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有詩為正宗、輕賤小說的傳統嗎？如果有，是怎麼形成和改變的？
謝不邀，答案已編輯。反對知友 @帶三個表 的答案，詩歌與小說的問題短短幾句話解決不了，遑論還有「小說戰勝詩歌」這等離奇表述。也反對 @張佳瑋 張公子的答案，詳見後述。
切入正題前，為界定清楚概念範疇，必須先談文學慣例（conventions）的問題。小說的定義本有爭議，中國傳統小說的諸多篇章並不能算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也有不少論者提及。比如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認為小說應不低於五萬字，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待傳統小說顯然不合適。中文概念中的「小說」不同於西方文學定義中的小說（novel），這個問題可參見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中的《小說文體的確立與小說史的展開》。在此處，我認為以傳統對待傳統比較恰當，故討論時將《世說新語》或〈趙飛燕傳〉之類的作品都歸入小說之列。
漢語中「小說」二字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它並非指稱問題，而是指「大道」相對的瑣屑之言，本身就有「不重要」之意。後世使用此詞時，本就帶有輕蔑之的感情色彩。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將文章分作九流十家，「小說」正式作為一種文體，但被貶斥為「芻蕘狂夫之議」，不入九流。如此「言不齒於縉紳，名不列於四部」（黃人〈小說林發刊辭〉）的地位從漢代到清末足足延續了近兩千年。
傳統小說地位的提升從明代始，這種改變主要在於通俗文學的教化意義漸被重視。朱元璋就曾以「珍饈之屬」來比喻《琵琶記》，言此記「俎豆間亦不可少也」（《寧波府志·高明傳》）。王陽明則在《傳習錄》中說：「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去了，只取忠誠孝子故事，使愚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與風俗有益。」因此才有了《五倫全備》這樣「不免腐爛」（王世貞《藝苑卮言》）以宣傳倫理綱常為主旨的劇作，有時甚至連淫穢小說都被冠以「勸世」之名。小說可以傳道便有了「正統」的意義，故張尚德刊刻《三國演義》，其《引》就說「忠孝節義必當師，奸貪愚佞當必去……裨益風教」。
明代傳統文人與小說的關係也有了不同：如嘉靖八子中的李開先就對《水滸傳》非常重視；公安派袁宏道在《東西漢演義序》中說正史枯燥乏味，難以親近，小說卻「明白曉暢，語語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釋手」；李贄為《水滸傳》所寫「發凡」就說此書「昔賢比於班馬，余謂進於丘明，殆有春秋之遺意焉」；可觀道人《新列國志序》則認為小說「可與六經諸史相埒」。《明史》的編纂者顯然也認識到了明代小說地位的改變，在《藝文志》中將小說家列在第四位，這與《漢書·藝文志》的態度截然不同。
儘管至清明時小說創作興起高潮，且地位有所提升，但小說這種文體本身並未從偏見的桎梏中脫離出來。比如凌濛初就把白話小說家貶斥為「輕薄惡少」（《初刻拍案驚奇序》）；紀昀自己著有《閱微草堂筆記》，卻斥責唐宋以來許多小說家「誣謾失真，妖妄熒聽」（《四庫全書總目》）。世人對於小說家也存在種種偏見，比如明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志餘》中說《水滸傳》的編者「其子孫三代皆啞」，清人鐵珊在《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中言王實甫寫《西廂記》後「忽撲地，嚼舌而死」等等。
小說地位的根本性改變在清末民初，除了前期小說創作與文學批評本身的發展之外，最主要的是社會的動蕩與變革使傳統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晚清時期小說的發展同改良派緊密聯繫在一起，並且主要是在戊戌變法之後（詳細可參見〈晚清革命派小說理論的歷史地位--《蘭州大學學報》1983年04期〉）。康有為1887年出版《日本書目志》，認為小說可「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且「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這已經是激進之先聲。真正的「小說界革命」要從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算起，他提出「欲新道德，必新小說」等系列觀點，幾可概括為「小說救國」了。這種觀點由外國政治與歷史啟發而來，同年梁啟超還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劫灰夢傳奇〉，通過劇中人之口說出法國變革成功賴於福祿特爾的小說戲本。新的觀點是建立在社會現實基礎上的，從1902年開始，如《新小說》、《月月小說》等重要的小說雜誌皆開始刊行。1901年至1911年間，便產生小說五百餘種，這幾乎相當於整個古代小說數量之總和。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小說漸漸有了強大的文化優勢，地位更與古代有天壤之別。
