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和日本同樣都是被打開國門，日本發展得快？為什麼日本從幕府變成了帝國，中國從帝國走向了分裂？
2013探索中日大智慧 鳳凰衛視時事辯論會特別節目 鳳凰視頻 推薦這個 希望能夠給大家一些啟示
糾正一下，並沒有同時打開國門，清朝是在1840年第一次中英戰爭之後「打開國門」。而日本處於相似的境況則是在1853年的黑船事件，鴉片戰爭使得西方國家開始關注東亞，而日本開國可以說是這一事件的結果之一。而日本方面對於美國人的態度，也是與清朝在戰爭前後的境遇有關。（天皇不同意與蠻夷接觸，但幕府方面害怕重蹈清朝的覆轍）……
考慮了很久，決定在這個有百多位知友回答的問題里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花了斷斷續續一天的時間將所有的答案看了一遍，先感謝以下三位知友的回答：
@胡明亮 先生的答案基本概括了國內學界早先對此問題的一個解釋。其實從經濟制度入手分析該問題的，國內還有一套叢書可參：2004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的《依田熹家著作集》。裡面有兩本書基本為此觀點的深入研究。
1、依田熹家：《近代日本與中國 日本的近代化——與中國的比較》，卞立強等譯，卞立強校，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2004年
2、依田熹家：《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卞立強等譯，卞立強校，上海遠東出版社，上海，2004年
@王瀚 先生的答案提到了蘭學，一語點明，通過比較日本與中國在學習西方上的差異 ，試圖解釋中日近代化上的不同。這是一個切入該問題非常好的視角，然至少以不才現在手頭中日兩學界對蘭學的諸多研究，對此觀點的結論基本是蘭學之於江戶時期的日本，大多還只局限於形而下學，即知識及器物的層面，或者說僅僅是處於實學的延長線的位置。（可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世界史中的東亞海域》，中華書局，北京，2011年；或張翔、園田英弘主編：《「封建」?「郡県」再考——東アジア社會體制論の深層》，東京：思文閣出版，2006年。）
於是在 @王瀚先生答案的基礎上，另有 @彭博先生的回答，直言中日文官制度的區別。即，中國（清立國至晚清考試製度改革前）的職業文官，通過科舉考試及其周邊的培養與選拔；而日本（江戶幕府）則以武士一輩立國，世襲罔替。國之精英主體為何——這便又是一個解釋此問題的極佳角度，在下接下來的淺談便建立在三位先生的先見上。
其實各位有否注意到，中日兩國對「江湖」一詞，其理解是截然相反的么？
@彭博 先生注意到了「士」在兩國語境下的差異，如果再深入去探討的話，可以有趣的發現，於我國語境中，知識分子遠離政治圈，謂「退隱江湖」，不再過問政事。而在江戶日本，因為幕府政治為身份序列結構所定，「知識分子」無法參與政治，譬如作為「蘭學者」的林子平真的是因為其「蘭學者」的身份而為幕府所處罰么，其罪名是「處世橫議」，即越過了自己的身份對朝政指手畫腳。那麼這裡出現了一個矛盾的現象，即幕末各藩的雲風人物大潮如何浪起？而，在日語語境中，「江湖」與漢語之意相左，演變到近世後期，卻與了無法參與幕政知識分子之「公共圈」聯繫在了一起。（明治時期有一刊物即為《江湖》，與自由民權運動息息相關）。於是，了解哈貝馬斯理論的知友們肯定能明白，知識分子「公共圈」的出現，對一個國家的「近代化」有多麼密切的聯繫了吧。（另外，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中日兩國公與私的概念也是有著非常大的差異的。）
（請參：三谷博：《黑船來航——對長期危機的預測摸索與美國使節的到來》，張憲生、謝躍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3年；
或東島誠：《公共圏の歴史的創造——江湖の思想へ》，東京大學出版會，東京，2000年；
或佐佐木毅等編：《公共哲學第3卷——日本的公與私》，劉雨珍等譯，人民出版社，北京，2009年）
那麼培養出江戶日本後期知識分子「公共圈」的源頭又在何方呢？
那大約就是1792年，寬政朝老中松平定信的「學問吟味」及「寬政異學之禁」的改革了。而這一次改革，前者「學問吟味」便仿效了中國的科舉制度，以朱子學為基本內容，針對幕臣（中下級武士的）的學問考試，通過該考試來選拔優秀人才。並設立國家最高學問機構「昌平簧」（東大前身）統一教學。雖然該政策僅限於首都，但各藩紛紛起而效仿。另外，江戶幕府雖規定文教以朱子學一家為尊，卻沒有積極干預地方上的學術研究和思想活動，使得地方在選定教材及教師人選時頗為自由。
（「學問吟味」出題書目一覽，寬政6（1794）年至天保9（1838）年。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名古屋大學出版會，名古屋，2007年，P.124）
這一政策直到明治建國才中斷，並使得晚期的江戶幕府出現了以下幾個趨勢的變動：
1、外交機構和人員方面，大量的以昌平簧為核心的儒學者參與了外交事務的諮詢、實施機構。而以往則是古代的留學官僚、中世的禪僧、近世的幕府直屬官僚。儒者之於江戶日本不再只是學問的研究者，而是真正意義上進入了幕政的諮詢與實施活動中。
2、各地藩校、私塾的興起，陪臣（地方武士）們得以獲得更多集中授課的機會，並伴隨幕府後期部分藩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些受過儒學教育的陪臣紛紛參與到各地地方政治中，更有陪臣被招入幕府中央機構任職。如一關藩藩士大槻玄澤破格被招入天文台，作對洋文書籍的翻譯工作。
3、作為啟蒙教育的寺子屋，教師的身份也從原來的村醫、僧侶大量的變化為各地受過教育的下級武士。這裡不談受過教育程度是否能夠達到入閣拜相的程度，但至少打下了非常牢固的漢文基礎，江戶末期的高識字率也與此莫不有關。
儒者西山拙齋（1735-1798）曾言：自宋季元初，歷明迨清，五百有餘歲於今，雖geming（應審核的原因無法直接打出，請見諒）迭興，學政畫一，無復異論焉。明叔世間有立異者，亦唯私議草野，未有公言於廟堂之上。非唯漢土為然，即朝鮮琉球諸蕃，苟從事於斯者，亦皆率由不愆。（《與赤松滄州論學書》，《日本思想大系》第47卷《近世後期儒家集》，東京，岩波書店，1972年，P.325）由此可見，清王朝在近世的長期穩定的統治及與周邊各國的互動，使得日本對大陸的文化傳統及承續，對東亞儒學文化的共同認同得到了進步一的確認。日本學者小島康敬對此另有卓見：
正式18世紀後半葉的這個時期，儒學敏銳地與現實緊密結合，增強了其社會意義。暫且不論學問與政治的結合是否理想的狀態，儒學並不是被作為書桌上的學問，而是被視為追求克服現實問題的政治實踐、甚至是被視為政治改革的學問。
（小島康敬：《儒學の社會化——政治改革と徂徠以後の儒學》，賴期一編：《日本の近世》13《儒學?國學?洋學》，P.174）
所以，再回到本題問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其實兩國如此不同，當然不可能也無法一樣。然歷史學非自然科學，不是非要劃一條橫線，以線上答案上為是，線下為否。所有歷史研究者的努力，皆是盡量不以偏頗（卻又無可奈何受條件所限）地描述一段史實，將所有可能的答案設為相關，盡數全收。在下學識粗淺，在此地也僅僅一提，江戶日本在53年佩里來航之前，其社會所出現的一個階層流動的新趨勢。此趨勢在清帝國有沒有，本人不是中國史的學生無法作答，但憑些許記憶，應沒有同樣對應之物，至少清帝國還留有科舉制度直至20世紀初。而1792年的日本，卻一改「武力威懾」，變「文教立國」，仿效中國，小範圍推舉「學問吟味」，並伴隨各地的儒學熱，產生了一個新的知識分子「公共圈」，雖然無法妄然為其與哈氏之理論勾稽一二，卻也期望以此解，供諸位佐參，並待方家斧正。中日國運近代翻轉的問題,一直以來都存在過度解讀,還有一些深入人心但非常扯淡的理論,比如什麼學習能力,民族性之類的東西,看到目前的答案,發現這麼多年了,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沒有什麼長進.
