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辭彙交流中近代日本向中國輸入辭彙有哪些？涉及哪些領域？又對近代漢語有多大的影響？
中日同形詞？和制漢語？
近代以來不少的和制漢語流入中國，在介紹近代西方文明，改造原有漢語方面有很大影響。
希望能有知友能過來介紹一下具體情況，分享一些個人的觀點和值得討論的個人問題。
這方面主要還是看以下幾位老師的研究
沈國威老師
陳立衛老師
朱京偉老師我先來提一個問題，近代以來嚴復為了翻譯西學也造了很多辭彙諸如：
economy 計學
evolution 天演
society 群
philosophy 理學
capital 母財
freedom 自鷂
sympathy 善相感但結果卻是被日本人造的日式辭彙取代
1.為什麼嚴復的造詞被淘汰了？
2.古漢語到近現代漢語的變革算不算正常過程，還是說有些斷層？有沒有被日式思維創造的辭彙帶節奏？
2.開個大腦洞，可不可以說這些代表近代文明知識體系的話語權或者理解制高點被日式思維給帶節奏了？
一．關於漢語中日本外來語的爭論
說起和制漢語可能會有不少人覺得陌生，但是說起一篇《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講話》的帖子，想必大家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印象。這個幾年前在坊間流傳的帖子，犀利的標題博取了很多國人的眼球，之後又出現了一篇《駁所謂「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講話」的謬論》的文章，算是一定程度上平息了這段風波。而自己作為日語學習者來講，也在日語學習的過程中也發現，日語中有相當數量的辭彙和漢語很像甚至是完全一樣。後來我又在日本的時候看到了《離開了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講話》的日本版本，在YouTube視頻網站上，一個叫宮脇淳子的學者在其所謂「歷史講座」中提到了這個事，據她所說現代漢語中有七到八成是來自日語。
其實在日本網路上，諸如此類「七成，八成」的言論也不少，無論是網民也好，學者也罷，噱頭和煽動成分居多，大多數出現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言論中。但是從專業的角度去研究和闡述的文章卻非常缺失。與之相反，中國和韓國關於這個話題，研究成果頗多。其實不論是前兩篇帖子還是部分日本人的激進言論，都和和制漢語有著莫大的關係。
二．漢語和日語的淵源
先把爭論放一邊，首先來看一看日文和中文是怎樣一個關係。中文完全由漢字組成。日文則是由漢字（亦可稱之為真名），平假名，片假名三部分組成。而在很早之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唐朝末期，日本人從中國借來漢字用來標記日語的語音。後來日本人根據漢字的偏旁部首造出日文「片假名」，又採用漢字草體創造日文「平假名」，這就是日文的起源。
學習日語的人都知道，日語和漢語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漢語是「主謂賓」的語序結構，而日語則是「主賓謂」，即動詞在被修飾名詞的前面。日語被稱作「黏著語」，每個句子成分都需要助詞來提示。就世界語言體系上的分類來說，漢語屬於漢藏語系，而日語的語系歸屬尚有爭論（有觀點說日語漢語屬於阿爾泰語系，也有觀點說日語和朝鮮語（韓語）共同屬於一個新的語系）。所以說根本不屬於一個語言系統的漢語和日語，本來不可能有什麼共同點，但卻因為地理和歷史的關係，可以說日文文字系統是依靠漢字的基礎上建立的。
至此我們應該有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在近代之前，日本一直處於中華漢字圈中。儒家學說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姑且不論，就文字語言領域，日文在極大程度上受到了漢字的影響。在隋唐時期，漢語典籍以及漢文化對當時的日本來說是很有吸引力和影響力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時代。而到了幕府末期和明治時代，情況就變得有些不同，東方世界開始陸續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這其中包括中國和日本。日本看到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戰敗並且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後來日本國內又發生了黑船事件，日本人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強大力量，便開始著手轉變以西方為師，至此為止，和制漢語就登上歷史的舞台。
三．和制漢語的概念以及文化意義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和制漢語是日本人根據古代漢語和日語的語法辭彙創造的「新漢語」。其背後有著極其重要的文化含義。和制漢語作為一個載體，連接著三個主體，就是中國，日本，還有西方世界。近代日本人為了翻譯西方傳來的新概念創造出了和制漢語，而後和制漢語又傳入中國。和制漢語的創造過程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種西學文明的傳遞，就是西學東漸的過程。西方是源頭，日本早於中國。
一個社會的語言文字，一定是適應於這個社會的發展以及知識認知體系的。處於閉關鎖國狀態的日本，社會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社會對知識的認知也是如此，當然也就沒有出現大量新辭彙的條件。19世紀的日本知識階層的少數人，僅僅是出於求知慾以及對外來知識文化的好奇，開始嘗試創造新詞。而在1853年佩里叩關之後，日本結束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這個時候日本人創造新詞的目的不僅僅是因為好奇和求知慾，而是處於學習西方學說的目的。由於東方和西方的社會形態有很大的差別，知識體系更是完全不同（簡單的說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是處於處於「經」「史」「子」「集」的知識體系中，而西方則是處於經濟，政治，文化以及近代科學醫學，物理，天文等知識體系下）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新詞的創造和翻譯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環，大量的新詞就被創造出來。和制漢語作為社會變革的基礎環節，在構建日本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就連「政治」「經濟」「文化」「哲學」「軍事」這樣的辭彙，也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被創造的。可以說，和制漢語的出現不僅僅是新辭彙的擴充，更是在日本作為東方國家向近代國家體系演變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和制漢語的起源
