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周樹人）與其弟周作人關係如何？他們哪些地方做法或觀點比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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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還比較一致，都去日本留學，周作人還娶了個日本妻子。我記得上學時歷史書上好像把周作人認作漸漸出現騎牆派傾向，再後來到了三幾年就被認為是「漢奸」了，但究竟是不是漢奸又好像說法不一。據說毛澤東建國後關於他的批示里有「文化漢奸」這一定性，但毛是否真的批示過，現在又有爭議。所以關於周作人的立場問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建國前他沒選擇共產黨，但最終沒去台灣。可惜到了文革還是被打成右派，也沒熬過去。
此外，雖然和魯迅關係不好，但他的書籍是研究魯迅的重要文獻：《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等。沒辦法，親兄弟，其實相互最了解的。
另，有篇說的比較詳細，但和我上學時讀的歷史卻不一樣，關於究竟該相信哪種，這個時代無從考證，留給未來吧。
http://www.pep.com.cn/czyw/jszx/tbjxzy/zjzj/lx/tp/201008/t20100825_726253.htm

汪暉在回憶自己的老師唐弢文章中對周氏兄弟的關係提了幾筆：
我1985年進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唐先生讀書，也做魯迅研究。這麼多年來，魯迅文學中的很多感覺，我自己慢慢讀進去了。魯迅教我最深的，第一是黑暗，由此產生了他的懷疑、反抗絕望的鬥爭。第二，魯迅的世界在黑暗中有一種明亮的東西，他的雜文中洋溢著幽默和某種犀利的快感，更不用說女吊、無常的絢麗和怪誕了。第三，魯迅的東西，知識分子尤其能體會的，是一種孤獨。魯迅是我所了解的最偉大的反媚俗的人物。但是，魯迅比我們所感受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知識青年所感受的—要更加寬廣。這也是為什麼唐先生寫魯迅傳需要去處理那個時代極其廣闊、複雜的社會生活。

　　當時社科院是最好的博士生培養機構，跟大學不同，像作坊，師傅帶徒弟。不正式上課，就是到老師那裡聊天，也會讓我們看一些書。沒有哪所大學能有這麼多傑出的導師。通過同學之間的交流，我們多少可以感知老一代的思想。翻譯黑格爾的賀麟九十多歲了，國際關係方面宦鄉先生帶的學生也在我們那裡。任繼愈、王明、彭澤益、李文治、朱紹文、于光遠,最年輕的導師是李澤厚、蘇紹智。不久前去世的沈關寶是費孝通的大弟子。經濟學家馬洪曾是社科院院長，後來是國務院發展中心主任。八十年代中期，胡繩院長等曾經計劃在社科院設立院士制度。唐先生跟我說過一句話，我印象很深。他說，那要請誰做院士呢?「社科院能夠做院士的，我覺得，兩個半或者三個。」他沒有提自己。而他說的三個人是，費孝通、錢鍾書、夏鼐。他說，這三個人，放在國內、國際，都有位置，社科院的院士不能僅對我們說了算，要對全世界都說了算。他說目前我看也就這三個人還可以。後來院士制度也沒有搞。坦白地說，我認為不搞更好。

　　師傅帶徒弟的模式，跟老師距離近，耳濡目染，是帶出來的，不是教出來的，既耳濡目染老先生做學問的方式，也學他待人接物、看人看事。比如唐先生從魯迅那裡學到的方式，他也常常跟我聊起，其中一件就是魯迅在1936年死前，在報紙上找周作人名字的事。他後來也將這個細節寫到文章里了。

　　魯迅覺得太熱鬧的事總不是好事。魯迅不喜歡熱鬧，也從來對簽名啊、上街遊行啊，抱不那麼贊成的態度。「三一八」事件前，他也是勸學生不要去無謂犧牲。雖然學生犧牲後他站出來為他們說話。他不喜歡動不動簽名。簽名究竟是幹什麼?究竟是為了這個事，還是為了自己要表態呢?

　　但1936年，日本侵華走到很深狀況了，華北危機已到最後關頭。有一次周建人去看魯迅，發現魯迅靠在桌上，正細細看報紙。當時北平文化界有一個對日宣言發表，魯迅這時就是在報紙上找名字，看周作人是否簽過。找不到呀，他就跟周建人說，「老二在這種事情上不能太后退。」意思是說，在這種大關節上，人不能犯糊塗的。魯迅很著急。他太了解他弟弟了，他怕周作人在這件事上犯糊塗，就讓周建人去勸周作人離開北平。魯迅自己很快去世，可周建人真去找過周作人要他南下。周作人沒有走。

