回答中沒有涉及到元朝的部分，就補充提問下。還有就是，回答的時候最好有史料或者書籍記載等信息。= =

本問題下的諸多答主給出了類似「帝後們不解漢語，至少是不能流利使用蒙古語以外的語言做日常交際」、「元朝宮廷中輕視漢文及其所書寫的文化內容。」的觀點。然而現有史料並不支持這種說法。我以可能是元諸帝中漢文化水平最差的元武宗與泰定帝兩人為引子，簡單闡述一下元帝對於漢語漢學究竟掌握到何種程度。

一，自比穆天子的元武宗海山

圖1.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元武宗御像。

武宗年少時受過相當長時間的正規經史教育，幼與其弟仁宗一同受養於怯薛歹乞台普濟（史姓西夏人）處，開蒙於此，受書習句讀。乞台普濟去世後姚燧為其撰寫的《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太保太子太師中書右丞相史公先德碑》記錄了這件事：

「順考生皇上（武宗）、儲皇（仁宗），詔公保育鞠視之。每帝（世祖）召見，則必左右兼抱之至前。方幼而學，詔教之經，以其嫡子也兒吉尼侍讀，俟其游嬉廢誦，輒撻其子以警之，故能終業。」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武宗、仁宗也日漸長大，祖母徽仁裕聖皇后欲使之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聘請名儒李孟為師。時武宗十三歲，仁宗九歲。《元史李孟傳》云：

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

由此可知武宗失學較早，大德元年（1297）即「撫軍北方」赴西北前線與察合台、窩闊台汗國諸王作戰，時年僅十六歲，受李孟之學僅三年（至元三十一年至大德元年）。少年失學，青年長於荒蠻，軍務在身，一般認為武宗的文化水平可能不會太高。

圖2. 武宗至大年間（ 1308-1311）發行的銅幣——至大通寶。

然而據陶宗儀《元氏掖庭記》記載，身在後宮的武宗儼然一翩翩之士：

至大中，洪妃寵於後宮。七夕諸嬪妃不得登台，台上結綵為樓，妃獨與宮官數人升焉。剪綵散台下，令宮嬪拾之，以色艷淡為勝負。次日設宴大會，謂之「鬥巧宴」，負巧者罰一席
......
熊嬪性耐寒，嘗於月夜遊梨花亭，露祖坐紫斑石。帝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縞亭」。
......
巳酉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魚浮鳥，競戲群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舟上各設女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旗，執泥金畫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氅裘，建鶴翼旗，執瀝粉雕戈，號曰「鶴團」。又彩帛結成采菱採蓮之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

當其月麗中天，彩雲四合，帝乃開宴張樂，薦蜻翅之脯，進秋風之鱠，酌玄霜之酒，啖華月之糕。令宮女披羅曳縠，前為八展舞，歌《賀新涼》一曲。帝喜謂妃嬪曰：「昔西王母宴穆天子於瑤池，人以為古今莫有此樂也。朕今與卿等際此月圓，共此佳會，液池之樂，不減瑤池也。惜無上元夫人在坐，不得聞步玄之聲耳。」有駱妃者，素號能歌，趨出為帝舞《月照臨》而歌曰：

五華兮如織，
照臨兮一色。
麗正兮中域，
同樂兮萬國。

歌畢，帝悅其以月喻已，賜八寶盤玳瑁盞，諸妃各起賀。酒半酣，菱舟進鮮紫角玉心之奇，山聳而至。蓮艇奉實絳房金的之異，陵疊而來。由是下令，兩軍水擊為戲。風旋雲轉，戟刺戈橫。戰既畢，軍中樂作，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這位「見其身與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聯縞亭」、與嬪妃中秋同游太液自比穆天子，求「上元夫人」欲「聞步玄之聲」的風雅君主，顯然不是「不解漢語，至少是不能流利使用蒙古語以外的語言做日常交際」。

二，御書「雪蓬」賜臣子號的「文盲皇帝」也孫鐵木兒

圖3. 泰定帝也孫帖木兒像。

論沖齡而崩的天順帝、寧宗之外元帝的文化水平，倒數第一必定是以白話即位詔書聞名的泰定帝。武宗至少受過正式書院教育，拿來與幾乎是半文盲的泰定帝相比頗為冤枉。泰定、天順父子本與皇位無緣，南坡之變英宗被弒，弒君者擁立漠北晉王也孫鐵木兒為帝，是為泰定帝。泰定帝與其父甘麻剌（世祖長孫，裕宗長子，追顯宗）一樣為人忠厚，對弒君者極度反感。登極後即以手中漠北大軍為依靠，盡誅鐵失亂黨。此時，朝臣大概已經察覺到這位爺的文化水平其實非常拙計，適時提出了開設經筵的建議。也孫帖木兒對自己以及自己那批即位詔書都只能用白話文寫的侍從肚子里有幾兩墨水也非常有數，從之，成為了元代第一個常設經驗的皇帝，三日一講。

