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法國大革命？
我補充一下：全世界那麼多革命，為什麼唯獨法國大革命不斷被人反覆提及？
Acemoglu大神及合作者201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ER）的文章分析了法國大革命的理念通過拿破崙戰爭散播到他國，通過強加的拿破崙法典、廢除行會和殘餘的封建勢力，引入公平的觀念以及取消貴族特權等途徑，加速了他國的制度變革並促進了其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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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變革的結果 ——法國大革命為例
王鑫
Acemoglu、Cantoni、Johnson 和Robinson研究了法國大革命對德國的影響。1792年後，法國軍隊佔領了歐洲許多領土，並將一些新的制度帶到這些地方，這些制度包括強加的拿破崙法典、廢除行會和殘餘的封建勢力，引入公平的觀念以及取消貴族特權等。法國對德國的侵略作為一個很好的自然實驗，有助於考察精心「設計」的，強加的制度變革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法國入侵併直接控制了德國西部和西北部，但南部和東部地區仍在其控制之外。處理組和對照組由此形成，並成為本文此後分析的基準。
一、歷史事實
法國大革命前，歐洲國家的權利主要被農村的土地貴族和城市的商業寡頭所把持。貴族和牧師在農村創造了極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藉此維持了限制勞動力自有流動的農奴制；城市寡頭通過行會的力量排斥新技術的運用，阻礙了工業化的進程。拿破崙執政後，法國的衝擊迅速擴展到整個歐洲，大量的城市和地區被重組進這個新的龐大的王國。Rhineland（德國萊茵河西部地區）被置於法國的控制之下後，經歷了一些列重要的制度變遷。1794年建立了商業法庭，為後來的商業和工業革命奠定了法制基礎。1795-1798年，封建制度和行會被廢除，一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得以建立。最重要的當然是拿破崙法典的推行，它使這樣一個封閉的地區重新為新的商業機會打開了大門。但是當拿破崙政權在1815年最終倒台後，過去強制推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區經歷了不同的命運。在Rhineland，法國的制度被當地新的精英階層繼承下來，但在另外一些區域，舊勢力完成復辟，改革被廢止。
二、數據與模型
延續了Acemoglu等一貫的實證策略，城市化率作為被解釋變數，再次被採用以衡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有趣的是核心解釋變數，他們選擇的是這些地區被法國佔領的年限，當然，在對照組那裡，被法國佔領的年限為零。
作者還同時計算了處理組與對照組推行拿破崙法典、廢除農奴制和行會與農業改革的年限，並通過簡單的算術平均得到了1850年和1900年的改革指數。這一指數是後文進行2SLS估計的工具變數。1800年之前，該指數在處理組和對照組基本趨於一致，但在此之後，處理組的改革指數便遠遠超過對照組。
在回歸之前，作者還比較了處理組和對照組的城市化率，由於整個樣本所涉及的地區太大，可能會有一定的異質性存在，因此作者考慮了Elbe河以西的地區作為自樣本。同樣的結果在此出現，1800年以後，處理組的城市化率提升速度明顯快過對照組。
文章的基準回歸模型如下：
表示u地區在t年的城市化率，dt和δj分別控制住時間和地區效應。
和
分別表示法國革命衝擊前和衝擊後的年份。其中包括1750和1800年，
包括1850、1875和1900年。核心解釋變數Ij代表j地區被法國佔領的年限。Xjt包含了一組控制變數以做相關的穩健性檢驗。由於不同地區的人口規模有巨大的差異，例如某些小的城市人口不足20萬，而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已經超過百萬，所以回歸結果可能被那些小城市劇烈變化的城市化率所影響。為避免這一狀況，作者使用了加權回歸（以1750年的人口數量作為權重）。
回歸結果表明，1850年及以前，被法國佔領的時間越長，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越差；但1850年以後，被佔領時間越長，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反而越好。作者隨後採取了一個只包含12個地區的自樣本回歸，因為這些地區可以找到1880，1885，1895，1905和1910年的城市化數據，其結論依然與前文保持一致。
在隨後的穩健性檢驗中，作者去掉了兩個主要產煤地區的樣本，結果不變。接下來是加入了一堆控制變數來拷打模型，諸如地區的新教徒數量、地區的經緯度、到巴黎的距離等，結果依然穩健。
除此之外，作者還使用了農業和工業人口佔比來替代原來的被解釋變數，估計結果穩健。
在實證分析的最後一部分，作者運用剛才構建的制度指數作為工具變數來檢驗過度識別問題。
三、結論
本文把強加給鄰國的制度變革作為一次自然實驗，考察了由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長期影響。文章發現，由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根本性制度變革導致了被佔領地區的經濟增長，這一效應在1850年後更加明顯。該實證結論顛覆了傳統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即外生的、強加的、突變式的制度改進將不會取得成功。
最後，作者也強調要謹慎地對待他們的結論：第一，文中的證據僅表明法國主導的制度變革沒有產生負效應，但正向影響也僅在某一些方面（城市化率等）表現出來；第二，研究受到歷史數據的限制；第三，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結論無法容易的外推至其它時期。雖然如此，但文章至少還是證明了，至少在一個特定的樣本下，外部強加的制度變革確實起作用了。那麼一個自然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所觀察到的其它大多數強加的制度改革都失敗了呢？作者說是因為法國所帶來的革命直指制度最本源的部分，比如削弱精英的力量等。
文獻來源：Acemoglu, D., Cantoni,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 (2011): 3286-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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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寫過一個回答：相信共產主義是怎樣的一種體驗？，裡面談到了我對法國大革命乃至18世紀末雙元革命（法國政治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分析，解釋了為何法國大革命為何不同於歷史上其他造反或革命。這個解釋算是我這幾年有新意的少數文字之一，不過那邊的讀者大多更關注當代政治而非歷史，似乎沒人對這個內容感興趣，還是把法國大革命部分摘出來放到這個問題下做專門論述吧：
咱們總結一下前面的幾個條件：有邊區，有生產效率進步的時候，統治秩序會逐漸放鬆；社會動蕩，對外戰爭的時候，統治秩序會被迫鬆動；統治階級繁衍的太快，底層負擔重，多餘的統治階級會加入底層造反；對外戰爭失敗，勢力範圍收縮的時候，統治秩序就危險。要是再加上統治者驕奢淫逸，那農業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就肯定撐不住了，一定會和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秩序一起崩潰。
一般來說，這幾項條件一般有一兩項碰到一起就能帶來改朝換代。近代的西歐就符合其中的好幾個條件。
比如說生產力進步，13世紀，歐洲終於發明了中國在公元前就使用的水力鼓風機和高爐，開始批量生產鑄鐵，中世紀也因此接近了尾聲。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歐洲各國吸收阿拉伯航海技術，利用內海優勢發展經濟，商業越來越發達，最終激發了大航海時代，也帶來了經濟效率的提升。
其次大航海時代也有一個獨立於生產力的影響，歐洲各國大多是殖民狂人，在全世界搶了很多殖民地，很多邊區和宗主國關係密切，很多歐洲人遷移到這些邊區生活。邊區的平等思想傳回歐洲，也帶來了思想變革。
第三，近代歐洲當時始終是頻繁的戰亂狀態，幾乎沒有一年不打仗。戰爭對各國的統治集團都是一個沉重的壓力，不得不放鬆對底層的一些限制，換取底層服兵役，避免底層造反。
在這些條件促進下，歐洲出現了宗教改革，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舊制度的平民和知識分子基於本能和階級地位，開始嘗試各種更平等的制度。但也包含了社會改革的意思。空想社會主義逐漸在近代的歐洲出現。社會主義」一詞，最先使用的是義大利傳教士，表示一種上帝安排的傳說制度。
我讀書的時候，政治課本上提到空想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啟蒙，歐洲主要的例子出在英國。比如寫《烏托邦》的托馬斯·莫爾是英國人，17世紀英國的平等派軍隊就是克倫威爾消滅王權的重要力量。雖然平等派被克倫威爾鎮壓了，但是英國底層一直要求平等和消滅封建特權。近代史課本上還必然會提到法國出現的盧梭
伏爾泰等知識分子，明顯提出了和之前的農業社會不同的一些意識形態。英法出現了明顯的社會變革，這不是偶然現象。因為歐洲列強爭霸，到了18世紀，進入決賽的就是英法兩國。之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以及義大利城邦都衰落了。英法在殖民戰爭中成為了勝利者，生產力進步最快，打仗也最多，殖民地最大。所以這兩個國家進步迅速。但是，進步這東西對於統治集團自身來說未必是好事。農業文明的統治集團喜歡穩定而不是變化，英法在近代越是成功，潛在的階級矛盾就越大，舊秩序的危機就越強。下一個問題就是誰能把矛盾轉移給對方。
到了1754年至1763，英法打了一場叫七年戰爭的殖民戰爭決賽。結果是英國取得全球海軍優勢。從此以後，英國控制了全球殖民地和市場，能繼續用經濟發展轉嫁矛盾。法國開始相對的戰略收縮，之前所有潛在的階級矛盾，現在都得退回來總清算。眼看這大法蘭西就藥丸。
法國在這之後還掙扎了一下，借了一批國債，到美洲去發動英國殖民地獨立。那時候英國海軍雖然相對強，但沒有無線電，不能絕對封鎖歐洲海岸，不能完全阻止法國資金和援軍去美洲。這事兒還真被法國辦成了。就是我們知道的美國獨立戰爭。華盛頓就是在法國援助下上台的。
但獨立戰爭之後，海權還是在英國人手裡。日常的貿易還得經過英國人的同意。所以，實際上英國人損失不大，法國人卻因此欠了很多債。欠債的結果就是出售貴族身份。1700年至1789年間，法國增加了5萬個新貴族。上面提供的社會變革的條件又滿足了一個，就是統治集團盲目擴大。
而且，在文化上，法國在北美的成功實際上是自殺，是自己的催命符。獨立的美國屬於我們說的邊區，平等和民主思想非常強勢。法國沒獲得殖民地的貿易利益，倒是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響。我們中學課本上提到的那個放風箏去做閃電實驗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在獨立戰爭期間就常駐巴黎，宣揚美國人的獨立訴求多麼正義，歡迎你們掏錢支持我們建設一個沒有國王的國家。所以美國獨立宣言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傳遍巴黎。，法國國王消耗在美國的所有資源都是在文化上給自己催命。有人專門寫了一本書《姊妹革命》，就在講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是互相影響的這個事實。
