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杜甫的政治才能？

12-12

這個問題問的很好，關注了幾天，但沒有大牛來答，我就先拋磚引玉吧。

杜甫出身於一個奉儒守官的文人家庭，他的祖父杜審言詩才很高，與李嶠、崔融、蘇味道並稱「文章四友」，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大文豪，對唐詩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與他在文學上的名氣和貢獻相比，杜審言的政治生涯則乏善可陳。杜審言自詡才能過人，為人高傲，因此被眾人忌恨。因為他與同僚不睦而遭到誣陷，他13歲的兒子杜並為父報仇刺殺仇家，也因此被當場殺死。雖然杜並之後被追認為大孝子，但杜審言總讓人感覺坑了兒子。在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亂政的時候，杜審言與二者相勾結，後來還因此被流放，可見他的政治節操也是值得商榷的。關於杜審言的生平事迹大家可以自行度娘。總之，杜審言因文采而被賞識，但看不出有什麼過人的政治才幹，還有政治污點。

杜審言的很多特點都被杜甫所繼承，杜甫也很以自己的祖父為榮，寫過「吾祖詩冠古」（《贈蜀僧閭丘師兄》）、「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等詩句來表達自己對祖父的推崇之情。杜甫從小就展現出了自己不凡的文學才能，「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也受到了良好的傳統儒家教育，得到了當時很多人的誇讚，自己也懷抱很偉大的政治理想。正如：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又如：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壯遊》

杜甫在青少年的時期雖然有意識地想要進入官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但求官之路並不順利。他在第一次科舉失敗後繼續自己「放蕩趙齊間，裘馬頗輕狂」（《壯遊》）的漫遊生活。一是因為盛唐時代在年輕士人中盛行漫遊之風；二是因為當時的科舉仕進都離不開交遊干謁來結識權貴、提高知名度；三是因為漫遊生活可以派遣科舉失敗的苦悶，同時可以開闊眼界，增長閱歷。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過30的杜甫在長安蹉跎歲月、求官不得，再加之第二次科舉失敗（李林甫為顯示「野無遺賢」而此科無一人中舉）高傲的杜甫也只能為了生計而底下高貴的頭顱，四處干謁，正如他自己所言：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頌佳句新。
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毫無疑問，無論是為了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遠大理想，為了保住「奉儒守官」家族最後的顏面，還是為了活命養家，杜甫都急需在朝廷中謀得一個職位，領取一份俸祿。可是，參加科舉考試，乞求名流權貴汲引舉薦，能想的辦法都已經想盡，能走的門路都已經走完，杜甫的功名利祿之途，已然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幾年過後，命運總算給了窮困潦倒的杜甫一次機會。他向朝廷進獻「三大禮賦」得到了唐玄宗的認可，被招入集賢院讓宰相親自試驗他的文章水平。他在詩中說：「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在當時的杜甫看來，自己恐怕就要一飛衝天了。然而結果並沒有他想像得那樣好。他最終只被授予了河西縣尉（九品）的小官職，在他自己的堅持下，換成了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從八品下），是一個負責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這一年，他已經44歲了。

在隨後爆發的安史之亂中，杜甫所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政治氣節而不是政治能力，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逃脫叛軍的囚禁，遠行千里來到唐肅宗所在的鳳翔（今陝西鳳翔），君臣見面時，他已是狼狽不堪，「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正在用人之際的唐肅宗很感動，授予他左拾遺（從八品上）的官職，顧名思義，就是撿起（皇上）遺漏的東西（政策決策失誤），算是一個諫官，然而這個提拔也小的可憐。

在這之前杜甫都沒有展示出任何政治才幹，能分析杜甫實際政治才幹的事件可能就只有接下來發生的「房琯事件」了。

房琯是在肅宗即位後被玄宗派往靈武正式冊封肅宗為皇帝的使節之一，房琯時任文部（即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到達成都後，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官居宰相。房琯見到肅宗後，陳述玄宗讓位之意，並提及當前形勢，言辭慷慨。唐肅宗認為房琯素有盛名，對他傾心相待。房琯也自負才華，以天下興復為己任，對行在（專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此處指流亡朝廷）政務進行決斷。

隨後，房琯上表肅宗，請求親自率軍收復兩京。唐肅宗便任命他為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讓他與郭子儀、李光弼等大將一同征討叛軍，並同意他自己選擇幕僚，給予他極大的信任。房琯本人也信心十足，將全部軍務委託給書生出身的李揖、劉秩，並道：「叛軍的曳落河騎兵雖強，但怎能敵得過我的謀士劉秩。」

可惜戰爭的現實並不像房琯想像的那麼樂觀，在遭遇敵軍後，他「創造性地」採用春秋時期車戰之法，以牛車兩千乘進攻，命馬步軍護衛。叛軍順著風勢，揚塵縱火。唐軍人畜相雜，死傷多達四萬，僅有數千人逃出，隨後唐軍又接連遭遇大敗，整場戰役史稱「陳濤斜戰役」。房琯逃回行在，向唐肅宗肉袒請罪。唐肅宗饒恕了他的罪責，仍像以前一樣待他，讓他招集散潰的士兵，再圖進取。

這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來見。肅宗問他說：「朕準備讓房琯代理國政，如何？」賀蘭進明說：「當今正是大唐中興的時候，應當用有實際才能的人。然而房琯這個人性格疏闊，夸夸其談，不是堪當宰相的人選。」，肅宗漸漸開始不信任房琯，再加上房琯的琴師董庭蘭被人彈劾收受賄賂。兩件事一綜合，肅宗下令貶去房琯的宰相之職。

