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嗎？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商文化，齊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嗎？

夏有三義：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與西北中國密切相關。

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環論證：夏民族很可能興起於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進文化大體來自中亞或西亞；西北是上古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羌族」，它是很多部落的集合體，類似於「北方人」「歐洲人」這類地緣性泛稱。「羌族」與齊家文化有緊密的聯繫。

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

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從時空內容均可證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相當。

此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

「西羌古國」與夏王朝可轉化，元昊夏國與赫連勃勃大夏國是繼承者。《荀子·大略》雲「禹學於西王國」。

《史記》載「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於黃河上游大夏河地區；

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變成了漢族，其它變成了羌、匈奴、党項、鮮卑等民族。

齊家文化就是逼你思考，東亞大陸文明與中亞地區，南歐草原地區，東歐地區。今天的西西伯利亞地理地區，他們之間文化的關聯。東亞大陸的青銅器的起源，小麥的引入，家馬的出現，綿羊的出現，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以及鄂爾多斯青銅器文化，都是與齊家文化有關聯，與文獻中的夏文化有關聯。

中國文獻中夏文化是真實存在的。我認為，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種或者多種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著。比如，當今就有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遼河的紅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國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認為是夏文化。因為在古文獻中，大禹的足跡是遍布上面文化所在地理區域的。

問題中的論述出自： 易華著. 齊家華夏說.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2015.11.

我對「什麼是夏文化」這樣的問題既無研究也無興趣，簡單說點學習體會。
第一，夏文化的探討一般以夏鼐先生1977年在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上提出的「夏文化應該是指夏王朝時期夏民族的文化」這一定義為前提。 夏文化仍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最終只有在取得物證（如文字）後才能解決」。探索哪種考古遺存是夏不是不可以，但是備選項越多，越讓人懷疑其前提是否存在問題——1.我們探討的夏王朝是歷史上存在過的；2.這個夏文化有它一定的特點；還可以再加一個3.現有考古方法論能否勝任或者如何辨識族屬。

第二，單純就夏文化這個問題上，齊家文化說沒有顯著超出其他假說的水平，但是論述途徑不一樣。
歷來就有學者思考這個問題，最開始 夏文化=仰韶（徐中舒），=龍山（范文瀾），這是歷史學家最初的推測。發現二里頭之後，二里頭文化成為最重要的探索對象，夏文化=王灣三期+二里頭一期/二期/三期（佟柱臣/殷瑋璋/田昌五），=二里頭（鄒衡），=王灣三期晚+新砦期+二里頭（李伯謙，也被斷代工程所採用）————「主流」和「非主流」分割線————夏文化=陶寺（馮時），=海岱龍山（杜在忠），=陝北龍山（姬乃軍），=良渚（陳剩勇），=齊家（易華），=石家河（郭靜雲） ……可能將來還會有更多新觀點，但是總的趨勢可能是單純對號入座的研究趨於淡化，變得更加「冷靜」且開始反思了，年輕的學者很少遵從老一輩的範式就這個問題繼續爭論下去。
如果夏商確實是兩個人群且可以從考古學文化上區分的話，探索夏文化的既有路徑是，在文化面貌分析的基礎上，確立商文化的編年體系，包括晚商、早商、先商（商先公先王時期的遺存，而非很多人望文生義的那樣泛指商以前），從年代上比早商更早的考古遺存中找出一個非商系的考古學文化，地望和年代方面則搜羅有利於記說的文獻。
但是以往糾結的一個點在於夏商分界的問題，因為早商也沒有自證性的證據，所以早商能早到什麼時候（或者說夏年和商年的分界在哪兒）還是依賴於傳統文獻的推導，即商周分界之年+商代總的積年=商始年，然而兩者在文獻上都是不確定的。這種模糊性就給多說並立提供了空間。所以，判定標尺由文字退而求其次變成都城，具體地說就是商湯都亳。如果能確定偃師商城或鄭州商城是亳，就相當於找到了一個相對可靠的定點（無論是年代還是文化意義上），傳統上鄭亳說和西亳說主要在爭論這個。
所以從以上邏輯看，易華的奇葩之處在於他自己都不認為該假說有這類定點，而是列舉出「如果二里頭是夏則齊家是夏早期、如果二里頭是早商則齊家是夏」的兩種可能性。其實我把「齊家」換成「河南龍山」或「中原龍山」不是一樣成立嘛，這好像和沒說一樣，沒準兒後者高規格遺存更多、文獻證據也更充分呢。這種陳述的唯一意義是指出目前公認的「早商文化=二里崗文化」可能有問題，還有上下浮動的空間（但他也不能確定早商文化是什麼）。
所以他的論證很非主流，沒有糾結齊家是早期夏文化還是晚期夏文化這種問題，只是說明齊家與二里頭的相似性，以及齊家在溝通東亞與內亞上的中介作用，整體上還是以《夷夏先後說》那本書為基礎的，另外一個背景則是「二里頭至少代表了夏的一部分」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公認。
認識東亞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不一定要借用文獻上的夏（雖然易華能把本土與外來因素的對立與夷夏之分聯繫起來，看起來是一個創新點），所以不存在XX逼你思考XX的問題，而是很多學者都在這麼做，抽空看看李水城、水濤、張良仁、梅建軍、林梅村、楊建華……等的論文，比自己瞎想靠譜得多。

第三，關於提問者自己認為的那部分。 夏確實不一定只對應一個考古學文化，但是也沒有人認為分布地域如此之廣、年代跨度如此之大的眾多考古學文化都是夏文化，因為夏族或夏後氏的規模並不大。文獻中禹跡遍布九州，範圍比從啟到桀諸夏王的活動範圍（一般認為不過豫西、晉南、河濟之間）大得多，然而很少有人把這當成事實看，重要的是文獻中禹的記載是怎麼形成的，禹跡又有哪些意義。這方面可以參考李零：《茫茫禹跡》 .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06.
其他小問題，比如，就我所知好像沒有人主張紅山文化是夏文化；三星堆、金沙文化也沒有，你自己都說是「古蜀國」，難道古蜀國=夏？