日本在閉關鎖國的時期長期處於封閉狀態，只開設了長崎作為通商口岸，與荷蘭，中國通商。當時主管通商的日本官員要求荷蘭的通商人員定期提供關於外界的消息，日語稱之為「和蘭風説書」，作為了解西方的窗口。當時的日本知識階層通過荷蘭接觸西學，在日本興起了「蘭學」熱潮。就在這樣的背景下，1774年，日本學者杉田玄白翻譯出《解體新書》，成為日本第一部日本人自主翻譯的西學書籍。對於西洋的醫學書籍，自古以來，有很多醫學概念在中國和日本是沒有提及的，就算有手、足、腸、心臟、肝臟等基本概念，但是由於中醫和西醫的本質區別，像西方非常嚴格定義下來的專業術語在東方是沒有的。當時的杉田玄白為了翻譯《解體新書》，以漢學典籍為基礎，有適當對應的語言辭彙就用，沒有的話就「私立」，創造新詞。甚至為此還創造了很多新的漢字，例如「腺」「臎」等。之後通過這樣的方法，早期蘭學學者初步創造整理出了一批植物學，化學，軍事學，語言學等領域的專業術語。
五．和制漢語的創造和發展
經過幕府末期進入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開始向西方學習，明治維新第一代啟蒙家們，例如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福澤諭吉等人，繼承了蘭學學者的造詞法，開始大規模翻譯造詞。日本近代學者在翻譯西方概念的時候，大致用到了三種方法。
第一，他們參考16世紀的利瑪竇，徐光啟，以及19世紀來華的馬禮遜等人翻譯的漢文書籍，運用了其中很多辭彙直接去對譯西方的概念。例如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刊行的《萬國公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像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就直接被拿到日本用了。
第二，對漢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適合於西方的概念，「生造」出了一大批辭彙，例如藝術，文化，文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這些辭彙雖然出自漢學典籍，但是其意義和近代概念大有不同，例如英文「economy」的對譯詞就是從「經世濟民」中拿來的，而中國古典中使用的"文化"本意原為"以文教化"，日本人就創造性地把「文化」作為了「culture」的對譯詞。
第三，新造漢語詞。例如：電話，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哲學，美學，例如西周在翻譯英文「philosophy」的時候也是頗費苦心，他一開始聯繫中國宋明理學所講的"希賢、希聖"提出"希聖學"或"希哲學"的方案，後來才將"希哲學"的"希"字去掉簡化為"哲學"。
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和制漢語的，這裡引用新潟産業大學比較文化學教授東京大學學術博士金光林的論文『近現代の中國語、韓國?朝鮮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の影響』，部分引用其中的辭彙來說明進入中國的和制日語的情況。
1.漢語典籍中有出處的辭彙：
文學,文化,文明,文法,分析,物理,演説,諷刺,學士,芸術,議決,具體,博士,保険,封建,方面,法律,法式,保障,表情,表象,意味,自由,住所,會計,階級,改造,革命,環境,課程,計畫,経理,経済,権利,検討,機械,機會,機関,規則,抗議,講義,故意,交際,交渉,構造,教育,教授,共和,労働,領會,流行,政治,社會,進歩,信用,支持,思想,自然,手段,主席,主食,運動,予算,遊撃,
2.日本人自造的意譯歐美語言的辭彙：
馬鈴薯、弁証法、美學、美術、美化、美感、微積分、傍証、物質、治外法権、蓄電池、直覚、調整、超短波、仲裁、抽象、代表、代理、代數、斷交、談判、斷定、瓦斯、脫黨、電業、電力、伝播、電報、伝票、電流、伝染病、電車、電信、導電線、動機、動員、導火線、動向、獨裁、獨佔、動脈、動脈硬化、動産、導體、液體、演繹、不動産、復員、概括、概念、概論、概算、學位、學期、學齢、劇場、現役、現実、現象、原則、下水道、議案、議員、議會、義務、技師、互恵、軍事、軍國主義、背景、配給、迫害、迫撃砲、博覧會、判斷、反動、反映、反革命、判決、反応、反射、反対、破産、併発症、偏見、批判、批評、否決、引渡、否認、否定、法學、法醫學、法人、法科、放射、保釈、放射線、保障、放送、法則、法廷、法定、方程式、表演、表決、一元論、醫學、意志、意識、意図、自治、自白、自発的、人為的、人格、人生観、蒸発、情報、條件、蒸気、靜脈、蒸留、科學、化學、解放、海事、改良、回収、潰瘍、改善、客観、幹部、関係、観念、管制、鑑定、借方、仮説、貸方、仮定、過渡、寡頭政治、刑法、警察、系統、経済學、結核、建築、企業、金額、金庫、帰納、交易、雇員、甲狀腺、公開、根本的、拘留、交流、光線、公証人、肯定、組合、腳本、局限、供給、共産主義、休戦、命題、免除、未知數、民主、目的、目的物、無機、入場券、冷蔵庫、瀝青、歴史、列車、論理學、領土、領域、領海、緑化、領空、流體、最後通牒、最恵國、催眠術、催涙弾、索引、算術、三角（法）、作用、左翼、成分、生物學、政府、請願、制裁、政策、生産力、政黨、制約、世界観、積極、専売、説明、社団、社會學、社交的、試験、新聞、信號、侵犯、進化、侵蝕、消防、消毒、商業、消費、商品、消化、消火器、消火栓、職員、消極、承認、而除去以上關於思想，觀念，法律，制度，科學，技術，醫療，藝術等相關的近代語言辭彙，當時的日本的啟蒙家們還創造了一系列造詞法，這裡列舉一些中國使用的造詞法例如：（以下均為日語）
(1)化???多元化 大衆化 自動化
(2) 式???速成式 方程式 恆等式
(3) 炎???肺炎 胃炎 腸炎 関節炎 脳炎
(4)力???生産力 消費力 原動力
(5) 性???可能性 現実性 必然性
(6) 的???歴史的 大衆的 民族的
(7) 界???文學界 芸術界 思想界
(8) 型???新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9) 感???美感 好感 悪感 情感
(10)點???重點 要點 焦點 注意點
(11)観???主観 客観 悲観 楽観
(12)線???直線 曲線 拋物線 生命線
(13)率???効率 生産率 増長率
(14)法???弁証法 帰納法 演繹法
(15)度???進度 深度 広度 強度
(16)品???作品 食品 芸術品 成品
(17)者???作者 読者 訳者 労働者
(18)作用???同化作用 異化作用
(19)問題???人口問題 土地問題
(20)時代???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21)社會???原始社會 奴隷社會 封建社會
(22)主義???人文主義 人本主義 人道主義
(23)階級???地主階級 資産階級 中産階級
大概在明治20年（1888年）左右，現代日語的語言辭彙體系基本完成，至此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國力日漸強盛，先後廢除了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了國家主權，最終進入了近代化。
