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史學家裡，誰是唐史專長（比如，鄧廣銘先生和王曾瑜都專於宋史）？

唐史的了解一直都只是《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關於近代的大家一點都不了解，不知有什麽可以推薦的？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

第二節 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

清人沈炳震以《舊唐書》為主，用《新唐書》校注增補其記事所缺略或歧異處，作成《新舊唐書合鈔》一書。但此書有一大缺點，即其史料比勘局限於兩《唐書》，未曾引證其他史籍。有鑒於此，王先謙利用《唐會要》《冊府元龜》等史籍中有關資料，為沈撰《新舊唐書合鈔》作補註，成《新舊唐書合鈔補註》一書，從而彌補了原書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書兩兩《唐書》作內容對勘並作史料總匯，指出其間異同，此可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書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為《新唐書》作注，凡與《舊唐書》有異者皆加考辨，同時又廣搜博採正史、文集、類書、典制專書，史部考證書及金石、野史、小說等百餘種，對之作糾謬、補闕、疏解的注釋工作，成《唐書注》，頗有參考價值，惜所刊者僅本紀注 10 卷。《舊唐書》未對唐代兵製作專門記載，《新唐書》雖列《兵志》，但很空疏，於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書·地理志》對摺沖府名的記載亦零落不全。清人勞經原及其子勞格搜集多種資料，詳考折衝府名，作《唐折衝府考》一書。羅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誌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對勞書作訂補，著《唐折衝府考補》及《唐折衝府考補拾遺》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中。羅著極為精審，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參考。

《新唐書》有《方鎮表》6 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僅記各方鎮的興廢

及其區劃變革，沒有列出節度使、觀察使等節帥的任免時間。吳廷燮搜集大

量文獻資料，諸如正史雜史、政書類書、總集別集、方誌碑誌、筆記小說等，

撰成《唐方鎮年表》一書。此書以方鎮為綱，按時間順序列載節度使、觀察

使等節帥的更替情況，涉及唐代節帥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並附註史料

及出處，如果史料記載有分歧而需考證的，就列入書末《考證》部分。儘管

有不少缺漏、錯填及史料訛誤之處，但此書仍不失為一部有很高參考價值的

唐史工具書。今有 1980 年中華書局本。

《隋書·經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學術價值的史志目錄，歷代受到重

視，但其中重複頗多，注與本文多有錯離，撰人時代又多舛誤，所以，張鵬

一在清人考證的基礎上撰成《隋書·經籍志補》二卷，於《隋書》多所是正，

頗具參考價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中。

此外，丁謙對隋唐史地及這一時期的域外地理有諸多考證，他對《新唐

書》的突厥傳、吐蕃傳、回紇等國、沙陀傳、北狄傳、南蠻傳、西域傳及《舊

唐書·西域傳》皆作了地理考證，還撰有《釋辯機&<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

《&<隋書·四夷傳&>地理考證》等

陳寅恪對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貢獻

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陳寅恪就成為國內外公認的著名史學家，在隋

唐史研究上，具有開拓性的建樹，其成就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是陳寅恪的兩部代表

作，在隋唐史學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中的學說自成體系，闡明和解決了

隋唐時期許多重大的歷史現象和問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對隋唐制度

的淵源及其演變作了綜合研究，形式上則分為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

制、財政等專題，「以闡說隋唐二代制度之全體因革要點與局部發展歷程」

。

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淵源雖然十分複雜，然究其來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淵源於

北魏、北齊，二是梁、陳，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齊為

主。而北魏、北齊一源的內容又極為複雜，它匯合了漢魏以來的中國傳統文

化，其中含有東晉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涼州一帶的漢族文化。

南朝梁、陳的源流則是南朝文化的總結。西魏、北周的源流則系鮮卑風俗加

上曹魏西晉遺風的關隴文化。就各個方面而言，禮儀的源頭是東晉南朝前半

期的禮儀制度，職官、刑律的源頭在於北齊，音樂則繼承了北魏、北齊的胡

樂遺風，兵制與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關係，財政制度的兩大淵源則是河西地

方的和糴之法與江南地方的納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則集中探討了

唐代的政治制度、統治階級、黨派之爭、內外政策等重大問題。書中從三個

方面論述唐代政治，一是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二為政治革命及黨派的

分野，三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以唐代統治集團的升降

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發展的基本線索，將唐代政治史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唐高祖、太宗繼續實行「關中本位政策」時期；二是武則天逐漸摧毀關

