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清末的預備立憲？
可能成功嗎？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
謝 @老夫江南陳氏邀請，爭議問題關閉評論，如給您帶來不便還請原諒
@狐狸晨曦兄是我在知乎很敬佩的知友，其對中國歷史了解之廣博、體悟之深刻確實讓人心生佩服，但是晨曦兄在民族問題上的觀點是我一直有所保留的，在這個命題下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見，與君商榷。
托克維爾說過，對一個壞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候是他剛開始改革的時候。與同時代的西方列強相比，清朝無疑是一個壞的政府，但是他的壞不在於具體的政策，而壞在其體制，壞在延續了兩千年的集權帝制，而清末新政又恰恰是中國近代以來改革效果最為深遠的時期，舊制度日漸瓦解，還沒等到新的制度成型，民族主義的情緒已經蔓延到整個中國，最終吞沒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是20世紀初中國的歷史大勢，單以政策而論清朝倒無大錯。
晨曦兄首先痛斥了皇族內閣的問題，誠然，皇族內閣確實體現了清朝在立憲改革的保守性，但是這世上哪有一蹴而就的改革？我們不妨來看看世界歷史上最為成功的英國光榮革命，「從1688 年政變到第一次議會改革,不列顛國家權力幾乎全由貴族把持。為此,這段歷史又被學者稱作「貴族時代」、「貴族世紀」或「寡頭政治時期」。1832 年議會改革後, 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及其代表開始參掌政權,但貴族權勢並未明顯削弱。」（見閻照祥：《「光榮革命」後英國貴族集團的若干特徵》）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英國同樣經歷過過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貴族寡頭時期，直到1832年以後純粹的資產階級才成為議會的主角，擁有著兩千年帝制傳統的中國又怎麼可能一次就實現民主化呢？
當然，清朝貴族與英國貴族式截然不同的，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漸進的、緩慢的，要求統治者一次實現近代化、民主化無疑是痴人說夢，對於中國而言更加不可能。首先，兩千年的帝制傳統如何輕易廢棄？從劉裕終結東晉的門閥政治，門閥貴族逐漸走下頂峰，到侯景之亂徹底終結了六朝衣冠，南朝的貴族依然掌握著國家長達一百五十年，清朝又怎麼可能一朝之間徹底改變？
晨曦兄之後又強調雖然清末新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那也是袁世凱、張之洞等漢人官僚的功勞，和清朝無關。我們來看慈禧在新政之初所擬的《變法上喻》：
【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時立制，屢有異同。入關以後，已殊瀋陽之時。嘉慶、道光以來，豈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母子一心，臣民共見。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國家者在一利字……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朕與皇太后久蓄於中，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繫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具存，朕不能宥。將此通諭知之。】
《崇陵傳信錄》里記載此事，【孝欽內慚，始特詔天下議改革】，可見新政的真正主導者當是慈禧太后，王樹增在其著《1901》中直言「如果不是白紙黑字，幾乎不敢相信這番話時慈禧說出來的，因為他像極了那個被朝廷通緝的康有為的原話」，可見其言辭之激烈，改革態度之堅決。
盛宣懷在看到上喻之後說道：【今兩宮一心,已飭議行新政,將來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可見作為改革主導者的慈禧對於新政的推動作用。誠然，慈禧的錯誤引發了庚子國難的悲劇，她的一生也因為權力鬥爭產生了眾多的錯誤，但是這並不能抹去他對於清末新政的貢獻。
狐狸兄進而言之【異族征服王朝如滿清，一定會儘可能竭力壓制和愚化主體民族……而絕不會去真正啟發民智、激發民氣，自我革新】，可是我想請問狐狸兄，又有哪個漢人王朝不是【壓制和愚化百姓】，哪個漢人王朝會去【真正啟發民智、激發民氣】，難道一個漢人王朝就能實現【普遍徵兵制】和【舉國大動員】進行總體戰了么？
狐狸兄不要忘了，能不能實現【普遍徵兵制】不在於皇帝是姓劉還是姓愛新覺羅，而是在於能否建立了一套與傳統帝制截然不同的現代化的行政體系，提高國家的動員力，哪個王朝又能做到呢？建立一套全新的行政體系必須要改變集權帝制的結構，這無異於徹底剝奪皇室的權力，又有哪個王朝能如此大公無私呢？
中國傳統社會從來不是以血緣區分蠻夷和華夏的，以儒家為標準的文明程度才是區分蠻夷和華夏的標準，也就是所謂【蠻夷入中國則中國之】，如果說清朝前期的剃髮易服、屠城行為還是野蠻、罪惡的蠻夷的話，到了康雍乾時代他們早就融入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傳統王朝沒多大兩樣了。