最後，大家都知道法國貴族集團腐化是很快的。我們現代人使用的大多數奢侈品都源於近代後期的法國。路易十四開始，法國國王就迫使貴族到巴黎生活，或是至少被巴黎的奢侈文化同化。這樣他們就沒有時間去管理地方的問題了。國王希望貴族在宮廷中為幫助國王更衣之類的瑣事而爭風吃醋。這樣路易就可以把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到自己手中了。慢慢地貴族失去了地方的掌控力，但還是要從領地獲得收入，拿到巴黎宮廷去奢侈消費，讓法國尤其是巴黎人看到了他們的奢侈消費。
到此我們可以發現，上面列舉的所有的社會革命條件在法國都齊全了。
- 生產力總體上進步
- 和邊區這個民主思想的策源地聯繫
- 打仗失敗
- 統治集團擴張太快
- 統治集團腐化
而且越來越無能，控制不了地方只要稍有風吹草動，法國就會出現一場超級大起義，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1788年法國旱災，法國從上到下都不好過，第二年國家財政瀕臨破產，國王還不起舊債，借不到新債，決定開三級會議討論財政問題。1788+1，就是我們熟悉的年份，1789年法國大革命。其實就算沒有這場旱災，法國舊制度也拖不了幾年了。
把所有造反條件都集合齊了，在人類歷史上是很少見的。所以1789年這一次造反的規模空前，力度也空前。空間上衝出法國，影響歐洲乃至全世界，在時間上成了以後200多年所有造反的模板。在力度上，他們否定了國王和貴族的必要性，否認固定的社會等級，甚至否認宗教的必要性，把教會都解散了。可以說，農業社會因為階級而出現的道德、上層建築都被法國的造反者否認了。一切都否認之後，他們會怎麼辦呢？
咱們說過，道德這東西，大多數情況下是經濟基礎的產物。這些造反者還談不上什麼經濟基礎，只有小生產者的直覺，還有就是生物學本能。所以他們像歷代的造反者一樣，政治上企圖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的制度；經濟上試圖建立一個個體生產者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結果呢？
從法國自身來說，結果毫無意外。法國大革命實際上它也像歷次起義一樣失敗了，烏托邦夢想持續不了幾年就要失敗。巴黎帶領整個歐洲，在接下來一個多世紀嘗試了各種平等主義的革命，在法國搞了5個共和國，2個帝國，2次王國，一次共產主義政權。但最終底層和平等主義失敗了，資本家控制了國家，依然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依然符合我們前面說的主流規律。一次超級造反還是造反。
不過，這個法國大革命，在歷史上獨特又不獨特。說不獨特，因為它無非是規模特別大的一次造反而已。幾千年來類似的造反不少了。但我們說到現代社會又必須把這次規模特別大的造反拿出來說。說法國大革命是現代社會的開端——注意這裡的措辭是法國大革命不是造反。而且之後我們再遇到窮人造反，也開始說革命，不是說造反或者起義。
歷史上那麼多次造反，為什麼這次就開創了現代社會呢？為什麼從此名字就變了呢？這就是我們下一節要講的概念。 雙元革命
1 雙元革命
雙元革命的概念不是我提出來的，是艾瑞克
霍布斯鮑姆提出來的。他在寫《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的時候，意識到現代世界的政治理想大多來自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但是現代世界的物質基礎大多來自同期英國工業革命。兩個革命在時間上重疊，攜手創造了現代世界。所以被稱為雙元革命。
但是，我注意到，傳統馬克思主義並沒有明確區分這兩個革命。而是說模糊的說生產力進步創造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恰當的時刻促進了產業革命。實際上，馬克思並沒有給工業革命一個獨立的定義。
我能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察。他們實際上沒有見到完整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家可以想一想，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名字是什麼。在英文里，就是The Gread war，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件，而不是一次可以做對比的普通事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眼裡，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而且時間上那麼近，必須歸併到一起。我們不比他們聰明，但是看過了更多的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所以能比他們更客觀的評價這個雙元革命。
當然，既然兩個革命被分開了，我們還得解釋為什麼兩個革命離的這麼近。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大航海時代的作用，的確在18世紀之前，歐洲有一個社會和技術共同進步的過程。可以說，到這個階段，工業革命必然爆發在歐洲。決賽的勝者技術繼續進步，有資源去搞產業升級，結果能出現工業革命，失敗的一方要爆發政治革命。所以兩場革命離的非常近。咱們可以這樣總結，農業社會的技術積累下來，最後在英國爆發，成了工業革命；農業社會的社會矛盾和理想主義積累下來，最後在法國爆發，是政治革命。
要問哪邊的革命更重要一些？我認為是工業革命，因為就算不爆發法國大革命。只要工業革命在當時的歐洲某一個國家爆發，也會迫使其他國家戰略收縮，爆發類似的政治革命。但反過來說，類似的政治革命不一定會造成工業革命的爆發。但是呢，既然工業革命必然會造成政治革命，可以說政治革命在生產力上也是有必然性的，分享了工業革命這個必然性，和工業革命是伴生的。
這個問題再說細一點，我們還可以回顧工業革命為什麼會爆發在歐洲。這個問題我之前寫過，不是今天的主線，我們先放下。現在我們繼續說工業革命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說說為什麼法國大革命是後來所有革命的開創者。
（工業革命問題請參考：唯物主義的結束與共產主義的興起01-21.doc）
2 動蕩的世界我們回顧一下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原因。這場革命出現在法國，是因為英法爭霸世界失敗，法國成為一個半邊緣國家。如果法國勝利，這個政治革命就要出現在英國了。
半邊緣國家有兩個特徵，從統治集團的角度說，要被其他國家的統治集團壓制、剝削，所以鎮壓國內力量不足。
從被統治階層的角度說，在發展中，普通人在舊秩序中的位置已經開始被破壞了，但是由於統治集團是半邊緣國家，所以新秩序建立的還不夠快。等於沒有一個穩定的統治秩序來控制新型的底層，這樣的國家是最容易出亂子的。
所以大的起義不會爆發在獲得霸權的國家，比如說取得霸權的英美，在歐洲一度取得霸權的德國都不沒有成型的起義。拿破崙時代的法國也沒有。也不會爆發在沒有被霸權國家波及的邊緣地區。比如說中國在西方入侵之前，也沒有足以挑戰清政府的力量。
只有那些被打出中心地帶的原中心國家國家會有超級動蕩。比如說普法戰爭之前，法國剛回到世界頭等的霸權地位，國內就還算穩定。等到普法戰爭戰敗，國內立刻就出現了巴黎公社。比如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在擁有歐洲霸權的時候沒事兒，一旦美國加入戰場，把德國變成了實際上的邊緣國家，德國水兵就起義，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其實最好的例子是俄國，這個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被認為是必定要革命的國家。實際上原因就在於他在帝國主義秩序中是半邊緣地位。相對中國是霸權，相對英法是非邊緣。
馬克思恩格斯年輕時一直盼著法國帶動德國革命，主要原因除了德國是祖國是歐洲的核心，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德國是半邊緣地帶。1870年之後，德國壓倒法國成了核心，俄國成了半核心，革命趨勢就轉向俄國了。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努力研究俄國。
總而言之，工業革命確立了一個新局勢，在接下來的200年里，世界一直存在中心——外圍結構。這個中心不是因為武力而形成的蒙古帝國那種中心。而是從經濟到軍事到文化全方位的碾壓。給邊緣國家的統治集團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於是在中心國家保持相對穩定的同時。半邊緣國家出現了連續的起義。這些起義都和法國大革命有淵源，所以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文化傳統。換句話說，法國大革命開創了一個造反成為常態的世界。所以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一次非同一般的造反，還是一個超級造反年代的開端。
所以說，沒有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就是一次超級造反而已。有了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就是2個世紀造反年代的祖宗。工業革命造就了法國大革命的江湖地位。
3 科學共產主義來了法國大革命非同尋常的第二個原因非常關鍵，也是我們今天講課的主題之一。大家前面如果打瞌睡了，現在要打起精神來聽：
這第二個原因就是是工業革命造就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物主義政治思想的出現。換句話說，科學社會（共產）主義出現了。法國大革命之後的造反因此一次比一次水平高，從單純的推翻舊社會進步到建設新社會。換句話說，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造反那是真造反，只破不立。法國大革命之後，或者說同期的工業革命之後，大多數造反開始認真地考慮先破後立的問題，要設計一個新制度了。法國大革命就是這個分界點。是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民眾造反，也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次底層革命。
那麼，科學共產主義是怎麼來的呢？咱們首先要談談科學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產主義的區別。
空想共產主義，就像前面說的，既是底層對於剝削制度的一種反抗，也可以說是基於人類平等本能的一個選擇。大家都基於本能和日常經驗做事，覺得造反是為了反對壞人，反對壞統治者。所以一旦造反成功，大家無非是兩個想法，第一是要讓好人當統治者，第二乾脆不要統治者，大家各自過自己的小日子。最激進的想法也無非是法國大革命那樣，搞一個有底層色彩的議會。
這幾種想法有什麼區別嗎？沒區別！實際上都是同一個選項，就是舊制度一定會回來。因為你造反成功後建立的社會，必須和世界上其他統治集團去競爭。他們能剝削，能把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來發動戰爭，發動文化侵略，你不剝削，就一定會被他們幹掉。所以，不管這些新的統治者或者說議員上台的時候怎麼說，最終他們得變成和過去的統治者一樣壞。寫《悲慘世界》那個維克多雨果算是同情革命了吧，可他同時也是1848年支持拿破崙三世稱帝的重要政治人物。
