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紳一體當差納糧是怎麼推行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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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讓那1％繳稅自古以來直到現在都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那麼雍正是怎麼實現這一目標的呢？

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是從清初順開始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的結果，因此只看雍正一朝則難以糾明因果。是成功地壓制了來自江南地區官紳勢力挑戰的結果，根本上可以視為皇權對門閥不斷打擊的後最終取得勝利的標誌，是政治上全面勝利後得到的經濟報償。

因此首先我們要弄明白，所謂的江南士紳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為什麼明朝無法推行類似的政策？如果從經濟角度來看，明代的江南士紳是帶有濃厚封建性的莊園主。明朝腐敗與混亂的賦役制度使得自由農民大量破產，迫使其成為農奴，士紳階層依靠免稅等特權，佔有了巨量的土地，成為了事實上的「封建領主」。政治上他們利用所謂的「盟社」結黨營私，建立在朝廷與地方的政治聯繫，士紳入則為官，出則為紳，干預中央與地方的政策，繼而保護其經濟利益。明朝的朝廷由於只存在皇權與士紳兩股勢力，因此當官僚群體結盟食利的時候，皇權缺乏力量干預他們的行為，這也是明朝的內廷宦官和特務政治得以崛起的原因，因為皇帝缺少制衡官僚士紳集團的工具。然而隨著明朝中後期內外廷的勾結，皇權連最後的調節工具也失去了，最終使得朝廷的財源枯竭，只得將稅源轉嫁到自由民身上，導致階級矛盾激化，引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以致滅亡。

因此讓那1％的建制派繳稅的難題必須要藉助outsider來解決，而滿洲的入關為打破明朝的困境提供了一個偶然的歷史機遇。

來自關外的「野蠻人」並不在政治上為傳統儒家禮制所束縛，他們可以在繼承明朝制度基本盤的基礎之上，進行大膽的改革而不必在意儒家政治倫理帶來的壓力，他們可以任用一大批在明末勵精圖治意圖改革卻不得志的漢官，同時受到了重用同時世襲軍事貴族八旗也成為了制約官僚集團有力而可靠的工具，尤其是族群衝突的客觀存在也阻止了二者的勾結，清代的朝廷實際上是皇帝，旗人，漢官的三重勢力此消彼長的制衡關係。這種良性互動是推動清代改革進步的重要原因。

清朝入關之初，江南士紳無疑成為了穩固統治的最大阻力，這種反抗是政治，經濟，軍事，思想全方位的，也成為了清朝不得不解決的問題。而賦稅問題只是解決江南士紳反抗專制皇權過程中的一個部分，是在打破了明朝以來士紳集團各種政治特權之後實現的結果，因此考察著一問題必須先從政治的層面入手。

南方的士紳在軍事上徹底失敗後，接受了清朝的統治，仍然試圖保存其政治和經濟上的權益，尤其是在順治朝不斷恢復明朝舊制的背景下，許多南方士紳以為old good days又要回來了，便開始不斷在政治和經濟層面試探清廷，試圖恢復和維護自明朝以來就存在的種種特權。由於南方士紳大量投降進入政府，以及清朝重開科舉取士，官僚集團很快就結束了短暫的北人把持的局面，又一次回到了「南人」的掌控之中，此時官僚集團與皇權的矛盾也日益凸顯為滿漢之間的矛盾。

於是政治上的衝突首先以族群衝突的形式激化，在中央爆發了清初第一案，「任珍案」。此案其實本身無關緊要，但是引起了滿洲統治階級的警覺，因為在有關任珍的判決上，南人為主的漢官和旗人的意見完全不同，價值觀徹底撕裂，因此順治皇帝嚴懲了漢官代表陳名夏以及其下的一干人等。陳本身是南人出身，反對剃髮令，意圖恢復明代冠冕制度，（這其實也是南方士人的普遍想法），通過處決陳，打碎了南方士人意圖在中央通過重掌話語權繼而恢復勢力的幻想，進一步否定了儒家的政治傳統，尤其是禮教之下隱含著的士紳所應獲取的特權。