簡單說一下,日本近代超越中國的原因,在於17,18世紀日本社會具有中國不具備的優勢,主要就是城市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有多少人知道19世紀初日本識字率處於世界先進水平,高於法國,而當時中國90%以上的文盲?
又有多少人知道江戶時期的東京(江戶)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已經具有了相當發達的城市文化?很多人應該聽說過浮世匯,其實浮世匯背後是當時日本的浮世文化,浮世的意思的是不同階層不同職業的市民匯聚在江戶的鬧市中,使人產生浮游塵世之感,其實反映了當時日本的城市文明和商人階層的興旺.這種現象的產生跟日本的城-町二元結構有關,利於打破小農經濟使人口向城市聚集,進而產生市民階層文化,也就是日本所謂的町人文化.具體大家可以去了解下江戶時代的劇院和公共澡堂的發達程度.現在西方講日本,江戶時代的城市化現象是一個重點,可惜國人一直到今天對這個問題還是知之甚少.
高度的城市化利於市民階層的形成,教育的普及,以及商業文明的發展.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在戰國時代末期已經出現原始的海商保險?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江戶時期就產生了[米市],而現在股票交易所用的[K線圖]和[期貨]都是江戶的米市商人發明的?很多人只了解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和儒家意識形態接近同時期的中國,但不了解日本社會結構與中國的巨大不同,幕府體制和中華帝國體制的差異.清朝中國到達了小農經濟的巔峰,而日本則萌發了初步的商業文明,在城市化程度和教育這兩項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上,日本在明治以前就是領先於中國的.
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日本戰國時代形成的蘭學(西學)傳統,到德川鎖國以後並沒有完全斷絕,再加上日本單一民族國家和清朝多民族大帝國的成功(以及形成的負擔).在這裡還要補充一下上面一些答案提到的,西方勢力對兩國策略的不同,本質上就是中國和日本的地緣政治差異.綜合分析,後來的兩國國運之變其實是意料之中的,並沒有我們一般所認識的那麼偶然.
我們想一想,中國近代對於日本的挫敗,甲午海戰的失利,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什麼,我覺得不是我們的戰敗損失,而恰恰是國人對於中國相對於日本失敗的過度解讀.從甲午到今天,中國人一遍又一遍的檢討中日的民族性,傳統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膚淺的相信中國人[懶][不團結][小聰明][不善於學習],而日本就是高大上,又勤奮又有覺悟這種謬論,不了解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中華文明之下的一種次生文化的事實.一味的從所謂[文化]上找答案,從[精神]上找原因,論證日本武士如何比中國士大夫高明,這種思維本質是"文化決定論"和歷史維心主義,導致我們對自身傳統文化產生不必要的,愚蠢的懷疑和批判,對國情產生一些扭曲的認識,影響是十分惡劣的.同時,很少有人去研究中日兩國近代社會經濟的實際對比.
最後說一下,19世紀的情形在今天依舊一定程度上存在,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和教育相比日本仍然有差距,建國後大力進行掃盲工作,劃分城鄉二元結構,以農村補貼城市,改革開放幾十年來迅猛的城市化進程,說明中國的當政者終於找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我相信按目前形勢發展下去,日本不復為我所憂所懼之日,近可待矣
你的這個問題正好是我的研究對象，我有一篇專文討論這個的：
在一般人看來，中國早於日本接觸西方。中國於1842年鴉片戰爭國門被打開，日本1854年國門為佩里所打開。之後，大家看到的是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不斷抗拒，而日本則很快發生了倒幕運動，隨後便進行了明治維新。而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先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進行洋務運動，實行器物層面的變革，直到甲午中日戰爭洋務運動破產後，才勉為其難的進行戊戌變法，結果很快就失敗了。再後來受了八國聯軍的攻打後，才在1901年進行有限的新政。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可出版後一直不受國人待見。此書傳到了日本卻極受歡迎，幾年間書價上漲了三倍。據學者統計，江南製造總局三十年間所翻譯的著作發行約1.5萬部，而日本福澤諭吉的《西洋事情》於1866年出版後，立即在國內賣出25萬冊。（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90178.shtml）由此看來中國人之保守守舊比之日本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中國先進時，日本學中國，西方先進時日本學西方，日本之善於學習差不多成了中國人的固定印象。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提到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是「短小精悍，長於模仿，勇於進取」。中國人對日本的另一印象便是日本人的勤奮、紀律、守秩序。這表現在日本政府的廉潔高效、軍隊的紀律與素質、企業員工的勤勉工作。
同為落後的封建國家，日本能夠崛起而中國不能。似乎這就是中日之大不同的原因。
傳統學界的看法
未能找到足夠的資料，這裡以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近代史下卷》為例。對於近代中日變革成敗的原因，作者進行了對比，例舉了以下理由。1.日本土地制度禁止買賣，不如中國的地主制有彈性。2.中國的中央集權強於日本，所以較易鎮壓反叛。3.日本除幕府將軍外，還有天皇這一權力中心，而中國只有皇帝。中國皇帝的統治地位較幕府將軍穩固。4.日本的門閥制於世襲制不如中國的科舉制有彈性。5.清王朝太腐敗6.日本的傳統文化負擔沒有中國重7.日本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於中國8.日本有一支新生的革新勢力9.日本所受到的侵略小於中國。
專家學者的觀點比之大眾的看法要平實許多，少了情緒化。尤其是第7點與一般大眾的看法相反。對於以上所列理由，我認同其中的第2、3、5、7條，反對其他幾條理由。其中第2條、第3條可以歸結為日本的集權專制不如中國，第5條則是集權專制的結果。第7條該如何解釋呢？同為落後地區為什麼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於中國。當然，總體自然環境來說，中國的北部、西部自然條件差，比不上日本。但我認為即使是在自然條件好於日本的江南地區，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也低於日本。日本此時社會經濟的相對發達不是偶然的，正是其分權式的封建制度的必然結果，猶如西方的市民階層誕生於中世紀一樣。至於8條是果不是因，是日本分權的社會結構與新興的商人、豪農發展壯大的結果。