五四時期，小說的地位基本確立。有清末所奠定的基礎，又有當時報紙、刊物的風行與稿費制度的形成，再加上白話文的推廣和西方思想影響下的小說轉型，中國的小說真正具有了現代意義。部分激進的學者把傳統詩文批判為「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號稱打倒所謂的正統，認為「詞曲、小說，誠為文學之正宗」（錢玄同）。劉半農則在〈我之文學改良觀〉中說提高戲曲在文學中的位置為他「生平主張最力之問題」。而魯迅、王統照、廬隱等諸多作家的創作亦把小說地位的提高落到了實處。從此時開始，小說擁有了廣大的讀者群。20世紀初鴛鴦蝴蝶派盛行，20年代張恨水大熱，這都建立在小說地位提高的基礎上。沒答過那麼長的答案，也不熟編輯格式，只能就看過前幾名的答案後來試答：
首先，文體定義。
中國古典（古代）小說的概念、範圍、題材等的劃分，眾說紛紜，長期以來沒有統一過。
古代小說以明清蔚為大觀，這點不假，但要說在當時地位很高，卻還值得商榷，這點之後再提。古代小說既已繁盛，文人理論家們必然著手分析這種文體形式。宋人鄭樵曾說「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通志?校讎略?編次之訛論》）、明人胡應麟定小說六分法「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類，兩端俱存。姑舉其重而已。（《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到了紀曉嵐總纂《四庫》，則直接縮減為三類「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至於今人所作的劃分，仍舊是在上述圈子中打轉，沒有形成權威而統一的說法。
@務酒者 所說「以傳統對待傳統」的提法是對的，從以上的古人所作的文體劃分混亂的情況看，對古代小說的定義是宜松不宜緊，但又不能漫無邊際的將比如「綴緝瑣語」這種語錄形式的東西也算作小說。
造成古代小說定義混亂的原因有幾點，只說大略的話：
一是因為在上古時期紀實性的史傳和虛構性的小說之間糾纏共生，典型者如《左傳》、《史記》。
二是中古時期的唐宋，史官文化發達，當時的知識分子以能修國史為一生榮耀，典型事例見唐代宰相薛元超舉平生三大憾事，曰不得中進士、娶五姓女、修國史（參見《隋唐嘉話》卷中），那些無法參與修史者，退而求其次自行修史，產生了一大批野史和筆記，一直影響到古代社會結束。而這兩者與虛構性、與古代小說關係極為緊密。
其次，繁榮的歷史時段。
先是要反駁一下 @務酒者 所列舉的一些拿戲曲代替小說來說明小說繁榮的材料。（戲曲與小說本來即是源頭和發展脈絡差異很大的兩種文學形式，只是基於兩者又有很多相似且聯繫緊密的地方，所以現在學術界多放在一起來說。）而所謂教化促進繁榮，僅存在於歷史上極為短促的一段時期，統治階級是推行還是打壓一種文學文藝，還是出於社會穩定的需要，可翻閱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例子比比皆是。至於文人或捧或批，更多是出於個人的喜好及某種目的。比如狂人金聖嘆稱許「六才子書」，既包括正經的詩、騷、史，也包括通俗的小說戲曲。
@務酒者 所提到的在官修史書《藝文志》中小說家的地位，我以前曾因做課堂討論而比較過從《漢書·藝文志》一直到《清史稿·藝文志》的小說家流派在諸子中的排名，圖表示之：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藝文志》子部類別完全承襲《四庫》子部之分類方法。
而從這個列表大概可以看到，古代小說家流派在諸子中地位一直不高。對於《明史·藝文志》小說家排名第四的現象，一來與明代以後小說在整個社會的流行程度和影響力有關（儘管明清時期以通俗小說為主導，但其帶動包括文言小說在內的古代小說地位整體上升功不可沒），二來則是與《明史》編者將原來的法、名、墨等諸子一起歸納進雜家，道、釋二家排入最後，從而使得排名尚在之後的小說等各家名次上升。同時可以看到，儘管文學小說有唐傳奇、宋元話本、元明清小說的繁榮，但是均無法讓小說以文學體裁形象進入正史。而即使是作為官修巨著而同樣採取四分法目錄的《四庫全書》看待小說，也同樣是充滿挑剔和苛刻的眼光。
之所以花篇幅來解釋古代小說的文體情況，結論在於：實際上，小說的「地位」問題具有兩層含義，如果以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官方看法來定義，小說只包括文言小說，通俗小說和白話小說是不入流的，像官修的《四庫全書》對當時大熱的幾大小說名著隻字不提。而對於文言小說，它們的地位雖低，卻也不是低到塵埃，總體還是穩中有升的。如果以現在的定義，將文言、白話小說湊一起談地位，那麼，它們的地位一直是很低的，這持續到清末民初。
至於古代小說繁榮的幾個轉折時期，說簡略一點，包括那麼幾個時段：
一、魏晉：古代小說粗具梗概；
二、唐代：魯迅說的，中國古代小說「至唐代而一大變」，具有虛構意識了。中國的古體文言小說之美，盛於唐，和詩一樣美；
三、明清：不用說了，大家都懂。通俗小說（白話小說）佔主流。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光緒庚子（一九OO）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阿英《晚清小說史》：
