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李白和杜甫只相差11歲，但談起他們所處的年代卻不同？
李白（701－762），生活在盛唐時期
杜甫（712－770），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
PS.上述描述摘自百度百科
謝邀。這裡應從兩個方面來講：一是歷史分期，二是文學史分期。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
「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談藝錄·詩分唐宋》）
歷史學家往往以安史之亂（755年至763年）作為唐代歷史的分水嶺。當然，在經濟史上或許有別種分法，例如從制度變革切入，以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施兩稅法為界。又如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以「關中本位政策」的破壞為界。通常來講，史學界比較流行的是兩分法，即安史之亂前為唐前期，安史之亂後為唐後期。當然也有三分法，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主張前期為唐高祖至玄宗開元二十九年（618年至741年），中期為玄宗天寶元年至憲宗元和十五年（742年至820年），後期自穆宗長慶元年至昭宣帝天祐四年（821年至907年）。當然，還有四分法，也就是所謂的「初盛中晚」。
談到歷史分期的原因是，杜甫與李白其實都經歷了安史之亂。就歷史時期來講，好像並不能做絕對地劃分。這就像有的作家經歷兩朝，說起朝代時就比較籠統，如吳梅村，前半生在明，後半生在清。依照我的看法，從歷史角度講，其實兩個人都生活在唐代由盛轉衰的時期。
文學史的分期就比歷史的有更大的爭議，因為文學本來就有更強的主觀性。唐詩的分期肇自南宋，成於晚明。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分唐詩為五期：唐初、盛唐、大曆、元和、晚唐。元代楊士弘《唐音》分為四期，即「初盛中晚」。明代高棅《唐詩品匯》則分為六唐。詩論家們認同安史之亂是唐詩的重要分界，但卻很難把安史之亂這段時間直接歸入哪期。
這也就造成了對李白某種程度上的誤解：認為他是代表盛唐的詩人。比如余光中就說李白「秀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很多人覺得李白詩風飄逸，似可歸入盛唐，與安史之亂關係不大；而杜甫詩風沉鬱，飽受戰亂摧殘。事實上，李白是否能歸入「盛唐氣象」，在學界還是有爭議的。這個可以參看：裴斐《「盛唐氣象」再質疑》，王昌猷等〈李白詩歌的時代特徵榷議--《湖南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04期〉。
要之，如果從生活/歷史角度來說，將兩人的時期作不同劃分是不對的；從文學史角度來說，這是不同論者的不同認識，具體尚可商榷。
最後補充一句，百度百科的東西來源蕪雜，尤其是文史學科多不可靠，閱讀或使用時都要多加註意。從幾個層次來談這件事
首先是「主要生活時代」問題——
李白一生活了61歲，只有生命的最後七年（755-762）在安史之亂間，唐代由盛轉衰的時間點公認於安史之亂，哪怕就按照755年立刻衰了來算吧，這段時間只佔李白生命的九分之一左右。不論如何算不上「主要」。如果按照李白被召長安為官算起，他走上政治舞台是742年，天寶元年，正是盛唐高峰時代。整個天寶年間他完整地享受了一圈名滿天下的感覺。
杜甫則不然，首先他只活了58歲，其次所歷安史之亂及亂後時代（755-770）一共十五年，佔據他人生的四分之一強，加上他之前十年困守長安，即便在天寶時代也處於社會下層，飢一頓飽一頓。如果按照杜甫得官時間來算，他被授河西尉改兵曹參軍時是天寶十四年（755年），當年十一月安史之亂就爆發，按照古人出仕立業為人生主要大事的世界觀，他的社會活動期限顯然主要是在亂中及亂後了。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釐清何謂「生活在某個時代」，是從此人出生至逝世算生活，還是以出仕、入世為起始，並且，如果一人身跨數個性質不同的時代，究竟以哪個來做代表性概括。
其次則是更重要的「歷史時期論」——
之前某個答案已經談及這部分了，我就簡單說下。綜合歷史觀點和文學史觀點，盛唐時期的下界有741/742、755、770幾個不同的劃分節點。其中文學史上的盛唐以杜甫逝世而告終，其實已經是大曆五年，按史學論點已經是妥妥的中唐或者唐後期或者唐中期了。
對755-770這段杜甫社會活動主要時間，對其性質的評價雖然模糊，但按照原帖說成是「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並無不妥，特別是「歷史時期」這個說法，本身已經排除了文學史斷代的介入。如果把這個表述換成「由盛唐轉向中唐的過渡期」更能體現出這一段時間的特殊性，並且兼顧史學和文學史兩方面的模糊爭議。
