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商鞅其人其事？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由推动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重要人物，后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施苛政、兴酷吏，也有人说他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坚实根基——造就了秦朝？
@泪痕春雨你既然说什么我是抱团喷你的，那么，满足你一下，继续开喷。
是因为商鞅玩的那一套很复杂吗？显然不是的。因为，商鞅玩的那一套非常简单啊。
这是你的原话，感觉你根本不懂战国时期列国公族势力的强大，听说很简单，那么类似于商鞅变法的并且稍早的吴起，为什么迅速失败？不是很简单么？
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最大差别就是，春秋时代是标准的贵族政治，战国时代则是各国都开始向官僚政治转变。
官僚政治是什么？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懂不懂什么叫公族政治？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其它国家，都会渐渐领先于秦国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原各国都已变法了。
一个国家强不强，搞了半天只需要变法不变法，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你能不能去好好读读商君书的农战篇和徕民篇？是不是泗上十二诸侯，只要变个法就能变强国？
变法到底是在干什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实质内容就是一点，那就是加强君权，只要君权加强了，什么都好办。
这也是你原话，你看过几个国家的改革，还实质内容只要加强君权，敢情商鞅，吴起，李悝的变法就是加强君权？你连商鞅列传的变法内容都没看过吧。
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啊。问题是，贵族大佬们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推行变法的人，通常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我就问问，你知道战国几个变法，公仲连，邹忌，申不害，李悝，有几个是不得好死了？
还庞斗智，你是看孙庞演义还是东周列国志学习历史的？知道不知道马陵之战，魏国主帅是太子申？
还越国争霸中原，越国北上最多也就到琅琊，中原在哪？在琅琊？
在这种背景下，楚国想玩联秦制齐、魏的战略；自然没有什么奇怪可言。
楚国这种玩法，和稍后的齐国想和秦国并称二帝的战略，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总而言之，我们两个超级大国，实现默契，瓜分周边的小国。
因为，吴国、越国都能威胁齐国，这个把吴国、越国兼并的楚国，对齐国的威胁我们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齐国自然会倾向于和秦国联合制约楚国。因为齐国与秦国相隔很远，而与楚国相隔太近了。
远交近攻的战略，这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秦国会玩，齐国也会玩。
你这是哪里看的秘本史料，知道不知道当时是秦韩魏联盟对抗齐楚联盟？因为宣太后的楚人身份和孟尝君的关系，形成了秦楚对抗齐韩魏，我就问你知道不知道？齐国什么情况和秦国联合制楚了？垂沙之役，秦国趁火打劫楚国，这里面齐和秦联盟了？
在公元前284年，齐国把宋国灭了。要知道，宋国在当时，是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强国。齐国灭掉宋国，再次让关东各国都感到了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关东诸国就在秦国的领导下，开始了大举围剿齐国了。
乐毅是秦国将领？还秦国领导，五国伐齐你看的哪门子的东西是秦国领导？
发展到秦孝公时代，秦国变法的基础也开始具备了，在这种背景下，商鞅进入了秦国。
如果商鞅早生上三十年，就算进入秦国，肯定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在打压贵族政治的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商鞅敢帮助君主打击贵族势力，恐怕当场就会被清理出局的。事实上，在此前一段时间里，不要说秦王重要的臣子了，就是秦王本人，被人突然清出局，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笑死了，早上30年，不具备的客观条件是什么？什么客观条件？能不能具体说说。还客观条件，是不是你想说秦国公族势力非常强？
问题是，秦国在这段时间，版图依然在不断扩大。这样说来，秦国的强盛，与秦王本身的能力，好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你是不是想证明一波，即使晋惠帝这种人，去秦国当了国君，连着出几个这种国君，秦国都能一统天下？算了，晋惠帝要求太高，就楚怀王好了，是不是你很欣赏的楚怀王去秦国都能一统？国家的运行不先看君王素质，看什么？
秦国之所以会称霸天下，并且在随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处于不间断的扩张中。主要原因是地缘上的优势。
只有秦有地势，齐就没有了？ 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 能不能说说齐国怎么败了？
说真的，你写的东西，我是真的看不下去，耐着性子草草扫了一点，我真是不懂，像你这种基本史实很多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动辄就这么洋洋洒洒的上万字写出来的，是不是在天涯被人膜拜久了，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就开始纵横上下五千年了。
但是，我必须重申一句，像你这种的，只能去说书，而历史，就不是你应该来说的东西。
先说结论：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这和商鞅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但应该看到，商鞅变法成功根本是因为秦国有最适合变法的政治土壤。历史课本没有骗大家，这才是标准的唯物史观。下面反驳泪痕大仙“地缘优势论”的伪物史观，并穿插着具体分析来证明这个结论。
泪痕大仙刚来知乎的时候非礼明史，然后侮辱宋史，接着蹂躏魏晋南北朝，终于玷污到先秦秦汉了。在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060894/answer/161872174 这个回答中因为不爽泪痕大仙误导群众的yy史学，于是修改了答案，针对大仙的几点yy进行逐一反驳。因为泪痕大仙的莅临，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些知乎朋友的关注。于是乎泪痕大仙这几天人人喊打，但是泪痕大仙自有一套道理：
这张图反映了三个信息：
1、泪痕大仙承认自己素质低，但诬蔑说因为别人抱团导致的；
2、泪痕大仙有迫害妄想症，逮着路人三红老师也质问一下；
3、泪痕大仙无视成刚反驳，只是不停打滚强调成刚素质差。
客观挂完后接着谈谈泪痕大仙的伪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相信大家都会背。泪痕大仙偏偏要说：
秦国之所以会称霸天下，并且在随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处于不间断的扩张中。主要原因是地缘上的优势。
这就搞笑了，秦国统一主要是地缘上的优势，这就是社会存在？能不能告诉我们，那秦朝被灭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新朝又为什么被灭呢？隋朝呢？唐朝呢？
秦国的强盛，与秦王本身的能力，好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啊。当然了。商鞅怎么死的？被秦王车裂的。白起怎么死的？被秦王逼死的。这样看来，秦国好像也不是多么把人才当回事啊。……想解释这一切，显然得从经济基础上分析。在特定的环境下，优秀的的人才，常常是成群结队的出现。……所以，秦国可以统一天下，自然是和它的经济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更和他的地缘有关系。
这也是搞笑，秦国的统治者、执政者个人能力持续强大主要和地缘有关系？那秦国如此优势的地缘，为什么会出秦二世的？你说君主制国家与君主能力没联系，那民主制国家和君主能力有关系？
另外，你一直说别人没看《史记》，那你来答商鞅其人其事的时候，连商鞅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吗？《商君列传》：“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看清楚了，不是车裂死的，而是死后被车裂。
泪痕大师为了证明自己yy的结论，最常见的办法就是yy另一些证据出来证明，比如：
问题是，秦缪公死的时候，直接就把众多最牛掰的臣子都拉去陪葬了。……简单的看，这是因为秦缪公封建迷信思想太严重，所以才这样糟蹋人才。问题是，从现实角度看，就是因为当时政治斗争太残酷了。表面上看，这是秦缪公让他们陪葬的，其实呢，这是新君让他们陪葬的。
我就问你，从哪里看出子车三良等177人牛掰的？这些人除了陪葬还有什么事迹？秦穆公时期掌握军政的难道不是百里奚、由余、蹇叔、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等人？秦国的殉葬是文化传统，秦武公、秦景公等也有殉葬，到秦献公才废除。管政治斗争什么事呢？即使怀疑用得着这么斩钉截铁？
孝公上台时，秦国已从春秋时代的一等强国，沦落为二等强国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其它国家，都会渐渐领先于秦国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原各国都已变法了。变法到底是在干什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实质内容就是一点，那就是加强君权，只要君权加强了，什么都好办。
这段是yy的重点了，谁跟你说秦国在春秋是一等，然后中原变法才被逆袭的？有点常识都知道，春秋时期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就是晋和楚。秦国除了秦穆公时代强点，其他时候基本都被晋国压在桃林以西。《荀子》记载，春秋战国之际四大好战之国是晋楚齐越，你认为都不变法的前提下秦国会比他们强？还有，齐国邹忌和韩国申不害比商鞅变法能早多少？
那一年，楚国把越国给灭了。而楚国突然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大约就是从此开始的。……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前306年。（越国灭亡的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这里按比较传统的说法。）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楚国灭越这样的大胜会是楚国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后来的庄蹻或白起暴郢不是更明显吗？ 还有，什么叫比较传统的说法？根据《楚世家》和《越王勾践世家》，算出来越国灭亡是公元前333年。杨宽先生的新说才是公元前306年。哪个传统，哪个新颖，不是一目了然吗？当然，不读《史记》和《战国史》肯定不知道的。
总而言之，死了张屠户，也没有见大家就吃带毛猪啊。……总而言之，在特定的环境下，优秀的君主、执政官、统帅自然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总而言之，那就如同韭菜一样，割一茬子还有一茬子。总而言之，秦献公死了，就死了吧，有秦孝公。……换而言之，秦国的霸业，并不会因为哪个优秀的国君死亡，而突然停顿下来。再总而言之，商鞅死了，就死了，秦国并不会因为商鞅被车裂而衰弱。再总而言之，白起死了，就死了，秦国也不会因为白起被逼死而衰弱。
吐槽下泪痕大仙的文笔，除了不停重复“总而言之”，是不是没别的词汇了？
因为魏国变法之后君权加强，秦国还在贵族政治的内讧中无力自拔，自然不能与魏国对抗了。发展到秦孝公时代，秦国变法的基础也开始具备了，在这种背景下，商鞅进入了秦国。如果商鞅早生上三十年，就算进入秦国，肯定也是没有结果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秦国内乱就叫贵族政治内讧？那几个庶长是分封制的产物吗？那后来的嫪毐作乱、赵高作乱是不是贵族政治内讧？秦孝公时代又具备了什么特殊的基础？还是让我告诉你吧，从秦献公开始就变法了，比如推广县制、编户齐民、废除人殉等，所以商鞅变法在秦献公时代未必不能成功，那时候的二十年变化很缓慢。
说秦国的变法，比中原各国的变法有多成功，实在未必。从某种意义上，它只是让秦国和国际社会接轨了。
这是泪痕大仙最关键的结论了。为什么秦国的变法不是最成功？只看到表面上变革差不多吧，所以才得出地形最重要的结论。但是真的来讲唯物史观的话，有没有比较过各国变法前的区别吗？知不知道因为秦国的宗法制最弱，所以商鞅变法改革阻力最小，而且能够人亡政不熄？随便列举一些学者的观点：
童书业《春秋史》：
楚国初年多行少子承继制，秦国初年多行兄终弟继制，他们到春秋中期以后才改遵嫡长承继制；吴国在阖庐以前也还常行兄终弟及制的。在这些国家内，“宗法”和“封建”的势力当较为薄弱，所以除吴国后来竭力依附周亲终致灭亡外，楚、秦两国终因封建势力较弱而臻于强盛。
晁福林《春秋霸主论》：
它们虽不乏秦穆公称霸西戎、楚庄王一鸣惊人等辉煌业绩，但从整体发展情况看，尚落后于中原诸侯国。这些国家由于卿大夫势力没有充分发展，所以其君权相对来说比较强大。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很大潜力，吴起变法、商鞅变法之后，楚秦两国出现的飞跃就是明证。
林剑鸣《秦史稿》：
商鞅变法是对旧制度的改革。革除了奴隶社会的旧制度，封建制就在秦国确立起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进步，新兴的封建制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是起着促进作用的。因此，经过变法后的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家给人足”。其后，随着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就逐渐改变了落后、衰弱的状况，一步步的强大起来。
杨宽《战国史》：
卫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他进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扩大了亩制，重农抑商，奖励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鼓励垦荒，这就促进了秦国小农经济的发展。他普遍推行了县制，制定了法律，统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他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这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他打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并且“燔诗书而明法令”，是变法令得以贯彻实行。由于这一切，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正如汉代王充所说的：“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
