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書面語（文言文）會與口語完全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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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的祖先不是裝逼犯，更不是傻子。
文言文其實就是古代普通話而已。是實用的工具，也是無奈之舉。

關於文言文的使用和衰落，知乎上有不少討論。言文分離最核心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要在古代技術和交流有限的條件下儘可能減小語言的變異性這個人類語言的重要特徵給我們這個地域廣大同時又歷史悠久的國家帶來的兩大負面效果：空間上的方言分化和時間上的代際差異。前者使得統一管理缺乏效率，後者使得文化傳承難以持久。

在空間上就是要書同文。比如從西周初年分封諸侯到始皇帝統一六國，七八百年間各地語言文字都出現了分化，唯有書同文，才能有效管理如此龐大的國家。所以其實從秦開始，書面語就和山東六國的口語甚至和咸陽城以外地方的口語都脫節了。

這個好理解。相當於今天我們推廣普通話。古人做不到在口語和書面語兩個層面同時推廣。那就退而求其次先把書面語統一了。只有當地方人士進京做官時，再學首都的官話。而秦漢時期的官話和書面語差異是不大的。古人一開始就不是為了裝逼，好像用了文言就有文化、高大上了，就能壟斷所謂的官僚階層了。始皇帝要是有新聞聯播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他就不僅要書同文，還要言同音了。他也用不著到處巡遊到處刻碑了。

同時，我們的祖國歷史真是太TM悠久了，直接從原始血親部落演化到今天啊親。光有文字記載的時間有三千年啊。想想莎士比亞1616年逝世的，距今快400年了。他的使用語言叫做早期現代英語，學過英語的同學初讀其作品就可以體會到那種陌生感。而漢朝人在看《尚書》、《周易》這類古書時，其實內心也是崩潰的。老祖宗咋這麼說話咧？古人不是傻瓜，他們也會考慮解決這個問題。

書同文的制度一旦形成，那麼在這一制度下，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所謂先賢典籍必然成為統一的語言文字的模板。漢代讀《論語》，清代也讀《論語》。通過模仿和使用同一組典範語言來保持書面語的一致性，使得語言代際差異的積累在文言文上也被最大程度的削弱了。文化從而得以傳承。從漢到清兩千多年，中間數次外族入侵更有無數次戰亂分裂，如果不是書同文制度下的文言文口語脫離，我們的文化也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對於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來說，言文分離幾乎是歷史的必然。（想想歐洲在中世紀也用拉丁文做學問。）

當然，文言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就是詩歌和韻文的樣式在不斷變化，從四言到五言七言，從律詩到詞到曲。這些都反映出語言的變異不可阻擋。即便是文言文本身，隨著時代的久遠也變得越來越難學，對經典的解釋，先是對看不懂的地方加註，後來注也看不懂了，就給注加疏。這就使得文言文的使用越來越困難。越來越不合時宜。文言文在西漢基本上不算文言分離，到唐代韓愈提倡古文運動時，在唐人眼裡的漢文其實沒有我們今天少年初學時那麼艱難。然而又一個千年過去，西風東漸，要建立西式近代化的國家，要迅速普及教育，再以文言文為書面語就需要大量的時間成本。要求文言一致，要求廢除文言文，甚至簡化繁體字就順理成章了。而越來越發達的影音傳媒也使得大範圍的言文一致成為可能。也就是今天的推廣普通話。

最後，現代文明不過兩三百年，而當今的言文一致的核心觀念：說啥寫啥，是西方拼音文字的思路。在技術不斷進步的今天，放開時空的界限，想像一兩千年後的全人類的語言形式會是怎樣的。我個人覺得西人的拼音文字未必行得通。而我們祖先用上千年探索得來的言文分離的做法未必沒有可取之處。