瀉藥。

我對齊家文化了解不多，所知僅來源於網路，僅就有限的了解試答一二。

以下為個人看法：

1。齊家文化不是早期夏文華。

齊家文化具有明顯的地域性。說得直白點，它更可能是羌族文化而不是傳統的「中原文化」。關於齊家文化的傳播目前還有爭議，至少沒有證據表明它和後來的商周文化有必然聯繫。從文物上看，齊家文化中玉的成分大於中原文化，而骨器的比例相對少，具有明顯的差別。所以答主認為，齊家文化是獨立的文化，產生與滅亡均與夏商沒有聯繫。

2。齊家文化並不是「西羌古國」。

在早期的文獻中，對於國家的認識並不完備。實際上，古人有沒有能力得知其數千年前的歷史是存疑的。尤其是「羌族」，它是很多部落的集合體，類似於「北方人」「歐洲人」這類地緣性泛稱。中原第一個可能存在的國家是夏，而連夏朝的存在至今都有爭議，那麼和它同時期的齊家文化理論上不可能形成國家。所以文獻記載的「西羌古國」是要被質疑的。關於國家的定義可以參考我的另一篇答案。

3。齊家文化的民族構成至今存疑。

遠古民族的演化，涉及到人種學，考古學，生物學等等紛繁雜蕪的學科，結論需要它們共同認證。在答主有限的了解範圍內，並沒看到有說服力的關於齊家文化時期民族演變的統一意見。分布在甘肅，陝西甚至西藏的部落文明都可以看做是齊家文化，顯然想要把他們歸於同一民族還需要更多的考證。

以上。

引子

齊家文化，只是我【華夏文化圈】大的主題下的一個子題目。

齊家文化就是逼你思考，東亞大陸文明與中亞地區，南歐草原地區，東歐地區。今天的西西伯利亞地理地區，他們之間文化的關聯。東亞大陸的青銅器的起源，小麥的引入，家馬的出現，綿羊的出現，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以及鄂爾多斯青銅器文化，都是與齊家文化有關聯，與文獻中的夏文化有關聯。

「羌族」，它是很多部落的集合體，類似於「北方人」「歐洲人」這類地緣性泛稱。「羌族」與齊家文化有緊密的聯繫。

中國文獻中夏文化是真實存在的。我認為，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種或者多種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著。比如，當今就有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遼河的紅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國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認為是夏文化。因為在古文獻中，大禹的足跡是遍布上面文化所在地理區域的。

全文核心思想

夏有三義：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與西北中國密切相關。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環論證：夏民族很可能興起於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進文化大體來自中亞或西亞；西北是上古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從時空內容均可證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相當。此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西羌古國」與夏王朝可轉化，元昊夏國與赫連勃勃大夏國是繼承者。《荀子·大略》雲「禹學於西王國」。《史記》載「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於黃河上游大夏河地區；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變成了漢族，其它變成了羌、匈奴、党項、鮮卑等民族。

二頭裡文化與齊家文化時空接近性質又大同小異，可以得出如下推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商文化，齊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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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有三義：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均與西北中國密切相關。

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得更加清晰。

人類分子遺傳學的研究成果支持人類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學說，即生活在地球上的現代人類均是約5-10萬年前走出非洲的史前人類的後裔。

Y-染色體單倍群及線粒體SNP研究表明，定居於東亞地區的現代人類，其祖先在離開東非洲後進入阿拉伯半島，沿印度洋海岸線進入東南亞地區（包括我國雲南），後來逐漸向北部內陸地區擴張，即東亞人群遷徙由南到北的「南線」（Southern route）假說。

與此同時，還有「北線」（Northern route）假說，即史前人類大約在5-6萬年前從北非進入地中海東部地區，然後沿東西走向分別進入中亞和歐洲。

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發育生物學研究中心馬潤林研究組在最新合作研究中，通過高密度Y-染色體單倍群及STR genotyping檢測了遍布中國境內116個地區和北韓地區的共3826名男性DNA樣本，構建了精細的Y-染色體單倍群進化地理分布圖譜，並測定了有關單倍型的STR年代。

研究表明，東亞人群中存在4個主要Y-單倍群占檢測人數約93%，支持南線學說。

重要的是，研究發現東亞確實存在中亞和西部歐亞的遺傳輸入（約7%）。對這些單倍群分別進行系統地理髮育分析發現，它們基本都表現出沿北線的末次冰川期後的人群擴張。

尤其是Y染色體單倍群Q的一個亞分支Q1a1-M120，推測是史前人群沿北線遷移，途徑東亞北部留下的最好痕迹。

Y染色體單倍群Q分布在東歐、北歐、高加索、西亞、南亞、中亞、西伯利亞、美洲和東亞，

但Q的分支Q1a1-M120局限性地分布在東亞，主要是東亞北方人群，並且表現出了最高的多態性。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布就是這兩個種群分別從南北線遷移擴散融合交流創造的結果，北線人群遷徙從9000-3000年階段似乎持續不斷，並在本土有再創造的過程，他們應是華夏文明形成前的中國人固有組成部分

末次盛冰期結束後，南方的O系人群開始向北方大擴張，其中O3兵分兩路，從川北和江漢進入黃河中上游地區，而O2的大本營是江西，O1的大本營是浙江。

長江文明在青銅時代之前都是優於黃河文明的，在5000多年前，有一撥南方向北方擴張的潮流，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向北擴張影響，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時在向北方擴張，這波南方擴張潮是不是可以看成新石器早期南方人群向北方遷徙之後的第二波擴張潮，這波潮流改變了黃河中下游地區O2人群比例。

