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能否促進經濟增長？
相關問題：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嗎？
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文獻綜述。
放出粗略版，有時間再來整理細化。這不是我的原創成果，我只是把別人的論文里東西摘錄整理給大家看。個人認為，最後的Acemoglu的結論最靠譜。
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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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不相容」學派
該學派認為，民主阻礙了經濟增長，民主與經濟增長是不可兼得的，尤其在不發達國家。（比如，亨廷頓：政治參與過早發展） 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需要獨裁控制和壓縮自由，沒有一個強大的集權政府是不可能扭曲運用資源取得快速經濟增長的。
「兼容」學派：
該學派認為，民主有利於經濟增長，兩者在發展過程中是兼容的。他們認為，民主的過程以及基本公民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存在與運用，產生了最利於經濟增長的社會條件。
另外，政治經濟自由增強產權和市場競爭．從而也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
「懷疑」學派
該學派認為，民主與經濟發展之間根本沒有系統性的關係，僅僅擁有一個民主政府對經濟增長來說是無所謂的。
相反，考慮的焦點應當放到制度結構和政府發展戰略，這樣一些獨立於政治體系的民主特徵的方面。
該學派還提出，不同政治體系能夠採用相同的經濟政策，這表明政治體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可以忽略的。
實證分析：
圖：關於經濟發展與民主關係的13項實證研究總結：
研究評價：
在13項研究中，3項發現民主對經濟增長率具有負面影響，6項發現兩者之間不存在任何關係，其餘4項研究則得出兩者之間存在有條件的關係的結論。
不僅如此，它們在度量特徵、樣本覆蓋面、研究設計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既有巨大差異義存在諸多缺陷。
所以，這樣的總結出的結果並非令人滿意。
二、PrzeworskiLimongi(1993)
20世紀90年代另一項重要的文獻回顧是由Przeworski和Limongi(1993)完成的。
該研究共回顧18項相關實證研究及其得出的21個結論，發現其中8個認為民主政體對經濟增長具有正面影響，8個以為威權政體對經濟增長具有正面影響，而另外5個則沒有發現不同政體之間的區別。
有意思的是，1988年之前刊登的文獻的11個結論中，有8個發現威權政體經濟增長更快，而1987年之後刊登的文獻的9個結論中沒有一個支持該發現。（提示：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歷史的終結」？）
18項實證研究總結
為什麼會有如此不同的結果
民主化過程為例。（亨廷頓的啟示）
民主化過程基本上可以分四個階段：
① 一是威權體制由於合法性危機或其他結構性因索、環境凶素聽趨向崩潰的階段。
② 二是狹義上的政治轉型階段．或民主制度初步建立的階段。
③ 三是轉型之後民主制度的鞏同階段。
④ 四是民主的成熟階段。
顯然．處於不同階段的民主政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如果一國政權正處於危機四伏的威權崩潰階段，或者充滿動蕩和不穩定的民主鞏固階段，那麼，民主對經濟增長必將有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當一項研究的國家樣本中既有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有正處於不同民主化階段的國家，那麼，我們目前的研究設計顯然無法區分這些背景因素對經濟的影響。（與經濟學的「條件趨同」吻合）
三、Barro(1996)：新的標杆
巴羅研究了民主和經濟增長相互間的影響，他的研究結論被認為是這一領域的一個基準。
Barro認為。「民主對經濟增長的總效應是負向的」，而且「這種影響是非線性的，民主程度比較低時，對經濟增長是促進的；一旦民主達到一定程度以上之後，就會阻礙經濟增長」。
（大家想想為什麼？發展中國家人們的民主素質問題；發達國家討好選民的現象/歐洲債務危機的希臘拒絕削減財政支出。。。 ）
後續許多研究都和Barro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結論，比如Plumper和Martin(2003)的研究也證實了民主對經濟增長的這種「倒U型」影響。
四、Acemoglu(2008)：大致結論 （我自己認為說的最好而已）
（MIT經濟系的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Acemoglu）是當今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45歲的他，被公認為政治經濟學領域的「超級天才」。）
Main idea:
This paper develops a model to analyze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political regimes.
An 「oligarchic」 society, where political power is in the hands of major producers, protects their property rights but also tends to erect significant entry barriers against new entrepreneurs.
Democracy, where political power is more widely diffused, imposes redistributive taxes on producers, but tends to avoid entry barriers.
Reasons:
When taxes in democracy are high and the distortions caused by entry barriers are low, an oligarchic society achieves greater efficiency.
Becaus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ntrepreneurship shifts away from the incumbents, the inefficiency created by entry barriers in oligarchy deteriorates over time. The typical pattern is one of rise and decline of oligarchic societies: An oligarchic society may first become richer, but later fall behind a similar democratic society.
Also discuss how democracies may be better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how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may keep inefficient oligarchic institutions in place. (lock-in )
Conclusion:
An oligarchic society first generates greater efficiency, because agents who are selected into entrepreneurship are often those with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at sector and because oligarchy avoids the distortionary effects of redistributive taxation.
However, as time goes b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entrepreneurship shifts away from the incumbents to new agents,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oligarchy worsens. Contrasting with this, democracy creates distortions via the disincentive effects of taxation, but these distortions do not worsen over time.
Therefore, a possible path of development for an oligarchic society is to first rise and then fall relative to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參考文獻：
Acemoglu D. Oligarchic versus democratic societi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1): 1-44.Barro R J. Democrac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1): 1-27.