其中第1條與第4條是從舊制度的剛性來論證的，此種觀點在中國史學界廣為流傳。厲以寧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先是列了一大堆的經濟史史料，然後用西歐制度的剛性、中國制度的彈性來說明資本主義為什麼起源，這不是他的原創。這個理由貌似有理，實則本末倒置。世界歷史上屬於剛性舊制度的國家不是只有西歐、日本，阿拉伯國家、奧斯曼土耳其、俄羅斯、印度也是，資本主義怎麼就不從他們那裡起源呢？制度缺乏彈性，毫無疑問是會阻礙一個社會的發展的。而舊制度的彈性為什麼能夠支撐舊制度，其原因在於有彈性的舊制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較大的容納力，其情況猶如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第6條的所謂傳統文化云云，中國與日本統治意識形態都是理學，文化傳統既可以是一個國家的包袱，也可以是一個國家的財富，就看你怎麼利用了。第9條則不值一駁。日本身處大海，更易遭受資本主義帝國勢力的入侵，可日本所受侵略小於中國且很快就反過來侵略中國，這是日本自強的結果。而日本能夠自強，佩里的入侵是一個刺激。中國若不是受兩次鴉片戰爭的刺激，後來的中日戰爭可能敗得更慘。如不是得益於洋務運動與商業開放，清政府甚至有可能在太平天國中就倒下了。如此看來，西方對中國的入侵未必全是壞事。
中國近代應對西方的緩慢
中國近代的遭遇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對於近代清朝面對西方時的反應、面對外敵入侵時的抵抗，聞者莫不痛心疾首。清王朝太腐敗無能了，太愚昧了。我讀近代史的一大感受就是清政府的動作遲緩，一件簡單的事情遲遲不能夠解決。在研究近代中國的失敗時，一個不能忽略的大背景是—清政府經過近兩百多年的統治，已經到了一個傳統王朝的衰亡期。嘉慶時的清王朝，腐敗無孔不入，蔓延至社會的各個角落；軍事廢弛，許多炮台還用明朝的火炮，軍事力量比之康熙時期大大下降，90餘萬軍隊幾乎沒有能夠打仗的；經濟蕭條，據學者研究，清末時的農業生產率比明代還低；人口過剩，流民橫行。清政府的行政效能也極為低下了，地方欺騙中央、中央壓迫地方，官僚結黨營私、魚肉百姓，暗稅激增。思想界了無生趣。末世之態已經顯露出來。對此，龔自珍、陶澍等有責任感的士大夫已經意識到了危機，知道清朝政局每況愈下，以至不可收拾。對外交涉的失敗，清政府的衰朽比其天朝上國的優越感要付更多的責任。
假設中國在康熙時期就遇到了鴉片戰爭，又或者此時的中國政府如唐宋那樣開放而又有行動力，那中國的境遇是不是會有根本的改觀呢？中國的發展是不是就能與日本一樣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對中日兩國來說，能否順利轉型，關鍵在於其國內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程度。設若中國不閉關鎖國，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學習西方文化。毫無疑問，這些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會有很大助益。但中國的根本狀況卻難以改變—中國仍然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官僚階層居於社會統治地位。像日本三井、鴻池、小野、住友這樣連幕府將軍都要依賴他們的特權商人在中國是不會有的。龐大的官僚機構，缺乏地方自治的政府，在官僚機構的自我擴張的趨勢下，農民、商人的稅收壓力越來越重，且其私有財產難以得到保護。工業資本也就難以積累。龐大的貧窮人口，每當天災人禍，流民彙集，大規模的起義就難以避免。
更像西方的日本
日本雖是一個民族高度單一的國家，但島國面積不大卻山嶺密集，只在海邊有少量平原，同時又孤懸海外，不易遭受外敵入侵。日本雖孤懸海外，但朝鮮海峽較窄，易通過朝鮮半島與大陸交流。這些特點使得日本難以形成中央集權的帝國，同時人民又有較高的國家認同，日本既能學習大陸的先進文明，同時又不會被其所征服。
1.封建制度的形成
5世紀，日本處於部落王國割據時代，後來形成了統一的大和國。但其統治還很薄弱。到其七世紀時，日本經濟發展很快，部民組織開始解體，大和國統治出現危機。此時法制完備中央集權的隋唐帝國對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日本開始效法中國建立中央集權制國家，經過兩次政變，日本進行了兩次改革，建立起了律令制國家。改革後的日本實行土地國有和授田法，同時賜予貴族官僚私有土地。此時日本雖建立了律令制國家，但貴族階層還保存完好，又沒有實行察舉制、科舉制，不存在作為官僚後備的士大夫階層，其中央集權的程度遠不能與中國比。律令制國家建立不久就開始動搖。為發展經濟，日本政府鼓勵墾荒，隨著荒地的開墾，土地私有制不斷發展。政府也在743年頒布「墾田永世私財法」，承認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各權貴勢力積極墾荒，到8世紀末，各種私領莊園開始建立起來。皇族，中央貴族和大寺社擁有「不輸、不入」（不納稅，不受地方官管轄）的特權。後來普通領主為了獲得此等特權，將自己的莊園寄進給特權莊園。到10世紀，寄進系莊園普遍發展起來。
莊園最初以私墾地建立，到後來，領主紛紛分割公領地建立莊園，形成莊園公領制。為了抑制國有土地被侵佔，朝廷實行知行國制，將某國（行政單位，相當於縣）的支配權授予皇族、公卿或寺社。此做法無異於分封，很快知行國主變為世襲。莊園發展後，政府權力衰微，地方秩序混亂。為了保護莊園，莊園主組建自己的私人武裝—武士。武士勢力由此迅速增長，成為與西方騎士相類似的階層。於是在日本形成了與同期西歐采邑制類似的封建莊園制度。武士勢力的發展形成了力量強大的武士集團，武士集團勢力向中央發展，進而控制天皇，形成了日本獨特的幕府政權。
2.戰國時期的發展
幕府制下，幕府將軍是實際的統治者，武士與將軍結成主從關係，與西歐的封君封臣制類似。相較而言，日本武士的權利地位比西歐的封臣要低。
1336年—1573年是室町幕府時期。室町時期，將軍權力虛弱，各守護大名不斷擴張勢力，形成獨立的地方諸侯。整個室町時期，戰亂頻仍，中小領主破產，農民從莊園里解放出來，成為獨立經營的小農。日本莊園的解體與西方差不多處於同一時期，但日本農民的獨立性不如西歐的自耕農，他們仍需向地主繳納實物地租。1467年因將軍繼嗣問題，日本爆發內戰，史稱「應仁之亂」，日本從此進入了戰國時代。戰國時代，幕府統治癱瘓，大名完全自主的統治者。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日本社會在很多方面表現得與西歐極其相像。
行會、自由市、鄉村自治、農民起義最能體現日本與西歐的相似。最初，日本的手工業者、工商業者組成自治的行會「座」。「座」與中世紀西歐的基爾特相似，是一個封閉的圈子，擁有專營某一行業以及免稅的特權。後來大名為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廢除行會特權，免除工商稅收、免除關稅，鼓勵自由經營。日本的自由市是通過抗爭取得自治地位。自由市由民主選舉的議會（會合眾）進行管理，並且自由市擁有自己的法庭與僱傭軍。日本的村社向來是自治的。戰國時代，出現了「惣」和「惣村」的組織，有時「惣」發展為幾個村乃至全郡的聯合組織。如此強大的地方自治勢力使得農民擁有反擊大名壓迫的力量，因此日本農民的維權起義很成功。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的農民起義與中國大不相同而與西歐很相像。中國的農民起義實際上是流民起義，目的是奪取政權。而日本農民起義多是維權行為，成功了也不佔山為王。1485年，山城國人民起義，迫使大名放棄統治權。山城國人民選出議會進行統治。這可以說是亞洲最早的共和政體，雖然只維持了8年。
3.江戶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