隴集團勢力，推行科舉制度，大量選拔新興階級分子，逐漸取代西魏、北周、

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三是「安史之亂」後，朝廷出現黨派之爭

和藩鎮割據，以迄唐亡。他指出因為統治集團之升降而致政治社會的變化，

促成黨派的分野和鬥爭；因為政治社會的變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

加依靠胡兵，從而爆發了「安史之亂」，此又促使唐對沙陀族之忍讓；因為

對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態度，大臣中形成黨派，唐後期黨爭與外患有關。陳寅

恪的這兩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領域的最高成就，「雖不能用歷史唯物主

義的立場觀點進行研究，但他具有樸素的辯證觀點??善於發現某一特定歷

史時期影響重大的突出現象，善於注意事物的發展和變化，注意表面無干而

實際有聯繫的事物，然後融會貫通，找出線索，闡明前因後果，??提出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體系的看法。」

①

陳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實踐中，不斷地重新認識史料，擴大史料的使用

範圍，以詩文證史，以小說證史，就是他的一大發明。如在《元白詩中俸料

錢問題》一文中，舉出元稹、白居易詩中涉及官吏俸料錢的地方，和史籍上

的有關記載進行比觀，發現凡在朝廷任職的官吏，其應得俸料錢的數額，史

籍上所記和元白詩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錢數額，二者的

說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斷「唐代中晚以後，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

不載於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

② 。又如在

《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一文中，由杜甫的詩證明所謂「雜種胡」

即中亞的昭武九姓胡，「唐人當日習稱九姓胡為雜種胡，『雜種』之目非僅

混雜之通義，實專指某一類種族而言也」

① 。再如舉出元稹《連昌宮詞》詩末

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等句，據以論證憲宗、穆宗兩朝在

對待藩鎮上「用兵」與「銷兵」的不同政治策略

② 。另外，還在《順宗實錄與

①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① 王永興：《陳寅恪》，《中國史研究動態》1979 年第 8 期。

②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①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續玄怪錄》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說《續玄怪錄》比觀韓愈的《順宗實錄》，

揭示出順宗讓位憲宗的內幕和憲宗被宦官所殺的隱秘

③ 。這樣，就為唐史研究

開闢了新途徑。而《元白詩箋證稿》更是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僅能「從

詩看史」，而且更上一層樓，又能「引史證詩」，對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

名詩篇採用詩史互證的方法加以分析，不僅對唐代歷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進

行了確鑿的論證，而且對唐代文學史的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如「新

樂府」的體裁、「古文」與「小說」的關係等，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

的貢獻。

《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也是陳寅恪研究唐史的一

大成果

④ 。書中的批註之語都是他研讀兩《唐書》的心得，雖多為寥寥數語，

卻能以小見大，顯出真知灼見。批註的內容還十分廣泛，除文字校誤、史實

考訂、人物評價、舊說辨證等方面外，對產生歷史現象的一些社會經濟根源

也多有涉及，如在財政收入、估價、水運、轉輸、義倉、賦役、外貿、鹽茶

等重大社會經濟問題上，每每有精闢獨到的見解，或給人以深刻的啟發。

岑仲勉的研究成果

岑仲勉是史學界一位成果累累的專家，他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的研

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獻學、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學等領域均有

建樹，成績斐然，尤其是對隋唐史及隋唐文獻的研究多有創見，成就最大。

《隋唐史》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書中全面論述了隋唐時期的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並在敘述各種問題時，儘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