吳曉鋒. 民主促進經濟增長嗎?——關於民主對經濟影響的實證文獻述評[J]. 生產力研究, 2012 (5): 5-7.
鄒俊偉, 饒茜, 楊谷川. 反思西方式民主: 轉型國家民主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 生產力研究, 2010 (4): 6-8.
@張亮的一個答案是我收藏夾裡面最珍貴的答案之一http://www.zhihu.com/question/19819957
人類可能對【激勵】這個詞太低估了。
低估心理學家稱之為「強化」或經濟學家稱之為「激勵」的威力。
你可以說這個東西「眾人皆知」，但我也認為在與我同齡的人群中，我這一生都位於最能理解「激勵」威力的前5%之列。每一年，我都會驚訝地發現，我對此的認知都在不斷增加。
在施樂複印機的早期發展時期，喬·威爾森（Joe Wilson）辭去政府公職回到施樂，因為他無法明白為什麼更新、更好的機器，銷售狀況卻是如此糟糕，甚至賣不過他們那些功能更差的老式機器。當然，當威爾森到達施樂公司後發現，原來業務員銷售老款機器的傭金更為豐厚。
我們仔細想想，如果我們在童年便熱血沸騰的學習（假設我們被洗腦了，被XX莫名其妙的激勵了），成年熱血沸騰的工作，而且所有人都有非常好的團隊精神，我們能創造的財富會是現在多少倍？很可能是成千上萬倍（僅僅是技術進步就有放大作用）。
如果國家規定，托福100分獎勵北京市中區房子一套（200平方），賓士一部（贈油1萬升），全家終生免費醫療。那麼任何人都可以達到托福100分的水平，包括現在的文盲。
不同的激勵制度能帶來不同的激勵。
當我們給導遊景點數付費時，導遊帶我們游的飛快，每個景點淺嘗輒止；當我們按時間計費時，導遊便慢慢悠悠。
由於我們現在的科研激勵制度的原因，現在有一些科研工作者把精力放在發水文而不是真正的做學術上。
有個外國朋友說，中國人怎麼建這麼差勁的房子，連豬都不會住。中國人大驚失色，仔細詢問，才知道外國朋友說的是某一個聽說近期要拆遷的地區，那裡的居民連夜給自己的平房上面加了一層甚至兩層，為的是更多的拆遷補償。
每一個社會，其創造財富的人，都有一個數量。這個社會的制度能給這些人多大的激勵，我稱之為這個制度的激勵能力。
不少制度的激勵制度是不合格的，腐敗，懶散，污染，矛盾各種社會原因都因此造成。
我們用應試教育考察學生時，激勵的其實是做題的能力，而我們想要的是他們對知識掌握的能力。
所以，一個制度想激勵的，和這個制度實際激勵的，並不會完全契合，這個我們姑且稱之為激勵契合度。
激勵契合度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制度制定者想激勵的人，和實際激勵的人，是否是同一個人。
這一點，民主制度做的不錯，相對某些獨裁國家而言。
——————————————————————————————————————————ps：一個關於激勵契合度的例子：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95056/answer/15004849
問題很有趣，沒一本書估計也寫不完。
「民主」，或者說，「好」的制度，到底能不能促進經濟增長？確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問題。因為我們並不知道是好的制度引發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成了好的制度。比如我們說私有產權、教育普及這些因素促進經濟增長，但在經濟保持停滯時，這些制度也不會自發出現。這又回到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就像一個雞籠，每次我們觀察它，都只能看到一堆蛋和一窩雞，但一隻雞能下幾個蛋？一個蛋能孵出幾隻雞？沒看到，也不知道。為了檢驗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因素，這個因素能憑空生出「蛋」來，但不會產生「雞」，就像一個雞籠有了＂制蛋機＂，我們知道他能產生幾個蛋，那麼只要再找一個其他條件類似，但沒有制蛋機的雞籠，看前者多了幾隻雞，如此我們才能知道蛋對雞的單向因果關係是什麼樣的。在沒有找到這個制蛋機把這制度和增長的因果關係分開前，這個問題是不能得到回答的。
我這裡暫時不提「民主」，就引用MIT博士柯榮住的一篇演講，看看經濟學是如何找到這個因素，來研究「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的。
Acemoglu，Johnson, Robinson找到了一個因素將這個因果關係分離開來。這個因素只會影響制度而不會影響經濟增長本身。這篇文章在2001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他以十八世紀的傳教士或殖民軍隊由水土不服導致的死亡率作為工具變數。這個變數為什麼有意思？我們想知道一個國家制度作為政治遺產，對經濟的影響具有長期性。很多當年的殖民地國家（比如美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後來經濟發展很好，但是也有一些國家例如加勒比海沿岸國家以及非洲一些國家的經濟相當落後。到底殖民對經濟發展有沒有好處？大家認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殖民帶給當地的遺產是什麼。在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這些殖民地，殖民者把他們殖民宗主國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體系搬到了當地，他們在當地模仿宗主國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好的行政體系。