諸如剛毅、載灃等人確實是阻礙改革的保守派，但是說白了，晚清的對立不是滿漢之間的對立，而是保守貴族和革新派的對立，這和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對立、群儒與張居正的對立完全一致，只不過這次的保守派是個滿族人，只不過這次的命題是現代化罷了，就其本質而言，依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在矛盾，不是換一個漢人政權就沒有保守派了。
進而言之，所謂旗人特權同樣如此，旗人之所以擁有特權不是因為他們是滿族人，滿族人同樣有大把被剝削的老百姓，旗人擁有特權是因為他們是幫助王朝打下江山的軍功貴族，本質上，他們和高帝五年詔中被授予軍爵的將士、關隴集團中擁有戰功的府兵是一樣的。
說白了，狐狸兄所謂所有的民族矛盾，換成貴族和平民的矛盾、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矛盾一樣完全說得通，只不過這回恰巧當權的是滿人罷了。
晚清的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兩千年來的集權體制，恰恰就是狐狸兄你所謂的讓【軒轅血裔炎黃貴胄君臨東亞兩千餘年】的集權體制決定了傳統中國王朝不可能走向現代化。
誠然，清朝確實是【為一族之私利】，可是歷代哪一個王朝又不是為了一家一姓的私利呢？哪一個考慮的不是讓自己的王朝綿延萬代、既壽永昌呢？這不是因為歷代的皇帝都是無恥之人，這是我們的體制決定的，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的手裡，他所考慮的是只能是如何讓自己的權力永遠的保留下去，所謂的仁政就其主觀而言不過是為了讓老百姓有地種、不造反罷了。我必須要強調的是，我無意揣度中國古代某一個皇帝是否是出於公義，我所要強調的是，集權體制之下，沒有完人。
我很能理解狐狸兄的民族自豪感，他不可能也不願意接受是他最尊敬的老祖宗造就了近代的悲劇，但是說的直白一點，在傳統帝制之下，你和我這樣的百姓全都是奴才，差別無非在於我們是劉家的奴才，還是愛新覺羅家的奴才。對集權帝制而言，劉家的奴才並不比愛新覺羅家的奴才更加幸運。
最後就民族主義問題談一談預備立憲的失敗。說了這麼多，清朝的異族特性究竟對中國歷史帶來什麼影響呢？我想是有的，但是其影響只限於20世紀初，因為一種在中國傳統從未存在的思想傳入了中國，那就是民族主義，種族開始取代文化成為劃分種族的標準，也就是從這時候起，滿漢對立才真正出現。日本的民族主義促使革命者與天皇結合在一起，掀起了倒幕運動實現了統一，同樣的歷史進程在德國也曾上演，但是在中國，因為清朝的異族身份導致民族主義不但不會與之結合，反而會站在他的對立面，抓住改革的任何問題，將之放大，試圖推翻整個王朝。革命黨人搞了十幾年的炸彈，卻從不放過炸五大臣、恩銘這種有志於改革的改革派，其心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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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行文一個多小時，言辭略顯激烈，內心不安，在此做一個說明，我的這個答案只是就事論事，絕無針對晨曦兄之意，以上文字只是關於歷史問題的交流，若是無意間冒犯了晨曦兄，在下深表歉意，還望狐狸兄海涵
@狐狸晨曦 是在下疏忽，因為關於明清之爭歷來有很多口水，所以我直接關掉評論了，待會就改成關注者可評論，也免去一些晨曦兄的麻煩
關於晨曦兄的回復，我是這樣理解的，誠然，載灃的皇族內閣無疑是保守、反動的，這一點我沒有異議，就晚清歷史而言，我同情慈禧、李鴻章，但是絕不會認同載灃、剛毅，他們的政策確實逆現代化的，但是問題在於，載灃所考慮的無非是重新集權的問題，唐憲宗打擊藩鎮恢復集權被贊為元和中興、周武帝誅殺宇文護被視作一代雄主，為什麼同樣的事情載灃就是反動的呢？狐狸兄自然懂，因為時代不同了，傳統社會集權意味著穩定，但是在晚清集權意味反現代化，這個道理確實沒有問題，但是周武帝、載灃身在其中，也是這樣想的么？
無論是周武帝還是載灃，他們的目的非常簡單，都是要收歸權力而已，至於這一行為帶來的結果是百姓的穩定還是現代化的反動，他們不會在意的，不過是我們這些旁人的事後評價罷了。換句話說，拋開價值判斷，載灃和周武帝做的是同一件事，是傳統帝制社會在權力被分割之後每一個統治者都希望去做的事，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體制決定了早晚會有人這麼做，與之相比，慈禧新政這八年也真是使人敬佩了。
此外，所謂的改革和保守還是相對而言，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是說支持變法就是革新派，在預備立憲的節點，又有多少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完全拒絕改革堅持秦漢制度呢？判斷一個人是保守還是革新，必須放在他所在的歷史節點上，在載灃所在的節點，也就是預備立憲問題上，他無疑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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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傳統的集權體制與現代化的矛盾可以參考我的這個答案：明和清誰該對中國近代落後負責？ - 何越曦的回答
參考資料：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袁偉時：《晚清大變局》
李剛：《大清帝國最後十年》
閻照祥：《「光榮革命」後英國貴族集團的若干特徵》
1、革自己的命最難。
