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推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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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中國古代史之時讀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考點就好奇往百度搜索之然讀百度百科上的資料如下圖

便覺奇怪歸根結底是否存在董仲舒提出漢武帝採納的說法亦或是這個說法本身為杜撰？如果這是個錯誤的說法為什麼延續了這麼多年的教材依然使用這個說法不是很讓人產生誤解么?這個說法已經延續了很多年了為什麼至今還有這麼大的爭議實屬不解求歷史圈的各位大神解答

謝邀。。。這個需要普及下近代史，我們才能說回漢史，否則沒有多大意義

我們首先需要追溯一下語境：

這個概念最早提出是民國時期易白沙《孔子平議》裡面結論，事實上這篇文章是一個文化批判結論，而不是一個歷史學結論，而易白沙本人這篇文章主要是對於「尊君」觀念的批判，在他本人的觀念里，塑造了一個稻草人，那就是「原儒－－後世儒學」的靶子，他對於原儒是較為肯定的，對於後世儒學其批判理由如下：
(l)孔子尊君權，漫無限制，易演成獨夫專制之弊；(2)孔子講學不許商榷問題，易演成思想專制之弊；(3)孔子少絕對之主張，易為人所借口；(4)孔子單重做官，不重謀食，易人民賊牢籠。

而他認為後世強權君王「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智」，故而使得「使國人知獨夫民賊利用孔子，實大悼孔子精神。孔子宏願，誠欲統一學術，統一政治，不料為獨夫民賊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而這裡後世「獨夫民賊」指代各路君王和後世入政儒生，而首要的靶子就是公羊家時期的董仲舒，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質上是為」尊君之辯」。

當然，單就觀點而言，易白沙的此次結論是不怎麼站的住腳的，而且私貨頗多。但是我覺得來考據下這種論調的思想來源，是比較有意思的。

易白沙所在的年月，文人階級對於國學的研究和態度大致為兩派。
一派「尊墨」，大致是從梁啟超開始，到《新青年》初期的國學文人所推崇，其最重要推崇的價值觀，一個是「尚同」，一個是「墨俠精神」。前者而言，剛接觸西學的少壯派文人（這裡的西學主要是指的啟蒙時代的學說），一定程度將墨家「尚同」、「兼愛」、「非攻」和啟蒙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試圖調和在一起
而在《甲寅》雜誌發表題為《廠尚同》的文章，「尚同」思想被易白傑詮釋為「同於天，同於仁，同於民，此三者尚同之靈魂也。」並從「同於民」的基點出發，認為墨家一定程度上是先秦譜系的中唯一適用於「民主」的一脈。
而「墨俠精神」一定程度被泛化成了自由文人階級對於時代的變革精神。

另一派是「尊」儒（注意我引號的位置），一定程度是船山學社某部分極度保守人士，《船山學報》是主要陣地，本來主要學術方向是「船山學」。而主要事迹時1915年左右，原因主要是因為湘軍當時以」衛道「為名立足，而亂世中，文人總得臣服於武家，故而《船山學報》第2期刊登過一篇題為《論衛道之精神》的文章，文中先極力讚揚「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方物，峻極於天」；次攻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是「異端紛起」；再宣揚護衛「聖道」、「名教」。甚至之後的一些文章，開始給「三綱」辯護了。。

然後在新時代，中國版共和主義思潮帶領的早期新文化運動中，輿論陣地中以「國學」為「名」（繼續注意引號），兩撥人以文化批判為主要領域，開始了某種意義上的隔空筆仗。易白傑《孔子評議》對於所謂「後世儒生」（後世儒生名義上說的公羊家和尊儒君王，實際上說的誰，不需要解釋了吧）的批判，以及引出董仲舒進言」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作言，實際上就是這個筆仗的一部分而已，至於說有多少文學批判價值，請學文學的人士來作答，但是僅以儒學和漢史來說，此文的大部分結論是值得商榷的。但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之說，卻傳得異常廣泛。。當然，是不能作為一個嚴肅的「歷史學「結論的。。

