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在武俠創作中的地位是否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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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是被低估了。以下摘自我給《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輯·梁羽生卷》寫的導讀：

　　梁羽生是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更是新中國成立後漸歸死寂的武俠小說之喚醒人。他非但挽救了這一小說類別，更使之影響全球，進而得到文學認可，這是他最大的創作貢獻。
　　梁羽生創作《龍虎鬥京華》的背景是很複雜的。一方面，向他索稿的《新晚報》由新華社直接領導，主旨是傳播新中國的「新」字，所以這部小說里勢需具有「新」意；另一方面，新中國政府基本禁絕武俠小說出版，南來香港的大陸客又無法接受當地夾雜方言、水平拙劣的「廣派」（南派）武俠，梁羽生想要用《龍虎鬥京華》幫報館爭取這些讀者，敘事風格上就不得不貼近還珠樓主、白羽等民國時期的「北派」作家。正是這種特殊的背景，促使《龍虎鬥京華》以「舊瓶裝新酒」姿態出現，繼往開來，大放異彩，從內涵上釀成武俠小說的巨大變革，呈現出和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由此開端，香港擁共報紙紛紛登出武俠小說。金庸、百劍堂主、江一明、尉遲玄、林夢、楊劍豪、唐斐……再加上早從一九五二年就給《香港商報》創作武俠小說的牟松庭，各報主力編輯競相上陣，以共同的文學主張，形成早期的「新派」武俠小說。
　　這裡有兩點需要特別說明。
　　（一）香港「新派」武俠小說之得以勃興，進而風靡東南亞乃至全球，背後實有中共中央的提倡支持。一方面，當時負責港澳辦公室的廖承志曾明確指示《文匯報》不要太講政治，而該照顧讀者興趣，提供些武俠小說。（吳羊璧署名「唐斐」的《黃河異俠傳》就是這樣來的。）他本人更是非要讀完梁羽生等人當天的小說內容才可以安睡。另一方面，東南亞僑報紛紛效仿香港同行，競相登出武俠小說，而且大都是轉載《大公報》和《新晚報》上的武俠小說。譬如泰國《中原報》就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開始借《龍虎鬥京華》吸引華僑讀者，而緬甸《中國日報》則是從次年八月開始。僅就目前所知，泰國《中原報》、《中原晚報》、《京華晚報》、《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星泰晚報》、《星暹日報》、《新報》，新加坡《新報》、《民報》、《新生日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聯合早報》、《聯合晚報》，馬來西亞《詩華日報》、《美里日報》、《大同日報》、《華僑日報》、《建國日報》、《中華日報》，柬埔寨《工商日報》、《棉華日報》、《湄江日報》，緬甸《人民報》、《新仰光報》、《中國日報》，越南《大夏日報》，印度尼西亞《生活報》、《印尼郵報》，寮國《華僑新聞》，都曾跟梁羽生小說結緣；除此尚有美國《華僑日報》和《中華新報》等等。這些報紙大都和當地新華分社往來密切，有些甚至跟香港《大公報》、《文匯報》一樣，是由新華分社所直接領導；但又不乏「反共」報紙，譬如由蔣介石題字、奉民國正朔的美國《中華新報》就曾對《萍蹤俠影錄》進行鄭重介紹。由此益可見梁羽生武俠小說的藝術魅力之強，雖無法脫離政治，卻足以超越政治。這種世界性魅力的另一體現，當是其各種譯本——梁羽生小說光是被譯成印尼文的就有約二十部，除此尚有柬埔寨文、泰文、英文、韓文、日文等各種語言。
　　（二）早期「新派」僅指繼承《新晚報》上《龍虎鬥京華》而來的左翼陣營的武俠小說，概念上是和香港舊有的「廣派」相對，而不是和整個民國時期的作品相對。當時《新晚報》和競爭對手《星島日報》份額大約是四六開，隨著《龍虎鬥京華》出現，這距離不斷縮小，有時《新晚報》甚至會小贏一番；而稍後登出「廣派」耆宿鄧羽公新撰小說《五嶺遊俠傳》的《文匯報》和早就登有牟松亭《山東響馬傳》的《香港商報》卻無大突破，表明只有《新晚報》上的武俠小說才是成功方向，所以這兩部至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卅一日齊告完結，次日元旦分別由商清和金庸的小說接替。這帶來兩個結果：一是《新晚報》武俠小說不再一枝獨秀，開始引領別報，形成規模，當年十月更提出「新派」一語；二是左派報紙的武俠小說由此急劇升溫。而這次升溫又帶來兩個結果：一是使香港的《晶報》、《真報》、《成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華僑晚報》、《新生晚報》等自命「大報」的「非共」和「反共」報紙再難安坐，不得不推出武俠小說相抗衡，卻又都不肯冠以具有政治寓意的那個「新」字；二是使香港固有的「廣派」武俠小說一天天面臨絕境，數年後徹底湮滅。這可說是「新派」武俠小說和不同陣營的搏殺階段，從結果來看顯然是銳意求變的「新派」優勝，雅俗共賞讓讀者欲罷不能。這一階段的落幕，是金庸創辦《明報》的一九五九年，直到這時才第一次有「新派」武俠小說脫離新華社領導下的左派報系。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所謂「新派」不再有明確的陣營歸屬，概念放大到足以囊括一切新出現的武俠小說，躍升至一般文學史所謂「新」對「舊」的更高含意。
　　由梁羽生所開創的「新派」之所以得到躍升而非曇花一現，跟早期作者群的文學主張是分不開的。他們的文學主張，主要從文學觀、歷史觀和價值觀三方面體現出來。
　　先說文學觀。梁羽生嘗謂：「其實所謂『新派』也者，也並沒有什麼『新』，只不過是要求作品具有『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已，古今中外，凡是具有文學價值的創作，都是既有思想內容，又有藝術創造的。只不過在以前的『武俠小說』中，好些作者還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因此我們這些不成熟的東西，才能給人以一種新鮮的感覺而已。」正如梁羽生所言，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家的創作目的是養家糊口，沒興趣更沒辦法兼顧作品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導向。而梁羽生等早期「新派」作者則以接受了「新思想」的「文藝工作者」自命，按照文藝標準來進行創作，藉助武俠小說向讀者傳播思想，其「文以載道」的文學觀跟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家無疑有天壤之別。
　　再說歷史觀。當「新派」出現以前，武俠小說從整體上欠缺歷史意識，故事背景總選擇時距較近的晚清、民國，只有「江湖仇殺」和「除暴安良」兩大套路，不直面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更不會對之進行褒貶評價。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反其道而行，不但讓英雄俠客置身歷史洪流，更用「階級矛盾」闡釋官民對立，小說中的正面形象大都具備推動階級鬥爭和反抗異族侵略的使命感；故事的主要舞台則是邊塞地區或北京、江南，以異族人民跟漢族反抗者的親密合作，渲染侵略戰爭的不正當性；又常以「雙方分處敵對陣營或出身背景差異極大」製造愛情矛盾。他們強調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力求喚醒年輕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並以唯物主義史學理論指導創作，使武俠小說兼具歷史小說之長。
　　第三是價值觀。民國時期武俠小說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而「新派」提倡集體主義，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俠客首先是要保證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梁羽生闡釋道：「我認為，武是一種手段，俠是一個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這是我的看法。一個人可以完全沒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沒有俠。那麼，什麼叫做俠，這有很多不同的見解。我的看法是，俠就是正義的行為；什麼叫做正義行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認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就是正義的行為。」金庸則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進行高度概括。這種集體主義指導下的價值取向，同樣是民國「舊派」所無從具備。
　　早期「新派」武俠小說以上三方面的文學主張，本質上固系組織的需求所致，事實上則都是沿著梁羽生所開闢的道路前行，把他的一部分個人特點發展成流派特點。這是梁羽生小說「開風氣」的一面。而梁羽生小說又另有相當別緻和超脫的一面，非但同時期、同流派的作家所無從效仿，後來者同樣難以企及。