但是也有一些國家（比如加勒比海地區、非洲國家、南美國家）的殖民宗主國只是一味地掠奪當地的自然資源，沒有留下好的政治遺產。這樣一來，十八世紀時候的政治遺產和制度遺產就影響了今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什麼因素會決定留下什麼樣的政治遺產呢？一般和他們認為某個地方是否適宜居住有關。如果認為某地適宜居住，他們就有長期政策導向，就像中國古代有坐寇和流寇之分。如果認為當地適合居住，賊寇就會有當坐寇在當地經營的想法。這也可以解釋日本在對台灣和中國大陸進行殖民統治的手段為什麼不一樣。日本人想把台灣作為永久殖民地，所以他們還是想把一些本國的好的管理經驗搬到台灣。對於中國，他們就採取殘暴的掠奪手段。殖民者認為當地是否適宜居住和他們在當地的死亡率有很大關係。如果死亡率很高，他們就只想在當地掠奪一把就走。如果這個地方適宜居住，他們就會覺得將來有可能留在這個地方，從而力圖建立一個好的制度。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美國。如果十八世紀的傳教士和殖民軍隊的死亡率對今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仍然有影響，那一定是影響了當時殖民者給當地留下的政治遺產從而影響了經濟發展。為什麼是水土不服這樣的疾病呢？因為水土不服對當地人沒有影響，只是對外來人有影響。這樣一個因素不是說某個地方本身適不適合居住，而是說這個地方適不適合殖民者居住。這控制了當地環境是否不適合所有人類居住的可能性。Acemoglu等想說明的本質問題是那些殖民者的死亡率會決定他們是想在當地長期居住還是想撈一票就走。這會影響到殖民者在當地的初始制度安排。這些初始制度的安排具有長期性，從而影響今天當地的制度。今天當地的制度影響了今天當地的經濟發展。這就是他想揭示的邏輯鏈條。這篇文章的引證率很高。儘管也有人批評這篇文章的數據有問題，但是整體說來這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想法。這也是第一次找到一個這麼好的工具變數能夠把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分離開來。
後面還有很多人跟著這樣的思路走，去年就看到有人寫了一篇這類的文章。他找的是世界各個大洋上的小島。這些島像中國一個縣那麼大，本身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屬於一些國家的，曾經被殖民過。他分析的是這些島現在的經濟發展程度和當初它們被殖民的經歷之間的關係。他也是想搞清楚其中的因果鏈條。他找的工具變數是當地的季風方向。這也是很巧妙的，季風的方向不是內生的，因為人無法影響季風的方向。但是季風的方向會影響這個地方被殖民的早晚。殖民者當時坐的是帆船，如果處在比較容易被發現的地方就會被殖民得比較早。這個變數有一些問題，因為國際貿易也會受到季風的影響。所以仍然有一個經濟發展的內生性的問題，如果處在較好的季風位置，和別的大陸或者島之間的貿易就會比較多。總而言之，要想尋找到這樣一個變數是很困難的，但是要想識別因果關係，這是一個從計量上看，很重要的方法。這為我們分析究竟那種因素決定經濟增長提供重要的工具。
Acemoglu的文章發現了制度對經濟的顯著促進關係，他知道十八世紀的水土不服帶來的死亡率（制蛋機）對制度（蛋）有影響，而且只能通過制度對經濟增長（雞）起作用，那麼簡單地對多個國家做回歸，看低死亡率（有制蛋機）的國家經濟表現好了多少（多了幾隻雞），制度對經濟是不是有影響就搞清楚了。他最近的一本書why nations fail也出示了更多的證據，繼續鼓吹制度對經濟的影響。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制度和經濟增長的凈關係仍未達到廣泛的共識。一些學者發現他文章的結果無法重複，我想這個問題還需要我們的進一步努力。
很顯然，沒有民主，經濟也能增長，否則在人類出現民主前的所有經濟進步都無法解釋了。
我想提問者是想問，民主是不是更好的促進經濟増長的形式？
如果是這個問題，答案應該是難說的。
比如 1974 年 Fogel 和 Engerman 出版了爭議巨大的 Time on the Cross，討論了奴隸制在經濟上的合理性。Fogel 和 Engerman 認為美國南方的奴隸制比北方的農場要有效率。如果僅是憑經濟發展，南方可能現在還是奴隸制。事實上在奴隸制之下，南方種植園的生產效率增長速度遠超人口增長。
Robert W. Fogel 和 Douglass C. North 在 1993 年因為相關研究獲得了瑞士銀行(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實在沒法把民主跟經濟增長聯想在一起
但是
民主對於財產的分配、社會正義的實現以及經濟增長所付出的社會成本有著很大的關係
若單論台灣與中國的經濟起飛
其實我覺得挺單純的，主要是因為製造業的轉移
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台灣是小半個世界工廠
如同大陸十年前的情況，人口密集、能源密集及高污染行業，全都跑到台灣
之後，又轉移到更便宜的大陸
如今，又開始轉到東南亞
就另一個角度來看
GDP小於5000 USD的國家
多半是靠便宜的土地、勞動力、資源及漠視環境成本取得快速增長
這時的發展其實還挺適合專治國家，簡單幾個人說的算，挺有效率的
但超過1W USD之後呢? 勞動力不再廉價，社會及貪腐問題開始浮現
產業開始傾向金融、服務、技術密集、資本密集
這時集權專治是否還可行?
或是換個問題問，現在有哪個非民主國家GDP超過1W USD?
如果以民主、非民主國家的GDP做統計的話，肯定會出現顯著差異
甚至，可以劃出一條非民主國家的GDP瓶頸線
這是因?還是果呢?