那麼怎麼才能讓好人不變成壞的統治者呢？或者說，我們怎麼才能建立一個不會變壞的新制度呢？
我們是學過歷史唯物主義的，見過20世紀革命的案例，讀過馬克思和毛主席的書，最起碼也讀過政治書。所以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回答這個問題，起碼知道革命成功之前怎麼辦。我們知道，在制度問題上，指望道德，指望個人品質，甚至指望制度本身都沒有用。因為制度也要受到這個競爭規律的約束，也要受到經濟基礎的改造，最終變成舊制度。
所以，如果讓現代中國青年回到19世紀操盤，多半不會直接去找什麼好人，也不會搞太多的道德說教，而是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搞公有制經濟，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建設政治和文化。在全世界推行社會主義制度，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端，讓經濟發展的又公平又快速，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優越性，最終消滅全世界的剝削制度。這就是政治課本和迄今為止大多數革命理論教給我們的事實。
然而，這些在我們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在19世紀之前的人看來，一點都不顯而易見。因為歷史視角完全不同。
比如說，唯物主義歷史觀認為，經濟基礎變化，生產關係等上層建築也會跟著變化，可是自古以來，有誰直觀地觀測過類似的現象？說歷史沒用，大家要看身邊的例子。你說農業文明取代原始社會，鐵器時代的國家取代青銅時代的國家，那歷史久遠不說，而且必須要許多代人的數據累積起來才能體現這種轉變。根本不足以證實唯物主義歷史規律的存在。真正可靠的證據，能啟發人提出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證據，必須是在一個人的生命周期里，看到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明顯改造，才能信服地讓人類接受唯物主義歷史觀。
這樣的事情，在19世紀之前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因為農業社會的經濟節奏非常緩慢，哪怕是青銅器、鐵器、指南針這種超級發明，擴散到整個國家也需要上百年，擴散到整個世界需要上千年。所以，一般來說，生產關係隨著生產力變化，起碼也得幾百年完成。你說好的制度能改變經濟，還有人信，說上層建築是隨著經濟基礎而變化的，誰信啊？
工業革命給整個世界的歷史學家提供了一個絕好的試驗場。歷史上第一次，經濟在幾十年之內發生了巨變。馬克思前後的幾代歐洲人，只要不是太閉塞，都能在一生中目睹工業經濟的擴展，看到經濟基礎從人的肌肉變成蒸汽機，看到西歐的工業經濟如何摧毀舊的統治集團，到處引發戰爭和動蕩。看到最神聖的國王和教會被新時代的革命打垮，天也沒塌下來。
很多國家革命後，執政的不再是舊的貴族和國王，也不是新的貴族和國王，而是資產階級的聯盟。這是最典型的例子，不由得你不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再加上歐洲人在全世界殖民，把各個國家的歷史書和現實都展示給歐洲人看，歷史學家第一次擁有最鮮活的一手資料，證明技術進步和經濟基礎可以改變上層建築。原本只有少數人接受的唯物主義思想終於上升為主流思想之一。
普通歐洲人逐漸開始相信唯物主義，相信社會制度和人都是可以被經濟塑造的。他們就在局部開始落實唯物主義思想。比如說我們歷史書上經常提到的空想共產主義者羅伯特·歐文，他是1771年生的，比馬克思恩格斯早半個世紀。歐文是個有空想共產主義傾向的大資本家，但他既不是把家產都拿出來搞慈善，也不是雇一群刺客去刺殺其他資本家和貴族，甚至也不是簡單地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工人福利。他改造社會的方式是建立新的模範工廠，到美洲去買下大片的土地，搞自己的共產主義小社區，為他的共產主義理想提供經濟基礎。
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歐文的舉動很可笑，也幾乎可以斷定他會失敗。但是從18乃至19世紀初期的視角來看，他的舉動非常牛了。因為他懂得用經濟基礎來決定上層建築，哪怕只在局部改造，這也是飛躍式的進步。你可以把歐文這個法國大革命同時代的人看做一個過渡，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的過渡。在他之前的大多數共產主義者都是真正的空想共產主義，到他已經懂得在局部改造經濟基礎了。1817年，歐文46歲，正式提出合作社制度。那一年工業革命接近完成，第一艘蒸汽軍艦剛剛下水，史蒂芬孫已經在試驗第一台蒸汽機車，工業力量馬上就要出去摧毀整箇舊世界。緊接著第二年就是1818年，馬克思出生。
1818年是個什麼年頭呢？馬克思正好出生在法國大革命和英國工業革命結束的時間，他可以從父輩那裡聽到兩個革命的過程，在青年時代正好看到工業經濟怎麼摧毀舊的生產關係。這簡直是世界上最好的歷史試驗場。馬克思擁有此前所有人都不具備的歷史視角。
如果用物理學比喻，馬克思恩格斯就是第一代擁有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必然會命名最基本的物理定律。我們通過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年代，可以發現，他們的出現是有必然性的。就像華萊士和達爾文幾乎同時發現進化論一樣，唯物主義歷史規律不在馬克思手裡得到總結，也會被同時代的其他人總結。唯物主義歷史規律和配套的革命思想不是馬克思的創造，而是歷史的成果。
那麼，差了一代人，馬克思的思想比歐文進步到哪裡呢？
首先馬克思定義了共產主義的目標——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徹底拋棄了此前用傳統道德做的定義。新社會會有自己的道德，會有自己的價值觀。但這個價值觀不是用來剝削人，約束人的，是用來提供人的自由度的。每個人的幸福，只有自己有權定義，在不妨礙別人的情況下，讓每個人都擁有追求幸福的自由，這就是最理想的社會。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其次馬克思是全局視野。馬克思認為，自古以來所有的上層建築，全世界所有的上層建築都是經濟基礎製造的，都相互影響。在工業時代，社會大生產的時代尤其如此。指望靠一個企業一個地區搞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馬克思設計的是一個國家一個世界的未來。
第三，馬克思正確的理解了從農業社會繼承的起義傳統，認為被統治階級最有動力去破壞舊制度，統治階級整體上則必然捍衛階級利益。所以，不能指望很多歐文這樣的資本家發善心，而是要指望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打破舊制度。
第四，馬克思正確地指出了打破舊制度之後，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兼顧自由和強大的制度。自由主要靠公有制來保障。但如果公有制不能同時促進生產力，讓共產主義越來越強大，那也會變成歷史上的烏托邦。現在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馬克思用政治經濟學發現了公有制的優勢所在。發現了公有制壓倒資本主義的可行性。
馬克思已經看到了資本主義取代其他制度，成為最新，最主流的剝削制度。馬克思一方面指出這東西是先進的，也觀察到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馬克思用政治經濟學進一步指出了經濟危機的必然性。資本主義要麼用奢侈消費來穩定經濟，同時降低發展速度；要麼搞清教資本主義提高速度，但增加不穩定性。總之穩定和發展不可兼顧。
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共產黨宣言》當然，最關鍵的點在於唯物主義歷史規律和政治經濟學的結合。經濟危機既然不可避免，這意味著經濟減速。減速就是潛在的生產力被浪費。
馬克思準確的給這個現象下了定義——這就是資本主義不能容納自己創造的工業經濟了。誰能容納，誰就有未來。然後馬克思論證，公有制經濟能避免經濟危機，所以公有制更能容納這個工業經濟。無論是和平競爭還是比武力，都有這個重大的優勢。所以我們有可能建立這個新制度。
參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是否存在必然性規律，馬克思是否錯判了資本主義制度？ - 馬前卒的回答
前面說了，其實馬克思提出這套理論並不是偶然的。唯物主義思想發展了這麼久，碰到工業革命這種大事兒，必然會有人提出系統化的理論。馬克思這輩子到處和人論戰，其實和他論戰的很多人，是贊同馬克思大多數觀點的。馬克思只是為了剩下那點不一致才去抓住別人論戰。就算馬克思在論戰中被氣死，我們今天也會擁有一套差不太多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總之，重要的不是馬克思這個人，而是工業革命後必然出現的唯物主義思潮。有了唯物主義這個武器，造反者就能知道不能一味的破壞，要建設，就能模模糊糊知道怎麼建設一個新體制。造反就這樣一下子升級為革命了。而且每次造反都比前一次多掌握一點唯物主義知識，在創建新體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如果把共產主義革命的力度畫一個坐標軸。那麼法國大革命之前就是0-0-0-0-0-0……每個0代表依次造反，到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大寫的0。但法國大革命是伴隨著工業革命和唯物主義一起來的，之後的造反一方面連綿不斷（上一個結論），一方面不斷升級，懂得建設，不會輕易地被舊制度反撲，0-0-0-0-0-0 1 2 3 4。有了這個進步，法國大革命這個0就和之前的0不一樣了，是現代社會的開創者。
本節要點：解釋了雙元革命開創現代社會的原因。在歷史中找到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位置。
世無斷頭台，萬古如長夜！
馬克·吐溫《康州美國佬在亞瑟王朝》：「恐怖時代」其實出現過兩次，只要我們不是太健忘，能夠這樣去看。一次是在激情澎湃之下殺人，另一次是冷酷無情，殺人不眨眼；一次只延續了幾個月，另一次卻歷經千年；一次導致了一萬人喪生，另一次卻死了一億人。可是，令我們心驚肉跳的卻都是那個次要的「恐怖」造成的慘狀，也就是說，那一次轉瞬即逝的恐怖。反過來看，一瞬間死在利斧之下，與一輩子挨餓受凍，受盡屈辱蹂躪，苦熬苦撐，慢慢折磨至死相比，還能算什麼慘狀？一眨眼被雷劈死，與綁在火刑柱上慢慢燒死想比，又算得了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曾受到諄諄教導，要我們想一想那一次短暫的恐怖就心驚膽戰，悲痛無比，可一處城市公墓就能容納所有死者的棺材；然而，那一次比較久遠但卻實有其事的恐怖造成的死者，只怕是整個法國也埋不下。那一次的恐怖才真有說不出的慘烈和可怕，只是從來沒有人教育我們看清那場浩劫，或者說給予應得的理解。
東君《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
傳統意義上理解法國大革命的路徑我想大家已經都很熟悉了，雖然我還沒有看到滿意的答案。
由於問題過大，作為補充，我就單純說說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些新觀點吧，這個主要是Taine和Mornet等人提出的疑問。而Jacob Sole，羅傑·夏蒂埃等人將這些觀點重新以敘事主義的方式對於大革命史進行了一套分析拷問。