　　五十年代，周作人從獄中出來，好像在文史館工作，也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翻譯——毛主席說讓他翻譯希臘神話什麼的。有一次在某個場合，作人建人兩兄弟迎面撞上了。兄弟兩人自三十年代以來就沒有見過。停下來，周建人就看著他。周建人跟周作人的關係太特別了，周建人的妻子是羽太的妹妹，他們關係很近，可周建人在情感上向著大哥，不向著二哥。

　　幾米之外兩個人停下來，看對方。周作人就說了一句話，說，我們已經有多少年沒見了。我記得你那時候，是勸我走的。

　　周建人說：是的，但是你沒走。

　　這話說完，兩個人就擦肩而過。此後沒見過面，到死。

　　唐先生講這件事情是帶著沉痛的。二十世紀的命運，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要求個人對時代作出迅猛的判斷，實在是太難了，可二十世紀就要求人有這個能力。你可能很有才華，周作人沒有才華么?太有才華了。可到特定時刻，缺乏判斷力。這不是日常個性的問題。平常比周作人不好的、更貪婪的，多了。但那些人在這些大節上可能會作不同的選擇。這是歷史的弔詭。

　　魯迅對周作人的態度是愛護，不止是兄弟之誼。若說兄弟之誼，當時魯迅和周作人的關係早一塌糊塗了。但仍然——都鬧成那樣了，還那樣關心周作人，這不只是關心他的名聲吧。這裡面有一種獨特的觀察歷史、理解人的方法。

　　八十年代有一陣子重新評價周作人，對周作人評價很高，抬了起來。這主要是因為國內起了一個大思潮。周作人講「人的文學」和自由主義，這符合八十年代的啟蒙潮流。再加上日本對周作人很重視，日本研究傳了進來。

　　有些人就為他日據時期的作為來辯護——有些說法有道理，但也有一些說法自然是走火入魔的。最早要重新理解和評價周作人，主要是重新看他五四時期這一段，到後來繞不過日據時期，辯護到了為他的所作所為翻案的程度。說當時周作人去當文化局長，可能北平地下黨有人知道，甚至支持——要不然會有另一個更壞的人去當。這恐怕有一點影子。周作人確實做了很多事，他也自辯過，當時他護送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去新四軍，還保護北大文物。

　　但這些事情擋不掉你去日本東京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發表那麼多文章為日本侵華說項。周作人情緒中有沒有複雜性?肯定有。他寫《中國的思想問題》《漢文學的傳統》，都算是為中國說事兒的。他有一點文化上的民族主義，也關心中國的思想，在四十年代的時代背景下去寫儒釋道一氣化三清，等於是在講中國有自己的認同。但這些仍舊是在大東亞的框架下講的。不過，唐先生提及魯迅在報紙上查找周作人名字的事情，包含了一種很深的關懷，其中也包含了對歷史變化、歷史評價和歷史是非的敏感。這些東西要說清楚並不容易。

　　唐先生一直喜歡周作人的文章，年輕時就崇敬周作人。唐先生這一代是五四的產物，從小讀新文學。直到三十年代，在周作人附逆之前，都是讀他的。他寫過一篇文章《關於周作人》，回應當時重評周作人的潮流。他承認周作人的文學貢獻。但他不認可為周作人翻案這種事，所謂周作人沒有附逆，這個他絕不承認。

　　但仔細看他的討論，他的著眼點其實不完全是在政治。那篇文章其實是在說周作人對自己的思想和主張的背叛。他覺得周作人太自私，太愛錢，他很多大失誤都是由愛錢而來。唐先生和周作人一直有來往。解放前，唐先生為保護魯迅遺物的事，可能就與周作人有交接。唐先生和周作人解放後的來往也都是為寫魯迅，編魯迅。我前些時查看周作人的年譜，似乎1951年和1961年都提及唐先生跟他的往還。當時稿費挺高的，周作人缺錢，唐先生就安排請周作人寫《魯迅的故家》和《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文章弄到香港去發表，幫助他掙錢。五、六十年代國家給周作人每個月四百塊錢，那時這個數字很高了。但周作人還哭窮。

　　唐先生曾經給我看過一個周作人給周總理的信的影印件，就是為了錢吧。唐先生很不滿，他說，四百塊錢，這在五十年代是了不得的數目，周作人居然不夠用，他生活比較奢侈，羽太要求特別過分。

　　唐先生對周作人有好感，除了因為他在「五四」時期的文學主張，還因為他倡導性別平等，尤其是介紹藹里斯的《性心理學》，為女性解放吶喊。但周作人後期變化了。恐怕變化的不是觀點，而是言行不一。唐先生尤其不滿周作人對朱安的態度。魯迅去世後，許廣平一直按時寄錢給朱安，接濟她的生活。但孤島時期，許廣平一度被日本憲兵逮捕，接濟也就中斷了。朱安窮困之中，不得已求助於周作人，但周作人從朱安那裡用低價買走魯迅的藏書，卻不能給予後者真正的接濟和幫助。這等於是欺負朱安嘛。