在地方上，清廷嚴禁明代的「盟社」以及政治集會，嚴禁地方士人串聯結黨稱兄道弟，嚴禁士人通過「大字報」揭貼等公議政治。使得士人從此徹底失去了公共話語權，失去了干預民眾的工具和能力。隨後不久清廷又炮製了「奏銷案」，以徵收拖延稅款的名義打擊，處決，關押江南士人，這場政治清洗牽連數萬人，整個江南的士紳都在這場運動中體會到了專制君主的力量，他們徹底明白了所謂的old good days不會重來了。隨後的幾朝皇帝又通過文字獄等手段打壓士紳，改造思想，發揚官方理學的手段，瓦解了江南士紳在思想層面上的影響力。至此，士紳階層從中央到地方喪失了政治上作為的能力，再也無力維護自身的特權了。繼而為清廷順利地展開經濟上的整頓與改革鋪平了道路。

清初連年征戰導致國庫空虛是經濟改革得以推行的直接原因。而江南的富庶地區提供了全國將近百分之五十的稅收，這使得常年偷稅漏稅，隱瞞田地的士紳階層成為了這一改革中最為重要的對象。

清廷首先採取的措施就是就是減免自由民稅賦，停止徵收三餉，並將地方的部分稅收權力收歸中央，由地方督撫直接管理以防止胡亂攤派以及貪污稅收，同時壓迫江南士紳補稅納稅，前述的奏銷案既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由於滿洲的軍事優勢和士紳在政治上的失敗，這一政策推進的既殘酷又有效，不過由於並不光彩，清代正史完全沒有記錄這一事件。

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地方就在於對江南進行「土改」，調整農業生產的經濟關係，主要是針對明代士紳的地主莊園進行了深入的改造。明代由於繼承了蒙古人的世襲戶籍制度，以及明初復古思想造成的儒教理想主義，形成了一種奴隸制與封建制混合的特殊經濟形態，前者提供了一種對小民永久奴役的制度可能以及文化習慣（甚至蔓延到民間，以「收養」為名鑽空子蓄奴），後者為士紳階層實現這種奴役提供了思想根據與法律依據。在明朝極其不公的稅賦制度下，無力負擔的農民不得不投靠擁有免稅特權的地主，成為在其莊園內耕作勞役的庄奴，在明代中晚期這一階層數量巨大，並且已經完全固化，甚至與其他階層生殖隔離，成為了累世為奴的種性。隨著土地兼并愈加嚴重，穩定社會的自耕農越來越少，失地農民分化成了奴隸與流民，前者壯大了士紳階層的勢力，後者則成為了顛覆帝國的力量。

為了打破這樣的局面，清廷首先禁止農民賣身與地主成為世仆「庄奴」，嚴禁地主逼迫農民負擔苦役，嚴禁地主虐待農民，強迫地主改善佃農待遇（秋收送肉酒，給貧農送家畜），改訂租佃合約（災年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咦？好熟悉），這樣的目的根本是為了增加自由勞動力，緩解當時因戰亂導致的勞動力不足，繼而開墾荒地恢復生產，同時由於勞動力不足也危及地主莊園的生產，地主階級也基本樂意接受這樣的改變，農民的地位因此得到了提高，為雍正朝徹底廢除賤籍打下基礎，階級矛盾得以緩和，士紳與農民的身份差異也得以縮小。

其次，通過清丈土地以及契約，挖出士紳隱匿的土地，並剝奪部分大地主以及藩王的非法產業分給農民，或者承認農民在戰亂中私自搶佔的土地，在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中，清廷往往傾向於小民一方，確保耕者有其田，幫助小農自立，進一步分化士紳的勢力。

總而言之清廷的經濟改革有一條明確的主線，既是傳統中國的經濟政策「抑兼并、均田地」 ，然而這一政策卻在滿洲人這一外來的軍事集團的壓力下，才真正地得以實現與貫徹了，雍正的改革只是滿清入關後一系列改革的結果，而讓官紳一體納糧當差不僅僅意味著清代統治的穩固，也意味著皇權專制到達了頂點，同時也實現了儒家平均主義的經濟理想，而最諷刺的地方在於，儘管歷朝歷代都對這一經濟政策進行了實踐，而最終實現了儒家理想的人卻正是儒家最討厭的蠻夷們。

（當然這種經濟政策的消極後果也是存在的，由於土地耕作者的抗災能力更差了，國家不得不在賑災方面投入更多資本，對於灌溉設施的維護保養工作從地方社區轉嫁到了國家身上，財政的公共支出增加了，莊園大地主消失以後，民間藝術與文化的贊助者投資人群體也消失了，這也是造成了清代文藝發展的停滯的經濟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儘管清廷在南方打擊了地主階級，但在北方旗人的圈地以及投充並沒有停止，可能一直持續到康熙末年。）