通过对A类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以及所见到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分析，可以知道春秋早中期对秦文化中进入统治集团的成员，……一部分人遵循用鼎制度，按规范使用青铜礼器，他们是秦文化中原有的基于血缘关系进入统治集团的世袭贵族。一部分人不重视用鼎制度，随葬的青铜礼器没有规范的组合，但同时随葬较多的青铜兵器，并可见到较多的外来文化因素，他们是秦文化在其发展扩张过程中，凭借与外埠文化，尤其是北方文化间所发生的军事行为而获得了进入统治集团的军事权贵。……战国中期秦式青铜礼器的衰落，……由于这些来自其他文化的青铜礼器不可能是通过血缘关系世袭而得，因此这些现象或许还能表明原有的通过世袭而获得使用秦式青铜礼器并以其表明身份和地位的人群自身在走向衰落。
地形到底有多重要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当时人都明白的道理，两千年后的人怎么反而不懂了呢？
重复结论：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这和商鞅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但应该看到，商鞅变法成功根本是因为秦国有最适合变法的政治土壤。历史课本没有骗大家，这才是标准的唯物史观。
相关回答：春秋和战国的区别是什么？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016855/answer/157635722
商鞅毫无疑问是伟大的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结合他的时代背景，商鞅所处战国乱世，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主要面临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有以下三点
（一）周代、春秋时代都属于原始部落封建时代，人口稀少，人群可以由简单的礼制教化与封建贵族分治相约束，这个时候社会资源都是由贵族战争掠夺进行分配，阶层分隔极其严重，但贵族平民矛盾不算激烈，基本可以相安无事。等到战国时期人口日繁，农工商业更加发达，社会生活竞争愈发激烈，这时候以往简单的的礼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日形复杂的社会
（二）周代贵族到了战国时期，由于世袭繁衍与战争兼并，多数已沦为平民，比如庶出的孔子，平民与贵族的间隔缩短，但封建经济依然由贵族垄断，双方矛盾日益激烈
（三）工商业发达后，因工商业基本由平民经营，于是平民崛起一支足以与贵族相抗衡的力量，如商鞅后的吕不韦，贵族也因此威信日坠，贵族封建政制，必为时代所淘汰且必须要改革
商鞅变法即是针对以上三点着手，秦国一番变革，由原始道德礼制，进而成为法律邢章谨慎的法制社会：由贵族独占的封建经济，进而成为人民自由竞争的自由经济，由贵族封建分治的分隔僵化社会，进而成为人民平等自由的活力社会，这都是人类文化从低阶层进入高阶层的必经之路，而对于中华民族，这个伟业是以秦孝公，商鞅为首的改革人物完成的，虽然其尚有极多不完善之处，以及改革后的经济体制偏向于战时经济，法律较为严苛，且商鞅这一系列改革行动基本都是为自身富贵功名之私心，但依旧无法否认其伟大
题中所述“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重要人物”我认为不妥，那是周公的功业，商鞅乃是中国历史上由封建社会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的重要人物，后代秦始皇便是在商鞅改革的基础上发展出郡县制，成为大一统国家，汉继秦制，在汉初诛杀功臣，七国之乱削藩后，终于消灭了横隔在国家与平民中间的强大贵族阶级，使人民直接受国家统治，这种大一统制度更使得中国有高效的对外拓展手段，天下大势可以分久必合，没有像欧洲分裂成多个纷杂的小国家，这其中商鞅大规模削减贵族权力的改革思路，居功甚伟正在看吴晓波的《浩瀚两千年》，当中第三章，就是说的商鞅。
“商鞅的三轮变法，前后长达十余年，循序渐进，丝环相扣。他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实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
“若以治国理念而论，从管仲的中央集权的最初实验，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极权主义，可以说，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润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赫然如钟摆的两端，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学过初中历史的同学对商鞅多少有点印象，“商鞅变法”嘛，这可是重要知识点。来，李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
商鞅这个秦国ceo呢，在历史上算是毁誉参半。写《史记》的司马迁就很不待见他，说他是“刻薄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他严酷，立下严刑峻法，还亲自去看公捕公判，杀人杀得渭水都被染红了，简直是《封神榜》里纣王即视感啊。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主流话语对商鞅是持批评态度的。
不过近代以来，中华大地各种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一浪更比一浪“浪”，商鞅这样的变法人物当然就成为创业英雄啦，人人口尊“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文革时期出版的《商鞅变法》连环画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历史教科书里。商鞅是革命先驱，悲剧人物啦，被封建贵族势力反扑啦。对商鞅的苛政也有了很好的开脱。比如，不用苛政怎么贯彻变法啦。
但是，为啥代入的都是商鞅和秦孝公的野望啊，我代入下普通老百姓的心情，都觉得好想速速从秦国投资移民出去。因为，在商鞅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下，秦国人过得是这样的生活：
1 只有一种合法职业，就是农民。
农民又朴实，又好管，还能种出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简直是强国利器啊。商人呢，四处乱窜，最不听话。所以，大秦，变成农场吧！
那么，怎么让大家都去种地呢？毕竟，有些二货就是想做文艺青年啦，想做创业狗啦。商鞅略一思索，so easy：
禁止粮食贸易，你不种地就没饭吃；
重税重税再重税，让你无利可图，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
死命贬低商人地位，脏活累活送死活，统统商人先上。
2 住群租房还是大别墅，全看你能砍掉多少脑袋。
以“废井田，开阡陌”为主题的土地改革是商鞅变法最被赞颂、也是影响最深远的部分。
但用军功换取土地的政策，一颗人头n亩土地，乍听是公平公正，赏罚分明，可细思极恐啊。
虽说是为国杀敌吧，但毕竟是杀人，你看上过战场的美国大兵多少得了心理疾病的。只有杀人如麻的暴徒才能获取土地，这事儿听着就不对味。秦兵为了争夺人头而互砍的事儿在《史记》和《资治通鉴》都不乏记载。
说到底，商鞅的经济政策，都是为“强国”的，和“富民”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整个法家的思想，都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众又穷又傻，专制统治才稳定。
3 到处都是垄断国企，“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想当煤老板？门儿都没有。
4 动不动就被连坐，隔壁邻居分分钟去衙门举报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满大街都是朝阳群众。
商鞅是第一个把“告密”写进法律里的政治家。“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为了生存，每个百姓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精神来探听“奸”人“奸”事，包括自己的亲人。而你一旦告密，你得到的奖赏将是一个农夫十年劳动才能赚得来的钱。如果你知道“奸”而不告发，有人告发了这件事，你也要受到处罚。
商鞅想通过告密来实现“全民自治”，可以想象秦国会变成一个多么古怪而可怕的国家。
5 商鞅还特别仇视咱们这样爱读书的人，“民愚则易治也”。他曾向秦孝公提出过焚书，不过100多年后才被彻底执行。
秦国的日子实在不好过，赶紧移民吧？想得美，“户籍”制度就把你绑死了。
商鞅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百姓不得擅自迁居。别说拿到户口，连想做“北漂”的机会都没有。私人旅馆都不许存在，一律国有。所以，《芈月传》开篇那个拒绝商鞅投宿的大爷，是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国企员工。
通过郡县制改革，民众的力量被极大削弱了，原有的宗族体系变成了单一的个体农户，征税征兵的难度都大大降低。
商鞅甚至规定强制分户，禁止成年父子、兄弟同居一室。搞得秦人家里不敢容留大龄青年，迟迟找不到对象的男青年就会被父母踢出去“嫁”给寡妇。
商鞅变法，是一种极端的计划经济。他变法二十年，秦国索性连货币都没了，直接一把斧头换15斤大米，以物易物大唱原始社会好。他死后三年，秦国才重新又有了货币。
当然，像商鞅这样搞极权强国的政治家也不少，商鞅比较失败的是，他为人傲慢，对屌丝们的不满不屑一顾，所谓“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连群众“洗脑包”都懒得发一个。群众理所当然的——讨厌死他了。
《资治通鉴》就说了，“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事实上，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被秦国从民众到贵族强烈反对。变法这些年，群众上访啦，国会抗议啦，压根没停过，一直持续到商鞅被诬告遭车裂而死的那一刻。《战国策》这样描述商鞅最后的命运：“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秦人不怜，秦人不悦，但为什么商鞅变法还是成功了呢？因为秦国最大的boss、wuli芈月的公爹——秦孝公，他对商鞅那可是真爱啊。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1岁的秦孝公刚刚继承王位，急需一位partner。于是，他向全天下发出求贤召书：
千呼万唤之下，30岁的商鞅来到了秦孝公面前。
他们并不是一见钟情的。
初次见面，商鞅和秦孝公唠尧舜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二次见面，商鞅开始讲周公之道，秦孝公还是兴趣缺缺；三面，商鞅终于下猛料，大谈“霸道”。终于，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一幕，还是上演了！
所以说，相亲还是得多见几次，不要一次就pass，说不定瞅着瞅着就顺眼了呢？
虽得一人心，但不爱发“洗脑包”、把秦国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个遍的商鞅，在秦孝公驾鹤西游之后，果然迅速的就被那些被他打过板子、割过鼻子的人给干掉了——用他自己制定的恶法。
商鞅虽死，变法不亡。因为商鞅之法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战争机器，新的秦王可能厌恶商鞅，但不可能不欢迎这样一个战争机器。
果真，此后“六王毕，四海一”。只可惜千秋霸业，两世而亡。
秦是亡在“转型”失败上。统一六国之后，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秦已经不是“战争机器”了，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让其还在这条不归路上狂飙。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秦已经是统治者了，却还把自己当成掠夺者。
就如吴军博士在《浪潮之巅》中所述：
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成功的大公司一定已经被优化的非常适应这个市场，它的文化、做事方式、商业模式、市场定位等已经甚至过分适应传统市场。这些使其获得成功因素会深深植入该公司，可以讲是这家公司的基因。越是以前成功的公司越容易相信自己固有的基因是最优秀的。因此，一家公司的基因几乎决定了它转型失败是必然的。
虽然秦国成了大秦帝国，但商鞅写下的基因没变。
武侠小说里常有这样的邪派功夫，使出全身气血发出致命一击，重创对手后，自己也筋脉尽断而亡。商鞅变法也是如此。
这种速效救心丸是如此令人着迷。它短平快的让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又强大无匹。商鞅之后，《商君书》成为千古帝王术，甚至今天都尚有残余如幽灵笼罩在我们头上，比如户籍制度。
还是那句话，“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努力。”
其实本来想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是看到几个回答撕起来了，就先来关注一下战斗，再来回答问题。
@泪痕春雨 其实你与成刚之间的战斗呢，我大概看了一下，确实 @成刚 素质很低，不太适合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他说的这些，确实也都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他的素质太低了，所以我就来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被他揪着不放。
首先
是因为商鞅玩的那一套很复杂吗？显然不是的。因为，商鞅玩的那一套非常简单啊。
这个话说的就很不严谨，起码对历史很没有温情与敬意，商鞅这一套真的简单么？其实答案是不简单，甚至很难的，除了吴起同样推行变法不足2年就被楚国贵族群起围攻的这种例子以外，就在秦国内，也有两处很有意思的例子。
就拿商鞅所推行的“开阡陌封疆”来说吧，其实到了秦武王时，仍然还在进行
【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内史匽，口口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口。鲜草，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口口。 】
由此可见，其实商鞅那在《史记》中“简单”的一句话，在实际推行上，也得有数十年之功，所以其实你说的一点很对
换而言之，商鞅死后100多年，秦国才兼并六国的。在这100多年时间里，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积极向秦国学习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呢？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复制秦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呢？
其实，并不能说是六国学不来，或者完全不去学秦国这种制度，而是这种“成功”也是在持续发展的，比如秦惠文王早年的时候，曾假道韩魏以伐齐，结果却是“ 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 ”，如果这个时候去评判秦国变法，好像只能说秦国可以打打韩魏，并不能与楚、齐争雄。但是到了秦惠文王末年的时候呢？
【 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 】
汉中之战和濮上之事的战果和影响我就不再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的是，这与早年对齐国称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所以，关于六国想不想学商鞅那一套，还真并不是有100多年的时间给他们去学的，毕竟他们不能像后人一样去看历史，看不到“最终如何”，这一点上我想《商君书》说的也明白：【 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 】。