日本的市民力量與商人力量雖大，但卻不能向西歐那樣與國王進行結盟打擊貴族（大名、武士）。而且，日本的武士集團沒能像西歐的土地貴族那樣轉化為工商業經營者。在戰國後期，各大名強化統治，一度非常興盛的自由市衰落了，為大名控制的城下町所取代。十六世紀末，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統一日本。豐臣秀吉建立起了以武士為基礎的中央政府，以大名家屬為人質的辦法控制了政治權力，通過檢地控制財政。後來的德川家康繼承了豐臣秀吉的政策，建立起了比較健全的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江戶幕府的集權統治雖然比較有效，但幕府的直轄領地只有全國的四分之一，其餘由「藩國」統治。這時幕府雖集權，但集權有限，也不為市民工商業階層服務，而是為武士服務。這與同期西方社會的演化正好相反。西歐此時國王與市民的權力一同擴大，中央集權開始發展，貴族勢力與封建割據開始消亡。
集權的幕府把人民劃為四等—「士、農、工、商」，武士（士）居於統治地位，農、工、商階層的法律地位依次降低。另外，幕府和各藩在思想上推行理學，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在經濟政策上，幕府禁止土地買賣，強迫農民種植水稻。最後，江戶幕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這一切都將戰國時代發展起來的商業勢力給扼殺了。但是，由於畢竟沒有建立起中國式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只能獲取實物地租（主要是祿米，由將軍發放）的武士很快陷入了貧困。同時，大商人的勢力卻發展起來，出現了三井這樣的特權商人。
幕藩體制下的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壓榨遠不如中國，外加長期的和平環境與農業技術的積累，此時日本農業發展很快。農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刺激了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到18世紀末，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史家作為資本主義萌芽象徵的手工業工場在日本各地已普遍開花。農村中有所積累的農民兼營手工業，慢慢轉化為工商業者。由於沒有活躍的海外貿易，日本的資產階級主要來源於農村，在農村活動。農村的資產階級與新興地主，在日本被稱為「豪農豪商」，顯然他們已經相當的政治經濟實力。此時日本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顯然高於中國江南地區。如果說中國明清時期的資產階級一直處於萌芽狀態，那麼此時日本已經出現作為新的社會階層的資產階級。
前面說到過武士的貧困化。由於經濟上的困難，不少武士已經從事商業經營或者與商人聯姻。還有一部分武士棄武從文，改行教師、醫生，其中一些人向蘭學家學習，了解到西方思想。
正是在上述條件下，外加外部的刺激，日本發生了明治維新。
結語
論及中日，人們總是喜歡談其如何相似，說是同屬儒家文明圈。可是，日本自有其自己的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社會結構一直以來是類似西歐的封建社會而與中國大一統的官僚政治相異。五四運動前，陳獨秀看到明治維新的日本到處在反封建（建立現代中央集權國家），於是以日為師，認為中國要強大，也必須要要反封建才行，將傳統中國各種不好的現象統統冠以封建之名—「建意識、封建專制、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封建軍閥、封建官僚、封建帝王、封建禮教、封建糟粕」。到後來，以至於大家幾乎將封建當成落後的代名詞了。
然而在世界歷史上，現代文明正是從封建社會中誕生的。日本之所以能夠面臨西方入侵時崛起，正是由於其社會結構與西歐的相似。日本的發展程度也是與其與西歐的相似度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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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句話補充一點證據，日本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僅達到了歐美水準，也超過了像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這樣的歐洲國家一大截，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比這些歐洲國家都要更像英、德。
幕府時期的日本雖然閉關鎖國但是仍在長崎出島和西方（主要是荷蘭）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荷蘭人每年去江戶時不僅要向幕府將軍獻上奇珍異寶還要報告世界大事，如果說我國明、清時期的閉關鎖國是對於自己文明的過分自信，那麼幕府的閉關鎖國更多是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著膽怯同時又充滿了好奇。隨著日本與荷蘭的貿易及交流漸漸的一些西方新知識、新發現也被很快的帶到了日本，由於最早由荷蘭人傳入日本所以被叫做蘭學，蘭學在日本一開始更多的是西方的醫學技術，後來西方的物理學和電學也被傳入日本。最早由於幕府害怕西洋人在傳播新技術同時進行傳教，所以一開始蘭學受到了政府的抑制。但是隨著幕府的漸漸式微各藩為了增強實力對於西洋兵器產生了很大興趣蘭學由此開始迅速發展，很多精通西洋語言和技術的人開辦了蘭塾。被譽為日本伏爾泰的福澤諭吉在開蒙後也面臨著選擇漢學還是蘭學繼續學習的問題，儘管福澤諭吉的生父是位儒學家但是最後他還是前往長崎，學習了蘭學。所以雖然同樣是閉關鎖國但日本在被佩里的黑船敲開國門時，日本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並不像中國那樣一無所知，此時蘭學也在日本傳播了兩百多年，所以日本在黑船事件後對於西方的學習並非盲目的崇拜，而是來自於對於對手的充分了解，可以說是真正的想要「師夷長技以制夷」。和中國的洋務運動一樣日本一開始的學習也只停留在技術層面，佐久間象山也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這種類似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但是很快日本人就發現文明不僅僅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這麼表面的東西，福澤諭吉在1872年曾說：「學校、工業和海陸軍不過是文明的外部形態，並不難以產生，所需的一切無非是錢。然而還存在一種無形之物，看不見、聽不到，無法買賣、難以借貸。它遍及整個國家，影響力強大，如果沒有它，學校或其他外部形態將毫無用處。這一極其重要之物，我們必須名之為『文明的精神』。」
附：「西洋文明流入中日兩國的途徑大不相同。中國是通過商人流入，日本是通過知識分子流入。為什麼西洋文明流入中國時，不通過知識分子，而是通過商人呢？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滿腦子儒家思想，對西洋文明不感興趣，他們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產品，也不為所動，覺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沒什麼大不了。
……通過中國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觀層次，只是讓市面上多了一些舶來品，以及讓一部分商人學會日常會話用的洋文罷了。換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並沒有對中國產生思想上的根本變化。
