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冊字能說明商朝已有簡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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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冊」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其構形像簡冊編連之狀，並且以此為據來說明早在商代就已經有簡冊。不過，也有學者對此字的造字本義提出異議。高田忠周先生認為此字構形像柵欄之形，是「柵」字的本字。董作賓先生認為此字構形像龜版編連成冊之形。上述意見怎麼看待呢？

今天讀書的時候發現一篇好文章，將其OCR下來供諸君分享。
以下內容均從李寶通.簡牘學教程.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07.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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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最早出現於何時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傳世典籍中，最早關於簡牘的記載當推《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裡的「殷先人」，即或不是指殷部族的先人，至少也是指殷王朝的先人，即成湯時代。「有冊有典」指既有簡冊又有存放簡冊的架閣。說明殷商時期簡牘早已流行。

有的研究者認為，我國最古的書是甲骨書即龜策，而竹書與帛書繼之。[1]冊、典，是甲骨穿孔編聯及擱置之形，並進而認為甲骨先於簡牘。此說恐有以偏概全、倒因為果之嫌。出土甲骨未見整齊有序之穿孔，且許慎釋「冊」為「札」，並指出古文「冊」從竹。甲骨文字多豎行，從右向左，顯然是受了簡牘的影響。再以迄今所獲考古發掘校驗之，全國出土的戰國至魏晉乃及偶見於西北的西夏牘，幾乎全由竹木為之。歷史發展的順序應該是，先有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中廣泛使用竹木作為書寫材料這一基本事實，才萌發了王室貴族刻寫龜甲之雅興；佐之後世紙張盛行而帝室仍有以金頁書詔之奢趣，益可明此。只是由於甲骨利於長久保存而近世又集中出土，才使這一基本史實隱沒不顯。[2]而就世界範圍內文字載體之發現來推測，先民使用的材料，既有木石，又有甲骨，孰先孰後，今日己難斷定。王國維認為：「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先後，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3]這一推論雖似模稜兩可，卻是相當公允的。文字和書寫條件的成熟時期，應即簡牘產生的時期；其開始廣泛使用的時期，至遲應在商、周。[4]

《國語·越語》又說：「以丹書帛。」這是貴族的格調。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竹木簡牘無疑是更為常見的書寫材料而具有優先的使用價值，所以「竹帛」一詞也就成了我國古代書籍的代稱。然而，由於簡牘多為竹木，日久腐朽，難望長期保存完好，今日所見，最早者為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所出，屬戰國早期，公元前433年左右。[5]但隨考古工作深入開展，我們有望見到春秋以前的簡牘原件。

用竹木簡牘作文字載體，是我國先民的一大發明。然而，中國簡牘源於何時，尚待探究。

文字的出現，當為人類文明之標誌。而刻契先於文字，大體無疑，《魏書》卷1《序紀》載北魏先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刻契即原始檔案，史學與檔案同源，有了檔案，就有了歷史。

簡牘本為書寫，故國人在特殊情況下也有用其他書寫材料者，《漢書·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初學記》卷21《文部·紙》：「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6]說明國人並未泥守竹木，曾作過各種嘗試，只是在最後選擇了廣泛分布又厚實可用者。

我國簡牘並不限於漢文文書，佉盧文、西夏文與吐蕃文等也屢有發現。19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新疆昆崙山北麓、天山南麓至羅布泊沿岸的古代遺址、甘肅敦煌漢長城烽燧遺址及喀什和洛陽古董市場上，不斷發現大批寫有佉盧文的木牘。[7]西夏文筒牘數量較少。吐蕃文簡牘時代較晚，在新疆米蘭和于闐發現不少，王堯、陳踐《吐蕃簡牘綜錄》收錄464支，內容包括經濟、軍事、氏族、部落、地名、文書、宗教和其他。[8]

世界範圍內，簡牘多有發現。英國文德蘭達哈德良長城遺址曾發現公元85—200年間古羅馬簡牘，屬軍事文書與私人信函。[9]1928年日本三重縣柚井遺址、1930年秋田縣拂田柵遺址都有簡牘出土，60年代後更有平城京大量木簡。但日本簡牘出現較晚，約當奈良時代，距今一千二百餘年，且無成冊者。另外，日本迄未發現竹簡，似反映中日文字載體之差異。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出土簡牘多為墨筆書寫，但其源尚可探究。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不少刻劃符號，如甘肅秦安大地灣、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山東大汶口父系氏族遺址，均見刻符且己具文字雛形。至甲骨文亦為刻劃，當有淵源關係。就甲骨文的成熟程度及取材之不易來推斷，當時普通的文字載體應為竹木，那麼，從刻契到墨書，可謂順理成章。甲骨「聿」字像以手握筆。反映殷商以前已有墨書。因此，我們認為，合理的順序是：先有陶、石刻契，再有簡牘墨書，甲骨因屬王室貴族專用，較墨書稍晚或同時。其後紙文書出現，到現代計算機磁性存貯器問世。

至於簡紙的更替年代，據報導懸泉置遺址出土500餘紙，但質地、功用均有疑問，與今日紙張恐非同類。東漢蔡倫發明的造紙術，當時未必推廣普及。「《漢書》、《論衡》分別詳細記載了西漢與東漢前期的歷史事件與自然科學成果，包括製造與使用筆、墨、簡、帛，而唯獨沒有提到紙。」「出土的大量居延漢簡中，有些是記載屯戍活動中開支，各種衣、食、生活用品的價格清單，包括河內筆，卻唯獨沒有紙，說明殘紙不是屯戍時期之遺物。」[10]《論衡·量知》也明言：「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說明東漢仍以簡牘為主要的文字載體。我國簡紙更替約在魏晉時期，《世說新語·捷悟》載曹操時「余有數十斛竹片，成長數寸，眾雲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反映簡牘已退出使用領域。而「洛陽紙貴」則揭示當時紙雖流行然產量有限，晉初樓蘭文書簡紙並行，可為佐證。

