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當年要封殺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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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邀！

因為國民黨在組織和意識形態管控上，和我黨一樣，都是蘇俄的學生，雙方類似共和黨和民主黨，只是對道路方向的分歧和厚黑的程度區別，初期中期的輿論管控手段是類似的。1960年代台灣也是搞「領袖意志論」，「總統像」也是滿世界都可以看到，只是不搞擴大化，不搞「人人過關」，而且也不閉關鎖國，和現在大陸環境有點接近。

因為戰爭不光是真刀真槍的對抗，還有佔領輿論的宣傳戰。中國近代至遲至北伐前夕便完成了宣傳戰的啟蒙，北伐時期，不光廣東的革命政府四處散發宣傳材料，北洋軍閥也開始了對革命政府的宣傳攻擊。往往革命政府佔領一地，那一地便貼滿了紅的宣傳紙，北洋奪回了那一地，那一地又貼滿了綠紙。革命政府宣傳的東西無需贅言，至於北洋方面的反擊，一方面是以儒家斥之，一方面是以斥蘇維埃斥革命政府。許多相互詆毀的話，如「共產共妻」之類的都是當時出來的，到那以後輿論宣傳便一直是政府著重關注的領域。

譬如1926年直奉聯軍進入北京後立刻查封《京報》、《社會日報》，槍殺《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抓捕大批革命黨人，並對左傾書籍嚴格控制，規定凡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同時大力宣揚儒家禮義。
張宗昌5月25日放出的宣言:
「比年邪說朋興，赤化滋蔓，偕竊名義，號令天下，陰結叛徒，犯上作亂，綱紀滅絕，倫常乖謬。我張吳兩帥痛國基之將傾，懼正義之垂盡，遂乃命將出師，聯合聲討。至赤氛未靖，殘敵尚存，尤顧同心協力，徹底肅清。總之此次討赤救國，宗旨光明，以義始決不敢以利終，南山可移，此志不渝。」
——《申報》1926年5月25日
張作霖12月6日也發出通電
「我國野心狡猾之匪徒，拾人唾餘，宣傳赤化，借不適用之共產學說，利用多數貧民及下流社會之心理，鼓勵青年學子，激烈暴徒，以亂我國家，以飽其欲壑。……夫政治本無絕對利害之可言，唯視是否適合時宜為斷。吾國四千餘年盛名文物之邦，未有治國之要素，何必取此不合國情之說而效之，何必取此世界一致反對者而行之?」

軍閥這樣對輿論的重視其實是從革命黨那學來的，在之前他們並未對宣傳戰有太多在意，至於林語堂回憶說北洋時期的言論太自由，他寫什麼文章都全然不需隱晦，到國民政府建立後，他的技巧才培養起來。

北伐前國民黨的宣言:
「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人民的統一政府。」
「除了中國國民黨外，也再無別個團體可以勝任。」
「曩昔革命之失敗，皆由於我軍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戰爭之目的，不求犧牲之代價，尤不知主義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為統一中國之張本，受軍閥至微薄之豢養，而甘為帝國主義者效死命。」

到北伐時期，宣傳戰更是激烈，1926年10月14日《大公報》載
「此次黨軍作戰，盛用宣傳。孫傳芳作戰，於宣傳上亦大下功夫，以資抵制。聯軍宣傳部除每日公表戰事情報外，並間以時評社論之類，投寄各報館。」
孫傳芳還因此在南京特設宣傳機關，傳播討赤材料，防範赤黨宣傳。

在此之後，每凡出現劇烈的政治變動、重大的政治舉措，必定伴之盛大之宣傳。龔選舞在回憶錄里說抗戰勝利後國府放開新聞監察，原因是長期的新聞監察導致媒體噤聲，話語權全為共黨搶了去，開放監察還是為了搶奪輿論陣地。

國府封殺魯迅等作家在遷台前就開始了，王鼎鈞的回憶錄里提到抗戰時期後方的學校分國民黨派的和共產黨派的，兩派的學校宣揚的東西截然不同。在市面上要買左傾文人的作品，尚且要悄悄的，在學校里自然是禁止出現這些書的，並且學校里也有監察校內思想傾向的:

「戰火蔓延，我們停課下鄉，準備和日軍捉迷藏，飽學的宿儒隱退，通三教九流的教職員當令，這些人很健談，於是，我們從來沒聽見過的話聽見了，後來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

我們到這一隊聽聽，再到那一隊聽聽，自稱『遊學』。聽到醉心，忘了歸隊，於是，某一隊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們的帶隊老師乾脆向他一拱手：老兄，你多偏勞了吧。

這位『老兄』引人入勝之處，是他背後有一張神秘的幕。他說『我是來防範異黨活動的，我是來查察青年思想的。』望著那低垂的幕，我們肅然起敬了。不過那時我有一個疑問，一個負有如此重責大任的人，豈不應該深藏不露、運作於冥冥之中嗎，為什麼這樣招搖呢？

