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为何把鲁迅称为“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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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社会信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其实不一样。两个人性情不同，气质有异，体貌有别，生命的类型迥异。但晚年的胡适把鲁迅引为同道，一次在美国，他对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原话已经完全解释明白了，不需要再解释。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除非居心叵测和非常无思考力、不爱看书、不看好书的人以外，都不需要解释。
还是不懂的话，我推荐一本小册子，《启蒙论》，和鲁迅的康德、尼采精神联合看，培养一下自己的判断力批判。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中国康德、拉康，还是没有他真正的读者，难怪苏鲁支说他的听众没有耳朵。
我再提示一下：五四。五四多面，有《民国乃敌国也》式，也有《国会现场》式，还有后五四、四条汉子五四以至于伪五四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伪马克思主义。鲁迅的几个继承者都有才华，而耄的打手们都没有，康生姚文元夏衍郭沫若都很糟糕。只有鲁迅一个人能既理性高于其他人，因而冷峻如庄周；又能感性如尼采、祁克果，激烈如韩非墨子，非胡适、梁宗岱等可比也。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了鲁迅的超现实主义和古典哲学的语言跨度。胡适是思路上回归五四，因而把鲁迅和他放一块，比如很多人就不明白（苏学林之类），害得他解释个没完，他自己著作不多，都是社交。胡适这个人没有多少激情，也没有多少文学性。鲁迅大概难以在才华上同意他的这句话。五四作为一个特殊的场域，是与今天有区别的。今天的语言，在50后大清洗中已经死了。耄分子不断地反对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只要党天下、党性，以至于连别人妻子都要沾染、屠尽，实际上这样的国家已经不是奥威尔、鲁迅曾经构想的国家了。他们只能预测，但无法考虑到人的娱乐至死-虚无主义-奴隶制。
顺便补充一点，任何思想比其他人高多个层次、维度的人，都有通共性。基督教徒如果认真思考，也能能理解儒家；儒家也能理解佛。但实际上大部分人信教、读哲学，都不懂，都是当做鸡汤和学术的。而哲学、宗教不是知识，而是践行。比如曾参、祁克果、斯宾诺莎，写这些，就是默会的，不需要你思考。你思考得多，做不到，完全无用。所以说到底，康德的话很对，只有少数人懂智慧。
五四是一个健全的理想时代，虽然没有彻底实现启蒙。但50后继续蒙启，导致今天重新启蒙，完全发育不良。西方的社会文化是不断积累的，我们则善于破坏。鲁迅、胡适主张理性和感性都要有，而非全面的理性，实际上全面的理性或全面的感性，和压抑、光伟正的绝对黑暗没什么区别，和反人类无区别。今天的人既不是理性到不迷信的（这和理工教育无关，大部分理工科学生仍然迷信到可怕的地步），也没有如诺瓦利斯、苏鲁支、鲁迅一样的象征、超现实性的艺术爱好者。相反，在人群中，只要显露出不同，就会被当做边缘人看待，而大多人活在虚伪的有力的想象共同体中，沙文主义无限压迫别人。五四成了符号，鲁迅也是符号，于是被窄化，被当做大棒杀人。何况，五四不再是真实的五四，而成了一个随便运用的、不关心实质程序、形式、内容的道德符号，规训古拉格人民。五四不再是真五四了，今天人纪念五四，但无人真有五四精神，否则必然要受害。官方的五四，是血腥的非理性宗教狂信，如何回到健全，是一代代人要考虑的。考虑这个健全，就像本雅明考虑弥撒亚，每一个人没有多少区别。

鲁迅思想独立是对的，不为外力所屈服这在大陆也是公认的（骨头是最硬的）。
胡适先生又如何呢？
这里选用一篇鲁迅先生文章里的文字:
鲁迅文集·杂文集·伪自由书
“光明所到”
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权保障同盟曾经提起了这问题。
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就揭载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详述胡适博士曾经亲自看过几个监狱，“很亲爱的”告诉这位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胡适博士──干注）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本文鲁迅又开了个小号，帐号是“何家干”））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这确乎是胡适先生的一大黑点，民国于胡适先生笔下之伟大之自由，即便是民国的监狱也确是自由的监狱……
犹记得当年给胡适先生洗白的朋友，道是胡适先生生性纯良，易受欺骗……我左右看了半天，确实上面写的是胡适先生而非被郁达夫半是调笑半是夸奖的林语堂。
胡适先生何等人物？鲁迅就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的话姑且不论，须知胡适朋友遍天下，彼时民国人口称一句“我朋友胡适之”那是顶有面子的事，若然胡适先生如此好欺，岂有这等声誉！此种说法或许有些诛心，我们再看胡适先生一段经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战火中的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接着便接任驻美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正如《纽约时报》载文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若是以为于如此危急关头肩负重任的胡适先生“天真、好骗”，不单单是在黑胡适先生的无自知之明，也是在否定胡适先生的功绩，更是在否定蒋公的眼光。是以，合理的解释是，胡适先生城府深、涵养好。胡适先生没有被外力屈服，他是以不为外力所屈服的风骨，以自己独立的思想自觉维护了别人（政府）的名誉。君子之风，令人心折而神往。