六.和制漢語進入中國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清政府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此時的清政府才認識到，通過明治維新取得成功的日本已經今非昔比，自己只有學習西方才能自保，所以不得不加快學習西方的步伐。而日本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近邦，通過日本學習西學有文化，地理，還有經濟上的便利，所以清廷決定向日本派遣留學生。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13人的留學生，開始了中國留學生東渡日本的歷程，此後，中國留學生人數逐漸在增加，1899年增至200名，1902年達400名，1903年有1000名，1906年留學日本的學生有8000名。在此期間，清廷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然後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利更是使日本聲名大噪，都使得赴日留學生劇增。同時期也有像胡適等赴歐留學，但是在數量上來看，赴日留學生呈現壓倒態勢。從1896年清政府派遣留學生開始，赴日的人員有之後的維新派（梁啟超），革命派（包括黃興、鄒容、陳天華，據統計1905年~~1907年，同盟會全員379人中有354人是赴日留學生），國民政府和國民黨骨幹（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明、戴季陶、閻錫山、何應欽、白崇禧、蔡鍔等），五四運動以及共產主義信仰者（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佛海、周恩來、董必武，魯迅等）以及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活動家（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在這樣的情況下，留日的中國知識階層以日為師，自然形成了翻譯日本書籍的潮流。 根據《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當時翻譯的書籍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法律，歷史，地理，產業，醫學，軍事，文學，藝術等，翻譯作品高達2600部。從清末民初再到五四運動這段時期，中國的各個文化啟蒙和政治團體的成員活躍在日本，他們樂於從日語轉譯的西方學說中來宣揚民主，科學等近代西方思想，啟發民智，也極力鼓動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在這一過程中，無形中形成了哲學，社會，科學以及一些抽象的和制漢語向中國的輸入和轉移。
梁啟超對和制漢語有著很積極的態度，在日本橫濱，他創辦了改良派在海外的第一機關報《清議報》，《清議報》面向國內讀者，通過《清議報》，大量已被日本翻譯，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等西方名詞、術語進入了中國。隨後的革命派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在東京創辦了《明報》。作為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傳陣地，《明報》也採用了大量和制漢語。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朱京偉的論文《《清議報》（1898~1901）中的二字日語借詞》和《《民報》（1905~1908）中的日語借詞》中，他分別在《清議報》和《民報》中抽取了1772個和1160個日語借詞作為研究對象，其數量不可謂不多。而根據天津外國語學院常曉宏教授在對魯迅平生的作品做的調查研究中發現，中日同形詞有3328個，被考證是日語借詞的有1335個。具體情況列表如下：
可以看出，在和制日語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從戊戌變法失敗後的改良派開始，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再到後來的五四運動中的左翼文人以及早期的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在清末民初時期，作為赴日的中國留學生直接帶著日文課本回到中國的現象也不可謂不普遍，從而形成了和制漢語大量進入中國的高潮。
對於這樣一個現象，清末的保守文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難想像也有很多國人是抵制和抗拒的，例如中國近代思想家翻譯家嚴復。不同於梁啟超等人對和制漢語的積極態度，嚴復對於日譯的方式有著很大的質疑，他堅持翻譯西方學說一定要讀原著，領會其精要，然後再去翻譯。日本新名詞大量湧入中國，也引起了當時監管學部的大學士張之洞等人的強烈不滿，他於1904年在主持制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中，就公開反對濫用日本新名詞，明定「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古人云：文以載道。今日時勢，更兼有文藝載政之用。故國外論治論學，率以言語文字所行之遠近，驗權力教化所及之廣狹。除化學家製造家及一切專門之學，考有新物新法，因創為新字，自應各從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詞自不宜剿襲摻雜。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辭不相宜者亦復不少。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而舍熟取生，徒令閱者解說參差，於辦事亦多窒礙。此等字樣，不勝枚舉，可以類推。其實此等名詞，在外國不過習俗沿用，並未嘗自以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同人，所有著述文辭，凡用漢文者，皆極雅馴，仍系取材於中國經史子集之內，從未闌入此等字樣。可見國外文體，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襲。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夫敘事述理，中國自由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國文法，或虛實字義倒裝，或敘說繁複曲折，令人費解，亦所當戒。儻中外文法，參用雜糅，久之必漸將中國文法字義盡行改變。恐中國之學術風教，即將隨之盡亡矣。此後官私文牘一切著述，均宜劉鑫檢點，切勿任意效顰，有乖文體，且徒貽外人姍笑，如課本日記考試文案內有此等字樣，定從擯斥。」