日本則與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鎖國時代，日本的知識分子（蘭學者）努力研究西洋學問（蘭學），並且借著開班授徒與著書立說把吸收來的西洋學問授給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說是通過知識分子流入日本。這些知識分子因為文化水平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層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過他們流入後，便在日本產生思想上的根本變化。
中國引進了西洋文明的膚淺外觀，日本則引進了西洋文明的深層內涵，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文明化腳步如此遲緩，而日本的文明化腳步卻那麼快捷的原因。」
——《必須摒斥清國風》 1884 福澤諭吉
高曉松在《曉說》里提了幾句日本，雖然有些不同觀點，但有一點還是同意的：大部分所謂「分析」都有馬後炮的嫌疑。
當然，高曉松解釋「日本國運上升、中國國運下降」，我覺得更是馬後炮而且更扯。。。
看到有幾樓已經很受歡迎，也說了不少中肯的話，本人決定從另一個方向解釋這個問題：貿易
有個現象很有趣：大都市大多是交通要道，但不同的是，古代大都市大多是陸地要道，近現代大都市大多是海港。
比如北京，現在北京霧霾可謂世界第一，但究其原因，與地理上三面環山有關。古代不存在霧霾問題，反而要堤防外敵入侵，於是各國選都第一要義是要易守難攻。北京如此、京都（三面環山）、羅馬（七丘之城）、巴格達、墨西哥城這些古都都有類似特徵。但大航海時代發展起來的國家，比如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葡萄牙（里斯本）、美國（華盛頓、紐約、費城離海都不遠），其首都選址基本都在海邊，而且一般來說，海岸城市發展速度比內陸城市高出了不止一個數量級，其原因就在於大航海時代帶來的貿易資源。
日本列島狹長，全國沒有一個地方距離海邊超過200公里，天然良港眾多，早在日本戰國時代，日本就是歐洲各國遠東最終目標，據說不少船隊來了中國還要再去一次日本才返程。雖然日本在江戶時代鎖國200年，但幕末大門一開，日本海運優勢重新建立起來，日本著名財閥三菱，早期就是靠了西南戰役時代（1877）海運業發展了起來。
不知大家想沒想過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大門由英國打開，而日本大門卻由美國打開呢？
對英國而言，中國是巨大市場，是商品終端。但對美國而言，中國也是巨大終端，為什麼他們不來中國，反而要去日本呢？原因在於，英國在遠東早已有一個龐大的東印度公司，而美國卻剛剛拿下加利福尼亞，在整個太平洋還是一無所有，若想打通中美貿易圈，必須藉助日本做中轉站。
事實也與此類似，美國南北戰爭剛剛結束，立刻著手修建橫跨東西鐵路、購買阿拉斯加、拿下中途島，到了19世紀末期，又接連拿下夏威夷、菲律賓，其目的便是將太平洋變成美國一個大湖，這盤棋不可謂不大。（現在太平洋基本就是美國內湖了。。。）在19-20世紀交替期，中美兩個大國一個是新型工業大國，一個是消費大國，中間必須要有一個做貿易的地方，而日本基本就處於這個中間地帶。
而且本人有個感覺，中國太大太有魅力，在遠東可謂獨一無二，所以誰都想佔住這塊地方。日本對歐洲列強算是遠東最東邊，還是個小島國，一點用處都沒有，如果大量駐軍反而要特別成立軍隊，費時費力，故而投入精力不會太大；至於美國，日本對他們是中轉站，有很大用處，疼還疼不過來。所以一直以來，列強對日本的態度一直沒有對中國那麼強硬。記得有一條是「內河航運權」，中國是讓列強奪了個乾淨，但日本卻一直保有。
不信？可以翻看條文，會發現有些很有趣的事情。
1854年《日英友好條約》第4條規定：英國艦隊進入日本港口，要遵守日本法律。如果指揮官違反日本法律，那麼港口可以對英國艦隊關閉；如果船員違反法律，必須要受處罰。
1855年《日俄友好條約》簽訂，其中規定日本給予俄國片面最惠國待遇，但3年後卻變成了雙方最惠國待遇；
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安政5國條約一部分）第2條規定：當日本與歐洲國家出現衝突，美國負責調停（日俄戰爭最終調停就與此有關）
維基有一條把安政5國條約與同一時期的天津條約做了對比，基本是漢字，大家都可以看懂：
大體而言，日本明治維新能夠成功，與西方管制不嚴厲甚至有些鼓動情緒很有關係，至於中國太大太招人喜歡，於是很多國家都限制中國太死，反而導致中國不容易成功。大致如此吧。
其實問題本身的提出就彰顯了提問者知識結構的欠缺，把「發展速度」，偷換為「發展水平」，又把發展水平狹隘地局限在諸如科技創新，人均收入等等微觀指標。。。忽略了不同國家起點不一，社會矛盾的結構和強度各異，進行變革的內外部條件也不同等等這些事實
@姬軒亦 喵喵吐槽了「到底快不快」的問題。。。
我就吐槽下「到底打開國門同時與否」的問題。。。（況且「打開國門」不是一個瞬發的魔法，而是一個長期過程，發展的內容也不簡單等同於開放吸收外部要素，更重要的是改造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
黑船開關是1853年，明治維新是1868年，甲午戰爭是1895年，日俄戰爭（此時日本已經初步工業化）是1904年。
對應地，《南京條約》是1842年，《馬關條約》是1895年，洋務運動是1860年以後，百日維新是1898年，辛亥革命是1911年，五四運動是1919年，國民大革命是1927年左右。
看似是同一歷史時期，但是要注意，日本是小國，而且是非大一統的小國，本土政治軍事經濟力量面對入侵者的反抗能力很有限（無論是積極反抗還是消極抵制），幾乎不需要在「保守」還是「革新」之間做選擇題（不開關就挨揍，江戶的將軍跑都沒地方跑，北京的皇帝可以去西安），而且強勢的藩閥可以通過短期的戰爭掌握政權力量，一旦做出明治維新這樣的決策，執行過程中無非就是快慢問題，先打倒幕府，再死一個西鄉隆盛，舊武士階級就差不多了。
中國呢？兩千年傳統的大一統帝國，中央有組織嚴密決策集中的成熟皇權政治，地方有綿延千年的儒家士大夫集團和配套的宗族體系，國土廣大，人口眾多，絕對經濟力量龐大，入侵者只能蠶食，分割，無法絕對壓迫，新的上層建築也好，技術實踐也好，要實施、推廣，涉及到的矛盾關係，牽扯到的利益衝突，所必須的啟動資源，遠遠不是一個割據島國可以比擬的。
另外，僅僅從微觀社會結構上來講，古典中央帝國那種扁平化的庶民-官僚社會，相比較日本國那種等級森嚴、軍政合一的軍事封建社會，缺乏一支既掌握充分資源、又具備接受信息能力、同時還能控制武裝力量的「革命」骨幹力量組織（日本的維新武士階級），而中央帝國的皇權對地方延伸有限（滿清還有個民族問題，不展開），士大夫階級天然不需要變革現有秩序（要變革的部分在一開始不佔主流），接受海外文化的新知識分子一開始不掌握足夠力量。（這樣的集團，要到國民黨的「一大」才初步形成，而到共產黨延安整風以後才穩定下來並且開始持續發貨作用）
綜上，中國更大、更複雜、更缺乏變革力量，幾乎不可能以一場明治維新式的運動（我們就把此後若干年的戰爭、暴動和暗殺也算作明治維新的一部分好了）來完成政治建築和社會體系的轉型，而只可能在反覆的試錯、迴環中逐漸打開發展道路。「中日幾乎同時打開國門」即使在形式上存在，打開國門的積極影響的傳遞效果卻不可能等價。
所以現實中的中國，從1840到1911，半個多世紀的古典社會和帝國政權的逐漸崩潰相疊加才導致了形式上的革命，又醞釀了十多年才有1927的國民革命正式開始擊碎古典社會的一切組織結構，而這個過程要到1949年才初步完成（到現在遠遠沒有完全完成)。我們就不提1979至今的某些短暫的歷史回潮了。
我其實很反對把中國，特別是前現代中國，在經濟文化上作為一個集體去考慮，去和別的國家比較。北京和四川是一回事？北方和南方是一回事？十八省和邊疆地區是一回事？城市和農村是一回事？平原和山區是一回事？
當你把中國，比方說，和日本或者別的發達國家，就發展程度進行比較的時候，你是拿東京和北京比？拿上海和大阪比？還是拿你自己的家鄉和哪裡比？比的對象是數據指標還是主觀體驗？是整體實力還是局部水平？
