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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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太主觀臆斷！！能拿出「出處」的請盡量拿出，用有信服力的論據佐證你的論點，而不是無腦撕逼！！
希望大家不要只從一個方面來評價一個人，多談談其它方面吧（本想從文學上請大家評價的）。

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

作為一個東北人，實在是喜歡不起來這位。

胡適：感受來自全世界的惡意

北大學生李祖蔭在《胡適受窘北大禮堂》中回憶：

1934年秋季，胡適在北大三院禮堂召開的全校師生大會上講演，「噓聲四起，加上喧嘩，經久不息」。當時李祖蔭站在講台旁邊，眼見胡適在台上面紅脖子粗，他說一句，噓聲一陣。

胡適認為：

「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

1937年8月5日，他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上條陳，有條件地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即東三省），承認「偽滿洲國」，從而「根本調整中日關係，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
8月6日，胡適再向蔣介石遞交書面建議，強調與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會議上，以「某學者」為名介紹胡適的主張，清醒判斷：「日本是沒有信義的」。 參謀總長程潛直斥為「漢奸」。 會議以全體起立形式決定抗戰，否決胡適等人的「主和」意見。

徐復觀在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中，曾在《民主評論》上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寫道：

胡適「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東方人宣布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

」胡適「由過分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炙，來維持早已掉到廁所里去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胡適任駐美大使4年有餘，在北美各地開展民間外交、宣傳中國抗戰，演說400餘次，確實蠻拼的。不少大學爭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僅1942年就接受10個。

1940年6月，宋子文處理對外借貸出使美國，見面就批評胡適：
「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管管正事吧！」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電蔣介石：
「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能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
鼓動撤換胡適，「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

胡適四處演講，是因為他沒有宋子文家族的人脈資源，出於無奈而已。

國內網文卻將此無奈舉措，吹的神乎其神，怕胡適自己看了也要尷尬。

因不滿胡適爭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國立場處置國事，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一筆抹殺，評價他「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

蔣介石將此無奈舉措斥為個人沽名釣譽，掉入另一個極端，與當今某些一味吹噓胡適的網民無異。其實他任命的時候，胡適本來是拒絕的。

1945年8月22日晚，胡適在美國與董必武長談後，意猶未盡。
24日致電延安，以美國民主黨大選獲得政權、英國工黨五十年和平奮鬥成為多數黨這兩例，勸說：
「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
「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胡適史評之非議篇》（作者：山水微言）總結胡適被罵大全如下：

據不完全統計（罵名之後括弧註明版權擁有者），兩字罵名的有：「淺薄」（沈從文）、「學閥」（夏鼐）、「走狗」（胡思杜）、「死狗」（翦伯贊）、「無恥」（郭沫若）、「荒誕」（羅爾綱）、「漢奸」（程潛、范文瀾）、「豎儒」（國民黨）、「愚劣（蔣介石）等；
　　三字罵名的有：「書獃子」（陳獨秀）、「鳥導師」（魯迅）、「著作監」（黃侃）、「反革命」（李長之、人民日報）、「反人民」（陳垣）、「賣國賊」（鄭振鐸、范文瀾）、「軟骨頭」等；

　　四字罵名的有：「趨炎附勢」（沈尹默）、「鄉愿賊德」（郭沫若）、「認賊作父」（向達）、「喪行文人」（國民黨）、「褊狹自私」（蔣介石）、「狂妄荒謬」（蔣介石）、「心理病態」（蔣介石）、「無恥政客」（蔣介石）等；

　　五字以上罵名的有：
「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蔣介石）、「共匪的幫凶」（國民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魯迅）、「美帝國主義的臣妾」（王家楫）、「政客式學者」（任繼愈）、「偽自由主義的無恥文人」（大陸辭典）、「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傳播者」（王若水）、「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徐復觀）、「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匿名學生）、「頭等戰爭罪犯」（郭沫若）、「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郭沫若）、「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等。

國共相愛相殺幾十年，即便抗戰期間也摩擦不斷。唯有痛罵胡適一事緊緊抱團。

國人一向講究蓋棺定論，貼一段對胡適的【蓋棺定論】

1962年2月24日晚，胡適在講演時心臟病發突然去世。那一晚，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2月25日，蔣介石與張群商定胡適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蔣介石對這個輓聯有一個評價：對胡適並無過獎，更無深貶之意。

3月1日，蔣介石去殯儀館，看胡適。

3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蓋棺定論，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唯其太偏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

3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不太理解為啥總有人把胡適當成自由主義的旗手，如果說民國時候信息流通不發達還情有可原，就目前來看，胡適在自由主義方面既沒有學術建樹，他也沒有很好的介紹西方的自由主義，甚至他的行為實在也稱不上啥自由主義典範。

首先，胡適留學美國師從杜威，人家搞得是實用主義，而自由主義屬於政治哲學，胡適畢業論文又是寫的中國哲學史，完全不搭界。抗日時正是羅斯福執政，新自由主義興盛的時代，所謂人民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可從沒見胡適提過幾次。就當代來看，由區分消極和積極自由的以賽亞柏林，有綜合自由和平等的羅爾斯，除了胡適的粉絲吹，可從來沒見哲學課本上有胡適的建樹。

知乎上已經有人將容忍與自由分析的比較好了

【怎麼理解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donovoChen：…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64372/answer/52393338?utm_source=com.miui.notesutm_medium=social

再有另一位學者張雪忠的批評http://www.weixinnu.com/tag/article/2887927398

其次，胡適在抗日問題上，簡直是對自由主義的侮辱。日本就一軍國主義國家，有自由可言嗎，一旦投降就和殖民地差不多，恐怕和自由相差更遠。二戰後美蘇聯合起來肢解英法的殖民體系，可見在美帝眼裡共產主義總比殖民地更自由（殖民地的自由問題不想多說，難道有人會和岩里政男一樣相信需要殖民二百年）。

胡適在學術上乏善可陳，粉絲們也只能吹一下自由主義旗手，但他們卻不知道自由主義同樣需要理論素養，否則的話和搞三限六不，打壓統派和外省人，卻自稱自由民主的灣灣有啥區別?

最後說句題外話: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包括: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訊。陳獨秀是《新青年》的創辦者，而魯迅不僅發文提倡，還寫了很多很好的小說，不要像某些人吹的好像胡適是獨一份功勞……

從有些答主對郭沫若和胡適的比較中，可以看出新時代的人更能理解所謂為了實現個人理念和價值而奮鬥的可貴，也不再拘泥於所謂文人的定位，不介意把自身當做實現理念的工具，更不會單純的崇尚明哲保身，更不會把自身的犧牲僅僅當成集體的強迫或者某種道德屬性，而是當成實現個人價值的途徑。如果從這一方面來講郭沫若更像是一生追隨某種理念的志士，而他恰恰是能夠理解和運用這種理念的人，而相對胡適呢，他的所謂聰明和左右逢源正是印證他從來都沒有真正把自由主義當成一種超越性理念來追求，他在自由主義學術和理解上的淺薄也印證他從來沒有說服自己和別人認同這一理論的動力，他仍舊是舊社會拿學問當政治敲門磚的士大夫，而不是新時代願意為理想奮鬥一生的革命者。

貼一下郭沫若解放前的事迹，共軍方面:1，南昌起義的參與者，火線入黨，發表討蔣介石書，（相當於公司主要部門的聯合創始人）。

2，中國唯物史觀的創立者，有一定爭議的商周奴隸論出自他之手（相當於公司關鍵專利的持有者）。

3，解放前魯迅死後的左翼文壇盟主，統一戰線的大將，周在白區的副手（公司總經理的得力大將）。

國軍方面:1，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正職好像周恩來。

2，國防部第三作戰廳廳長，實際主管軍事宣傳，中將軍銜，與周恩來八路軍各師師長同軍銜。（合資公司副總裁）

3，中央研究院院士（獲得競爭對手的最高技術銜）

學術和文學方面:1，《女神》白話文詩歌走向成熟的標誌，浪漫派詩人（黑他詩煽情先學習下什麼叫浪漫派）（微博大v，粉絲千萬，高級寫手）

2，各種抗日歷史劇，《屈原》等（執掌輿論主旋律，最高級公知，相當於完全體的帶魚）

3甲骨文四堂堂主之一，以及其他學科多有收穫（學科帶頭人，EI,SCI無數）

從他的事迹可以看出他即使解放後什麼都不做一樣榮譽等身，好比公司上市前就已經是高級副總裁了，在公司營銷方面起了主將的作用，他再拍也很難成董事長和總經理。解放後他一直是政務副總理，科學院院長，政協副主席級別，副國級頭銜正部級職務。另外副國級的領導都不能稱為政治家嗎，非要頂個文人被人批判……

郭沫若的事迹確實打了很多人的臉，人家確實做到了出則做學問，入則從政與共產主義同志實現自己的理念，實現了他在詩中的那種偏執和浪漫，真正成為政權的合伙人，而不僅僅是舊式的幕僚或門客，而某些人最大的理想不過是靠學問做帝王師，或者成為東林黨式無責任議論朝政的清流，妄想沾好處而避開所謂黑暗的政治，忠於自己的謀主卻不被謀主屠刀的血濺到，在他們眼裡其他人之所以成功僅僅是因為比他們更會鑽營，更犬儒，不願意承認只要服膺某種理念就能運用這種理念實現自身價值的可能。

我只評價一下胡適的一些學術工作體現出來的哲學思想吧。

正如胡適自己所言：「我到底是個史學家，然後才是文學家。」胡適的文學觀是他哲學的延展空間與實驗平台，而他一生所貫徹的哲學又來源於他旅美期間的博士生導師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因此要考察胡適的文學思想，就不得不先介紹發源於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以及胡適對其吸收與挪變，如此才能還原一個立體的、歷史的、具體的胡適。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