我覺得，一篇文章如果充滿了太多刻意的偏見和抹黑，即使主論點是正確的，那也未必是客觀而又價值的，更何況且主論點本身也存在諸多的問題。沒錯，我針鋒相對的就是目前的高贊答案。

如果說答案前半段闡述清廷自身對江南士人的打擊政策還不無可取之處，那麼凡是涉及到明清對比的部分，則通篇充滿了刻意對明朝的為黑而黑，和對清廷令人作嘔的塗脂抹粉。

1、「明代由於繼承了蒙古人的世襲戶籍制度，以及明初復古思想造成的儒教理想主義，形成了一種奴隸制與封建制混合的特殊經濟形態」——請問你佬真的搞明白了明代戶籍制度和明末江南蓄奴風潮的起因了嗎？明代民籍在各方面都不存在限制，軍籍和匠籍確實有相當大的限制，但這是蒙元本身在這方面就極為倒退的緣故，事實上無論中國經濟通史還是中國社會通史在涉及明初戶籍制度的時候都認為相對元制，明代戶籍制度是極大的進步。

退一步，即使明初戶籍制度存在籍別壓迫問題，那也和明末江南蓄奴風潮不存在因果關係，因為在明初戶籍制度被嚴格執行的時代，根本就不存在大規模蓄奴，按明初戶籍制度和大明律的相互佐證，除官員和勛貴外，任何人都不得蓄養奴隸，而官員和勛貴的人數也有嚴格的限制，明初的三品大員也只能有8名家養奴，民人一旦私蓄奴隸發現即處死，按這個標準明末江南大部分蓄奴之家不是僭越就是毫無資格。事實上，明初的筆記也極少見到蓄奴的記錄，而江南地區開始大規模蓄奴始於嘉靖中葉，而此時恰恰是戶籍制度瓦解，征銀取代人身依附的時候，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戶籍制度的瓦解才帶來了蓄奴行為的回潮。

明初復古思想造成的儒教理想主義為士紳階層實現這種奴役提供了思想根據與法律依據更是不知所謂的夢囈，明初復古思想帶來的風氣公認的是簡樸、純正。士紳階層開始大規模享樂的時代恰恰是商品經濟興起後，古板的正統思想瓦解，縱慾性靈、解放自我的思潮盛行的年代。高贊答案不知道或者裝作不知道的是明代蓄奴行為的興起同商品經濟的發展正相關，恰恰是無節制的商品經濟破壞了明初一系列保障小農、軍隊的制度（里甲、糧長、開中），自耕農無法從原有制度中得到保障，政府控制力下降無法控制縱慾的士人群體，共同造成了明末的大規模蓄奴，但，這關明初的體制和思想什麼事？

2、為了打破這樣的局面，清廷首先禁止農民賣身與地主成為世仆「庄奴」，嚴禁地主逼迫農民負擔苦役——你佬的意思是逃人不是庄奴還是八旗不是地主？你佬在別的答案下又鬼扯到因為名義上八旗是軍事體系，名義上從屬於大汗，所以不是地主，名下土地算「黨產」。那我告訴你就是永樂後，明代王府封地在名義上也屬於軍事體系的一部分，名義上自然也是朱皇帝的，想來也是「黨產」；明末的奴隸也不算奴隸，因為實際上相當大一批「奴隸「他們名義上的「主家」即沒法進行人身控制也沒法進行經濟控制，是大家合夥鑽大明稅收空子的產物。

好吧，不相互鬼扯了，即使去掉八旗體系，清廷也遠遠談不上禁止"世仆"，嚴禁地主逼迫農民更是沒影的事。第一、「世仆」也即「家養仆」在法律層面上被嚴禁要到清末新政，正兒八經修第一部現代國家法的時候，這個問題我覺得都不需要多說，自己去想想紅樓夢是哪朝人寫的？晴雯和襲人又是什麼身份？第二、你佬怕是對四爺的廢除賤籍有誤解，然而四爺廢賤籍廢的究竟是哪些人——「丐戶，樂戶，疍戶，世仆（這裡的世仆更接近於轎夫），伴當」，確實是善政，是好事，然而，這群人和你扯了半天的佃農、農民有半毛錢的關係嗎？