西南的屈家嶺文化和南邊的良渚文化擴張都對原來海岱的大汶口文化產生了壓力，因而出現了O2的逃避人群。

蜀國、楚國、吳國和越國的輝煌之前更多的是本土文明的積澱，而非傳統史學觀點中是單純受到中原地區的影響的結果，也就是在前青銅時代，長江文明一直在給黃河文明輸入養分。

也就是說，夏文化是主要從北部地區，主要是西北地區逐步的走向東部地區，走向中原地區。

所以夏文化的神話系統，就必然把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北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中原的煤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山東的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統統聯繫在一起。這是神話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的地方。

《吉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2年04期 【 漢族起源與發展的遺傳學探索 】

通過對24個現代漢族人群、8個古代人群的線粒體DNA數據進行生物統計學分析,得出3000年前中原地區古代人群的遺傳結構與現代漢族人群非常接近,而不同時期周邊古代人群雖然對現代漢族有一定的遺傳貢獻,但總體上他們與現代漢族遺傳關係較遠,

這暗示遠古時期,遺傳結構不同的氏族部落相互融合,逐漸在中原地區形成華夏族,後者又不斷擴張並與周邊民族融合,最終形成現代漢族.

由於華夏族及其後裔的人口數量遠遠多於其他人群,以後的民族融合中,漢族群體一直佔據主導地位,這使得其遺傳結構基本保持穩定.

這篇論文證明了， 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種或者多種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著。比如，當今就有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遼河的紅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國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認為是夏文化。

在上古時期， 華夏族遺傳結構不同的氏族部落相互融合,逐漸在中原地區形成華夏族,後者又不斷擴張並與周邊民族融合,最終形成現代漢族.。華夏族包含多種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著。

吉林大學李紅傑博士論文《中國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體遺傳多樣性研究》，對中國北方13個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類遺骸進行了父系分子遺傳學研究。

姬周-華夏族群活動地區兩個遺址，Q1a1高頻。

山西絳縣橫北倗國遺址，屬於西周早期。9例Q1a1，2例O2系,判斷為O2a， 1例N(非N1c),4例O3a2-P201,2例O3，但未能成功測定下游，4例O*.

寧夏東南部彭陽遺址，屬於2500年前東周時期。4例全部為Q1a1。

先周公劉開始的活動範圍主要就在寧夏東南部彭陽到陝西西北部的慶陽一帶。先周的都城北豳就在慶陽一帶。從古公亶父起，從慶陽遷徙到寶雞東部的岐山周原，到武王推翻殷商，陝西和山西南部是姬周核心範圍區。

分布相近的遼西區遺址5個，分布於內蒙赤峰市周圍，分屬N,O3,C類型，沒有Q系，應是後來東胡系主要來源

遼寧凌源境內的牛梁河遺址，距今5000年左右，處於紅山文化後期。1例C*,1例O（未能成功測下游）,4例N

哈拉海溝墓地，距今45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遺存。12例全部是N（非N1a,非N1c)

大甸子遺址，距今3600年左右，遺址年代為夏末商初，距今約3600年，夏家店下層文化類型。3例N（非N1c), 2例O3(未進一步測下游）

大山前遺址，距今約3000年，夏家店上層文化。1例C，3例N1c,1例N(非N1a,非N1c) 2例O3a2c1a-M117, 2例O3a*-M324

井溝子遺址，年代約為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12例全部為C*

新疆地區三個遺址，分屬R1a1a, Q（Q1a*,Q1b), N, C,沒有O系，說明在漢代以前，O系還未能擴張到西域，應是西胡系主要來源：

小河墓地，位於塔里木盆地東端羅布泊附近，3500-4000年左右。11例R1a1a, 1例K*

哈密天山北路，公元前19-公元前13世紀。5例N(非1a,非N1c),1例C*

黑溝梁墓地，新疆巴里坤盆地東部，毗鄰哈密遺址，年代約為西漢前期，傳為匈奴王庭所在地。6例Q1a*, 4例Q1b,另2例也為Q，但未能測定下游類型。

《中國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體遺傳多樣性研究》傳達信息已經十分強烈，今天的漢族的O3,C類型，40000年前，主要分布於遼河流域。

華夏族的發源地，姬周-華夏族群活動地區兩個遺址，Q1a1高頻。而不是O3類型高頻。這裡恰恰是齊家文化分布的地區。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的聯繫，不就更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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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文化，主要的含義是來自史料。

2005年，《自然》雜誌還報道在遺址中發現了現存最古老的麵條(小米制)。喇家遺址被證實毀於一場地震。科學家發現，喇家遺址的廢墟之上也覆蓋了積石峽潰堤帶來的洪水沉積物，證明洪水曾經在地震之後淹沒此處。 ，潰壩洪水直接衝擊的官亭盆地範圍內有一處屬於早期齊家文化、被稱為「東方龐貝」的喇家遺址。

中國學者吳慶龍博士與合作的國際科研團隊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證實公元前1922年左右，黃河上游的積石峽地區發生了一場特大洪水。但他們推測「大禹治水」的上古傳說甚至夏朝的存在可能與此有關，

台灣大學的人類學副教授David Cohen也表示：「這場大洪水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最為迷人的啟示，那就是夏朝也許是真實存在過的。」從科學的角度，地質學發現確實無法作為某個歷史人物存在過的證據。Cohen在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及《科學》雜誌組織的電話會議上解釋道：「(如果大禹存在且治過水)，這場洪水就是候選洪水之一。」

夏文化，齊家文化，就直接與大禹掛了鉤。

我受此啟發，有了齊家文化就是早期夏文化的一文。主要看推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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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本身就是神話。神話就是對祖先的嚮往與寄託現實生活的理想。神話，往往是對於祖先的故事衍化的過程。

我們對文獻的記載解讀一下。

《山海經·內經》記載：「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鯀：中國上古時期的歷史人物，黃帝的後裔、玄帝顓頊的玄孫，是夏朝開國君主大禹的父親。