（泰定元年二月）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范》、《資治通鑒》、《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復敕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元史卷二十九本紀第二十九泰定帝一》）

然而，也孫鐵木兒的基礎（差）大大超乎了朝臣們的想像，為泰定帝上課十分困難，大大考驗了這些名儒們的耐心，正如《元史虞集傳》云：

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嘆焉。

圖4. 泰定帝的經筵講師之一，元代大儒吳澄。

侍奉經筵的理學家、經學家翰林學士吳澄之《吳文正公集》中還保存有兩篇為泰定帝上課用的白話《經筵講義》，足見其費勁：

《帝范 君體第一》 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寬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斷。非威德無以致遠，非慈厚無以懷人。撫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禮。奉先思孝，處位思恭。傾己勤勞，以行德義，此乃君之體也。

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為教太子底上頭，自己撰造這一件文書，說著做皇帝底體面，為頭兒說做皇帝法度，這是愛惜百姓最緊要勾當，國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著天下，要似山嶽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裡都照見。有做著皇帝，天下百姓看著，都隨順著。行的好勾當呵，天下百姓心裡很快樂；有行的勾當不停當和，天下百姓失望一般。志量要寬大者，寬大呵，便容得人心；要平正著，平正呵，處得事務停當。非威武仁德，這田地國土怎生肯來歸附？非慈愛忠厚的心，百姓怎生感戴？皇帝的宗族好生親愛和睦者，休教疏遠者；朝廷大官人每好生秪侍，休輕慢者；奉祀祖宗的上頭，好生盡孝心者；坐著大位次里，好生謙恭近理，休怠慢者。撿好底勾當儘力行者，這是做皇帝的體面么道。

《通鑒》 漢高祖至咸陽，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於悉除秦苛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者，非有所侵暴，毋恐。

漢高祖姓劉名邦，為秦始皇二世皇帝的時分，好生沒體例的勾當做來，苦虐百姓來。漢高祖與諸侯只為救百姓，起兵收服了秦家。漢高祖的心只為救百姓，非為貪富貴來。漢高祖初到關中，喚集老的們每諸頭目每來說：「你受秦家苦虐多時也，我先前與一般的諸侯說，先到關中者王之，我先來了也。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隨他所犯輕重，要罪過者。其餘秦家刑法，都除了者。」當時做官的、做百姓的心裡很快活有。大（）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來聖人為歹人曾用刑罰來，不是心裡歡喜做來。孟子道不愛殺人的心，廝似前賢曾說的這道理來。只有漢高祖省得這道理來，漢家子孫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愛殺人的心，與天地一般廣大比似，漢高祖不曾收服的國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著世祖皇帝行呵，萬萬年太平也者。（《吳文正公集卷四四》）

泰定帝經刻苦學習之後文化水平究竟幾許，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泰定帝至少能寫不錯的大字，並有一定的文化常識。《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御訂書畫譜》中即收錄了泰定帝賜號於大臣並御書與之的故事：

泰定間，陳楚舟使南番，番王遺以金珠，舟卻之使還。上廉其卻賂狀，御書「雪蓬」二字賜之舟以為號，敕建御書閣以旌之。（《湖廣通志》）

說好了「不解漢語，至少是不能流利使用蒙古語以外的語言做日常交際」，你怎麼突然就會寫大字了呢。

圖5. 「泰定中興」的遺產——泰定通寶。泰定帝雖不通文墨，但總體上是一位相當不錯的皇帝，是元朝最後一個能逆轉國家惡行通貨膨脹的領導人。

三，縱情詩書畫的其他帝王

說完了分列元帝文化水平倒數第一二名的泰定帝、元武宗，再簡單概述下其他皇帝的情況，其餘元帝大多工書，比起這兩位，他們中的很多人完全可以用大儒來形容。

世祖忽必烈：留有詩《陟玩春山紀興》一首，詩略顯平淡，對仗工整，尾聯氣象雄渾有畫龍點睛之妙，帝王氣度躍然紙上。錄於清《御選元詩》中。

時膺韶景陟蘭峰，不憚躋攀謁粹容。
花色映霞祥彩混，壚煙拂霧瑞光重。
雨霑瓊干岩邊竹，風襲琴聲嶺際松。
凈剎玉毫瞻禮罷，回程仙駕馭蒼龍。

當然，這首詩很可能不是世祖自己寫的，畢竟世祖和高麗王直接曾有一段很鄉土的對話："朕不識字粗人，爾識字精細人，其聽朕言………"意思就是朕是不認字的大老粗，你是認識字的精細人，但是俺還是要給你講一些人生經驗……… 於是忽必烈其實是文盲的概率就很大了，但是世祖至少是能聽說漢語的。