晚清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是一個最繁榮的時代。……造成這空前繁榮局面，在事實上有些怎樣的原因呢？第一，當然是由於印刷事業的發達，沒有前此那樣刻書的困難；由於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應用上需要多量產生。第二，是當時知識階級受了西洋文化影響，從社會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於外敵，政治又極腐敗，大家知道不足與為，遂寫作小說，以事抨擊，並提倡維新與革命。
至於其他原因，還有許多，我歸納一下：
1、 政治鬥爭的產物。上面已說。
2、理論方面，梁啟超等人發起「小說界革命」運動鼓吹。梁啟超在此期間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最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摘引一段：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故曰：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順手再一說，梁啟超是民國時期一個太過牛逼閃耀的人物…
3、小說與出版業的同進退。
20世紀之交的前後幾年，看看當時的小說出版數量，也是中國出版界的奇蹟之一。而早期現代小說與出版媒介的共生關係也導致兩者繼續相互促進。據統計，在晚清時期曾出版過的二百餘種報刊中，有一百一十多種登載過小說，佔一半以上。而僅僅以「小說」為刊名、以刊載小說為主的報刊，就有二十餘家。
印刷業的技術進步。引入西方的鉛印和石印技術等。
另外，現代稿酬制度的建立，當時寫小說的待遇實在太過優渥，好到想讓我們今人穿越回去……據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光緒三十三年（1907），尚在日本留學的魯迅與周作人合譯英國人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著的小說《紅星佚史》，十萬字左右，商務印書館出版，得酬二百元，合千字二元。又據同書，此時周作人在日留學，每月三十三元官費，而房租、伙食費一起每月十元即夠。則五千字之稿費可供一人一月在大城市中之生活所需，如此則千字二元之標準並不低，比今天的一般稿酬還要高得多。而林紓的翻譯外國小說，商務竟給千字十元之高酬。此公一天譯四五千字乃是平常之事，如此則一天即可得稿費五十元左右。而此時期，商務本身的一般職員的月薪只有十幾二十元，一般工人甚至不足十元。而且這樣的水平在當時的工薪階層屬中上水平。
書籍售價降低。相對於閱讀小說已然很繁榮的明清時期，清末民初時期的閱讀成本更低廉得多。舉一例，明代萬曆蘇州舒載陽刻印《封神演義》，有牌記雲「每部定價紋銀二兩。」而當時一個下層雜役工人或伙夫之類，一年薪水是一兩二錢，至於一般平民，不會超過四兩（明人沈榜《宛署雜記》第六卷《力役》）。全年工資不吃不喝讓你買兩部小說看你干不幹？清末時期的書價，同樣看一下《知堂回想錄》所記「購《後七劍十三俠》一部，計洋一角八分。」話說這種書籍低價的現狀，在天朝一直持續到現在不是……
————————————————答主是已經等同脫離這一塊研究的相關專業研究僧，直接引用了自己論文的部分資料，以上……
看了好幾個出過很多書，談過很多道理的名人的答案好扯啊！這個問題中文系最簡單的教材袁行霈的《中國文學史》裡面都有了，麻煩多讀書好么？
在中國研究文體是要分清傳統和現代的，中文現代小說起源於晚清，詳情參見陳平原的《小說史》，而中文的傳統小說不叫小說而叫散文。這個散文是傳統散文的範疇，不是我們說的現代散文。台灣的鄭明娳是專門研究散文的，龔鵬程根據她的研究成果總結了傳統散文的三個特點：世相化（寫日常瑣事，世俗社會生活），技藝化（講究文采），俳諧化（文多駁雜，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不那麼正經，有一點情致，一些滑稽和幽默）。可以看出傳統小說類似《聊齋》、《三言》還有各種筆記小說的各種傳統小說在晚清以前是算在散文範疇內的。如此，傳統小說和現代小說根本不是一個東西，比較一點意義都沒有。
題主這個問題需要一點解釋，中國古代文學並不是以詩為正宗，而是駢句為正宗。官方的書簡詔令對策均為駢句，即便韓柳發起過古文運動至晚唐官方文書仍以駢句為宗，由《樊南四六》可見一斑。另《紅樓夢》賈政情急之處訓斥頑童仍是四言一句，相對而成，可見其當時朝堂之上對策之語。傳統散文的誕生就是為了對抗駢句的，沒有駢文，傳統散文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傳統散文一直出於偏末，當然也包括了涵蓋其中的傳統小說。
有人說現代小說的地位轉變從五四開始，真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現代小說的誕生起源於晚清，為什麼是這個時間？據袁行霈的觀點來說是創作主體和傳媒方式的改變，晚清時節局勢動蕩，大量的官府門客流落民間，為生計，作品必然要反應更底層更生活化的內容來取悅他們的讀者（這一點和周末的官吏分離產生教師的道理類似）。由此小說在更廣泛的人群中有了生命力。此時，金屬活字印刷已經趨於完美，大容量、大印數成為可能，文學創作不再為載體所限（這一點和摺扇促使詞的流行類似）創作者可以表達的內容越來越長，可以說的越來越細，不再需要艱難晦澀的典故來代指其意，讀者閱讀起來也就越來越輕鬆，所以小說成為了更流行的文學形式。