他實在是一個受歡迎的人物，像一個魔術師一樣，伸手到那無形的大幕之後，不時取出一樣令人驚喜的東西。他說，湯恩伯的軍紀太壞了，河南人『寧願日軍燒殺，不願湯軍駐紮』。湯是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是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指揮五個集團軍，聲望實力都超過司令長官蔣鼎文。

這位老師認為，日本人想并吞中國，征服世界，信心未免太大了，湯軍在鄭州只守五天，在許昌只守六天，葉縣是他的大本營，日軍還沒到葉縣，他先退到伏牛山裡，他的信心又未免太小了。信心太大是狂人，信心太小是病人，河南戰役是狂人對病人的戰爭。

一個驚愕連著一個驚愕。他似乎決心要使我們永遠記得他。有些話怎麼會從他的嘴裡說出來？『以不變應萬變？』那是低能。『以空間換時間？』那是敗家。他告訴我們，後方正在流行兩句話『前方打仗，後方打牌』；『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淪陷區正流行兩句話『抗日、抗早了，當漢奸、當晚了。』他的解釋是：七七事變發生後，有些人立即毀家紓難，現在撐不下去，只好變節投敵，眼看著抗戰勝利近在眼前，他這個漢奸罪名怎逃得掉？有人先干漢奸，搜刮壓榨，渾水摸魚。經過一番養精蓄銳，等到日軍大勢已去，他來個改邪歸正，照樣升官發財。

這個人，我一輩子忘不了，借著戰火的餘光，他展示了一本禁書，一本書外之書。只是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來給我們啟這個蒙、開這個竅？他是來防範異黨、查察青年思想的啊，他究竟希望他的學生變成什麼樣的人？他扮演的究竟是什麼角色？

許多年後，我聽到一個名詞：『鳥媒』，獵人把鳥制的標本放在樹林里招引它的同類，而獵人在旁張網以待。又過了若干年，我聽到更生動更恰當的比喻，『引蛇出洞』。這位防範異黨活動、查察青年思想的老師，或許是玩著同樣的把戲。」

當時兩方的宣傳戰已經激烈到如此，對於左傾的作品，國府當然會防範有加。

王鼎鈞還提到當時不少延安作家是被看作延安的戰士，他們的作品是與國府進行宣傳戰的彈藥，至於還有作家(記得書中點了名，待我回去再行對證)幾十年後公然承認當時他寫文章就是作抨擊國府的工具用。

回家後翻到了這一節，記在王鼎鈞回憶錄的第三部《關山奪路》中《左翼文學熏陶記事》一章里:
「那時我覺得他們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後來到台灣，我進文宣單位做事，知道文學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後朝著方向設計。蘇東坡設計『危險』，寫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拼貼足以產生危險的四項因素，事實上四項因素並未同時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設計大師，他們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需要拼貼情景，構成『語文的世界』，評論家以『寫實主義』之名推廣，代換人生的現在和未來。嚴格的說，這也是一種欺騙。

……

左翼文學的主調指出，現實社會完全令人絕望，讀書會則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學設計謎面，讀書會揭露謎底，左翼文學公開而不違法，讀書會違法而不公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學作家把足球盤到網口，讀書會臨門一腳。一九〇幾年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個小型的茶會，小說家於梨華在坐。中國大陸來的一位作家問我，當年青年普遍左傾，我何以能脫離影響。我說這得從《阿Q正傳》說起，趙家被人搶劫，阿Q蒙嫌受審，法官問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說『他們沒來叫我!』一座皆笑，只有於梨華尖聲說『你萬幸!』那時盛傳於梨華附共，他這一聲女高音，我知道他心中自有底線。巴金晚年為中國當代文學爭千秋，居然說『我們的現代文學好比是一所預備學校，把無數戰士輸送到革命戰場，難道對新中國的誕生就沒有絲毫的功勞?』可見他深曉葫蘆里的春秋，我想魯迅在這方面的功勞比他更大。」

遷台前尚如此，遷台後還用說嗎?

參考閱讀:

羅志田:《有道伐無道的形成——北伐前夕南方的軍事整合及南北攻守勢易》
王建偉:《北伐前後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傳》

謝邀。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那麼敵人的朋友當然就是敵人咯。

謝邀，原因是因為，為匪宣傳者即是匪諜！

實際上魯迅在台灣被封殺，是228之後的事情。1946年魯迅逝世10周年，台灣眾多雜誌還刊登了關於魯迅的紀念文章，228後台灣左翼被盡數消滅，魯迅的作品也終於在1949年被全面封殺。

至於為什麼，明顯就是為了政治鬥爭唄。果黨退守台灣後痛定思痛，認為自己失去大陸，就是因為手太軟，被培養了太多匪諜，沒有做好思想控制。為了抓獲無處不在的匪諜，果黨只得去打壓一切可能和匪沾邊的東西，這自然要包括左派，哪怕僅僅是偏左的著作。

除了魯迅外，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曹禺、田漢這些在文人的作品，也全部被封殺，從政治鬥爭的角度，封殺魯迅的原因同他們是一樣的——為匪宣傳者即是匪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