息壤：傳說中一種能自己生長、永不耗減的土壤。

大水漫上天際，鯀沒有得到天帝的命令，盜取了天帝的神土來堵塞洪水。天帝派火神祝融在羽山附近殺死了鯀。鯀腹中生出了禹，天帝就命令禹鋪填土壤賓士洪水，終於安定了九州。

大禹的父親，鯀。息壤。鯀腹生禹。禹率布土以定九州。都是神話的主題。

九州的主題，完全是戰國時期才有。 根據《尚書·禹貢》的記載，九州分別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禹貢》是戰國後期學者所作，但是周代沒有徐州和梁州。

《山海經·內經》就肯定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大禹，黃帝，等神話體系就是戰國時期的作品。

司馬遷的【夏本紀】的黃帝譜系，就是建於戰國時期的神話。

戰國時期， 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司馬遷史記時期， 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 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

司馬遷的【史記】比《山海經·內經》神話衍化以及成書的年代，晚了300年---100年。

近代神話學家袁珂在《山海經全譯·前言》開卷就說：「《山海經》是一部由幾個部分組合而成的性質非常奇特的古書。它大約成書於春秋末年到西漢初年這一長時期中，作者非一人，作地是以楚為中心西及巴、東及齊；這便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由學者們研討大致得出的結論。……」

春秋時代，中國小國太多，沒有中央集權的局勢，要完成區域的劃分難上加難。

戰國時期，七雄爭霸，中國境內連年戰爭，各自為政，不可能編撰大統一的《中國地理志》。

只有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中國才出現大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它才可能具備編撰《秦代中國地理志》的條件。把上古神話進行成書編輯，同時也就在進一步加工。

秦始皇廢封建，置三十六郡，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統一法度，車同軌，書同文，築長誠，治馳道……，他為了進一步統治中國，才令文人編撰《山海經》——秦代中國《地理志》的。可以這樣做合理的推測。

漢代早期人在《五臧山經》的總結里已經把《山海經》成書的年代記得十分清楚，所謂的「禹曰」，就點明了成書的年代。

《說文》：「禹，蟲也。從禸, 象形。」

《山海經》中所出現的「禹」 字指的是「蟲」，這是文字的原意， 把它釋作虛無的「夏禹」 就大錯而特錯了。「禹曰」就是指「秦代蟲書說」。

因為在秦以前，各國都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到秦統一中國後才有書同文的局面。

秦代統一文字，廢除不符合秦文字的六國文字，定書體為八種：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

蟲書為秦代書體正規文字，在漢代早期仍然流行，因此，總結《山海經·五臧山經》的漢代早期文人用「禹曰」 來概括全文內容，「秦代蟲書記載說」標明了《山海經》成書鮮明的時代性，它的成書年代不在春秋，也不在漢代，只能在「書同文」 的秦代。

從《山海經》內容的條目來看，它的每一條目獨立成文，即一簡一事一文，這是戰國時期的記事方法，也是秦簡慣用的記事方法，因此，我們不能把《山海經》成書的年代推前到「春秋」，也不能把它拖後到漢代早期。

雖然劉向、劉秀在校注《山海經》時，還有《大荒經》四篇、《海內經》一篇沒有收入，到晉代的郭璞才將「逸在外」 的五篇補上，但這不能說《山海經》成書的年代晚，晚到了在漢代以後。

《山海經》在秦統一中國後編撰，自此，《山海經》就客觀地在中國境內流傳，

司馬遷、王充、班固等史學家對它或敬畏（《史記·大宛傳》：「不敢言之」）；

說明司馬遷敬畏《山海經》的地位，以至於把《山海經》的神話體系寫入【史記 夏本紀】。夏文化本身就有了神話色彩。

《今本竹書紀年》距離傳說的夏朝的時間，1000年；

【史記】距離傳說的夏朝的時間，1300年；

【夏本紀】更多是神話，你讀讀就知道了，

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道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盟津，東過雒汭，至於大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為漢，又東為蒼浪之水，過三澨，入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於匯，東為中江，入於梅。道沇水，東為濟，入於河，泆為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北至於涇，東過漆、沮，入於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東北入於河。

要知道，疏通九川的工程，就是20世紀也需花費上億人口，大量的機械，知道50年代治理黃淮流域，花了多少人力嗎?

今天往前推4000年，靠，這就是漢朝的司馬遷發燒編的神話。

夏朝，你還信是司馬遷說的那樣嗎？

夏朝，就是游牧部落的聯盟罷了。 也就是我們現在考古發現的系列文化。

我認為，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以某種或者多種形式的考古文化存在著。比如，當今就有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石家河文化，遼河的紅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古蜀國的三星堆、金沙文化，被認為是夏文化。因為在古文獻中，大禹的足跡是遍布上面文化所在地理區域的。

【大禹為什麼三過家門而不入？】只是道德神話而已，可能嗎？

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大禹又不是通緝犯，他是當時的大英雄。你只有有基本的生活常識，就知道這是神話傳說而已。

你可以信，也可不信。你選擇吧。

《拾遺記》又名《拾遺錄》﹑《王子年拾遺記》。古代中國神話志怪小說集。作者東晉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今甘肅渭源)人。《晉書》第95卷有傳。今傳本大約經過南朝梁宗室蕭綺的整理。

《拾遺記》共10卷。前9卷記自上古庖犧氏、神農氏至東晉各代的歷史異聞，其中關於古史的部分很多是荒唐怪誕的神話。漢魏以下也有許多道聽途說的傳聞，尤其宣揚神仙方術，多誕謾無實，為正史所不載。末1卷則記崑崙等8個仙山。

東晉的《拾遺記》又把大禹神話重寫了一次，更接近現代我們理解的大禹和夏文化。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

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

《拾遺記》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沈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須振鱗，橫修波　　　　