實用主義繼承了社會學家孔德的實證主義方法，從知識論上對傳統形而上學進行了消解。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強調「經驗中的人」與外部世界的「純粹經驗」，反對超驗、抽象的概念闡釋，轉而以科學實證的方式來重尋人與世界的結構關係與意義空間。

杜威對經驗下的定義是「這個生物經歷和感受它自己的行動結果」，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到杜威這裡則轉變成了主客通融，主體是經驗的主體，主體只能置身流變的世界中才能認識自己與參與世界，主體在自我經驗中塑造主體並改造世界，經驗體現的正是主客的交涉互動關係，兩者處於一個共同體關係中，經驗繼承過去，體現現今，延展未來，它正是一種綿延的概念。以此杜威用經驗的事實世界取代了超驗的、抽象的、概念式的事實世界。

正因為每個人都是自我經驗的主體，因此每個人都佔有經驗世界的相對真理，杜威用相對真理取代了形而上學出自一家之言的絕對真理。印第安人的本土醫術雖被歐洲人恥笑，但是其本土醫術本身所體現的正是民族經驗，適合本地風土文化及自然習慣，當其產生預測的效果並可以歸併為人的自由意志時，這種經驗即是相對真理。杜威以「適用性」與「效果性」原則來檢驗真理的標準，他自己則稱自己的思想為「工具主義」。而杜威在政治上則強調一種健康的「自我主義「，即通過每個人在經驗自我中改善自己，社會也會漸漸改良。改善經驗自我的方式是教育，杜威認為教育是國家之本，而人是改變社會的原初生命力，並非某種終極價值。

杜威以「實用性效果」來衡量真理的標準受到中國學術界的一片反駁，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與邏輯哲學家金岳霖都認為「真理可以不必具有效果，反之，有效果的未必是真理，譬如謊言與『催眠術』。」實際上他們批判的是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以價值詮釋真理的哲學觀，而杜威則重新界定了詹姆斯的「真理效用觀」，「真理具有效果」是從真理的內部系統中進行評判，即看某個相對真理能否在各種相對經驗真理中取得效用與認可，其中有主體間性的內涵。（主體間性，即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時的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判斷。這裡意味著了實用主義真理觀是在人與人之間理性溝通中產生）以此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就不再是簡單的「功利性真理」或「主觀性哲學」（因為當真理被人用實用的尺度來考察時，實際上就已經是主觀判斷而失去客觀性）

杜威的實證科學研究方法與「真理效用」標準極大地影響了胡適，胡適回到中國後從政治、學術、文學三個方面貫徹了自己中國化了的實用主義哲學觀，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將實用主義哲學強行貫徹都會造成一定的誤讀效應，讀者只要明白鬍適的一切工作是重估舊文化，同樣我們也有資格而且有條件對胡適的工作進行重估。

胡適的哲學

胡適回到中國後開始編纂《中國哲學史大綱》，正如蔡元培的評價，能將「漢學功夫」的考據本領與適應現代的解讀方式兼而共有的只胡適一人。胡適對中國哲學史進行「截斷眾流」式的研究，他將中國哲學溯本求源到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時期，並將諸子思想與儒家思想平等並置，一改「六經注我」的昔日傳統，以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決心「整理國故」。他認為墨家是中國最早的實證哲學發起者，而儒家自宋明理學之後就不復原旨，以此胡適激烈批判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禮教傳統，認為其「不適用」於現代社會，他也通過投身新文化運動來激烈反對封建舊有制度文化。胡適站在實用主義哲學立場評價了老子的「道」的思想，他認為「道」的形式與概念同類於西方形而上學的超驗真理，「道可道，非常道」實際上是不可實證，只以個人假設方式存在的預設超驗物。胡適認為孔子的「有教無類」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教育思想，符合胡適與杜威的教育觀。可以說胡適考察古代思想，莫不與自我在西方受過的實用主義哲學訓練結合對比。他從美國留學時期經受的嚴苛的實證主義考古學訓練使他彌補了中國哲學傳統研究方法論的不足，他將「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作為自身學術研究原則，前者是根本的、剛性的，後者是次要的、塑性的。體現的仍是實用主義哲學的相對價值觀。這種在實用主義方法論與評價體系中的研究方式，雖有很大局限，但在當時不可不說是一種鮮活的生命力。

胡適在當時經常被抨擊為「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者」，而事實上胡適對西方文化的大力推介的本意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保持高度冷靜的分析態度，與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冷」不同，胡適對中國傳統文化保持著高度的熱情，並做出了驚人的考據工作。他認為中西文化只有在碰撞過程中才能燃出火花，而中國傳統舊勢力的穩固保證了中國文化不會輕易被過度西化。

胡適幼年就出生在書香之家，深受宋明理學「格物致知」知識觀的影響，他激賞司馬光在《神滅論》中反對迷信鬼魅的態度，更佩服王充在《論衡》中表達的科學主義立場，即便在美國留學期時，胡適也沒有停止對基督教的懷疑批判，胡適終身無神論的思想與積極入世的態度使得他能發掘實用主義哲學的精髓。胡適由此不僅批判神鬼與造神運動，更將無神無魅的思想延伸開來。在學術場域與政治場域，胡適沒有停止過他對「名教」的批判。胡適認識到「名教」最早始於孔子《春秋》中「正名」運動，從這場蓄意突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歷史敘事中，孔子給後期理學家與封建制度共舞的「禮教」制度提供了理論借鑒。重名而虛實的結構關係在封建制度中從文化層面滲入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的方方面面，從《范進中舉》到《老殘遊記》，從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到封建女性的纏腳陋習，胡適詳細考察了「名教」在中國的來龍脈源，並大力抨擊了這假名害人的制度實質。

另一方面，胡適以實證主義實事求是的態度跟學術上的「名教」劃清了類別，提倡做學問要步步可證、「循名責實」，不要玩弄概念，搬弄生詞，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空泛談論。而在政治場域中，胡適在資產階級內部爭論時期，曾在《新青年》雜誌中倡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實質上針對的就是十月革命後的中國各種主義踏浪登場，糾議不斷的社會現實。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後引進馬克思主義，一時馬克思主義點燃了迷茫的知識分子心中新的希望。胡適不確信任何終極真理，他說：「我不相信世上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制度、包治百病的良方。」胡適的實用主義哲學確信的是個人解放、詳細考察、因地制宜與步步改良，因此胡適對被當時奉為普世良方的馬克思主義持謹慎分析的態度。事實上，胡適對馬克思主義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但是得出來的很多結果有很多都是對馬克思的誤解233，比如經濟一元論與把馬克思看做某種形而上學，後文有)，他一方面讚賞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另一方面也擔憂馬克思過度強調的階級對抗會增劇階級仇恨，而馬克思所表述的經濟一元論社會發展觀又與胡適的社會多元論路向異趨。胡適尊重馬克思，並非全盤否認馬克思主義，他批判的是唯馬克思主義與假馬克思主義之名而行他實的「名」者們，但晚年的胡適即因此被定為反馬者，遭受到各種迫害。

胡適常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改良派，事實上循著他實用主義哲學的線索，他本人所持的政治態度也在意料之中的。胡適考察《淮南王書》，從劉安那裡找到了來自不同時代的知音。劉安所主張的「古人製法，因任自然」、君王「寂然屍位」的「虛君而治」的思想正是胡適理想中的政治制度。胡適所批判的封建「名教」知識系統，其一切問題的最終原因都歸溯於君主，「君主善，則天下善」，這種專屬於中國的「君主形而上學」系統成為了君主專制的知識工具，以至於其帶來的是科學的災難與求實之學的踟躕，而中國傳統哲學便退化成了「雌」哲學，即雌附之學，這使得東方民族安於困舊，不思改進，原地踏步，能忍萬多不常。他一方面用實用主義哲學批判中國傳統封建制度，另一方面又不信任改革派的全盤顛覆。胡適在改革社會手段方面的保守一方面來源於其對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日本明治維新的參鑒，另一方面又是其實用主義哲學將學術中的謹慎帶入到政治中來的結果，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政治場本身就有很多大的投機成分，可稱為政治冒險。對政治冒險的評介本身就很難形成標準參照系，政治運動是社會多種元素參與其中而形成的角斗漩渦，其中無秩序、無理性與偶然性又難以實證的。但筆者認為胡適的政治態度仍體現了一個學者是該具有的明朗人生觀。誠如胡適自己所言：「我也明白，在這個時代高談無為的政治，真有點像朱熹對宋孝高談正心誠意一樣迂闊。」

胡適是一個「無後主義者」，他曾說自己「以社會為妻為子」。他參與社會運動，宣傳民主與科學，提倡白話文的寫作，究其主要，仍然是胡適實用主義哲學中「個人主義」的內容。胡適的「個人主義」並非是「利己主義」。正如實用主義哲學提倡的，人是經驗中的人，每個主體所塑造的都是自我經驗主體，不可一味恃賴他人，而社會改良依賴於每個人的經驗主體的經驗真理，放在實踐中即每個人的知識水平、理性程度、個人素質。一個人只有解放自己，才能造福社會。而改良社會的首要之舉也正在解放與啟蒙個人，因此人的自我解放、去魅與提高是與社會緊密關聯的。因此胡適的「個人主義」是社會之於個人經驗的「個人主義」。胡適在這方面幾乎沿承了杜威的政治觀與教育觀，杜威1919年曾來中國講學，就是希望能給中國帶來「新教育」。