謝邀。
先說答案：
轉折點在五四。
細說幾句。
早期小說所以遭輕賤，主要是受眾偏市井，所謂「滿村聽說蔡中郎」，自宋到清，短篇小說若非假託野史，便是市井閑話，長篇小說則多評書體。詩歌則在任何一國文學裡，都極受尊崇。雖然自元到清，小說地位節節攀升（也跟市民消費能力提高有關），但直到五四之前，詩歌地位都在小說之上。何故？當時的符號如下：
詩歌=漢語精華=士大夫階層賞物，小說=白話家常=市民階層愛好。
詩歌高於小說，這更多是個階層問題。
五四之後，一切都變了。
要反傳統，要反文言文，要破封建糟粕。於是老才子們繼續寫詩（陳散原等），新青年們則一邊用白話詩消解了詩歌的神聖性和高門檻（胡適們），一邊倡導小說。實際上五四時期推崇的小說，是種特定的「現實主義小說」，如托爾斯泰、雨果、巴爾扎克們的東西，重實用，重教化，重批判社會。
這其實還是個階層問題：五四之後，「接地氣、為廣大人民、為現實服務、低門檻、大白話」，是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於是小說就成為了新的強勢文體。實際上，這種強勢崛起的副作用是，很長一段時間，大家談論20世紀的中國小說，很少談及其文體藝術、結構語言，而更多談論其「揭露了、批判了、體現了」，你看，這就是按照實用教化工具的思維來的。
居然讓我看到這個問題了，我上個學期，都在研究這個好麼。
讓我來答。好像把我的論文直接複製粘貼上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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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這個發展問題有點兒複雜，所以談論這個之前，我想先啰嗦的談一下，想說整個發展歷史。（廢話怎麼那麼多。。。可是知乎的存在不就是給我們這種長篇大論鬼麼。。）
我們先分清兩個概念。 一個是「小說」，指文體。 一個是 小說。即歷代提到的小說這個詞。
中間的還是省略些吧，有人問再補充。
總而言之，其實很長一段時間，小說和「小說」是沒有關係的。中間有指小說家（流派）等，總之都不指文體。值得提出來的是，班固這個始作俑者說過，小說是史余，使得小說就不可能成為經史子集之列。
發展到南北朝，終於開始和文體有關。但是和今天說的小說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直到到了宋代，白話小說出現，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分開發展。
就是從宋代開始，白話小說又經過宋元兩代發展，成為了當時士大夫和百姓都喜聞樂見的一種文體。得到廣泛流傳。而其中宋代城市化的發展，和明代印刷術的發展，都推動了小說的推廣。（內容積累，成本。。。）── 小說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小說已經定位是 為了百姓的一種文學。
到了明朝中後期，小說的蓬勃發展，使得當時的文學家開始注意到小說這種文體，這才將其納入到整個文學發展史中去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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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們為了提升小說的地位，就要去找尋小說與別的文體不一樣的地方。於是他們從小說的功能著手。提出了「最明白者為小說之正宗」
而在這個基礎上，主要有兩大理論
1.經史並行說 2 經史分工說
來提升小說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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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還想提一下 ，我國文人自金元一來，逐漸形成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文學觀。
到了王國維他正式提出了這一觀點。而「明清小說」這一概念，他最早是由胡適提出來。
他之所以要提出這一觀點，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一批受西方影響的有學之士希望通過學習西方來拯救中國，而反應到文學上，則是要找一種和西方最接近的文體。他們就把眼光放到了小說身上。在胡適之前，梁啓超就有寫過《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中國傳統的士文學是孤僻文學。
而小說，屬於大眾，也利於傳播思想。
所以胡適等人就開始提倡白話小說。
1902年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
十分同意最高票回答對小說地位的描述，不過如果說小說地位改變時間為1919年的話，時間有點晚。在此做些補充。