要是把中國看做歐洲大陸那樣的整體，思考問題會簡單很多。當然，我不是在鼓吹國家分裂，而是要正視政治大一統並不能直接導出經濟和文化的均勻發展這個事實，既然古典社會都不可能均勻化發展，那麼往現代性的轉型怎麼可能像小國一樣在幾十年的尺度內獲得整體成功呢。
如果你不知道中國有多大，有多豐富，就請坐一趟北京到廣州的普通快車，盡量別睡覺，從窗戶往外看，不要做別的，就看，然後記住，然後多想想。日本是單一民族構成的島國，國土面積不大，地域差異較小。雖然德川幕府制定有閉關鎖國的政策，但從歷史上看，其經濟對外依賴相對較強，也更重貿易；其文化也是輸入性和借鑒性的。倒幕運動推翻了幕府統治，破除了革新的阻礙。王政復古，天皇親政，統治合法性沒有異議，保證了政局的迅速穩定，為革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條件。
中國國土面積的廣闊和地域經濟形態的多樣性，使中國完全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清王朝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民族矛盾一直存在。滿清貴族對漢族的防範和漢族對滿清統治合法性的質疑自始至終從未消失。鎮壓太平天國後漢族地方勢力的崛起對滿清貴族統治也形成了挑戰。內生的、長期延續發展的儒家文化具有強大的文化慣性，文化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認同。
清王朝內部的民族矛盾，政治緊張，經濟的自給自足和文化慣性決定了其難以適應西方文明的挑戰，難以作出改變，即使作出改變也三心二意。對於統治者來說，攘外必先安內，一切施政在於維護自身統治，因此才有剛毅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才有慈禧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辛亥革命雖然革了清王朝的命，但清王朝彼時本就徒具其表，其滅亡反而打破了脆落的政治平衡，形成了權力真空，政治處於混亂之中，談何發展。
－－－－－－－－－－－－以下為看了回復後的一些補充－－－－－－
對上面幾位提到的幾個觀點，說一下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確，大家探討。
一是關於朝鮮。的確，朝鮮國土面積亦小，但其與大陸接壤，因此，與日本不同，長期以來，朝鮮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近代以來，朝鮮夾在中、日、俄之間，生存尚仰人鼻息，根本不具備革新的條件。此外，日本雖然借鑒了漢文化，但孤懸海外，其實內化形成了自己的特性。而朝鮮受漢文化的影響之深，遠勝日本，另起爐灶的阻力必然更大。
二是小國認乾爹，發展快。這實際上已經是地緣政治的問題。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小國易於崛起的條件，但絕非必然。外因發揮作用，必依賴與內因。其實國無論大小，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外部制約遏制都是必然存在的。過於強調外因而忽視內因，不免自我開脫之嫌。20世紀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競爭掩蓋了許多內在的，本質性的問題，應切忌簡單的歸因於此。
三是甲午海戰。甲午戰爭起於對朝鮮控制權的爭奪，終於日本佔領台灣，起於陸戰，終於陸戰，本就不僅僅是一場海戰。黃海海戰成為這場戰爭的象徵，是因為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徹底覆亡的悲劇性。從整個戰爭的角度來說，軍政體制混亂，戰略理念、戰術素養、後勤保障全面落後的清朝軍隊必敗無疑。即使是海戰，北洋水師雖然在戰艦總噸位上處於優勢，但巡航速度和火炮發射速度則處劣勢，遠海作戰幾無勝算。黃海海戰失利後，北洋水師主力尚存，退避威海衛，希冀通過陸防、海防、艦隊聯合作戰自保。但怎奈日軍沿陸路長驅直入，保衛艦隊的防軍大多一觸即潰，甚至不戰而逃，威海衛迅速失陷，北洋艦隊被困於自家軍港，從而徹底覆亡。北洋艦隊和晚清一樣，本就大而無當，徒具其表，其近代化的外衣下，掩蓋的是整個國家腐朽沒落的機體。外強中乾，戰敗幾乎必然，戰勝才是偶然。 在此，推薦一下宗澤亞的《清日戰爭》，此書勝在史料豐富，可以幫助我們透過表象，深入思考這場戰爭。
即使甲午戰爭清朝戰勝（雖然我認為幾乎沒有可能）。我認為也只會延阻日本的崛起，並不代表中國會迅速近現代化並崛起。阻止中國進入近現代化的內因不會因為一場戰爭改變。中國內部的矛盾甚至可能會因為戰勝而加速激化。晚清，滿清貴族已徹底腐朽，政權維繫靠的是威權慣性，以及與崛起的漢族地方勢力妥協維持平衡。甲午戰爭，主要依靠李鴻章的淮軍和北洋水師，戰敗固然很痛，戰勝朝廷未必不如芒在背，一系列的內部鬥爭和政治洗牌在所難免。
1876年，日本駐清國公使森有禮赴任時與李鴻章有過一次談話。李鴻章對日本模仿歐洲風俗穿歐式服裝提出質疑。
森有禮在應對中說到：清朝開國最初推行的服裝式樣，喜歡的人也許並不多。
李鴻章：此乃我國的變革，但絕不摻入西洋的風俗。
森有禮：雖謂之變革，然貴國的變革卻是強迫的變革，貴國人民不是經過一段苦痛的忌嫌期嗎？
李鴻章：此乃我等為勤皇篤志的結果……請問閣下你對亞洲和歐洲的交際，將來的發展有何高見？
李鴻章急轉話題。此時清朝統治已逾兩百年，一些事尚屬敏感詞，以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避之惟恐不及，中國內部之緊張可見一斑。
關於這個問題，很多人都無視一個事實就是日本在商品經濟上在西方人徹底入侵前走的比中國遠。
首先要提到一個歷史事實，就是中國廣袤的領土為小農自然經濟提供了足夠的發展空間，而日本總是在歷史上因為土地分配問題而出了大事(廉倉幕府倒台與反蒙作戰利益分配不公，豐臣秀吉侵朝戰爭與統一後功臣土地不夠分的關係)，同樣中國也存在土地問題，比如王朝末年土地兼并等等，不過日本這個矛盾可比大陸嚴重多，在16世紀的時候日本就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日本這個順風順水的地方製造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和這些人口之上如此之多農村武士階級(豐臣秀吉這種發跡前的炮灰都是武士么)。那麼土地不夠分，糧食又夠吃，結果就是不管平民還是破落武士，大量無地人口湧入市鎮，手工業和商業得到了長足發展，而特別是戰國期間，像一向宗這種脫離封建組織的武裝建立的地盤就有相當的商人參加，而地方上日本商人也是不斷尋求政治權利介入日本大名的政治(和歐洲威尼斯那些商人一樣，日本商人也依靠錢開始干預著政治)。
後來德川幕府時期就更不得了，天下和平下來以後就是日本各路商品的增加和消費。這個時期出現了大坂，京都等地幫忙武士俸祿大米結算成貨幣的大商人，而且在這個期間日本稻米價格一路跌的濫價而其他商品價格也是漲的一塌糊塗，最終結果是這些做貨幣結算的大商人靠幫武士買賣和借債給武士，不僅獲得了華族的身份還壟斷了經濟，而這些大商人的發展到現在就是大家熟知的三井，住友之類(反過來中國有過嗎？)
所以這些商人發展起來，武士土地上收上來的稻米值不了幾個破錢，那日本封建制度被更加強大的歐洲商人踹一腳後就徹底崩塌，而起來的就是這些本來就算武士或者貴族裡一員的日本商人階級，仔細看歷史就看的出來，比如薩摩蕃早年出兵琉球，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和中國做生意，所以在實際控制下卻保留他向中國稱臣的活動。
如果不注意到日本16世紀以來商人階級的崛起，怕是很難解釋日本為何會如此之快模仿西方建立起一個準西方工業文明國家。
我現在感覺。。。知乎更適合回答一些科技類、電影音樂類，還有經濟類的問題。。。做成豆瓣，可能更好一點兒。。。歷史問題，真不適合在知乎這個平台上討論。。。太可怕。感覺中國人談歷史，很情緒化。。。跟著感覺走，常識和細節，完全不要了。。。