嚴復的態度和張之洞的言論都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清時期保守文人對日語外來詞的抵制態度。有些日本新的構詞方法也並不是盡善盡美，甚至打破了傳統漢語的構詞規則，所以遭致中國文人的厭惡。比如「改良」「改善」「革新」「糾正」等，中國舊的說法只有「改革」，其中「改」和「革」兩個動詞並列，是聯合結構，而「改良」「改善」「革新」「糾正」則是新出現的動補結構的構詞法，在當時的中國文人看來就很彆扭，當時號稱中國英語第一的辜銘鴻就曾公開反對國人使用「改良」，1915年在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他戲謔地說；「現在人說話用詞都不通，比如說「改良」就不通，過去我們都說從良，不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諸如此類的例子不甚枚舉，但是此時日制漢語已經大量進入中國，晚清的保守文人也無法阻擋。即使是晚清文人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對於日語外來詞，國學學者王國維就有著不一樣的見解，王國維便主張儘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語。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強調了借用日本譯語的可行性和便利之處：「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中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於新奇之語也；至於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最終，以嚴復為代表的譯法始終還是沒有敵得過日本譯詞，他譯制的諸如計學----economy、天演----Evolution、群----society、玄學----metaphysical、理學----philosophy、母財----capital、自繇----freedom、善相感----sympathy等詞最終被大眾所淘汰。究其原因，首先，作為母語學者的嚴復和日本人，翻譯方式有很大的出入。嚴復多用單字去翻譯西方名詞，導致譯詞不夠精密，而日本人則大量採用雙字甚至三字，對於講求精密嚴謹的西方科學來說，後者則顯得更為合適。而且作為漢學大家的嚴復，在翻譯西學的時候給自己立下了「信」「達」「雅」的標準，在儘可能做到精準，明確的翻譯的同時，又十分注意古雅，他也曾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他要求自己的翻譯富有美感，讀起來和諧並且鏗鏘有節奏，既要考慮準確，還要兼顧文氣，這給他帶來相當大的考驗。梁啟超也對嚴譯文體提出質疑，說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而作為外國人的日本人大可不必計較什麼古雅，翻譯的時候也不像嚴復遵守太多古漢語的造詞規則，反而是放開了手腳，創造出了大量淺顯易懂的和制漢語。無論晚晴保守文人如何不滿如何抵抗，和制日語還是憑藉巨大的便利性和突破傳統的實用性在中國紮下跟來，說到底，還是因為傳統漢語無法應對龐大的西方科學文化體系，要想依靠學習西學使自己不落後於世界潮流，從語言文字角度來講，傳統漢語非得變革不可。
七．和制漢語對近代漢語的影響
日本人對古漢語進行了改造和再利用創造出了和制漢語，之後又大量流入中國。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流入中國的和制漢語，使得近代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陳保生教授的總結，和制漢語對漢語文言文的影響中，第一，單字表意的文言文出現了複音化現象。第二，漢語出現複音化現象以後使得漢語的文句描述語義變得更為細緻。第三，漢語從傳統的文言文表述方式中轉變為西方式的表達方式，漢語的句子變長，這樣就有助於吸收西方各國的先進文化，理解西方思想，也就為中國近代化打下了基礎。再進一步分析來講，就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黃興濤教授《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研究與辭彙傳統的邊個問題》中研究表明，中國傳統古漢語向近現代漢語變革的過程中，傳統辭彙的變革有六個方面：
第一，雙音節、三音節乃至四音節詞空前增加（例如：雙音節詞有理論、自由、主義、宗教、統計、教育、科學、民族、民主、政治、文明、文化等，三音節詞有唯物論、世界觀、物理學等諸多現代學科名稱辭彙，四音節詞如心理作用、民族問題、原始時代、封建社會、人文主義、地主階級等）。
第二，前綴，後綴的詞綴化構詞法大大發展，更加自覺。（中國辭彙以前雖然也有諸如老---，洋---，---學等詞綴構詞法，但是很不發達，從日本吸收大量新名詞後，這種構詞法就成為一種語言上的自覺，例如：「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點」「觀」「線」「論」「率」「法」「問題」「主義」「時代」「階級」「作用」等後綴構詞法，其中或多或少中國也有使用，但是總的來講，這種系統的構詞法是來自日本）
第三，動補結構的新詞大量出現（擴大、加強、提高、改良、改善、革新、糾正等詞）。
第四，動詞的名詞化現象突出（例如教育，生產等）。
第五，出現一些從日本傳來的不太符合中國傳統組詞搭配習慣但生命力強的新詞（如見習、手續、取消、社會、經濟、具體、企業、肯定、直接、間接、直覺等）。
第六，在翻譯日語的過程中，中國人還創造出一些新的辭彙，像介詞關於、基於、對於、由於等詞；動詞動詞認為、成為、視為等詞，這些詞的使用，對於漢語的問題，句式的表述等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
七.西學東漸和大國的興衰
西學東漸的歷程，顯然是日本率先領悟到了精髓。然而歷史就是會開玩笑，早在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西方文明在尋求文化擴張和交流的過程中，日本始終不被西方傳教士和商人所重視。16世紀初期開始，就有西方商人和外交官抵達中國，之後又有著名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和湯若望，天主教傳教士龍華民，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南懷仁等人。根據王韜《泰西著述考》，由1552年至1674年，僅「著名」的傳教士就有92人，他們多數埋骨於中國。他們用漢文翻譯的西學書籍有二百一十種，大多是宗教和理科書籍。接著在1720年，隨著康熙頒布了禁教令，此後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傳教士都無法在中國活動，到了19世紀，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最早來華，他不但用中文翻譯了《聖經》，而且發刊了很多中文期刊。從鴉片戰爭開始，外國傳教士就開始在中國開設出版機構，翻譯出了大批的書籍。