1902年11月，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雜誌，並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系統地對小說界革命理論進行了闡釋，認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徹底顛覆了中國文學界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對於改變小說在中國文學邊緣化地位起到了積極作用，這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
此後，小說的地位獲得了極大提升，一些專門刊發小說的報刊雨後春筍般湧現，專門從事小說創作的小說家也不斷出現。
比如，1903年開始在《繡像小說》連載的《老殘遊記》，同年在《新小說》上連載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有《孽海花》，《官場現行記》。後人將其四者並成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這一切迎合了社會需要，並且由於社會變革的需要，小說地位的提高，以及科舉制度的廢除，稿酬制度的建立等多種原因，一批知識分子走上了小說創作的道路。
中國的小說歷經前秦的古代神話小說、漢晉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說、隋唐的傳奇小說、宋元的話本小說、明清的章回小說、現當代的白話小說以及近年來興起的網路小說約三千多個春秋的洗禮。按照小說的歷史時期，可劃分兩大階段，即新文化運動以前，可稱作古典小說階段，新文化運動以後，可稱作現代小說階段。
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導致市井文化興起，表現為詞的繁盛以及小說、話本的地位上升，詩歌的地位有所下降。
明清時期，小說開始走上了文人獨立創作之路，這一時期，小說作家主體意識增強。《紅樓夢》的出現，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推向了高峰，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明清這一段時間內湧現了無數的經典之作流傳於世。
現代小說的興起於民國時期，繁榮於新世紀，尤其網路小說的湧現，顛覆了傳統的書寫和傳播模式。
在這裡說點題外話，前幾天跟人討論中國電影為啥拍不好，結論是中國人不習慣用電影手段講故事。中國人最會講故事的是那些評書藝人，他們為了糊口飯吃，學會了揣摩聽眾心理。《三國演義》《水滸傳》都脫胎於評書。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是敘述故事，而是意境化意象化，給你留很大空間去捉摸裡面的意思，這就是中國人可以說「要不是那啥的話怎麼會那啥呢，要不那啥吧，不就那啥了嗎，那啥你知道該怎麼那啥吧」這句話的時候聽的人一定能聽明白，就是意會的東西特別多。
所以說詩歌是中國文學乃至文化的根基。至於小說怎麼流行了，主要是跟五四新文化運動有關，流行白話文，最先受到摧殘的就是詩歌，中國文字裡面的意會的東西在白話文裡面的優勢沒有了。就像到了數字時代音樂最先被摧殘了一樣。但是小說很適合用白話文表達。加上明清時期的小說已經形成氣候，寫小說的人地位慢慢發生改變，所以後來小說就戰勝了詩歌。
但即便如此，中國人寫小說還是有些彆扭，它還是有詩歌的影子。首先，必須說的是，中國文學以詩為正宗，輕賤小說的說法是不對的。
從文學史上來看，以目前公認的標準。
中國文學的巔峰期，是起於漢晉止於唐宋。
這段歷史時期文學形式的主要代表分別為：漢——大賦、晉——駢文、唐——詩、宋——詞。
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極其輝煌的，但中國文學的正宗絕非僅詩一種。
小說這一文學形式其實遠在魏晉時已有，
但其一直不能成為之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文學地標是有其原因的。
純正的漢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精英文化，從來都飽含著崇高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標準
這些精英於是從內心深處呼喚一種陽春白雪的高尚文學，
以寄託這種自認也確實迥然不同凡俗的情操。
所以在漢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的時候，文學代表形式從未跳出這個範疇。
這一點我們可以很清晰的從上述歷代文學代表形式的脈絡中得到證明。
而這一規律在元明清三代被顯著的顛覆了，戲曲、彈詞、小說等通俗文學形式相繼大紅大紫。
但元明清三代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華夏文化歷史上的地位其實是比較尷尬的。
正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雖然許多人不願承認，
但在後代文人的心目中，至少從狹義上講，
其實元明清的主流文化內容能否納入華夏文化的體系是很值得討論的。