3、通過清丈土地以及契約，挖出士紳隱匿的土地，並剝奪部分大地主以及藩王的非法產業分給農民，或者承認農民在戰亂中私自搶佔的土地，在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中，清廷往往傾向於小民一方——我第一次看到這段話的時候，由於過於震驚而不知道該說什麼，第一、我覺得這該是歷史常識，貴清的建立是篡奪了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結果，大順在北中國實現的有限土地改革在貴清和舊明官吏的相互勾結下被徹底反攻倒算，這種情況下，你佬扯貴清承認農民在戰亂中私自搶佔的土地，闖王怕不是要氣活過來了；第二、剝奪部分大地主以及藩王的非法產業分給農民，同上，不要把篡奪農民起義的成果說成自己的功勞，這叫厚顏無恥，謝謝；第三、貴清既沒有明初的小民結社和上訪自由，又早早的和舊明殘渣同流合污了，在涉及土地糾紛的訴訟中，清廷居然往往傾向於小民一方靠的大概是因為官員天生孔孟心？那還真是「盛世」啊。

順便，你佬拿清律不允許異地買地證明清中葉的土地兼并是不存在的，那根據大明律，我萌連貪污腐敗都應該是不存在的啊？

說到底，高贊答案本質是一篇拿明代末期的壞對比清代前期的相對好，通過這種毫無意義的比較，加以刻意抹黑和塗脂抹粉，得到了「清廷的經濟改革有一條明確的主線，既是傳統中國的經濟政策「抑兼并、均田地」——這一不知所謂結論，藉此販售工業黨土改私貨的黑屁文。我倒想問問，圈地、逃人、投充、禁海這些經濟政策是如何體現出「抑兼并、均田地」這一明確的主線的，難不成是把人都殺光了就抑兼并、均田地了？可以，這很二共。

你佬在別的答案下還拿我萌初年來別爛，然而連官田和民田的區別都搞不清楚就來強行黑，拿弘治年官田七分之一來說事看的我只想笑。最後，你佬把前清的土地政策和TG的土地政策相類比，真不知道想黑的是誰，這要是放在前三十年，一個「充滿惡意的政治隱喻」的罪名怕是沒跑了。

最後，回到問題本身，個人覺得這個問題真正要談不結合三藩戰爭後矛盾緩和的大環境，明末開始土地產權的變化（田皮田骨問題），清廷相對明朝官僚體系的變化，雍正的個人性格一起談，得不出什麼有意義的結論，我中期清史不熟，就不獻醜了

土改怎麼推行？拿槍頂著就行！拿破崙怎麼分法國的土地？拿槍頂著就行。美國怎麼解決資源不足問題？拿槍頂著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就行。英國為啥沒有法國大革命那麼血腥？流放到澳大利亞北美讓暴民拿槍去頂土著。

你不想拿槍頂著別人去解決問題，那好辦，別人拿槍頂著你來解決問題。

高贊答案通篇毫無史料依據，很多錯誤。

第一，錯誤的把士紳一體當差納糧一個階級問題，劃分到江南土紳同中央政府的對立，這裡是錯誤的將一個階級問題化為一個群體問題。

雍正元年在推紳一體當差納糧時，首先施行的省份並不是江南，而是田文鏡任河南布政使，擢升巡撫時，依靠田文靜的上奏，而在河南省大力推行雍正的以整飭弊政。清查積欠，實行耗羨提解；限制紳衿特權，嚴限交納錢糧；嚴行保甲制度等。

但隨後就受到了直隸總督李紱、監察御史謝濟世參劾，雍正以其實心任事。出自《撫豫宣化錄》

這裡說這個事的目的，是為明白，士紳一體當差納糧一個階級矛盾問題，並不是某一個地方的問題。

第二，清繼承明制，說不注重儒家思想其實是根本就沒有的事情，儒家思想的根源在於維護封建社會次序的理論，只要你的階級屬性沒有變化，就必須維護儒家思想，這是階級屬性決定的

順治元年十一月

十一月設滿洲司業、助教，官員子孫有欲習國書、漢書者，併入國子監就讀。

順治二年

六月再次強制推行剃髮令，皇太妃逝。發布詔告：清廷興兵，本無意兼并，只為明清和好；但因李自成興兵導致了明國祚滅亡；清軍自關外整旅入關，乃是代明雪恨……以此來消弭漢族的反滿情緒。並命於十月在江南舉行鄉試，以籠絡漢族士人。冊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多爾袞親自謁拜孔子廟。