其流變，「求類乎通史之『通』，不錮於斷代史之『斷』」

。在史事的編排上，凡有時序或重點可依循的，仍按先後敘述，並補通史所略，例如北周、

北齊相爭，都交結突厥；突厥可汗攝圖為北周復仇，幾路兵馬並進，隋文帝

疲於奔命；突厥圍困隋煬帝於雁門，加速隋朝的滅亡；突厥可汗頡利被擒，

開創唐太宗之大業，等等，都與突厥的活動有關。如果僅立突厥一節來敘述

突厥之事，就無法說明某個時代彼此之間的聯繫。書中還特別重視對隋唐時

期的中外關係進行研究，如在《試用辯證法解說隋史》一節中，就專門以當

時的世界史為背景來論述隋朝的絲綢貿易問題。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

北齊每年饋送的絲綢，不適合自己使用，便要謀取專利而轉賣給波斯，波斯

不應，又遠求之於東羅馬，於是發生了突厥、波斯之間的戰爭。書中的注釋

尤多精闢之處，考證異同，辨別真偽，對各家的見解主張，則既有剖析辯駁，

也有獨抒己見，如在《文字由駢儷變為散體》一節的有關注釋中，針對唐代

古文運動的興起是由於蕭穎士等數人之倡導及『安史變亂之刺激反應」的說

法，認為這「非特無視唐人之公論」，「亦極忽視歷史之時間性」，於是詳

加辨正，一一指陳。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閔、李德裕無黨》一節的注釋文字

竟超過正文，力證傳統說法的錯誤，縷述個人獨特的觀點。《唐史余沈》是

岑仲勉研究考證唐史的一部力作。書中研討的範圍，除正史外，還包括雜史、

金石、詩文以及近代新發現的各種史料。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依據別史來

補充正史；依據正史來考證別史；依據唐史來考論唐朝有關制度，如「守」

條專談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與貫」條撮錄兩《唐書》中郡望、籍貫交相

互見的記載，用來說明望與貫的逐漸分離；依據唐史來考證它書之誤，如「楊

仲宣條」糾正《唐文粹》中年號的錯誤，辨正詩文中典故沿襲的訛誤，如「司

空見慣」條關於蘇州刺史問題；駁斥吳縝、錢大昕等人舊說的錯誤

① 。嚴密考訂，相互印證，立論確鑿，既廓清了許多史事上的舊錯誤，又發掘出不少史

料的新價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時期兵制的專著，

在第一章中對唐長孺的南北同源說提出質疑；在第二章中總述了西魏府兵

制，立國初期的軍隊編製和北魏沒什麼區別，但是只就西魏來說，「兵農各

籍」還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論證了東魏也實行府兵制，而北齊不是兵農合一；

在第四章中論證了八丁兵和府兵制無關，強調府兵編入民籍這件事是隋朝府

兵的重大變革，考證隋朝的強盛是因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

的最高領導、直系官制、徵發差遣及折衝府數目等一些問題；在第六章中對

府兵制與西周東周、契丹和蒙古兵制進行比較，並論述了府兵制與均田制的

關係；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

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認為的兵農不分或兵農合一乃是一種錯覺，同時論述了

安史之亂以及後來的藩鎮割據與廢除府兵有無關係的問題；在第九章中對府

兵製作了總的評價。

①

岑仲勉曾對古代東突厥汗國和西突厥汗國的歷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歷時甚久，獲得兩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前

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雜著、筆記和碑誌中有關突厥的資料一一摘錄出來，

按系年先後和類別編排，運用突厥文物與資料互證的方法，詳盡考釋突厥時

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與隋唐王朝的相互關係等。另外，還附錄

論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譯的兩篇外，其餘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學術

成果，如在《突厥各朝傳略》一文中系統地論述了突厥的種族起源及其各個

時代的歷史；又如在《敕勒與鐵勒、高車與回紇之別》一文中指出鐵勒是通

名，高車、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鐵勒的一部分，而回紇對高車只是一時臣屬，

高車不是回紇的祖先。

② 後者是補正馮承鈞翻譯法國學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

料》一書中關於中文資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國史書，碑誌中涉及西突厥的時

間性資料，除去《隋書》、《通典》及兩《唐書》中的西突厥專傳外，都一

一採錄，編附於適當的或相近的年份；補缺部分遇有疑難的地方，便就所見

附加考證，而對於比較複雜的問題，則別作專文探討，例如在《西突厥以何

時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應以隋煬帝大業六、七年間的射匱

可汗繼位之時為標準，而沙畹認為的東、西突厥之分從公元六世紀中葉土門

可汗、室點密可汗之時開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 582 年攝圖可汗之時完成，

則是不妥當的說法。

① 這兩部專著的問世，引起了國內外研究突厥史學者的重

視，稱譽他對中國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岑仲勉致力最勤、造詣最深、成績最大的還是對隋唐史事的研究及文獻

整理上。《元和姓纂四校記》是一部有著很高學術價值的唐史研究工具書，

是岑仲勉在四庫館臣、孫星衍、羅振玉對唐人林寶的《元和姓纂》已作了三次校訂的基礎上，再作第四次校訂而成的。全書近二百萬字，洋洋大觀，博

采年譜碑誌典籍，徵引各家考證，進行刊誤、拾遺、正本、辨誤四個方面的

深入細緻的校訂增補，逐條

為唐史及譜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參考文獻。《隋書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質的資料著述。先對《隋書》85 卷中的各種錯誤按照順序供了可靠的參考文獻。《隋書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質的資料著述。先對《隋書》85 卷中的各種錯誤按照順序逐條進行校正，考訂的文字長則上千，短則三五句。其次，對《隋書》傳中

未見諸人，以碑誌為據，撮錄成七個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錄成七個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四個州郡編列成表，依時間先後填記刺史太守的姓名和任免，兼有考訂。最

後是輯錄隋朝石刻目錄。

《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是一部考史之作，「側重在比事方面」，即用有關的典籍文獻、碑刻文字與《資治通鑒》的隋唐紀部分進行「比讀」勘驗，以訂正《通鑒》原文的訛誤，主要集中在人名、地名和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上。如遇不能斷定的問題，則審慎地只記異同。