回答分兩點，第一點是我個人的論述，用來給年鑒學派大家們進行鋪墊。而第二點主要還是我個人理解的年鑒學派的觀點，具體證據參照我提到的兩份專著。
傳統意義上歐洲史對於大革命史的探討是社會學三大家確立範式之後的一類社會學模式分析，而這套話語是目前愛好者比較喜歡使用的。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預設羅沙盧森堡一樣的理想模型來分析這個事情，那麼大革命的經濟動機導致了法國內部的結構性變遷：
1）行會制度，市民階級，城市貧民和貴族。
最早期而言，歐洲開始形成自治城市之後，行會制度在是藉助市民階級崛起，以及城市自治體制中評論法學派開始通過地區議會制度開始建立公共事物體系，行會是作為商會的一種政治形態與領主在本地區議事中制衡的產物，他一定程度是對於下層代表是有效果的。比如在佛蘭德這個著名的法英兩國從腓力四世到腓力五世的爭端中長期的博弈，就是行會代表的市民階級與領主貴族的爭端。著名事件包括，布魯日的晨禱事件，雅茅斯世仇之爭，後來阿特維爾德的親英運動都是織工行會組織的政治博弈事件，而貴族由於土地收入在高流通性的手工業商業衝擊下，變得收入日常稀薄，從經濟上來說，城鎮自治和手工業經濟崛起後，地方貴族已經開始處於弱勢。
但是，行會在什麼時候性質變遷了呢？一則是，行會與王權進行了妥協，腓力四世《大法令》中的商稅制度確立實際上伴隨了卡佩王朝城市手工業經濟中的學徒體制，也就是說行會與王權在稅收上妥協，從而行會開始換取城市經濟中「行業標準，工資水平」的制定，類似於江南民初某些市鎮的商貿家族之間的妥協和宗族互親一樣。
二則是，城市貧民的廣泛出現，實際上從聖路易開始，從卡佩到瓦魯瓦宗族紛爭，再到波旁家族上位，路易十四專政本質上就是在整合法蘭西島遺留的吉斯貴族等，用王權覆蓋的巴黎城市體系進行統合，類似於「王領擴張」，而這件事情從腓力四世開始經過了好多代的博弈才到了路易十六的修生養息時代。問題在於，城市經濟的極度擴張消弭了市民階級和貴族的階級區隔，但是市民階級本身開始出現極端分化了，這種極端分化體現為「城市貧民階級出現」。 於是乎，一個微妙的問題誕生了，「第三等級」，「平民階級」，「人民」這三個本身一體的詞句，由於行會領導人形成新的壟斷威權組織，使得三者完全體脫離了。
於是，大革命兩個階段中，最具備政治熱情和情緒爆發的本身就是這次的城市貧民。《列霞白利法》從規範上解放了這群人的政治熱情。而法國大革命從吉倫特派，山嶽派再到打擊丹東派，恐怖統治，熱月黨返潮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直接運用的就是這個階級的「自組織能力」。
而這種自組織能力也是那個年代全歐洲都受到影響的「普遍公民意識」的行為主義來源。
而貴族在城市經濟下也產生了分化，宮廷貴族和軍功勛貴進行捆綁，而在上層受到排擠的貴族。事實上大多有著自家的城市商業和產業，而且和資產階級由私人沙龍，對文人的贊助等等城市人際關係形成了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這些人是後來斐揚派和吉倫特派的主要成員，而在沒有黨派化前的雅各賓俱樂部嚴格來說也算。
而對於舊世界最大的衝擊實際上是稅收制度和土地制度的衝擊，這才是大革命資產階級性最濃重的一面。
土地專斷是整個從加洛林王朝時期由羅馬法遺留的土地貢稅和土地佔有延續而來的。馬德爾體系中教會本身的土地租藉以及教會旗下產業廣泛參與領主間信用擔保甚至於直接資助，也併入了中世紀中期的封建體系。
這就是所謂的「舊秩序」。
所以說，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稅收變革單純看做「資產階級被貴族剝削，承受了過重的稅收壓力」，然後起來反抗的觀點是過於粗暴的。
事實上，稅收制度的偏向有早期代表資產階級行會的參與之後的產物，所以從貴族經濟到市民階級的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之間不是通過一次革命的」突變「而是一個長期連續性的過程。所以，事實上，大革命對於出品《神職人員民事憲章》（又稱《教士的公民組織法》）》等文本，還有強行用收歸土地的方式，本質上是將「土地回歸成了貨幣經濟下的流通品」，他將「土地」這個生產要素的特性，從封建領主莊園制度重新合併到了貨幣經濟的生產方式。
所以，稅政的變遷只是表徵，最直接的是土地被放置成了「流通品」。而在流通品的變遷中間，由於果月風波前後巴黎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本身關係的轉變，土地也成了一個分配品。
但是這種變遷依然不是「突變」的，事實上，貨幣經濟在興起後，莊園經濟的衰落和地租收入的減低，傳統土地貴族早就開始被貨幣經濟所衝擊，而瓦魯瓦王朝時期的城市經濟體系，實際上仍然是貴族聯合體下的一種對於貨幣經濟的適配，那就是土地在城市經濟中集中藉助土地專斷來進行直接的商業牟利而不是租稅牟利。
於是說，大革命是整個中世紀晚期經濟陷於制衡糾葛之後，在解決糾葛的基礎上，各階級形成了一次結構上的總變遷。。
而這經濟背景必然還是路易十六的守成功用和整個波旁王朝所樹立的最強大封建國家的「幻境」，波旁王朝當時維持的歐陸強勢和路易十五前後由宮廷出資和資產階級自發的教育普及，文人資助，知識由出版業激發而傳播，都給這個國家提供了足夠的內鬥資本和結構變遷的動力。這些內生因素必然是結構自發變遷的直接推動力，因為在啟蒙時代前後，知識傳播就是階級在「性質」上變革和再生產的主要社會方式。
但是，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而且不是非常好回答的問題。
2）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大革命。
Jacob Sole等人，直接質疑的是這樣一種歷史觀————啟蒙運動的知識傳播和價值重塑，導致世俗化的神權以及王權的去神聖化，並且提供了公民階級的普遍法理依據--於是這種變革直接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前奏。即「啟蒙運動」是作為歷史語境下，政治行為的驅動力而存在的。
非歐洲史學界的人可能會很驚異，這件事情有毛好質疑的？？這實際上和年鑒學派後，歷史學界對於社會學家所定義的「歷史觀」所進行的「反哲學思辨」。在19世紀遺留的歷史觀中，我們永遠保持著一種「文學批判場域中心敘事」的歷史觀，簡而言之，文學共同體在歷史敘事中直觀上將社會思潮的源動力等同於文學共同體的批判場域，並且將這種批判性訴諸為社會運動的組織動力。這甚至已經形成了一種普遍卻不經實證的歷史觀，那就是社會思潮這個歷史中介敘事必然是由文學共同體主導，批判性地劃定了"正義"的現實含義，然後有了運動本身到成註腳。
而這種歷史觀並不是馬克思本人塑造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那句著名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更為合適的表述是「在既成的上層建築的發展中，必然由相適應的經濟基礎存在」後者來說，延續了馬克思一個「勞動對象化」的概念。這個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於市民階級的社會關係總成，以及在社會關係中重新對象化的「人」概念的探討，引出了對於「經濟基礎」更為詳細的論述。
後人藉助了這個模式，但是把馬克思的原文簡化了不少，這樣歷史觀就成了如此的線性關係。「經濟基礎--意識變遷--權力意識覺醒---革命行動--新秩序建立」，這個在摩爾時代特別突出。。也是最為符合直覺，在現在被奉為常識的一種模式。
如同「編碼--查Bug--編譯--檢驗--實現」一樣。
而這個批判還涉及到一些很麻煩話題，那就是西方歷史哲學中對於「回溯性史觀」的定位。當然這種回溯史觀和輝格史學還不太一樣，這個又是另一個話題。
羅傑·夏蒂埃的研究就類似於這類，無論是對於在高高上的思想觀念, 也不是「基礎」的社會經濟制度,或者是更傳統的敘事主義歷史。。
他更關注的是「在不知不覺中決定了社會中人們表 和判斷的集體精神狀態」 。特別是轉向到普通下層群眾的生活和想像，或者更多是去重構那個時代各階級的日常狀態和集體狀態，一個比較重要的考察就是我在第一點提到的「城市貧民」階級。
但是這個在有著嚴格馬克思主義研究或者說其他諸如福柯譜系學研究背景的左翼歷史學者，對這種「機器論」持有不同看法。而這種機器論在年鑒學派的批判中，也成了一種「文學沙文共和國」的歷史觀，簡而言之，他將各階級放置在一個空泛的劇場之中，而裡面的情節都是按照「文學批判和命名的歷史事件來作為劇本線索」的。
首先，幾個反例在於，
具體論述請參照《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和《拷問法國大革命》
1）大革命並未造成對傳統宗教的決裂摒棄，而是參照原有的體系，衍生出崇尚人類內在德性的全新價值。它在本質上是一次宗教的世俗化發展進程。相反，教會自身的分裂使宗教權威蕩然無存，原本信仰的絕對性在不斷的爭論中消失殆盡。當沒有一致性時，它只會產生疑慮，遭到摒棄。
一個例證是大革命之後，教會道德在市民階級中的反潮。教會道德根本沒有與市民階級割裂，也不是如同很多人想像的一樣，大革命之後的市民階級開始篤信啟蒙運動的人本主義思潮，就開始徹底埋葬教會道德。相反只是教會退出了封建體系，傳統權威盡失。
具體論述參照年鑒學派的作品。
2）文人的作用。
啟蒙運動的發生學機制是出版審查機構的退場，準確說是商業出版自由不再被完全壓制。那麼，出版自由帶來的並不是學術出版物到處普及，相反非常混亂，什麼色情小說，沒多少花頭的政治檄文，亂七八糟全部都有，事實上如果統計當時大革命時期出版物的狀況，你會發現啟蒙運動的出版物比率一點都不高。而斐揚派的主要政治綱領甚至並不是百科全書派遺留的思想。
於是，我們必須探討一件事情，「啟蒙運動」是被「命名」的一種描述，割裂了一個連續性的歷史事件，還是真的激進變革。就如同在第一點，我個人的論述一樣，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拉長，大革命瞬間不是一個被割裂的孤立變革事件，而是一系列趨勢的一部分。
具體論述參照年鑒學派的作品。
3）大革命衝擊了舊制度，但是建立的是新制度嗎？
這個也是受到質疑的。比如說，宮廷的專斷在公共權力場域之中的最大體現是，「國王本人「在公共領域的退場。退場的原因實際上體現為兩件事情，首先是傳統權威中」政治肖像威權「的消失，也就是說從王權時代開始，王室符號在公共秩序中作為標誌產物的歷史已經終結了，二是，在公共政治被打開後，消極應對的王室，實際上早就喪失了」結構認同「，其掌握的」公權力「從行會妥協時期的」庇護權杖「，到集權時期」權力威懾「，慢慢蛻變成」邪惡和不合法的濫用「，於是說本身合法性代表的王權在權力語境下成了」不合法代表「了。
於是說，早期的結構是一個「大宮廷」+「城市自治組織」+「公共政治的平民代表」+「貴族，資產階級，文人混居的中產階級」。
然後在之後的法蘭西歷史中，我們真的擺脫了這類政治結構嗎？？還是直到19世紀，金融資產階級和奧爾良派法統默默結合的時候，法蘭西其實還是這個結構？？
以上就是我們理解大革命史的一些新的思維方式，僅供參考。
第一次被人邀請，感覺挺榮幸的……
為了不至於重複，我看了一下已有的答案，按我個人的觀感來看，有些很好，但是有些就失於偏頗。
大革命本來就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話題，歷代都被人討論，從極端肯定要極端否定的都有，所以哪怕一個法國人，也不能說自己代表法國主流思想做出了一個結論，不然的話，我可以舉出不同法國人作出的不同論斷，每個都看上去言之成理。
正如同每個人所說的那樣，大革命是一個具有深層歷史意義的事件。
很多東西前面的人已經說了，我就補充一些吧。
第一，大革命是法蘭西貴族階級最後的喪鐘，但是不是最初的。
沒錯，法國貴族階級在1789年之前就已經死了。
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代，法國貴族們雲集凡爾賽宮，競相沉迷在奢華迷亂的生活當中，這樣風花雪月的生活，對文化來說當然是有益的，但是對貴族階級本身的經濟力量來說，卻是一種自殺行為。大量貴族將自己原有的地產質押典當，喪失了領地的直接轄有權，而是從通過原有領地的土地交易中收稅來維持收入（沒錯，在喪失所有權之後，貴族們還是可以從以後的土地交易當中收稅）