2、有時候不革是死革也是死。不同的是不革是等死；革了是找死。自己革自己的命，還是有絕處逢生的機會。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大境界，大眼光，大魄力，大擔當。清末那幫人明顯都不具備。乾脆等死，反正大家都死，責任不在我。
當數碼技術出現的時候，柯達是否需要砍掉自己歷來的盈利大頭膠捲業以順應時代潮流？但是沒有人有這樣的權威和魄力主導這個事情。
其實預備立憲搞不成滿清完蛋跟柯達的倒掉一個意思。好處就是沒有具體人來背黑鍋。謝 @老夫江南陳氏 邀請。 真實歷史上，真正狠狠抽了當時君主立憲派的臉，讓他們徹底對清朝統治絕望的，恰恰就是滿清皇族和八旗親貴自己。
清末立憲和新政的破產，歸根結底還是滿漢之爭 - 狐言論史 - 知乎專欄
在袁世凱、張之洞等「開眼看世界」的漢人官僚倡導下，清末新政確實在很多方面銜接了當時國際先進水平，如廢止了許多傳襲千年的封建制度，編練新軍，倡導工商，興辦學堂，改革官制，革新律法，這些都是有相當積極意義的。然而一旦涉及到其核心關鍵，是否以立憲體制下的責任內閣制代替君主專制時，滿洲親貴們便立刻露出其猙獰面孔：載灃甚至在朝會討論時掏出手槍，欲直接擊斃當時力倡內閣制的袁世凱。
1906年，袁世凱被迫交出北洋四鎮兵權，辭去各項兼差，僅保留兩鎮；1907年，又被削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職務，明升暗降為軍機大臣和外務尚書。
1908年，載灃成為攝政王后，便立刻夥同幾個滿洲親貴，欲致袁世凱於死地，進而收取整個北洋軍權。張之洞等漢人大臣因唇亡齒寒，竭力阻止，方才讓袁世凱留得一命，回項城老家釣魚。
袁世凱這位真正的「清末新政之父」的遭遇，更揭示了滿清當局「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反動本質。因此新政諸項措辭的積極進步，絕不能用來給一小撮滿清親貴去塗脂抹粉，作為功績。
太平天國戰爭和洋務運動之後，慈禧為代表的滿清當局為維繫其統治，無論中樞地方，都讓渡了相當多的權力給漢人官僚精英，這種狀況作為默認慣例，已經持續數十年之久。也正是在漢人精英的認可和支持下，才使滿清政權能夠經歷太平天國、甲午戰爭、庚子國變等一次次重創後，仍能苟延殘喘，勉強延續到了20世紀初。
慈禧能以一介女流之身維持滿清中樞長達半個世紀，在平衡各方勢力利益訴求方面恰恰頗有獨得之處，而載灃等親貴少壯派則不然。他們只看到些德國日本等國二元立憲君主制的皮毛，就妄圖以新政之名，行集權之實，將幾十年前分割給漢人的權利收回。
載灃自封陸海軍大元帥，統掌舉國軍權，任用滿人蔭昌為陸軍大臣，將近畿各省的新軍督練之權收歸陸軍部，令滿人載澤、毓朗、善耆等掌管新軍軍權；派自己弟弟載洵為海軍部大臣；下令編練禁衛軍為自己親軍，另一弟弟載濤為軍諮府大臣，統領禁軍；設立專收滿人的貴胄學堂，培養八旗自己的軍事人材，又大肆調換地方督撫，以滿人和漢軍旗人取代漢人。
種種舉措，足可見所謂「立憲」，於這些滿洲貴族精英而言，既是一場妄圖抑制民族革命的陰謀；亦是針對地方漢人實力派的奪權行動。「皇族內閣」的誕生就更加證明了這點。
1910年9月，各省立憲派代表在在資政院會議上，群情一致要求頒布憲法、組織內閣、召開國會，也就是實現立憲的基本三項要求。
1911年5月，滿清政府宣布實行所謂「責任內閣制」。然而其內閣名單中，慶親王奕劻為首相，滿臣那桐、漢臣徐世昌為副相；十部尚書中，皇族宗室就有善耆、載澤、載洵、紹昌、溥倫、壽耆六人，加上滿臣蔭昌，而漢臣只有梁敦彥、唐景崇、盛宣懷三人。
滿清搞了十年新政，到最後搞出個皇族親貴佔2/3的「皇族內閣」來，這鐵一般的事實，足見慈禧死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滿清親貴根本無意實行真正的立憲君主制，僅僅是針對廣大漢人的騙局罷了。
吹噓「滿清立憲」論者給「皇族內閣」辯護時，往往愛舉英國「光榮革命」後內閣組成的例子，同樣有大量舊貴族為閣員，來辯解憲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卻偷換了時間概念。
正因為「皇族內閣」並非誕生在雍正乾隆那樣的滿洲君主獨裁的大一統體制下，而是在清廷和漢臣已經合作分權數十年之後，去大開歷史倒車，一下子讓中樞的滿漢要員比例倒退回了百年前的乾隆朝。新政十年最後竟是這種結局，是以從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到各地咨議局的立憲派，還有任何人會相信這些滿洲親貴的改革誠意么？
載灃到德國去賠禮時開了眼界，於是攝政後竟異想天開，東施效顰，妄圖「皇族掌兵、親貴執政」，卻忘記了自己根本不具備這等實力，猶如小孩在大人面前揮舞菜刀一般可笑，直接導致了立憲的破產和人心喪盡。他想從兵權在握財權在手的漢人地方實力派處虎口拔牙，難道指望那些只剩下提籠逗鳥斗蛐蛐本事的八旗大爺，各個祖宗附體，重建一隻八旗鐵騎不成？
於是乎舉國嘩然，漢人精英對清廷幻想徹底破滅，紛紛變成清政府的反對派，甚至或明或暗與革命黨合流。數千新軍武昌首義，各地立憲派紛紛倒戈，半年便席捲南方十餘省。北洋軍與革命黨南北呼應，輕輕一推便讓滿清帝國這龐然大物轟然倒地。
一切反動勢力，永遠不甘心自己退出歷史舞台，皆要做一番註定徒勞無功的垂死掙扎，妄圖螳臂當車來阻擋歷史車輪，這就是所謂「清末新政」的實質了。
華夏王朝和異族征服王朝的根本差別，不止在於皇帝是什麼血統什麼民族，更重要是執政當局用什麼心態來治理國家，來對待自己國家的主體民族。
唐太宗說：【君王如舟，百姓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康熙說：【一入漢習，即大背祖父明訓，朕誓不為此！】【設使皇太子入於漢習，皇太子不能盡為子之孝，朕亦不能盡為父之慈矣。】