胡適的文學觀

關於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寫作的文學實踐,即便到現在為止也依然很難對其蓋棺作論。白話文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界域所起的影響與白話文本身作為中國語言的大轉變是不同的，而胡適寫作白話文最根本的目標即後者。胡適從拉丁文中獲得再創中國語言的靈感，拉丁文字本身的表意是單元式的、分裂式與特指式的，而其集合成的語句則是線性的、邏輯的、理性、清晰的。中國文字本身則是象形的、立體的、多向的，其集合成的古代漢語表意則是發散的、意會的、靈性的。這方面的例子不論在中國古典文籍還是唐詩宋詞中都能得到很好的證明。在語言學中，語言並不僅僅是獨立的參考系，語言背後體現的是民族的思維結構、生活方式、文化傳統，胡適致力於以白話文代古漢語，不僅體現與於書寫意義上的改革，還是文化意義上的。胡適認為古代漢語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名教」思維傳統與不求實究理而只逐實用之利的科學狀況，在文學中則表現的是千篇一律的「頌」體與八股文風，以此胡適首先從文學場域中開始自己大刀闊斧的白話文嘗試之旅。

胡適以「死文學」「鬼話」形容傳統文學後，接著在《什麼是文學》文章中提出了自己認為的「新文學」的傳統，他主張文學作品應以「懂得性」、「逼人性」、「審美性」作為內在參考價值，三者體現的是胡適所倡導的文字淺顯易懂、真情流露動人、思想意境高遠的文學觀。他主張文學應參與現實，而非閉門造車矯揉飾情，下文試將胡適的實用主義文學觀在小說與詩歌方面的表現略加闡釋。

1908年胡適關於中國短篇小說的演講提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早的關於小說的理論，胡適定義短篇小說：「用最經濟的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從「經濟」、「事實」二字中看到胡適的小說中的實用精神，正是因為小說必須「描寫事實」，因此胡適也自稱自己為文學的現實主義者，他充分肯定古希臘劇作的「悲劇精神」，而貶斥中國傳統戲劇小說「皆大歡喜」的結局。胡適所說的可以作為小說素材的「事實」正是「一切家庭慘變、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胡適小說觀可說是悲劇的現實主義，但其局限也是顯而易見的，現實主義只是文學形式上的，胡適對小說形式上的追逐超過了他本人對小說文藝水準與內部紋理的關注，以宏觀的實用主義廣角鏡頭定性一切小說，而其對中國傳統小說的評述考據在後來人看來雖然勞苦功高，看但往往不得要領、率性而為，他對小說本身的理解闡釋也免不了西方古典主義、實用主義立場的局限。胡適本人在小說創作實踐上也是「有心無力」，僅僅為《西遊記》添補了第八十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以示自己對「功利性成佛」的批判，更多的貢獻是翻譯了西方莫泊桑、都德、契訶夫等小說家的作品。

在詩歌上，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時就發表了中國第一篇白話詩集《嘗試集》，此後四次再版，他標誌著胡適自己白話寫詩實踐的風雨路程，胡適自謙自己不是詩人，其以白話作詩的目的只在於啟發世人改革的「膽氣」，而自己則稱自己為「首難之陳勝、吳廣」。如果認真考察胡適的詩，我們就會發現被奉為「新詩老祖」的胡適是不虛此名的。胡適的白話文寫作正與當時的新詩運動共同攜扶，胡適在《談新詩》中表達了自己的新詩寫作原則，「一是要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是每句內部所用字的和諧」，胡適在詩的形式上也曾大力推崇過歐洲古典詩歌的「三一律」，他自己則評價自己「清順達意而已」。胡適集中筆力批判中國傳統詩歌「做鄭箋」的表意方式，對朦朧的、多意的、能指不明的詩歌一併撻伐，以李商隱為代表的「鄭箋」詩其實體現的是古漢語與人自我靈性的高度結合，而胡適則以經驗主義文學將其予以解構，這種激撞背後體現的仍然是經驗理性與生命內部靈性的張力，事實上這種二元對立對於一心要求改革語言的胡適來說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胡適重視中國傳統詩歌的「以形賦意」的傳統，中國古代詩歌沿襲了《詩經》的「賦比興」創作手法，正如錢鍾書所言，與西方詩歌直抒胸臆、快意胸腑、唯我主義不同，中國傳統詩歌是溫婉清麗、情托於景的，節奏輕慢舒緩而意境幽深開盪。胡適曾善意地勸告傅斯年在詩歌中不要「強說道理」，而要藉助外物書表感悟。胡適追求詩歌的「具體性」，「胡適之派」又將胡適的做詩原則歸為三條：平實、含蓄與淡遠。胡適寫詩慣用白描與寫景，如他自己最滿意的詩《十一月二十四夜》中上節便有：

老槐樹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棗樹上還有幾個干葉,

時時做出一種沒氣力的聲響。

而《湖上》一詩又明顯可以看到他啟發徐志摩等後輩的影子

水上一個螢火

水裡一個螢火

平排著

輕輕地

打我們的船邊飛過

他們倆兒越來越近

漸漸地並作了一個

不難看出胡適繼承了中國傳統詩歌的意境塑造的旨趣，提升了白話詩歌本身的審美標準，以防流於庸俗淺薄。而另一方面胡適又大膽打破傳統詩歌韻律節奏，通過大膽地運用反覆、短語、擬聲詞來營造屬於白話詩歌自身的音節美與形式美。胡適在詩歌思想內容上也依然秉著現實主義的原則，在《人力車夫》一詩中胡適通過簡短地勾勒故事對當局者進行了戲謔的諷刺，在這一首詩中胡適拓寬了詩歌的承載內容，使得詩歌不僅可以表情達意，甚至可以做到敘事評論。胡適在這方面明顯是受杜甫的影響，胡適毫不諱言自己讚賞杜甫的現實主義風格。事實上，胡適對自己詩歌的定位就在《嘗試集》名稱當中，即「歡迎大家不斷嘗試」，其背後的指向便是中國現代詩歌具有潛在的可觀的建構空間，而胡適願將這一切交給後來人。

縱觀胡適人生涉獵的各個領域，幾乎未有不受實用主義哲學影響的地方，他人生思想軌跡正是一種干源滋眾流的結構，哲學-文學的通融互補拓寬了胡適的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實踐道路，其小心考據、嚴謹求證、實事求是、唯科學主義的態度背後卻又是大膽改革、批判現實、堅持自我的做人原則。胡適曾說自己最喜歡挪威劇作家易卜生戲劇《國民公敵》中的「斯鐸曼」，斯敢於直面眾人指責而揭社會傷疤，為求正義而願做「國民公敵」，實用主義所提倡的「個人主義」也便是這種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的個體，這應該昭明了胡適對自己的實際定位。

1942年，蔣公說：【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1960年10月13日，蔣公在日記里寫道：【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錄」，蔣公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梁漱溟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談到他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章士釗，一個是章太炎。有後生在章太炎面前議論哲學時談及康有為、梁啟超，並問「先生對於胡適之怎樣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顧曉綠：《1912-1949民國映畫：一言難盡》，團結出版社)此語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

　　旅美學者唐德剛，乃近代史大家，唐先生曾整理過《胡適口述自傳》，並著有《胡適雜憶》。他對胡適頗有高評，但對其學問也不以為然：「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摘自《胡適雜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大孔慶東在其微博中也對胡適作了一個入木三分的評價：「胡適參與了很多開風氣的文化事件，有他應該肯定的歷史地位。但其學問才華品德都是三流的，無一句超過普通教授水平的話。年輕時被學界蔑視，後來老前輩死光，他又勾結官府，殘害學生，被老蔣當做玩偶利用，名氣大了起來。近年大陸的果粉漢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領袖，就把這個癟三捧了起來。」

　　國學大師、史學家錢穆和胡適為同代人，他對胡適第一印象即大不佳，胡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認為此人「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裡不是個讀書人」，「以言以人，兩無可取」。據了解錢穆的人說，錢先生對一個文人作出「不是個讀書人」的評議，確是很嚴峻的判詞了。錢穆對胡適的這種印象，後來只有加深，而無改變。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擾之無窮」，正是錢穆對胡適樂於塵俗而無暇學問的判斷。

　　錢穆與胡適相識於1928年。其時，錢穆尚在蘇州中學教國文，而身為北大教授的胡適早已名滿天下。胡適曾得人叮囑，來蘇州有兩人必見，其一便是錢穆。必見的理由可以想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先秦諸子，而錢穆也正於此處用力，對諸子問題別有洞見。胡適往蘇州中學演講之際，校長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錢穆登主席台與胡適同坐。

　　和真有學問的人一見，胡適即露了原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當時的情景：「余時撰《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書皆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遍覓遍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演講結束，校長請客，錢穆陪席。主人請胡在蘇留宿，胡適以忘帶刮鬍刀為由，堅持當日即返回上海。錢穆忖度胡的堅辭與他的「無以對」多少有些干係。此後，胡適頗不願和錢穆打交道。兩人關係疏遠，原因之一是立場相反，氣味不投，一個崇洋，一個守舊;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適的學問猶如蜻蜓點水，與錢穆相差太遠，很怕錢的較真和拷問。(參見余斌：《錢穆對胡適第一印象不佳：骨子裡不是個讀書人》，《萬象》雜誌)

汪叛國後，輿論一片責罵，而胡卻默然。1944年汪死於日本，國人拍手稱快，胡卻頗為痛心，在其日記中寫道：「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一個漢奸，在胡眼裡竟成烈士! 蔣總裁對胡的評語可謂深入骨髓：「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

1935年，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胡適之的理由是：以東三省數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略，可「繼續剿共50年」。

盧溝橋事變爆發，蔣公都在廬山號召「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胡適之還在扯蔣公的蛋……
在蔣公召開的廬山談話會上，他仍向蔣公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談判。以期「徹底調整中日關係，謀五十年之和平。」