到康熙年間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創建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

其中，恢復科考和祭拜孔廟，是明確的使用儒家文化治國方針。

在到了雍正期間，主張清朝的正統性和「華夷一家」，為自己法統正理，其中受呂留良的思想，清的合法性收到了嚴重的衝擊。

《大義覺迷錄》正是在此背景下，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冊，還命曾靜到全國各地巡講。

康熙起的文字獄，從本質上講，一方面是從肉體上消除儒家思想讀書人反對的聲音，同時從順治開始大修書籍，也是拉攏儒家思想的讀書人，如果說清統治者不重視儒家思想，又怎麼會大興文字獄？

說到底，儒家正統思想，等同於封建社會的治國理論，這種理論從上至下，從基層到士大夫均用的通理。

在這點上，高贊答案也錯誤的把儒家思想等同於江南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一個廣義大面積的，不等同於某一個地方的政治思想，江南官員甚至不等同於南方官員。

第三，錯誤的將江南地區等同於整個地主階層，江南富饒，但到康熙時，因其經濟作物的普及，其已經不是糧食大省。而順治土紳一體時，

湖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清初時由於戰亂，土廣人稀，物產並不豐富。經過恢復與發展，到雍、乾時期，這個地區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逐步代替了江、浙地區，成為供應糧食的重要基地。過去的蘇湖熟天下足，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在這些產米區，形成了許多商品糧食的市場。

第四，錯誤的把地主階級內部利益劃分，等同於皇權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清初主要的矛盾，在於大地主同江南地主的矛盾，而不是皇權同江南地主的矛盾。

高贊答案里提到的奏銷案是在順治十八年，清初多爾袞率清軍入關，滿族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附近，為安置滿族諸王、勛臣，解決八旗官兵生計，順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區大量圈佔土地，史稱圈地令。順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範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順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三次共圈佔土地約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畝（十六萬餘頃，一晌約六畝），「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八旗圈地稱旗地，不準私自買賣，「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許越旗賣價及私售於民，」違者按律治罪。多爾袞憑藉攝政的便利，冀東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圈地後，很多農民田地被占，流離失所，部份地主或農民投充到八旗莊園，或流亡他鄉，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現。

而小規模的圈地，則一直到康熙五年（1666年），鰲拜以鑲黃旗地少貧瘠為由，提出要與正白旗換地。康熙八年（1668年）五月智捕鰲拜，再宣布停止圈地，准許壯丁「出旗為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後永不許圈」，圈地正式告終。

這裡明顯可以看出，對江南地區的嚴防打擊，其實是地主階層內部的矛盾，而不是皇權同地主階層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康熙後期，才發展成地主階層同皇權的矛盾，而土紳一體當差，正是地主基層的矛盾威脅到皇權，才不得已進行的改革。

第五，對江南經濟的改革，並沒有涉及到地主層級經濟關係的改革，同樣是地主階層內部利益的劃分。

在這裡重申一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我們來看看實際情況，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顧亭林指出關中情況『以今所睹國維人表，視昔（指崇禎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信徙而無算矣。……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四升，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挺，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

「清初『賠累既窮，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貸營錢、借當錢、掇米錢，借一還百，竟不能清理，家業蕩然，性命殉之』」葉夢珠《閱世編》

「清軍在征服中國各地的過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經濟最稱發達的江浙地區，更遭受異常殘酷的焚殺和掠奪，揚州、江陰、嘉定、蘇州、嘉興、金華幾個經濟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殺精光」《中國農學史》

第六，我不知道何以得來清向著小民一說？

上面提到，清初三次大圈地，北方大量農民失去田地，難道八旗就不是地主了嗎？從那裡得出？

《清代經濟簡史》中的一些話簡單介紹一下情況，「由於逃人『關係到旗下資生使喚』，清官方視之為『清朝第一急務』。嚴懲逃窩，廣事株連。所謂『一捕十家皆滅門』，喪身亡家的不知幾千萬人。

第七，何來滿人實現了 「抑兼并、均田地」這一說法？土地兼并是地主階級自身屬性決定的，皇權只能其一定作用調節，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兼并的問題。