　　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　　　　

　　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　　　　

　　則黿鼉而為梁，逾翠岑則神龍而為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　　　　

　　感鯀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傳寫流　　　　

　　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群疑眾說，並略記焉。　　　　　　　　　　　　　　　　　　　

　　錄曰：書契之作，肇跡軒轅，道朴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　　　

　　世祀遐絕，載歷綿遠。列聖通儒，憂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繩之書，蟲章鳥篆之記，　　　

　　或秘諸岩藪，藏於屋壁。或逢喪亂，經籍事寢，前史舊章，或流散異域。故字體　　　　

　　與俗訛移，其音旨隨方互改。歷商、周之世，又經贏、漢，簡帛焚裂，遺文殘泯。　　　

　　詳其朽蠹之餘，采捃傳聞之說。是以己亥正於前疑，三豕析於後謬。子年所述，　　　　

　　涉乎萬古，與聖葉同，レ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據。《尚書》云：「堯殛鯀於羽山。」　　

　　《春秋傳》曰：「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為熊，入水化為魚也。　　　　

　　獸之依山，魚之附水，各因其性而變化焉。詳之正典，爰訪雜說，若真若似，並　　　　

　　略錄焉。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　　　　

　　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未，九鼎咸　　　　

　　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跡，代代鑄鼎焉。禹儘力構洫，導川夷岳，　　　

　　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　　　　

　　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　　　　

　　今人聚土為界，此其遺象也。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岩，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　　　　

　　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　　　　

　　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　　　　

　　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　　　　

　　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　　　　

　　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　　　　

　　之神，即羲皇也。　　　　　　　　　　　　　　　　　　　　　　　　　　　　　　　

　　錄曰：夫神跡難求，幽暗罔辨，希夷彷彿之間，聞見以之惑。若測諸冥理，　　　

　　先墳有所指明。是以彭生假見於貝邱，趙王示形於蒼犬，皆文備魯冊，驗表齊漢。　　　

　　遠古曠代，事異神同。銜珠吐燭之怪，精靈一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跡，杳漠神源，　　　

　　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觀伏羲至於夏禹，歲歷悠曠，載祀綿邈，故能與日月共輝，　　　　

　　陰陽齊契。萬代百王，情異跡至，參機會道，視萬齡如旦暮，促累劫於寸陰。何　　　　

　　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大禹治水，神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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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華說：「有關夏朝的記載，多見於周代文獻卻沒有找到甲骨文的實證，確鑿無疑的夏代都城也還沒有發現。於是有一部分專家認為夏史是從商史中分離出來的，認為夏史大部為周人依據東西神話輾轉演述而成。西方學者則普遍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認為商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根據近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歷史及考古學界普遍將夏人活動的大體範圍界定在河南和山西西南部。

「夏商周斷代工程」重新測定了二頭裡文化的年代，比原來宣稱的晚了約兩百年。因此二頭裡文化如果是夏文化，也只能是夏晚期或末期文化。那麼，夏代早期的文化遺址在哪兒？他是怎樣產生的？與二里頭文化有著怎樣的關係？

易華認為，以甘青寧為地域範圍的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中期的文化，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可能由於遷都而到達。

我們可以從冶金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來證明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的同質性：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均進入了青銅時代，物質生活相同且技術水平相當。兩者均用牛、羊肩胛骨占卜決策，還使用同樣的禮器：陶盉、石磬、玉璧、大玉刀，可能還有璋，說明有相同的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齊家文化是國際考古學界已公認中國最早的青銅文化。

中原，特別是夏商統治的中心地區缺鉛少錫，銅錠亦來自周邊。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都只是青銅的鑄造中心。在齊家文化主要存在的公元前2100至前1700年，出現大量的青銅與牛、羊等動物骨骼，這與公元前2000年以後，西亞、中亞、東亞之間存在的西東文化交流的青銅之路是相吻合的，不止傳播了青銅技術和青銅器，而且包括眾多的物資和觀念如牛、馬、羊及相關技術等。在這裡，齊家文化則充當了青銅文化由西北向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

齊家文化興起之前，東亞以定居農業文化為特色，可以概稱為夷文化。西方之夷禹可以娶東方之夷女為妻，說明東夷西夷密不可分。夏朝建立之後，夷夏不僅有東西之分，而且有先後之別。如果我們將創造了東亞新石器時代定居農業文化東亞土著成為夷，那麼，夏人西來，傳播了青銅時代的游牧文化。漢族的歷史就是夷夏結合的歷史。漢人漢語漢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結果。

定居農業文化是卵子，青銅游牧文化是精子，兩者結合形成的齊家文化是華夏文明誕生的標誌。華夏文明並非單純的定居農業文明，也不是純粹的游牧文明，是一種複合文明。深入系統研究齊家文化可以闡明華夏文明形成的歷程。」

如此重要的齊家文化為何長期以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呢？易華認為，那是因為馬家窯文化彩陶的光輝燦爛遮蔽了處於初期的青銅文化。他說：「齊家文化是處於農耕與游牧融合變革時期的文化，具有一定的萌芽色彩，他不如定居農業文化達到頂峰的馬家窯文化那樣光華照人，也不比後期商代青銅的璀璨奪目，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忽視了。其次，這也與現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精力主要放在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而忽視了對西北地區的考古成果及史前文化源流考證有關。齊家文化是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

齊家文化並不光彩奪目，卻默默地開啟了中國的青銅時代。齊家文化不僅是中國最早的青銅時代文化，亦是東亞最早的世界性文化；從此中國或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世界體系。」

皇娘娘台遺址是甘肅近四十年前正式發掘的三大齊家文化遺址之一，出土了30件銅器，有錐、刀、鑿，是中國成批出土年代最早銅器。紅銅和青銅幾乎同時出現在中國，表明中國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成批銅器的出土表明中國西北地區率先進入青銅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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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認為，橫貫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通道比經過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出現的時間要早得多，在舊石器時代可能就已經成為聯繫東西方的一條要道。在青銅時代，東西方之間通過這條通道發生的交流更加頻繁，起源於西方的小麥、青銅、馬及馬車可能都是在這一時期經過這條通道傳入中國的。