說完近代史，我們再說會漢史，那就是漢朝實質上是否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呢？？

這個我有時間再來更新，已經太晚了。。。

謝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獨存」，不是「獨留」，而是「獨尊」。

僅這一點，就很有意思。

事實上，董仲舒是否真的提出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值得探討。

在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中，他提出的是「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而在《漢書-董仲舒傳》中，班固評價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漢書-武帝紀》中，班固使用的詞語則是「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至於名揚天下的《史記》，則壓根沒提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幾個字。

這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問題。

好吧，因為與題目關係不大，我們暫且不去管它。我們需要著重搞清楚的是，漢武帝是不是真的搞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答案為，是的，但也不完全是。

獨尊儒術，確實有，但罷黜百家，顯然談不上。

一個統一的大帝國，需要自上而下都能行得通的國家意識形態。這一點，秦始皇一統中國時便意識到了。但是，在統一思想這條路上，嬴政卻走錯了方向。秦朝統治階段，國家大力推崇法家，又搞出了一幕焚書坑儒（其實坑的多是術士）的鬧劇，極大刺激了士人的心。秦朝統一思想的過程，是強硬的，殘酷的，甚至是暴虐的。

於是，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到了漢武帝時期，秦朝這一套，便不能再搞。由此，也便有了董仲舒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承蒙了古代先哲們的努力，古中國的歷朝歷代，都不必拿宗教作為國家的統一思想。在統治者眼裡，法家是統治手段，儒家用於承平盛世，道家則慣於在喪亂之後拿來休養生息。幾套政治思維，有張有合，互補短缺，一向被後來的統治者雜用。古中國幾乎不需要任何外來思想，便能四平八穩的治理國家。

宗教沒能主導政治，是古中國在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的先進性。

我們不能因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的學術和思想禁錮，便否定其帶來的正面意義。

現在，我們來看看漢武帝是怎麼「罷黜百家」的，又是如何「獨尊儒術」的。

漢武帝的統治時期，帝國的主要打擊對象為：「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者。

在這五種打擊對象里，申不害、商鞅、韓非，均是法家；蘇秦、張儀，則是縱橫家。

為什麼宣揚此類思想的人會成為出頭的椽子，被首先討伐？

因為，法家是非常明確的統治思想，這柄武器，只能握在統治者手中，卻決不能散落在民間；而縱橫家，興風作浪，搖鼓唇舌，是帝國禍亂的始作俑者。

在漢武帝眼中，一切有可能威脅到帝國統治的不安定因素，都需要掐死在搖籃里。

由此可見，所謂「罷黜百家」，其實是要打上一個問號的。漢朝的統治階段，道家思學並沒有被禁止，法家思想則被漢武帝拿來大用特用。真正被罷黜的，只有縱橫家，真正被禁止民間修習的，也只有法家。既然道家、法家、墨家幾個重要思想並沒有銷聲匿跡，那麼，又何談「罷黜」？

至於「獨尊儒術」，當然有其道理。

儒家是維護君主制度的。當然，法家也維護，但辦法卻不怎麼光明正大。法家的手段，為勢（絕對權威）、術（陰謀詭計）、法（嚴刑峻法）。將法家擺上檯面的秦帝國，歷二世而亡。

而儒家則要有人情味的多。儒家的道為王道，政為仁政，製為禮制，治為德治。這樣的統治辦法和意識形態，人民容易滿足，士人也能接受。將儒學抬上國家政治層面之後，三綱五常也就產生了，帝國的核心價值觀便由此確立。

「獨尊儒術」的方法，便是壟斷仕途。

首先，辭退研習諸子百家的博士，在皇帝的顧問團里，只保留五經博士；然後，動用國家力量，為博士招募弟子；最後，設立太學，公開考核儒家子弟。

這是一套非常見效的政策。研習儒學的子弟有著根深蒂固的「忠君愛國」思想，由他們來做帝國的官員，不僅兢兢業業，而且危險最小。

從此，帝國與儒生達成了協議。我將官職交給你，而你，則保證不會動用學識和資源來針對我。

儒家也確實做到了。在後來的時光里，士人參與的造反，屈指可數。赤眉、黃巾、白蓮教、太平天國，都不是靠儒家思想，才將起義者凝聚在一起的。

至於漢武帝本人，哼，他才不是什麼儒家呢！

他迷信巫術，修鍊黃老之術，重用酷吏，這些行為都與儒家相去甚遠。漢武帝真正推崇的，仍然是法家。在他的統治時期，僅僅因為嚴刑峻法而死掉的內閣高級官員，便有九位之多。被逼自殺者更是不計其數。他對內閣的控制，對經濟的壟斷，對豪強的打擊，無一不在顯現他的法家思維。