其次，第二个例子，还是要说回简不简单上来，依然是秦国内部推行法令时的一处记载：
【今法律令已布，聞吏民犯法為閒私者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自從令、丞以下智（知）而弗舉論，是即明避主之明法（也），而養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則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智（知），是即不勝任、不智（也）；智（知）而弗敢論，是即不廉（也）。此皆大罪（也），而令、丞弗明智（知），甚不便。今且令人案行之，舉劾不從令者，致以律，論及令、丞。有（又）且課縣官，獨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聞。以次傳；別書江陵布，以郵行。】
秦国在南郡推行“商鞅这一套”时，可以看出是受了很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可以管窥，秦在兼并六国土地并推行秦法时，受到的阻力会有多么的大，那么我们还能说“商鞅那一套很简单”么？显然是不能的，这只是在对《史记》粗略阅读而不深入下的一种认识，是很没有温情与敬意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其它国家，都会渐渐领先于秦国呢？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原各国都已变法了。
其实这句话对历史的叙述没有错，列国都领先秦国在变法，但是逻辑有误，并不是变法就＝变强了的，对于战国这种局面，国家的强弱往往体现在军事，虽然我对军事没什么研究，不过通过当时诸子学说对军事的论述，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发现，怎么样的变法才能使国强。
孟子曾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 环而攻之而不胜。 夫环而攻之， 必有得天时者矣， 然而不胜者，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 兵革非不坚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 亲戚畔之。 多助之至，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攻亲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矣。 】
这段文字很通俗了，虽然“得道”与“失道”是孟子站在自己学说的立场上不那么客观的评判，但是其透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就是“用众”，也就是说，谁能更驱使更多的人，往往哪国就更强，战争的赢面则更大。
同样的荀子也有这样的论说：【 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 】
可以说，核心还是在于一个“用众”，由此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不管出于哪种学说，往往会把驱使人民，当作是强国的核心，不过在怎么驱使罢了，所以有了什么逸道劳民，生道杀人之辩，那么我们不难确定的是，可以达到“用众”这么一个目的的变法即是可以强国的变法，反之则不是，这并不与变法本身有关系。像邹忌，申不害等人的变法，我们可以从零星的记载管窥，也可以从实际效果上看出，确实与商鞅存在着差距，甚至申不害变法不到20年，韩国就有了“南梁之难”
魏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大约伴随着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那就是孙膑、庞涓斗智的故事。
在孙膑庞涓的故事里，似乎是孙膑智高庞涓一筹，所以处处可以算计庞涓。
其实这一段话呢，和第一点，基本可以相互呼应，就是确实您对很多细节或者新的历史观点并不那么熟悉了，关于马陵之战如果详辩的话，我都可以另开一个帖了，但是在这里我就简简单单说这么几点，孙膑与庞涓的智斗不可能在马陵之战有所表现。
根据《竹书纪年》对这几年战争的描述大概是这样：“ 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肦败梁于马陵。 ”“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 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肦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 ”
关于马陵之战是齐救韩伐魏这一点，我想不需要我再叙说，而有意思的是，魏国攻韩的部队首先，统帅在竹书纪年所见的是穰疵，而这场仗直到28年才以韩败告终，但27年12月田肦已经败魏于马陵了，那么围攻大梁，设伏马陵这个计策能不能成立呢？我们可以看看战国策一段更有意思的记载：
【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客谓公子理之(传)[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则树德，不成则为王矣。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肦)[盼]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公子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不)[必]封；不听公子，太子必败；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
在这段里，我们不难发现，魏惠王起境内众，并不是为了去攻韩，而是为了攻齐，而攻齐的主将，则又是太子申，也不是庞涓，这反倒是更与《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契合，或许传说中的马陵之战，只是一场由魏国太子申与齐国田肦在魏国境内打的一场遭遇战，并不是什么经过绝妙设计的伏击战，这一点上，杨宽先生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也有同样的论证。
虽然这一段与商鞅的评判无关，但我觉得这和战国史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连这些不算太新鲜的观点都不知道，就来评判商鞅的话，我想是很没有温情与敬意的，当然了，听说您最近在嘲笑吕思勉是民科，可能钱穆先生在您眼里也是民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是无话可说。
商鞅！我能给他点32个赞吗？
商鞅变法绝对是我国最成功的变法！
战国时期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生与死的矛盾。生，就是在列国争霸中求生甚至统一全国；死，就是被消灭被吞并。商鞅变法是战国各国改革中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最彻底的！！之前各国改革也不少，商鞅算是集法家之大成。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实行铁腕政策，也符合法家的规矩。
其次，各国改革之所以不彻底，也是因为阻力大，难以彻底颠覆式改革！哪个改革都得从既得利益者嘴里抢肉吃！秦国相对而言比较落后，求生的压力大，改革压力很大！所以君主改革决心大。同时，也是因为落后，改革阻力也没有其他国家大。你想商鞅改革这么成功，秦国后来都在享受商鞅变法的成果，可是商鞅还不是一样被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整死了！要是放在别的国家，别说商鞅会死更惨，说不定变法就根本无法展开！所以，商鞅改革特别符合经济学上的一个后发优势理论，很快追上关东六国，甚至因为制度优越性，赶超了六国！！
最后，商鞅改革的核心就是“耕战”。你在国内，好好种地，产的粮多，国家有赏！你在国外打仗，好好杀敌，提的头多，国家进爵！这制度多么先进呀！现在的咱的企业年底发年终奖，干得好就升职，欧美游宝马车，应有尽有。商鞅变法把秦国打造成了生产和战争机器。农业社会，粮食决定了国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了军力。难道面对生与死的矛盾，还有比这个变法解决的更好的吗！！
最后变法还有很多其他先进成果，比如土地私有，记名生产和责任追溯，配件标准化。这些都服务于耕战。尤其是为了战争，秦国的弩各国射程最远，矛各国最长，战甲各国最轻，都反应了为了军功，秦国人都杀红眼了。
总之，商鞅是伟大的改革者。商鞅的有法必依保障了改革的成功，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请原谅我对商鞅的赞美，虽然有时候觉得他不讲人情不给人面子，但拿正是商鞅的魅力所在！！！
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了，绝对不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可以说其政治哲学思想一直是中国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
“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先吐槽：知乎上很多自然科学和计算机类的问答堪称精彩，一到历史类社科类的问答后就不像样子了，答案像打了鸡血，非吹即黑，略显偏执，真是不怒答不行。
- 首先说商鞅推行“法治”的事儿吧，说白了，还是人治。
商鞅标榜“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国，看似公平，实则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压制贵族势力，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人治”，这一点被后世一个杰出政治家学了去，对，诸葛亮。当然，无论诸葛还是商鞅，其执法的公平性也是有口皆碑，这一点确实难得，但反之，若执法不公，则“法治”则会失去灵魂，其本身也会失去合法性。
1.何为“法治”，顾名思义，依法治国即为法治，与之对立的是以权治国，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人治也靠法，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但根本区别在于是“法大于权”还是“权大于法”。现代政体，国家权力分立制衡，以宪法为最高准则，任何一方不能逾越，是“法大于权”；而商鞅的“法治”则更多是压制贵族的手段（下一个小点将阐述），其客观结果就是使得整体不可避免地向君主专制迈进。这个君主可不是三皇五帝，可不是周天子，而是集立法、执法、司法（终审权、解释法律权）于一身的独裁者。
2.推行“法治”，如何就可以压制贵族呢？这得看法律具体有哪些规定了，无论商鞅的法、还是诸葛亮的法，对两个主要的方面限制都是比较严格的，其一是对地产的限制、奴隶的限制，私藏奴婢/奴隶犯法；其二是对人事的限制，论功行赏，无功去爵。前一点，给个贫下中农你让他犯法去吧……必然有大量田产地产和奴隶的只能是世家贵族（也就是我们历史课上常说的奴隶主，在诸葛亮时期是门阀地主或者拥有大地产的本土地主势力），这一点可以说严重地扼制了世家贵族的扩大，而解放的劳动力、土地（生产资料）大量地收归国家或进行再分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实践。
对于第二点，我们先说说商鞅之前的官制。周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君主混合制政体，君主为各大贵族共主，但各大贵族是参政的，除此之外的“农、工、商”以及其他平民阶层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其统治序列为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所谓在朝者、在野者。当然，你要说古代政体最屌炸天的还得是罗马共和啊，人家执政官（帝国时期的奥古斯都）、元老院、公民大会刚好对应了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你看，有罗马特色的奴隶制度拥有无比的优越性啊……扯远了，总而言之，在商鞅变法之前，当时各国奉行的是官爵不分的世袭官制，这当然保证了贵族参政，同时也固化了阶层流动性。而商鞅激进的军功爵制，直接使得平民或者奴隶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而贵族则可能出局。在这种制度下，贵族根本就失去了人事权。
3.商鞅的“法治”的内容是什么？轻罪重判，刑罚严酷。首开连坐的法律先河，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互监视，彼此检举，对作奸犯科者处以腰斩，藏匿者给以和投降叛变分子相同的严厉处罚。凡打架斗殴的，均按情节轻重一律科刑。不从事农耕而专事工商末利者和因懒惰而贪者，一律拘捕，妻子没为官奴。商鞅变法实行一年，受到官民强烈抵制，百姓纷纷到国都“上访”反对新法。——根本不像电视剧里说的一样，奴隶翻身做主人，唱支山歌给鞅听，还把商鞅比母亲，还巴扎黑的……
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其立法，本身就是这种契约的体现，把“法”用做恐怖统治的手段，这种“法”本身就是“非法”。（抱歉这是上帝视角）
- 其次，奴隶们真的翻身了吗？
商鞅变法无疑是战国时期几大变法中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激烈的，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明文规定“废井田，开阡陌”——除国家分配或分封以外开拓的“私田”正式得到法律承认并保护，土地允许自由买卖，而井田上的奴隶，随着累世公卿的衰落而逐步恢复了自由身。对，奴隶的“解放”，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并没有在《史记》或任何历史文献上看到说商鞅变法直接废除奴隶制，解放奴隶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希望大家不要被有的电视剧或者小说误导。当代太多历史剧和小说，都太过理想主义化，编剧或导演或作者太喜欢用春秋笔法，乃至整个情节看似符合历史，实则与史实南辕北辙。电视剧看着热血沸腾，但可别当真。电视剧里被解放的奴隶纷纷给商鞅下跪磕头感恩是纯属瞎编。
那么有人肯定要问，客观上确实推动了奴隶们解放，怎么能说不是进步呢？奴隶人身上恢复了自有，但实际上已经一无所有（参见沙俄的废奴改革），更何况他们恢复人身自有后，国家还有更严格的法律等着他们。他们必须居住在居民区而不是深山大林中，而且没有迁徙的自由，甚至到隔壁村里散步都需要组织上批准；缴纳沉重的赋税，承受繁重的徭役；纳入编户，监督邻里，相互告发。这样的日子，恐怕并不比当奴隶更好。
当然，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好处显而易见，包括强行推行小家庭制（秦国有父子、兄弟几口子一起住的习惯），都大大加强了对基层的管控，并且扩大了兵役来源，增加了赋税来源。
电视剧里说变法使秦国富强，因而东方的商人纷纷到秦国寻找商机更是扯淡，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千年来重农抑商的政策肇始于商鞅变法，据史料记载，变法以后，秦国商贸急剧退化，物价飞涨，民间几乎到了以物易物的地步，盐铁等大宗商品（在当时属于某种硬通货或战略物资）都归国营了。
- 再次，我想说，商鞅的这一套在当时的中国，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能够推行的开，这要扯到秦国国情了。