元代帝王詩存量極少，共存九，殘詩一，其中世祖一，文宗四，惠宗四，昭宗一。這個數字應遠低於元帝創作的帝王詩總量，元帝御制詞章內府便集今已不見，恐於元末兵亂中湮毀，今之元帝王詩均取自他史，清人陳焯《宋元詩會》云：

「元有天下，文治蔚興，累朝御制詞章，史臣又編次成帙，而《元文類》弗載一字。當因內府藏本不落人間也。茲從野史中搜得文宗詩二首......」。

成宗鐵木爾：無御筆亦無詩傳世，考慮其為裕宗與徽仁裕聖皇后與最喜愛的幼子，教育自不會差。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開創「御書除官制」，翰林袁桷曾作《仁廟御書除官贊》為之頌德（《清容居士集》卷十七）：

於赫人考，御龍中天，追琢王度，左右惟賢，思索俊髦，嘉量達權，稽古九官，匪曰敘遷，嚴嚴秩宗，維直且清，佐理大政，宰士是程，皇畿膴穰，具瞻靡輕，率彼緇流，出納糾繩，八柄馭臣，首爵以貴，或超或常，執管淵思，昭哉雲章，銖黍奠置，勿私以恩，不悅其媚，番番老臣，卒秉國鈞，山立陽明，如歲之春，帝賓於天，執簡涕淪,虹光徹楹，萬億日新。

鄧文原作《奉題延祐宸翰》為帝贊（《巴西集》）：

欽惟仁宗上承祖武，蒐羅俊彥，求治靡寧。尤尊禮儒臣，務敦風化。由是治書侍御史臣郭貫擢禮部尚書，凡在選者六人，惟貫進秩有加。親灑宸翰，昭示龍光；忝備臣僚，咸增鼓舞。集賢直學士臣鄧文原謹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宵旰需賢表薦紳，秩宗首選贊華勛。官聯天府璇璣象，帝闡河圖琬琰文。曾聽簫韶瞻曉日，仰攀弓劍泣秋雲。小臣作頌稱仁聖，湛露承恩未足雲。

英宗碩德八剌：陶宗儀《書史會要》言

英宗承武、仁治平之餘，海內宴清，得以怡情觚翰，嘗見宋宣和手敕卷首御題四字，又別楮「日光照吾民，月色清我心」十字。一琴上「至治之音」四字。皆雄健縱逸，而剛毅英武之氣發於筆端。

圖6. 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左上角蓋有元文宗「天曆之寶」收藏印章。

文宗圖帖睦爾：文宗與惠宗（順帝）是元帝中才藝最佳的，文宗對前代元帝的書法水平十分不客氣，文宗朝編修的《皇朝經世大典》中如此恭維這位皇帝：

」我國家自世祖皇帝愛擇名儒以傳東宮，世故裕宗皇帝制在春坊，嘗有日習倣書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群臣。傳至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則辭義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猗歟盛哉！「

文宗的確有自吹自擂的資本，《書史會要》高度評價文宗的書法：

文宗以聰明睿知之資入正大統，迺稽古右文，開奎章閣，置學士員討論治道，幾致刑措。喜作字，每進用儒臣，或親御宸翰作敕書以賜之，自寫閣記，甚有晉人法度，雲漢昭回，非臣庶所能及也。

圖7. 元文宗《相馬圖》，圖上方蓋有「至順御筆」印章。

文宗擅書又善畫，即位後有御作《相馬圖》一幅傳世。為親王時，文宗曾布局《京都萬歲山圖》，命房大年按其稿畫之（《南村輟耕錄》）：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畫京都萬歲山。大年辭以未嘗至其地，文宗索紙運筆布畫位置，令按稿圖之。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遒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

圖8. 元文宗布局，房大年繪《京都萬歲山圖》。

《宋元詩會》謂「文宗怡情詞翰，雅喜登臨。居金陵潛邸時，常屏從官，獨造鐘山冶亭，吟賞竟日。」此言不虛，文宗現存詩中有兩首即與登臨有關：

《登金山》
巍然塊石數枝松，盡日游觀有客從。
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
東連舟楫西津渡，南望樓台北固鍾。
我欲倚欄吹鐵笛，恐驚潭底久潛龍。