位於黑海北岸俄羅斯伏爾加河地區的科拉斯諾薩馬科思科依遺址正處於這條草原通道上。該遺址距今大約4000年，即青銅時代晚期，屬於當地木槨墓文化，是該文化1000多個遺址中的一個。美國哈特威克大學考古學家道科斯·布朗和大衛·安東尼在1999年至2002年對該遺址進行發掘，獲得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發現：遺址中出土的狗和狼的骨骼數量佔全部出土動物骨骼數量的30%，而在其他遺址中這一比例只有3%左右。

為了更好地解析這些特殊現象，道科斯·布朗和大衛·安東尼請來了歷史語言學和神話學方面的專家加入到團隊中來。該遺址的居民應該是講原始印歐語的，這種語言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流行於歐亞草原一帶，是現在許多歐洲語言以及一些亞洲語言的母語。通過比較古代和現代印歐語言的辭彙，歷史語言學家可以提供考古學家獲取不到的信息。神話學家則可以在古代神話傳說中找到與考古發現對應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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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觀點認為，原始印歐語起源於黑海和裏海的北方乾旱草原地帶，操此語言的人群大都過著游牧生活，這種生活方式是印歐語言及與之相關的技術和習俗得以廣泛傳播的原因。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後，中國與西方的聯繫出現了高峰。中亞及俄羅斯烏拉爾地區流行的青銅器在甘青地區和中原腹地均有發現。

在稍晚的商代，突然流行一種新的葬俗，即在墓葬中死者身下腰部挖出腰坑，坑中葬狗。商代前期北方地區發現的腰坑墓有86座，51座墓的腰坑中有隨葬品，其中有50座的隨葬品是犬類。此風俗在晚商的殷墟墓葬中仍然盛行。對於此風俗突然流行的原因，學者們尚無一致意見。殷人與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的交流早已經是學者們的共識，科拉斯諾薩馬科思科依遺址的發現和最新研究成果，或許可以為我們探討殷人殉狗風俗的起源提供新的視角，也為青銅時代以北方草原地帶為通道的中西交流提供新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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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張忠培主要根據對齊家文化進行分段分期研究後指出齊家文化晚期進入了夏代：畜牧業和制銅業的發展是齊家文化父權制極端重要的基礎，由此萌發出來的社會分工包括一個巫師階層是父權制總的社會關係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最近十來年新發現了民和喇家、臨潭磨溝遺址，不僅被評為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亦進入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者視野。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甘肅、青海、寧夏、內蒙古，正好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之間或過渡地帶，兼具三大高原的特徵，有山有水有草地，宜農宜牧。黃河經過齊家文化分布區，或者說齊家文化主要分布於黃河上游地區。青海樂都柳灣、民和喇家，甘肅永靖大何庄、秦魏家、臨潭磨溝遺址均位於黃河及其支流兩岸，沿黃河到寧夏、陝北由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亦有齊家文化分布。武威皇娘娘台遺址位於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間的河西走廊，鄂爾多斯朱開溝遺址位於蒙古高原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齊家文化分布區正好也是中國的地理中心區

二里頭文化是在龍山文化基礎上興起的青銅時代文化，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巨大影響，還沒有引起學界的高度重視。近來，葉舒憲倡導「玉石之路」研究，認為上古從西域到中原特別是從昆崙山到中原存在玉石文化交流與互動之路。玉器本身的材質與器形研究已經顯示玉石之路的存在；但還有許多其他證據可以表明齊家與二里頭文化之間存在密切的交流與互動。

齊家文化以青海甘肅寧夏為中心，分布到了陝西內蒙古，影響到了河南山西二里頭文化核心區；二里頭文化以河南山西為中心，也分布到了陝西內蒙右，亦影響到了甘青齊家文化核心區。

彩陶的衰落與青銅的出現標誌著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齊家文化出土銅器遺址至少有15處，總數已超過 130 件，器型包括刀、斧、錐、鑽、匕首、指環、手鐲、銅泡、銅鏡等，其中以工具為主，裝飾品次之；形制上總體比較簡單，也有銅鏡、空首斧等造型複雜的器物。

二里頭遺址二期一座中型墓中出土的環首青銅刀與甘肅康樂商罐地遺址採集的環首刀相似。只是後者刀身弧度更大、沒有紋飾，似乎更古老原始。

青海西寧沈那銅矛橫空出世，是塞伊瑪-圖比諾青銅兵器東進的極好例證。出土的巨型闊葉帶鉤銅矛長61.5厘米，寬19.5厘米，葉中部兩面有高1.5厘米的脊樑，銎與刃部結合處有一刺鉤，屬齊家文化。

2008年12月河南省淅川下王崗遺址考古發掘中，T2H181集中出土了4件銅矛，均長37厘米、寬12.5厘米。銅矛圓鋒寬葉，筩部帶大彎鉤，與沈那遺址採集銅矛形制一致。

銅鈴見於陶寺和二里頭，共四枚；但青海大通黃家寨遺址齊家文化晚期地層中出土一大四小共五枚銅鈴。二里頭玉舌銅鈴和銅牌、玉刀等同出，很可能是巫或薩滿的法器。新疆洋海墓地亦出土薩滿法器銅鈴，這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傳統，留傳到了當代。

值得特別指出的二里頭文化標誌性的綠松石銅牌亦見於齊家文化。劉學堂、李文瑛提出天水發現的牌飾屬於齊家文化，源於新疆天山北路文化；二里頭遺址出土銅鈴、銅鏡等均是西北青銅文化影響的結果。

新疆哈密地區發現了四件更加原始或簡樸的鏤空銅牌飾，其中天山北路墓地 3 件，一件屬於第一期，一件屬於第四期。

天山北路墓地第一期遺存內涵複雜：第一組遺存和河西走廊地區的「過渡類型」內涵相似，年代和齊家文化大致同時；第二組是風格特殊的貫耳彩陶罐，和古墓溝及小河墓地發現的草編簍類似；第三組則是典型的四壩文化陶器。

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遺存牌飾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2000 到 1500 年之間。