是非民主國家上不了1W USD，還是上了1W USD的國家都選擇走向民主?
不是經濟學專業出身，但是最近正好看完一本跟問題相關的書，書名叫《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所以路過回答一下（回答內容基本為摘錄）。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現任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基利安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現任哈佛大學政府學的大衛·弗洛倫斯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共同編寫的一本書，裡面探討的就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
為了回答國家興衰、國富國窮、國家間不平等和經濟發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對不同國家（或地區）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觀點。這種觀點與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觀點一致。
該書將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汲取性（extractive）來刻畫，從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等概念。他們沒有對這些概念進行界定，而是借用歷史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制度進行了描述性說明。
首先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歷史上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期內採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比如，光榮革命前的英國、大革命前的法國、殖民地時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亞洲。所謂汲取性，從政治上說，人民或者廣大公眾沒有決策權或表決權，既沒有選擇當權者或統治者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的權利，當權者或統治者要麼是世襲的，要麼是通過革命由軍閥或軍人擔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選擇或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作用，結果所選擇的制度或者經濟政策都是由當權者、統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來的，他們通過各種壟斷權、專賣權、市場控制等掠奪生產者，使得生產者只能夠得到所生產產品的一小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產的產品，結果就是生產性激勵的不足。比如，歷史上歐洲殖民者對南美洲秘魯、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歐洲殖民者從非洲大量販運奴隸到美洲、亞洲等國家或地區進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被迫為殖民者工作，他們建立起來的是典型的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是對應的，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採取汲取性政治制度，那麼其很有可能建立起來的是汲取性經濟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歷史上，許多國家通過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現在大多數發達的國家採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所謂包容性，從政治上講，強調人民或者說廣大群眾具有政治權利，能夠參與政治活動，選舉領導人或者當權者，選舉政策制定者，領導人或當權者是人民或者選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統治者，任何人都有成為領導人、當權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機會或可能性；從經濟上講，強調自由進入和競爭，任何人都沒有通過壟斷、專賣或者市場控制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人們都可以獲得生產性收益的絕大部分或者全部，人們具有很高的生產性激勵。比如，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精選總統或者議員，人民具有投票的權利，眾議院和參議院是重要的決策機構，任何人都有成為眾議員或者參議員的機會；在經濟上，不論是誰都沒有壟斷權，甚至像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也會受到聯邦法院的反壟斷調查；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大革命之後的法國也都如此。
再次是汲取性經濟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採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的國家是存在的，比如只進行了經濟改革而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的國家，但是這種國家的包容性經濟制度難以長期存在，很快就會由於汲取性政治制度而發展為汲取性經濟制度。這種國家往往是為了刺激人們的生產性激勵而制定的包容性經濟制度，但是不會從根本上觸動既得利益者或者當權者的利益，而他們刺激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資源。
最後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如果一個國家採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麼它就不會採取汲取性經濟制度了，所以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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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認為，無論是包容性制度還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夠產生經濟增長，關鍵是經濟增長能否持續，能否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實現長期經濟增長。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經濟增長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汲取性制度也能實現經濟增長，攫取者也有實現經濟增長的強烈動機，因為他們需要攫取的資源。無論攫取者要攫取什麼，首先必須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資源，無論是生產者生產出來的產品還是勞動者本身。這樣，在汲取性制度下，統治者或者當權者也有發展生產、促進增長的動力，只不過他們發展生產、促進增長的動力可能不是基於勞動者的自願而是通過對勞動者的強制進行。比如，農奴制度下的西歐和東歐社會，統治者通過農奴來發展生產；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南方通過黑奴來發展生產；殖民地時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過對殖民地勞動者的強制勞動生產產品然後佔有。當生產的物質產品越多越豐富的時候，攫取者能夠攫取到的資源越多，能夠攫取到的產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時限或者促進增長的強烈激勵或動機。