《望九華》
昔年曾見九華圖，
為問江南有也無。
今日五溪橋上望，
畫師猶自欠功夫。

惠宗妥歡帖睦爾與昭宗愛猷識理達臘父子：《書史會要》如此評價惠宗與昭宗的書法

庚申帝（惠宗）天性仁恕，務以寬平致治。改奎章閣為「宣文」，崇儒重道，尊禮舊臣，萬幾之餘，留心翰墨。所書大字嚴正結密，非淺學可到，奎畫傳世,人知寶焉。帝子風儀俊邁，性資英偉。帝於東宮建端本堂，置賢師以教之。知好學，喜作字，真楷遒媚，深得虞永興之妙，非功夫純熟不能到也。

圖9. 元周朗《佛郎國獻天馬圖》中的惠宗與朝臣、侍衛、后妃，惠宗冠瓦楞帽，身披龍袍。

惠宗有數首御制詩傳世，其中最佳作為明初筆記《草木子》中記錄之「鳥啼紅樹里，人在翠微中」殘句，「天下誦之」。《草木子》亦載昭宗佳作《新月詩》一首，並贊「真儲君詩也！」

昨夜嚴陵失釣鉤，
何人移上碧雲頭。
雖然未得團圓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圖10. 美國納爾遜·阿金斯藝術博物館藏元《宦跡圖》，卷首題字為元昭宗御書，用紙為五爪金龍御札，旁蓋有昭宗本人的梵文畫押印章。

說好了「不解漢語，至少是不能流利使用蒙古語以外的語言做日常交際」，你們寫那麼多大字作那麼多詩幹嘛？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呢！

四，補充

評論區又有同學問：「不過其他答主那些需要翻譯的例證該怎麼解釋呢？」在此逐條辨析一下其他答主舉出的材料：

第一部分

@司馬亮舉出的：

忽必烈在元代皇帝中算是對文教比較傾心的,但他見當時的儒臣許衡時,也需要「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許文正公》)

蘇天爵《元朝名臣紀略·左丞許文正公》原文是：

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忽必烈本人可能並不依賴譯者，甚至皇帝偶爾需要糾正譯者的翻譯錯誤。許衡奏對時使用譯者很可能是為方便參與討論蒙古朝臣、侍從中不通漢語者。

事實上《元史》與《元朝名臣紀略》中存在大量世祖使用漢語交談的紀錄，如許衡就「曾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世祖又曾賜漢名或漢語綽號於怯薛侍衛（以下均取自《元史》其人本傳），有愛自取，無愛可跳過引用部分閱讀）：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為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顙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

帝諭之（劉哈剌八都魯）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剌八都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剌八都魯可也。」

對於部分親近寵臣，世祖呼字、階號或漢語綽號而不名：

（張德輝）陛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坐，錫賚優渥。

世祖嘗呼文炳（士選父）曰董大哥，故帝（成宗）以二哥呼士選。

趙璧，字寶臣，雲中懷仁人。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親制衣賜之，視其試服不稱，輒為損益，寵遇無與為比......

世祖嘗燕處，望見（李）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許國禎）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帝呼為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以許光祿呼之。

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一日，（許楫）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

（禿忽魯）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也先帖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日問其所學，禿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即知此。」

另，世祖有文言的閱讀與一定鑒賞能力：

時方立尚書省，命（趙）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嘆賞焉。

（閻復）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二十三年，升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

初，（葉）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勛」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嘆。

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嘆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為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捨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疏略）書奏，帝覽之喜。

冬十月，帝諭安童及伯顏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法典《至元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減者。

世祖未稱帝時即可能對十三經掌故有所了解：

（廉希憲先斬後奏，果斷鎮壓劉太平、霍魯海之亂後）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詔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權，事當從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機。

然《元史》此段可能經過明人潤色，《元朝名臣事略》的原始材料中，世祖的話更接近俗語，為：「此輩讀書所說"權"字，即是也。」

第二部分：

@句玉舉出的：

另外，有證據證明元朝上層的蒙古、回回、畏兀兒等貴族幾乎不通漢語，如書中有幾條關於元朝皇帝讀書的記載：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群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阿憐鐵木兒譯以國語。」
以《通鑒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
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鑒》，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鑒》。
《通鑒》和《貞觀政要》並非很艱深的書，然而諸帝非讀翻譯版本才能解，這與乾隆等帝生活中大量用漢語著述的情況絕不可同日而語。