梁、金、古三人中，梁講故事的能力不如其他二人，但文筆和古典文化修養卻是三人中最高的，另外金庸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也是繼承和發揚了梁的武俠觀，而且梁作為新派武俠的開山鼻祖，對後面幾人的創作也是影響甚大。

梁羽生為新派武俠小說之鼻祖，金庸乃大成者，二人均為一代宗師。此乃公論，無需贅言。但二人在官方之地位卻不可同日而語。金較之梁更多活躍於政壇，只是原因之一。我認為，梁小說中的觀點不為官方（尤指大陸）接受才是主因。
梁小說多寫大漠，尤其天山系列最為精彩。但其故事主線是什麼？回族各部對滿清欲一統寰宇的反抗，即區域的獨立自主。而金的小說則不同，更多的是強調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如《天龍八部》中喬峰對異族的認知過程。《鹿鼎記》對施琅收復台灣的讚揚更是不惜筆墨。由此可見，官方更認同哪一個，不言而喻。
我個人也贊同祖國統一，也贊同維護集體利益。但前提是，不能因著集體的名義傷害個人的正當利益。
其實，無論是當下最潮流的觀點，還是老祖宗的哲學，都向我們指出，區域自治才是可行的低成本的民主方案。
我更喜歡七劍在大漠的風采。那才是自古以來中國俠士的風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們是天山上的雪蓮花。
其實金庸在《鹿鼎記》中還有一番話。韋小寶在聽到施琅平台後，很是惆悵，心想師傅一生的事業不能成功，保住台灣也是好的，誰知師傅一死，鄭克爽就投降了。很多人對這段話要麼忽略，要麼看做韋小寶對師傅的緬懷。其實，這未必不是金庸內心深處的一絲感慨。

談不上高估吧，從武俠小說這一文體來說，他是繼承者和開宗者，所以地位高。單純從文學角度，他的文字自成一派，典雅大氣，風格也算突出，當然，梁的短板是對人性的揣摩、命運的把握缺乏創新和深度。不過，前面已經說到，他繼承者和開宗者，這已足夠。

我認為其實是被低估了，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就算是喜歡讀武俠的，知道金庸，古龍的多，知道梁羽生的卻很少。恐怕究其原因是因為梁羽生先生的作品不「精彩」。但不精彩就代表不好嗎，我認為不是的，之所以不精彩，是因為他的小說中沒有酣暢淋漓的武鬥，也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他小說中有一種書生氣，正邪分明，形象較為單一。但他也有諸多的優點，濃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讓他的作品不入凡俗，不過也有唐經天在冰宮作對聯這種賣弄才學的問題。其次，他寫情動人，雖然我認為他沒有王度廬利用人物心理的矛盾來寫情感的矛盾那麼動人，但他擅長利用人物立場的對立來寫出動人的感情，也不失為一種特色。再者，雖然正邪分明是一種單調，但我認為武俠小說更應該強調的是俠，我很贊同梁羽生先生所說：「武是一種手段，俠是一個目的，通過武力的手段去達到俠義的目的，所以，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這是我的看法。一個人可以完全沒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沒有俠。」他所倡導的俠以勝武，我認為比新武俠中有些正邪不分的作品好的多。
其實就梁羽生寫出龍虎鬥京華之時，就已經奠定了他在武俠創作上的地位，在任何地方，開風氣者，都不該被忘記，因為很可能如果不是梁羽生的創作，金庸等後來之人，都不會選擇寫武俠。

梁之於武俠相當於我黨陳秀才，有開創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