在汲取性制度下，當局或者統治者能夠利用權力在短時間內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比如蘇聯在早期的經濟增長，當局通過集體農場強制勞動、降低農產品價格並提高工業品價格等強制收購政策，集中資源發展工業，實現了工業的迅速增長。蘇聯的經濟增長到 20 世紀 60、70 年代之後逐漸下降，但是至少實現了 50 多年的增長，並且曾經一度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並且唯一能夠與西方對抗的國家。所以，在汲取性制度下，不僅當局者、當權者（即攫取者）有強烈的推進經濟增長的動機，而且還具有推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只不過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進經濟增長的能力不能持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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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性制度下的增長不可持續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職期限。統治者或者當權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職期限，而不可能無限期任職，這會導致其短期行為，也就是在其任職期間儘可能攫取，而不會有長遠打算。
二是生產者的激勵不足。生產者或者勞動者雖然被迫努力勞動或者工作，但不是自願的勞動激勵，結果就是勞動所創造出來的產品越來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勞動，也會在實際上努力不足。比如蘇聯的確在一定時間內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工人們的激勵越來越小，因為工人們會想出越來越多的辦法對付強制他們勞動的人，消極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間的競爭或者衝突。攫取者之間會為獲得有利的攫取條件展開競爭，使得既得利益者為維護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為獲得攫取機會展開競爭，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競爭、既得利益者與非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競爭，結果是降低了生產的激勵，阻礙長期經濟增長的實現。比如壟斷者為保持壟斷地位、競爭者為獲得壟斷地位而相互競爭或鬥爭，必然不利於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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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夠實現長期經濟增長，包容性制度是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條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要實現長期經濟增長，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並存。這是因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能夠克服汲取性制度下阻礙增長的條件或因素，並且能夠為長期經濟增長創造條件。這也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產者之間的激勵。在包容性制度下，生產者有充分的激勵從事生產活動，因為生產者能夠佔有所生產產品的大部分或大絕大部分，並且對此有穩定的預期，生產者從事生產活動的激勵完全是內生的，不需要強制，這種生產具有穩定性和持續性，能夠長期進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職期限約束下的掠奪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沒有攫取者，總統或首相等所謂的當權者或統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議會等機構的代理人或議會等機構決策的執行者，這就避免了汲取性制度下統治者、當權者或任職者通過個人權力或權威進行攫取的行為。如果首相或總統等當權者不按照選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違背選民意志的事情，就會受到選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夠再次當選。正是通過這種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汲取性行為，提高了生產者之間的激勵。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間的非生產性活動，並促進了生產性活動的發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們更多的是從事生產性勞動，通過發明、新技術等的採用獲得有利的生產條件，而不是通過從別人那裡攫取維護既得利益或者獲得額外收益，這樣能夠鼓勵創新、發明和新技術、新的生產條件的使用，進而促進生產。比如，美國的比爾·蓋茨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過技術創新或發明創造來獲得超額利潤成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為世界首富後還經常受到美國聯邦法院等的反壟斷調查或訴訟並且時刻面臨著微軟被分拆的危險；而墨西哥的電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則主要是依靠與總統等當權者的關係壟斷了墨西哥的電信產業並將整個電信產業收購為私有財產而致富的。蓋茨和斯利姆創造財務或者使個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質的區別。蓋茨是包容性制度下創造財富並致富的，而斯利姆則是在汲取性制度下通過壟斷定價等進行攫取而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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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興衰的條件，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雖然討論了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但是只是給出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而沒有給出充分條件。包容性制度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是不是充分條件，他們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討論。不過，他們倒是給出了經濟落後或國家失敗的充分條件，即汲取性制度。一個國家只要採取了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那麼註定會失敗。其實，之前研究國家興衰的文獻，大多數也都是強調國家興起的必要條件，而很難找到國家興起的充分條件，例如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和《權利與繁榮》中的討論，給出來的也只是國家衰落的條件和國家興起的必要條件。真可謂「失敗的國家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國家各有各的條件」。