第一個與第二個材料都是元仁宗的事情，第一個出自《元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不過我不清楚這位答主引用第一個材料是何意，材料明明是「帝覽《貞觀政要》」後，下令翻譯為蒙古語供不會漢語的蒙古色目人學習，第二個材料同理，翻譯非為服務皇帝本人，仁宗自幼讀經史，是不會需要《大學衍義》這種帝王學入門讀物的。

第三個材料是蒙古族大臣相威向世祖忽必烈進獻譯語《資治通鑒》，世祖已經在上面說過了。

第四個材料出自《元史卷一一五列傳第二》。說的根本不是一位生前的皇帝，而是泰定帝的父親，一度被追為顯宗的甘麻剌：

顯宗光聖仁孝皇帝，諱甘麻剌，裕宗長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弘吉剌氏。甘麻剌少育於祖母昭睿順聖皇后，日侍世祖，未嘗離左右，畏慎不妄言，言必無隱。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叛王岳木忽兒等聞其至，望風請降。既而都阿、察八兒諸王遣使求和，邊境以寧。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謂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饔人大為肉糜，親嘗而遍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鑒》。戒其近侍太不花曰：「朝廷以藩屏寄我，事有不逮，正在汝輩輔助。其或依勢作威，不用我命，輕者論遣，大者奏聞耳，宜各慎之。使百姓安業，主上無北顧之憂，則予與卿等亦樂處於此，乃所以報國家也。」

總之，至少這些材料基本無法證明元帝讀書需要翻譯，更無法證明元帝不解漢語，至少是不能流利使用蒙古語以外的語言做日常交際」。

偶然翻出這個問題，正好之前想寫篇關於元諸帝漢語言能力的長文，檢索搜集過一些相關資料，不幸的是因為種種原因（懶）文爛尾了，藉此機會利用一下之前的資料。挖個兩年前的墳，管挖不管填，光速逃......

謝邀

首先需要明確一點，就是大部分史料都不會明確指出皇帝面前的一個特定場景里一個人在說什麼語言。語言的使用，是讀史者根據人物狀況和文本特徵而推測的。因此直接的「鐵證」很難直接給出。這裡所說的，都是通過史料所反映的一些側面情況。

元朝皇帝的漢語水平特別低。一方面，元朝宮廷內極少有漢人或南人，皇帝沒有漢語的教育環境。而且元代沒有像康熙帝這樣對漢化有決心的皇帝，宮廷以內的漢文化推廣頗為困難。另一方面，元代高級官員里漢人和南人比例很低。偶爾有需要漢語的場景，有翻譯就夠了。

更重要的是，元代政治帶有濃厚的草原特色，制度混亂，「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治反動，二是征斂賦稅」（錢穆）。在這種情況下，皇帝與大臣之間的對話，內容較為簡單，很少涉及政策與政治文化等等較為精細的話題——這是有儒家文化作為背景的漢語所擅長的。

忽必烈在元代皇帝中算是對文教比較傾心的，但他見當時的儒臣許衡時，也需要「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許文正公》）。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曾經對人說：「李先生教我儒書許多年，我不解書中何言，所言何事。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曉。」（《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二年條）這都是元朝宮廷中輕視漢文及其所書寫的文化內容的具體例子。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為「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

當然，元朝在中華之地統治多年，不可能全然不用漢文。皇帝頒發的諭旨，有人會翻譯成漢文，但是翻出來的是一種「硬譯」的奇怪漢文，不是普通的文言。這種語言的語法比較貼近蒙文，助詞使用等也比較貼近蒙古語習慣，適合不熟悉漢文語法的蒙古官員閱讀，大家都方便。《元史》卷29載泰定帝即位詔書，就是這種文體；乾隆年間重刻此書時，將很多段落按照漢文重譯過，如原文為「但凡軍馬人民的不揀甚麼勾當里，遵守正道行事的上頭，數年之間百姓得安業」，重譯後為「但凡軍馬人民一切事宜，咸由正道而行。故數年之間，群臣各敬其事，百姓得安其業。」

綜上，我的看法是，上朝的時候不說漢語，但朝廷諭旨會譯成一種不太符合漢人習慣的漢語。

另外要補充說明，本回答內的中心思想來自張帆教授在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課程「中國古代史（下）」中的講述，史料也來自他的課件。本人對元朝史了解太少了，知識儲備不足以產生更深刻的認識。