哈密地區所見的牌飾可能是祖型，其餘牌飾可分為兩類風格：甲類以四川盆地發現的牌飾為代表，幾何化圖案表明與哈密地區的牌飾聯繫更為緊密；乙類以二里頭遺址以及甘肅天水發現的牌飾為代表，幾何化紋飾逐漸演變為獸紋。

宗日齊家文化遺址中鑲嵌綠松石腕飾精細，而陶寺文化中綠松石鑲嵌粗糙，由此可見二里頭三、四期文化中精美鑲嵌綠松石牌飾工藝上可能和齊家文化有關。

二里頭文化銅器主要集中在二里頭遺址。夏縣東下馮、駐馬店楊庄、登封王城崗、洛陽東乾溝、滎陽西史村等地只有零星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冶銅業有明顯的早晚差異，一、二期僅見簡單的工具和兵器，到第三期才出現了器形比較複雜的青銅容器或禮器。

相對於商周青銅器或中原青銅器，林沄提出過「北方系青銅器」概念；空間上可延伸到歐亞大草原，時間上可以擴展到夏代。先有「北方系青銅器」，後有中原系青銅器。

所謂「北方系青銅器」可以包括齊家文化青銅器，與歐亞草原青銅器傳統一脈相承，實際上就是外來青銅傳統。

所謂中原青銅器或商周青銅器主要是青銅容器或禮器。從二里頭三、四期開始的中原青銅禮器鑄造傳統固然很有特色，但從冶金技術而言沒有任何創新，只是鑄造工藝略有改進而已。

兩者不是並立的，中原系青銅器傳統是「北方系青銅器」技術的繼承和發展。

齊家有銅矛二里頭有銅鼎，青銅文化似乎迥然不同。

青銅容器或禮器僅見二里頭遺址三、四期。二里頭遺址一、二期和其他二里頭文化遺址或文化層與齊家文化非常類似，只出土了少量青銅工具、兵器和裝飾品。

北方系青銅器是歐亞草原青銅大傳統的組成部分；中原青銅器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小傳統，是北方系青銅器的子傳統。相同的冶煉技術，不同的鑄造工藝，同源異流的齊家與二里頭青銅文化大同而小異。

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青銅器數量和質量相當，表明齊家文化已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是已知東亞最早的青銅文化。

龍山文化晚期或末期遺址中偶有青銅蹤跡，但其絕對年代未能早過齊家文化。中國境內比二里頭文化更早的青銅時代文化只有齊家文化，相當的有朱開溝文化，亦明顯受到了齊家文化的影響。

因此二里頭文化青銅技術來自齊家文化。

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或馬家窯文化，早於四壩、卡約、辛店文化，絕對年代約為4100-3700BP。

西亞在公元前6千年後期進入紅銅時代，歷經2千餘年才進入青銅時代。

紅銅、砷銅或青銅四千年前左右幾乎同時出現在齊家文化中，數以百計的銅器不僅證明齊家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且表明中國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中國或東亞沒有經歷紅銅文化時代，而是直接進入青銅時代。

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均進入了五穀豐登的時代，不僅種植傳統農作物粟、黍，亦分別引進了水稻和小麥，大豆亦逐漸成為主要農作物之一。

西山坪遺址距今4650-4300期間種植有粟、黍、水稻、小麥、燕麥、青稞、大豆和蕎麥等8種糧食作物，囊括了東亞、西亞2個農業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類型。不僅證實小麥和燕麥早在4300年前已傳播到中國西北地區，也揭示了中國最早的農業多樣化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甘肅天水地區。

西山坪遺址與師趙村遺址一樣大體可以分為七期，第六期是馬家窯文化層，第七期是典型的齊家文化層。

二里頭遺址及附近的皂角樹遺址亦五穀齊全。

甘肅張掖黑水國南城北遺址出土馬廠文化碳化小麥可佐證東灰山小麥年代和遺址堆積成因判讀可信，河西走廊是小麥傳入中國的關鍵地區。小麥在中國傳播和普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大體上先是由西向東、後由北朝南展開。公元前第三個千年西亞馴化的大麥和小麥到達了中國，而中國馴化的黍和蕎麥西傳到了歐洲。

豬、狗是中國新石器時代兩大家畜，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均餵豬養狗，不證自明。

牛、羊、馬是三大外來家畜，其出現次第有待仔細辨明。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六畜齊全，但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綿羊骨、黃牛骨、馬骨比二里頭文化要早且多，可證羊、牛、馬均自西北傳入中原。

東亞養羊與西亞相比大約晚了五千年。羊在東亞新石器時代混合農業經濟中所佔比重不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青銅時代遺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綿羊骨骼才是確鑿無疑的家羊。進入青銅時代後，從新疆到中原羊的數量明顯增多，在齊家文化和二里頭遺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

羊在青銅時代人們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顯增高。西北羌人以養羊為業，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羊骨出土，且愈晚愈多。齊家文化養羊是普遍的，受齊家文化影響的朱開溝文化養羊亦蔚然成風。朱開溝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綿羊骨骼遺存，佔全部獸骨的 40.6%。

夏商之際中原養羊並末普及。

水牛可能起源於南亞，而黃牛很可能來自西亞。從河姆渡到興隆溝，東亞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多為水牛骨骼，不止一種，均為野生。到了青銅時代，黃牛才在東亞大量出現，黃牛與山羊一樣經歷了大致相同的馴化和傳播過程。mtDNA研究表明東亞黃牛與歐洲、非洲黃牛非常接近，但與印度黃牛差別較大。

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中原地區黃牛已經非常普及，黃牛飼養業發達。

在東亞數百處經科學發掘的遺址中從未發現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馬齒或馬骨出土，不能確定為家馬。確鑿無疑的家馬和馬車見於商代。此後三千餘年的歷史證明中原並不適合於養馬

新疆出土了青銅時代馬骨，火燒溝遺址發現有用於祭祀的馬骨，表明河西走廊是馬傳入中原的通道。齊家二里頭文化時代養馬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占卜是一種決策方式。中國的占卜方式亦因地因時而異，但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主人均使用相同的骨卜來決策，表明他們有類似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