正是因為這種疑慮和爭議，使得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也有著各種爭議。
至於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變遷，簡述如下
1）《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首次作為文體登上歷史舞台。簡要的說，這時所謂的「小說」，
是指篇幅短小、意旨無關宏大、帶有傳聞性質的記載。與文學意義上的小說還有很大差異。
2） 魏晉南北朝，集中出現了一批專談神異靈怪與人物佚事的著作，於是志怪小說便成為了中國小說史上第一個重要的階段， 但其作為一種文學創作形式，在這一階段依然不夠清晰。
3）從唐傳奇開始，出現了比志怪小說更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小說結構，其情節更為複雜，內容更偏於反映人情世態，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劃，也有了顯著的提高。所以說唐傳奇，應該是中國古典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創作形式，開始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
4）宋元開始，小說吸收了「說話」的一些形式上的特點，趨於平實通俗，描寫更加具體細緻。
5）到了明代前期，各類文學形式全面衰退，文言短篇小說方面則有些作品仍能承繼元末文學的精神，並且有若干新的發展，成為明清小說起步的基點。
6）《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西遊記》等小說的出現，標誌著這一文學形式創作高潮的到來。具體請參見章培恆版的中國文學史
一些淺見，請不吝指正。
我覺得從明朝開始小說就開始漸漸由邊緣轉向中心了，尤其四大奇書一一出爐之後。呵呵 ，以現代的文學史眼光和學術視角來看是這樣的。但是在明清也就是當時的文人眼裡，小說還是不入流的。但就文學成就而言，彼時的詩詞成就算是十分衰落了，很少有普通讀者願意讀明詩清詩，但是明清小說的讀者群卻越來越壯大，就是最好的證據。如果需要準確的答案，又要刨根問底的話，還是自己去參考一下相關的研究著作吧，個人比較喜歡北大教授劉勇強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緒論。呵呵
溯源文體，在「《詩》」的意義上談詩，在「小說」的意義上談小說，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在以後漫長的歷史格局中，中華文化中的詩發達，而小說後起了。
正所謂「六經皆史」，《詩》是什麼？「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思無邪」，十一字一部《毛詩》，《朱子語類》批判過了。回到「興觀群怨」的意義上，我們說，《詩》是一部社會生活史。
所以後世詩歌的發展，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浪漫主義，詩歌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現實主義詩歌是對世俗生活的反映，浪漫主義詩歌是對精神生活的反映，或者說社會生活中非物質文化的部分的反映），而且詩歌是社會生活的主要反映。在文學史中，與「詩」這種體裁對立的是散文，雖然《左》《國》《史》《漢》在當代的文學史論下都是優秀的散文作品，但是回到文學史的自覺發展中，散文無疑和詩一樣，是集部著作，即拋去了經、史、子部分的剩餘的部分。他們其實都是社會生活史著作，他們在社會生活史方面相對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嚴耕望雖然也從杜詩中考唐代的交通，但唐文肯定對他的工作影響更大。
而詩相較於他們，則具有更強的文學性，使得它成為更喜聞樂見的社會生活史，即更主流的社會生活史的文學載體。詩在這個意義上是正宗的。
小說不一樣，小說一開始就是子部；子部也是史，諸子出自道家，道家出自古史（參考孫德謙《諸子通考》，不過這個論題並不新鮮）。諸子說到底是政治學學案，它提供的史，是政治學案例。李宗吾《我對於聖人之懷疑》中說的比較透徹：
原來周秦諸子，各人特創一種學說，自以為尋著真理了，自信如果見諸實行，立可救國救民，無奈人微言輕，無人信從。他們心想，人類通性，都是敬畏權勢的，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人人都能夠聽從。世間權勢之大者，莫如人君，尤其是開國之君，兼之那個時候的書，是竹簡做的，能夠得書讀的很少，所以新創一種學說的人都說道，我這種主張，是見之書上，是某個開國之君遺傳下來的。於是道家托於黃帝，墨家托於大禹，倡並耕的托於神農，著本草的也托於神農，著醫書的，著兵書的，俱托於黃帝。此外百家雜技，與夫各種發明，無不託始於開國之君。孔子生當其間，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公例。他所託的更多，堯舜禹湯文武之外，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所以說孔子是集大成之人