根據 Michael Mann 的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s，日本在19世紀跟中國比具有多方面的優勢。
1.日本各地之間聯繫更緊密，集體行動的能力更強。
2.日本的國家建立在一個中央軍事力量之上，中國沒有。（這意味著中央政府更穩定，只要願意，也更有能力去推動變革）
3.日本人口更集中，更能夠進行民族動員。
4.當時的日本更為商業化，有更強的文化一致性。
5.城鄉差別也比中國小
6.日本的精英比中國的精英，更能夠同時控制中央和地方，因此更有能力施加改革。
7.跟中國比，有三十年的緩衝期。美國當時在內戰，而英國和俄羅斯都對中國更感興趣。
這幾點原因，上面有不少答案也提到了。不過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幾點幾乎都可以追溯到基本的地理因素上。而地理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日本的國家更小。現代歷史，基本上就是規模中等的國家把更大和更小的國家打得滿地找牙的故事。最早發展起來的國家，都是英國和法國——以及日本——這種中等規模的國家，俄羅斯和中國以及奧匈帝國、土耳其，當然還有印度等等這種更大規模的國家，基本上沒有一個不是非常吃虧，非常鬱悶的。
PS.今天的研究大多著眼于軍事、政治結構、經濟社會等因素，很少談什麼民族性了。民族性的解釋大體上是這個邏輯：A比B本質更好，所以結果更好。這種思考模式太「前現代「了。謝謝邀請。
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角度說：一個是為什麼日本轉型快，另一個是為什麼中國轉型慢。
日本轉型快，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從學習A轉向學習B是很容易的。這裡面沒有一個心態轉換的問題。日本已經習慣了大舉借鑒外國制度、文化的政治模式，對此並沒有多少抗拒。
第二，船小好掉頭。說白了就是，日本本身力量並不大，內部勢力糾葛相對簡單。這不像大國內部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而且實力都不弱。日本的政治力量相互妥協，並推動根本性的變革，也就相對簡單。比方說倒幕運動中幾個強藩，一開始有的主張保持幕府，有的主張推翻幕府，但其目標其實都是要改革。這幾個力量在彼此鬥爭中很快就聯合起來，成功推翻了幕府。如果中國的形勢這麼（相對）簡單，也輪不到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太平天國或者曾國藩恐怕都已經把清廷掃進墳墓了。
第三，日本當時適逢德川幕府衰微，形成了中央弱而地方強的不穩定格局。強大的地方勢力，又基本都是依靠著海上貿易的。他們的流動資金比幕府寬裕，同時也有經濟上進行改革的必要性（無論這種改革是用「尊皇攘夷」來完成，還是名義上擁護幕府的「公武合體」來實現）。因此在日本需要大規模改革的時候，恰恰也是其政治不穩定的時期；最強有力的政治勢力，恰恰是在對外貿易中賺得最多的政治勢力（也就是對外界最為了解的）。這兩個要素合併到一起，就促成了倒幕運動以及之後的大規模改革。
那麼反過來說，中國轉型慢，也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從來都是本地文化的主導者。從來沒有過大規模學習外國的經歷。這個心態的轉變，需要一段時間。實際上中國這個心態的變化花費了至少60-70年時間。這就是三代人的時間差。因此，中國在學習歐美方面自然有劣勢。
第二，中國當時的統治者是異族。有的事情，本族統治者可做，而異族不可做。這是因為異族統治者天然會受到漢族的懷疑。因此滿清一代，總是（至少在表面上）極度尊崇中國傳統文化，不敢越雷池半步。這也是為了減少漢族民眾對其統治的質疑。這導致了，滿清在面臨文化激變的過程中會比漢族統治者更加保守，更不願意改變。
第三，很多巨大的政治轉變不是說主政者忽然開竅了，把事情改變了。而是說，反對派把主政者推翻了。然後反對派開始執行新的做法。原有的主政者未必不願意進行相關的改變，但是一個政體的過度成熟會導致內部利益集團盤根錯節，任何大的改革都舉步維艱。日本幕府倒掉了，因此得以全面轉變。而滿清幾十年在台上，自然無助於激進改革。中國是個大國，要撼動整個政局，是非常困難的。一次巨大的起義，也未必能改變什麼。清廷到1900年代中期才開始正經改革，比日本已經晚了40來年。而拖到1912年滿清才算徹底倒掉，很多重大的改革這才逐漸推廣開。
第四，中國是個大陸國家，而不是海洋國家，與對外貿易有關的力量在社會中占的比例太小，不足以像日本那樣達到能夠立刻改變整個政局的水平。因此，在滿清時代，主導性的力量未必對世界有充分的了解，改革的方向自然也很難找准。首先為自己的不成熟慚愧，還是產生了這麼一個不夠切題的產物。忍不住說理的心，想說一說心中的觀點想法。願我對表達的熱愛不違背知乎精神。
以上是圖窮，現在開始看一點別的，以下的文字是為支持最高的@凱達 的答案而寫的，斜體字為引述原文全文，「個人觀點」之後為自己所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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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愛講道理，有事實有邏輯我會心悅臣服，承認錯誤。我的熱情會促使我和一切言辭有理有據的討論問題的人進行交流，不幸的是，我在人身攻擊，劃定身份，強行分派等方面不甚了解，所以我的能力僅支持與言理言據的人坦誠交流。
答畢
我想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海洋政策。
日本在東亞的霸權，可以類比英國在歐洲的霸權。
日本海岸線綿長，港口眾多。在那個「得海洋者得天下」的時代，因為有大量的漁船商船軍船，並經歷了甲午戰爭之後取得了亞洲東部的制海權（其實我想用甲午海戰和英國-西班牙海戰對比來著），導致在亞洲東部獲得了海上霸權。
而且作為人口大國，日本的生存根本離不開海洋。成百上千的漁船開出港口，到海上撒網、撈網，帶回的海鮮不僅是普通人民碗里的烤魚，也有江戶上流人士享用的生魚片。
更不要說遠離大陸、背靠大洋這一點在外交、政治上的優勢了。
面向海洋的政策反過來使得這個社會更能接受外來的新鮮事物。因為在那個時代，海路是最重要的信息通道。國外的新技術、情報在海上移動的速度遠遠超越了陸地。
此外日本對外擴張第一步就是佔領當時的財貨流散地——琉球。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識地在順著海權這條路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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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中國，因為陸地領土太大，在清末經常在陸權海權兩方面顧此失彼。
中國內陸的富饒農田已經足以養活這個國家的人口。即便是依賴四川、兩湖的稻米，兩江的百姓也更寧願從事利潤更高的桑蠶、紡織。當時的中國平民根本沒有動力去正視自己的海岸線。
即使中國的沿海地區分裂了出來，清朝退回東北並且承認這個新的政權，它還要面對來自內陸的其他地區的威脅。╮(╯_╰)╭
至於東北的陸地領土是清朝死守的棺材本、清朝對上沙俄在中亞角逐、叛亂此起彼伏都是很大的題目，但都是圍繞著陸地這根主線在轉。
日本是貴族制社會，多中心的治理模式比較能夠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對接。
中國是帝國制社會，一統江山的模式與多中心的資本主義模式不相容。
其不相容體現在：
第一，社會缺乏自生力量和活力，不是有首詩嗎，萬馬齊喑究可哀。
第二，權力扭曲了社會生態，使得資源集中於權力而非經濟生產，無法形成有實力的商人階級。