可作為研讀隋唐史的參考之用。唐人寫作詩文，都喜歡用行第相稱，這在當時

是一種通行的習慣，可對後人來說卻是很費思量的事，往往會導致對詩文的

誤讀誤解。所以，岑仲勉窮二十多年之心力，從《全唐詩》、《全唐文》、

兩《唐書》、《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和唐人文集、筆記以及敦煌文書、

出土墓誌中輯錄出使用行第稱呼的例子，並對其行輩、官職、經歷進行全面、

深入、系統的探求考索，作成一部深受唐代文史研究者所歡迎的必備工具書

《登科記考訂補》三種，對有關的唐代石刻文獻及史籍文獻所作的訂誤、補缺，

另外，岑仲勉還有兩部主要利用石刻資料考證唐史學術專集——《金石論叢》和《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前者由《金石證史》，部主要利用石刻資料考證唐史學術專集——《金石論叢》和《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前者由《金石證史》，《貞石證史》、《讀貞石證史》、《郎官石柱題名新著錄》等二十一篇考證

文章組成，解決了唐史研究中許多具體而微的問題。後者包括正篇《郎官石研究中許多具體而微的問題。後者包括正篇《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一種及附錄《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

《登科記考訂補》三種，對有關的唐代石刻文獻及史籍文獻所作的訂誤、補，對有關的唐代石刻文獻及史籍文獻所作的訂誤、補缺、考異、釋疑，多超出了前人的研究，創穫甚豐。

岑仲勉在對隋唐文獻的少」，但是，「國

內外的史學評論都以先生（岑仲勉）著作材料的豐富，以及考證的縝密而感

到獲益不淺」

。

呂思勉、向達、金毓黻等對隋唐史的研究

呂思勉通讀二十四史三遍，具有非常深厚的史學修養，所以，很早就寫

了一部高水平的《白話本國史》

，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又寫出另一部《中國通史》。這兩部書都設專門章節論述隋唐歷史，而且有些論點對史學界的影

響很大，如認為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與此前的全盛時有顯著的不同，於是把中古」，安史之亂以後稱為

「近古」。後來他又用十年精力寫就《隋唐五代史》。此書上冊為政治史，

敘述了隋朝興亡，分析了唐朝盛世的因果，說明了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變化，

同時對重要人物作了評述。下冊敘述社會組織、等級、人民生計、實業、社

會生活、政治制度以及學術、宗教等內容，資料十分豐富。如有關各種制度

的史料原來很分散，經過一番搜集、排比和考訂，就具有了很高的研究參考

價值。書中除了分析促成隋唐時期高度發展的社會政治原因以外，也注意君

主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他並能運用比較的方法、辯證的方法對其進行一分

為二的分析，認為「賢主」像隋文帝、唐太宗等，也是具有兩面性的。

另外，

呂思勉還寫下了大量的讀史札記，總匯為《呂思勉讀史札記》，以甲、乙、

丙、丁、戊分次。丁帙《隋唐以下》含讀《隋書》、兩《唐書》等史籍的心

得若干條，戊帙《通代》也有論及隋唐史的。其中所論，多有新見，如在《唐

高祖稱臣於突厥》條中說：「蓋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視原與鮮卑無異，

以中國而稱臣於突厥，則可恥矣，鮮卑則何有焉！此正猶石敬瑭稱臣於耶律

德光，沙陀之種，原未必貴於契丹也。」

這裡用人種族別來解釋隋唐史學界

長期爭論的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的問題，就是頗為新穎的見解。

向達對於唐代中外文化關係，西南少數民族、文學藝術、文獻典籍以及

敦煌文書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彙編在《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一書中

。在這本學術論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論著是關於佛教石刻及目錄學的

以外，大部分是有關唐史的，既有論述唐朝與西域地區的交通及文化關係的

文章，提出了新穎的見解；也有研究當時西南少數民族歷史的文章，提出了

很少為人注意的南詔史上與民族、文化及史料有關的一些問題；還有關於唐

代胡樂、佛曲和俗講、變文等方面的文章，則屬於開創性研究。集子里的文

章，內容翔實，資料豐富，獨具創見，至今仍對學術界有很大影響。

向達對唐代文獻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大貢獻。《記現存的幾個古本&<大唐西

域記&>》一文，對各種版本的流傳演變作了系統〉目際停

，除對唐人樊綽記述當時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南詔歷史的《蠻

書》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釋外，還附錄了有關南詔的其他文獻資料，製成

有關南詔的大事年表和三幅地圖，成為今天研究南詔史以至雲南古代史地必

備的參考書。

金毓黻著有《中國史學史》一書

，其中有關唐代史學的專章論述，以及

另外發表的關於唐朝修史制度和劉知幾《史通》的專篇論文

，都是研究唐代

史學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東北史地和唐朝東北少數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權

