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可以被稱為自由主義博弈論使用者的失敗典型嗎？
感謝朋友的建議，這個問題也可以改成：從博弈論角度來說，宋襄公犯了怎樣的錯誤？
今天和朋友聊天說到這個，求大神們解答~~~
謝xisailuo、蔡逸得邀。實際上就我本心而言，總是不太願意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這問題若說的不透，尚不如不去答它，擺在那裡大家知道一些事實罷了即是，若要儘力說透，便定然難以就事論事，牽涉頗多。況且我只是一個普通尋常晚輩，雖儘力而必有力不能及，難免惹議。不過，既蒙知友抬愛，願傾懷一言，拋一己磚，引眾家玉。
先直接回答問題，這個問題的屬性，不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實際上我在知乎始終沒有填上我的專業資料，這裡就順而講出來，我的專業背景是經濟學，只是因為對這一學科風氣的厭倦，以及自幼志於文史的緣故，才將所有自己可控的時間全部投入於心之所向的。這裡，我就先應題主之問，從經濟學角度說一下，再談歷史。
宋襄公是否可以被稱為自由主義博弈論使用者的失敗典型？我的答案是不可以。理由如下：宋襄公其時所面臨的博弈模型，屬於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其對應的博弈均衡，叫做貝葉斯納什均衡。 宋襄公在博弈模型中考慮的，是是否按照一般的戰爭原則進行戰爭。宋襄公應該知道，楚國是否允同樣按照一般化的戰爭原則進行戰爭，取決於楚國放棄戰爭原則所花費的成本。如果放棄戰爭原則所花費的成本低，楚國的佔優戰略是放棄原則，博弈有重複剔除的佔優戰略均衡——楚國放棄原則，宋國同樣放棄原則。如果楚國放棄原則的成本高，楚國的佔優戰略是遵守禮法原則，博弈有重複剔除的佔優戰略均衡――楚國遵守原則，宋國同樣遵守原則。宋襄公所不知道的，是楚國放棄原則的成本是高是低。這裡，某一參與人本人知道、其他參與人則不知道的信息稱為私人信息。某一參與人所擁有的全部私人信息稱為他的類型。所以，放棄原則的成本就是楚國的私人信息。高成本和低成本則是兩種不同的類型。 宋襄公所遇到的，是不確定性條件下的選擇問題。因為宋襄公不僅不知道楚國的類型（是高還是低），而且不知道不同類型的分布概率。對於宋襄公來說，楚國在放棄禮法原則的成本方面，存在著兩種可能性：高成本或低成本。假定高成本的概率為X，則低成本的概率為(1-X)。如果楚國放棄禮法原則的成本高，楚國將遵守原則；如果楚國放棄原則的成本低，楚國將放棄原則。在這兩種情況下，宋襄公遵守原則的支付函數分別是得到15和失去5。因此，宋襄公選擇遵守原則所得到的期望利潤為15x+(-5)(1- x)，選擇放棄原則的期望利潤為0。簡單的計算表明，當楚國放棄原則的成本高的概率大於25%時，宋襄公選擇遵守得到的期望利潤大於選擇不遵守原則的期望利潤。此時，選擇遵守原則是宋襄公的最優選擇。此時的貝葉斯納什均衡為，宋襄公選擇遵守原則，高成本楚國選擇遵守原則，低成本楚國選擇放棄原則。
好了，博弈論的分析到此結束，最後要向題主說明兩點： 1.博弈論的本質是一個數學模型，正如建立理性人假設基礎上的西方經濟學體系，儘管通過數量化的假設將問題簡化到了可以研究的容易程度，但人心與社會問題的複雜使得這種簡化直接改變了問題的性質，也就使得這樣的研究不再具有意義。 2.即便這樣的數學簡化能夠獲得認可，它也並非總是有效率的，軍備競賽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
這裡或許有人會問，15和5的值是如何確定的，這便是歷史問題了。 在宋襄公的賦值體系中，名為10的數量級，利為5的數量級。宋襄公更看重仁義之名，這是我們能夠看得出來的。實際上，這也是當是很多人的賦值體系。但是，從平王東遷，鄭庄初霸開始，也已經有很多人不再持有這樣的賦值體系，名的賦值降低，利的賦值提升。這樣，宋襄公遵守原則的策略不變的條件下，所需要的楚國放棄原則的成本高的概率就會不斷提高。在一個名利同等的社會，這個概率是50%。宋襄公基本是在賭博。而在一個利重於名的社會，宋襄公必敗。
宋襄公的不幸，在於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價值觀大變革的社會重大轉型期。每到這樣的時代，總有一些人被碾壓於歷史的車輪之下。前期是持有新思想的人，後期是持有舊觀念的人，而中期最為劇烈的變革中，都是無論如何都沒有十足的概率脫身局外，獨善其身。宋襄公不幸而正在這樣的時代。
換句話說的具體一些，我們應該知道，良好道德風尚的形成，並不主要依靠於道德教育，而在於公平的社會機制和相應道德規則的建立。在缺乏公平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起一個真正具有內生力的道德社會，不可能使道德制度化和自覺化。我們今天類似於「扶與不扶」老太太問題，實際上正是這樣的問題。扶起老太太而被訛詐的，恐怕我們不能就簡單的說，他在博弈中失敗了的。