至于是不是他们的人，胡适曾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这“狺狺”一词，虽然怎么看也不像是对自己人说的，但想来就跟常人与好友相互嘲讽表示亲昵一般无二。

上面这句话出自鲁迅死后胡适先生劝解苏雪林对鲁迅的谩骂时的回信。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11月12日，苏雪林写了《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揭开了她半生“反鲁”的序幕。在致蔡元培的信里，苏雪林对鲁迅颇多指责，直斥鲁迅乃刻毒刀笔吏阴险卑污小人，说什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之作；还说什么“以鲁迅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也不可以寻出”云云。
与此同时，苏雪林还给早年的老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要求借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角，发表批判鲁迅的文字。胡适是个宽厚的人，他给苏雪林复了一封长长的信，对这位昔日的女弟子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劝诫。

这封信里就有日后被人用来论证胡适以德报怨，为鲁迅洗冤的一段话：“：“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源—笔者)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使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其实鲁迅抄袭这桩公案，早已说清说明。
1926年1月30日，陈源发表文章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窃”，他还对徐志摩说，这本书“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或是“拿人家的著述做自己的蓝本”。
对此事，鲁迅在他的作品里曾经多次作过辩解，到1935年盐谷温的作品汉语版出版，鲁迅又旧事重提，说总算洗刷了冤屈。

据考，鲁迅与盐谷曾有来往，并不密切，1926年开始通信，1928年在内山书店曾偶然会面。但盐谷从没有发表过鲁迅“剽窃”或“抄袭”他的言论。那么，他是不是没有看到鲁著《史略》？事实是，盐谷看过。

　　1930年北新书局出了一本汪馥泉译的《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收录日本汉学名家的论文，第一篇即盐谷氏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这是他1926年6月26日在斯文会研究部的讲演，文中说：“我前学年度在大学里讲中国小说史……看到从前著《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氏及近来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北京大学底鲁迅氏(周树人)等未曾见过的书籍，现在日本存在着……”可见他当时已看到《史略》，但并没有觉得被“剽窃”。

　　盐谷不但看过《史略》，而且还曾用作自己上课的教材。1997年8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日本汉学家伊藤漱平提交的报告中有一部分介绍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的经历：

　　“到东京后进入东京帝大，投入盐谷教授的门下……1929年12月提交了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题的毕业论文，并于第二年3月毕业……在这最后一年，盐谷教授讲授了鲁迅的《小说史略》一年，松枝出席听讲，在讲授结束的二月份，出席者签名留念时，松枝也签了名。这本原书现存于被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节山文库中。众所周知，20年代中期论敌陈源(西滢)教授批判鲁迅，曾经攻击说《小说史略》完全剽窃了盐谷先生《讲话》的小说部分，这是毫无踪影的事。虽然应该承认鲁迅《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袭用了盐谷制作刊出的大系图，并参考了《讲话》，但是没有剽窃小说之部的内容的事实，相反盐谷对《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做教材使用。”

所以说，这桩事情，到底是胡适为鲁迅说话呢，还是说胡适在保苏雪林？
我想，虽然当时她做得太过份太掉价了，以今天的标准看，完全就是个大V用明显的谣言无脑黑，但胡适先生的话按字面理解，自然是帮鲁迅的。
虽说胡适真要为鲁迅“洗刷冤屈”，却在1920年到1935年，事情从爆发到真相明明白白十余年间对此不置一词，但这也是事出有因：
鲁迅抄袭的谣言，源头指向的是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顾颉刚先生。2007年台湾联经版《顾颉刚日记》和2010年中华书局版《顾颉刚全集》，两地顾著先后面世，这才让人确认了当年真相。他于1927年2月11日有日记一则：“鲁迅对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西滢），《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看来胡适先生周围的人都对鲁迅抱定如此看法，也难怪直到鲁迅死后苏雪林胡搅蛮缠他才出言为鲁迅主持公道。

只是胡适先生为何说造谣的是“小人张凤举”，这真是令人纳闷，到底是他要维护顾颉刚的名声，还是为人所欺，这就无从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