也就是說，從波旁中後期開始，貴族階級已經從整體上同領地割裂，成為了一個事實上的寄生階級——當然，我不是說全部，還是有不少貴族留在鄉村地方，並且躲過了大革命的疾風驟雨。
如果既不能對國家帶來多少益處，又沒有足夠的實力保衛既得利益，只靠著「冢中枯骨」來維持自己的榮華富貴，那麼這時的貴族階級也就是和南朝的士族差不多了，只等著一個侯景出現。
第二，大革命的主體是城市貧民階級，很多法令都反應了他們的直接訴求。
當時法國的城市貧民階級已經十分壯大，之前很多人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只是在補充一點：很多城市貧民階級其實並不是出身於赤貧家庭，而是來自於家境不錯的家庭，但是因為當時法國的中產階級家庭也實行長子繼承製，幼子們分不到任何財產。
所以，到了大革命時代，政府就頒布了法令，確定由子女直接均分父代財產，然後被拿破崙保留到了法典當中。這種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規定，實際上是靠一個大革命爭取過來的。
第三，大革命並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暴力的。
從大革命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到，1789年三級會議剛剛開始的時候，就連羅伯斯庇爾這樣的野心家也只能高喊國王萬歲，只有當國王決定保衛他親愛的貴族階級特權、通過壓迫第三等級代表的時候，他們才堅定了鬥爭的決心，然後才有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言。
甚至，哪怕大革命之初，人們所構想的國家也只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而已——只有等到路易十六叛逃外國、並且勾結外國要求他們入侵剷平暴民的時候，人們才希望除掉國王。哪怕就算如此，對路易十六的死刑判決（在國民公會以記名方式投票）也並非絕對多數。
所以大革命的恐怖是循環上升的結果，在內部和外部的因素共同催動之下，激進派才越來越得勢，不能一味地認為大革命時代人們只知道嗜血。英國的條件具有不可複製性，因為它是個島國，本質上很少面臨外敵入侵的風險（美國其實也十分類似），因而可以從容優雅。
我個人認為路易十六是個好人，但是他不是個好國王，他的執政失誤醞釀了大革命，他的進退失據催發了大革命，他的悲劇就是在一開始不想要以強硬手段對付第三等級，等到太晚的時候又想要這麼做，如果路易十六一開始就打算流血，他的統治是可以維持下去的，他的兒孫才需要面對那不可避免的洶洶洪水。
另外，說「拿破崙沒有想推廣啟蒙思想」這是完全錯誤的，拿破崙在國內和每個佔領區都推行《法典》，這幾乎是當時最代表啟蒙思想的法律了（當然，拿破崙主觀目的是不是推廣啟蒙思想就不做爭論了），別忘了當時普魯士和俄羅斯還在實行農奴制。
「法國大革命並不幹凈」，「暴力革命不可取」，「法國如果跟英國一樣平穩過渡就好了」如果是凡爾賽的貴族後裔們當然是有資格這麼說的，但是如果作為一個法國平民的後代，我認為對先輩的犧牲還是要保留一點敬意為好……
我覺得法國的官方觀點就比較中肯，引用一下先總統密特朗的總結吧：
「法國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樣，是一個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難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與恐怖交織，暴力與博愛雜陳。」
然而我卻不希望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出現在我的面前。
謝邀
法國人來回答一顆？
法國大革命實際上是資本家發動的，他們有錢，但是沒有政治權利。
為了改變這一情況，他們花錢僱傭平民和媒體，宣傳啟蒙思想。
革命前，法國打仗花了不少錢，而錢都集中在資本家那裡，貴族拿不到。
最後由資本家發動群眾，掌握政權，消滅了貴族階級，然後繼續剝削平民。
但是革命開始的時候，沒有人想到最後革命的規模居然會這麼大，尤其是拿破崙的表現。
這次革命，因為與歐洲以往的戰爭不同，不再是國王貴族之間，而是整個國家的平民與歐洲貴族之間的戰鬥。所以，全民動員的法軍，要比各國國王的僱傭軍戰鬥意志要強。
大革命能說很多，不是我幾段文字能寫清楚的。
法國國內的印象：
1.拿破崙並沒有主動推廣法國啟蒙思想，只是一個自私的軍人。
2.法國大革命並不幹凈，起了一個非常壞的榜樣作用，之後100年，幾乎每次對政府不滿，市民就習慣性走上街頭，使用暴力。
3.暴力革命不可取。暴力無法解決問題。
4.沒有完美的政治解決方案，只有退讓和妥協。
··········拿破崙的補充···············
1.軍神，軍事上的天才
2.政治高手，civil code 和 empire
3.拿破崙前期戰爭是保護了大革命，推廣了資本主義思想
4.後期戰爭則是個人慾望膨脹
法國大革命後來被一再提起，主要是因為它具有的非凡的象徵意義。
用雨果的話來說：「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戰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勝歐洲，巴黎戰勝法蘭西。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刻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餘時刻更偉大。」
這種區區一個城市的革命者同整個法國的反動派作戰，區區一個國家的造反派同整個歐洲的君主國作戰，並一再取得光輝勝利，甚至砍掉了看似至高無上的君主的頭顱。這種精神鼓舞了全世界各國革命者的鬥志，激勵他們去同壓迫他們的統治者做鬥爭，所以就連中國早期的一些革命題材影片中，也經常出現老一輩共產黨員高唱馬賽曲的鏡頭。同時，路易十六的項上人頭，也一再被拿出來用以警示統治者，不要欺人太甚。如何理解法國大革命呢？關於大革命，可以說的有太多太多，但首先，大革命是，且始終是一個神話（myth）。
所有的歷史事件尤其是近代歷史事件都有其神話的一面，但是大革命，甚至在它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成為了神話。
大革命註定是所有現代革命神話的原型，也註定是永遠的爭論主題，它開啟了現代的政治世界，並且成為現代意識形態的出發點，它的地位也將一直保持到大革命開啟的左右政治紛爭終結。
當我們說到「1789」、「共和二年」、「熱月」和「霧月」的時候，我們談論的不是兩百年前的時間，而是當下。重要的已經不是在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而是我們在怎麼解釋它。幾乎不可能選擇一種客觀的方式來解釋大革命，因為這些解釋方式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子女或者敵人。
（很明顯，我同樣使用的是神話敘事，但是很難以一種非神話的方式來解釋大革命何以成為一個神話）
因此，在對大革命的解釋上，不同意識形態的學者體現出的更多是它們意識形態慣用的辯護與攻擊手段。
在談論大革命時，你甚至並不需要有歷史知識，因為只要你是對政治意識形態有一定敏感性的人，你所知的那些意識形態應該都可以引導你去解釋法國革命。（學界有人吐槽弗朗索瓦·傅勒這個近五十年革命解釋界第一紅人根本沒做過法國革命史研究，這我不敢妄言）
關於這些解釋，Roonherzog先生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書籍很多，其中質量高的有哪些推薦？ - 歷史書籍推薦 這個回答里有很詳盡的介紹，推薦去看看。
不過在這個回答里傅勒的形象被「中立化」了。當傅勒批評法國大革命的神話時，他想攻擊的無疑是社會主義運動。此外，由傅勒發展起來的對革命歷史的解釋也被左派批評為「文化符號一元論」。它以法國政治文化來解釋革命的進程，完全忽視了具體的經濟因素（歉收與通貨膨脹）和政治因素（法國被捲入到全面戰爭中），並且在解釋吉倫特派、雅各賓派與熱月黨間的對立時效果不佳（熱月黨同樣不允許忠誠反對派的存在，為什麼他們沒有建立起恐怖統治？）說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財政改革是必須順應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以及有一定預見性的才能成功。詳細請見第十一章 大革命經濟學 （1） - 金與火之歌 - 知乎專欄 。
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比爾的一生和死亡都不需任何人的憐憫或審判，
無論何時，他的幽靈都永遠盤環在人類文明的上空。
17-18世紀在大西洋兩岸有三場重大的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這三場革命很大地影響了現代政治。其中只有法國的這場被稱為大革命，其原因在於，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島國，英國革命訴求的是英國人傳統的權利，美國則沒有貴族勢力的干預，可以從相對簡單的政治環境中創建一個國家，只有法國大革命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借鑒意義。封建貴族，教會勢力，各地以及各行各業的特權深深地捆綁著舊制度下的法國走向改革的步伐。這些因素也是歐洲大陸其他國家面臨的問題。 第二點，法國大革命也遠比其他兩場革命激進。美國憲法已經沿用了兩百餘年，而1789-1814，短短25年間法國就出現了五部不同的憲法，政治體制更經歷了君主立憲，共和制，拿破崙獨裁的幾度變革。其中還有1793年的羅伯斯比爾恐怖統治。
最後，大革命開啟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人民成為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拿破崙和拿破崙三世都是依靠全民公投加冕登基。日後，一切獨裁者都要訴求所謂的民意。另外，在那風起雲湧的歲月中，各種影響後世的政治思潮出現。有人在恐怖統治中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身影。在巴貝夫處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的先聲。民族軍隊，公共教育，各種民族符號的出現昭示了民族主義開始成形。在各種制度實驗中，憲政自由主義不斷完善。西耶斯和貢斯當的理論都可算其中翹楚。
不僅在當時，即使到200年後，大革命仍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東歐巨變和某國在當年發生的事件都和紀念大革命的人權有所關聯。
再寫一點關於大革命的感想吧
雖然英國的埃德蒙柏克、法國的托克維爾、貢斯當、美國部分開國元勛均對法國大革命所展現出的激進和血腥感到不寒而慄，但並不能代表他們否定法國大革命進步意義的思想可以被後代學者不加思考的通盤接受。
以農業為基本生產方式的大陸型中央集權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從君主立憲的道路跨過政治現代化的門檻。泰國從19世紀便開始走向君主立憲，但時至今日依然算不上成功。即使英日這樣較為成功實現了君主立憲的海島型國家，也經歷了一場或讓君主掉腦袋的革命；或讓君主差點掉腦袋的外部勢力介入的劇烈變革。
英國和法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兩大源泉，不同的是英國的政治文明是歷經幾百年的醞釀逐漸散發出來的，而法國政治文明是經歷了啟蒙運動的短暫醞釀之後，在大革命中幾乎一夜迸發出來。