所以子部不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之也就不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它代表的是統治者的利益。
所以你去看《晏子春秋》、《說苑》、《新序》，那都是帝王術。這是子部小說家的本質（《晏子春秋》傳統上是子部儒家，這個近年可以商榷）。一直到南朝梁的殷芸《小說》（《隋書·藝文志》著錄十卷），都保留這個本質，是「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時凡不經之說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別集為小說，是小說因通史而作，猶通史之外乘。」（余嘉錫《殷芸&<小說&>輯證》轉引姚振宗《隋書藝文志考證》），余嘉錫說殷芸《小說》的題材是「故書之雅記」，《直齋書錄題解》說「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可知殷芸小說還是為帝王術服務的，「小說」的概念這個時候還沒有落地。
一般認為《世說新語》是中國第一部筆記小說集。這就是完全依現代意義的小說，去框定文學史的結論。到了這裡，我們才有落了地的小說，就是說有了一種記敘文體作為社會生活史的反映，「小說」才真的變成一種喜聞樂見的話語。這樣去框定文學史，我們有了唐傳奇、宋元話本、明清通俗小說，它這麼發展，才壓過了明朝以降，漸漸雙腳離地的、「至今已覺不新鮮」的、無法跟上反映社會生活步伐而局限於文人階級的近體詩。
近代以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觀念興起，於是我們談唐詩是一代之文學，談明清小說是一代之文學，詩先於小說成了一代之文學；又比如說，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這些在當時發展充分的文體都是廣義的「詩」（漢賦還是駢體文呢），都是浦江清批判陸、馮時所指出的「樂府」，乃小說一物到明清才光大發揚，所以有了題主「宗詩賤小說」的印象
也就是說，中國的「小說」的意義有一個遷移，前答援引的鄭樵、胡應麟包括許多在這個問題上表態的意見，理不清這兩種脈絡，也就繞進去了。乃和題主一樣，不能解答這個問題。中國文學有詩為正宗、輕賤小說的傳統嗎？如果有，是怎麼形成和改變的？——看到題主的問題是這個，不知道中途有沒有改過，反正看幾個答案，似乎都不是對這個提問來的。
中國文學有詩為正宗、輕賤小說的傳統嗎？有。
如果有，是怎麼形成和改變的？慢慢說。
先說有詩為正宗的傳統。這個傳統自詩經一直延續到清末。毫無疑問的。
《詩經》所收錄的詩，從功能上看，大致有三：
1、吟詠性情的。2、社交之用的。3、祭祀大典之用的。
第一類，就是抒發一下個人小情調，比如「關關雎鳩……」
第二類，宴會演唱的，當然也帶有抒發個人情調的一部分，但主要還是迎合宴會主題，烘托氣氛的。
第三類，直接歌功頌德。
後世儒家過度解釋，將《詩經》提升到國家公務活動所必備教材，引用詩經章句是公務交流常見現象，所謂「不學詩、無以言」。
之後，詩歌基本就沿著這個路子走了，簡要說，就是講究雅正，是官方正統，是個人修養。
曹植出來，事情起了變化。曹植以八斗之才，引用個人性情，其實是降低了詩歌的政治地位，但回歸了詩歌的正途。
沿著曹植的路子走遠，就成了六朝的靡麗之風，徹底墮落為艷情詩。所以唐初諸位對此很有意見，要回歸到詩歌的雅正上來，所謂的復古，追求建安風骨。
之後多次反覆，每次都用復古的口號往回拽。
唐代的詩，社交功能加強了，宴會、場合、別送、書信，到處都用詩。當然，同時也在瓦舍勾欄演唱，這部分當然是比較艷麗甚至低俗化的。宮體詩也不例外，李白的《清平調》三首，就是例子。好在唐人比較積極用事，個人性情也多走經國濟世，抒發用世的心境。宮體詩也漸漸走出靡麗風，稍微雅正，與世同流，甚至消滅了傳統意義上的宮體詩了。
總之，詩還是在雅正的路子上。
到了宋代，長短句出現，詩詞分界，事關重大。個人情感，男歡女愛的題材都歸到詞上，詩的功能更加單純地抒發大情懷，越發雅正起來。當然不乏一些詩人用詩來寫閨情，就顯得非常另類了。
尤其宋代理學出現，元代理學發展，詩與理學合流，雅正得越發不可一世。好在文人的閑情有詞、曲來抒發，詩的任務就任他去了。
還有一點，自武則天開始，科舉考試有詩歌這一款，大大提高了詩歌的地位。
明清也不例外，詩一直處於文學的正宗地位。
至於詞，一開始就是民間二人轉性質，確實很多人看不起。自李煜、蘇東坡兩次變革嘗試，詞才慢慢遇民間艷調分離出一派來。曲呢，就一直沒高級起來。一直在民間來的。
這就是詩的傳統，正宗、雅正。寫詩比填詞高級，比填曲子更高級，高級到國家行為層面了。
至於小說，如果從最初的文人筆記算起，一開始就屬於個人的閑事兒，儘管好看，畢竟不是上檯面的。文人筆記，帶有紀事、記史性質的，也不行，別說後來的虛構了。
小說的興發，是從唐傳奇開始成規模的。到宋代、元代，民間文藝蓬勃起來，文人的小說寫作，多為這些民間藝人服務，同時也從民間藝人里取材。一開始，就是擦著地面走的。
到了明清小說，篇幅、規模更大，印刷出版都符合併滿足市井需要。士大夫也要看啊，士大夫從一開始雅正的時候，就喜歡偷偷看小黃書的。
小說地位提高，是民國期間的事兒。但即便如此，與詩歌談正宗，還是差點行市。
至於現代，詩已經消亡沒落，大家都看小說取樂。小說家和戲劇工作者、民間藝人的地位都高了。所以我們感覺不到誰正宗不正宗了。
文學體裁，本不應該分高低貴賤的，但是，出身畢竟有不同，中國人還是很講門戶的。小說興於元明，在清代蓬勃發展。到了清代中葉，傳統文體的成就和影響就遠抵不上小說了。