慈禧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溥儀說：【我不管日本人在東北殺多少人，運走多少糧食和煤，只要不讓我當大清的皇帝我就不會心甘。】
——這就是本質差別。
所以當王朝面臨危機時，異族征服王朝如滿清，一定會儘可能竭力壓制和愚化主體民族，這是其以小族凌大國的本能反應，而絕不會真正去開啟民智、激發民氣，自我革新，生怕這些變革是「中國不保大清」。
剛毅「他他拉氏」：（反對戊戌變法）【我家之產業，寧可贈之於朋友，而不必畀諸家奴。】即【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原始出處。
文悌「瓜爾佳氏」：（詆毀維新派）【名為保國，實為亂國】【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即【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原始出處。
當近代化時代來臨時，要趕上國際浪潮，只有將王朝戰爭為全民參與的總體戰，騎士衝鋒變成排槍槍斃，用滿山遍野的血肉去填戰壕，才不至於在激烈的國際爭端中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
所以一個成功近代化國家的領導階層就必須是主體民族，就必須具有主體民族意識，如此才能實現近代化和工業化，才能實現普遍徵兵制，釋放出民族主義大殺器，和舉國總動員這一撒手鐧。
以1871年普法戰爭為例，3600萬人口的法國坐擁60萬大軍，尚且被3100萬人口的以普魯士為首北德聯邦在不到一個月動員超過100萬大軍擊敗；法軍28萬人傷亡，47萬人被俘，而北德聯軍僅傷亡10萬人；
而彼時滿清統治下的中國，號稱4億人口，十餘倍於普魯士，其動員力又是多少？不算那幾十萬徹底廢掉不堪用、只存在於賬面的的八旗與綠營兵的話，勉強可用的湘淮軍尚不足二十萬人。更不說滿清那千瘡百孔的財政，又能支持多少近代化軍隊持續作戰？
他們敢和德英法美諸列強那樣去那樣開啟民智，激發民氣，令本國國民信奉民族主義，充溢愛國熱情么？絕無任何可能。
只因民族主義此物一出，持續二百餘年的滿蒙八旗集團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血腥屠殺和歧視壓迫，就將大白於世人；而主體民族的民氣一旦激發，八旗親貴集團的統治註定土崩瓦解。
是以，異族征服王朝絕沒有任何能自我近代化改革的可能，在工業化時代註定失敗；哪怕慈禧光緒載灃等所有滿清執政者都換上穿越現代人腦子，一樣白搭，因為他們面臨的是無解難題。
平心而論，如清末的鐵良、良弼、端方、善耆等滿洲精英，已算得當時一流人才，也確實頗有些不同過往八旗腐朽權貴的開明見識；
但他們同樣絕不可能拋卻自己的立身之本，不可能不維護奴役壓迫中華二百餘年的八旗親貴集團的反動利益，所以註定會站在主體民族即廣大漢人利益的對立面，也即等同於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對立面。
他們也積極主張變革，希望能令滿清王朝趕上現代化的浪潮，可是他們的革新變法之策，便是力圖以他們這些八旗精英為核心來進行，並引進西方近代體制，建立八旗新軍，作為滿洲親貴統治中國的新工具，才和袁世凱的北洋集團水火不容。因此，清末最後的政爭，與其說是進步和保守之爭，不如說恰恰就是尖銳的民族矛盾之爭。
正因為中華大地從古到今，漢人人口是遠強於其他各族之和的主體民族，所以也只有在漢人治下，才有足夠的自信與包容力，去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 而異族一旦當權，依託本民族、甚或聯合其他異族；共同壓制人口占絕對多數的漢人，只會是其小族凌大國的統治本能，絕不以任何明君賢相的個人意志為轉移。
我軒轅血裔炎黃貴胄，君臨東亞大陸已二千餘年。甲申之變後滿洲定鼎中原，為其一族私利，竭盡所能殺戮之、凌迫之、摧殘之，令數萬萬生靈沉沉鼾睡數百年，始有「睡獅」之喻。歐美列強進迫，東瀛跳梁宰割，華夏民族面臨不但亡國甚至滅種之危機，炎黃子孫被視為等同原始叢林刀耕火種的未開化人！這一切恰恰都是拜滿清所賜。
因此滿清皇族、八旗親貴們借「立憲」之名集權，並抵製革命的圖謀，或可欺得世人一時，卻絕不能欺得一世。
「興義軍，復國土，盡洗腥膻；雪仇恥，驅外族，復我冠裳」的辛亥革命，實為歷史之必然。唯其如此捲起風潮，方可一步步去努力喚醒四萬萬民眾，曆數十年之功，終令睡獅崛起於東方！
兩個漢人奴才，剩下的全是滿人大爺。
正因為大家看到立憲這個鬧劇才徹底對滿清失望。
講道理，我大清是我旗人老爺的大清，不是漢人的大清。
洋人圖的不過是錢和一些邊角都算不上的土地，而漢人要的是大清的命！滿八旗雖然倒台了，不知道現在的漢八旗有沒有吸取他們前輩的教訓呢？
權力使人昏聵，長期依靠」權力」使滿八旗產生了權力的幻覺，權力腐蝕了他們的心智，讓他們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以為民眾必須被自己予取予求，活在一片幻想之中，自欺欺人，歷史誠不欺我，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
世界果然只有大勇氣大毅力大智慧的人才能改變，哈哈哈，
一點淺見，逼到沒辦法了才改革，可惜歷史和人民都不給你機會了。
中央權力鼎盛時，只知道嘟囔幾句「西洋人也就是大炮厲害。」
經濟尚且沒有完全糜爛時，也就學了點西方企業、練兵制度的皮毛，最後還要把錢送給老佛爺慶生。
整個政權千瘡百孔但尚有兩根筋骨之時，卻用力砸爛了戊戌變法。
維基百科裡寫了
1911年5月，載灃任命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籌組新內閣。新內閣部院首長共有13名成員，其中滿人8名、漢人4名、蒙古人1名，8名滿人當中有6人為宗室、1人為覺羅，被當時革命黨及立憲派諷刺稱為「皇族內閣」。