謝邀，先給結論，不能，或者說更準確的說法是不正相關。
要說明這個問題，需要探討三個子問題：
1，如何定位具體的民主形式。
2，民主對應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3，經濟政策對本國的經濟貢獻。
一，從廣義民主上來看。
20世紀是新國家獨立的爆發期，而這群國家在獨立建國以及確立制度的時候，在初期大致是參照大國的制度進行仿照而來。那麼，我們唯結果論一點，大致有以下幾種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情況。
1，老牌國家在快速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毀滅封建王朝，建立資本主義民主的制度，從而在世界歷史上佔得先機，並在殖民年代積累資本，完成第一階段發展。這一類是各老牌殖民帝國。
2，新興獨立的民主國家，通過民族革命，仿效前宗主國留下的制度，進行確立，最後和平發展，成為新興勢力。比如巴西，印度等新興國家。
3，同樣是新興國家，在陷入長時間內戰，最後由一方軍閥實現政權大一統，最後仿照大國建立民主制度。
4，在大國博弈中，被當作推手部，從而不得不開始接受西方民主思潮，開始轉向，並在西方的影響下建立民主國家。
而就結果而言，以上四類，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後，部分取得成績，部分曇花一現，部分已經被新制度取代，部分仍然陷入不穩定，部分慢慢走入低谷。
也就是說，民主制度從確立到初期發展這樣一個過程中，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幾乎所有排列組合的結果，你都能找到活體甚至具體到一個國家的某一個時期。
所以民主和經濟發展顯然不是單純的一種線性關係，也就是不完全相關。。
本來這裡已經把問題回答完了，但是考慮到完備性，我就多寫幾句。
二，如何定義民主。
剛才是使用廣義民主概念在用唯結果論來考量，那麼我們現在來定位下民主。
民主制度和社會學上的民主不同，和倫理學上的也不容。在世界範圍內來看，目前存活的民主國家的制度可以概括為：
在大的政治框架下，政治結構多極，價值觀多元，決策來自多方，民眾有一定政治參與權，以多方妥協決定主體走向的政治態勢和政治走向的制度。。這是現實的民主制度定義，很多人所謂的烏托邦政治從來沒有存在過。
我使用三個坐標，由程度不同來說明。
X：大政府/小政府。（a表示前著，b表示兩者之間，c表示後者）
Y：精英政治/廣泛政治。
Z：自由主義/集體主義。
Xa+Ya+Zb：歐洲大陸諸如德法採用的民主模式，以二元總統制或者內閣責任製為主，政府權力大，並且對宏觀經濟有強有力的掌控力和宏觀結構調節力。
Xa+Ya+Zc（福利國家）：民主社會主義制度，高稅收高福利，政治精英化，但在與資本捆綁中，政府逐漸變為協調者和服務者的定位，北歐小國為例。
Xc+Ya+Za，英美體制，核心在於林立的各種不同的資本力量或者半資本力量，從而產生廣泛妥協來決定國家決策，宏觀調控工具是自由市場。
Xa+Ya+Zb：國家資本主義或政策資本主義，精英執政和精英治國並存，宏觀經濟由政府直接出資或者政策引導。比如，新加坡，巴西。
Xb+Yc+Zb：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後發民主制度。
所以說，要取準確定位「民主本身」是有不同的結構和不同的方式，對經濟政策理解也大有不同。所以單純聊廣泛的「民主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實際上意義不大。。顯然也不夠成「正相關」。
三，制度對於經濟政策的關係以及對本國的影響。
用二元分法來看，世界上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但是實際上不是這個樣子，也沒這麼簡單。
我們姑且這樣劃分一下：
自由市場—調控市場—政府參與的市場—國家資本主導的市場—政府或政策主導的市場—市場參與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
而經濟政策對本國經濟的影響，直接體現於「效率」之上。
而經濟學界受到左右政治立場差異，往往會推出兩種代表左右的決策方式：
1，調控自由市場。
2，產業政策市場。
1，的內容大家都比較熟悉，事實上就是政府在宏觀上對於總體有一定能力把控，在產業調節上有一定規劃能力和整合能力，在實際運行中放權給市場，而政府的每一個決策變動都要通過市場方式來進行，並且不能違背市場原則。
2，產業政策雖然不是我國獨創，但是在我國是最出名的本土政策，他和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的妥協政策不同。其起源於我國兩個歷史性的特色，
第一，政府招商引資制度。
第二，官員考核地方經濟成效至上。
而這兩個特色就形成了我國特有的政府作為產業規劃主體，也是投資主體，也是主體協調者，同時也是市場的引導者。這也使得產業政策的關注點和主要範圍就在產業經濟，基礎設施，大眾運輸這幾個領域之中。同時在開拓新產業和產業國際化的時候，政府使用政府信用擔保或者乾脆出資來擴大規模。
故而，1和2的主要區別在於市場和行政的主次不同，但大都是這樣的二元結構。
那麼這兩種方式和政治制度有什麼關係呢？
一般來說，大政府體制相對傾向於後者，但是也有例外，北歐小國傾向於政府把控財政，同時用市場手段並行的參與方式。
而英美體系，歐洲大陸基本上傾向於前者，而德國相對而言取了一個中間，而且其政府掌控力也不如後者那麼大。
由此可見，經濟決策和政治制度的關係是模糊關係，並且這種關係具有時效性，與某一時段本國的政治態勢，地緣狀況，國際形式都有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有「傾向性」的「客觀考量」的決定。
然而就現實來看，目前產業政策的實際效果顯得更好，這個現實不僅僅體現在我國，對於其他國家，也在慢慢傾向於後者。
很簡單，產業政策有三個很明顯的優勢，
1，外部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整合，政府不是專業的市場參與者，但是他能做到所有市場參與者都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整合社會收益，來進行再投入，從而幾何狀擴大這個產業的規模，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稅收，而這一點自由資本是做不到的。
2，框架的穩定性。政府主導從一個產業的規劃和建立開始，無論通過直接投入或者政策引導，都能夠做好一個即有的框架結構，而這個框架的穩定性來自於政府的強大執行力和政府信用。
3，在單一的，民生化的，規模大的基礎設施，能源，等等產業之中，政府可以全權把控和規劃，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效率。
當然以上三點不僅僅是優點，同時也是缺點，體現兩面性。
而舉了這麼多經濟政策的東西，無非說明，