毛與胡均寫過《沁園春》，不妨擱在一起，兩相比較一下：

胡之《沁園春》：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少年，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於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毛之《沁園春》：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臘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再比較一下兩人的詩：

胡：兩個黃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毛：七絕為女民兵題照

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練兵場
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楊銓(1893—1933)，字宏甫，號杏佛，江西清江縣人(樟樹市)，祖籍玉山，生於揚州。經濟管理學家，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

早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獲機械工程和工商管理學士學位。1919年回國任漢冶萍煤礦會計科科長。

後去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中央大學)任教。1925年隨孫中山先生北上，任秘書。

1927年北伐前後在上海與蔣介石，汪精衛密切合作革命工作。

南京政府成立後，負責國府招商局。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1932年十九路軍在上海與日寇浴血抗戰時，楊杏佛組建技術合作委會員，為十九路軍提供技術支援，再建立戰地醫院，救治傷兵。

除去他怕老婆等瑣事外，楊杏佛可謂是民國知識分子中的一位有學歷，有閱歷，有地位，有血性的愛國人物。

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會

楊杏佛與胡適並不是因為這個組織而相識相交，他跟胡適都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生，當時與任鴻雋，梅光迪並稱為「四俊」。

胡適在《嘗試集》中，經常也提到四人的密切交往，趣聞秩事不斷。今天讀來，自然顯示出胡適幽默風趣的大師風範，但這只是胡適被過濾後的面貌。

其後，四人各自選擇了不同方向。

胡適致力於新文化運動，楊銓接近政治，任鴻雋鑽研科學，梅光迪專攻中外文理。

楊杏佛夫人是趙志道，她的弟弟是上海《申報》主筆趙權雍(跟楊政見不合)，楊杏佛懼內比較厲害，最有名的事情是趙女士曾在學校門口公然用腳踹過楊杏佛，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之事，學生都驚呆了。

楊杏佛受不了，後來與趙志道離婚，蔡元培，吳稚暉趕來勸說無果，最終由法院判決離婚，條件為楊杏佛所有收入分前妻一半。

去北平期間，楊杏佛得到了一位「女神」照顧，但她是有夫之婦，女神是財政部司長秦汾的夫人，兩人來往頻繁。

結果被胡適捕風捉影，大肆宣揚，並以此取樂，同時傷害了秦汾夫婦和楊杏佛這三人。楊杏佛怒斥後，胡適還嘲弄楊杏佛開不起玩笑。

這些雞毛蒜皮，風花雪月的事就不提了，胡適自己也吃喝嫖賭。

說正事吧，導致楊杏佛被暗殺的就是「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會」這個社會組織。現在被解讀為「人權」組織，其實維護人權只是它其中一項使命，主要宗旨在於「抗日救國」。宋慶齡說過：再不救國，中國將淪為非洲。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的時代背景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其宗旨為：

一，抗日救國

二，營救一切愛國政治犯

三，反對白色恐怖

四，爭民權，爭自由

在國際上與他們呼應互動的是愛因斯坦，羅素，羅曼.羅蘭等名人。

1932年12年，同盟在上海成立，宋慶齡為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幹事。

1933年又成立了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從路線上來說，要改變舊中國有兩條路可走：一，和平推動，二流血革命。同盟選擇的是第一種。

政治立場：親蘇，反蔣，抗日，同情中共。屬中國國民黨左翼。

入會條件：具體沒有公開，但從參於人士身份來說，能不能入會當執委，顯然關係民國知識分子的江湖地位。

收費：每年三個大洋，團體優惠價十元。不限國籍。

1933年1月17日下午四時，上海分會在亞爾培路中央研究院成立。

主席蔡元培，執委：蔡元培，宋慶齡，楊銓，魯迅，林語堂，伊羅生，鄒韜奮，胡愈之等九人。

到了3月19日，有人提出，中央執委不宜再兼任上海分會執委，於是在八仙橋進行改選。宋慶齡，魯迅等辭去上海執委職務。

另以無記名投票選出七名上海執委：郁達夫，洪深，吳邁，沈鈞儒，王造時，錢華，寧明予。

同盟反覆聲明是非政黨組織，想使南京降低敵意，但蔣介石的刀早就握在手裡了。

北平分會

1933年1月初，楊杏佛前往北平組建分會，計劃還有漢口，廣州，成都等地。

北大校長蔣夢麟和胡適自然是北平分會之骨幹，楊胡二人就算以前有一點點不愉快，在這種大事面前，根本不會計較。

這裡有個問題，同盟宗旨是公開的，要加入就要遵守，如果是來沽名釣譽，顯然缺乏知識分子應有風骨。胡適不但是來沽名釣譽，而且簡直就是個「無間道」。

胡適在1月27日對記者表示：新年赴滬時，曾有人介紹加入，余對此深感贊同……此次楊杏佛先生來平，亦負有組織之任務。余昨會見楊先生，雖因人多時迫，未得詳議，但不久或可成立北平分會。

這段話說明，胡適是公開贊成加入北平分會的，而且楊杏佛跟他沒有翻臉避見。

北平分會執委共九人：胡適，蔣夢麟，成舍我，陳博生，徐旭生，許德珩，任叔永，李濟之，馬幼漁。胡適為主席。會員還有張奚若，陳衡哲(任鴻雋妻子)等24人。

北平分會第一件事，就是向南京行政院發電報，彈劾擅殺記者劉煜生的江蘇省主席顧祝同。

蔡元培在上海響應，對南京施壓。這事蔣介石推給汪精衛處理，汪精衛又推給於右任，最終不了了之。

但同盟的聲望一下就起來了，當時全中國才幾個大V?魯迅，蔡元培，胡適，楊杏佛這些人的號召力決非一般。

三月八日婦女節當晚，宋慶齡在上海參加「國民禦侮自救會」成立大會，並發表抗日反帝演講。

她直接指出了蔣介石的投降政策，不抵抗政策，要求槍斃棄城怯戰的熱河省守將湯玉麟，並要問責張學良。

宋慶齡號召：

一，全國軍隊北上抗日，收復東北。全國軍費只供抗日軍使用，全國飛機北上抗日。

二，武裝全民抗日，發放槍枝。

三，保障民權。

四，援助東北義勇軍，救濟東北難民。

五，抵制日貨，嚴懲奸商。

楊杏佛也在會上講話，還有大律師吳邁。

「國民禦侮自救會」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都有宋慶齡聲音，但蔣介石不敢殺宋慶齡，也不敢殺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最理想的就是殺楊杏佛，以嚇退這些人。

胡適呢?他代表同盟去看望北平監牢里的囚犯，當時，左派政治犯被軍閥虐得非常之慘，老虎凳，辣椒水，皮鞭鐵棍，還有用鐵刷子刷丁丁的，有的被活活用軍棍打死。

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魯迅他們都在大聲疾呼要社會關注這些事情，儘早釋放這些無辜犯人。

胡適就是要將這些揭露出來，讓人們看清軍閥的真面目，1933年2月11日，北平犯人已經將監牢里的虐待經過秘密寫成，託人帶了出來，發表在《中國論壇》之上。

結果，胡適去了監牢後，出來對英文的《字林西報》表示，一切大體滿意，說自己還用英語跟囚犯交流，犯人們個個無拘無束，沒有任何酷刑。

當然了，屋小人多，飯菜不佳，供暖不足，不讓看書讀報，這些還有待改進。

胡適公開替軍閥洗地，等於打了同盟一個耳光，如果他所言為真，那麼宋，蔡，楊，魯等人就是在造謠了。

我們中間出了個叛徒!胡適在搞政治投機，他把所有人都賣了，當天，跟他一起去監牢的還有楊杏佛，成平兩人。

宋慶齡，蔡元培發電報兩封，要求胡適更正聲明。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你又不是三歲小孩，北平監牢的真相你胡適還不知道?楊杏佛，成平看到的，聽到的，為什麼就不一樣?

胡適拒絕更改，還反咬一口，說別人不尊重事實。

這下同盟炸窩了，3月4日，同盟在《申報》發布消息，要開除胡適。

3月18日，蔡元培，林語堂二人具名寫信，請各會員到八仙橋青年會九樓開會。要正式開除胡適，履行程序。

所有人一致同意開除胡適這個叛盟者。雖然這個大號卧底清除了，但對同盟的傷害非常大。

對胡適來說，這是他給蔣介石和北方軍閥的最大投名狀。

暗殺楊杏佛

殺楊杏佛方案由藍衣社制定，主要牽頭人是戴笠。早在下手之前，社會上就流傳著一張《鉤命單》，全是蔣介石不喜歡的名流達人：

軍政的有李濟深，張發奎，程潛，陳友仁，胡漢民，吉鴻昌等。

知識分子有魯迅，楊杏佛，田漢，茅盾，胡愈之，王造時等。

還有一說，這是好事者所為，但不管真假，《鉤命單》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恐慌。

據沈醉交代：

戴笠最初方案是在華界刺殺楊杏佛，但被蔣介石否定，蔣認為必須在防範嚴密的租界殺掉楊杏佛，才能起到震懾作用。

楊杏佛從北平回滬之後，藍衣社特務就盯上了他，掌握他的出行規律，具體負責刺殺行動的是後來的軍統行動科科長趙理君。

刺客共六人，趙理君租住於霞飛路俄國大飯店，其它成員租住在邁爾西愛路。

事前發誓「不成功，便成仁」，逃不了就自殺。

6月17日，是預定的動手日期，但中央研究門口法國巡捕房警車頻繁，兇手撤回。改為6月18日動手。

當天上午八點過後，楊杏佛帶著14歲兒子楊小佛在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門口上了汽車，等車一啟動，殺手們分三面圍了過來，掏出手槍齊射，楊杏佛緊緊伏在兒子身上，身中數彈不治身亡，司機亦重傷。