不一定，朱元璋朱棣的個別聖旨……

這個問題很大，也很複雜，可能要具體到某一時代而言。
口語和書面語在古代當然是不同的，否則就不會有五四的白話文運動了，只是在各個朝代差距相對的大小有別而已。

上古如詩經國風淺白易懂，本身源自民間，所以猜測與當時口語差距較小。而楚辭更是吸收了楚地歌謠特點，儘管文學性較強，然而仍能看到當時的語言特色。
但不能說口語就完全會同書面形式相同，尤其是詩歌，有節律押韻的問題。否則孔子就不會說「不讀詩，無以言。」這裡就能看得出，有學之人尚且以詩為語言範本，更不用說當時的百姓能否說出這麼漂亮的句子了。而至於文，上古存留的多是祭祀銘文，考慮篆刻要求和禮儀需求，必然也不可能還原當時的口語風貌，我覺得不可下定論。
論語，雖然是語錄體，但是考慮到記錄成本（哪有那麼多錢買絹啊竹簡啊），所以更是惜字如金，再說左傳這種，最求的就是微言大義的文學效果，能指望說話也這樣么？

再說漢魏六朝，此時駢文盛行，更別指望人出口就是排比對偶了是吧。。至於古文一流，賈誼的政論、世說新語的小故事，至今讀來尚不費力，相比於駢文應該更接近於口語表達。

中古時期唐宋古文運動其實就是通俗化的一種表現，從某種程度上是向表達自由的一種接近。

元代異族入侵應該是帶來口語（方言）上的一次非常大的變革，通俗文學的盛行進一步讓口語直接進入了書面表達。

到了明清小說中，我們基本可以認為，書中的對話是當時人口語表達的一種再現。

不過，以上這些探討實際上是對文學作品與口語的比較探討。文人的作品不能等同於當時人的書面語言，但確實也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書面語言的審美傾向和寫作要求。

以及，前面也有朋友提到書同文，然而普通話的概念卻直到元代時候才有較大的進展，但也並不是全國範圍內的。口語的變化往往比書面語變化來得快，加之文學一貫的復古情結，可以說文言文的革新進展是比較緩慢的，甚至可以說，在一些歷史時期，一些文人文學觀，是刻意排斥使用口語進行書寫的。這和精英階級長期霸佔知識話語權不無關係。

暫時就想到這些。

2015.02.03
剛看到一篇文章：

古人說話是「文縐縐」還是「萌萌噠」？

可以作為補充。

大家都從中國歷史縱向闡述了文言分離情況。個人換個角度，從當今世界層面來瞎掰一下到底有無可能實現語異音而書同文？

先以阿拉伯數字為例，它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語異音而書同文。漢字是表意文字，並且已經被日本人拿去訓讀（即語異音）使用了，也即漢字有實現書同文的基礎。

考慮到文言文的句式（注意只是文言文的句式，並非完全照搬古文及辭彙）相對比較固定，所以假如用漢字或漢字辭彙給全世界各種不同語言作訓讀，並且套用文言文句式採取文言分離方式的話，理論上全世界的書面語是可以實現統一的，即漢字可以讓全球人類實現書同文。

我的觀點是中國文字在宋元白話話本之前一直是以記事，而不是記言為目的的。從甲骨到魏晉的駢體，從來都是和口語分離的。人類獨立起源的幾種文字：聖書，楔形，甲骨文，瑪雅字，都是象形的，將事件本身，而不是當時的發音用符號記錄下來是十分自然的事。學習幾千個象形字，並理解前人的記事法是要消耗大量時間學習的，還好需要使用文字的人往往是神職祭司一類的閑人，而這些文字在向其他民族或階級人群傳播的時候，那些學習者未必願意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原樣照搬。藉助一些符號的讀音，按照拼音的方式用那些符號記錄本民族的語言就是個好方法，埃蘭人就這樣做了，他們從楔形字取出的字母成為後來拉丁，希臘，閃-含，南亞各地字母的源頭，在東亞這邊的日本人，越南人和西夏人也從漢字中借用符號改造成拼音符號。但也有些人不甘low，比如契丹人，他們不願直接借用漢字，要自己玩一套表意字元，於是弄出來三千多字的契丹大字，但是他們的後輩果然玩不轉，又用拼音法弄出了一套契丹小字。創造者少，抄襲者多，抄襲者抄過去就變成拼音了，所以現在世界上到處都是拼音，但並不是文字就需要變成拼音的。這裡的拼音是指記錄內容和當時語言一致。
另一個理由是漢字從金文時期到小篆的造字，大量的形音法造出的新字，表明當時的記錄要求豐富，精確的需求，但這樣做其實是在強化表意。一個現代人去讀國風，讀秦漢散文還是比較簡單的，如果認為有些關於文字的東西經過這兩千年都變化很少的傳承了下來，那麼往前看，戰國時期那些人也會忠實的繼承更前面人的那些東西。有人說，很早很早的時候，文言和當時口語是對應的，我想除非拿到那個時代的錄音，或者某個西亞人用拼音字記錄了當時的話，否則永遠說不清。
最後，書面語也是有「級別」的，現在的人會覺得法院的判詞有些文縐縐的，那再看下這個東西：