對於本國經濟發展最直接相關的是經濟政策，而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有模糊相關性，但是更具有選擇性，時效性和客觀性。所以單純談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而言，顯然是不完全相關的。。。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和經濟政策選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更多的首先是要依據本國客觀情況，而不是單純拋出一個「社會學命題」，把自己關在象牙塔思維里，完全脫離實際得去聊民主和發展。瀉 @羅棒棒 葯，先說結論，不能，民主是這頓飯的最後一個包子。比如過上發達社會的生活就是吃了一頓飽飯，民主就是你吃到第五個包子後，已經八分飽了，再多吃的那一個肉包子，剛好吃飽。很多人會以為吃飽就是靠最後的那一個包子，那我光吃最後一個包子不就行了？能吃飽么？這就像表白從來不是開始的標誌，而是勝利的號角，有時候電視劇會給人一種錯覺，只要一表白倆人就幸福快樂的生活在一起，那我直接表白不就行了，管他前邊那麼長的鋪墊那麼久的互相接觸互相了解，我只管表白就行了，你看他們表白成功了都過上幸福的日子了。
命題1.經濟發展主要由經濟政策決定
從近現代歷史，尤其是近幾十年以來的歷史來看。
經濟發展，特別是中短期的經濟發展，主要是由經濟政策決定的。韓國、民國台灣地區經濟騰飛時期，都是威權政治時期。而泰國曾經頻繁發生政變，但是有很長時間，也並沒有改變其經濟高速發展的事實。
只要一個國家，堅持自由市場經濟，保持數十年這樣的發展，肯定會取得長足進步。這跟民主不民主沒關係。
命題2：民主不一定能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
民主國家並不必然選擇良好的經濟政策。 而可能選擇一些完全與經濟發展背道而馳的經濟政策。
最典型的是印度。
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自從建國之後，採取了一條國家干預、貿易保護的發展道路，結果印度的經濟發展安全停滯不前。
所以指望民主一來，就可以帶來經濟高速發展的人，是必然會失望的。民主並沒有這樣的神力。
命題3.專制統治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長期的專制統治，會壓制大量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是社會的、民族的、宗教等多方面的。這些矛盾，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會隱而不顯，然而一旦經濟形勢糟糕，又或者對外戰爭失敗等情況下，會即刻爆發出來。
而且專制統治下，政治權力也更容易腐化。這些腐敗的專制官僚會逐漸腐蝕經濟發展的成果。
命題4：專制統治下的矛盾爆發會極大阻礙經濟發展
一旦專制統治下矛盾大爆發，往往會帶來更加嚴重的後果，其帶來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大洗牌，將極大的破壞經濟發展。
在某些最極端的情況下，會將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毀於一旦。
命題5：民主是最不壞制度，它可能是慢牛，但走的穩當
民主制度下，雖然也會犯各種經濟政策錯誤，但是它的基本政治運作方式，決定了它會避免一些最惡劣的情況。
雖然在中短期，可能會處於種種劣勢，但是民主政治下社會根基是穩定的。各種矛盾在平時已經得到了足夠的發泄。不會發生那種一旦發生一個經濟危機天下大亂的情況。危機了，換個政黨就行了。
但在專制國家，則非得人頭落地不可。
長期下來，這種差距是非常可觀。比如北美和南美的差距。
這個問題討論的實質是民主化轉型和市場改革穩固這對雙生兒的關係了，單純的回答是或否都未免顯得有所偏頗。
先來看一組數據：下圖兩表分別是一些國家民主化前的GDP和通貨膨脹率的表現
資料來源：《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
原始來源：《國際金融統計年鑒》IMF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這些國家絕大多數（除了韓國、智利、土耳其，原因後面會講到）在民主化轉型之前都受到了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困擾，而這種困擾在很大程度上都變成了促成政治民主化的動力之一。根據Mark Gasiorowski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對於民主化幾乎沒有作用，但高通貨膨脹率卻對民主化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
上述的一些研究根據我的理解其實表明了一個這樣的過程：威權體制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統治集團的政策失誤或者對於市場利益的過度攫取-------經濟發展出現滑坡，通脹率急速變高------促發民主化。但是所謂的威權體制主導的市場經濟發展往往該威權體制的執政主體是單一政黨，這是部分軍人主導（軍政府）所不存在的，具體的區別如下
來源：《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
註：其中對於台灣的描述本人不贊成，台灣的軍隊國家化是在解嚴以後才逐步展開的，應該說在整個台灣民主化之前台灣還是屬於』軍人--主導政黨體制，凝聚力強『這個範疇的
大家在上述表格中還會發現一個問題：在」軍人--主導政黨體制，凝聚力低』的情況下一旦出現經濟危機的國家，即使民主化，也很難挽回頹勢，究其原因有那麼幾點
1.本身就面臨政府收支平衡失調，高通貨膨脹，經濟低增長；以及長期遺留的利益分配問題
2溫和的改革措施很難打破原有利益集團（尤其是打破擁有武裝力量的軍人集團),導致實質性的經濟改革一拖再拖，從而加速經濟的惡化
3.1後續政府會採用激進的改革手段（玻利維亞、巴西、秘魯）公開和反改革利益集團的分歧，導致整個國家出現行政力量上的兩極化和立法權的分裂
3.2極端化的政黨（尤其是是希望利用民粹力量對抗軍隊的左翼勢力）登台（阿根廷），而這些依賴工會和民眾上台的極端政黨出現，只是威權體制下執政主體的轉移，實質上並不能算是完全民主化
4：1-3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無法像其他民主化國家一樣出現較快的增長或者恢復。
綜上所述，其實大家會發現一點，經濟發展情況其實和民主化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其中出現的每個由於時代背景，文化差異所導致的歷史細節的不同，都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民主化過程。
註：其實把這個問題反過來問就是著名的李普賽特假設了，即「較高的發展水平是不是產生和維持民主治理的一個前提條件『。對於這問題其實也非常有爭議（不過絕大部分還是傾向於承認這個命題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xel Hadenius，以Mark Gasiorowski的相關著作，這裡我就不展開了個人覺得民主與經濟增長沒有必然關係，甚至在半民主狀態下經濟發展的更快（前提是高層英明，方向正確）。例如：經濟騰飛時的韓國是軍政府（至少算不上民主），台灣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是一黨制，大陸的經濟增長也是在「和諧」的環境下進行的。但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的民主化是大勢所趨。個人覺得政治的發展也是螺旋的，當經濟極度發達了，可能政治的最佳形態不是我們目前理解的民主形式
理論推導的話，都可以有因果關係的解釋，但是都未充分證明。