首先，秦国贵族比较薄弱，变法阻力小。从文化上说，秦与东方相比本来就是文化弱国，东方各国贵族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知识的垄断权，对经典的解释权，也就更能够影响朝野舆论，但秦国贵族没能做到对知识文化强有力的垄断，这使得携比较成体系的法家思想的商鞅来和秦贵族论战时，秦贵族根本无力发起强有力的舆论攻势来反对变法（舆论对变法有多重要？参考王安石和司马光，参考猫论摸论不争论）。同时，文化上的弱势使得秦本身比较容易接受外来的法家思想，您要是去齐国，稷下学宫一群人等着跟你论战呢，你去推销法家啊，推不开！其次，秦国危机感最强，河套、渭泾上游、西部、西南部山区环伺着戎狄、匈奴、羌等部族，对秦造成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东方又长期与魏等国征战，所以到了秦孝公，他急需一场国家主义的变革来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
- 最后，我想说说对商鞅其人的评价，其实不光是他，而是任何历史人物，我都不主张过分带有道德色彩或者感情色彩的评价。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上的是非，岂是一个“对”字，一个“错”字能够评判的？你们呀，navie！
“要吃粮，找X阳，要吃米，找X里”，这固然是民间对当政者的感恩戴德，但其评价，还是要从导致的后果来看，非道德化的评价实际上非常难，这就是我开篇说的社科类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前者没有特定的答案，也没有不变的真理。
改革派固然代表某种社会进步或者用官方话语体系就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而这种改革派往往也被历史书渲染成悲情的，所谓被旧势力迫害致死，然精神永垂不朽啦之类的。然从动机论上说，改革派也往往只是以改革为博弈手段，赚取政治资本，排挤政敌，这看起来不合时宜的论述与改革本身并不矛盾，商鞅亦是如此。慈禧为了保大清江山，还能转180度大搞宪政改革呢，立场和利益相关不同，对改革的态度必然不同，改革是什么？说白了就是重新切蛋糕，分配利益。所以那些说国家欠商鞅的，可以洗洗睡了，各取所需而已，只是商鞅做得太绝，他得罪了魏国，导致最后连政治避难都被拒绝了，在秦国又得罪一大批人，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族人性命完全系于秦孝公一个人身上，太不懂权术，必然难以善终。
商鞅真的是大公无私，两袖清风吗？恐怕明君迷、清官迷们要失望了。秦惠文王（也就是秦孝公之子，被商鞅惩处的太子）即位后镇压了商鞅无奈的顽抗，然后把他的尸体车裂，但很少有人提到史书上所说的将商鞅万贯家财充公的事实，我没有研究过秦国官禄，但这个细节实在让我怀疑商鞅到底打着改革的旗号捞了多少不义之财？
多说点，历史上的人臣，哪个不是战战兢兢，即便勤写检讨如何，即便坚决拥护如何，即便忍辱负重如何？即便三起三落如何？即便“比较健康”如何？又有多少善终的？东方君主的权杖下，都是零和博弈的政治投机者，改革也罢，不改革也罢，也不过是“兴亡百姓苦”，不得好死，该。
从结果论上说，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这里说的是商鞅变法的结果。嗯，在你看来成功了，成功的镇压了百姓，国内控制空前加强，国家府库充实，军事力量大增，吞并八荒，横扫六合。商君之功大矣。然而焚烧典籍，以至于后来的焚书坑儒，都是对商鞅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以吏为师，恫吓愚民，强征民众，险些葬送了中华文明，也最终葬送了秦帝国。商鞅有大才，但刻薄，贪婪，虽不是将军，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典型。
秦自变法，二世而亡，似乎功都是商鞅的，过都是秦二世和赵高的。这不公平。
那些喜欢说秦自变法，二世而亡的，我问一句，——这句话扩充为3种情况，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事实？
1，秦国变法以后，直到秦二世时亡国。
2，秦国从变法以后，两代就亡国了。
3，秦国变法以后，其他国家两代就亡国了。
另外，@沈雅涵 说：“正是因为商鞅的变法直接导致了秦国的灭亡，秦王室被灭种。"，首先我们知道，六国王室肯定是先灭亡了，秦王室是最后才亡灭；而且各国还有贵族，秦王室灭绝不等于秦国贵族死光了。
应该说商鞅给出了正确的发展路径，所以秦才兼并了六国。
但是商鞅没给出终点，也无法给出。
后来有政治眼光的秦始皇挂了，没有政治眼光二世上台了，于是秦灭亡了。
不能因为走过头就怪指路的人；也不该要商鞅替100多年后的事情负责.
另外，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为拉拢民众而打着扶苏、项燕的旗号，可知二世上台前的秦政，并不能称为暴政
我看老邓搞改革开放也简单得很。不就是改革分配制度吗？都快40年过去了，祖国统一大业还没实现。也不必笑秦一百年才统一六国了。
好吧，正经来说。
在这100多年时间里，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积极向秦国学习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呢？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复制秦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呢？
作者：泪痕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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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者是天才，制度创新是难的。但是要学确实简单得多。
那么有没有人学秦？
当然有啦。长平之战前，赵国得到了上党，很开心。决定给上党全民进爵一级。上党全民也很开心，于是一心一意帮助赵国，最后被秦搞死了很多人。
这说明什么呢？第一，赵国那时有和秦类似的覆盖全民的功爵制度。第二，韩国上党的民众对此一点不陌生。间接证明韩国八成也有类似制度。
所以说商鞅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有问题？
战国后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诸侯能动员的军队规模越来越多，而不是秦一家动员能力提高。因为他们多多少少都进行了类似的变法嘛。
因为诸侯实力也是提高的，秦才花了100年才灭了他们。
原创者是天才，学习者是人才，马后炮而不自知是蠢材。
某某人，你千万别删答案啊。
@泪痕春雨说秦国的历史时，我们大约都会想到一个叫商鞅的人。总而言之，秦国一直很落后，但是因为商鞅搞了一次神奇的变法，于是秦国遂崛起了。
其实呢？这是一个标准的政治童话故事。
当我们相信这种政治童话时，我们不妨先想下这个问题。那就是，其它国家的君主，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像秦国这样，实现神话般的腾飞吗？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好像，有人练了九阴真经，很快称霸武林了。其它人肯定都也想找到这本九阴真经，好好练它一练。
现在问题来了。商鞅公元前359年在秦国实行变法；公元前338年商鞅就被车裂了。
而秦始皇是哪一年统一中国的呢？是公元前221年。
换而言之，商鞅死后100多年，秦国才兼并六国的。在这100多年时间里，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积极向秦国学习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呢？更没有一个国家，能复制秦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呢？
是因为商鞅玩的那一套很复杂吗？显然不是的。因为，商鞅玩的那一套非常简单啊。
因为商鞅死后一百多年，秦国换了一个执政官、又换了一个执政官，都继续在玩商鞅那一套啊。从来没有听说哪个秦国执政官，玩不来这一套啊。
既然如此。在商鞅死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其它国家想学习商鞅那一套，从技术上就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如果有心学习秦国那一套，从秦国随便挖到几个技术性的人才就可以了。
更有甚至者，秦国后来最著名的几个执政官，范睢、吕不韦、李斯都是外国人，他们跑到秦国都可以轻松玩秦国那一套。而且，他们玩这一套的水平之高，实在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样说来，如果其它国家想学习商鞅那一套，只要留心本国的奇能异士就可以了。因为，就理论水平而言，谁敢说商鞅比韩非更高：就实践水平而言，谁敢说商鞅比李斯更高呢？
其实，只要我们能想到这几个问题，自然就会知道，历史不是某个人、某个偶然事件可以改变的。
从这层意义上，商鞅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的一个政治人物罢了。
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最大差别就是，春秋时代是标准的贵族政治，战国时代则是各国都开始向官僚政治转变。
因为春秋时代是贵族政治，所以君主都是毫无安全感的，总而言之，贵族一个不高兴，就会把君主火并掉的；因为春秋时代是贵族政治，所以各国的实力，都会在巨大的内讧中削弱。
比如，秦缪公让秦国成为春秋霸主“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问题是，秦缪公死的时候，直接就把众多最牛掰的臣子都拉去陪葬了。
“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
简单的看，这是因为秦缪公封建迷信思想太严重，所以才这样糟蹋人才。问题是，从现实角度看，就是因为当时政治斗争太残酷了。
表面上看，这是秦缪公让他们陪葬的，其实呢，这是新君让他们陪葬的。一切是显然的，如果新君不进行这么残忍的屠杀，秦缪公已死了，还能从坟里爬出来干这种事吗？
不是有一句政治名言吗？不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老爸走！新君上位后，如果感觉难以驾驭时局，都会这样玩的。
当然了，为了让他们体面的走，就会告诉大家，我交给你们一个光荣的任务，那就是给我爹陪葬。总而言之，你们安心走吧。你们这样忠于我爹，我会好好照顾你们孩子的。
因为秦缪公的儿子，有这种铁血手段，而且还玩没有出事，所以秦国算是稳定了若干年。
在三家分晋后不久，秦国开始内乱不断了。于是，让魏国打得越来越衰弱，最后丧失了河西之地，从此更加衰弱了。
“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彊，夺秦河西地。”
孝公上台时，秦国因为内讧不断，已从春秋时代的一等强国，沦落为二等强国了。
变法到底是在干什么，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实质内容就是一点，那就是加强君权，只要君权加强了，什么都好办。
君权加强了，内讧的危机就会变小；君权加强了，二代有理的现象，就会受到削弱；奖勤罚懒，奖功罚过，就会变得很容易。
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啊。问题是，贵族大佬们是不会答应的。所以，推行变法的人，通常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加强君权，是需要借助一定的交通媒介基础的。否则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中央政府直辖的范围就那么大，外围的地方都会拥有半独立、半自治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打击贵族政治那就是不可能的。
如果商鞅早生上三十年，就算进入秦国，肯定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在打压贵族政治的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商鞅敢帮助君主打击贵族势力，恐怕当场就会被清理出局的。事实上，在此前一段时间里，不要说秦王重要的臣子了，就是秦王本人，被人突然清出局，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对此，只要看秦缪公之后，秦国君权的衰弱就可以知道了。[注]
[注]：怀公四年，庶长晁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
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
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在秦国君主任由臣子废立的背景下，商鞅进入秦国，又能怎样呢？
商鞅时代的主要成就，大约就在这里吧。
第一、实行变法，与国际社会接轨了。说秦国的变法，比中原各国的变法有多成功，实在未必。从某种意义上，它只是让秦国和国际社会接轨了。
第二、趁天下围攻魏国的机会，收复了河西之地。让秦国的地缘优势增强。因为收复河西之地后，秦国才有资格称之为四塞之国。
秦国之所以会称霸天下，并且在随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处于不间断的扩张中。主要原因是地缘上的优势。
秦国拥有四塞之国的地缘优势；而且向东讨伐六国，有居高临下的优势。
这种优势有多大，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大约就可以知道了。秦从关中夺取天下，汉从关中夺取天下，隋从关中夺取天下，唐从关中夺取天下。
后来，关中优势丧失，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向东移，不断向东南移，所以关中的地缘优势渐渐丧失了。
所以贾宜在分析秦国兴起说：“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
秦国最后统一了天下，所以我们容易有一种错觉，秦国君主也好，执政官也好、统帅也好，都是最优秀的。当然了，秦国的制度也是最优秀。否则，怎么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呢？
当我们把秦国统一天下的原因，归为君主优秀、执政官优秀、统帅优秀时。为什么不想一个问题，那就是，难道天佑秦国？所以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秦国优秀的君主，死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执政官死了一个又一个；优秀的统帅死了一个又一个。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
更主要的是。
秦昭王死后，他儿子干了一年，就驾崩了；他孙子干了三年，又驾崩了。他的重孙子，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横空出世时，多大岁数呢？十三岁。
如果君主优秀，帝国才能如何如之何，那在秦昭王死后的十多年时间，秦国应该没有道理继续欣欣向荣啊。因为，君主四年时间换了三个，而且最后上位的还是一个13岁的少年，他当时肯定不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
问题是，秦国在这段时间，版图依然在不断扩大。这样说来，秦国的强盛，与秦王本身的能力，好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当然了。
商鞅怎么死的？被秦王车裂的。
白起怎么死的？被秦王逼死的。
这样看来，秦国好像也不是多么把人才当回事啊。总而言之，死了张屠户，也没有见大家就吃带毛猪啊。
用唯物史观去分析，自然是离不开客观环境的分析。
总而言之，在特定的环境下，优秀的君主、执政官、统帅自然会源源不断的产生；总而言之，那就如同韭菜一样，割一茬子还有一茬子。
总而言之，秦献公死了，就死了吧，有秦孝公。秦孝公死了，就死了吧；有秦惠王。秦惠王死，就死了吧，有秦昭王；秦昭死了，就死了吧，因为有更拉风的秦始皇啊。换而言之，秦国的霸业，并不会因为哪个优秀的国君死亡，而突然停顿下来。
再总而言之，商鞅死了，就死了，秦国并不会因为商鞅被车裂而衰弱。
再总而言之，白起死了，就死了，秦国也不会因为白起被逼死而衰弱。
难道，这是因为天佑强秦，所以一百多年时间里，优秀的君主，一个接一个，优秀的执政官、统帅一个接一个？所以，死了张三，就有李四；死了李四，还有王五。显然不是的。