1899年的殿試探花捲子是不是比公元前170年前後的《過秦論》難懂？如果看過英劇《yes！prime minister》對其中秘書漢弗萊的話應該有印象，他說的話繞的吉米經常聽不懂，這其實就在吐槽英國政府的公文。所以還是重複我的那個觀點，文字記錄內容沒必要和口語一致，中國歷史上也許從來沒有那個時期文言和當時語言是一樣的。

和歐洲中世紀教會、學術通用拉丁文，民間語言五花八門一個原因

口語交流的目的就是高效率的溝通信息，而書面交流，在古代，最大的用途一是國家公文、政策法規書寫，二是學術文獻，三是宗教典籍（在中國這個內容不多，而在西方則是重要組成部分），這三種文字都需要「嚴謹」、「規律」、「意義精確」（雖然宗教典籍往往稍微差點0 0），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另外古代紙筆的造價高，抄寫員的人工成本也很高，要求信息表達要精鍊；所以文言文也好，拉丁文也好，都有嚴謹的語法體系和約定俗成的語彙體系，中文文言文還有一種叫做「典故」的近乎密碼的表達方式，最大限度做到「微言大義」、「一字褒貶」，也客觀上導致了語言體系的晦澀，有利於統治階級對文化的壟斷，進而加強統治效果。

近代以來，西方宗教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新教主張的教義和聖經本土化，聖歌可以用英語德語這些土老帽語言唱而不是用拉丁文，等等，而後來的中國也有白話文運動；直到現在，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書面語與口語的區別更多在於體裁格式而非語彙和語法，這一切都是文明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結果，知識普及化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從物質生產力、到政治體制、再到文化科學的進步，都和「民智開啟」有莫大關聯，試想如果社會上只有5%-10%的人識文斷字，那麼這個社會必然是及其不平等的——對，舊中國就是如此，中世紀歐洲也是如此。

題外話，為什麼今天總有很多文人嚷嚷「重視國學」、「恢復繁體字」、「尊重知識分子」云云呢？因為舊制度下知識分子階層通過壟斷知識可以形成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壟斷，形成士大夫這個特權階級，甚至可以無視皇權、政權的變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把持社會的上層位置，而現代化以後這種特權消失了，普及教育讓人人都有資格當知識分子，掌握知識的人只會是普通的勞動者而非從前那種前呼後擁、鐘鳴鼎食的特權階層——這不得不讓那些遺老遺少們痛哭流涕啊！

很簡單，因為當時記載信息的技術落後。

先秦時還沒有造紙術，所以人們是把字寫在竹簡上的，大概就是這樣的：

很顯然，這種東西不好加工生產，價格高昂，所以得節約使用。而且你應該能想像得出來，竹簡做的書比較占體積，數量多了還比較重，十分不方便攜帶。所以人們寫書就不能像嘮嗑一樣沒完沒了，只能去除沒有必要的內容，精選核心的信息來記載，於是有了大量的省略、一字多意、互文等用來減少字數加大信息量的方法。此外還有很多信息，比如一些故事，是當時的人很熟悉的，那作者就對此加以簡化，便產生了成語，再加上一些信息口口相傳會有誤差，或者是不同地方的人口音不同，又誕生了通假字等讓後世的人難以捉摸的詞語。還有對人名省略的，看過一點《二十四史》的人也應該知道，列傳裡面除了開頭介紹部分會說這個人的全名，接下來全部都只稱呼他的名而省略了姓。