研究院對面的漢利汽車行外國職員，看得目瞪口呆，俄國職員貝科克膽子大，在槍聲中衝到汽車邊，直接開車將楊氏父子送往廣慈醫院，9點20分，楊杏佛停止了呼吸，楊小佛逃過一劫。

此事轟動全國媒體，然後國民黨藍衣社拋出各種話題來混淆輿論，有仇殺的，情殺的，債務殺的五花八門。

6月20日下午，楊杏佛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成殮，宋慶齡，孔祥熙，魯迅，洪深，王雲五，劉海粟和交通大學校長黎照寰，清華大學理學院長葉企蓀，商檢局局長蔡無忌等人前往弔唁。

孫科，宋子文，朱家驊，吳鐵城，何香凝等人送來花圈。

但這一天，胡適不見人，也不見花圈。

入殮由蔡元培主持，他泣不成聲，難以暢讀悼詞。

楊杏佛前妻以未亡人身份攜答禮。

7月1日公祭，7月2日下葬。

這些天前來弔唁的，在上海的名人只要與楊杏佛身上有過交情，幾乎全部到場，連汪精衛都派了褚民宜來弔唁。

吳稚暉還送了一百大洋的致儀。

安葬時，送殯小汽車多達幾數輛，抵霍必蘭路永安公墓。執紼者為孔祥熙，吳稚暉，彭學沛，郭德華等。

像蔣夢麟，傅斯年這些在北京的，都發了唁電或送來輓聯。而在上海像魯迅這些，早已被特務盯上，有人揚言要在送殯後動手暗殺魯迅他們，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還是去了，而且出門不帶鑰匙。

問題是胡適一直無影無蹤，人不來，花也不送。他在逃避什麼?切割。

這就是民國大師，公知祖宗的大家風範!

楊杏佛被殺當天，胡適就在上海，第二天搭乘「日本皇后號」游輪去參加太平洋會議去了。其實，當天胡適不可能不知道上海這麼大的事情。當然，他忙由他忙，這就是人品。那些名人又哪個不忙?

魯迅送殯回來，寫出了名詩《悼楊銓》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同盟自楊杏佛被殺後，宋慶齡去了天津，蔡元培被警告，魯迅被威脅，林語堂轉寫小品文，在沒有正式解散的公告下，無疾而終。

但胡適如此劣跡，被隱藏得很好。

胡適不是民國文人最會寫的，但絕對是最會混的。

公知沒有魯迅的骨頭，卻很羨慕胡適的滑頭。

王小波說：「世界上有這麼多哲學，然而對中國人來說，只有一種哲學最重要，那就是有沒有訣竅。有沒有買六合彩的訣竅（不要不相信擁有最強哲學的國家有眾多六合彩民），有沒有鍊鋼鐵的訣竅，有沒有跑步進入天堂的訣竅」

西方文明在19世紀襲來，有眾多草根六合彩大師略微一包裝，搖身一變而成為民族的哲學導師。李大釗曾經和胡適就主義和問題進行論戰，前者認為中國諸多問題可以經由一個主義去徹底解決，而後者認為主義來源於實踐中解決諸多問題的思維方式之總結。如果要我來判斷哪一種更符合學習的經驗，我一定會選擇後者，我贊同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無論馬列主義還是實用主義都來自於西方對於當時東方尚且未知事物探索的經驗總結，不說總結的效率若何，如果解決問題的經驗都沒有，就談通過哪一個主義解決問題更好，我認為顯然是異想天開。

在具體問題上面討論主義更接近於形而上學，而關注具體問題就絕對是實用主義。實用主義用在中國產生的效果尚且不知，但形而上學用在中國產生的效果，我們都已經耳熟能詳。

我相信出售訣竅的人，用張維迎的話說，不是極端無知就是極端無恥。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界限不清產權不明，所以非要弄出個路線之爭。倒是為什麼？原因無非誰佔據了最高路線，誰控制所有的資源，而輸家一無所有。比如有人是民國時期一個贊成私有制的小商販，如果路線成了共產，那麼他的所有生產資料就會充公，沒有商量的餘地。時間久了，大家中國人把這種行為當成是必然，一定要日子一起過，資源一起用，但誰用就有個先後。這就造成了社會不公，國人用幾百年在這裡面轉不出來，有人不想共產也不行，你共產者捍衛自己的信仰可以，但你得勝了非要共別人的產，共一些小買賣小商販的產，到底是為什麼？

共產玩不轉了，又轉回去，保護私有產權，現在中國的成功，是一條路線的成功，還是不再堅持一條路線所以避免了幾十年前的經濟大崩潰重現，好好想想。

說問題非要解決個路線才能有效解決的，我問你，要讓一個燈泡更好的照明需要路線嗎？需要燈泡廠以外的人一致同意么？人類社會發展是靠分工還是靠解決任何問題都要提綱挈領這種愚蠢之極的做法？解決任何問題之前先噴一堆廢話空話？市場經濟不是頂層設計，市場經濟在中國成了頂層設計的原因在於，過國家的日子過習慣了，所以需要聲明市場經濟是國家頂層設計。但市場經濟框架在西方形成的整個過程不過是自發的探索，根本不是頂層設計。西方也不叫自己的社會資本主義，這個詞是別人加給去的。經驗的不同導致認知的巨大差異，不跳出過去的圈子永遠覺得別人是惡意的。

關於胡適賣國，中日戰前求和的問題。我想問問李鴻章在甲午海戰前不願意開戰是不是也不愛國？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從軍事的角度講，對局面評估錯誤的竟然秉著愛國大旗不僅搖身一變有民族氣節不再是誤國害民的愚人，反而能夠大言不慚指責軍事上認知更為清醒的人是賣國賊！真他媽的好無恥啊！這就是自己的營生管不好，非要去管外交軍事對一個國家的害處。李鴻章是主推洋務運動的，結果比不過日本又被拖後腿的愚夫們說是賣國求榮的典型，天底下還有比這更無恥的事情么！推洋務要李鴻章去，和洋人交涉要李鴻章去，打仗要李鴻章去，戰敗了求和要李鴻章去，尼瑪的幾億人的國家全靠一個人，贏了都是他的輸了都是他的這就是所謂民族人格？全中國就一個李鴻章懂英語理解西方文化？從3億兩白銀砍到2億兩白銀，最後落個賣國賊的罵名，WG時期墳給刨了，屍骨無存，這就是所謂的人格？國就是一些沒有自我人格自我責任的人這樣愛的？

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一件被人們忽視的事功_文化_騰訊網

胡適先反戰又反和，愚夫們好好解釋解釋這到底玩什麼心理戰？

對胡適了解不是很深，但看回答大多是因為他曾主張求和而多是負面評價，忍不住要問，先不論這是不是事實，他任駐美大使期間為中國的抗日救亡事業演講百次，甚至拜會校友羅斯福，呼籲美國改變綏靖主義立場，這又作何解呢？

至於評價……有人說得好，「他什麼都沒完成，卻開創了一切。」

他致信魯迅、周作人、陳源，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19世紀的遺迹，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的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的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們都朝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就是放在今天也很有實用性，我一點也不認為這是懦弱，而是看清現實之後，依然能夠保持理性、包容的態度的一種堅持。也送給這個問題下的某些人。