的研究上，更負盛名。

渤海國是唐至五代時期東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有長達二百多年

的歷史，但因史料貧乏，難以展開研究。民國建立以後，在東北地區發現和

發掘出一批渤海國的遺物和遺址，給了解渤海國的歷史提供了新的珍貴資

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國史研究活躍起來。在中外學者取得廓清渤海

國史迷霧的探索性成果時，金毓黻推出了後來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國

志長編》。「金毓黻的《渤海國志長編》出版，對於渤海國族的研究，可說

已登峰造極，所引我國書籍八十六種，朝鮮書十三種，日本書三十九種，確

是一部偉著，只是體例上考證上還不免有可議之處，而史料的搜輯上還不免

有疏漏的地方」

。此後，金毓黻對渤海國史的研究仍在繼續，並結合新出資

料作進一步探討，學術價值顯著提高，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研究成果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前代史學遺產的基礎上，

將隋唐史作為整個封建社會的一個時期，對其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全面

研究，取得了顯著成就。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呂振羽的《簡明中

國通史》，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包括隋唐史在內的古代

史發展規律及重大問題作了系統的敘述

。今天看來，儘管其中有個別問題的

論述還欠妥當，但對問題的分析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

至於那些正確的論斷，則對此後深入研究隋唐歷史問題有著積極影響。

賀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關係史上，發表論

著十餘篇。後來轉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內的封建社會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

有專著兩種。

他認為從漢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

一條紅線貫穿著，是公田制即封建國有土地制佔主導地位，均田、屯田、占

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規定，都建築在這個基礎上。這個時期的兵

制、賦稅也和封建國有土地制有著密切關係。因而上層建築——政治、哲學、

文學、藝術等，無論直接間接也都脫離不了國有土地制這個支配力量的影響。

這段時期各朝代的歷史發展雖有差異，但封建國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續到安史

之亂。兩稅法的施行逐漸改變或縮小了它的形態。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調，

都不是唐朝才開始建立起來的，而是經歷了漢、魏、兩晉、南北朝、隋的一

個長時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產關係上佔主導地位的封

建國家土地所有製為其樞紐。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

土地所有製作理論分析和綜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詮釋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

化了對隋唐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最早撰寫於 1940 年，並在延安出版。新中國成立後，又經過幾次修訂，出版

了修訂本的第 3 版。隋唐部分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二冊，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呂振羽：《簡明中國通

史》上冊最早撰成於 1941 年，在重慶出版；下冊完成於 1948 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國成立後，又

經過幾次修訂，出版了修訂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冊，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汪篯畢生從事隋唐史的研究，多有建樹，而《汪篯隋唐史論稿》就是他

有關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記的結集。其中的《唐代實際耕地面積》一文，徵引

大量的文獻資料，推定唐玄宗天寶時期全國的實際耕地面積，大約在八百萬

頃至八百五十萬頃之間

。這一說法比較接近歷史實際，已被史學界所採用。

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與貞觀之治》，把唐太宗這個重要的歷史人物

放在隋末唐初社會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統地評述，並根據時事形勢論述了貞觀

之治的由來

。史論結合得很好，對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唐長孺對唐史研究的貢獻，以軍事制度研究成就最為突出。《新唐書·兵