想解释这一切，显然得从经济基础上分析。
在特定的环境下，优秀的的人才，常常是成群结队的出现。
最经典的就是诸子百家，那段时间出现的大师，比后来两千年出现的大师加起来也要多。
再经典点的，就是沛县只是一个县城，但是影响历史、名垂千古的大哥级人物，恐怕伸出一把手，都未必能数出来。
沈雅涵答主 不停的重复商鞅的“军国主义” “秦国罪人”这种话题，个人不敢苟同， 商鞅变法只有军功爵一条？ 还有何谓军国主义？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战国，连年纷争不断，商鞅做的只是激发了百姓的积极性，这个也有错？
照你所说，当时的国家都应该用儒家，大家坐而论道，和和气气的讲道理，你觉得可行吗？ 周天子倒是想讲道理，谁听他？
大争之世，争于实力，有能力就去灭别人，没能力被别人灭了就说别人“军国主义”。说的好像不变法就没人打你一样，郑国鲁国宋国中山国在战国是没咋变法吧，结局呢？
山东六国基本都有改革吧，结局呢？ 秦国能统一 就说明商鞅当时的做法没错，只不过后世统一了再天下大定的时候，君主没有及时作出调整（比如后世刘邦就晓得 休养生息），但是这个能怪商鞅？ 顺势而动，应时而生。一个制度不会一直适用。商朝和周朝一开始都强大过，然而最后还是灭亡了，你能说他们制度不对？ 谁能保证他们一开始就用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毕竟是要慢慢发展的。自己能力问题导致了失败就怪罪到前人头上，这个也是神奇了。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不近乎大同？史记对秦有贬损之嫌，处处有程布提出的小零碎，但这是实打实罕有的赞扬，私以为可信度很高。这样了还要什么自行车。
奠定第一强国和统一基础就不说了，给平民荣誉和机遇也不说了，严重怀疑商鞅法下算不算暴政，这句话描述的明明是一个盛世。
至于二世而亡，如果有一个拳王把自己绑住，被我打倒，难道我的训练就比他好，他的训练就是bullshit吗？栋梁摧折，何止是自缚，简直是自断手脚，和制度何干？如果将一个国家几乎所有将领官员全部处死放逐，这个国家必亡，不论什么制度什么形态。这是对某些基于二世而亡异议的反驳。
我的观点：商鞅限制贵族官员权利，明定社会法则规则，给普通百姓出人头地的机会，使秦国中下层稳定有序。土地制度有争议，我不懂。关于私学和禁言有争议，不过如果因此才有大治，那么未必不好，毕竟是两千多年前，活着很难很重要，不能按照今天的民主自由来评判。对商鞅的其他评价，楼上说的挺多。
我说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
商鞅开创的商鞅改革使得秦朝开始强大，打下了吞并六国一合天下的基础。其中历史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应该是法制。
这个例子就是：商鞅之死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绝他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结果商鞅失败战亡。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族。商鞅虽然被害，但新法并未被废除
商鞅虽然被诬告下台了，但他创建的制度还在，并没有人亡政息。这在中国政治史上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
我甚至认为，这或许就是秦国可以霸秦诸国，一统天下的很重要一点原因。
商鞅的恐怖政策，至今仍笼罩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那就是户口。
相信很多人的户口都经历了些曲折离奇的过程。
我高考报名的时候看了许多同学的户口本，发现广大中国人民智慧真的是无穷无尽，用王小波的话说，那真是“如果有必要，他们能长出六条腿”。并不是每个超生家庭都会安于接受计划生育的罚款，有的人有关系，有熟人，认识“领导上”，自然不用发愁，而小老百姓们，就得各出奇招。当年我看的同学们的户口里有更改出生年月伪造双胞胎的，有把户口上到亲戚家的，有单独在外地上户口的，还有一个同学的户口，户主是他父亲，他哥哥“与户主关系”一栏是“长子”，他弟弟是“次子”，我瞬间疑惑了：莫非这个和我同寝室的室友，竟然有“长女”的名分？我翻到那一页仔细看，谜底揭晓：是“子”。
后来，在我自己的户口本上，“与户主关系”一栏，居然赫然写着四个字：其他亲属。
我当了两年的“其他亲属”，觉得心有不甘，高考过后把户口迁到了学校，然后毕业时悲剧了：无处可迁。之后，又是一通三俗的行动，找熟人，请吃饭，赔笑脸，说好话，给辛苦费，然后，我终于在天朝又成功拥有了户口。
此时我不禁感念伟大的商鞅前辈，发明了这种折腾人的高超手段，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0多年了呀，这该死的制度还盛行着。
既然讲到了户口制度，那就得顺便讲讲法治。法治是什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吗？
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大秦帝国，岂不成了法治国家？
“法”首先是一种精神，也就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大秦帝国，以及当今天朝的法律，都不尊重生命，不讲究自由民主平等，所以，执法再严，也只是“以律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今日说法》的普法作用，和毛片的性教育作用类似：表面上你好像知道了很多，但是实际上你什么都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了。
那么，统治者愚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商鞅变法理念的核心：若要国家富强首在愚民弱民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第一辑 作者：聂作平 原题为：秦国是怎样崛起的？——重读商鞅变法
令人非常意外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国崛起运动，竟然以近乎开玩笑的方式拉开了帷幕。
时间是距今两干多年前的公元前359年，地点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心目中，都异常边远的秦国首都栎阳。这天，秦国政府在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棍，并宣称，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栎阳虽是秦国都城，但比起今天的镇子，其实大不了多少，南门到北门，也就两三公里吧。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愿意花费十金？围观的人都以为此乃咄咄怪事，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却没人接招。一会儿工夫，政府又加价了：还是这根木棍，还是从南门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好半天，终于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这根并不沉重的木棍扛到了北门。--他果然“意外”地得到了高达五十金的奖赏。
这起小概率事件的幕后推手有两个，一个是秦国最高统治者秦孝公，一个是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工作的商鞅。据说，商鞅之所以干出这种令时人和后人都啧啧称奇的怪事，是他怕民众不信任政府，需要通过这种出高价干无聊事的方式来立信，来表明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说到做到。所以，这件事的另一个历史名称就叫“徙木立信”。徙木是否真的达到了确立政府信誉的预期，时过境迁，我们已经很难进行准确的评估。不过，以后人的眼光看，徙木事件给了我们另一种深刻的暗示：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就在于它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从来都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匪夷所思的措施。
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商鞅变法果真就是一场极端的、匪夷所思的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民风的激进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大国崛起，公正地说，商鞅做到了。但他本人却惨遭横死，而生活于这场崛起运动下的秦国民众，尽管眼见祖国一天比一天强大，却不仅没能拥有日甚一日的幸福，反而与这个冷冰冰的祖国越来越对立。
一
商鞅并不姓商。他姓公孙，名公孙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至于商鞅这个名字，那是多年以后，当他在秦国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
商鞅时代，社会急剧动荡，天下风云四起。当是时，春秋时期的几百个诸侯国，经过几百年大鱼吃小鱼式的兼并，已经只余下了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大诸侯和中山、宋等十几个蕞尔小国。春秋时期大师辈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延至战国，已然急剧萎缩。或者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形而上的思想，而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术。这种情况下，商鞅像他同时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对刑名之学非常推崇。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不管各自的观点有多大差异，但要言之，各家学说的核心其实只有两点：其一，君子如何修身；其二，君王如何治理天下。但到了商鞅的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关心君子如何修身，而是只对君王如何治理天下感兴趣。
秦国的起源，是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号为秦赢，得以作为周王室的附庸而存在于偏僻的甘肃一带。一百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平王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秦国才与东方的其他诸侯平起平坐。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民风蛮勇，虽然出现过秦穆公这样的霸主，但大多数秦国国君都碌碌无为，秦国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的成员，而是把它看做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这是一个只有21岁的热血青年。就在几年前，当他的父亲为国君时，曾经在与魏国的石门大战中大获全胜，这是秦国多年以来对东方诸侯的一次少有的胜仗。父亲的壮举与秦国的尴尬都在激励着这个企图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他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决心施行改革，以便使被诸侯轻看的秦国强大。
为此，甫一上任，秦孝公就发出了求贤令。在求贤令里，他极其沉痛地指出了秦国面临的困境：“国家内忧不断，根本无暇顾及外事，三晋攻占了我们祖辈所据的河西，诸侯看不起秦国，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啊。”(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宣布：“不管是我国干部群众还是外国友人，凡是有能力有办法使秦国强大的，我就给他官做，并分封他。”(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前往栎阳的。相对于秦国，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不仅是为了使秦国崛起，他还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
在这之前，卫国人商鞅在秦国的仇国魏国谋生，充任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虽已年迈多病，却有识人之明。他认为商鞅是个人才，极力向魏惠王推荐。但魏惠王对商鞅不屑一顾。公叔痤又提议，即便你不肯用他，那也必须杀了他，免得他为别的国家服务。但魏惠王的反应，正如商鞅在获知此事后对公叔痤说的那样：他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就在秦孝公继位前一年，公叔痤在与秦国的战争中被生擒。商鞅在魏国失去了主子，再加上第二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传来，他便义无反顾地奔赴了远离中原的栎阳，希望在那个被东方文明国家视为蛮夷之地的边远小邦混出个名堂来。
二
虽说秦孝公下了求贤令，但也不是随便哪个冒充人才，他都会亲自接见。这样，自以为怀揣利器的商鞅也不得不找门子走捷径，那就是通过秦孝公特别宠信的近臣景监，由他向秦孝公推荐自己。关于景监，有人认为他的身份是宫中太监，但至少目前史料还不足以证明或证伪。司马迁只说他是孝公的“宠臣”、“嬖臣”，总之，就是领导身边说得上话的红人吧。
秦孝公与商鞅在正式确立主仆关系之前，一共交谈了四次。第一次，商鞅向秦孝公大谈帝道，也就是如何用三代圣君的办法统治国家。秦孝公对此很不感冒，不时低头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向秦孝公讲解王道，也就是儒家提出的仁义治天下的主张。这个还是没能提起秦孝公的兴趣。第三次，商鞅试着给秦孝公分析霸道，也就是用法令和武力治理国家。这一回，秦孝公来劲了。事后，他告诉景监，你那个朋友还不错，我还想和他谈谈。第四次，商鞅终于知道秦孝公要的是什么了，他一上来就摸着了秦孝公的G点，给他头头是道地讲解强国之道。--秦孝公的G点就是，他没有耐心去做什么三代的圣君，他要的东西非常实际，就是如何让秦国以最快的方式做大做强。
从商鞅四次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便适应秦孝公之所需来看，他其实并没有理想。或者说，他的理想只是希望秦孝公在给他施展身手的政治舞台的同时，顺便给他鲜衣怒马的高官厚禄。与此相反，秦孝公则是有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尽快使秦国强大，不仅不能再让东方诸侯瞧不起，还要进一步使他们臣服甚至干掉他们。当商鞅如愿以偿地成为秦国这个以秦孝公为董事长的无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时，老板的理想也就成了他的理想，老板的灵魂也就成了他的灵魂。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鼎立，争战不已。本质上说，每个诸侯国的国君，都盼着自己一枝独大，成为天下霸主。为此，先后有多个诸侯国，进行了多次政治、经济改革。但像商鞅变法的步子那么大，以至于大得扯着蛋的，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商鞅变法分为两步推进。第一步是在公元前359年，第二步是在公元前350年。从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变法工作的左庶长开始，到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本人惨遭横死为止，商鞅新政在秦国持续了l9年。l9年的兢兢业业，秦国的确如同秦孝公和商鞅规划的那样，非常神奇地从西方崛起，不但击败了老对手魏国，还把疆土向东方扩展了一大步。一百多年后，奉国能在七国中秀出，成为战国的终结者．也和商鞅变法密不可分。