――7.4更新――

其實要說評價，任何一個人說不站在客觀的角度多多少少都會帶上一些主觀色彩，所以題主想知道胡適其人最好還是去多了解相關事迹，而不是聽一些無謂的主觀評價。

看過一篇文章，對胡適的評價還算公允，而且也沒有牽扯到什麼主觀色彩，摘錄一部分。

《胡適史評之非議篇》（作者：山水微言）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行高於人，眾必非之。」胡適不足26周歲，全國「暴得大名」，盛名之下，其實可副，其實亦累。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語自警、自省，仍躲不過各種勢力懷著各種目的，將他作為一個標靶、箭垛，進行滔滔不絕的攻擊。其情其景，正所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蔣介石一筆抹殺，「使美四年，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既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又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起點。8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國防參議會最高會議，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援助，壓制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決定派胡適出使美國。
　　《紐約時報》曾載文歡迎：「凡是知道胡適的美國人，都會因為胡適的新使命而歡呼。」日本媒體也非常關注，東京的《日本評論》曾獻策：「日本需要派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祜輔、石井菊次郎、松崗洋右。鶴見是文學的，石井是經濟的，松崗則是雄辯的。」
　　二戰初期，美國反戰情緒高漲，孤立主義盛行。1938年12月，胡適、陳光甫想方設法繞過美國中立法案，為中國爭取到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1940年3月，胡適、陳光甫又為中國爭取到2000萬美元的滇錫貸款。兩筆巨額貸款，鼓舞了中國軍民士氣，提升了中國國際信用。
　　胡適受命於國難、敗軍之際，又是「半路出家」干外交，憑藉坦誠、學識、人脈，在美國學界、政界、輿論界聲望甚隆。最深的人脈就是哥倫比亞大學同窗──羅斯福總統。
　　羅斯福對胡適的印象極好，說：「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進一步促進中美之諒解。」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贊語。1941年12月7日，羅斯福直接打電話給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次日，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全面抗戰4年多，一直苦撐待變，也不單獨宣戰，如今終於鬆口氣。12月9日，國民政府跟隨美國正式對日宣戰。
　　胡適日夜奔波，為國盡忠。他告訴夫人江冬秀：「到紐約六個月，只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據同行的張忠紱回憶，他們到美國後，凡事節儉，住最便宜的旅館房間。胡適還主動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謝絕英、美大學的高薪聘請。胡適在送「抗日戰友」陳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詩明志：「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但胡適抗戰時的言行，當年即受不少指責。概括有三：
　　其一，「漢奸」說，幻想對日求和。
　　「七·七」事變之後，國民黨高層、學者有主戰、主和兩派。汪精衛、周佛海、顧祝同、胡適、陶希聖等屬於主和派，即所謂的「低調俱樂部」。
　　胡適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於大戰發生前為之。」1937年8月5日，他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上條陳，有條件地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即東三省），承認「偽滿洲國」，從而「根本調整中日關係，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8月6日，胡適再向蔣介石遞交書面建議，強調與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會議上，以「某學者」為名介紹胡適的主張，清醒判斷「日本是沒有信義的」。參謀總長程潛直斥為「漢奸」。會議以全體起立形式決定抗戰，否決胡適等人的「主和」意見。
　　國力懸殊，主和派認為「戰必大敗」，主戰派也對前景悲觀。胡適在1937年7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當日蔣介石夫婦約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聖、陳布雷等人吃飯，「蔣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中國政府意志堅定，士兵英勇頑強，民眾同仇敵愾，「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粉碎日本「一個月內，解決中國事變」的陰謀。胡適深受鼓舞，對抗戰結局不再悲觀，傾向「主戰」。9月8日，他對汪精衛表明，「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
　　近代以降，日本對華狼子野心。甲午海戰大勝後，更是貪得無厭，咄咄逼人。胡適幻想與日本求和，無異緣木求魚，但與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後期叛國罪行完全是兩碼事。陳布雷向蔣介石轉交胡適、陶希聖「主和」之見時，附信明確反對，同時中肯評價是「忠誠迫切」。胡適使美之後，更以「過河卒子」自許自勵，「低調同志」轉變為「抗日鬥士」。
　　其二，「沽名」說，到處演講不管「正事」。
　　胡適任駐美大使4年有餘，在北美各地開展民間外交、宣傳中國抗戰，演說400餘次，確實蠻拼的。不少大學爭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僅1942年就接受10個。李敖對他這時期的工作和成就頗為認可，「在大使任上，胡適沒有政治資源，只能到處演講、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適的演說也引起日本的驚恐。胡適日記中保存《紐約時報》1940年10月31日報道，轉述東京英文《日本時報》評論，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並將美國引入與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由此可見，胡適雖為一介書生，卻是二戰期間日本政府、日本媒體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在美國的文化「軟實力」，決不亞於正面戰場一個整編師的軍事「硬實力」。
　　但胡適的演說備受國內詬病，視為不務正業。1940年6月，蔣介石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為處理對外借貸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國，見面就批評胡適：「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管管正事吧！」
　　胡適後來繼續演說，還有一個無奈緣由，就是深受宋子文排擠，無所事事。1940年10月，宋子文來美不久就致電蔣介石，參了胡適一本：「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能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還鼓動蔣介石撤換胡適，「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蔣介石下不了決心，宋子文不斷催促。
　　宋、胡矛盾難以調和，蔣介石也有責任，任命就有問題。胡適是特命全權大使，宋子文是特命全權代表，兩個「特命全權」，人為製造矛盾。1941年12月，宋子文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後，排擠胡適更加有恃無恐。
　　1942年5月17日，胡適致信翁文灝、王世傑，吐槽「某公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也談及辭職的兩難：「我若求去，人必認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費解釋」，「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憤憤不平：「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長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蔣介石明確發宋、胡的電報，宋也不給胡看，而是直接復蔣。
　　其三，「無能」說，對美外交不力。
　　1941年9月，美國私底下綏靖日本，進行秘密談判，盤算利己損華。11月2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召見中、英、澳、荷四國大使，通報美方草案。英、澳、荷無異議，胡適當即表示反對，要求面見羅斯福總統，陳述阻止美日和談草案的理由。24日，胡適急電重慶當局：「情勢緊迫，難於遏阻。」
　　蔣介石對此極為震怒。11月25日，電令胡適反對。26日，胡適代表國民政府向赫爾提出嚴重抗議，同日又與宋子文一起拜見羅斯福總統。由於英國首相丘吉爾與蔣介石、胡適的強烈反對，美國政府慎重考慮，26日決定撤銷與日本的妥協方案。中美同盟由此鞏固，遠東戰局雖苦但翻盤概率大增。
　　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本月反省錄」中痛批胡適「無膽、無能」，「倭派專使來棲赴美交涉，彼仍抄襲甲午戰爭時遷就列強……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願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誠可痛、可悲之至也。」
　　學者余英時的評價與蔣介石截然相反，認為胡適在此事上為中國抗戰立下大功，「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後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是有關係的。」這就是有名的「最後一分鐘強烈爭持」出處。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理·畢爾在《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著作中，從另外一個視角評價胡適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大使任內，運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動美、日交惡，是眾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國帶進太平洋大戰，使中國可以有『翻身』的機會。」
　　飛鳥未盡，良弓已藏；敵國未破，忠臣獲咎。1942年1月1日，美、蘇、英、中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美國援華已是名正言順，駐美大使更由苦差變成肥差。胡適捐軀赴國難，視「罵」忽如歸，如今「橋」已鋪、「河」方過，胡適這個「卒子」反而成了「棄子」。
　　1942年8月15日，國民政府以「心臟衰弱，不勝繁劇」為由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因不滿胡適爭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國立場處置國事，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一筆抹殺，評價他「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

那些拿學術水平跟郭沫若對比來黑他的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學術水平的高低是你能評判出來的？而且學術水平不等於文學成就啊。

摘自百度百科：

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造詣。
儒學研究

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以後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後，「他們負背著保存故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於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並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後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並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後》）對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實驗主義》）

胡適著作很多，又經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胡適文薦》《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文集》《胡適自傳》等。多部作品廣為流傳。

哲學成就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雖然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但卻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頁）。

古典文學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紅樓夢》研究是胡適古典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其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因而胡適也被認為是新紅學的開山鼻祖。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科學與民主兩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也是科學精神的傳播者。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是其科學精神在古典文化領域的重要實踐。胡適研究《紅樓夢》主要運用的是科學的考證方法。他指出《紅樓夢》應當重視史料的收集整理，從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紅樓夢》的版本進行研究考證。胡適《紅樓夢》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比如《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況，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間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後四十回是高鄂所作（當然這一觀點還值得商榷）。諸如這些現在已為常識的問題都是胡適研究考證出來的。

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意義重大，其使紅學的面貌為之一新。其成果極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張新之和姚燮為代表的題詠、評點派紅學，也超越了以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等為代表的索隱派紅學，將紅學研究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將其納入到了科學研究的範疇。

胡適紅學研究的著述頗多，其代表作有《紅樓夢考證》、《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貫》、《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石頭記&>一材料》，此外胡適與顧頡剛、蔡元培、錢玄同、周汝昌等人還有大量討論《紅樓夢》的信件。

胡適熱愛《紅樓夢》，可以說他有著深深的紅樓情結。1949年他即將離開陸時，許多珍貴藏書顧不上帶走，但卻將甲戌本《紅樓夢》視若珍寶，催促周汝昌儘快還回以便帶走，後來他從台灣到美國又將其遠渡重洋帶到美國。自1921年3月發表《紅樓夢考證》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適終生關注、追蹤紅學研究，胡適逝世前留下的最後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還是談《紅樓夢》的。無論是研究紅學，還是研究胡適，都不可輕忽「胡適紅學研究」的價值與地位。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里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里「五祖弘忍傳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搜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推翻了「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水經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

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了。

――7.5――

題外話。

本來嘛評價這一個詞就決定了它一定會帶有主觀色彩的，但我真的是被此問題底下的回答呈現出來的偏激與褊狹所驚到了——很多人，就連在論證過程中最起碼的思想，即擺事實講道理、質疑都沒有做到，論證過程中的邏輯性與合理性存在明顯的瑕疵（如斷章取義、偷換概念，論據與論題無關係，等等）。其實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對歷史人物評頭論足，倒也無傷大雅……就是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也不能讓對方不說話。至於資格……實際是並沒有的，當做茶餘飯後的閑侃就好。可他們的言之鑿鑿，確實又不能讓人把他們劃為這一類，真不知那些真正有資格的人看了該作何感想。

要說此回答中我唯一的主觀色彩大概就是在我不忍，我不忍關注這個問題的人看了某些回答對胡適其人產生誤解。所以寫下這個答案的本意也不是為了評價，我深知自己是沒有這個資格評價的。所以還是去規勸這個問題的關注者及題主，真正地對胡適其人進行系統的了解。了解事迹，百度百科上一應俱全，建議與《四十自述》對照看。了解學術，可以先去讀幾本他的學術著作，首推他26歲寫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若想看評價，要注意獲取信息的渠道及作者的論證。大家也都知道網上的文章，可信度是個問題，所以自己就多多注意分辨吧。其中山水微言的《胡適史評之非議篇》較公允，推薦。

本來只想為胡適先生說幾句話的，沒想到冒出了這麼些人。

雖然說批評一台電冰箱不能要求你也會製冷，但您口口聲聲說我寫的這些是道聽途說是野史的時候，麻煩也寫個出處，按照標準論文寫作格式引用文獻來給小女子瞧瞧，以便證明您說的事情是歷史上真實發生的好伐，有意思嗎。

至於他婚內出軌的事情，我從未否認，但是那個大時代下新文人的作為你有了解過幾個？都是追求新式愛情的新青年，梅蘭芳大師、魯迅先生、胡適先生、張學良、徐志摩等等人，都是被迫安排了婚姻，對比同樣條件之下，（魯迅先生也是我最喜歡的作者之一），我從女性角度來看，胡適先生做得比其他諸人好很多，也多。跟那個年代比忠貞，你怎麼不跟清朝人比LOL？