志》記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

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議論條理不清，史實也不

相符。事實上，彍騎在唐朝兵制演變中並不佔重要地位，方鎮的士兵來源於

「健兒長住邊軍」。唐長孺解決了這個長期不清楚的問題

。他認為《新唐書·兵志》的「記載並不全部正確，也多缺略」，於是按照《新唐書·兵志》的順

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來源，勘對其間的差異；二是根據原

始的資料，糾正兵志的錯誤。如《新唐書·兵志》記：武德「六年，以天下

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余，十二軍復。」他

在《唐書兵志箋證》中先箋出《唐會要》的《京城諸軍》條：武德「六年二

月二十四日廢，八年五月，以突厥為患，復置十二軍」，及《通典》的《將

軍總敘》條：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然後指出

《通典》的「紀年與《兵志》，《會要》不合」。再引用《資治通鑒》武德

六年二月所記「廢參旗等十二軍」，武德八年四月所記「復置十二軍」，同

時考辨說：「四月甲子朔，無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則十八日也。《通鑒》

辛亥上脫五月二字，與《會要》紀年相同。」則《通典》所記「七年」是錯

誤的。又考證說：「五年正當劉黑闥起事，山東大擾，至六年正月始平，安

得謂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記「五年」也是錯誤。全書既箋注

兵志的史源，也辨證史料的錯誤，還補其疏略，從而以資料豐富，考訂翔實，

成為閱讀《新唐書·兵志》和研究唐朝軍事制度必備的學術參考書。此外，

《山居存稿》彙集了多篇他有關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

王仲犖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兩冊，共百萬餘字，洋洋大觀，以朴

實流暢的筆調，對隋唐五代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闡

述。資料豐富，論據翔實。又因晚出，可以盡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

史料。所以，這部專著既代表著個人對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

反映了國內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書中有許多好的見解，如認為均田

和府兵兩種制度未在南方出現，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們不是中國封建社會

的必然產物，而是由於十六國之後，鮮卑族人進入中原地區，將其原有的村

社殘餘帶到北方，出現了份地制度，又從份地制度上產生了府兵制度。這對

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極有學術參考價值。這部專著在寫作上還有一顯

著特點，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徵引豐富的資料，作為敘事的依據，而且引錄敦

煌、吐魯番文書資料特別多，有不少注文與正文的篇幅幾乎相當，如第三章

第二節《租庸調製的破壞與兩稅法的實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達一萬

余字

。另外，全書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敘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學藝

術，這也是高出其他同類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議》產生於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承前啟後，影響深遠，

不僅是研究唐史必須稽考的文獻，而且國際上從事法制史研究的學者，還把

它與《羅馬法》相提並論，從而成為國際性的史學研究課題。楊廷福研究唐

史多年，頗多創穫，所撰《唐律初探》

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

法，史論結合地進行實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書中所論，既有對舊問題的

重新研究，也有對新課題的獨到探索。如歷來認為《唐律疏議》是對高宗永

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學者先是提出懷疑和否定的論斷，

後又進一步考定為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新頒行的《開元律》的律疏，「此說

曾轟動了國際的歷史學界」，而中國學者也頗「附和之」，「似乎已成為『定

論』了」。於是，楊廷福在本書《〈唐律疏議〉製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詳

細羅列日本學者的論據論點及考證經過，爾後徵引大量史料，進行細密的考

證，對其作了一一駁正，仍「考定其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對

唐律反映的階級關係和對法律產生於皇權、司法隸屬於行政、法律與倫理結

合、禮治與法治互為表裡，家族法併入法律體系、司法官責任制度等唐朝法

律體系的基本特徵所作的深入探討上，以及在用辯證統一的觀點對唐朝法的

階級性與法的社會性所作的闡述上，都包含著新的見解。《唐律初探》是對

唐律深入研究的結果，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谷霽光對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對史事的探索，也有對制度的

考釋，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這部論文集中

。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

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衝府考校補》一書，用當時所能見到的墓誌等

石刻資料校補前人考證折衝府之未備，並附以總結性的「折衝府志略」，受

到好評。而《府兵制度考釋》，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

大成果，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府兵制的由來、演變、發展及其衰落的歷史。「這

是一本好書，不僅材料豐富，而且分析細緻深入，處處有新義」

。如對府兵制的淵源問題、初期府兵的軍備給養問題的看法，要比陳寅恪的意見更全面。

對唐朝府兵制演變的勾畫也十分清晰，太宗貞觀十年以後進入全盛時期，高

宗、武則天以後趨於破壞，到玄宗開元元年為第一階段，天寶八年前為第二

階段，此後名存實亡達三十年而退出歷史舞台，這對進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

很有幫助的。對兵農合一、折衝府數目、折衝府與地方行政的關係、府兵制

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軍，唐朝府兵制對宋朝兵制的影響

等問題所作的探討，也都有明確而獨到的見解。另外，「書中對府兵制度提

出了一些可供討論的新問題」，如軍府上面冠以地名，本來是很細小的問題，

可是從它的演變中卻能窺見到，那原是防守衝要的駐屯軍隊，逐漸變成了隨

時能夠調遣的常備軍，又進而構成為經常性的封建軍事學校。這對進一步研

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啟示，也是新的問題。韓國磐的隋唐史研究範圍很廣

泛，舉凡政治史、經濟史、民族關係史、農民戰爭史、文化交流史、文學藝

術史以及敦煌學都有涉及，發表的論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綱》、《隋唐

五代史論集》即其數十年間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

，還有幾部專論性的

研究著作

。這些論著既有對一般史實的清晰敘述，也有對重點問題的深入探

討，資料豐富，立論翔實，多有創見，自成體系，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

一般的貢獻。

史念海對隋唐歷史地理研究的貢獻

隋唐歷史地理是史念海進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點之一，早在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就發表了校理兩《唐書》地理志的論著，為閱讀和利用唐代地理文