以上這些因素就促使了文言和口語的脫節。雖然到了東漢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不過人們已經習慣了這種書面語言，再加上文言文學習難度較大，還有利於階級隔離（類似於美國名校的文憑），統治階級就把這種書面語言作為官方指定的公文模式。

所以文言的產生也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高大上，應該可以說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其實你把我上面這段話給刪刪減減，倒也像那麼回事：

先秦無紙，人皆書於尺牘。然尺牘取之艱，價之高，量多則重無以帶。故去無用之字，留精選之文。人用略、復、互等遂成成語。另，口口相傳，鄉音互異，致誤差，成通假。夫閱《史》可知，其不稱姓，僅呼名。由此，文言遂與口語異。後，雖有倫製紙，然人皆習之，且文言難以習也，遂流傳。

原文435個字（必須得算標點，因為文言是沒有標點的），縮寫後104個字，1/4不到。

說到古代文言（書面語）和白話的差異，必須先分析漢語發展史上所經歷過四次嬗變。
第一次是秦漢時期
第二次是隋唐時期
第三次是在元明清時期（關鍵點）
第四次是五四以後
書面語和白話的脫節的關鍵節點產生於元明清時期，也就是漢字的第三次嬗變。
中國進入元明清時期，都城北京，北京的語音佔據了統治地位。大量的入聲字，輔音結尾都消失了，語法的變化更大，過去書面語法中的大量倒樁變成了現代語法中的句子順序。書面語與口語漸漸脫節。到了明清時期，小說繁榮興盛，我們所讀過的紅樓夢，三言兩拍等等的小說基本上都已經是純白話的了。由於漢語的吸納創新能力差，很多外來語和生活用語也找不到合適的字來表示，在運用上的局限性相當大。
特別是五四以後，產生了很多新思潮，「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口號更加快了對白話文的推動，新的名詞大量發明，外來語的誕生和廣泛使用，使得古代書面語因為和現代口語脫節，在運用上的不便，被漸漸丟棄。

回答很多，都有道理，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各朝代脫節程度有多大，我們也只能猜測、推斷！
切不要以現代人的眼光去想像古代人日常的語言習慣。
我們現代人感覺之乎者也都是無用的裝飾品，其實就類似於沒有用過多音節嘆詞的人初識那些常用多音節嘆詞的方言一樣。

-----5年後的補充-----
非要說脫節，我想古代的其他語言的文本多少也會和口語脫節，其程度有多嚴重需要評估。
不管對於哪種語言的使用者，學習文字及用文字進行思想記錄的成本都不小，人們必須嚴格按照傳統進行"操作"，變革的機會遠小於口語，口語變了，文字沒變，這就是脫節的原因，我們覺得漢語文言脫節特別嚴重，僅僅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其他語言嚴重不嚴重。