胡攪蠻纏的人我沒耐心再多回復你了。
一開始是覺得WB戾氣太重，全是各家流量的小姑娘書沒讀過幾天指桑罵槐倒是很厲害的撕x大戲，看得人心煩。現在的逼乎到是冷靜很多，到處是一群讀了幾本書就自以為是大男人指點江山。

誰一開始都沒想說難聽的話，可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為什麼總有一些人覺得把別人看輕了就能證明自己如何高端有品味了呢。

他即便是偽君子（當然我覺得他是真正君子，我不求您的認可，別著急反駁我），也比你們這些虛妄的只敢在和平年代牽強附會人云亦云，到了關鍵時刻也只會懦弱地躲在國家機器背後吹X的凡夫俗子高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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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匿了，答主並非中文系出身，只是淺薄地讀過幾本登不上檯面的書冊子，喜歡了一個諸君看不上眼的舊時文人。有脾氣沒必要到小女子處來發揮，但願您是個博聞強識，才華性靈都超過胡適先生的大家吧。

———————手動分隔————

不知道義正言辭的諸君，有幾個真正讀過他寫的文章，有幾個看過他的日記、他的白話文學史？
1.現代紅學最重要的研究文本之一，是他從某個王爺府上的泥牆裡發現的。
2.某乎推崇備至的國學大師季羨林老先生，是胡適先生賞識，毅然決定資助出國念書深造的。
3.所謂叛國所謂見風使舵，蔣介石在他死後舒了一口氣，終於沒人敢當面指責他了。
4.所謂怕老婆沒膽子，追求自由愛情卻被舊式家庭安排了妻子，有如胡適先生即便追求愛情，最後還是回歸家庭相伴到老，也有徐志摩。

當然還有很多，但是單單從他的散文，甚至是議論文，都能看出他溫潤如玉的君子之氣，哪怕當時魯迅先生與他站在文學評論意見的對立面，用詞鋒利，仍然是就事論事，既堅持自己的論點，也直接表達對對方才華的欣賞。這一點，就比逼乎上言之鑿鑿的許多人強上許多。

首先說，胡適是極其聰明的一個人，很會抓點，很多事情都是他開了風氣之先，白話文也還，人權主張也好，實用主義也好，胡適都是播火者，其他人成就再高，第一口都被胡適先吃過了。但因為太聰明了，胡適有點浮，做學問確實沒別人紮實，很多地方淺嘗輒止，平白送了很多把柄給別人。

但正因為聰明，胡適眼光一向不錯，對大勢的判斷是非常準的，而且往往看的比較遠。比如說一開始就提出研究中國的問題，搞實用主義，可以說開了中特理論的濫觴。太祖爺作為他的學生，對這點發揚的不錯。抗戰前胡適就提出拖延對日攤牌，抗戰期間提出「以拖待變」等美國參戰的抗戰戰略，都很合理，和太祖論持久戰的思想其實也不違背。抗戰期間胡適就勸說老蔣資助核物理和火箭專業學生赴美留學，為中國發展核武器儲備人才，也是胡適眼光的體現。內戰期間提出搶救學者去台，拒絕太祖和周公招攬，眼光已經遠勝一大批知識分子。

胡適因為聰明，看人眼光也不錯，器重太祖這段就不說了，被胡適資助過的青年才俊不在少數。胡適要說也不是富翁，自己生活一貫簡樸，但資助學子方面的確慷慨。

胡適最大一個缺點就是做聖，老想當君子，當聖人，不敢愛敢恨，又怕老媽，怕老婆，首鼠兩端，最後害人害己。尤其是有時候又要當白爛好人，亂和稀泥，還是造了不少孽。

胡適這種做聖的特點註定了其在政治上也是屬於改良主義這派的人物，雖然國共兩邊最後都被迫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但是當年中間派是沒有好果子吃的，兩邊都罵他不少。

胡適作為傳統文人情節很重的人，狐死首丘是難免的，本來躲在國外也還是可以的，非要回台灣做老蔣的諍友，其中很大一塊原因是不想死在國外。當然這樣註定了其在台灣的日子不會太舒服，當然比來大陸還是強很多。

他並不理性，只是不愛國。抗戰時主張跪地求饒，理由是心痛人民的犧牲。內戰卻主張必須開戰，理由是共產黨不好。那麼日本軍國主義就好了嗎？

後來滿世界宣揚幼稚的言論，攻擊中國政府，曾經發表過美國已經完全消滅了貧富差距等高論。一貫以權謀私，枉顧國家人民。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文人，說句誅心之言，此人與汪精衛的關係走的很近，艷電之前兩人常互相鼓勵不要對和談放棄希望。結局是汪精衛當然沒有放棄和談的希望，胡適亦然。在國破家亡之際大放厥詞，從不以身犯險，悠哉悠哉利用政府影響力在美國攫取社會資源，離開國民政府支持後國內外沒人鳥他以至於生活困頓，不得已靠反共演說以飛黃騰達，美其名曰中國文人的良心，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文學宗師等，可以說算得上是辱華了。

雖然我一向覺得不愛國並不證明一個文學家不好，但胡適文學上沒有什麼作為，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的關鍵人物，但沒什麼拿得出手的作品，有人拿他與魯迅相比，有人拿他與郭沫若相比，在這些人面前，胡適難道不像個笑話嗎？

時至今日，各大搜索引擎只要搜索胡適，都滿屏溢美之詞，他婚外戀是追求自由美好的愛情，他賣國打擊抗戰士氣是理性愛國，他支持內戰是為人民著想。這些我認為都可以商榷，退一萬步來看，也不是不可以這麼說，汪精衛也是曲線救國嘛。

但為何時常稱他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是他自己自稱嗎？還是孝子賢孫或者果粉強行捧臭腳？胡適是三流的文學家，三流的政客，一流的跳樑小丑，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令人羞恥的疤痕。

如果中國的發展遂了胡適的願，則滿洲託管，華北獨立，國內無土改，民不聊生，蔣介石放權，地方權利擴大化，軍閥自由，政府完全泛民主化並被強權控制，國力進入消費期，最後使得整個中國變成日本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但他是既得利益群體，土改於他絕無好處，集權獨裁也於他絕無好處，抗戰導致局勢紊亂中日對立也傷了他的心。

總而言之是一個一個謙謙君子，一個美好的新時代鄉賢。

方舟子說的很好：捧胡多是偽君子，罵魯必為真小人。

知乎一邊倒地抨擊胡適？
好吧，我盡量用材料說明問題
一，先貼其他歷史人物的的評價
錢鍾書：「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季羨林：「在近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又爭議非常大的人物」
李敖：「一個褪了色的詩人，一個落了伍的外交家，一個最卓越的政論家，一個永不停息的真理追求者」
魯迅：「適之先生是禁閉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兵器，請勿疑慮』」
周有光：「胡適是了不起的，他有創造。」
.......
總體來看，與胡適有過接觸的學人們對胡適的評價還是以正面居多。
二，胡適的貢獻
考據，《紅樓夢》《水經注》等，紅樓夢考據大家周汝昌就深受胡適影響

白話文，《文學改良芻議》被稱作發難的信號
，在發表後迅速得到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聲援，開啟了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一年後《狂人日記》出版）此外，他還寫了《嘗試集》，作為第一部白話詩集，有很多不成熟之處。但是卻激勵了聞一多，徐志摩，艾青等人，為中國現代詩開啟了先河。

思想史，哲學史，引用西方思想，系統地分析中國古代先賢思想（被周有光大加讚賞）。胡適的《中國哲學史》被寫下《中國哲學簡史》的馮友蘭高度評價。

力爭美國對日作戰，爭取美國援助，這一點很多人都不知道。胡適多次在美國公開演講，爭取美國人對中國抗戰的關注。《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中國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
此外，胡適在說服羅斯福之後，成功在美國拿到桐油貸款，數額雖然不大，但卻是美國放棄中立姿態的重要表現。日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越來越多，有力的支持了抗戰。
最後，胡適竭力挑起美日爭端，改變美國長期奉行的中立法。以至於《日本時報》評論：「謀劃要喚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並把美國拖入戰爭」胡適甚至在羅斯福面前發火，要求羅斯福拒絕對日妥協。羅斯福於是拒絕了對日的妥協案。之後不久，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參戰，胡適歸國。

思想遺產：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幫奴才建造的起來的......

三，我個人的看法
胡適對xxx沒有好感,和蔣介石關係緊密，這點不評論。但是，胡適是一名堅定的愛國者。在抗戰初期，胡適主張妥協，甚至放棄東北，這一點飽受詬病。
然而，淞滬會戰後，胡適看到中國士兵的英勇表現，態度全變。還曾勸汪精衛「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觀」「漸漸拋棄和平的夢」。簡單來說，就是由主和變為了主戰。更別提他在美國的外交活動了。所以，胡適不愛國，胡適是漢奸，賣國賊的說法，並不靠譜。最多，只能說他在抗戰開始時有些短視。
其實，相比較魯迅，我更喜歡胡適，魯迅批判中國人，胡適有《差不多先生傳》。魯迅有中國脊樑的說法，胡適提倡爭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想來，胡適的主張更好去操作，而魯迅，更多是指出病灶，建設性的，可操作的主張則不多。（絕沒有貶低魯迅的意思，不要過度發揮）
胡適的思想，在當今時代，也有很重大的意義。畢竟是提倡和諧嘛，胡適寬容，立場堅定，提倡個人權利，和當今時代的發展有想當的契合。（政府提倡和諧，民眾權利意識覺醒）
如果只因為胡適站在了國民黨一邊，就否定了他的思想，實在是太可惜了。