獻提供了極大方便。之後，不斷有研究成果問世，且多創見。如在《開皇天

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一文中，首先指出關中地區在人

口、軍隊不斷增加的新形勢下，糧食的消費與日俱增，但調運糧食又很艱難，

因而唐朝廷便大力興修水利，力求發展農業生產，同時又注意在西北邊地屯

田，以解決軍需，由此緩和糧食的供應問題。隨後指

出黃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擔負著接濟關中糧食的重要任務，因

此，隋唐統治者很注意發展這個地方的農業生產，建造水利設施，開鑿運輸

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來。於是到了天寶初年，各道糧食的儲備就大為增加，

從而為唐朝的強盛提供了物質基礎。

又如在《隋唐時期長江下游農業的發

展》一文中，認為隋唐時期南方地區的農業在前期雖有所發展，但仍比不上

北方地區，至天寶後，從人口的增加和水利興建的進步上顯示出江南農業生

產有了快速發展。

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關中以東地區農業發

達，經濟富庶，而隴右的半農半牧地區可以養馬，作為軍用，這樣好的兩大

地區列置在都城長安的東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夠獲得強盛太平；

安史之亂以後，關中以東地區的農業經濟遭到破壞，但長江中下游地區農業

經濟的發展則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隴右半農半牧地區的喪失，卻

使得朝廷缺了條右臂，自然會導致唐朝國力大大減弱

。這都是從隋唐歷史地

理的具體變化來論證問題，辨析精審，很有說服力。此外，對唐代的社會及

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

。

。

----------------------白壽彝《中國通史。三國兩晉南北朝研究概況》：

三國兩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歷史，可以上溯到宋代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協助修這一段的是劉恕。劉恕字道原，卒於元豐元年（1078），《宋史》本傳說他「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謬，最為精詳」。劉恕的兒子劉羲仲所著《通鑒問疑》中，保存了他父親與司馬光討論這段歷史的一些記錄。司馬光利用正史以及許多正史以外資料，審核比較，選擇可信者筆之於書。他排比剪裁，體大思精，把這四百年頭緒紛繁的歷史敘述得井然有序，明白清楚，正是對本段歷史進行研究的結果，而《通鑒考異》反映了研究的過程。如北魏獻文帝之死，《魏書》本紀只說「年二十三，崩於永安殿」。《通鑒》卷一三四就寫明馮太后「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考異》雲，「元行沖《後魏國典》雲，『太后伏壯士于禁中，太上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為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雲，『顯文暴崩』。蓋實有鴆毒之禍，今從之」。胡三省的《通鑒》注，當然也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獻。宋代學者的筆記中，如沈括（1030—1094）《夢溪筆談》、洪邁（1123—1187）《容齋隨筆》、程大昌（1123—1195）《演繁露》、陸遊（1125—1210）《老學庵筆記》、王應麟（1223—1296）《困學紀聞》等，都有涉及本段歷史的個別考訂。清代學者關於本段歷史的研究，首先推錢大聽、王鳴盛和趙翼的著作，其次體現在各種補表補志（見前）。此外如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杭世駿（1696—1773）《諸史然疑》、錢大聽《十駕齋養新錄》、趙翼《陔余叢考》、陳澧（1810—1882）《東塾讀書記》等，都有有關的個別考訂。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和吳士鑒的《晉書斠注》，都在一定意義上總結了清代學者對本段歷史的研究。

　　這裡附帶提一下另一類型的書。歷代正史中，前四史自來為文人所喜讀。此外則南北史被目為富於詞藻的史書，可以豐富文人的修養，供寫作時採摭，因此有人專門分類輯錄其中詞句鮮華、事迹新異的資料。宋洪邁有《南朝史精語》十卷，明王渙有《兩晉南北奇談》六卷，周詩雅有《南北史抄》（無卷數），清陳維崧有《兩晉南北集珍》六卷，俱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抄類》存目。史抄類只收了清沈名蘇、朱昆田同編的《南史識小錄》《北史識小錄》各八卷。提要目為「擷其精華，以備選用，使遺文瑣事，披卷燦然，」又說存目所列諸家皆「不及後來沈名蓀、朱昆田書之有條理」。郝懿行有輯自《宋書》的《宋瑣語》，分為德音、藻鑒等二十八門，也屬同類性質。

五四以後，陳寅恪（1890—1969）的著作在司馬光之後把三國兩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繼承乾嘉樸學和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語言、歷史之學的傳統，以敏銳之頭腦與深厚的文學、哲學、佛教知識基礎，靠樸素的辯證法，從事三國兩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他以文化與民族為著眼點，依據習見的史料，從中發現別人未注意的聯繫與問題，作出新的解釋。並且善於由小見大，對於這段歷史道出他認為的所以然之理。陳寅恪長於貫通以觀察發展變化，他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史研究與唐史研究相輔而行，互相促進，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史中找出唐代各種制度的淵源。陳寅恪有關本段歷史的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結集在《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中的論文。