但是，這仍然不妨礙漢武帝擺出一副「仁義道德」的儒家嘴臉。

為什麼？

因為儒家得人心，因為儒家比法家更美。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實際上是民國學者易白沙在《青年雜誌》上發表的《孔子評議》中的一句話，原文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這話的意思實際上是為了批判儒學獨尊的地位而講的，其本身不能作為歷史材料來判斷兩千多年前漢武帝是否真的頒布過這樣的命令。要想知道當年的真實情況，不翻出當時的材料是不行的。董仲舒的原話是：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應該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六經是什麼東西？六經指的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本書記載是三代、春秋時期的政治、文化的總結，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典籍。諸子百家的學說，從根源上講都是從這六本書中發展出來的。孔子晚年的時候改編了這六本書的內容，作為教授弟子的教材。由於孔子是儒家的開山鼻祖，於是很多人都將這六本書作為儒家典籍看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實際上就是在講杜絕除儒家學說之外的百家學說的傳承，把儒家學說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四處宣揚。

前面人都說的差不多了，補充一點為什麼談不上「罷黜百家」。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
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歆改名秀，冀以應圖讖。〕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略，謂群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即下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倮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資治通鑒卷第三十三》（《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更簡略）

從上面可以看出，武帝時收集天下圖書，成帝時命大儒劉向父子整理圖書，這才使得不少百家之書得以流傳，劉歆更是認為要吸收百家的優點。

漢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

儒術不是儒家，儒家在漢代並不是正傳，儒術是，讖緯是正傳

閑著無聊，簡單說說。
當時董仲舒提了哪些觀點？
大概總結為三點，一是教化，形成思想統一（所謂民風淳樸了就不會有什麼暴政了），設太學，地方設中小學等類似機構，傳播儒家思想；第二選賢，讓地方封國郡縣在基層或者民間選舉賢能，送京培養（選的好了有賞，選的不好就處罰）；第三官員不得與民爭利，就是當官的不可以從事商業活動。
而上面所說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應該是對下面這段的總結，說實話是簡單暴力了點。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這段直接從排名第一的那裡拽下來的，這個算是當時董仲舒答辯總結，結果被斷章取義了。）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一段很有意思的，就是在漢武帝認可董仲舒的觀點後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奏可。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

所以說罷黜實施了沒？實施了，而且實施的對象比較的明顯。（忘了說當時漢武帝才十七歲，也就是剛剛高中二年級的樣子。）但是，並沒有形成獨尊儒術這種一家獨大的思想狂潮，另外也並沒有真正的罷黜百家這麼嚴重。我覺得是一時腦熱做出的決定，而且作出決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當時宰相和其他一些上層儒家學派官員的影響，這一點排名第一的也說明了。
漢武帝尊儒，所以後來又任用了兩個好儒人事竇英（丞相）和候田（太尉），而這二位呢，又推薦了趙綰和王臧（又是兩個儒學人士），再後來趙綰得罪竇太后，老女人發飆了，趙綰，王臧自殺，竇英和候田免職。（竇太后比較喜歡黃老之說，另外整個西漢王朝就一直沒有脫離過黃老之說。所以罷黜百家不屬實。）
最後，我認為最有影響的還是太學及地方學校的建立，這個使用的是儒家思想，而說到影響也就是這個影響最為深遠，而最終讓儒學成為主流思想才是董仲舒煽動翅膀所引發的颶風。

這個說法的確是錯誤的，它的問題在於，儒家也在"百家"之列。與百家言相對的，應該是先王學。漢代"尊"的不是儒術，而是先王與孔子之學。（孔子之學與儒家學說並不能等同）

所謂的罷黜應該是政治上的不採納，而不是禁絕。

主要是一改前幾位皇帝崇尚黃老無為的意識形態，因此要樹立一個新榜樣。

秦朝的法家名聲已經壞了，只能偷偷用不能拿出來到檯面上說，於是儒家成為了最佳的候選者。

就是漢代推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