舉例來講有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博物新編》等書籍；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後又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等書籍；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等書籍。不僅僅是出版行業，而後又在外國傳教士的主導下編纂了很多的英華詞典，例如：1822年馬禮遜（R.Morrison）的《華英字典》，1844年衛三畏（W.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1848年麥都思（W.H.Medhurst）的《英漢字典》，1869年羅存德（W.Lobscheid）的《英華字典》，1872年盧公明（J.Doolittle）的《華英萃林韻府》等。可以看出，從16世紀初到清末為止，西方傳教士帶著多種目的給中國帶來了西方的宗教，科學，文化等西方學說，幾代人費了不少功夫，使得西學漢譯也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歷史，但是有一個不得不注意的現象，就是到19世紀中期截止，西學東漸的歷程都是以西方傳教士為主導，而這一時期的漢語翻譯作品無一例外都是外籍傳教士口譯，中國人筆述的模式。早期西方人士因為通商，傳教，仰慕中國文化等原因來到中國，本以為能夠促成文化交流，互為通商，出乎意料的是，中國人從來不把中西的來往當做平等的交流，更多的是以撫慰朝貢國的態度來接待這些西方人士，而當時大多數中國文人學士是不屑於去了解西學的。明神宗冊封利瑪竇，康熙冊封湯若望，歷史上不乏這類中國皇帝賞識外國學士的例子，但只是愛惜其「技藝」，並非站在文化平等的立場上給予禮遇。1739年，當時的工業第一強國英國派出使節馬戛爾尼到北京交涉，此時清政府對當時歐洲各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近代資本主義的歷史性進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國仍然視為「海夷」。他們不假思索地稱馬戛爾尼為「貢使」，稱他們帶來的禮品為「貢品」，要求他們遵從中國禮制。一系列交涉最終也無果於終。要知道當時英國已經在使用連發槍，火炮等近代熱武器，而中國卻還在使用火繩引爆的槍，清軍使用的刀槍弓箭也早就被西方棄用。但古老的中國卻逐步走向封閉，自認為「天朝上國」，夜郎自大。甚至鴉片戰爭之後還是稱西方人為「夷狄蠻人」，1858年清朝戰敗於英法聯軍後，簽訂的《天津條約》就有一條規定「凡歐洲人不得稱之為蠻夷」。國人自認為中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文化，也有誇耀世界的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天經地義的，萬世不變的。它盡善盡美，貫通古今，放諸四海而皆準。正因為如此，就算之後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清廷在驚慌中發起了洋務運動，也僅僅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並沒有從心底認同西方文化，內心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到甲午中日戰爭清政府戰敗，國人才開始醒悟，但是此時已為時已晚，清廷搖搖欲墜，國不將國的時候，也就沒有人過多關注和制漢語的問題了。清政府在戊戌以前沒有放開手腳去大規模自主的去翻譯西學書籍，漢學文人也沒有認識到革新改造文言文適應西方科學體系的重要性，反而讓善於學習的日本人搶了先機。說到底中國人的文化土壤過於肥沃，再加上安定的社會環境，遲遲沒有察覺世界的變革，對世界的認識依舊束縛在傳統的「經史子集」中，危機意識不比日本人，在太平盛世還好，但是到了時代變革的時候，枷鎖過重，導致在近代化的歷程中比起日本方面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的，錯失了機會。1907年的時候，清政府也曾在學部設立過一個編訂名詞館的機構，專門編訂名詞，嚴復和王國維都是成員。但不久清朝就滅亡了，它所編訂的一些名詞，最後也沒公布出來，從而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九．日本的超越
再接著說日本，日本接觸西方文化的時間相比中國很短，18世紀開始在本島興起的蘭學，而後又從蘭學轉到英學，到19世紀八十年代為止，在短短一百八十年間，完成了西方文化在日本的移植，促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後來甚至提出「脫亞入歐」走向後期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可不謂是東亞近代化的歷程中的典範和先導。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所以會成功，一方面日本本身就是一艘小船，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摒棄封建舊制，迅速轉以西方為師，當然要做的比中國快；另一方面，日本學習和模仿的能力幾乎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翻開日本的歷史，中國的影響幾乎佔據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比日本最早的史書還要早的歷史，日本學者都要考證中國的史書，對於中國的學習，甚至是語言文字，日本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只要有利於日本本國的發展，日本就拿來為自己所用。這裡列舉《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的中日近代化時間表作為參考：
可以看得出在接觸吸收西學文化方面中國佔有「天時」「地利」之便，但是終究沒有搶先推動近代化進程，最終在甲午中日戰爭中輸給了日本。本來我想儘可能避免除了語言方面的中日比較，奈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無論是思想文化，還是語言文字，甚至是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相對應的。總而言之，從傳統漢語到社會變革，國人的保守思想都成為了歷史的絆腳石。
10.回到和制漢語
最後回到和制漢語的問題，根據關西大學外國語研究教授沈國威教授的觀點，日本的造語歷程大概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1.蘭學學者的造語時期。
2.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的新造語時期。
與此同時中國的造語歷程也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開端（明末清初）
準備期（1807---1840）
發展期（1840---1860）