最後，從生活時代對詩風的「標記作用」而論——
雖然不知道百度百科資料出處，無從揣測編寫者意圖，但我覺得，這個描述至少從某些層面逼近了二人的詩歌風格特徵，也算是給普通讀者增加一種感性上的認識吧。
李白雖然也有懷才不遇、消極沉廢乃至於遁世的一面，但其主流詩風，特別是開元天寶年間最為人所知的代表作風格，整體上還是以盛唐氣象為基礎，所謂盛唐氣象，主要是一種基於強盛國力和良性社會上升渠道的自信與樂觀，加之剛強的骨力，這一點上，李白的確是時代的驕子。
杜甫則不然，他詩歌的創作年代，按照蕭滌非等人的斷代法，姑且斷作四期（壯遊、困守長安、陷賊及為官、漂泊西南），其中只有第一期作品勉強可稱盛唐氣象，但因年紀尚輕、詩名不著，本身也沒有多大的影響力和傳播效果，《望岳》《畫鷹》《房兵曹胡馬》為此時代表，但很遺憾，這一期整體詩歌數量相當少。
自第二期困守長安時起，雖然時間上也屬於盛唐時代，但其詩風也明顯並不是盛唐風格中的樂觀、積極、剛健乃至於王孟一系的瀟洒從容，名作都是《兵車行》《麗人行》這類政治諷刺，或者《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赴奉先詠懷》這種充滿個人苦逼氣質和茫然心態的作品，剩下的平庸之作多為陪宴山林、遊樂應酬之類毫無思想性的投贈，無疑也不是盛唐時代應有之義。
手頭有本唐詩的書「披沙揀金說唐詩」，王步高教授的，我來轉述一下書中「李白」一章的意見和自己的看法：
盛唐以公元756年，也就是天寶十五年，長安淪陷劃界，以「長安之亂」為界，李白的創作到這個時候大部分都完成了....就他一生的創作來講，主要的創作道路到「安史之亂」基本已經差不多了；
而杜甫，在「安史之亂」的時候，雖然也留下一些名篇，比如「望岳」，但是他的大量作品都是「安史之亂」之後的作品，在杜甫詩里已經看不到那種盛唐氣象，在李白詩里卻有著集中的表現。
以上是從作品的量和質來解釋，以下從詩人的境遇來看下--------------------------------------
李白成名比較早，在天寶元年冬天到長安之前，就已經名滿天下了，而此次又是玉真公主和道士吳筠推薦而來，比較受皇上重視，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人（天上仙人下凡）。雖然在天寶三年春天就被賜金還山。但是也算是見過世面的，在安史之亂前夕，他還親自去安祿山統治下的幽州考察，並對國家前途很擔心。可見李白的政治嗅覺非常敏銳。
再來看杜甫，天寶五年來到長安，次年科舉，由於李林甫聲稱"野無遺賢"，那次科舉沒有錄取一個人。之前的幾次也沒有考中。接著向皇帝獻「三大禮賦」，帝令他待詔集賢院，但是杜甫生活待遇還是非常低，甚至「賣葯都市，寄食友朋」。
在杜甫省親的時候，安史之亂爆發，他去投奔肅宗，半路卻被安祿山抓了，當時杜甫名氣還小，後來逃到肅宗那裡被宰相房琯舉薦做了左拾遺，很快又因房琯兵敗被牽連，又回家省親。長安被收復後，杜甫到長安做官但是很快被趕到華州，後來投奔了劍南節度使嚴武，嚴武死後，他離開成都又繼續漂泊，最後在耒陽縣附近逝世，是餓過了吃飯吃多了死的。
杜甫在長安的境遇與李白截然不同，一生都沒有比較高的政治高度，同樣對待民間疾苦，態度和李白就不大一樣。杜甫人生基本上處於一種被動的流亡狀態，哪裡能做官就去哪裡，不像李白大部分是比較逍遙的充滿自我選擇的漂泊。杜甫的境遇一半是受安史之亂的大環境影響，另一半也跟他做官能力不行有關，即使在朋友府中也能做不下去。杜甫的成名也是在人生比較悲慘的階段，恰巧也在安史之亂後。杜甫個人官場境遇與大環境下的民眾的境遇暗合，因此也可以被解讀成』安史之亂『帶給民間的苦難的反應，至少兩者趨向是一致的。其實安史之亂之後的杜甫境遇跟個人能力有更大關係。
從後來者看過去，杜甫的詩能更好的反應安史之亂之後的民間大環境，更加符合學者對安史之亂後唐代社會的預期描述。因此作為中唐詩人更加適合。換句話，如果杜甫生在初唐或是跟李白同年，由於其個人政治能力有限，也不會有李白的高度和氣魄，寫的詩也不能符合初唐和盛唐的氣度，很難想像杜甫會有陳子昂的氣魄，說不定根本不會出名。可能只是一個盛世中衣食無憂但不得志的府中官吏。從這點上，或許是動亂的中唐成就了杜甫，當然這是自己假想，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時代成就作家也是有這種說法的。你體會下48年和50年的上海。
我只是說時代感有差距，沒有評價好壞，別進來說什麼朱門酒肉臭了，真要計較，李白是大唐排得上號的富二代，在總書記膝下賣過萌，杜甫也曾是市級領導幹部，他們大概比上海的富商更不接地氣。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的創作理念不一致。
李白的創作理念偏道家，而又帶有李唐王朝特有的英雄氣息。李白詩歌大量創作於盛唐時期，讀起來虎虎生風。即便是安史之亂以後，李白寫詩也是「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不談困難，只吹牛逼。