到康熙四十年時「有心計之家，趁機廣收，遂有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萬至一二萬者」。大官僚徐乾學即「買慕天顏無錫田一萬頃」，高士奇在浙江平湖置田亦有千頃。從康熙的詔諭中看出，當時南方各省的情況是「小民有恆產者十之三四，余皆賃地出租」。經過土地的日益集中，到乾隆時，湖北已是「今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十之五六，舊時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廣西也「田大半歸富戶，而民大半皆耕丁」

康熙年初施行的孳生人丁永不加賻，到康熙末年土地兼并就已經如此，那麼雍正過後的乾隆呢？

乾隆初期，漕運總督叫楊錫紱的上疏奏道：「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而到了乾隆末年，則有人記錄說：「（如今）占田者十無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無田可耕者十之三四。」

廣東巡撫百齡到任不足一年，也佔了五千頃的田，試問那裡解決了？

封建社會，從古一直到清末，甚至是民國都沒有解決掉土地兼并的問題，在高贊答案里居然解決了。

土紳一體當差納糧，之所以在雍正時期得以推行，是因為此時還屬於地主內部矛盾的問題，是階級內部的問題，而土紳一體當差納糧中，高贊答案完全不知道還有一個東西，他叫養廉銀。

而雍正改革的前提，是康熙四十年後，土地兼并，國庫虧空，可見清初也沒有所謂的，改革的成果，而是皇權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地主階層不得已的內部調整。

雍正在期間，都只有河南田文鏡有很好的實行，而雍正死後，田文鏡也去世，到乾隆時期，一體當差已經沒有了。真不知道高贊答案，那裡來的江南區域實行很好，通篇無一史料做依據，全靠想像。

而，高贊答案的結論：

我只能說，想得真美好！

分割線----

來，讓我們用史料說話，來看看高贊答案所謂的蠻族實現了儒家思想。

明末清初顧炎武說的：「吳民之中，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

康熙中作過歸善令的上杭人邱嘉穗講的：「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

康雍之世臨川人陳之蘭說的：「今之世，富者一而貧者百。」

秀水人、安吉州學正盛楓在講到江淮之間農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之後說：「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

康熙帝在四十三年（1704年）因蠲免錢糧發出上諭：「蠲免錢糧，原為加恩小民，然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約計小民有恆業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賃地出租。」

以上，可是康熙盛世，當時朝野上下的共識就是，自耕農極少，大約只佔當時土地的3成，剩下一部分是中型地主，當然在高贊答案里，小地主可不是地主哦，呵呵了！

我們在來看看，雍正過後，乾隆過後嘉慶年間。

嘉慶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縣誌》在講到該地經濟、人口分布和各行各業居民狀況時寫道：「十分其農，而佃種居其六。

道光中編寫的《江陰縣誌》，敘述該縣風俗，說到「農之家十居八九，農無田而佃於人者十居五六」

同治年間撰輯的江西《新城縣誌》寫道：「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農無田者十之七」

光緒間問世的《金山縣誌》在敘述人們經濟關係時說：「務農之家十居八九，無田而佣於人者十之五六。

我就想知道，高贊答案那裡解決了？簡直不讀史料，全憑想像。

道光中江蘇金匱人錢泳說到太湖區域的湖田，「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於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

乾隆初年進呈的《請定經制札子》中寫道：「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余皆紳衿富賈之產」

這裡，高贊答案完全不知道清代農業技術的進步，比如江浙一帶的二季稻，和諸多經濟作物的普及，以及明末小寒冬過去，氣溫的回暖。

簡單的說，清代的大地主已經完全不需要更多的田地，只需要高產的田地。所以，清代的大地主多以1000左右為主。

我們再來看，已知的清初大地主田地，在高贊答者的眼裡超過百畝的幾乎沒有呵呵了。

高贊答案想當然，極力吹捧也是6的不行。

結論：根本不存在土紳一體當差能夠推行下去，雍正在位時就只有河南田文鏡在河南時大力推行，而田文鏡推行時更是出現上司彈劾，考生罷考事件。這些都在《清世宗實錄》里有明文記載，怎麼就在某些人眼裡，成了清解決了土地兼并，實現了人民民主。雍正改革是給清續了幾十年，但也沒某些人吹到天上去，去看看《清世宗實錄》好嗎？