按我的理解，原來傾向於改革的立憲派被清廷扇了一耳光，你也配姓趙？既然不能改革，就革命吧。
謝邀。
預備立憲其實是清廷的暫緩之計，只要風頭一變肯定就沒這回事了。再說了，你指望清廷自己立憲就好像指望老虎不吃肉一樣。立憲是假，中央收權是真。問題是這就是傻逼做法了。清末地方已經做大，不可能收權了。收權的下場就是倒閉沒人救。
「摸著石頭過河」，一不小心就掉水裡了。
「改革進入攻堅期，要解決深層次機制問題」，結果清王室談笑風生還行，姿勢水平不夠（載灃，別看了，說的就是你）
要想「令出xx海」，也要看看形勢啊。
為政者，如逆水行舟，十年一小改，三十年一大革，處處險灘，危機四伏。
再說「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縱然朱元璋復生，也無法破解明末天人五衰的百年死局，即使皇太極復生，也難以參透西方興起的千載之變。
考慮到歷史的進程，也就都釋然了。
其實，清末預備立憲這個問題啊，按照我們老師課上的話講：「養活了一大批人」。其實，清末立憲這個問題之所以那麼引人注目，實際上是「故國人民有所思」，無論是出於主觀意圖還是非意圖的客觀效果，都是「借古喻今」。八九十年代關於「激進與保守」的論戰就時常涉及清末立憲。李澤厚認為清末立憲這樣的漸進性改革不錯，蕭功秦認為清末立憲也不行，而且也是亡於激進改革。很慚愧，對於清末立憲只有一點很微小的了解，我按照我自己接觸到的東西來說一下。
一 類似的研究
事實上，清末立憲所遇到的局面是一個專制政體向民主政體過渡時一般都會遇到的問題。關於專制向民主過渡的研究很多，我在這裡大致羅列一下，大家看一看就明白為什麼我會說清末的問題有一般的性質了。當然，照搬照抄這些理論研究清末立憲也是不行的，畢竟不能夠忽視中國特定的歷史情況，大家有意地可以具體看一看。
第一，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該書的名言諸位應該了解：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封建制度在盛期並不比行將滅亡時更激起法國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215頁。
托克維爾的這個理論可以用格爾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來解釋。該理論認為，人們的「價值期望」（value expectation）和社會的「價值能力」（value capacity）之間存在著矛盾，結果就是社會的價值能力無法滿足人們的價值期望。進而言之，「相對剝奪感」之中存在一類叫做「發展型相對剝奪感」，其函數圖形為一J型曲線，以至於在發展或變革的社會中，社會雖然在進步，但民怨在積累，比如說改革開放後出現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個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清末宣布「預備立憲」，並已經縮短預備立憲期，但是請願速開國會的運動還是沒有停止。
第二，邁克丹尼爾：《寡頭政體、現代化與俄國和伊朗的革命》（該書的內容參見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版）。
該書認為：其關鍵是這兩個國家在國家性質上都屬於寡頭政體並且革命前都正在進行由寡頭政體國家領導的現代化，並且無論現代化過程本身成功與否，都容易導致巨大的體制性社會矛盾革命。他提出了五個原因：第一，國家合法性越難確立，保守者認為國將不國，激進者認為不適應社會發展，傳統和新興精英均對寡頭政體的現代化產生強烈不滿。第二，人治的政治體制難以適應新情況，寡頭政治不能形成決策理性化，寡頭不得不過分依賴軍隊警察並予以權力——他們於是決定著寡頭政體現代化的最後成敗。第三，現代化導致識字率提高、大學的擴展、城市化以及對外交往的增加，從而產生新的矛盾和問題，缺乏法制和高效官僚體制使得寡頭政體無法解決這些新問題。第四，社會中層力量日益薄弱，舊者已亡，新者未立，國家社會聯繫日益鬆散。人際關係矛盾加深，無人協調，以至於危機關頭寡頭政體找不到人來談判，運動也必然走向極端。第五，在寡頭政體現代化過程中，知識分子也往往會走向極端。社會矛盾加劇，知識分子傳統生活方式受到破壞，對現實政治產生關心，但因為經驗不足和無渠道反饋意見導致理想化、簡單化和絕對化傾向，追求理想社會的實現和革命。
這個理論某些方面我們是可以用來解釋清末立憲的，比如我們可以看到，晚清的專制政體類似於邁克丹尼爾所說的寡頭政體，而清末滿洲親貴（傳統精英）、漢族官僚和士紳（新興精英）之間矛盾重重。但是，也不能照搬照抄，比如說清末士紳乃至於新興資產階級主動創建的民間團體並不能說是社會中層力量的日益薄弱，反而是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當然，具體問題還需要具體分析。
二 此前幾種對於清末立憲的評價
第一，傳統的階級鬥爭史觀。傳統革命史觀認為，「預備立憲」是純粹的騙局。
第二，創新的階級鬥爭史觀。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該書雖然史觀較老，但是有了許多較持中的結論，而且資料詳實，楊小凱在寫《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時也有引用。下邊引用該書結論：
執政者儘管清楚地知道世界大勢所趨及國內人心所向，但由於都是封建官僚，基本立場沒有轉變到資產階級方面來，不懂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缺乏推進政治改革事業的謀略、勇氣和魄力，根本不可能將預備立憲搞好。而畏懼被時代淘汰、失去權柄的卑污形態又使他們置國家民族利益和人民的呼聲於不顧，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營謀一己私利，粉飾敷衍，抵制破壞乃至鎮壓立憲運動。整個官僚機構腐敗不堪益發給改革增添了困難。這就決定了預備立憲必然失敗的運動。