答案很簡單，士紳等知識人士為了壟斷話語權。

清朝時連聖諭廣訓衍都必須由人來講解，這書放現在也是大白話，但老百姓就是看不太懂。

而能解釋這些書的就是各類士紳、秀才，只要需要他們解釋，他們就在鄉間有自己的權力空間。

而且讀書階級一直將字與紙神聖化，造還魂紙在清朝是大罪，不用的紙，上面即使有一個字也要給燒了，通過儀式與神聖化，逼的最下層群眾對他們產生敬畏。

通過文言來壟斷文字的解釋權，通過神化文化來獲得優越感，一切都是士紳們為了維持其統治地位的有意識行為。

同樣的道理還有當年西方阿拉伯數字的推廣，之所以貴族不喜歡阿拉伯數字，原因無它，人民會容易的掌握算數，由此會懂得與貴族們討價還價。

已刪除

這就是沒有對比的結果。沒有對比導致前提錯誤。
要說古代文字與現代口語脫節，這種情況各國都是有的。比如說古英語和現代英語差別巨大。甚至較早年代的英語與現在的英語都不同。古代流傳的英文文本很多都需要二次翻譯。在翻譯過程中，原始文本逐漸變化，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謬誤。比如說，在國內流傳已久的經典英文演講書籍裡面，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演講赫然在列，問題是早期英王都是說法語的，這怎麼就成了經典英文演講了呢？至於將羅馬人的演講拿出來說是經典英文演講的就更是狗血劇情了。
所以，實際上古文字與現代語音都是脫節的，只不過現代文字與現代語音對得比較齊。
這不等於古代文字就與古代語音脫節。事實上，漢字本身雖然不以音符為唯一造字手段，但是仍然採用了聲符造字。漢字中大量的形聲字，本身就意味著造字階段漢字與口語語音存在一致性。
漢字和拼音文字相比具有一個獨特的優勢，就是即便語音改變，無需改變字形。而文字的本來職能就是記錄意義，包括拼音文字也是通過與語音掛鉤間接與意義掛鉤。這就好像和美元掛鉤的貨幣不如和黃金掛鉤的貨幣幣值穩定，和意義掛鉤的文字也要比和語音掛鉤的文字價值穩定。這就出現了中國人使用了幾千年漢字，除了規範字形簡化結構等優化動作，並未變成新文字。而西方雖然都用字母，字母歷史很長，然而字母形成文字，歷史都極短。甚至同一語言都無法理解自身兩三百年前的記錄——我這還沒說各地不同方言導致的拼寫錯誤。
方言問題，或者說語言覆蓋範圍問題，是漢字與拼音文字不同的另外一個客觀原因。英國是一個國土面積不大的國家，英格蘭更是只是其中之一，在英格蘭這麼小的地方，倫敦口音和曼徹斯特口音相互之間就有點聽不太懂了。兩者城市中心的直線距離不過兩百六十公里。如果他們分別各自獨立，那麼兩百年後你會獲得兩種「英語」文本，如果兩者隔絕，那就會成為兩種同源語言。
然而語言文本的價值就在於更大的覆蓋面，更穩定的信息體系。語言文字就像貨幣是商品價值的一般等價物一樣，是信息的一般等價物。作為流轉工具，語言文字必須要準確穩定覆蓋面大。
漢字就適應了這一基本要求。
於是出現了這一現象:中國這樣山地比例很大的地區，卻形成了統一的國度，歐洲那樣平原比例更高的區域，卻四分五裂，冒出了無數種同源語言。
漢字與口語有所關聯卻並不死板掛鉤的造字方式，正是他超越單純的象形文字和單純的拼音文字的地方。
但是如果預設立場、從負面角度看，那就是與口語脫節。
一件事，選取不同的視角做出發點，結論的褒貶是不同的。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何況一開始「脫節」一詞就隱含著褒貶呢。

如果你懂粵語，會發現部分口語是文言文格式的，比如「卒之」。所以在我們那邊，粵語也叫「白話」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書面語（文言文）會與口語完全脫節？

因為人類先有語言，後有文字，

歷史決定了人類思想感情交流的三大形式：語言、文言、肢體語言。

中國文字是三古三聖所創造的，夏禹創造了符號文字（其文字載體為玉琮）、殷武創造了

甲骨文（其文字載體為甲骨）、周文創造了金簡文（其文字載體為金器和竹簡）。語言是

人類交流不可或缺的溝通形式，但受空間限制，相隔距離遠了就無法溝通。信息是人類社

會從古至今的第一要素，古人要向遠方的人傳達信息，寫信是惟一途徑。世界上保存最早

的、最完好的書信，就是中國周代的書信集《詩經》和《楚辭》。這是周公旦建立的豐功

偉績，他發明的.「禮樂制度（書信公示制度）」使《詩經》和《楚辭》具備了強大而深遠的

傳承性。

古代有文化的人都會寫信（周代會寫信的人都是詩人），但書信不進入.「周公制禮作樂程序」，就僅僅是.「私信」，僅局限於収信人知曉。而周公的作樂制度，即王公貴胄的書信必