盧梭的人民主權、價值理性、道德哲學思想經大革命的發揚，被發散到世界各地和各個領域。影響了現代主義文學流派，深刻改變了康德、叔本華等一批德國哲學家，為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精神養分，並觸發了20世紀的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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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答
這篇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回答是從本人舊作中摘錄編輯而來，希望能對題主有用
一、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四大誘因
1.頑固腐朽的封建社會需要用一場革命進行改造
在英國的資本主義大潮中，舊貴族積極投身實業完成了自身的轉型，圈地運動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摧毀了英國的小農經濟，因此在英國內戰之前社會的轉型業已完成，1644年－1689年的變革是較為純粹的宗教運動和政治變革。
而18世紀的法國展現出來的是一個遠比英國複雜和保守的社會，大革命前的法國「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種政治制度，但它仍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龐大的一種」：舊貴族因循守舊，只著眼於自身的特權和傳統價值，把持了大部分的政府職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嗤之以鼻；小農經濟依然大量存在，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轉型，教士階層依然擁有大量特權，可以免交賦稅卻能享受豐厚的國家供給。因此，給18世紀的法國帶來混亂和阻礙的不僅僅是不受限制的王權，頑固腐朽的封建制度下所寄生各種封建特權集團同樣是法國需要解決的問題。法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一場政治變革，同時也會是一場社會革命。
2.法國人傾向平等，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性格因素
18世紀的法蘭西人傳承了古代高盧人的性格，性格里富有激情和浪漫主義，在對待政治事務更偏向於用極端的手段追求最理想化的結果。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說「法國是歐洲最聰明也是最危險的國家，無論崇拜、仇恨、同情還是恐怖，它總能激起人民某種極端情緒，但永遠不會有人對它漠不關心。」
封建等級社會產生了封建特權，但在對待特權的方式上英法兩國的觀念迥然不同。英國人具有濃厚的個人主義傳統，相比於他人的特權是比自己多還是少，他們更著眼於自己的特權，在維護和擴張自身權利的基礎上追求大致的平等。相比英國，法國的貧富差距更大，各等級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讓一切高人一等的特權都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此在對待特權和權利的態度上，基本沒有個人權利的底層民眾會對平等比追求維護自身權利有更強烈的追求。
3.憲政體制的缺失讓法國自下而上的有限鬥爭難以成功
大革命前的法國並不乏針對王權的鬥爭，既有貴族反叛和農民起義這樣的非法鬥爭也有高等法院在體制內進行的合法鬥爭。但均收效甚微。
貴族反叛和農民起義雖然聲勢浩大，讓國王疲於奔命，但這種以狹隘短暫的個人利益而非建立長效體製為目的的無序鬥爭難以取得真正的成果和進展，只能帶來混亂和內耗。
體制內的限權鬥爭影響最大的要數巴黎高等法院的鬥爭，法國的高等法院形成於14－15世紀，是一個獨立於王權之外的司法機構，巴黎高等法院具有「諫諍權」和法律的「註冊權」，在三級會議被長期廢置後，高等法院成為唯一能夠在體制內限制王權的力量。
早在1648年路易十四親政前的馬扎然時期，高等法院針對王權坐大導致的諸多弊病，向當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取消地方總督徵收新稅和頒布新的財政法令，必須經巴黎高等法院等級才有效，廢除政府與包稅人簽訂的徵稅契約，將達依稅數量減少1/3，廢除國王任意捕人的權力」。首相馬扎然拒絕提議並逮捕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兩名法官，引發了巴黎市民的暴動，市區街壘遍布，史稱投石黨(frondeurs)運動。攝政的王太后和馬扎然首相迫於形勢不得不向高等法院和巴黎市民妥協，承諾不會對起義市民反攻倒算，並作出若干財政改革措施進行讓步。
但缺乏法律和分權體制保障的成果很容易被強大的專制王權所侵蝕掉，1771年，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銷並改組為六個「高等委員會」，雖然路易十六即位後，巴黎高等法院得到恢復，但性質已經被改變。
當無論是合法或非法的有限鬥爭都失去效果時，徹底革命成了鬥爭的必然升級和國家與社會唯一出路。
4.啟蒙運動的思想洗禮
啟蒙運動決定了法國大革命的性質，沒有啟蒙運動改變人們的思想，矛盾的激化和國家危機帶來的只能是毫無前途的騷亂和暴力。正是啟蒙運動改變了暴力的性質，讓這場暴力變成了一次改天換地的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文藝復興和近代科學的發展是啟蒙運動思想的兩大源泉。作為中世紀這首空靈低沉的巴洛克音樂的最後一聲美妙的休止符，文藝復興開啟了對人的熱愛、對內心慾望的尊重和對人自身價值的追求，啟蒙運動繼承了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思想，將人的幸福和快樂作為生活最大目的。對束縛人性的宗教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18世紀的歐洲是自然科學取得突破性成績的時代，牛頓的物理學，布豐的人類學，達爾文的生物學，均給思想界和哲學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人們開始用一種嶄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哲學家和政治學家更是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帶入到對人、社會和政治的研究之中，無論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伏爾泰的《論風俗》還是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無不體現了這種科學、理性的研究態度。
以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盧梭為代表的哲人是啟蒙思想家的中堅力量，哲人(philosophe)不同於哲學家，他們不是大學校園裡皓首窮經的嚴肅的哲學研究者，孟德斯鳩是一個在高等法院工作的穿袍貴族，伏爾泰出生於貴族之家，後遊歷於各國王室之間，盧梭出生貧寒，自學成材，常以抄撰度日，均未接受過專業的哲學教育。無論是孟德斯鳩、伏爾泰還是盧梭最早創作的都是文學作品，在後期才將寫作的方向轉移到公共事務和政治生活之中。這種文學式的寫作風格註定了啟蒙思想家們的作品更貼近於生活、更通俗易懂、在讀者群中更能引起巨大的反響。
因此，法國啟蒙思想家所說的理性既不是英國思想家從知識和經驗中得來的經驗理性，也不是德國學院派通過邏輯推理和思辨得來的邏輯理性，而是通過用類似文學創作體驗時的內心感受得出同一性和合理性相結合的價值理性，法國啟蒙運動的理性更多是有感性的成分。衝動的感性披上了理性的外衣，變得愈發具有感染力。如果說英美是用實踐和經驗來影響世界，那麼法國人就是用文字的感染力影響世界，相比遙不可及的事實，易於傳播、易於引發共鳴的價值理性影響力就要大得多。這也是為什麼在18世紀和19世紀共和主義和人民主權思想對世界的影響會遠甚於自由主義的原因之一。
啟蒙思想對世界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而對於18世紀的法國來說，啟蒙運動的最大作用就在於它導致了法國出現以啟蒙思想為核心、以批判宗教和王權、宣揚平等和理性為主要內容的公共輿論。
18世紀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僅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促進了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大革命爆發前的一個世紀內，法國有讀寫能力的人由21%上升到37%以上，並隨之出現了一個普通市民為主的閱讀群體。需求的上升帶來了供給的增長，法國的期刊在40年內由15份上升到了82份，在1777年的巴黎，首次出現了日報。傳媒業的誕生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增長了人民的知識,為啟蒙思想提供了平台。
除了傳媒業以外，公共場合的言論也是公共輿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聚在公共場合里一起高談闊論，交流思想是法國人從古代高盧到21世紀的今天一以貫之的風俗和傳統，在思想異常活躍的18世紀自然也不例外。
在18世紀的上流貴族社會，最高雅最流行的社交活動無疑是舉辦名流雲集的思想沙龍。而沙龍中最熱門的話題當屬時下最時髦的各種啟蒙思想，主持沙龍的女主人會邀請伏爾泰、盧梭等思想界名流到家中做客，聽他們津津樂道於如何實現全民平等和廢除貴族特權。
而法國的中產階級和文人則鍾愛於聚在巴黎左岸的咖啡館，邊喝咖啡邊談論著新生美國制度的種種好處和法國特權社會的種種弊端，擔憂著現在經濟形勢這麼差，從卡隆那裡買來的國債會不會有去無回。感嘆著貴族階層養尊處優、飽食終日，卻能享受高人一等的榮耀和地位，自己每天朝九晚五的為國家貢獻財稅，卻要和農民混一個等級，連投票資格都沒有。
而下層人民也沒閑著，他們在勞動之餘也時常在街邊巷陌談論著從地攤小報和傳單里看來的王后瑪麗·安東內特的新緋聞，然後一起痛痛快快的罵一頓揮霍無度的奧地利「臭娘們」解解氣。
雖然不同階級的人談論的內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表達的均是對特權的痛恨，對王室的嘲諷和對自由平等的嚮往。啟蒙思想點燃了公共輿論的熱情，公共輿論助推了啟蒙思想的傳播。正是在法國貴族豪華的客廳，在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在巴黎乃至外省的尋常巷陌，匯聚起來形成了一股以啟蒙思想為核心的公共輿論風暴。這股風暴如此強大，讓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雅克·內克都不得不感嘆道「(公共輿論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不需要利用國庫、士兵或軍隊，就能對城市、王室甚至國王的宮殿發號施令」
啟蒙思想徹底改變了法國人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觀念，極大增強了法國人民的勇氣和信心。啟蒙運動不僅嚴重削弱了宗教的控制力和權威，也將「君權神授」的王權祛魅，中世紀的王權崇拜心理到這時已被一掃而空，雖然國王依然存在，但人們在內心已經能夠接受一個無國王的國家。他們將自己與過去切割，滿懷希望地迎接新時代的到來。當人們的思想和精神都已經煥然一新時，社會制度和國家面貌的煥然一新就只是個時間問題。
二、大革命爆發前的危局
路易十六即位後，面對路易十五遺留下一地雞毛的局面，決心進行改革。他先後任命杜爾哥和內克等人為財政總監督，通過廢除行會制度、擴大勞動自由和工業生產的自由，在王室領地取消農奴制，在地方上選舉市政政府等措施力圖扭轉財政困境，但收效甚微。路易十六本人生性軟弱，容易被大臣和王后瑪麗·安東內特所左右，導致國家政策往往搖擺不定。權臣之間為爭奪實權耽於內鬥、相互拆台，而七年戰爭和援美戰爭耗費巨大，加劇了財政形勢的惡化。