手頭資料只有《元史》，所以先不論作為史書的陋劣如何，其實本書中是有很多材料能反映這個問題的。

首先，有一條很明確的答案在《志第十八　禮樂一》裡面，說的是「皇帝即位」時在朝堂的儀式，明確說詔書要「侍儀使以詔授左司郎中，郎中跪受，同譯史稍西，升木榻，東向宣讀。通贊贊曰「在位官皆跪」。讀詔，先以國語宣讀，隨以漢語譯之。」
先國語而後漢語，也即意味著，在朝儀上，漢語只是國語的輔助而已，是專門翻譯給「不通國語」的漢臣聽的。
又有一條證據在《本紀第十七　世祖十四》，說：「河南、福建行中書省臣請詔用漢語，有旨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可見詔書以蒙古語是常例，改為漢語倒是格外開恩，詔書也如此，朝堂上的對話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有證據證明元朝上層的蒙古、回回、畏兀兒等貴族幾乎不通漢語，如書中有幾條關於元朝皇帝讀書的記載：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群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阿憐鐵木兒譯以國語。」
以《通鑒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
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鑒》，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
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鑒》。

《通鑒》和《貞觀政要》並非很艱深的書，然而諸帝非讀翻譯版本才能解，這與乾隆等帝生活中大量用漢語著述的情況絕不可同日而語。

又，元代用人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似乎是通不通蒙古語，這也有許多證據：

阿魯渾薩理，……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
耶律阿海，遼之故族也……天資雄毅，勇略過人，尤善騎射，通諸國語。
劉敏……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玉出干，出入禁闥，初為奉御。
制宜（鄭鼎子）小字納懷，性聰敏，莊重有器局，通習國語。
趙璧……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
張惠……居數年，盡通諸國語，丞相蒙速速愛而薦之，入侍世祖籓邸。
梁德圭，字伯溫，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宮，令習國語，通奏對。

（還有很多，恕不詳備）
上述材料尤可關注的是劉敏和張惠、梁德圭，三人都是因為「通國語」才入侍元帝和皇后的，這可以從反面證明，帝後們不解漢語，至少是不能流利使用蒙古語以外的語言做日常交際，否則，不應有此需要。

綜上，我認為至少在元末葉以前，朝堂上皇帝應是說蒙古語的（有譯臣可以翻譯）。

我也來強答一下這個問題。

就像很多答主已經提到的，元代沒有常朝制度，皇帝和少數重臣以御前奏聞的形式完成對政務的裁斷。有資格參與御前奏聞的包括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三大府及宣政院、秘書監等中央機構的長官，及皇帝身邊的怯薛人員。那麼這些長官會說什麼話呢？這裡有一份元代宰相族群構成表：

（張帆《元代宰相制度》）
可以看到，元代的宰相，也就是中書省長官中以蒙古及色目人占多數，其中序列在前的右、左丞相、平章、右丞等職位，更以蒙古及色目人占絕對多數。此外，御史台正長官御史大夫亦僅由蒙古人任職。樞密院除世祖朝有范文虎、董文炳等漢將任職外，其它時期基本由蒙古及色目人掌管。可以說在人員組成比例及地位上，漢人、南人都不佔優勢。

另外，也不是所有長官都會參與奏事。張養浩說:"況今省台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 。李治安認為這是元前期的情況。（李治安《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歷史研究》2002年第5期）既雲同僚，那麼即使同有宰相名義，奏事資格也不相同，很可能地位居下的漢官的入奏機會更少。此外還有因事關軍機，不許漢官參與的例子。

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小喇嘛答主引虞集所述，奏對通用蒙古語的情況，就非常正常了。要是皇帝反而去說地位居下、人數偏少的漢官的母語，那才不正常呢。

1。前面已經有人提過了，元代據說無常朝，只有御前奏聞。召對蒙古色目官員就不用說了，即便召對漢人官員，如果該人不會蒙語（元代官僚，越高級會蒙語的越多），一般也是由怯薛中的翻譯官擔任翻譯。在這種場合為什麼不說漢語，很簡單，不屑說，你一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有啥資格成為宮廷語言，蒙古人當時就是這麼想的。

隨便舉一個元典章里御前奏聞的例子，在場人員，元成宗，三個御史台官和一個火者，這種硬譯漢語就是說明當時說的是蒙文，轉成公文下達後譯史譯成了受蒙古文語法習慣影響的元代白話：