四，聲明
我看過的資料也不是太多，很多事也沒說到位，還請見諒，討論可以，證據拿出來，撕逼請左轉。
參考資料：
《三聯生活周刊》胡適――一種思想極其錯位的時代
《問題與主義》
《播種者胡適》
《季羨林文集》
知網
....還有百度啊，公眾號啊，和其他人的聊天啊....
只是想證明，我不是沒有根據地在瞎說！

現在我對胡適的評價較高，因為「堅持善意」是多麼多麼滴不容易的事情。確實他沒有太大的思想創見，但作為一個精神傳播者和罪人中罪行相對較輕的，值得拿出來豎碑。

劉仲敬：

胡適的生平人盡皆知，沒有必要重複。他的思想絕大部分已經變成了常識，因此更沒有必要重複。他作為公共輿論界的領袖，以中庸、人文、世俗為底色，雖以西化、反儒為辭，實際上卻非常像儒家。他讀書雖然多，但光譜並不寬。進步主義和溫和社會主義以外，鮮有涉獵。如果民國時期的思想圖譜可以畫成電子云的形式，他就位於電子云最密集的核心地帶。各家各派無論多麼不贊成胡適，都會發現自己和胡適的分歧小於自己和其他人的分歧。他為人溫厚隨和，更強化了他的「最大公約數」地位，因為世界本來就小，思想界尤其如此。儘管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他的思想談不上深刻。畢竟追求深刻，容易流於偏激;雖然追求偏激，並不容易達到深刻。他雖然自稱祖述杜威，但缺乏新教徒那種為真理而真理的熱忱，反而喜歡非常功利的目的，例如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改善中國處境之類。就學術而言，他屬於「博識家多淺」的類型。過多的社會活動分散了他的精力，對學術本身是不利的，但他出於樂於助人的天性，一再捲入公共事務的無底洞。

他在政治上選擇大方向，不大會犯錯誤;涉及具體操作，通常隔靴搔癢不得要領。清流論政的好處和壞處，他全都有。他冒不起風險，又太愛惜羽毛，因此對於任何政治家，都構不成威脅。僅此一項，就足以保證他的主張不可能實施。一秉至公的人都能看出他的正確性，但只有遙遠的外邦和遙遠的後代才能一秉至公。此時此地的政治活動，必然依靠相反的驅動力。胡適想要培養開明的群眾，但群眾的力量就在於偏見。凝聚力和鬥爭精神總是偏見的產物，開明人士在這兩方面都是最差的。蔣介石敗退台灣以後，對胡適的價值觀輸出就非常不滿。胡適最終得到的東西，仍然只是儒生和清流應該得到的東西。

對胡適的評價很「多」，有心去看，你可以發現胡適的種種面相，人文學科混飯吃的學者對他的評價基本是傾向於「正面」，因為胡適的主張如果得以施行，大家至少可以免於殺頭。

我有一事不明，
為什麼知乎上面看不起胡適的同時會把郭沫若抬得那麼高?

近代最偉大的教育家。

其掛名弟子中最有名的便是楊子任公。因他勸子任公不去留學，又讓子任公的《湘江評論》成為全國著名的刊物，使其一舉成為全國的名人，又給子任公的夜校起過「自修大學」的校名。

不說學術水平，就拿指認公指過路，讓其掛在他名下好辦事，等於給他扶上馬送一程。光這一點，就夠名垂青史了。

「希望大家不要只從一個方面來評價一個人，多談談其它方面吧（本想從文學上請大家評價的。。。）」

看了題主的備註，深深感受到題主的無奈啊，那我就來談談文學和思想吧。

著名散文家梁實秋的評價是「這種順暢的文筆，最為難得。」

這句話可以說是完全的偏向了。試問除了現代某些寫文章特別愛亂用定語和大量不合時宜的細節描寫的初中生以外，還有幾個人不能做到「文筆順暢」的？文筆順暢只是個基礎而已，很遺憾，胡適在這個基礎之上什麼都沒有。

胡適寫「兩隻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結果被說是開一代新詩之風氣，我想說這不就是舊體的打油詩嗎？就因為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之就成了先驅了。他寫的文章思想性還行，可文筆的確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啊，總不可能文筆也是「開流暢文體之先河」吧？

至於他的思想嘛，毫無疑問的是實用主義，這樣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能接受二十一條、能接受放棄東三省，因為他太不「理想化」了，導致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什麼都按照「實用」的來，但是這種實用往往會發展為短視，即只顧眼前的「實用」，未看到未來的發展趨勢。

有些人經常把他跟魯迅並列，說魯迅是葯，胡適是飯。魯迅是葯這個我同意，但胡適還遠遠沒有達到「飯」的級別。很多人對他的推崇就在於胡適說「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個得到很多做學問的人的贊同，固然這個「解決具體問題」的思想是可以跟「解決根本問題」的思想並列的，但是並不代表他本人的偉大，實際上他所解決的那些問題基本上都是考據之類的，在那個年代解決這種「問題」，還真算不上是「實用」。

不過他這個人也並非沒有什麼正面的影響，受他資助而擺脫困境的學者不可謂不多，而且為人也算有一身傲骨，面對政治上的領袖始終有一種文人的傲氣，而且能通過他的名聲把這股傲氣化為推動社會改良的力量。時人曾曰：「在中國只有胡適之有言論自由。」說的就是胡適在民國政府最黑暗的時候仍舊敢於通過文字發表自己的看法，並且能因為名氣太大而不被禁止，就從這一點來看，作為一個文人還是很成功的。

最後貼一下胡適之最為震撼人心的事迹：

當北洋政府號召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換求國家的自由」之時，胡適針鋒相對地對青年大聲疾呼：「爭你們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民國那一代大師有個共同的特點——確實真有本事，但一個個名聲比本事更響亮。

關於胡適，我了解的不多，最早是季羨林回憶北大師友的幾篇散文，後來讀了《胡適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從我讀過的有限的資料里，我了解的胡適是一個有趣、講究實用主義、為中國文化事業貢獻頗多的人。不像一些答案里描述的那樣，說他是騙子，把他批的幾近一無是處，否定他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巨大貢獻，否定他在傳統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甚至說他不愛國，說他靠反動演說獲取名譽金錢，連博士學位也是假的。

對於某些答案里對胡適的攻擊和謾罵，如若有理有據還可接受，但是單純的憑個人喜好隨意人身攻擊，我覺得不太合適。以下我從自己認識的胡適的幾個方面來聊聊他。

1、季羨林關於胡適的記憶

季羨林《為胡適說幾句話》一篇中提到，胡適曾在《新月》上發表文章：《知難行亦不易》，是針對孫中山的著名學說「知難行易」提出的異議，孫中山先生是國民黨國父，針對他的學說提出異議還是很需要勇氣的。文中還提到："他（胡適）這個人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的架子」，我覺得這樣方式待人的人還是很難得的。文中有一個例子，講的是北平解放前夕，學生們經常上街遊行，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當時的國民政府大肆鎮壓、逮捕學生，胡適反覆奔走，張羅著保釋學生，甚至親自去找李宗仁，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以求動用自己最大的力量解救學生，這樣的人很難說他不是一個好校長。

2、為什麼說胡適是新文化運動貢獻巨大

1916年的11月，尚在美國留學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和當時一些留美中國學生關於文字文化改革的建議和想法，由胡適整理而成）寄回國內，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刊出後在中國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北大研究古典音律學的錢玄同教授深深賞識，陳獨秀教授隨即發表《文學革命論》來作為響應。

1917年，「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文學改革家們希望中國能有個在學校和文學寫作中都可適用的「標準白話」來作為「標準國語」，改革家們苦於中國缺少這樣的「標準白話」。胡適向他們提出："要有標準國語，必須先有用這種語言所寫的第一流文學。所謂字典標準是不可能存在的。沒有人會先去查國語字典，然後才會動筆寫作——故事、小說、催眠曲或者情歌」，這是十分實用的理念。1918年，胡適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來討論文學革命的問題。

胡適在白話文和白話詩的倡導和試作中的貢獻是難以抹去的，雖然今天看來，推行白話文可能兼具建設性和破壞性，但在當時，是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的。

3、為什麼說胡適的文化成就並非虛名

胡適早年治學提出一種「科學的法則」，他認為科學的法則便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只有這一方法才能不讓人牽著鼻子走，「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原無驕傲可言；但是讓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照樣算不得好漢」。他從未寫過一篇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但這段話也在60年代被人狠狠抨擊。

對於那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發展，胡適是一直把它看做「中國現代的文藝復興」這樣的事業來做的。他研究中國哲學史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研究禪宗文化寫《神會和尚遺集》、研究紅樓夢寫《紅樓夢考證》等。胡適自文學上所作的工作，下圖的概括是比較清楚的。

4、胡適提攜後進

除季羨林之外，胡適還發現了沈從文，早年聘任僅有小學學歷的沈在上海公學做講師，他還資助林語堂夫婦留學等等。2005年，李敖來大陸，表示要捐款150萬新台幣在北大給胡適建一座雕像，來表達自己年輕時胡適給自己的支持。

5、胡適對於婚姻的態度

胡適的婚姻是包辦婚姻，同時代的很多文人都借新時代新文化的名義離開了自己的舊事婚姻的妻子，她們很多人替丈夫服侍高堂，最後孤獨老去，這些沒有什麼文化的女子並沒有什麼機會被寫在書里被人記下來，文人們隻言片語記錄里也只把這些婦女是當時封建腐朽制度的犧牲品。胡適是不一樣的，儘管是舊式婚姻，他依然和妻子相伴到老（也有很多插曲），努力的讓彼此都幸福的活著，並且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三從四德」新註解，

三從：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話要盲從

四德：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打罵要忍得；花錢要捨得

6、胡適的政治思想

季羨林的原話概括：「總之，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他晚年決心回國定居，說明他還是熱愛我們祖國大地的。因此，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不符合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