吊诡的是。尽管秦国的崛起非常成功，但秦国依然被东方诸侯轻看。先前是把这个国家看作夷翟之邦，后来则把它视为虎狼之国。～句话。军事上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富足，这些表明国家强盛的元素，并没有为秦国赢得比以前稍好的国际形象。相反，东方诸侯从轻看秦国变成了仇视秦国。秦国的国际形象比以前更差了。至于生活在商鞅时期的秦国民众，他们对商鞅这个一心帮助自己祖国崛起的外国人，更无好感可言。
三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集中展示在后人为他编纂的《商君书》里。商鞅在秦国历时l9年的变法，要言之，最核心的东西不过两个字：农战。农是农业，战是军事。和当时的大多数变法一样，商鞅的从农战着手的改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显然，他的新鲜之处不在于改革对象，而在于改革理念和改革手段。
商鞅的改革理念，在《商君书》里可以找出几句话来概括。其一：“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其二：“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其三：“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凡此种种，在《商君书》的不同篇章里，都以大同小异的表述出现过，它们无疑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他的理念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人民的幸福，有人民的幸福就没有国家的强大。要实现独裁者让国家强大的理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人民更加弱小--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的崛起，注定要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在这种改革理念之下，商鞅变法的具体手段，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使民弱来达到使国强的政治理想而展开的。对生活在彼一时代的秦国人来讲，这政治理想来自于老板秦孝公也好，还是来自于商鞅这个外籍助理也罢，都是一种从天而降的苦难。概括说，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就是从三个方面来弱民，通过弱民，使国家崛起。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愚民、辱民和穷民。
在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施行独裁的统治者眼里，如果治下的人民都是些蒙昧无知的愚民，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因为愚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比较好欺骗，甚至他们感知痛苦的能力也相应迟钝。所以，最好的办法无疑就是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一个个连名字都不需要的只有编号的机器。在愚民方面，商鞅制定的主要政策有：
其一，禁止民众阅读诗书。读书使人明智，知识就是力量。在迫不及待要使民众愚昧无知的统治者眼中，能使人明智并带给人力量的诗书非常不合时宜。商鞅曾多次指出，诗书和礼乐、诚信、仁义，以及爱好和平之类的品行一样，都是如同虱子般有害的。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昧的农民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为了禁绝民众阅读诗书接受教育，一辈子当个快乐的劳动机器和战争机器。商鞅像如今的扫黄打非展示胜利果实时，必定要把黄和非的东西当众焚毁一样，也一把火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这一点，直接启示了秦孝公的孝子贤孙秦始皇，后来搞了更大规模的焚书。可惜，就像唐代诗人讥讽的那样：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后历代统治者不时兴起文字狱，把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书籍视作人民不宜的洪水猛兽，其发明专利，即属商鞅先生。
其二，禁止民众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我们把那些大者地方数千里，小者不过数十里的诸侯称之为国，但当时的国和今天的国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各国民众，都有自由迁徙、根据自己的喜好择地而居的权利。齐国文化发达，我们迁到齐国；楚国好做生意，我们迁到楚国，均无不可。商鞅却认定，民众自由迁徙，如果是迁到国外，必然会使秦国国君治下的民众减少。--那时不但不提倡计划生育，反而鼓励母亲们都像羊妈妈猪妈妈一样，最好多生几个；即便民众只是在国内自由迁徙，他们也会因见多识广而不好管理。所以，商鞅提出：“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穷根究底，正是商鞅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其三，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产生统治者不待见的邪念。诚如是，则愚民政策肯定很失败。是故，愚民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向民众鼓吹自己的政策亚克西的同时，还要隔绝民众与大墙外的沟通，这样谎言才会成为真理，并被民众欣然接受。比如当年我们在吃糠咽菜都填不饱肚子时，却天真地相信，全世界还有2／3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受累，在等待我们去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说到底，这就是商鞅的发明：“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那么国家就非常安全。”(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鞅的这条法令一经颁布，一道无形的三八线便将秦国人民与外界隔离开了。从此，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秦国，另一个是他国。
辱民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因此，商鞅的意见是：“老百姓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公务员；老百姓荷包里一旦有钱富起来，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认为让民众辱、弱、贫是必须的，因为：“民众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就会更加畏惧公务员；民众一穷二白，就会很在乎政府的丁点儿赏赐。”(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得赏。)
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鞅变法中有几条针对于此：
其一，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实行常年性严打，并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连坐这东西，历代统治者都看到了它的好处，乐此不疲地从商鞅那里抄袭下来。商鞅的连坐制度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五家称为伍，十家称为什。伍与什实行连坐--只要这五家或十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其他无辜者都得疼脚连着好脚，一并接受处罚。在伍什之内，民众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的，处以腰斩；积极检举揭发的，予以重奖。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每个人都不得不充当国家不花钱的特务时，其人格的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
其二，任用奸人。商鞅断定：“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国家制度。”(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鞅变法的诸多条款中，这条最令人费解。按常识，不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良民总要比奸民好，为什么商鞅却认为要重用的不是良民而是奸人呢？其实，联系到前面说过的连坐制度就能明白：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去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诚如是，则连坐制就很难推行并见成效。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们，在面对以官爵作奖赏的政策时，他们见不得别人--这别人，有可能是邻居，有可能是朋友，也有可能是亲戚或兄弟--的过失，如同苍蝇见不得血腥。当奸人得到重用，他们必将以一百倍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为秦国国君服务的特务政治中去。当然，这一改革措施的副产品是：一旦心地善良可能成为贾祸之由，而检举揭发却能升官发财，谁还会在意什么良知啊道德之类的鸟玩意儿？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商鞅就神奇地把秦国这个原本就远离文明沐浴的国家变成了诸侯更加鄙夷的没有人性的禽兽之国。
其三，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不是那个等级的人，就不能穿那个等级的衣服，否则就是犯罪。这一条就是以非常直白的方式，把全国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其目的则是要刺激底层民众：满街都是穿制服的，你难道就不想脱掉旧衣换新裳吗？--想？那很好，你就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上杀敌。
仅仅使民众处于蒙昧和卑贱地位还远远不够，这最多只能说走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还得由国家制订出强硬的政策，以使民众更加贫穷。既然国家与民众是对立的，那么国家要富强，民众就得穷弱。为此，商鞅实施了以下几条新政：
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重农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年，其滥觞者便是商鞅。在《商君书》的不同篇什里，商鞅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打击商人，最好是由国家出面，全面取缔商业。商鞅认为，商人是游民，他们来往四方，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虽然可以使经营者致富，但对国家却有很强的腐蚀性：首先，商人冲州撞府，见多识广，头脑灵活，不好忽悠；其次，商人收益多，而民众一旦富有，就会轻看国家的赏赐；第三，其他原本在家里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要是看到商人经商致富，就会跟着捡样儿，这就动摇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基本国策。是故，商鞅对商人无情打击：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为奴。此外，还针对具体的商业门类，制订了颇为细致的具体措施。比如：禁止粮食交易；取缔民间旅馆；提高酒肉价格，以便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经营者只好关门。总之，打击商人，就是要使民众不可能通过贸易谋生，只能乖乖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一辈子做个没有非分之想的农民。
其二，不仅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要严厉打击，即便是民众偶尔为之的商业活动，也在严禁之列。农民在向国家纳粮时，没有运输工具的人家，往往会雇佣其他人的车子。这些帮人运粮的车子在返家时，通常也会顺带帮人运输货物。这样看上去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严重违法的。商鞅给出的表面理由是农民用自己的车子去帮人运输，就会耽搁地里的农活。--主要靠在地里扒食为生的农民，难道真的会为了一点点补贴家用的外快就摞下一年的口粮吗？这个理由肯定站不住脚。其实质，仍在于农民的这种偶然举动，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效益，而除了从土里扒食被允许外，其他任何可能给个人产生经济效益的行为，都和大国崛起的主旨不相吻合。对此，商鞅规定，民间的车子、拉车的牛和车子的载重量在纳粮时，必须和登记注册的情况相一致。
其三，征收重税。征收重税的好处不言自明。一方面，国家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少。那时候的主要税种为人头税，为了避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活着的人登记，去世时再注销。其做法，和两千年后的今天没多大区别。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民众不能偷逃赋税，田野上就没有野草，那么国家就富有了，国家富有了也就强大了”(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在防止普通民众逃税的同时，还对被允许的少量商业加重赋税。“加重关税和市场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会轻易尝试经商，商人也会对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产生怀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4／5。也就是说，一个秦国公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属于他自己的，不过是全部所得的20％，其余的80％，都被他那伟大的祖国巧取豪夺了。
其四，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扩大国有资本，还在于商鞅认为，依靠山林和湖泊谋生的猎人、药农和渔民，也是不务正业的被打击对象。--他们没有被绑在土地上，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政府不方便管理。