大德六年□月，行臺：准御史臺咨：「近據在都諸衙門報到大德五年下半年合刷文卷事目，照刷間，大德六年三月三日，欽奉赦恩。欽此。」照得大德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本臺官奏奉聖旨節該：「在前行了詔書的後頭，免了的文卷。」欽此。移咨御史臺，依例聞奏。去後，今准回咨：「大德六年八月初三日，本臺官禿赤大夫、朶歹侍御、扎忽完歹治書、對火者歹藏吉孛夫奏過事內一件：『在先詔書行了呵，免了文卷，不照刷來。那裏頭爭田土的、婚姻的，又那的勾當差錯了的，指卷照刷。若是實呵，他的罪過依著詔書裏免了，差錯了的勾當，在先這般改正行有來。如今依在先體例裏行呵，怎生？』麽道，上位奏呵，『依在先體例裏行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2. 一般認為，元朝中後期諸帝中仁宗、英宗，文宗、順帝及其太子，漢文化修養可能較高，在一些私人場合，是可能說幾句漢語的。這個問題詳情可看趙冀《廿二史札記-「元諸帝多不習漢文」》以及相關的反駁文章，傅海波《蒙古皇帝能夠讀寫漢文嗎》，吉川幸次郎《元朝諸帝之文學》等等。

這個很容易。元代根本沒有常朝制度，所以根本不存在皇帝上朝說什麼語言的問題。

高票答案居然把《元氏掖庭記》這種小說家言當做史料用，還翻出了忽必烈御制漢詩，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哈哈哈哈哈。

再重申一次，元朝皇帝除了參加禮節性朝會外，基本不上朝，與官僚機構的溝通基本靠御前奏對來實現。至於御前奏對時說什麼語言，元朝後期的大文人虞集說：

「集昔以文史末屬得奉禁林，見廷中奏對，文字、語言皆以國語達。若夫德音之自內出者，皆畫以漢書而下之。詔誥出於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諸國語。其來尚矣。」

虞集講得很明白，宮廷里的口頭和文字溝通都是使用蒙古語，基本沒有需要使用漢語的場合。

虞集是才子元文宗的寵臣，經常有機會出入宮禁，他的話是比較可信的。

元朝是有朝會的，名叫庫里台大會。

元史卷六十七志第十八禮樂一記載：

元之有國，肇興朔漠，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於阿難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成、群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為多。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儀。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劉秉忠、大司農孛羅奉旨，命趙秉溫、史杠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

元史多次提到元朝禮制多從本俗，初期庫里台大會用蒙古語應當是必然的。窩闊台時耶律楚材初定禮制，當時也大概是用蒙語的，因為看元史行文，僅僅是提到規定座次和起坐的規矩，並沒有上文寫的那麼繁瑣。

然而後來忽必烈派了趙秉溫、史杠去亡金和亡宋學習禮制，確立了元朝的祭祀和朝會制度，這之後就必然要用到漢語了，具體比例不能確定，但基本面可以確定，必然會用到漢語。

元朝皇帝是以蒙古語為主的，他們以蒙古語為國語，雖然元朝有進行漢化，但是蒙古文化也保留了很多，不少紀錄片就說過元朝皇帝上朝是以蒙古語為主的，漢人臣子要習得蒙古語才能當上大官。而且，元朝的朝廷官職中，蒙古人和色目人佔據多數，漢人並不多，連色目人在朝上都說蒙古語，何況是漢人。

元朝皇帝和清朝皇帝最大的區別就是漢化方面，元朝皇帝雖然有幾個精通漢語的皇帝，但是大部分的皇帝都是以蒙古語為主的。而清朝則不同，CCTV說過愛新覺羅家族在漢化方面就挺深的，例如某紀錄片就說過愛新覺羅·覺昌安和愛新覺羅·塔克世父子就精通漢語，愛新覺羅·塔克世的兒子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也是精通漢語，至於他的兒子方面，大部分也是會漢語的，其中愛新覺羅·皇太極的漢語程度就非常不錯。不過，愛新覺羅家族自古以來就是明朝在東北的世襲封臣家族，畢竟是大明的臣子，漢語肯定要精通一點的。而蒙古的孛兒只斤家族受到漢文化熏染少，所以他們上朝說蒙古語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並不是所有孛兒只斤家族的統治者都說蒙古語，例如金帳汗國、白帳汗國、青帳汗國和伊爾汗國就突厥化的很徹底，例如金帳汗國的大汗「孛兒只斤·月即別」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自己的姓氏改成穆罕默德，後來金帳汗國的大汗都幾乎有好幾個伊斯蘭姓氏，但是他們又保留了孛兒只斤的姓氏，所以他們的名字顯得特別長，例如第四十一任金帳大汗就叫「孛兒只斤·賽亦得·阿黑麻」。不過突厥化嚴重的不僅是金帳汗國，還有剛剛說的伊爾汗國，例如伊爾汗國的蘇萊曼汗名字就叫「孛兒只斤·蘇萊曼·本·雅失木忒·本·旭烈兀」，而且伊爾汗國後期的大汗已經忘記蒙古語怎麼說了，連蒙古文都不會寫了，例如某紀錄片就說過伊爾汗國的末代大汗孛兒只斤·努失兒完就不會說蒙古語，也不會寫蒙古文，而是用外族語言和文字。