官方主導翻譯期（1860---1880）
停滯期（1880---1895）
和制日語導入期（1895---1919）
根據學界普遍的觀點，在中國的造語過程中，其中1，2，3為西方傳教士主導下的翻譯時期，4為清政府在洋務運動時期開設的翻譯機構翻譯時期。而在18世紀開始日本蘭學學者的造語過程中大量借鑒了中國1,2,3時期中國西方傳教士的譯語。據日本目白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陳力衛的研究表明，日本近代學者參考漢譯西學書籍有一下三個時期1.從16世紀中後期到19世紀初期，以利馬竇為首，來到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們留下的著作。2.從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到中國的1807年到19世紀末為止，西方傳教士翻譯的書作，3.清廷於1862年設立同文館等翻譯機構以後，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註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里去了。由此可見，西學新書在日本的利用不僅是通過中國渠道吸收西洋知識的一條途徑,而且給日語語彙里灌輸了近代概念的新鮮血液。最後就是1995年到1919年和制漢語大量輸入中國。
總結來講，在西學東漸的歷史過程中，作為中日近代化先導的翻譯界，從最開始就交織著複雜的文化互動，最後結出了成熟的能夠適應西方文明理念的和制漢語，對中國後期的社會變革以及各個政治階級的革命發展提供了支持。就語言方面來講，成熟的和制漢語體系，在突破傳統漢語的歷史局限性，特別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對西方理論體系的實用性和適應性方面，和制漢語是在那個歷史階段唯一不二的選擇，或者說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和制漢語是最優的選擇。
11.自己的想法和今後的課題
（1）極端民族主義不可取
不論是少數日本人的激進言論，還是國人的反駁的帖子，只是從極端民族主義的或者非此即彼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但是其中真正了解和制漢語以及中日語言文字交流歷史的人少之又少。關於漢語中日語外來詞的數量問題，到現在還有不少的學者在做研究，精確的去下定義想必是很難的，況且關於創造權的問題，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簡單，更何況中日兩國自古以來就有文化交流的傳統，像學界提出的「回歸詞」等問題，發明權是你的還是我的，界限本來就是模糊的，更何況具體到每個人的看法和認同，但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隨著日語日文近代化的迅速實現，對中文漢語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並沒有被國人認識。而且可以說至今日語語言文字的發展，每年的創造力，相對於漢語中文仍然處於優勢，中文仍然處於被輸入的狀況。
（2）重視交流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
自己從這種對立的觀點作為出發點做研究，感受到的卻是中日文化交流過程中相輔相成的關係的重要性。同處於漢字文化圈的中日經歷了很長的交流借鑒歷史，近代以前是從漢字文化圈的中心中國向東亞以及東南亞各國輻射擴散，日語日文也在其中，而在近代經過明治維新迅速成熟的日文開始反向向中國輸出，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種依存關係。
（3）漢字文化圈今後的命運
中日韓三國，中國是漢字的發源地，漢字是唯一的選擇。
日本從二戰後開始用片假名取代漢字標記外來語，可以說漢字的權重正在日本下降，如今日本的外來語已經自成一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漢字造詞遠遠不如片假名，甚至在日本有一種奇景就是一百年前對照英語翻譯的例如「浪漫」等詞到現在幾乎被棄用，取而代之是用假名標記的「ロマンチック」，似乎在現在日本人的眼裡，假名標記的外來語更加「洋氣」，所以造成了現在日本外來語的泛濫，漢字文化的流失。
最奇葩的要算韓國了，上世紀在朴正熙的主導下，韓國在所有場合廢棄漢字，全部改用韓文標記，留下了一大批幽靈一樣的用韓文標記的漢字詞。
這樣看來，漢字文化圈的影響力確實在消退，持續了一百多年的西學熱的中日乃至韓國，至今還能感受到這股熱流，漢字文化圈的影響力，東方的文化弱勢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頭
諸位不好意思，發這個貼的目的是徵集一下各位感興趣的諸君的意見和想法，一年前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現在貼一下我自己小小的看法，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或者說是意見請指出，最希望的是能夠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篇論文可以參考 金光林（2005）「近現代の中國語、韓國?朝鮮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の影響——日本の漢字語の移入を中心に」
沒有什麼高論，但分類很清晰易懂，而且google可以直接找到pdf版。
根據1984年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漢語外來詞詞典》，漢語外來語詞中有892個日語漢字詞（不過可能將榻榻米之類日本描述自己的物事的辭彙也算入，所以實際應該適當減少）。最主要的有三種，一是日語中本來就存在的漢字詞（包括和制漢語與大和言葉）。包括『場合』、『場面』、『表現』、『克服』等。
第二類是近代被改造的漢語詞，包括我們熟知的『世界』、『共和』等。這類又被稱為『半和制漢語』。
第三類是日本自己翻譯歐美的而產生的辭彙。
另外根據陳力衛的「日中の比較語史研究」，被上海辭書出版社《近現代辭源》所收錄的3000詞中，42%是中日同形語。所以其中至少有三四百詞是中國明末西學東漸及洋務早期翻譯，流傳到日本再出口轉內銷的（當然不能排除部分是中日各自獨立創造的）。特別是後者的辭彙，因知名度不高所以容易混淆（如上圖裡『化學』就被金光林錯誤列入了和制漢語里。另見知乎專欄）。
至於『中日同形語』與『和製漢語』本身，則是更大的問題了。據許雪華的「日中同形語の量的分析」，中日同形語中的音讀詞大概12000左右。其中意思相同（約8000）或相近的（約3000）又只有11000左右。去除日語傳來漢語的八百多，另外還有相當部分兩個語言獨立創造的，剩下的應該就是漢語對日語的影響了。可以看到，漢語的辭彙對日語的影響還是大得多的。
但說道『和製漢語』，範圍則遠不止此了。根據秀茹「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外來語の対照研究 」引用到的資料，1956年的《例解國語辭典》及1969年的《角川國語辭典》，其收錄的漢語詞（音讀詞）都已經佔到了日語辭彙的半壁江山。《角川國語辭典》收錄總辭彙60218，其中漢語辭彙31839。