……
立憲運動與預備立憲不同。前者是由立憲派領導的自下而上的群眾性的愛國民主運動，後者是由清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運動，而且在奮鬥目標、指導思想、方針政策等諸方面存在著原則差別。預備立憲只是一個由封建專制向資產階級君主立憲邁進的過渡時期，尚非頒布憲法、召開國會後的正式立憲，不能將其視為業已完成立憲去對待。立憲運動雖取漸進形式，但絕不否定事物的質變，它恰恰是要使政治制度徹底發生質變，進而確立資本主義統治，使整個中國社會達到全面的改觀，實現社會革命。
立憲運動作為首次合法的民主運動出現於中國近代社會，自然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值得認真反思總結，但其進步性是明顯的，無可置疑的。
——見上書，第414頁。
總結一下，預備立憲乃是迫不得已，但亦有誠心，奈何階級局限，無力回天。
第三，新權威主義的史觀。
這裡主要談一下蕭功秦的史觀。新啟蒙運動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保守主義的傾向，作為新權威主義者的蕭功秦就是其中的代表。首先，他提出了新保守主義的近代史觀。他認為，現代化運動中的激進主義思潮包括心態上的激進主義、制度主義的激進主義和「法國大革命的唯理主義的激進主義」。其次，在上述基礎上，他提出了新保守主義的改革理念，強調「在尊重傳統秩序的歷史延續性的基礎上的、漸進現代化的思想理論」。他對於清末新政和立憲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危機中的變革》（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9年）一書中，下邊概述該書觀點：
中國傳統國家體制在應對西方挑戰的過程中具有很強的保守性，並且在與西方的挑戰中失敗。這種失敗帶來了民族危機和心理壓力，從而催化了人們的非理性心理，並使得體制出現了合法性危機。守舊者的不作為使得激進者推行了激進措施，這種激進措施一方面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又侵害了守舊者的固有利益，從而導致了守舊派的反動以及激進者變革的失敗。這無疑會激發變法激進主義對因循守舊的進一步反動.......如此下去便會形成惡性循環，最終清空國家的合法性資源，引發革命。
洋務運動的穩妥改革在甲午戰爭後走向流產，從而發生了戊戌變法。變法者處在最高權力的二元結構之中，其官場社會化的程度低，又受到泛道德主義清流極致性文化善惡二元對立的影響，沒能掌握好激進變革的度，沒有處理好激進變革與現實要求的漸進條件之間的矛盾，既沒有達到良好的效果，又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終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以下開始講清末預備立憲）
庚子國變、辛丑條約之後，制度決定論導致的制度主義的激進心態和持有條件論的漸進主義的溫和心態產生了矛盾，加之執政者權威合法性的危機以及改革綜合症，導致改革越深入越難。為了維護脆弱的權威合法性，執政者便要推行激進性的改革，然而激進性的改革越推進越會導致執政者權威的流失，「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嚴復語），最終導致惡性循環和改朝換代。
在清末新政的過程中，獲得利益的士紳官僚組成的協定立憲派是社會基礎，滿洲親貴和政治實力派則是欽定立憲派。在危機論的激進主義思潮和群眾運動的孤立的條件下，導致了立憲運動的「大躍進」式的發展。
書中著重強調了科舉制的廢除這一激進措施個案的惡劣影響。在傳統社會，地主、士紳與官僚三者的流動主要通過科舉制實現，而科舉制的廢除則導致了諸多惡劣的影響：社會群體的遊離，士紳階層社會地位的下降，農村宗族文化的破壞以及內卷化的出現；儒家意識形態權威性的破壞；留學生群體增多，回國後其政治參與願望與政治容納能力的矛盾；城鄉差距的拉大......政治參與膨脹與中央權威和治理能力的矛盾日益加劇，這也加劇導致了革命的加劇。
書中是這樣論述辛亥革命導火線「保路運動」的：為了解決民辦鐵路資本不足的問題，官方只能是「給政策」，允許民營鐵路公司向民眾收取租股。然而，民營的鐵路公司效率低下，還存在腐敗狀況，川漢鐵路公司的高層於是就趁國有之際，要求政府為其違規炒股虧損的300萬兩白銀買單，遭到拒絕之後發動了保路運動。
（秦暉對此觀點是反對的，認為「這（保路運動）意義就在於爭得了個「必須經過我
同意」的權利。國會徵稅經過民選代表討論同意，稅款使用也
受民權監督，這就比「皇糧國稅」有了道義合法性。公共資產
由民選政府主持，在公共參與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
作的權貴化公為私更有公信力」。參見《走出帝制》）
另外，持類似觀點的人還有雪珥。
第四，楊小凱的「國家機會主義」觀點，見《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即國家的政治經濟壟斷特權，又無民主憲政制約，最終導致預備立憲的失敗。這一觀點的延伸版本是「國退民進」論，如吳曉波的《歷代經濟變革得失》。
第五，從國家社會關係的角度來考察。
這裡引述一下雷頤的觀點：