第三，社會精英高度墮落，沉迷於權力遊戲，無法轉變視角，考慮國家發展問題。
結果就是，沒有人認真研究西方的文明優勢。是天朝上國的驕傲嗎？核心還是高度集權下的社會，人們的思維和視角都被束縛在權力遊戲上，沒有人關注真理和現實。
換言之，中國社會死水一潭，死豬不怕開水燙，打也打不醒。日本尚保持一個清醒的狀態，遇到問題就認真去研究去解決，而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也很容易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
另外，有幾種說法值得商榷。
一說是日本善於學習，之前學中國，現在學西方，沒啥負擔。這個說法是想當然的說法。日本學中國，也有一千多年的沉澱，早就形成穩定的社會政治結構，要轉變也不容易。說之前反正是學中國的現在學西方沒包袱，完全是一種擬人化的描述。
還有什麼船小好調頭一說，借用了企業經營的概念。就社會轉型而言，大小不是關鍵，形態的契合度才是關鍵。
還有一說是中國的文化自大心理。這一說的前提是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的恪守者。這太抬舉清朝人的政治覺悟了，彷彿人人都是堯舜。就統治階級而言，絕大多數都是投機鑽營的利益分子，壓根沒有任何信仰。反而像曾國藩之類的堅持捍衛儒家價值的士大夫，對西方保持一種開放和學習的態度。可以說，凡是真正關心國運的社會精英，無不關注西方文明，在關注之後，也無不讚歎其優勢，包括政治上的優勢。中國之所以沒有轉型成功，與其說反對力量太大，不如說麻木不仁，絲毫不關心這類事情。從後來公車上書的情況看，中國的知識分子——代表了傳統文化的第一捍衛者，絲毫不反對改革，只是以前不關心罷了。
其實吧
我覺得德川幕府的施政水平高於明清兩代政府，這是一個關鍵因素
所以明治一開始就很少包袱，工商業有現成的財閥，士族華族均聽話，等等，總而言之，社會結構很始於搞從上而下改革，因為要做的事情其實真的不多。
反之明清么，只能說一手爛牌。
國運是什麼玩意？說到底，其實就是19世紀以來，非西方國家接受近代化的程度。中國為何沒有在王朝時代就接受現代化，這一點既複雜又簡單，因為中國幾乎是距離西方式近代化距離最遙遠的國家，這種轉型之困難是日本無法相比的。
日本在德川時代其實國民經濟已經大規模的商閥化了，經濟上接受西方近代經濟模式並沒有根本性的障礙，無需像中國那樣藉助死路一條的官辦-官督商辦，國內市場本身已經高度適應於轉口貿易（沒錯，德川時代的日本已經是東亞最大的轉口貿易國），相比於中國本身就更加親近世界市場。要做的只是技術和概念的引入而已，而中國則需要完全改造一套全新的經濟體系，在買辦經濟興起之前，當時的幾大商幫其實都高度依賴於朝廷的特許經營，就全國而已，商業力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影響是相當薄弱的。
至於國政，日本本就沒有中國王朝式那樣無所不在的一元政治結構，由於藩國的存在，其實早在王政之前，地方級別的近代化已經開始了，王政之後要做的只是最上層的變革而已，只要一個新的職能政府建立起來，意識形態上的開放性本身就能導致日本很快的適應這種新的國家形態。而中國政府轉變為近代職能化政府有多麼困難，清末的歷史已經很明確的告訴我們了。而日本很早就處於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狀態中，這樣的國家能夠迅速轉型不是什麼出人意料的事情，其實明治政府的規模很小，哪怕是對應於日本的那點人口，相比之下，我們很難想像清末的北京朝廷能夠有效的改組為一個完整的近代職能政府，擁有一套近代的財政和政務體系。
軍事之類的，說到底只是經濟和政治的折射，你以為大清不希望自己有一隻完全近代化的現代軍隊嗎，問題有錢嗎，有了以後又怎麼去管理和使用呢？這就是為什麼近代的中國軍隊誕生於地方，而不是中央的根本原因。
這三點下來，中國近代化的難度本就遠遠在日本之上，所以後者的崛起不過只是前者陳舊和碩大的一種對比而已。
其實這個問題，100多年前，福澤諭吉先生早就給出了答案，清清楚楚表達在他的「脫亞論」里：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儘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儘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卧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裡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裡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裡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熏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儘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劃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里，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里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先生之言，時至今日，愈加發人深省。
其實當時的日本就類似於文藝復興的歐洲，整個社會已經為近代化做好了一切準備，唯一的障礙就是幕府和分裂。我記得日本識字率在經過寺子屋教育多年以後已經超過百分之50，而中國當時男性識字率貌似不到百分之20，女性幾乎完全文盲。自工業時代以來，一個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就是具備基本文化素養要求的人口數量。這就好比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大學年年擴招的中國可以做世界工廠，印度就不行。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點是，日本其實很早就是人口前幾的大國，日本倒幕後的人口數量超過了英法等國的本土人口，配上這樣高的識字率，再加上很久以來的商業文化，崛起是非常正常的。
日本變法圖強，而中國固步自封。
日本：
「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森有禮答李鴻章問）
中國：
「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江蘇巡撫李鴻章致總理衙門原函）
嗯，我說一下答案。
中國開國門後停滯了快100年沒發展，日本發展了100來年，打斷兩次腿，現在比我們發展的前頭也是正理。
中國所在地區的文明是一個依靠儘可能不改變基層動員架構的政治制度來確保統治階級始終擁有資源分配能力的文明。這兩千年也就王安石說了「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到了異族控制末期，防家賊還來不及呢，哪來得及變革，變革也要主子們先吃肉不是？（1911玩笑般的貴族內閣）
因為中國人的思想落後了。這「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早就變成了廢銅爛鐵。
也不提被列強打了，讓蠻族入主兩回，已經顯示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所謂正統政權是僵化的，面對外界的軍事壓力，有的國家會加強軍事，有的國家不會加強，只會抱殘守缺直到滅亡，中國政權正是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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