實際上，中國貴族文化的首要標誌是「禮」。 春秋時代的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就如同今天「錢」的無所不在一樣。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爭禮」。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華豹之戰十分典型。雙方戰車在儲丘相遇，華豹張弓搭箭，向公子城射來，結果卻偏離目標。華豹動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見，對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為鄙！」意思是戰爭的規則是雙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現在應該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規則，豈不太卑鄙了！華豹聞言，就放下弓，老老實實地等公子城搭弓。結果是宋子城一箭射死了華豹。史書並沒有嘲笑華豹愚蠢，相反卻肯定他以生命維護了武士的尊嚴。 類似的，筆者大學時代參與題為「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還是「拘於小節」的辯論，對方辯友提出子路正冠而死之例，論其敗於拘小節，筆者直截了當的還擊其在以禮立國的時代，正冠正是至大的大節。
我們要知道，宋襄公乃是殷商苗裔，商湯後人，即便在當時，也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貴族。可以說，貴族之禮，流淌於他的血液之中。 《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認為即使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曪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就是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是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讚揚，他們感嘆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應該說這些評價，還是比較中肯的。由蘇軾起對於宋襄公的輕率而唐突的評價，實際上宣告了中華民族貴族精神的永久性斷裂，試看今日，這話仍然是成立的。
魯迅先生曾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極終目的，他們的結局也確實是一個個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說中的俠客，卻個個成了地主官僚，黑白兩道都吃得開。如《三俠五義》所寫，雙俠丁兆蘭、丁兆蕙家裡廣有田產，實乃地產豪紳，五鼠則是陷空島漁霸。
我們今天，會有人問伯夷叔齊是不是傻子，會有人問宋襄公是不是傻子，會有人問雷鋒是不是傻子，其根源的心態，可說都是如出一轍。
項羽不肯在鴻門宴上把劉邦殺掉，不是也被嘲笑為「婦人之仁」嗎？
文化是人行為的一種規則，從博弈論的角度看，簡單地說文化是一種人群穩定預期和一種共同信念。當你預期別人幹什麼，別人預期你會幹什麼時，倘若這種預期成為一種共同信念，我們就歸結為一種文化。
我們須感懷有一兩個宋襄公這樣的人始終存在，否則當所有人對他人的預期都是「不擇手段」的放棄禮法和原則，放棄規矩的時候，我們的文化將會是何其可怕！
宋襄公所遵循的戰爭原則，正像古代世界的《日內瓦公約》。看看今天嚷嚷日內瓦公約的國家軍隊在做些什麼，你就會發現今日世界發生的是怎樣的變化。標榜democracy的國家，moneycracy正在大行其道。而當你指出他對你的居心叵測，這些道貌岸然的陰謀家反倒要給你扣一頂陰謀論者的帽子。
為所謂的成敗，每個人都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但靈魂對內心的認同，是只有離開世界的一剎，不能自欺的袒露與表達。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回在博弈中的策略選擇為他帶來了無限的內心平靜與安寧。不過你拿這種狀態跟「寧在寶馬車上哭，不在自行車上笑」的妹子講，人家當然認為顏回是自由主義博弈論使用者的失敗典型啊。所以自從大學學了經濟學，我再看見自由主義，就報之以呵呵了。
有的人啊，是有雙重標準的，宋襄公這樣被笑話，日本人拼刺刀下子彈就是有民族精神。正好像人家的都是節儉美德，我們的叫做小農意識，人家的都叫文明禮儀，我們的都叫封建禮法。我在經濟學的圈子裡浸淫，這樣的雙重標準，見得太多，都累了。
宋襄公，一位古代中國的真正貴族。我這樣一個後學，謹代表我自己，在2652年後，致以我的深深的敬意。
11月9日 凌晨3時12分
（啊啊啊，明天還要上班的啊，我可得趕緊走了）
甲：我力劈華山！
乙：我猴子偷桃！
甲：我艹，師傅教的明明是舉火燒天！你不按套路出！