《初學記》卷21《文部·紙》引《桓玄偽事》載東晉末年桓玄令：「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反映當時紙已流行，但因習慣及傳統「主敬」觀念，厚重的簡牘仍較輕浮的紙張為人喜用。古人有雅尚古風之俗，所以簡牘雖已普遍為紙代替，但用簡遺風猶存。陸遊《老學庵筆記》卷3載：「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宣和後簡板盛行，日趨簡便。」[11]目前所見年代最晚的簡牘是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出自黑城遺址（Karakoto）的一塊木牌，與居延、敦煌所見通行符類似。[12]直至今日，百姓祭祀祖先之牌位仍用木，仍屬「主敬」。

陶石、竹木、甲骨、帛紙、磁體，固然呈現文字載體之進步，但若考慮其保存條件，陶石及已成化石的甲骨曆數千萬年猶存，竹木簡牘則迄今所見最早不過戰國時，紙文書魏晉者已不多見，至磁性載體，若遇病毒，可能「無影無蹤」。當代載體固然高效，但對民眾而言，電腦屏幕上的文字與圖像，與「看得見、摸得著」的陶石、竹木乃至紙文書，文化感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我們今日尚難斷言簡牘已「退出使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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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桂蘇、夏南強：《我國古代書籍的裝幀》，《文史知識》1993年第3期。
[2]參見蔣紅毅、陳撫生、張玉強《試論殷代簡冊的使用》（《殷都學刊》1992年第2期）。
[3]《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9冊《簡牘檢署考》。
[4]參看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年）第9頁。
[5]湖北省博物館編：《隨縣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頁《前言》。
[6]1979年，敦煌馬圈灣發現1枚蘆葦簡，殘存「文鑒」二字。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附錄第67頁。
[7]林梅村：《沙海古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頁《導論》。
[8]王堯、陳踐：《吐蕃簡牘綜錄》，文物出版社，1986年。
[9]邢義田：《羅馬帝國的居延與敦煌》，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1輯，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306頁。
[10]戴家璋主編：《中國造紙技術簡史》，輕工業出版社，1994年，第44、71頁。
[11]周必大：《益公題跋》8《題六一先生九帖》。
[12]胡平生、李天虹：《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5頁。

目前發現的出土簡牘最早也就是戰國時期，再早的沒有了。我們能知道春秋時期有簡牘，還是靠傳世文獻的記載，沒有出土實物證明。
在殷墟發掘之前，國際上也不承認商朝真實存在。但問題是，殷墟的條件是不可能保存竹簡木牘的。
從甲骨文和後世文字的連續性來看，冊字表簡冊還是可靠的。甲骨文是一種成熟文字，在此之前必然有其他書寫方式。而且，如此成熟的文字，也不可能只用於占卜。尚書中的一些篇章，乃至孔子所言三墳五典，也必有其流傳形式，只不過沒有出土文獻佐證。

《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 .三緯曰「典」，二緯曰「冊」。

【注】 .殷宗造字，除了鐫在甲骨上，也用錐刀在竹簡青面行句
（那個時代還不能行文，只能行長短句）。

殷宗剝奪了大人（太僕）的占卜權，改由王者問卜天意，其代表
作就是《歸藏》，共六十四句卜辭。周文王也是殷人，其偉大巨
作《周易》也是用彖牙（野豬獠牙）在竹簡青面上行文的，巨著
三緯，經典也。

《召穆公與榮夷公簡書》曰「王依重你，所以大諫」。大諫為「大簡」
之誤，《詩三百》短則「冊」，長則「典」；「大簡」三緯，典也。錐刀
在竹簡青面行文，文字會隨竹青而枯、而朽。所以，東周晚期先
人發明了用筆墨在竹簡黃面行文。

（一己之見·僅供笑閱）

《詩·大雅·盪》：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典就是冊放在基（丌）上。

可以說明當時就有簡冊。本身甲骨文卜辭就有自右向左寫的習慣，這就是有竹簡才帶來的習慣。商代的史官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又被稱為」作冊X「，可見」冊「就是史料和典籍。《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冊。
但問題是，現代考古發現的竹簡最早還只到戰國時期(而且基本上是楚國的)，就連春秋時期的竹簡都沒發現過，所以不知道以後能不能運氣好而挖到殷人的竹簡。

關於最早的國家圖書館，穆王西遊時有所記述，「群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璞註：「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古代帝王的藏書之所，就在這座群玉之山下。此處的先王為夏後氏之王，是故夏代就已經存在圖書的管理機構。而此座群玉之山為博格達峰的南麓峽谷地區，時間上也比殷墟早了500年以上！
根據文獻記載，三代均有易書，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有《周易》。記載中「先坤後乾」是殷《歸藏》的特點。《左傳》也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古籍的記載，這些書的成書時間要早於商代。
《山海經》是一部浩大的上古地理志，記錄的是虞夏時期的地理，這樣浩大的地理志不成冊是不可想像的。同時，河出圖，洛出書，《尚書》中曾經記載了周王是擁有河圖的，必然是從商代流傳繼承下來的，所以也是一部內容很豐富的作品，無疑是成冊的。
所以《尚書》中的記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是完全有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