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觀念變革是權利觀念、公民理論引入中國並成為現代中國國家話語建構的基柱，近代商人逐漸接受這種新的國家觀，認識到自己的權利，保衛自己財產的「正當性」。
……
清末立憲的「真」與「假」的標準就在於，立憲派的國家觀已完成契約論轉換，但清政府仍基本堅持倫理型「家天下」國家觀。所謂政府還是過去的政府，人民已不是過去的人民是也。彼此國家觀不同，在實踐層面雙方的衝突將日漸尖銳、激烈。
用老趙的話來說，就是國家與社會對於國家合法性的認同差異導致了清末立憲的失敗。
三 我的總結
首先，我承認，清末立憲過程中確實存在民族矛盾，但是這並不是主要的，用這個來解釋清末立憲的失敗不是不行，但並不全面。並且我表明立場，不是清粉，不是清粉，不是清粉，不要扣帽子。下面對這個問題，我談三點：
第一，經過近兩百多年的融合，滿族的大多數平民或者說士民（注意，不是貴族）已經認同了中華民族觀念。下邊引文出自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
京師八旗士民看到代表請願，很受鼓舞，特召集開來，開會歡迎代表。文耀等刊發公啟說：國家一線生機繫於國會，假若國會召開，「而旗人既未嘗盡義務於前，而無能享權利於後，斯時我旗人將何以自立於天下？」……「烏可不疾起直追，加入於國會運動，與四萬萬同胞相提攜，以期促短期限目的之必達耶！」
——196頁。
甚至是一些滿族官僚，也已經有了中國觀念。
東三省總督錫良在接近請開國會的學生代表時說，「你們學生都知道亡國的道理」。 他還在奏摺中寫道，目睹朝鮮亡國慘狀，甚恐三省版圖首淪異域。（見上書229-230頁）
當然，有些人會說這個「國」是「大清國」不是「中國」，這個解釋也是可以的。
第二，載灃上台後確實打壓了一批漢族大臣，但是如果把袁世凱等人與立憲掛鉤並且否認載灃推動立憲的努力，那恐怕也是不公允的。
比如，作為光緒弟弟的載灃痛恨袁世凱出賣光緒，這個動機與立憲無關。更何況，當時諸多的漢族官僚如江春霖等也抨擊袁世凱；《時報》上也有文章說：「故曰袁氏開缺於立憲前途有益無損」，「論者以為假文明之面具，而行其野蠻之手段者，恐不污也」。
退一步講，即便載灃是為了集權於滿人，可是立憲確實是沒有停下的。他特別指示，範式朝廷交議的有關憲政事件，要首先研究，議復不得超過5天。他在給直隸總督楊士驤的奏片上批示：「畿輔重地，凡關於一切預備憲政事宜，皆當切實籌辦」。（見上書157-158頁）
第三，皇族內閣這一政策確實是錯棋。但也有人辯解稱，這是因為當時沒有合適的有名望的足夠的漢族大臣入閣，我僅是把這一觀點列上，不表態度，各位自有評判。
其次，我將第二部分中的觀點總結整合一下，得出我的結論。
結論：近代清政府的喪權辱國加之其「異族」的身份，導致其合法性基礎的喪失，為了緩和內外危機，清政府不得不採取預備立憲這一策略。必須承認，清政府的預備立憲雖然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目的，但是推行的過程中也有真誠之舉，然而在確立立憲國策的過程中，清政府的合法性越來越繫於推進立憲，清政府變得「騎虎難下」。與「預備立憲」伴隨而生 是「立憲運動」，「立憲運動」出現的原因是複雜的，不能僅僅將之歸結於爭民權與救國家，也不能完全歸因於士紳階層維護既得利益。可以確定地是，為了維繫自己的合法性，清政府在「立憲運動」的推進下確實加快了「預備立憲」的進程。然而，問題在於，激進與穩健、集權與放權、改革與穩定等等一系列矛盾伴隨著變革的日益激進而日益激化，從滿洲貴族到漢族士紳再到社會各階層，都沒有感到自己因立憲而受益。這一系列問題以「皇族內閣」和「保路運動」為導火索，徹底地暴露了出來。彼時，清政府喪失了自己絕大部分的執政基礎，原本勢力微小的革命於是為清王朝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改革一直都在改，可是，有的時候，時不我待，不觸及根本利益的改革，遲早還是藥丸。
既得利者主導的改革，只能葬送自己。
起個名字就叫易行道定律吧。大清的粉絲總會有那麼一種天真無邪的歷史猜想，當年光緒要是能親政，再加上倚重康梁，那大清一定會有希望。但果真會如此嗎？讓我們來看當時於光緒處於同時期，並且有相似經歷的奧斯曼蘇丹哈米德二世。在他之前數十年歷史中，蘇丹王室與國內改革派的確有過合作無間的蜜月期，因為他們曾有過相同的對手，掌握實權、極端保守、架空蘇丹的近衛軍團。但在經過日式尊王倒幕的運動之後，重掌實權的蘇丹與要求進一步改革的立憲派，一樣為了權力明爭暗鬥。
愛新覺羅這家神奇了。
這次立憲比不立還牛。
全是皇族。
別說漢族沒分到肉了，大部分滿族都沒肉吃。
立憲之前，地方大權大多在漢族手裡，剩下的滿族也吃到肉。
立憲後，大家屁都不是。
預備立憲——長期處於xx初級階段
我想改革，給我點時間，50年就好。
觀點：
1、有一定進步意義，畢竟受形勢所逼。
2、預備立憲具有虛偽成分，廢科舉、預備立憲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註明：我之所答中引用部分用【】框起來，並在結尾中詳細註明出處。
下面我來闡述理由：
分析第一個觀點
大環境：
1、中國近代以來的屈辱，割地賠款，近代西方對中國的衝擊。
2、日本立憲後國力增強，與日本甲午戰爭戰敗，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教訓。
3、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似乎證明專制打不過立憲制。
4、國內外立憲派的呼聲與共和派的倒逼。
形勢所逼就是如此，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自不必說，至少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做出了點東西。
分析第二個觀點