金帳汗國、白帳汗國和青帳汗國還算好點，突厥化還能保留一些蒙古語言，直到滅亡之前，他們的原有語言還算是有的。而伊爾汗國後期連自家文化都不記得，實在是悲劇。只能說元朝皇室的確算是蒙古帝國的正統繼承者，因為他們是唯一能保持蒙古文化的孛兒只斤家族。

另外，察合台汗國雖然也是突厥化汗國，但是卻能保留住自身的語言文化，因為察合台汗國是蒙古語和突厥語混用，而且不少大汗都受元朝皇室影響，例如察合台大汗「孛兒只斤·也先不花」早年就住在大都，除了會說突厥語言，也精通蒙古語和漢語。

強答，沒這方面乾貨
但我覺得是蒙古語，為什麼呢？

我一個吳語區的，我要是做了皇帝，咳咳咳，一定三宮六院，一定揮霍無度，一定，咳，咳，扯遠了，回正題回正題

我一定說我家鄉話啊，才懶得去說普通話呢，多麻煩啊，學過還好，要是沒學過，你逗我呢？我一個皇帝還去上語言班？新啥方？

至於讓我兒子專門學普通話？那我以後在宮裡不成孤家寡人了？連我兒子說話都一口字正腔圓的新聞聯播，我，我，？！

大臣如果都聽不懂怎麼辦？去學啊！難不成讓朕學！

好吧好吧，我是昏君

後記
漢語只是一種人為界定，中國那麼大，崇山峻岭，可能隔座山就是另一種語言，記得浙江的同學說過，出了自家門就可能聽不懂路邊的對話了

我想，當年先賢們想出漢語這個概念，把那麼多種方言包括進去，不是為了區分我是漢人，你不是，而是為了消除隔閡，和同一家

今天這個格局變大了，我們的眼光也應該放大

大爭之世，不是想著團結一致，謀得幸福生活，卻一定要咬文嚼字錙銖必較，憑藉著史料里的蛛絲馬跡去區分身邊每一個人的非我族類，這真的是為了極端民族主義，還是為了分裂我們的祖國，？

元仁宗復科舉，文宗漢文化程度非常高，詩文俱佳，又辟奎章閣，順帝曾在南方生活，漢文化水平也很高，這幾位皇帝說漢語都是沒問題的

謝邀。

雖然如 @川丹丹所言，元朝皇帝其實都有大儒教學，漢學水平不差，但是多數場合應該是說蒙古語的。

《元史·百官志一》：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整個元朝，俺查了一下，漢人當到中書省正一品的只有元初的史天澤（中書右丞相）、楊惟中（中書令）、耶律楚材（中書令）、耶律鑄（耶律楚材子，中書左丞相），元末有賀惟一（中書左丞相），元順帝給他蒙古身份，賜姓蒙古氏名太平，兒子也叫也先忽都。

漢人當上正一品高官的，集中在元初，元世祖以後，漢人很少能夠出任正一品的高官。

而元世祖以後的蒙古、色目高官，多半都是功臣之後即所謂「根腳官人」出身的官N代，漢語水平參差不齊。滿朝大官、各部門主官都是蒙古人或者通曉蒙古語的色目人而漢人很少，這種情況下，皇帝肯定是說蒙古語的。

《元史·宦者傳·李邦寧》：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蒙古語）及諸蕃語（應該是藏語），即通解，遂見親任。

其他的朝代，北周北齊至少軍中用鮮卑語，《北史·高敖曹傳》：神武（高歡）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高敖曹）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朝中也鮮卑語大量使用，《顏氏家訓》有個段子，有士大夫說：「吾有一兒，年已十七，破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談琵琶，稍欲通解，從此服侍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北周皇帝和隋文帝都漢名鮮卑字。滿清高度漢化，皇帝和滿洲大臣私下裡也是說滿語的，滿官如果和乾隆說滿語不流利，語法用詞錯誤，是會丟官的，而皇帝和蒙古王爺交談也往往會說蒙古語，當然了和漢官交談用漢語。

我認為應該說本族話，為啥說你漢語呢？滿清皇帝也說滿語啊

參見元典章和元史收錄的泰定帝的登基詔書，元代的皇帝和貴族大多不通漢語，而使用國語。漢文材料會以蒙文直譯體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