房琯與杜甫交厚，面對好友被貶的局面，杜甫自然不能夠坐視不理，行使自己「左拾遺」的職責，上疏救房琯，他提出了「罪細，不宜免大臣」的說法，希望幫助房琯脫罪，觸怒了肅宗。好在宰相張鎬為杜甫求情，才讓杜甫免去了責罰。

本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杜甫偏偏不依不饒。他向肅宗上疏，表面上是請罪，語言中卻諷刺肅宗貶斥房琯的行為。忍無可忍的唐肅宗從此疏遠杜甫，詩人的政治道路也就此走向了終結。

這個事情在後世為杜甫搏來了眾多的同情，認為他直言敢諫，這次被疏遠屬於「因言獲罪」，但事實上，杜甫的被疏遠，顯露出了他在政治才能上的匱乏。

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杜甫竭力保房琯的做法，是不是值得肯定的？其次，唐肅宗對杜甫的疏遠，是不是杜甫的言論觸動？

分別回答這兩個問題，第一，杜甫保房琯的做法，是不值得肯定的，換句話說，不管杜甫保全房琯是為私或為公，都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第二，唐肅宗疏遠杜甫，有被杜甫言論觸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上的分歧。簡單來說，杜甫被肅宗疏遠，是因為他在政治鬥爭中站錯了隊。

房琯這個人，在歷史上並沒有太大的政治名聲，甚至可以看做是「志大才疏」的典型。在當時的人看來，房琯這個人的才能，是不足以大用的。從房琯在安史之亂中間所做的幾件事來看，他也的確沒有辜負之前提到的賀蘭進明的評價。他先是向玄宗建議「諸王分鎮」，結果導致永王分兵江東，對肅宗形成了極大的威脅，險些造成國家分裂；又以古代車戰的方式來對抗叛軍強大的邊塞騎兵，幾乎導致唐軍全軍覆沒。這樣的人，不要說是沒有宰相之才，就是為官一方，也是令人頭疼的人物。對於唐肅宗來說，罷免房琯是勢在必行的，這不但是為了培養自己的親信大臣，同時也是為了唐朝的江山大計著想，因此借著這樣兩個理由因勢利導，也是無可厚非的。而杜甫在這個問題上就顯得眼光狹窄了許多。筆者不敢妄自揣度杜甫力保房琯的原因，但第一是他沒有認清形勢，第二以他的官職地位做這樣的事，只能看做是文人意氣的表現，無論是哪一點，都足以斷定杜甫政治才能的淺薄。

唐肅宗將房琯從身邊的親信中清除，順帶清除了一幫前朝的舊臣，這是建立以他為核心的新領導班子必將經歷的過程。杜甫在這個過程中站在了房琯一邊，自然和肅宗形成了對立，這是他之所以被肅宗以放假的形式所疏遠的根本原因。

這件事對杜甫來說，是很大的遺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背景下，原本是杜甫在政壇最佳的自我表現時機。事實上，這一時期也的確有眾多的文人都得到了破格的提拔，例如平定永王的邊塞詩人高適，力助唐朝抵擋史思明叛軍守住十五座城池的元結等。這足以說明，在當時的非常時期，原本人才的任用是不拘一格的，然而杜甫沒有把握住，他也最終只能抱憾而終。這對杜甫的個人情感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遺憾，而這個遺憾，是他自己政治才能的匱乏造成的。

當然，我們同時也必須承認杜甫在自己的詩歌中對當時很多政治問題有很多精彩的評論，他用自己的「史筆」全方位地展示了安史之亂前後唐王朝的社會全景，其中凝聚著他對這個王朝和廣大人民的深沉的愛。這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了，就不再展開了，但這與他本人實際政治才幹的匱乏並不矛盾，他只是一個好的時事評論員（雖然他的政治觀點也只是停留在傳統的儒家觀念水平，並無多少實質性創見），而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政客）。

還望廣大知友批評指正。

主要參考資料：

仇兆鰲《杜詩詳註》

米蘭卡卡1986的博客《從「房琯事件」看杜甫的政治才能》鏈接：從「房琯事件」看杜甫的政治才能

百度百科杜審言_百度百科、杜甫（唐朝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房琯_百度百科詞條

葉嘉瑩《葉嘉瑩說杜甫詩》

葛曉音《杜甫詩選評》

看過馮至寫的《杜甫傳》，杜甫哪裡來的政治才能啊，一生靠寫詩和文官交際做幕僚門客，後來肅宗時短暫得勢基本就是專門給皇帝挑錯，然後下放後基本就是做文化局類似的工作吧？基本是純粹的文人，從諂媚派到騎牆派再到憤青，我將來不想讓孩子多讀杜甫，多讀李白還能寄情山水豁然開朗，白居易比較折衷，散文意境很美，杜甫讓人抑鬱，文人的憂國憂民沒甚鳥用。

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真無語了，剛還看見了一個李白。

李杜本來就是以詩鳴世，而不是政治才能。要是在他們的政治水平上較真，你怎麼不問李杜的廚藝，醫術，理財，乃至於跳大神的水平呢？

傳統知識分子本來就受儒家的入世精神的影響，有家國天下的情懷。但荒謬和悖論的一件事是：詩能窮人！或者說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往往是政治上不得意，仕途坎坷的人，才能在文學上大有作為。以此計較，不是緣木求魚么？

如果李杜是傳統政治家所要求的那種人，他們也就不是李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