到1786年，財政赤字已經高達1.12億里弗，這幾乎是年度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經濟危機和稅款不足讓國家信用指數下降，國債發行不再順利，同年8月財政總監卡隆不得不稟告路易十六，國家財政已經瀕臨破產。作為對危機的應對，政府不得不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卡隆內閣召開了由少數經過遴選的大貴族組成的顯貴會議尋求資金援助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行政改革。
但專制王權和封建特權制度的阻礙讓無論是財政改革還是行政改革都事倍功半。1787年，德·布里埃納內閣政府終於在全國建立了由納稅人選舉產生，三個等級代表共同組成了「省議會」「縣會議」和「市鎮會議」，但有限的基層行政改革已經無法彌補經濟和財政劇烈惡化所帶來的危機。而在顯貴會議中，貴族們提出要求建立財政審計為目的的常設委員會，對政府財政進行審計，以及召開三級會議為條件換取對政府的財政支持。路易十六難以接受對王權的限制，顯貴會議無果而終。
改革失敗的根源正如財政總監督卡隆在上奏路易十六的《財政改革計劃綱要》中指出的「國家各地區間的差異、衝突和缺乏統一性主要根源在於制度缺陷，這耗盡了國家的精力，也束縛了它的機制……國家的各個外省彼此之間猶如異邦，而形形色色的國內壁壘又分割了同一國度下的臣民，某些地區不需要承擔任何賦稅，而另一些地區的賦稅又是如此沉重，最有錢的人捐稅最少，特權又破壞了一切的平衡，這裡不可能存在一種持續性的原則或是共同的意志，這必然是一個很不完善的國家，處處都是弊端，不可能治理好」
1788年8月國家發行的公債停止付息，這是國家財政破產的信號，同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加劇了形勢的惡化，全國上百萬饑民流落街頭，農民起義和城市暴動此起彼伏。為了向富裕的第三等級求援，以紓緩國家財政困境，路易十六已經別無選擇，1788年8月8日路易十六宣布將順應法國各階級的呼籲，召開已經停止了175年的三級會議。
三、三級議會的重啟與大革命爆發
經過前期籌備和地方代表的選舉，1789年5月5日三級會議於凡爾賽宮舉行，在會議中，第三等級和貴族階級就特權的存廢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貴族為維護自身特權拒絕讓步，而路易十六和內閣只關心財政問題，態度模稜兩可，兩方都不願意得罪。三級會議召開數周均無進展。此時，原本對三級會議滿懷希望的人民開始失去耐心，國王和貴族要部署軍隊破壞議會的謠言四起。
對教士和貴族階層深感失望的第三等級認為，代表少數特權者利益的三級會議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們要以法國人民的名義成立代表全體國民的國民議會，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拋開三級議會進行單邊行動，成立國民議會，並邀請貴族和教士代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議會。部分新貴族和教士加入了他們的陣營。宮廷驚恐於更多貴族和教士加入國民議會，下令封鎖了會議廳，憤怒的議會議員來到室內網球場，宣誓國民議會團結一致，頒布法蘭西憲法否則絕不解散。越來越多的教士和貴族代表加入到了國民議會之中。
6月23日路易十六召集與會代表開會，宣布國民議會非法，勒令恢復三級會議並象徵性的提出了一些政治讓步措施。但此時，形勢已經發生逆轉的時刻，路易十六已經無法操控局勢。國王走後，國民會議拒絕散會，依然留在會場討論。
國民議會的議員米波拉甚至對勒令會議解散的司儀官說道「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們來到這裡是受命於人民，只有刺刀才能把我們趕走。」這一事件不僅讓國王威嚴掃地，也標誌著國民議會開始取代國王成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國家法律和規則的制定者。
控制議會的失敗，讓路易十六隻有靠武力鎮壓來解決問題，大批軍隊從外地趕來，其中有不少是德國和奧地利的僱傭軍。聽到國王拒絕承認國民議會並調兵遣將的消息，在政治大變革中早已熱血沸騰的巴黎民眾無論男女都迅速行動了起來，他們在巴黎街道上築街壘、挖戰壕、搜集武器、製造長矛和子彈，並組織起了一支四五萬人的國民自衛隊，決心武裝保衛巴黎，7月14日情緒高漲的巴黎市民攻佔了巴士底獄，法蘭西禁衛軍拒絕向人民開槍，大革命正式爆發！
看到形勢難以控制，路易十六不得不向人民妥協，6月27日，他承認了國民議會的合法性並命令那些沒有加入國民議會的教士和貴族議員加入國民議會。此舉得到了議員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局勢得以緩解。國民議會被授予合法權後，立即著手建立新制度。8月4日國民議會頒布了「八月法令」，將「封建制度全部加以廢除」，包括無條件廢除了農奴制，奴役和一切人身義務，取消了什一稅和特權等級的免稅權、司法權和狩獵權，沒收和拍賣教會財產，廢除貴族制度，取消貴族爵號，廢除行會制度和舊工業法規，取消內地關卡，沒收逃亡貴族貴國家管理。
8月26日，制憲議會頒布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人權宣言》共十七條，九百餘字，明文規定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等新的政治和生活的基本原則。
1791年9月14日根據《人權宣言》的原則，制憲議會頒布了法國第一部成文憲法即1791年憲法，憲法確立了法國為君主立憲制國家，國王具有行政權和立法擱置權，確立了三權分立和一院制的政治原則，規定了公民享有《人權宣言》所賦予的各項自由權利以及遷徙、集會、請願等自由。1791年憲法根據財產額度將國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並規定只有積極公民才具有選舉權。1791年憲法帶有典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具有的清晰的權力分立和制衡的色彩，有利於權力結構的穩定。
國民議會成立後的一系列革命性措施，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完全改變了法國的政治面貌和社會面貌，法國因而走出了舊制度，邁入了新時代。但國民議會的激進措施也使社會經歷了急促轉型導致的巨大陣痛，人為造成了本可避免的矛盾和鴻溝，導致社會轉型遭遇到強大的阻力。
1790年頒布的《教士法》剝奪了教會的一切財產、土地和特權，取締了所有的修道院，並強迫教士宣誓服從於國家，大部分教士難以接受而拒絕服從，並導致部分信教群眾開始對革命產生反感，使法國出現宗教分裂的局面。憲法取締了貴族的所有特權，巴黎等地騷亂民眾攻擊貴族的事件時有發生，促使大量貴族逃亡國外煽動德奧等國武裝干涉法國革命。國民議會還取締了軍銜制，極大的挫傷了軍官的積極性，導致法軍在抵抗反法同盟軍初期節節敗退。
四、第一共和國的建立與雅各賓專政
1791年6月不甘心做立憲君主的路易十六和王后妄圖逃跑，但被抓回。國王的叛逃行為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此時國內經濟形勢日益惡化，通貨膨脹的局面得不到有效的緩解，而來自外部的威脅也越來越大。擁護君主制的立憲派開始逐漸失勢。1792年7月25日反法聯軍向法國宣戰，叫囂著要嚴懲侵犯國王權威的人，並威脅焚毀巴黎，侵略軍的兇殘和狂妄讓法國人民異常憤怒，「祖國在危急中」讓法國人民更加團結起來，一心抗戰成了國家的主旋律。
戰爭初期法軍節節敗退，憤怒的民眾將矛頭對準了里通國外的宮廷和國王，要求取消君主制，建立共和國，革命形勢的轉變讓雅各賓派開始走向台前，雅各賓俱樂部是新制度下的法國迅速生長起的眾多大大小小的政治俱樂部中的一支，因設在巴黎聖雅各修道院而得名。在革命運動中日漸坐大，分支機構遍布全國。
8月10日雅各賓派領導的革命公社帶領武裝群眾發動政變，路易十六被關進監獄。在雅各賓派和巴黎人民的壓力下，立法議會宣布選舉並組建國民公會，國民公會擁有立法大權，負責起草1793年憲法，同時國民公會控制了行政權，並對國家重大案件具有司法審判權。這樣，國民公會集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權於一身，實際打破了君主立憲時期三權分立的局面，成為獨攬大權的專政機關。
9月21日國民公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宣布廢除君主制，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誕生。在新成立的國民公會中，佔主導地位的雅各賓黨人分為較為溫和的吉倫特派和較為激進的山嶽派。其中人數較多的吉倫特派主導著大權。
1793 年1月21日國民公會審理並宣判了路易十六死刑，路易十六之死進一步刺激了歐洲各國，在英國主導下，歐洲組織起第一次反法同盟，法國西部的旺代地區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反革命叛亂。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雅各賓黨開始推行一系列的激進措施和專政手段：規定「凡聚眾作亂的僧侶和貴族，一律不受法律保護；並把曾經隸屬於特權階級的軍隊全部解除武裝。原來的逃亡貴族永遠流放國外，不準返國，擅返者處死刑」3月10日成立了特別刑事法庭，專門審理反革命分子。4月6日成立救國委員會，成為革命專政時期位於政府之上的最高行政機關。
6月，巴黎人民的暴動推翻了吉倫特派掌權的國民公會，十幾名吉倫特派領導人被拘留，山嶽派掌握了政權，權力開始變得更加暴虐和恐怖。山嶽黨人控制下的國民公會頒布「懲辦嫌疑犯條例」，規定「凡行為、關係、言論或著述表明擁護專制政治、聯邦制及敵視自由者，未於期限內歸國者等六類人為嫌疑犯」。8月28日僅在巴黎一地就有3000人被逮捕。9月2日－5日數百名狂熱的山嶽黨人對嫌疑犯進行屠殺，約有1300人死於非命。10月－11月前王后瑪麗·安東內特、21名被捕的吉倫特派領導人和羅蘭夫人均被送上斷頭台。而在此期間外省被送上斷頭台的嫌疑犯，被濫殺的無辜教士和普通百姓更是不計其數。
1794年初，反法聯盟軍隊被趕出法國，國內形勢開始緩解，但山嶽黨人為了獨享大權、排斥異己，反而將恐怖的極權統治進一步升級。在黨外，羅伯斯庇爾操縱革命委員會查封了除雅各賓俱樂部以外的所有黨派，實行黨禁政策；在黨內，與他並肩作戰的山嶽黨領導人丹東、埃貝特和肖默特被他送上斷頭台，羅伯斯庇爾成了黨內獨一無二的獨裁者。
1794年6月羅伯斯庇爾主導簽署了「牧月法令」，取消了辯護人制度，取消了預審制度，法官甚至可以在無證據的情況下用「理性推理」的方法將嫌疑犯定罪。「牧月法令」頒布後上斷頭台的人數激增，在巴黎，法令頒布後的一個半月內被處決的人數比過去三個月還多，其中大部分都是普通平民。山嶽黨人的恐怖統治讓原本激進的普通民眾也感到恐懼和反感，1794年7月27日，溫和派發動「熱月政變」，羅伯斯庇爾等22人被送上斷頭台，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結束。
五、大革命的落幕
長期的革命運動和政治鬥爭讓民眾逐漸對革命和政治產生審美疲勞和厭倦情緒，雅各賓黨的垮台更是讓民眾從狂熱的革命激情中冷靜下來。羅伯斯庇爾死後，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開始漸漸褪去。
熱月黨人上台後，開始實行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溫和政策，在政治上，對雅各賓恐怖統治時期積累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釋放了大量嫌疑犯；在經濟上，廢除了市場限價法令，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政策，對外省的反叛農民實行寬容政策，保障投誠者的安全和自由；終止了「非基督教化運動」，承認天主教的正當地位；在司法上，廢除了革命法庭，恢復了正常的審判程序，並於1795 年頒布了較為保守的新憲法。