對比許雪華的研究（雖然許雪華用的日語詞典是1997年的《新明解》，且我暫時未查到新明解的語種分類，但97版新明解總語數高於69年《角川國語》，漢語辭彙數量應該也不會少），可以看到日語中的漢語辭彙數量是遠大於中國傳來的部分。即使保守估計「和製漢語」的數量也是日語中「漢語」（辭彙）的65%以上。
上面提到的論文都可以直接找到PDF版。我校沈國威老師是這方面的專家，你可以查下他的論文。
雖然不是沈老師的學生，但是由於他跟內田老師是好基友，上過他一學期的課，平時也有些接觸。
題主您題的這些問題每一個都很大，大到每個問題都可以寫一本書。我覺得你接下來可以選其中一個題目中的一個點去仔細研究一下，畢竟你題的這幾個問題很多都已經被研究透了。
もっと絞って、研究テーマ探しましょう。我認為在討論現代漢語中的日本外來詞的時候，應該注意其日語語源，漢語 大和言葉 需要分開看待。
典型來自日語中非漢語詞的現代漢語辭彙包括，取締、取消、場合、廣場、立場等。有爭議的包括市場、成立等辭彙，在日語中既有漢語形式也有和語形式，且意義有出入。這些辭彙既非音譯也非意譯，有時用古漢語的構詞法完全無法解釋。
簡單答一下。
首先要明確一下，到底同形詞是什麼，其次再來討論形成原因。
我個人定義的同形詞，參考了竹田治美的意見。即:
構成要素上只有漢字
詞語的表記除字體差別之外一致
排除諸如「切手」這類偶然形成的表記一致的情況。
這樣看來的話，來源問題就很好解決了。
先說漢語輸入日語的情況。基本上可以說有3個輸入高潮和2個變化過程。
最早是3世紀隨著渡來人，漢語傳入日本。當時的漢字辭彙使用與漢語無異。使用人員都是貴族。
894遣唐使停止之後，第一波輸入辭彙開始在武家中使用開來，語義也有部分變化。
第二波輸入高潮是13世紀禪宗的傳入和佛經的翻譯進行的。這也是漢語辭彙進入最多最猛的一次。
之後的中世，漢字辭彙出現了2個方向。一是傳入平民，並隨著町人文學的出現開始有了大量的語義變化，甚至還有很多新造詞，其中不乏有湊巧造得一樣的。
二是伴隨著漢學研究，再次輸入一部分辭彙，尤其是在中國產生的新詞
日語輸入漢語的情況，我個人認為也是有3次。
第一次是幕末的和制漢語。這個大家都知道，就不需要多說了。
第二次是伴殖民戰爭而來的一部分辭彙。注意不是「你的，打槍的不要，快快地走」這種皮欽語，而是「勞金」」會社」「通勤」等。這些辭彙生命力不強，大多成為死語了。(這時候可能會有人說了，不對啊，現在別說通勤了，通學在漢語里都有，別急，往下看)
第三次也就是伴隨著日本文化傳媒的引進而造成的。這種引進可以是直接引進，也可以是通過台灣或香港轉手引進(其實主要是台灣轉手的)。這次不但進入了一些諸如「課金」「配信」「無料」「大丈夫」「一發」等詞語，還進入了一些構詞法。比如使「營業中」的「xx中」，以及「無斷轉載禁止「這樣的「賓動短語」。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我定義中的同形語是不含任何非漢字成分的，所以「萌」「腹黑」不算在內的。
總之，中日同形詞包含範圍較廣，但絕大多數存在借詞關係，絕大多數是音讀辭彙，這也是客觀存在的情況。
全文轉載懦夫卡蹲者的回答，以下都是他寫的。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製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辭彙，引入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製了諸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製了諸如「原罪」、「採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辭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辭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製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15］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係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係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辭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辭彙的漢英對譯［17］。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辭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象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註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里去了。」［19］
事實完全可以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
======
轉載摘錄，原作者不詳。
順便夾點私貨，可以看到上面的時間線從明朝末年直接跨到了鴉片戰爭，中間200年完全空白。這大清朝還真是阻礙人類進步的絆腳石啊
再附上另一個鏈接，別人給出了原文，最高票還在把一些出口轉內銷的東西當成所謂的和制漢語如何看待《駁所謂〈離開了日本外來詞，中國人無法說話〉的謬論》？ - sahwn wang 的回
謝邀
1、不存在一致。一致意味著二者原來不同，後來協調統一了，而實際上絕大多起都是從他國輸入並沿用
2、中國輸出給日本。漢字大都是中國傳入日本的。加之奈良飛鳥期漢譯佛教經典流入，平安期文學作品流行，江戶期儒學教養普及等，大量漢語辭彙流入日語。
3、日本輸出給中國。漢字詞語的反向輸出集中在日本明治期之後。日本從蘭學開始大力吸收西洋文明，其中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翻譯學術著作。題主提到的政治經濟文化哲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是在這個時期被日本首先翻譯成漢字詞的。其中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量極大，著名學者西周翻譯了七百餘個哲學辭彙，包括理性主觀等耳熟能詳的詞語。詳見1874年的百一新論。中文中的這些詞語是從日語中照搬的，所以自然也就一致了。其實好多大家認為的日本制，傳來中國的漢語片語，其實是晚清甚至更早的翻譯西洋書籍的中國書里造出來的，日本幕末接觸西方急切引入了解西方事情知識的時候引入，參考。然後後來又傳回中國。就像現在刮的日本風，模仿推崇比如抹茶啊榻榻米啊傳統點心啊，中國不是沒有，只不過漸漸消失在主流人群甚至被掃進歷史的犄角旮旯乃至完全不用。但是日本的引進，日本化的很強，已經漸漸融為了自己的東西。然後日本強勢以後又流轉到了中國。
某種程度上說，是可悲的
非要人家來發揚光大你才懂得用啊!非要人家說美你才知道珍惜啊!非要外國罵才止搬長城磚蓋豬圈啊!!!