須公開化、透明化，不得有什麼.「隱私權」。正如楚懷王左尹熊正則（即萬古流芳的.「屈寃

大夫」），力主在楚王室踐行「周公禮樂制度」的自白所言：「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

詩」。所謂.「昭詩」，.就是把領導集團核心成員的私信譜曲後公開演唱、演奏，以昭示於下。

「大公無私」，說的就是周王室核心領導成員（王與三公六卿）不能有隱私。

《詩經》和《楚辭》的原始體裁是書信，自然而然就是用口語書寫的。中國人寫信文縐縐

是始於漢代文人，直到民國時復興.「白話文」方止。周文王寫《周易》，就是中國、也是世

界文言著作之始。.為什麼不用口語寫呢？.因為他沒《甲骨文大辭典》，他一邊著《周易》，

一邊搞翻譯（他的子孫可沒有他懂殷文）。比如，殷文的.「乾坤巽震坎離艮兌」，周文則為

「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周文王也不可能知曉殷武創造的全部殷文，他寫《周易》除了要翻

譯他所知的殷文外，還要創造周文。因此，《周易》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言文」。

畢竟周文王是人類思想文明之父，他要讓他的子孫後代具備系統思維模式，他就必須先建

模。其實中國國學（周學）經典都是用口語著作的，漢代人讀不懂是因為他們沒有《甲骨

文大辭典》和《金簡文大辭典》，更沒有考古學、歷史地理學等現代科學學科支持。至於

經典傳承斷代，是.「秦火之罪」、還是.「楚炬之罪」，我個人認為是.「楚炬之罪」，秦皇陵中肯

定有大量國學（周學）經典陪葬。

文言文產生在漢代是歷史必然，公元·100年前後問世的《許慎·說文解字》大辭典，不可

能包含夏商周三聖創造文字。但它指導了從漢至今的文人學者，可以說是一部「漢學大辭

典」，在博導歷朝歷代文人學者的同時，也誤導了文人學者。漢學只是國學（周學）的詮

釋學，沒有資格詮釋國學（周學）經典，因為不具備詮釋的條件。

（一己之見·僅供笑閱）·2017·9·27·39029·

早期寫字是用刻的,費勁，所以言簡意賅，越精鍊越好。文言由此形成。
說話不費事，隨便白話，於是形成白話文。

因為要保持文化的傳承，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方言自然也多，而且口語這東西變化太快，不方便書寫和交流，怎麼保證你寫的文章，無論時間相隔多久，地域相隔多遠別人都能看懂呢？那只有讓書面語統一了。一個統一的書面語和隨時變化的口語，二者自然越拉越大。

拼音文字的國家，基本都是一致的，有可能下層人民有不同的方言，但統治階層的口語一定是一致的。
中國會出現書面語與口語不一致的情況，主要原因就是古代漢字記錄的不是漢語，而是最早來自北方的阿爾泰語系語言。夏、商統治者都是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與後世的鮮卑、蒙古、滿洲一樣。
之乎者也這些虛詞以及文言文中的倒裝結構都是來自這些語言的，所謂古代的「雅言」。

沒有這回事，幾乎沒有差距，古代農民也是之乎者也的式樣。

加些資料
白話文，亦作語體文，是指以民國時期官話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的書面語。白話文在古代也有一段很漫長的歷史，在宋代已有話本，明、清兩代也有部分白話小說，如《金瓶梅》、《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不過為古白話 （仍然類似於文言文） ，而且白話文作品在古代文壇上只佔少數，文言文在當時仍然是主流。民國白話文運動以後，政府推廣白話文教育，白話文才取代了文言文，成為寫作的主流，使文言文慢慢地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書面表達需要言簡意賅，直觀深刻。而口語廢話比較多。
如果一種書面語言和他們使用的口語差不多的話，那這個國家的人會越來越蠢。

因為龜殼太小了，如果用白話文得去抓多大一隻烏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