齊家文化重要遺址均有卜骨發現，骨卜亦是二里頭文化的重要內容；骨卜體現了精神文化或意識形態，是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同質性的重要表徵。考古證據表明最早鹿肩胛骨占卜見於內蒙古富河溝門遺址，最早的牛骨占卜見於甘肅傅家門遺址馬家窯文化層。牛、羊、豬骨卜常見於齊家文化遺址，骨卜文化源於西北方，龍山文化晚期普及到了黃河中、下游。

李濟早就指出:「我現在想舉出若干不可爭辯地在中國本土以內發明及發展的……第一件，我想舉出的是卜骨。卜骨的習慣，在與殷商同時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以及較晚的希臘、羅馬，都是絕對沒有的」。盛行於殷商時代的卜骨習俗齊家文化時代就開始流行，二里頭文化時代是過渡階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馬家窯文化或趙寶溝文化，在西南和北方某些民族中一直留傳到當代。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類似的卜骨，不僅有羊、牛和豬骨，而且有鹿骨。在陝縣七里鋪、澠池鄭窖、澠池鹿寺、鞏縣稍柴、淅川下王崗、偃師灰嘴、滎陽西史村等遺址均發現二里頭文化的卜骨。

雙耳罐、盉和玉刀、石磬是齊家與二里頭文化共同的禮樂器，表明有大體相同的禮樂制度。齊家二里頭文化在吸收西方金文化的同時，沒有放棄東方玉文化傳統。齊家文化出土玉器眾多，璧多琮少玉刀大。璧多琮少可能是天尊地卑或男尊女卑的反映。

考古研究表明夏商周時期玉琮趨於衰落，重璧輕琮是一種普遍現象。良渚時代土地崇拜隆重，琮是最重要的禮器。截止2005年二里頭文化15個遺址中共發現118件玉器，其中二里頭遺址發現 93 件，其餘14個遺址總共才發現了25件。

二里頭文化中琮幾乎完全消失，出現了崇拜男性祖先的「柄形器」。玉柄形器可能是由石祖或陶祖演化而來，是男根崇拜的體現。

齊家文化的多孔玉刀已經發現幾件，與二里頭文化多孔玉刀類似。2002年喇家遺址出土的一件三孔大玉刀，復原長達6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玉刀，可能是禮器中的「王者之器」。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最大玉器也是多孔玉刀。1972年二里頭遺址第四期出土的玉刀長達65厘米，有扉齒和規整的幾何花紋。二里頭玉刀更加精緻，但晚於齊家文化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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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討論與結語

東亞沒有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齊家文化和二頭裡文化均是青銅時代文化。

目前發現的齊家文化是「民間文化」，二頭裡遺址是「宮廷遺址」。齊家文化都城遺址還沒有發現，石峁古城位於齊家文化分布區的東北邊緣，受到了齊家文化的明顯影響，有可能是夏代首都。

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齊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或民間文化。周人和秦人均興起於西北即夏人故地。逐鹿中原，周王朝和秦帝國均源於齊家文化分布，但沒有在起源地留下都城遺址。

已知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大同小異且齊家文化略早於二里頭文化：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晚期文化，齊家文化很可能是夏早期文化。

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和文化資源的豐富性使齊家文化成了中國生態文化的早期代表。

青銅之路或絲綢之路穿過齊家文化分布區，齊家文化是東西文化交流與混合的見證。

齊家文化是東亞文化舊傳統與中亞文化新風尚結合的產物，是一種混合文化和過渡文化，展示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

齊家文化是夏代文化，開啟了二里頭、殷墟文化傳統，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調。

從地理上看黃河上游與中游之間並無障礙或天塹，齊家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主人可以在陝西一帶密切交流和互動。

二里頭文化是龍山文化基礎上吸收齊家文化形成的新文化。

龍山文化是公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定居農業文化，與夷有關；二里頭文化直接繼承了農作物、陶器、玉器傳統。

齊家文化是早期青銅時代農牧結合文化，與夏有關：其青銅與畜牧文化直接影響了二里頭文化的發展。

如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與二里頭文化時空接近文化性質又大同小異的齊家文化也很有可能是夏文化

。

二里頭遺址緊鄰偃師商城遺址，文化內容亦大體相同，二里頭遺址亦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

如果二里頭文化不是夏文化，齊家文化亦最有可能是夏文化。可以從時間、空間和文化內容三方面來證明。齊家文化的碳十四數據恰好與夏代紀年相當。永靖大何庄 F7:2 ZK-0015測定年代3675±95，校正年代公元前 2114-1777；樂都柳灣 M392 ZK-0347測定年代3570±140，校正年代公元前 1970-1630。

我們假定商朝之前有一個夏王朝或X朝，其準確年代和具體世系不清楚，其民族和文化亦是正在探索的對象。

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可循環論證：夏民族很可能興起於西北，入主中原，建立夏王朝，其先進文化大體來自中亞或西亞；西北是上古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西北地區處在黃河農業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的接合部，形成了獨特多元的齊家文化。

如果真有夏朝，夏是新石器時代或傳說時代到歷史時代的過度期，也是游牧與農耕文化激烈碰撞與融合時期。

從時空內容均可證齊家文化與夏文化相當。此外，齊家文化與羌有關，不僅是周秦文化之源,而且很可能就是夏文化。

《荀子·大略》雲「禹學於西王國」。《史記》載「大禹出西羌」。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於黃河上游大夏河地區；夏末商初四分五裂，部分演變成了漢族，其它變成了羌、匈奴、党項、鮮卑等民族。

齊家文化應該是舜遷三苗於三危時，三苗與共工再加上一批西方遷徙來的人的結合，羊和小麥就是這些人帶來中國的

三星堆和紅山在年代、文化面貌上差個十萬八千里，和夏文化更是有個雞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