乙：對啊，我故意不按他的套路來啊！你剛才完全可以趁我彎腰的時候來一招仙人指路啊，你自己不用，怪我哦！
甲：我、我、我，我以為你撐不到這一招呢！
結果玩脫了。
宋襄公口口稱仁義，在戰爭中還因為實行某些我們看來迂腐的規則被打的滿地找牙，聽起來是一個君子被別人不擇手段欺負了。但是就是同一個宋襄公，自己召開盟會的時候，因為一個諸侯遲到，就被他殺了祭祀，好歹也是諸侯啊，從理論上除了天子誰也不能殺，之後發動對曹國的進攻，也沒打出啥效果。效法齊桓公再次召開盟會，竟然不通知周天子，也不邀請王室的人，其實還是欺軟怕硬。
這種人沒啥自由主義的，人有理想，但沒實力，骨氣呢有是有，但也就那麼回事。
有部分對有部分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之間的戰爭正是從堂堂正正遵從周禮戰爭規則一直到無所不用其極，這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一開始都盡量遵守規則，但是越打越出格，往往是你對我出格了我也對你出格。
打個比方就是兩個人在爭論問題的時候，口氣越來越凶，越來越惡毒，因為不然吃虧的就是你，那麼以前好好說話的皇漢國粉也會像五毛那樣髒話蠻天罵你老母。
就如同打架一開始還是按規則打，最後打瘋了無規則的咬人什麼都上。
宋襄公錯在他對比宋強大許多的楚國也是如此，如果你對弱者進行這樣，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戰場上，對敵人仁慈往往自己會吃虧。
當時那個環境，確實也有人這樣的。
宋國內亂中，頭華豹和公子城狹路相遇。華豹一箭射出，沒射中公子城，華豹是敏捷型英雄，進攻技能CD短，拉開第二箭，公子城大叫：「你已經射我一箭，該讓我射你了，只敢讓別人承受被箭射死的危險而自己不敢承受不是好漢。（大概就這意思，他沒說全）」。華豹居然真的放下了弓箭，等著公子城回擊，於是，公子城一箭把華豹射死了。
為什麼這麼說，趙盾還是趙家的誰有次打仗，他站在敵人射程之外，旁邊有人不滿意，他知道了，就站到敵人射程之內。
還有一次好像是楚國攻打鄭國，鄭國的城牆突然坍塌了，鄭國人大驚，哭聲遍天，楚王於是召回軍隊，等他們修好了再打。
楚國做這種事也非常多，有一次要去討伐陳國，半路上聽說陳國君主死了，這個時候去進攻一片混亂的陳國恰好是最最好的機會，然而楚國聽說了這個居然就班師了，這跟宋襄公有什麼區別？
你對弱者是可以這樣的，但是不要這樣對比你強很多的人。
這個東西，就有大小之論了。蘇軾之論，誠然很對，但是看得太小。宋襄公輸掉的是一場戰爭，贏得的卻是盟主的國際地位。像宋這樣中不溜的強國，要當盟主，那就只做一些符合國際主流價值觀的事，大國才可能賣你點面子，小國才真心服氣，會盟當霸主才有可能。春秋五霸有一個版本中有宋襄公。那是什麼地位？與齊桓、晉文一個檔次啊。宋襄公要不是傻乎乎地死守當時的主流價值觀，以宋國那點體量，能做到嗎？ 打個不適當的比方，以前中國窮的時候，如果不傻乎乎地堅持五項基本原則，餓著肚子也要支援亞非拉美，咱們在那麼窮的時候怎麼可能做到在蘇美爭霸的大爭之世成為不可忽略之一極？你要尚詐力，英法加澳這些大國都沒成為一極呢。 所以窮的時候，啥時候也要打腫臉充胖子，裝裝實在獲得些名聲，這樣才有機會獲得比你實力高一截子的東西。自古就是這個道理。以上。
All warfare is based on deception.
所有的戰爭都是由欺騙和謊言引起的。
For years, the West demoncracy has made the world the battlefield.
三年的時間內，西方民主使全世界變成了戰場。
The corrupt talk... while our brothers and sons spill their own blood.
腐敗的官僚在紙上談兵的時候，我們的兄弟，我們的孩子在拋頭顱、灑熱血。
Deceit cuts both ways.
但是欺騙是雙向的
The bigger the lie, the more likely people are willing to believe it.
謊言越大，人們就越容易相信它。
And when the nation cries for reveages, lies spread like a wildfire.
整個國家呼籲實施報復打擊，一個謊言像野火一樣開始蔓延。
The fire builds, devour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兇猛的大火將沿途上的一切都吞噬。
Ours enemies believe that they alone dictate the course of history.
我們的敵人堅信他們憑一己之力就能掌控歷史的軌跡。
And all it takes the will of single man."
但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掌握在一個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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