之前看過這方面的文獻，但是因為不多，所以文獻綜述不好弄出來，但是看到樓上已經開始寫了。我就先補充一句：制度應該更側重經濟次序，經濟增長應該更側重經濟過程，觀點主要來自楊小凱和林毅夫當年就「後發優勢」的討論。
在西方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時候，有幾個民主國家？答案是——0，你沒有看錯。要是當時他們就民主了，就不可能有資本的原始積累，那都是建立在帝國主義掠奪上的，對亞非拉落後地區資源的瘋狂攫取鑄就了老牌帝國主義的輝煌，大英帝國當年疆土有2000多萬平方公里，是的你沒有看錯，比蘇聯還大。要沒有海外殖民地他們能走向工業化的現代文明嗎？當工業化完成以後，國家的使命和意義就會發生更改，維護現有的全球秩序是他們最高利益的體現。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輸出民主，分散後起國家的政權，利用現有的不公平的產業結構、資本結構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扼殺在工業化起步階段，對發達國家保持現有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利的。
經濟增長最終決定於：資源和創新。資源是有限的，尤其在起步階段是大大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沒有使命感，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決心和手段，就不可能崛起；在完成崛起之後，自然可以把資源和權利分攤給一群紈絝子弟，反正天下太平河清海晏。關於創新，我認為這和民主沒有關係。當然近代以來私有部門做出了許多以弱勝強的偉大創新，但在現代民主尚未誕生之前，同樣產生了無數技術上、文化上的創新，提高了生產力，所以沒法一概而論。
看了大家的答案，覺得對於這個問題，簡單地說能或者不能，都不對。現在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我覺得應該是不確定。 在真實世界中，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至少有以下幾種：
實現民主以後經濟騰飛的國家和地區：英國，美國等歐美國家
實現民主以後經濟發展卻停滯的國家：東歐劇變以後的東歐各國
沒有實現民主卻實現經濟騰飛的國家和地區：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等
假如這三方面的情況都有，又怎麼能輕言民主能否促進經濟發展呢？要分析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確實存在很多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變數太多。一個社會裡面，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太多，文化，宗教，人口結構，資源教育水平這些等等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影響。所以經濟發展得快，未必是民主的功勞；經濟發展得慢，未必是民主的過錯。
第二個困難在於邏輯關係的不確定。假如民主和經濟發展構成因果關係，那麼到底民主和經濟發展誰是因誰是果，還是互為因果相互促進？又或者民主和經濟發展只是構成時序關係而不是因果關係（即A發生在前，B發生在後，但他們之間卻沒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第三個困難在於民主本身只是政治制度的一個特徵。對於歐美政治制度，我認為可以用四個關鍵詞來描述：民主，法治，自由和制衡。所以民主只是其中一方面。@chenqin提出一個思路很有意思的研究，但是這個研究最多能討論「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而並非「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對於歐美政治制度的特徵，法治，自由和制衡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民主恰恰是最可疑的一個價值。民主的優點我們知道有很多，但民主本身也可能導致很多問題：多數人暴政，福利過度，決策效率低，民主化進程引發民粹主義和種族衝突（盧安達大屠殺）。所以有一個觀點認為，優質的民主制度必須要這個國家的中產階級崛起，人民受教育程度較高才能實現。 而且，法治和自由並非一定要在民主存在時才能存在，例如香港殖民地時期政府，雖然不能實現民主選舉，但是法治和自由卻做得很好。
綜上所述，就是要明確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實在太困難了。
所以，民主是否能促進經濟發展不好說，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主便會變成普遍的訴求。
你要先定義經濟增長，再定義民主。接著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這兩個概念都是有爭議的。比如：
-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接著消滅窮人，然後就共同致富了，這算不算經濟增長？
- 51%的人投票選出一個總統，對剩下的49%的人施行獨裁，這算不算民主？
根據目前人類的經驗來看，不民主的國家可以經濟飛速增長，民主的國家也可以經濟增長緩慢。社會科學沒法做控制變數的實驗，這個結論還真的沒法給。
有一定關係但是本質上關係不大。
靠譜的民族，像德國、日本，給個獨裁者照樣增長。
不靠譜的民族，換什麼制度都沒有用。
民主屬於社會關係範疇，民主可以解放生存力，於是促進經濟增長。
還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吧。
人類社會發展的順序是：農業、手工業、工業。工業又有第一、二、三次等革命。
第一次工業革命主要是紡織業，也是入門行業。但也要求女性的權益的擴大，因為紡織業主要是女性參加。
即便如此，也只有西方國家和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做到，因為這些國家女性權益更高。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重工業，重工業需要集中資源，所以需要強力政府，所以德、日等國集權嚴重，連美國也出現羅斯福新政。其他如蘇聯、朝鮮、中國都成功的發展了重工業。又比如南美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陷阱，但智利經過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完成資源配置，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也是輕工業領域，需要全民參與，人人創新，這就需要公民更多的自由，所以美國開始了自由化運動。美國的自由主義並不是為了騙別人，美國自己真的需要。只是其他國家不需要而已。
再看那些伊斯蘭國家，雖然靠近西方，連一點皮毛也沒有學會，因為女性權力實在太小。甚至印度，也面臨這種情況。
社會發展分很多階段，很多層次，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有人想把"民主"當成靈丹妙藥，包治百病，那只是懶人的想法。病萬變，葯亦萬變。
我們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也要不同的學習方法吧？
要看具體情況
如果有大國拿著槍威脅你：「你不搞民主我就搞死你，搞民主，聽我話，我就給你若干經濟技術和貿易條款優惠」，這樣搞民主的話經濟就比較容易增長
如果只是不斷討好民眾，支付更高工資和社會福利，降低工作時間，這樣經濟增長可能反而會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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