但熱月黨人的統治並沒有讓法國進入良性的發展軌道，限價令解除後嚴重的通貨膨脹讓民眾生活陷入困境。1795年的芽月和牧月，巴黎兩次發生因麵包短缺而引發的大規模暴動，但都被鎮壓。此後，法國政局陷入混亂而又僵持的狀態。1799年11月，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改督政府為執政府，建立起個人獨裁統治。拿破崙的上台標誌著延綿十年的法國大革命正式拉下了帷幕。
關於這場革命，絕不存在中庸之道，沒有四平八穩，也沒有明察秋毫！
一切都是極端的，人的情緒上升到了最強烈得到集體表達，表達飢餓、殺戮、壓迫、暴政所帶來的劇痛，表達決定性的行動和攀登高峰所帶來的欣喜，站在這樣的巔峰之上，可以看到自由盒改良正疾馳在希望的地平線上。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大革命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更加讓觀看人/讀者神魂顛倒的原因。
推薦這本書吧：
拷問法國大革命 (豆瓣)
這是一本對法國大革命研究進行回顧性和總結性的書。
感覺挺適合有一定基礎的初學者。
目錄：
英譯本序言
導言
第一部分 大革命的深層次起因
第一章大革命是啟蒙運動的勝利嗎？
第二章大革命是專制主義的失敗嗎？
第三章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嗎？
第四章大革命是平民革命嗎？
第二部分大革命的進程合乎邏輯嗎？
第五章大革命的失控可以避免嗎？
第六章大革命是意識形態之戰嗎？
第七章恐怖統治有其邏輯嗎？
第八獨裁不可避免嗎？
第三部分大革命是決定性的變革嗎？
第九章大革命創造了一個新的國家嗎？
第十章大革命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嗎？
第十一章大革命是一場文化的革命嗎？
第十二章大革命留下了什麼意識形態的遺產？
結語
年表
注釋
索引
建議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個人認為的一些原因:1.之所以叫「大革命」，意思就是說這不僅僅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君主之間的鬥爭，而是民眾也參與了進來。縱觀世界範圍內，人類歷史上只有兩次被稱為「大革命」，另一次發生在我國……，「大」字就體現在全民參與！！其他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大多都是本國資產階級與封建君主或殖民者之間的軍事鬥爭，底層民眾並未大範圍參與。你想想我朝那次大革命的參與程度，就可以想像法國大革命的參與程度了。
2.直接毫無懸念的結束了法國封建專制統治，並不像英國那樣來來回回折騰了好幾次。
3.大大推廣了資本主義思想，並且經後續拿破崙後續戰爭推廣到了歐洲其他國家，歐洲從此進入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時代。
4.也從此在歐洲埋下了暴力革命的種子，實現政治主張主要依靠暴力方式，而不是理性和相互妥協的改良道路。（馬恩的暴力革命理論等。。）
謝……謝邀。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大了，類似於「如何評價發生在中國近代的革命？」一樣，要想談的仔細一點，沒有一本書幾十萬字是說不清楚的。既然是在論壇上提問，那就簡單回答一下法國大革命的一些情況吧：
1.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文明時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幾乎奠定了以後兩百年間現代社會的面貌，影響了後世全世界國家機器的政治制度、宗教權利與世俗化、經濟制度與官僚架構。它以「現代社會制度」取代了「舊制度」。在革命最為激烈的階段，產生了形形色色激進乃至超前的主張，以至於此後一切的革命運動與革命形式都將法國大革命視為自己的先驅。
2.法國大革命和日後的許多革命（如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有著非常顯著的不同。它發生在當時在許多方面都是最先進的國家裡。法國是知識分子啟蒙運動的中心，當時法國科學在世界居於最前列，在許多國家受過教育的貴族階層中，法語成了一種國際通用語。1789年，法國還是歐洲潛在的最強大的國家，而1793年後則成了歐洲實際上最強大的的國家。法國是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國家，擁有兩千四百萬人口的法國是所有單一政府統治下的歐洲國家中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法國大革命對舊世界震撼力是空前的，當時的許多歐洲人都意識到自己在見證歷史，全社會的思想變得無比的激進、狂熱和浪漫主義。法國大革命也對現代國家的民族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
3.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經濟問題，確切的說稅收問題。在當時，向國家繳稅是一個屈辱的事情，是地位低下的體現：因為大多數舊貴族不需要交稅，或者只交很少的稅。當時的農民佔法國人口的五分之四，舊貴族依然享有采邑權。和蘇聯式的歷史教科書的描述大相徑庭的是，革命很快便完全破壞了教會和舊貴族對於土地的特權，建立起了現代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制度——從而特別有利於擁有土地的農民以及部分資產階級。1793年後革命成果就已經逐步穩定下來。
4.美國獨立戰爭與其說是美國民兵和英國軍隊之間的戰爭，不妨說是法國為了削弱英國在北美的勢力，兩個歐洲列強之間發生的戰爭。這場戰爭讓法國政府負債纍纍，債務達到四十億利弗爾。徵稅導致了解散多年的三級會議的重新召開，而財政問題最終演變成為了革命問題。如果英國政府對十三殖民地的關稅政策更溫和，或許法國革命會更晚到來。
5.和蘇聯教科書傳統說法有些出入的是，法國大革命對小手工業者和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產生了深遠影響。按照亞當·斯密的經濟改革理論，當時的革命領導者都認為有組織的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不利，主張所有的價格和工資應在有關的個人之間自由協商決定。議會在《列霞白利法》規定，廢除行會制度，法令宣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從事任何行業，每個人無需隸屬於任何組織。1793年法國發生了若干次罷工，商業因而變得蕭條。雖然這些權利對當時的底層人民並不非常重要，但是日後卻逐步成為了無產階級爭取政治鬥爭的武器。
6.法國大革命在1792-1795年陷入了恐怖統治的時期，在雅各賓派下統治的幾年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但是儘管如此，革命導致的死亡人口比例，按照20世紀政治暴行的標準比並不大（如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蘇聯的大清洗，奧斯曼對亞美尼亞的種族屠殺與紅色高棉）。由於法王路易十六私通外國，加上英國、荷蘭等聯盟軍開始入侵法國，法國的政局極度動蕩，路易十六的死亡或許是一個意外事件——國民公會僅僅以一票之多將其處死。
以後看情況補充吧。
掛一漏萬，關於督政府和執政府（也就是拿破崙時期）還有太多太多東西可說。
但是我能確信的是，用「資本家掌握政權，消滅了貴族階級，然後繼續剝削平民」來形容法國大革命是錯誤的。
「拿破崙沒有想推廣啟蒙思想」也是明擺著的錯誤，至少從他的作為來看。
「法國大革命並不幹凈「，」暴力革命不可取「……何不食肉糜？
我說這些是為了證明即使是法國人，如果不了解歷史，也會得出《阿Q正傳》中類似於「至於革命黨，個個白盔白甲，穿著崇正皇帝的素」的完全錯誤結論。雖然現在的法國人喜歡「要做愛不要作戰」，但是要知道「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雖然在他們的國度習以為常，但卻是用許多先人的鮮血換來的。法國大革命，嚴重的摧殘了世界制鎖技術的發展。
Révolution fran?aise
是舊式革命的終結，新式革命的開始。
是後世一切革命的範式，導師與教訓。
她為我們展現出了政治現代化的兩幅面孔。
她有群眾運動的激情，他也有烏合之眾的恐怖。
正如我們對未來有著迫切的渴望，
所以才不禁回首一切開始的地方。
激蕩的歷史就在不遠處彷徨。
和法國基本同時代的兩場資本主義世界革命還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跟美國獨立戰爭。英國革命算起來可能年代略微早了些，但是如果把英法兩國的這兩場革命作對比的話，不難發現這是西歐封建制與近現代民族國家中央集權發生碰撞時，兩國所作出的不同反應，同時也導致了彼此走上不同歷史路徑。而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本身並沒有之後美國建國的重要性來得大。儘管從理念上而言美國國父們套用了法國啟蒙運動的話語體系對革命予以正名，但是之後建國的操作實踐上更多還是延續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和司法原則，使得美國成為第二個習慣法體系的主要國家。某種程度上而言美國的成功更多來自英國的制度饋贈。
這也就是法國大革命成為比較政治學中一個長久不衰的課題。縱向來說法國大革命也只是往後一個世紀風雨飄搖王祚更替的伊始，真正釐清法國大革命的淵源，基本可以就看懂了一半的法國革命史。
17世紀之後的法國曆歷經太陽王盛世，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得到長足深化，吏治社會正在消解貴族階層的組織資源。而在同時代的彼岸，同樣的傾向在斯圖亞特王朝末期就被打斷。在托克維爾描述的「舊制度」中，司法和行政逐漸被國王的代理人取代。御前會議開始充當最高法院，而「總督」則直接被分派到各省，取代貴族的村社自治。
而貴族作為一個階層被逐漸剝離他們傳統的特權，於此相對，他們原本的對應的職責也被政府取代。尤其是作為武裝領導者的貴族，開始被直接編入國王的近衛軍成為軍官，而農民的賑濟者也從貴族變為官僚。農民的義務也開始進一步加重，尤其是軍役稅不再又農民和貴族共同分擔，而是全部落在農民頭上，成為即便是收稅官前往農村徵稅都覺得頭疼的苦差。英國的保守學者早就洞見到，這種侵蝕貴族-農民有機結合的制度最終結果就是招致小貴族和農民共同破產。同時也摧毀了莊園習慣法的萌芽，進而導致日後資產者與貴族的隔離與對立，新產生的階級又與舊制度產生對立。而吏治社會顯然無法勝任以往封建自治帶來的自由。新的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彼此沒有聯繫，做不到共同對抗王權，這是三級會議協商失敗的根本原因。
對於極具碎片化和原子化的革命而言，浪漫的口號與綱領也只是徒有其表。當事人站在龐雜的實際情況中，極易把革命帶向粗暴的擴大化和不可逆料的發展前景。這是幾乎所有群眾運動的共同之處。
當年基辛格訪華時問起周公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周公說：法國大革命才過去兩百年，現在就下結論還為時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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