1、【太后把立憲當成是用來安撫公眾而不需真正損害她自身權力的一個方便工具；滿族人則把它看作是實行集權和把漢人排除出核心集團的機會，從而攫取各省漢人總督的權力。於是，立憲成了滿族人反漢的一個工具。】（1）
2、【清政府在瀕臨滅亡之際頒布的實行憲政諭中說得更清楚:政地多用親貴，則顯央憲章路事孩於全壬，則動違典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借為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低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馴致怨積於下而聯不知，禍迫於前而聯不覺產。結果愈改愈亂，愈革愈糟，從內部加速了清王朝的解體。這是清王朝所不願看到的結局，但又是它一手造成的。】（2）
3、【朝廷在1906年11月7日簽署了一道改革法令，僅把六部擴大成十一個聽起來是現代化的部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內容。這道法令創造了現代立憲政體的表象，但保留了舊政府程序的本質；也帶來了一次倒退的機構重整，因為與漢人的權力相比滿人的權力更為加大。重整之後，漢人在政府高層中佔據了不足三分之一的職位。滿漢之間擴大了的裂痕，使很多立憲政體的支持者失望。】（3）
4、【太后從未真正考慮過在中國引入君主立憲制。清朝的『大綱』實際上給了皇帝比日本模式更大的權力，因它規定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屬於神聖而不可侵犯的皇帝，而他將繼續千秋萬代地統治這個帝國。議會可以商議，但不決定政府的政策。它通過的法律和規章需經皇帝的批准才生效。而且，與公民的權力和義務相關的條文不過形同虛設。『憲法大綱』是皇室試圖集中王朝權力和延長滿族統治的一個拖延工具，儘管有這些預防措施，太后還是不願實施『大綱』，而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要求有九年的醞釀時期，以尋求在她有生之年拖延在中國引進憲法。 當時已經73歲的太后明顯對她的長壽和拖延策略極為自信；】（4）
5、非常不好意思，第二個觀點複製了這麼多內容，如有侵犯，必刪之。我總結一下第二個觀點吧。清末實行預備立憲是逼不得已，並非清代當局所本欲為之，所以，我們給其定性為被動的改革。在立憲中，產生預備立憲而不是立即立憲，我們也可以理解，重大改革必須要有一定緩衝期和準備時間。但，十二年預備立憲期則是統治者不願意放棄手中權力的一種虛偽借口。同時，滿族權貴借預備立憲打壓和排擠漢族官員，更加加劇了滿漢矛盾。再者，通過預備立憲，使得原來立憲派大失所望，從而轉向了革命派。清廷在1905年廢掉了科舉，使得讀書人看不到自己通過讀書向上走的途徑，而且當時各省官員大都是科舉出身，因為立場原因，所以也對清廷不滿。這個問題，我本科歷史老師曾經講的很精彩，但我一時回憶不起來了。如此總總，立憲派的失望，滿漢矛盾的加劇，各省官員的離心離德，讀書人的反對，清廷已經失去了統治的基礎。最終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南方各省紛紛響應脫離清廷自治也不足為怪。預備立憲，加劇了清王朝的滅亡。
其實，以上的答案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我常在思考，清王朝有沒有立憲成功的可能。思考到現在，目前我給出的答案是不能。
1、改革，是對社會矛盾的一種調和。當改革觸及到統治者的利益甚至是根本利益時，改革就會受到阻撓。
2、中國幾千年的儒家思想體系和強大的封建專制的傳統無法保證皇權完全被立憲削弱以至於達到立憲所需的地步。
3、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十九世紀中期徹底失敗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二十世紀初期仍不充分。
4、最高統治階層改革意願不強烈。
所以，我認為，中國無法在舊制度舊基礎上重建，中國欲獲得重生，只有一場徹底的革命。
（1）、《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 中文大學出版社
（2）、《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陳旭麓 上海人民出版社
（3）、《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 中文大學出版社
（4）、《中國近代史》 徐中約 中文大學出版社
非直接引用參考資料
（1）、《中國近代史》 呂思勉 江蘇人民出版社
怎麼可能成功呢。
清皇室正統性本身就有缺陷，19世紀末、20世紀初又是名族主義興起的時期，真要立憲，名族主義分分鐘教做人。
那個時代民族主義還是國際政治上的主導，清室想搞共和續命？歷史上南方的叛黨已經給了我們答案了，沒有用。還是以某族為主導的五族共和能穩住大部分的人？too young，南方的叛黨接著教你做人。接下來就是軍閥混戰，大家各自打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共和？民主？能吃吖？校長笑而不語。
題主所問的，歷史其實已經給過答案了。
然而在我有限的認知中，其實人民並不care歷史的答案，人民只想要自己想得到的答案。
所以，清室大抵真的還有救吧。
毫無誠意，敷衍天下。
而且真讓他們搞他們也搞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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