要言之，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而农民和战士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前提是如果祖国需要的话。此外，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知，这样才能被政府充满谎言的一张布告就弄得热血沸腾；农民和战士还必须是卑贱的和贫穷的，这样政府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惠，吊起他们的胃口，他们才会随时为了博得这些东西而不惜举报一口井里喝了几十年水的老邻居、老朋友，或是在战场上像一头嗜血的恶狼，为了秦国的利益而充当炮灰，事后还自以为浑身都是血染的风采。商鞅相信，只有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两种他需要的局面：其一：“君主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原则，那么民众就会不等君王赏赐就觉得君王可亲可敬；不等君王封爵加禄，民众便听从命令；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争相为君主去送死。”(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其一：“老百姓听说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为了打仗，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都说，你丫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日：不得，无反。)
四
商鞅的这些新法，可能会令今天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当然，商鞅的另一些措施，从今天的视角看，也是进步的和积极的，比如“平斗斛权衡丈尺”，就是一百多年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热身。“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则是后来郡县制的雏形。但分析商鞅的绝大多数改革政策，秦国民众无疑就是这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处于被盘剥与被侮辱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改革应该是行不通的，但非常奇怪的是，商鞅的改革居然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按太史公的说法，那就是，当商鞅的改革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国民众对新法非常满意，路上没有人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把民众置于与国家对立地位，志在愚民辱民弱民的改革，怎么看怎么别扭，可它居然成功了，天底下的事难道真的可以如此倒行逆施吗？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的改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帝道、王道的理想境界，秦孝公等不及，因而必须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等于让国家经济有了保障；抓军事，这是那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年代里，最硬的硬道理。商鞅变法和历史上的其他多次变法一样，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通过改革，让原来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利，让原来的一部分什么也没有的草根，得到些蝇头小利。商鞅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而普通民众，只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这就意味着改革是在为秦国社会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也会获得为数众多的支持。毕竟任何一个社会，处于草根的底层总是占绝大多数。每五人设一屯长，每一百人设一将。打仗时，百将和屯长如果没斩获敌人的首级，统统处死。如果斩获首级三十三颗，就算达标，百将和屯长可晋爵一级。在围攻敌方城市时，斩获首级八千颗以上，就算达标；在野战中斩获首级两千颗以上，也算及格，各级将领都可得到奖赏。这支依靠爵位来拉动和刺激的军队，其嗜血癫狂显然不是东方诸侯所能抵挡得住的。文明败给了野蛮，是因为野蛮可以藐视一切人间道德。
但是，商鞅的改革措施，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富强，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则注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暂时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终将害命。--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它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究其因，就是商鞅变法这剂药过于生猛，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猛药。
五
商鞅的改革，一开始便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们的反对，虽然大抵是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但商鞅改革对民众的伤害，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由于得到了秦孝公始终如一的力挺，商鞅变法也就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其间，商鞅为了给反对派一点颜色看看，非常严厉地处罚了带头起哄的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他们一个被处以割掉鼻子的劓刑，一个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对这两个优雅的老贵族来说，这种令他们颜面扫地的处罚，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当然，这也为商鞅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太史公对商鞅的评价是“天资刻薄人”，“少恩”。究其实质，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都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无论秦国民众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都是在所不惜的。
商鞅讨魏之战，就证明了这种弥漫于整个秦国的利欲熏心。公元前340年，经过多年改革的秦国已今非昔比，决意和老对手魏国决一雌雄。是年，正值魏国与齐国交战而魏国战败之际，商鞅看到了这个好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伐魏，并自任统帅。
魏国方面的统帅是公子卬，商鞅当年在公叔痤手下打工时，和公子卬还有不错的交情，算得上老朋友了。于是乎，商鞅想到了如何利用当年的友谊。他给公子卬写了封信，在信里很真诚地说起当年，又说如今带兵攻魏，乃是迫不得已，他希望公子卬前来一叙，双方好说好散，千万别打。这个公子卬要么是个缺心眼儿的老实人，要么就是过于相信友谊，从来没有真正认清过商鞅这个老朋友。当公子卬一脚踏进秦军军营，立即被逮捕。随即，商鞅发动了对魏军的进攻，失去主帅的魏军无法抵挡这支志在砍下更多人头的魔鬼般的军队。战后，魏国被迫把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避秦锋芒，魏国不得不迁都大梁。
这一战，秦国取得了蓄谋已久的胜利，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尽管春秋无义战，但商鞅这种不讲信用的做法，仍然被天下人诟病。同样是秦国政府，改革之初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信，曾经上演过五十金搬根木头的政治秀，此时为了击败魏军，政府首相却不惜在天下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欺诈本性。与其说这是内外有别，不如说这个政府的本质就是：诚信也好，欺诈也罢，都不过是他们手里可资利用的两张牌而已。
最高兴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秦孝公。商鞅通过对魏战争，用铁的事实证明他已经通过变法，使秦国跑步进入了一流军事大国的行列。为此，秦孝公重奖商鞅，不仅亲自出城郊迎，还把於和商地区的十五个邑封给他，尊其号为商君。从那以后，卫鞅或者公孙鞅这个名字，就被商鞅代替。
至此，商鞅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及的巅峰，他本人也成为秦国一言九鼎的大人物。大人物是容易自我膨胀的，更何况商鞅把秦国大变活人似的鼓捣成了一个大国，他更有自我膨胀的充足理由。变法之初，商鞅为了让他的新政得以推行，对太子的老师毫不留情。当时，还有一些普通贵族和平民，也对变法说三道四，商鞅同样采取了从重从快的处置方式，其中一次处死的反对派就多达数百人。正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商鞅的改革得以推行。民众初时觉得变法不是个好东西，但只要不是马上被抓去杀头的痛苦，杂草般的民众总是能够默默承受的。更何况，几乎所有民众身上，都潜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歹徒劫持银行职员案，在经过一百三十多个小时的周旋后，人质获救。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些被害者竟然对歹徒心存感激，站在歹徒的立场上说话。研究者把这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的产生往往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纵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从这一意义上讲，商鞅正是把全体秦国民众当作了自己变法的人质。
很荒谬的是，对反对变法者，商鞅无情打击；对为变法唱赞歌者，商鞅同样也不放过：有些原本说过变法坏话的人，大约是从变法中得到了好处，于是转而歌颂变法。商鞅没有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对此感到高兴，甚或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现身说法。他的处置是“尽迁之于边城”，也就是把他们全都下放到偏远地区。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对国家政策，民众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这种奇怪要求的本质就是政府不希望民众对国家政策说三道四，你们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打折扣地认真执行。你们反对或支持，都表明你们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大多数时代，独立思考都是一件令统治者睡不着觉的事。
六
商鞅变法，神奇地使秦国强大得令诸侯望而生畏，最终也成功地统一了天下。但是，大国的崛起不仅没有改善秦国的国际形象，反而使其更加糟糕。商鞅变法前，秦国因偏僻闭塞、文化落后而被东方诸侯看做夷狄之邦，而商鞅变法后，夷狄之邦的轻看外，更加上了贪利忘义、不讲诚信、暴戾凶残的骂名。
就像太史公在伟大的《史记》中记载的魏国公子无忌对魏王所讲的那样：“秦国和戎、翟等野蛮民族同风同俗，而怀有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心；它贪婪暴戾，见利忘义，蔑视人世间的道德准则。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是亲戚兄弟也六亲不认，所作所为，简直如同禽兽一样。这已经是天下人的共识了。”(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
但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没看到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共识，他们完全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喜悦当中。只要秦国民众都一心一意地从事农业和打仗，那么国库里就会有充足的粮食，战场上也随时能派出如狼似虎的军队，蚕食、吞并其他诸侯就如探囊取物一般。至于国际形象、民间舆论、人民幸福，那些都是浮云一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圣明的君主和能干的首相根本不值得去关注。
俗话说，月盈则亏，精满则溢。就在商鞅的事业如日中天时，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客人叫赵良。赵良和商鞅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对此，太史公用占了《商君列传》足有l／3的篇幅来详细记录，可见，在太史公心目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次谈话。
谈话伊始，商鞅表示愿意和赵良交朋友，但赵良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大良造)的友好提议，明确予以拒绝。商鞅怀疑赵良对他治秦的丰功伟绩不予认同，很得意地总结了他变法的几大功劳，并问赵良，我和五羖大夫相比，哪个更贤能？--五羖大夫就是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辅佐秦穆公跻身于春秋五霸行列。赵良看来是个直肠子，不怕犯颜罹祸，他对商鞅长篇大论地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太史公很生动地写在《史记》里，翻译成白话，意思大概是这样：
五羖大夫原本是楚国的乡下人，听说秦穆公贤明，特意跑来投奔。但因缺少路费，只得给秦国客商打工，穿着破衣喂牛。过了好些年，穆公听说有这么个人，于是把他从牛棚里请出来，予以重任，当时秦国民众都不相信他真的有能力。但他治理了秦国七年，秦国就强大到打败郑国。三次俘虏晋国国君，还解了楚国一次大围。由于五羖大夫的德政，巴人前来朝贡，八个戎国也臣服。由余听说他的贤明，主动前来投奔。
五毂大夫治理秦国时，再累也不坐车，再热也不打伞。在国内视察工作时，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决不要武装警卫。他治理秦国的成就，丰盈的国库可以作证；他施行的仁德，后世永远铭记在心。五羖大夫去世时。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连小孩子也因悲哀而不再唱歌，舂米的人伤心得拿不动木杵。这都是五羖大夫感天动地的德政啊。后来你晋见秦王，走的是秦王的嬖臣景监的路子，这是很拿不上台面的事。你治理秦国，不关心民生，只顾修建楼堂管所，这些都算不走正路。
你为了打击政敌，把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随意用严刑峻法伤害老百姓，你这不是执法严明，而是在给自己积蓄祸端。传统道德对老百姓的潜移默化，要远远超过政府的法令；老百姓对清白正直官员的效仿，也要强过政府的三令五申，但现在你却排斥传统道德，用旁门左道的东西来约束百姓，这不是教化民众的法子呀。你被封为商君，位高权重，动不动就把秦国贵族投进监狱。《诗经》上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经》的观点看，你这种做法，注定你很可能不得好死。