回歸原題。
我覺得其實近代日語對中文的影響不只是漢字，它的程度被低估了! 日語對中文文學文章的影響簡直也可怕。。 好多成名的大大大文豪，大作家，著名作家根本就是留日的。比如魯迅，弟弟周作人，郁達夫等。行文做文章很很日式的或者說很是受日本影響。 比如郁達夫的我很喜歡，但是越讀越不對，雖然我日本文學不太好流派啊什麼的說不太出門道，但有的一看就」這不就是私小說嗎!」 還有的感覺完全說是日本的小說文章翻譯的完全沒問題（我是說風格和行文不是說在抄襲）當然在日式漢語詞的推廣上也起了很大的推波助瀾的作業。
然後現在又是一個很誇張的時候，感覺日本辭彙和語言習慣」侵入」中文一天比一天誇張。 不僅限於熟悉日本文化的人，在生活的日常的侵入隨處可見我覺得。
最後說你說的計學天演這種翻譯，一股子晚清民初不文不白味兒就來來，可以一下子感受到它的時代。但是說不貼切好像也似乎沒差啊? 這個側面反應了兩者之間應用的一條大鴻溝在那兒。可能和這些翻譯學究氣酸腐氣太重，不夠簡潔有力有關，當然和1900左右日本的強大地位和越來越強勢的各種影響力有關，其中日本文學有非常厲害的發展。 留日精英的影響不可忽視。 常凱申也是留日的。
總之儒們的大勢漸去啊，學界都是留西洋東洋的精英，傳統的老儒們英文又不好，翻譯還得找個中間人傳聲筒一下。
豈止是和制漢語，就連簡化漢字的背後都有日本新字體的影子。
如圖所示（手動滑稽）：
先談談和制漢語的影響吧，這兩個詞我們大家耳熟能詳吧：
No. 1: 共產黨
No. 2: 帝國主義
再來談談日本新字體和我們簡體字的對比：
左邊為日本新字體，中間為繁體字（日本稱之為舊字體），右邊為咱們中國的簡體字。
兩國相同的簡化字有：
早在1946年，日本就將「國」簡化為「國」了，1955年，我國簡化漢字時也予以借鑒啦，同樣的例子還有「學」和「灣」
還有一個字我認為簡化得非常棒，那就是：
多虧了@迫真氡川姨逗楽株的提醒：我「黨」不黑！一看果然如此啊，很傳神！要知道在古人看來「黨」這個字給人印象不太好，他們說結黨營私...朋黨...再參考一下英文里的黨叫party，意思是聚會...一小撮人背著老百姓私底下聚會...想想都覺得好「黑」啊 @迫真氡川姨逗楽株
而簡化後的「黨」就不黑了！對吧 2333
當然啦，咱們也是很有主見的，而且很多字簡化得比日本人好，例如：
一來「圖」看起來比「図」更美觀。
二來「圖」和「冬」讀音較為接近，所以嘛放在裡頭再合適不過了。
日本人偷懶了，只是小修小改，「楽」的筆畫依然很多耶...
日本人再次偷懶了，直接把秦漢時期的俗字拿來用了...
就改了幾筆而已...
還有日本特色的簡化字：
日語中的「尺」和睪」讀音接近，所以嘛...而我國則比較喜歡用「又」 @猩聞三十分
最後我想發表一點個人的感想，我覺得咱們簡化漢字時還是有一些不足之處的，例如：
和
我們中國在簡化漢字時忽略了漢字本身的結構啊 ...漢字簡化後，
「親」不「見」，
「愛」無「心」，
「產」不「生」
...
「廣」直接被刪成了「廣」就剩個外殼了
而「總」更是個硬傷，「聰」都可以簡化成「聰」為何「總」不能簡化成這樣呢：
看看「聰」，還挺配的，有木有？
日本向中國輸入的本來就不是日語，而是漢語。如果是日語片假名，中國人根本就看不懂，何來直接利用。
事實是，恰好曾經的日本人，通曉漢語，因此在翻譯外來語時愛借用中文來翻譯外來語。既然有日本人願意代勞，我中國人又何妨直接拿來主義呢？
二戰後，日本人的中文素養快速退步，目前已不再用漢語翻譯外來辭彙了，而改用片假名。這也給本問題划下一個句號。
正常的漢語從從日語借詞，畢竟日本先於中國接觸到了現代文明，比中國早一點翻譯了這些概念和辭彙，正好還是用漢字書寫的，五四時期就被大量借用回了漢語。
除了辭彙，還有大量的構詞前綴和後綴。
人文領域70%的現代漢語辭彙來自於這種日語借詞。中出 外射 素股 素人
我只是來歪個樓
文以載道，百年前華夏文明在地球上衰落了，西學東漸，自然一步步的都以西學來衡量好壞得失，語言學也是。就拿漢語語法來說，是西學的框架外加一大堆例外，漢語教學中還常常面臨無法『科學』解釋、自相矛盾的窘境，其實本來就在用不是漢語的法則來解釋漢語。誠如『欲飛亦翔』所說，什麼時候人家都用你的文字、用詞、用法，才是你牛的時候到了。現在就是！西方越來越漢語熱，到處刻漢字、到處印漢字。雖然徒有其表，但表象之下是華夏文明的回歸。我們的許多文字研究還只是做鋪墊，真正緩緩復興的是華夏文明的精神，丟失了一百多年的靈魂在找回中。
另外，日本人確實很擅於學習，為我所用，比如技術上就是，但是也很雜，難以做到深邃和博大。我們要走的是自己的路。工業革命後列強的入侵對東方衝擊很大，中國就有一大批文化精英徹底喪失自信心，痛批守舊之餘連傳統的主流和精華一併懷疑、一併打倒，直接影響到現代人的思維。其實工業革命和現代化並不是西方文明的必然。當然，現在是回歸的時代，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不久前紛亂的一切
日本向中國文化輸出，大多都是明治維新以後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們猜這幾個詞，有幾個是從日本來的？
「日本向中國輸入」，實在是不解其意。可以用「日本向中國輸出」或者「中國從日本輸入」，題主的漢語語法看來要重修！
比如現在想說「原來如此」，第一反應是「soga」
主要的兩種情況：
1. 在歷史上，由於中國在東亞的強勢地位，日本從中國引進了漢字和大量辭彙。
2.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翻譯西方語言的過程中，用漢字組合出了很多新詞，這些詞後來又傳到中國。
任何時候，如上古的梅，中古的一二三，近古的經濟，現代的萌。
風物長宜放眼量
我就想知道
1:
這些從日本輸入的詞
咋都是漢字寫的
日本人發明了漢字嗎
2:
而這些詞
都可以在中國古籍中找到
且與所謂日本輸入的詞者
詞義相近或一致
這些古籍是日本人寫的嗎
謝邀。各位都說了。
補充一點，戰爭期間的駐華日軍也學了一點中文，特別是中餐菜名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