杜甫的創作理念偏儒家，著眼於塵世間的普通人。他雖然也有《望岳》這種格調高昂的詩歌，但最多的還是《三吏三別》這種反映人民疾苦的詩歌。「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經歷了盛唐又經歷了安史之亂，他實在是懷念那個輝煌的盛唐時代。
安史之亂，李白經歷了，高適經歷了，杜甫也經歷了。他們都看見了人民怎麼流離失所，看到了唐政府怎麼拉壯丁，看見了妻子送丈夫上戰場，看到了田野間的累累白骨，但李白沒有寫這些，高適也沒有寫這些，只有杜甫寫了這些。
李白骨子裡是盛唐的，他不在乎犧牲，不在乎人民的苦難，只希望成為締造盛世的一份子。杜甫因為個人一直位於社會底層，對百姓的苦樂更為關心。
所以李白是屬於盛唐的，因為他自信、驕傲、壯闊，他永遠像一個青年人在追逐夢想。杜甫是屬於中唐的，因為他內斂、傷感、脆弱，他永遠像一個老年人在回味過去的輝煌。
天寶三年，考公務員失敗的大齡屌絲杜甫碰上了被唐玄宗發遣散費出長安城的李白，這一年他們一起玩了三次，一路從河南嗑藥嫖娼扯淡論道求仙到山東，我猜嫖的錢肯定是李白付的，杜甫想玩也玩不起啊。多年之後，老杜還對這段日子記憶猶新，那是我們的青春。
1990年代的大學生，和2000年代的大學生，思維方式人生觀世界觀上的差距何止十年！
看主要經歷秦始皇只比劉邦大三歲，可他們的活躍年代，是如何劃分的呢。
1966——1976也只差了10年。
不妨從他倆之間的詩歌交往來分析，杜甫弟弟寫給李白哥哥的詩有點多，只引句子了：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
寂寞書齋里，終朝獨爾思。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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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佳句是不是不要太多！再看看李白哥哥寫給杜甫弟弟的詩：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沙丘城下寄杜甫》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戲贈杜甫》
額，就這麼三首，話說你發現亮點了么？
很遺憾我沒有！
但李白哥哥用這幾首略不出彩的詩向杜甫弟弟透露了一條重要信息：少年，我和你，不是一個時代的！Goodbye！
想起一句話 詩仙從未老去 詩聖不再年輕
我就是奇怪為什麼我沒來得及點贊的那個答案沒了。
簡而言之：李白浪漫主義的形成和高峰均在安史之亂前的開元天寶年間（＜755），杜甫的現實主義成型於「三吏三別」並於旅居夔州時達到頂峰（＞756）。
這個問題確實跟初盛中晚的概念有關係。四分最早在文學史里提出，有爭議也是跟史學界的劃分混淆了。準確說盛唐如劃分至755年，就是以安史之亂為界限。這個是歷史節點。如果劃分至770年就是以杜甫之死為界限。這個是文學史節點。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可以看作是另一個在學界爭議比較大的問題，「杜甫是盛唐詩人還是中唐詩人？」
至於答案，個人傾向於依作品和風格的成熟期來論定。
杜甫作品受安史之亂的影響比較多，或說受唐由盛轉衰的影響比較大。李白則不然，他的詩沾上史的部分很少，架空發揮的多，描寫現實狀況的少，表現個人情感的多。唐代詩歌史上有他就是盛唐，說穿了就算那個時間民生凋敝也是盛唐，只是他氣凌雲漢的派頭恰好對應上了盛唐天下一統的大國氣勢，而已。反觀杜甫，杜甫是755年陷賊於長安後才開始寫出大量優秀作品。前期沒有太多可以反映其風格特點的詩歌，屬上上的也就《望岳》了。
還有一個不太重要的點。杜甫重格律。他在律詩上有很多嘗試和發展，律詩到杜甫也才可謂真正成熟。而盛唐是因「意」為詩，任「性」而做。多多少少杜甫算得上個轉折點。
討論某位作家生活於某一狹窄時間概念本身就是十分不靠譜的事。且文學史上大框架的節點很多都附會於歷史格局。學界爭論幾十年都沒個結果，民間也不必太較真。至於百度百科，嗯，作參考比較好。李白詩作的巔峰在盛世，而杜甫的在亂世，大概是這樣?
十年改變一個時代，任何時候都是可能的：
我 90 年生，我的價值觀和 95 年生人就不一樣了…我覺得。。也有一個原因在其中吧。畢竟他們的人生觀成型的時間也就是某幾年吧。。而這幾年可能恰好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幾年。。導致了他們作品風格的差異吧。。
類似於80後和90後的區別，還是很大的。
Ps.那時候的唐朝和今日一樣都處於巨大的變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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