公子虔被你割了鼻子，已经杜门谢客八年了，你不但不反思，反而又杀了祝懽，还对公孙贾处以黥刑。《诗经》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你这种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啊。你每次出行，后面都跟着几十辆车子，里面都是全副武装的甲士，和你同车做你的贴身保镖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大力士，手持长矛的步兵跟着你的车亦步亦趋。这几样东西只要少一样，你就坚决不出懽门。《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你现在的危险处境，就像早晨的露珠，随时都可能被太阳晒干一样，你难道还想得到善终吗？依我看，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十五座封邑还给国家，隐居到乡下去种菜自食。
你还应该劝劝秦王，做好几件重要事情：任用那些被埋没的有才之士，抚恤那些无依无靠的孤老孤儿，敬爱长辈，善待功臣，尊重有道德的高士。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稍微安全一些。你想想自己的处境，难道还要贪恋封地的富有，贪恋掌握秦国的话语权，以此来激化老百姓对你的怨恨吗？一旦秦王百年之后，秦国人民难道真的会原谅你，不把你投进监狱吗？我看那个日子离现在已经不远了。
赵良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一点也没给商鞅留面子。但是，正处于顺风顺水中的人是听不进劝告的，更何况商鞅变法之初就向秦孝公引用过郭偃的话表示自己的决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要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就不要听其他人聒噪。
七
赵良的聒噪果然没引起商鞅的重视，至多只是当时有些不快。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赵良所预言的秦孝公的死，很快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享年43岁。据说，秦孝公在临终前曾打算把王位传给商鞅，但商鞅拒绝了。这是一种可疑的说法，毕竟最权威的《史记·商君列传》中对此并无只言片语。秦孝公死后，其子公子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可能以为，秦孝公的死。固然是极大损失，但自己既然成功地让秦国这个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大国，况且还大权在握，新主子不可能把自己怎么样。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没以商鞅的想法为转移，他很快就遭遇了赵良所说的清算。
太子的两个老师，早年因反对商鞅变法而被商鞅杀鸡骇猴，等到太子继位，他们终于熬出头了。第一件事，就是报复商鞅：公子虔和公孙贾联名举报商鞅，宣称他谋反。秦惠文王立即认同了这种说法，并派兵抓捕商鞅。
商鞅尽管贵为拥有十五个封邑的商君，但在他自己悉心制订的严苛的秦国法律面前，也只能仓皇出逃。商鞅的出逃堪称黑色幽默：在逃亡途中，商鞅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馆。--他的改革措施中有一条就是废除旅馆，这家还在营业的，估计是经过政府特许的。旅馆服务员不认识商鞅，要求商鞅出示身份证--那时候叫做验。但如同丧家犬的商鞅压根儿就没把验带在身上。服务员于是非常严肃非常正确地警告商鞅：按照商君制订的法律，如果接纳没有身份证的客人住宿，我就要负连带责任。商鞅听罢，仰天长叹：没想到新法的弊病，竟然把我弄到这般田地呀。后来有个成语叫“作法自毙”，就源自于此。
商鞅逃出都城后，向东边一路狂奔，想去投奔他曾经服务过的魏国。但是，魏国人鄙薄他以友情为陷阱的可耻行径，拒绝他政治避难。他又向魏国提出，只需借道魏国前往他国。但魏国仍然不答应，坚持认为这个曾带兵攻魏的家伙，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公敌。商鞅无奈，只得逃到他的封地，组织手下门客造反，--这反倒坐实了公子虔等人的指控。这支仓促之际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当然抵挡不过每战必须砍下额定人头数的秦国政府军。商鞅束手就擒。
商鞅遭到了最为惨烈的处罚--车裂。所谓车裂，就是用绳子套住商鞅的四肢及头部，绳子的另一端，各系在一辆马车上。行刑时，五辆方向不同的马车同时向前冲，商鞅也就被巨大的力量撕扯成血肉模糊的几大块。至于完全无辜的商鞅的家人，也只有死路一条。一人犯法，全家抵罪。这条法令，也是商鞅亲手制订的。
商鞅曾经信心满满地自认是秦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使得这个西部边陲的弱国，摇身一变为头号强国。但是，对商鞅的惨死，秦国人民的反应是：不怜。--虽然没有拍手称快，至少还有幸灾乐祸和冷眼旁观的成分。
以现代政治伦理来说，政府的所有举措，激进改革也好，保守维持也罢，第一要义都是要让人民富强。但商鞅的改革与此完全相反，它要的是国家富强；并且，仅仅国家富强还不够，还必须人民贫困、弱势。这样的人民，君王奴役他们的成本才会降到最低。
也就是说，商鞅的改革内核就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在秦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民众痛苦的跟泪与无望的呼号。是故，虽然改革也曾让一部分民众尝到过一丁点儿小甜头，--比如通过杀敌而得到爵位，比如围观昔年高高在上的贵族和知识分子颜面扫地。但是，与这些小甜头相比，民众更多的是承受痛苦。
可以说，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把全国人民变成会说话的工具．来达到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独裁的目的。因此，尽管商鞅表面上给了泰国民众一个强大的、令其他国家闻风丧胆的祖国，但秦国民众却对他的横死没有丝毫怜悯。这说明，一场以牺牲民众根本利益，把每个民众都变为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对秦国民众来说，这个国家再强大，再怎么所向披靡，它又与我有什么鸟关系？
秦国后来的另一个铁腕政治家李斯的同学韩非子说：商鞅死，秦法未败。的确，商鞅本人虽惨死，但他当年制订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直接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其实。商鞅的新法不仅在秦国不灭，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也随时可以见到商鞅的影子。--虽然具体的法令条款不同，但商鞅总结出来的愚民、辱民和穷民的改革精神却阴魂不散。
毕竟．对任何一个独裁者来说，施行商鞅式的变法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被告知，变法总是好的，就像改革总是积极的，而保守总是落后的一样。其实，有时候，改革并不见得就是进步的；相反，甚至是历史的巨大退步。衡量一场改革进步与否，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能否为民众带来欢乐和福祉
秦赵来自于一个世代养马，驾车的家族，他们的家族基因里就有当时最先进的战略武器，和最先进的战争意识（这一点非常重要，黄帝都是叫轩辕可以看出来）
后来秦赵分际，秦为附庸，一直和戎狄争斗，赵氏一族入晋为家臣，赵的胡服骑射的变革很有名，也很有效，但秦的变法里没有这一条，不是没有变，而是根本不需要，也就是说秦军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强国中一直是首屈一指的，（不论国君的的能力）
秦国在穆公时无法大出于天下，是因为有晋国，所谓河西之地，是因为穆公在帮助两任晋君上位所得到承诺和利益
商鞅变法，很伟大，因为这个变法是解放生产力，要嘛种田，要嘛当兵，遇到阻力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秦国作为一个诸侯，在七国之中是一个最新的诸侯，而且一直处在和戎狄作战的最前方，其他国家被灭国还能在交涉下复国，但秦国被戎狄灭国就会被灭掉，所以秦国的国君或者公族在秦国一直力量很强大的存在，这就为变法提供有力的保障
而且变法是完全有利于国君，秦国国君的支持力度可以高到，老百姓说变法不好，被惩罚，说变法好也被惩罚，老百姓爱敬国君，国君过生日，老百姓自发杀牛为国君祈祷也被惩罚，
商君的变法把秦国全部组织起来，他的组织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比两千年后的国民党的能力还强，
而且做到了要当官先学法，即以吏为师，而且他的变法是非常公开，透明的，老百姓都会知道变法的条款，规定的严格而且具体，（就算是现在的中国，普法教育都没有上九年义务教育……）
某种意义上，国君治理朝廷都是民主集中制，可以看看始皇本纪，每次大事，都是廷议出来的，就算是皇帝两个字，都是先交给朝臣们商议后始皇定下来的，妥妥的民主集中制，从始皇篇可以看出来，秦国的决策是有议事规则的，
两千年来皆秦政
一个县有县令还有县丞，简直就是弱化版现在的党政结构，
所以很伟大，而且很显然非常成功
周秦之变使中国的国与民成了对立面，其根源在于商鞅变法，商君书无疑是一篇充满帝制与军国主义的著作，商鞅的存在意义对于当时弱秦的统治者无疑是非常高效的，不能因为秦统一六国而将商鞅作为千古功臣，其给予中国带来儒外法内的统治格式延续3000年有余，这种格式将中国人民对于自身存在价值带来强大的误判与扭曲，纵使秦不统一天下，其他列国或许同样可以且不会使中国的君与民成为对立面，纵使不统一，各国的战争也会一个时期达到饱和，此后便与百姓无关，百姓不会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秦之贡献除了在统一文化上还值得商榷外，并无其他，强烈的中央集权确实在几代明君的领导下可以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各方面得到巨大提升，但其带来的对于人民奴性思想和弱民强国的危害更为可怕
商鞅，秦国的罪人；
因为商鞅变法导致了秦国统一了中国，所以，很多人称颂商鞅变法的伟大，其实，正是因为商鞅的变法直接导致了秦国的灭亡，秦王室被灭种，当然自己也被五马分尸；商鞅的罪过是两条
第一 ，商鞅变法跟明治维新一样，直接导致秦国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商鞅最nb的地方就是搞出了军事化国家，秦朝因此而统一了天下，刘邦也是靠秦地这套军事化传统干赢了项羽；
商鞅的具体操作就是军功爵位制度（“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皇亲国戚不去打仗，连皇亲都当不了），在传统的血缘贵族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商鞅虽死，这个阶层继续推动秦国对外作战。
以一国之力与全世界为敌，风险非常高；所以，军国主义国家有可能死在两个关键点上
- 就如二战时期的日本与德国，死在统一世界的路上；好在二战时人类进入了文明期，不会出现疯狂的报复（即便如此，以色列摩萨德仍然在全球疯狂地追杀纳粹战犯），
- 及时转型；历朝历代，打天下和治天下都是两套思路，是该休养生息还是无为而治，那都看当时人的思路
秦国没有死在统一的路上，而是死在之后的转型---秦始皇的后人没有靠谱的人能调整执政思路；
远在两千年前的秦朝不是二战时期，一旦你战败，你的敌人--六国贵族是饶不了你的，烧你的宫殿，灭你的王室，奸你的妻女（既有你灭人家六国的当初就有六国灭你家族的今日）
感兴趣的戳一下这个回答《建立军国主义民主政治可行吗？ - 沈雅涵的回答》
第二 商鞅的法家思想破坏了当时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直接导致了君主专制，导致秦朝走向了死路- 利出一孔，经济的集中主义（新自由主义）必然诞生财阀，罗斯福新政之后，如果不搞反垄断、以及西方文化（文艺复兴之后）固有的打破社会垄断来维持社会自由与流动性，二战之后，美国的军国体制也就是浮肿版的二战前的日本。
- 秦孝公之前的制度架构中，秦国宗族对君权的约束是很强的，有心的朋友不妨看看《大秦帝国》，秦孝公与魏国和谈时，甚至要拿出王室的私家土地与宗族置换；换句话说秦孝公之前的王权决策是相对民主的，这样的决策机制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地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
相对于专制来说，民主的效率看起来很低，但决策质量很高；
1787年美国制定了世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核心是立法（议会）、司法、行政分别独立，总统、议员分别直接选举，互相牵制，这种制度肯定有不足之处，比如效率低，但这种制度是世上最优秀的制度，最大的好处是：
- 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这种制度下绝不会发生文革、大跃进之类的因独载而发生的灾难，
- 有效地防止腐败！因为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国外降价、国内涨价的事也不那么容易做到，有效防止了因独载而产生的腐败。
遗憾的是，为了推行变法，秦孝公推行的商鞅变法直接削弱了对君权的制约，彻底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秦孝公最大的错是轻率地启用商鞅，改动了既有的政治制度，将本来相对合理的集体决策机制带到了君权至上的死路上；中央集权有好处有坏处
好处是遇到明君做出明智决策时一顺百顺（就如毛泽东，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集权之后，八年时间就夺取了天下）； 坏处是一旦出现危机，整个体系随时崩溃，最典型的是苏联的解体与隋朝的灭亡
这种体制的危害是将一国的安危系于君王一人之身；
很多人认为出问题的是昏君，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往往出在我们认为的有所作为的明君身上，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激进）会毁灭一个国家，最典型的隋炀帝；
秦朝的灭亡表面上看起来是秦二世的昏庸，天下未定的时候就大兴土木（修长城、造皇陵），其实是明君秦孝公制定的严刑峻法；（感兴趣的戳一下这个回答《如果你选择穿越回古代，秦二世，准备怎么做去挽救危局？ - 沈雅涵的回答》）
秦亡的真正原因，是没能维持住本来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以至于整个政治体系的溃烂。这种烂具体体现就是权力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表现在秦朝人才选拔机制的腐朽，被类似于李斯、赵高的官僚所利用，（感兴趣的戳一下这个回答《李斯那么厉害，为什么却斗不过赵高，最后竟是那样凄惨的结局？ - 沈雅涵的回答》）；官僚既无公心、也无私德，更无战略眼光，加上秦二世的昏庸，最终将一个可能延续几百年的大国生生玩死了
没有商鞅变法，秦国未必会统一中国，秦国没有统一中国，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会统一，但是，至少秦国王室不会被灭绝
秦朝的灭亡符合一个政治规律：社会学上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或者“规律”，更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再良好的制度设计，再强大的政治传统，最终也要落实到人，真实的政治就是制度和人之间的互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博弈；所以，如果想保持一个良好的政治系统，必须保持动态均衡；
所以，商鞅才是秦国灭亡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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