以字數記稿酬開始。
看到這個有關文學史的問題，有些興趣，對高贊回答又不盡同意，於是過來拋塊磚。
先說主要觀點。一，「詩為正宗」的傳統確實自古就有，但「輕賤小說」是否成其為「傳統」，且是否「自古就有」，則有待商榷。二，古代小說在其基本成熟，即可以被視為當下所言的「小說」後，就已逐步獲得較高的認同，該時期應不遲於唐代中葉。
「小說」二字最早確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懸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務酒者 回答中之引文當有兩處錯字）此處「小說」指一些低微瑣屑的言論，比之作為文學體裁的小說，意義迥別。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言：「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然《藝文志》「小說家」目下所列舉之文本，多被目為偽托的記言記事之作，並非具有文學性的藝術表現形式。
降至六朝，以《世說新語》、《搜神記》等為代表的志人、志怪小說始得出現。這些篇章短小的文本形式具有極強的故事性與趣味性，且文筆流麗，殊為可觀。但就寫作目的而言，作者仍抱持「紀實」的態度，並非意在向讀者講述虛構故事；就其體裁而言，也多成片段化、筆記化的樣貌，缺乏圓整的敘事結構。故而，此時仍只是小說的醞釀期。
直到唐代傳奇，小說才告成熟。胡應麟言：「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一時間，《古鏡記》《離魂記》《柳毅傳》《鶯鶯傳》《霍小玉傳》《南柯太守傳》《虯髯客傳》等等流傳後世的名作紛現迭出。同時，以散體文言進行寫作的傳奇作品與古文運動的發展步調具有相當的同步性。古文大家如韓愈、柳宗元的作品中，如《圬者王承福傳》《毛穎傳》、《梓人傳》《中暑郭橐陀傳》等，均帶有較重的小說色彩。再者，唐代科舉勃興，進士科行卷之風盛行，其中，傳奇作品亦占相當的比重。宋趙彥衛認為《幽怪錄》《傳奇》兩部唐代傳奇作品集中所收均為行卷之作。其說雖未必盡然，但據此可知唐代士人應當確有此種風氣。
以文言進行寫作的傳奇作品在唐代具有相當的活躍性，被士林所接受。而在通俗文學領域，變文也同樣有著極廣泛的傳播。變文即借講述故事來闡揚佛教經義的文本，其講唱形式名為「俗講」。變文本自佛經中來，但因有吸引聽眾的需要，逐步吸收民間傳說、歷史故事等，其內容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擴充。唐趙璘《因話錄》以士人立場載錄俗講時的場面，「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四舍」，雖語帶鄙薄之意，卻也生動再現出變文在民間的受歡迎程度。
如果承認唐傳奇與變文都已構成傳統意義上的小說作品，那麼自然不難發現，在當時，無論是在操持文學風向的上層士人群體中，還是在位置相對靠下的民間基層，即使存在一些不同意見，卻未見得有「輕賤小說的傳統」。
當代人接觸古代文學，往往易受「代際文學」觀念的影響，認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即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云云。但事實上，文學形式的流變狀況相對複雜，同一時代不僅僅只有一種主要文體，同一文體也並非對應朝代遞變而簡單生滅。就唐傳奇而言，宋洪邁言：「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如此褒讚，豈止未嘗「輕賤」，簡直有過譽的嫌疑了。唐代，誠非僅止為詩歌的王朝而已，變文實可稱為詞曲、白話小說的發軔之處。
唐後為宋。宋代傳播較廣的小說形式為話本。此時，唐傳奇經過長時期發展，內容漸趨僵化，且以文言書寫，在白話漸趨流行的宋代漸受冷遇。變文則在真宗時被取締，不得在寺廟聚眾俗講。變文留有兩支餘緒，一為話本，下啟明清小說；一為諸宮調，下啟元明戲曲。
這裡單說話本。話本即宋代說話人用的底本，多用白話。宋代都市生活繁榮，說話藝術即以市民階層為主要對象，有「小說」，說經、說參請，講史，合生等類別。說話不但是市井百姓喜愛的娛樂活動，南宋供奉局亦有說話人，可見其風靡上下之狀。
降至明代，白話章回體小說勃然蔚興。小說的風諭教化功能也被「發現」。然而這種「發現」並非對小說文體本質的深度挖掘，更多的是給予其一種名目，使其可以通過「審核」，堂而皇之地出入於市井百姓與文林士子之間。
明清兩代，小說之風靡無需贅言，嘉靖大名士作《金瓶梅》，《水滸傳》躋身六才子書，各類小說批點評傳、刊刻傳抄之狀極為熱烈。
晚清末造，小說之地位似已系乎家國命運。「小說界革命」已與「詩界革命」並提，「與新道德，必新小說」之語也足證其地位。
五四之後的事情，大家都懂的。
古典文學具有詩學正統的傳統。先秦時期，「文學」一詞尚未具備「文學藝術」的意義，與「經典、儒術」關聯緊密。詩禮治國為儒家傳統。士林文人出於身份的自覺，確實長期抱持詩學正統的立場。但堅持詩學的正統，未必就輕賤其他文體。可以看到，小說自唐代發展成熟以來，即使受過質疑，卻也未必有被「自古輕賤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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