殺殺殺殺殺殺殺！

手頭沒有參考書，只能憑印象回答一下，如果錯漏還請原諒。

明代特別是末期，士紳逃避稅役的問題十分嚴重，直接影響了國庫收入，為關外戰爭籌款的三餉反過來激發了國內的階級矛盾，使明末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等諸多矛盾交織，形成「天崩地坼」的歷史洪流。清代建立以後，總體上承襲了明代政府的基本框架，但也具有了錢穆所講的「部族政權」的獨有特徵。清承明制，總體沒錯，但沒講透，我倒是將其概括為「政治雙軌制」，體現有三：一是地域統治雙軌制。在漢地十八省沿用明代的漢制，在東北、西北、新疆、蒙古、青藏等地設駐紮將軍或官吏，以八旗武力震懾地方，但同時也保留了少數民族的地方自治，如伯克、教長、活佛等等，愛新覺羅家族既是漢人的皇帝、也是蒙古的大汗，更是藏地的活佛，是整個東亞大陸的共主，漢夷分立這是第一層的雙軌。

二是文武系統雙軌制。文官用科舉官僚，而武力則如同今天的中央軍委直接掌控在最高領導人手中，八旗與綠營與文官集團相互隔離，互不統屬，而且在民族方面也存在異質性，這就保障了「槍杆子」對政權的維護。

三是政府行政雙軌制。中央各部滿漢分設，地方上漢人在太平天國以前基本上干到巡撫就到天花板了，帶有軍事管理職責的總督則是為旗人保留的（不一定都是滿人，漢軍也很多）。在官僚集團選拔任用方面，科舉是重要但非唯一途徑，漢人走科舉（鄉試、會試、殿試），旗人靠軍功、祖蔭和關係，依靠另外一條仕途升遷的「快速通道」。同時清代皇室依靠宗人府而非太監，也避免了漢人對權力的另一種滲透。

綜上所述，清與明不同，並非皇帝與科舉官僚集團共同統治的漢人王朝，而是添加大量部族因素的雙軌制政府，有兩套系統、兩套班子、兩套邏輯，而且一明一暗、一疏一親，對前者是用而不親、用而不信、用而不靠，隱隱後者有監視壓制前者之效。正因為清帝有這樣的依恃，才有可能打破明帝面對士紳-官僚集團束手無策的困局，推進士紳一體納糧。我算是為高贊答案提供一點背景資料，歡迎批評討論！

想知道為什麼？很簡單，自古以來解決這個問題相對成功的基本都是少數族裔入主中原的時期。因為他成功的達成了兩點，一是由士大夫階級和王權階級的二元統治結構轉變成士大夫，王權和少數族裔自身的特權階級。而後者在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封建大一統王朝中又往往是由內廷勢力來作為替代作用的。這個問題一下子就簡單了，一堆沒兵沒糧沒卵子的宦官和一堆有兵有糧往往還有戰陣經驗的少數族裔比，你告訴我，誰話事對士大夫管用？二是自漢以後，封建大一統9王朝追求的內儒外法，內聖外王的完美思想追求在遵循夷狄而華夏者,則華夏之;華夏而夷狄者,則夷狄之的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只要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統治階級都不行，因為無論這些漢人統治者做了什麼不利於士大夫階級的行為都不是不遵古法，不守成法的。相反，若是換成了少數族裔的統治者，無論他的改革行為有多不守禮義，有多不尊祖訓，只要這些統治者面子上請漢人大儒做老師，給太子做太傅，名義上遵循漢人禮法，對於那些漢人大儒這叫什麼？這叫至聖於先師啊，這叫聖人教化的現實成功範例啊？還有什麼比能夠將聖人教誨傳達與蠻子的帝王更大的個人追求和名譽追求么？當然沒有！於是你會看到李光地，張廷玉等等口稱賢明實際上內心跟康雍乾互相鄙視的現實。

刀架脖子上了

元老院的公眾號有回答，忘了是知乎誰的了

怎麼推行的？八旗子弟架著大刀站在後面推行的

怎麼我看有的文章說，雍正只實現了攤丁入畝和火耗歸公，沒有實現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只在河南由田文鏡試行過，但田文鏡手段太粗暴，下面抵觸過大，這項政策最後沒能推廣成功

但是我也有疑問，如果官紳一體當差納糧沒有成功，雍正是從哪裡變出銀子解決西北戰事的，江南士紳被徵稅是人所共知的史實，難道士紳一體當差納糧只對江南士紳實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