　　在四十年代，有人傳來消息，發現琉璃廠舊書肆有魯迅藏書流傳。鄭振鐸他們很著急，為了保護魯迅藏書，他們委託唐先生去北平看朱安，從中協調，也賑濟朱安的生活。那時朱安生活困難，準備變賣魯迅遺物。所以派唐先生去北平探望朱安，是因為那一群人裡頭，只有他沒來過北平。北平也是日佔區，那些人來怕被發現。唐先生在北平沒有熟人，又年輕，誰也認不出他來，於是受大家委託北上。他抵達北平後，就去看望朱安，見她鍋里是稀粥，桌上一點鹹菜。朱安說：你們要保護魯迅遺物，先保護我這個魯迅遺物呀!唐先生感到心痛，他個人也寄錢去幫助朱安的生活，還在朱安與許廣平之間轉信。他很了解朱安的境況。他就覺得，周作人不該這麼對朱安一個女性。

　　他就對我講，「我不能忘記的是五四時，那樣一個談婦女解放、講藹里斯，倡導人的文學的，帶著那樣氣息的周作人。」他覺得，周作人不僅是背叛了民族，也是背叛了他自己，從唐先生的文章看，他側重的是後者。

　　唐先生的特點是，他不是直接講周作人是漢奸，而是講兄弟之情。講周作人離不開講魯迅，唐先生說，我總是忘不掉，魯迅在病重的時候，趴在桌上找周作人的名字。他說，愛護人，愛護一個人的清白乃至開明的歷史，這是怎樣的兄弟之情啊。

　　這是二十世紀的兄弟情，不是別的時代的。對人的關心包含著對他的政治上的關心、對他的清白的關心。在我看來這都是政治，這裡面藏著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和情感方式。這和一對普通兄弟在沒有大變動的條件下的關係不一樣。平常，我給你一點錢，接濟你，幫助你就可以。魯迅對周作人接濟當然很多，但同時魯迅的關心裡還包含了對周作人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文人，如何在動蕩時代里自處的關心。這個要深得多。這就是時代的問題，也是思想的問題，甚至也是文學的問題。

親魯迅人士的說法，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魯迅的收入，但周作人的日本老婆主持家務，卻鋪張浪費，不會過日子。許廣平曾轉述魯迅的話說：我用黃包車往家裡掙錢，他們用小汽車花錢，如何能夠用？（大意）。因此，周作人的老婆在背後挑撥離間，導致兄弟失和。魯迅帶自己的夫人另找地方居住，此後因周作人夫婦虐待老母親，魯迅把老母親也接走一起居住。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周作人在日佔時期當了漢奸。---我寧可相信魯迅的為人。

是兄弟，而且是親兄弟。周作人留學日本是魯迅出資資助，兩人在五四期間關係極為密切，共同推動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是新文學運動的巨擘。在女師大風潮中，魯迅與周作人也是立場統一，與對方做著鬥爭。二人長期住在一套四合院內，關係很好。
但是，1925年，因為一些至今不明的原因，兄弟失和，自此再無來往，兄弟關係破裂，是新文學的重大事件之一。

據說魯迅這大哥當的還是很到位的，一是周家是書香世家，家教好著呢，二是那個年代，封建的長兄為父之類還是主流準則，所以，魯迅哥哥對二個弟弟照顧有加，經濟上，特別是人生啊心靈啥的那都管的挺多的。一句話是個大哥的樣。
二人未掰之前，兄弟感情還是很好的。
一切都是因為那個女人啊。周老二與周老三的審美真有問題啊，娶的羽信家的二姐妹長的真是上不了檯面，而且，最關鍵是出身一般，更沒啥知識學歷的。
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最晃眼的二位兄弟了，個人淺見，二人在散文上的成就相當，魯迅更長於雜文與小說。
至於人生態度與政治之類的觀點，除了新文化運動外，二位兄弟還真是一個南極一個北極。

魯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也是例子。同是一母所生，兩人的人生道路、藝術情趣幾乎完全不同。年輕時代還有相似之處，但後來卻越來越趨於分道揚鑣。一母所生的兄弟倆，總不至於說倆人的「DNA」里有不同的突變吧?什麼原因呢，魯迅的身體越來越糟糕，他變得焦躁、敏感、易怒、尖刻，所以寫的文章也就越來越有鋒芒，越來越不留情；而周作人就不一樣，他過得舒服，發福了許多，便越來越追求閑適、逍遙，越來越多名士氣。這當然有玩笑的成分。但先人講文如其人，也分明是有這樣的意識在其中了——人、身體和其文章的關係，至少是可以找到某種微妙的「解釋」和印證的。

世無完人！

關係決裂，原因是周樹人偷看弟媳洗澡（樹人妻朱安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