　　解放之前，直接或間接受陳寅恪影響，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史領域內（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民族、文化等備方面）做過研究的人及其著作如下（有的論文集中兼有解放後成果）：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楊筠如：《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

　　汪篯：《隋唐史論稿》。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繆鉞：《讀史存稿》。

　　何茲全：《讀史集》。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解放前的論文尚未有結集者，有餘遜、谷霽光。不專研究這段歷史而所撰某些論文對三國兩晉南北朝史作出貢獻者，有譚其驤、勞幹。

　　解放前為三國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研究奠定基礎，取得突出成就，影響深遠的著作，是湯用彤（1893—1964）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收在《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的論文。思想史方面有容肇祖《魏晉的自然主義》、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社會史方面有王伊同《五朝門第》。經濟史方面有陶希聖、武仙卿《南北朝經濟史》。學術史方面有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

　　呂思勉（1884—1957）的《兩晉南北朝史》搜集大量史料，體系完整，線索清楚。注意了當時為人忽略的有關生產、社會方面的現象，對文化學術也予以重視。余嘉錫的《余嘉錫論學雜著》、呂思勉的《讀史札記》、陳登原的《國史舊聞》中，都有關於本段歷史的考訂論述。

　　解放後，史學界普遍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三國兩晉南北朝史這個領域中的研究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提出並研究新課題，對這個時期的社會性質、土地制度、階級關係、農民起義、民族關係等展開了討論。尤其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實事求是的學風重新得到尊重，三國兩晉南北朝史也和其他段落的歷史一樣，出現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本段斷代史專著有：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

　　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

　　楊偉立：《成漢史略》。

　　研究政治史、政治軍事等制度、門閥的專著有：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

　　發表這方面論文的有熊德基、祝總斌、陳仲安、張澤咸、朱大渭、黃忠賢、楊德柄、盧開萬、蔣福亞等。

　　研究土地制度、經濟史的專著有：賀昌群：《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

　　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韓國磬：《南朝經濟試探》、《北朝經濟試探》。

　　高敏：《秦漢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

　　朱紹侯：《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與階級關係》。研究民族史的專著有：馬長壽：《北狄與匈奴》、《烏桓與鮮卑》、《突厥人和突厥汗國》、《氐與羌》、《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周偉洲：《敕勒與柔然》、《吐谷渾史》。

　　林幹：《匈奴史》。發表這方面論文的有陳連慶、黃烈等。研究思想、宗教、文學等方面的專著有：湯用彤、任繼愈：《魏晉玄學中的社會政治思想略論》。

　　任繼愈：《漢一唐中國佛教思想論集》。

　　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

　　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

　　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

　　張可禮：《三曹年譜》。整理校注的史料有：馮君實：《晉書孫恩盧循傳箋證》。

　　章巽：《法顯傳校注》。

　　張澤咸、朱大渭：《魏普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彙編》。

　　王永興：《隋末農民戰爭史料彙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柔然資料輯錄》。專門刊載有關本段歷史論文的刊物，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魏晉隋唐史論集》和武漢大學歷史系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日本最早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是岡崎文夫，三十年代著有《魏晉南北朝通史》及《南北朝社會經濟制度》。以後濱口重國研究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兵制、徭役等問題，成果收入《秦漢至隋唐史研究》。五十年代以後，日本注意這段歷史的學者日益增多，探討的方面逐漸擴大，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民族、文化等各個領域大小許多問題。形成專著或結集為論文集的有：內田吟風：《北亞史研究——匈奴篇》、《北亞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

　　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六朝宗教史》。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國中世研究》（合著）。

　　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

　　越智重明：《魏晉南朝政治社會》、《魏晉南朝之貴族制》。

　　福繁太郎：《中國南北朝史研究》。

　　矢野主稅：《門閥社會成立史》。

　　藤川正數：《魏晉時代喪服禮研究》。

　　村上嘉實：《六朝思想史研究》。

　　塚本善隆：《中國佛教史——北魏篇》。

　　佐久間吉也：《魏晉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史領域發表過重要論文，而尚未集結成書的，有藤家禮之助、川本芳昭、中村圭爾等。研究秦漢史的大庭修、古賀登，研究唐史的池田溫、菊池英夫、崛敏一，研究佛教史的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研究史學史的鈴木啟造，也都發表過有關這段歷史的論文。

　　為了解國內近年三國兩晉南北朝史領域的研究論文，最方便是查閱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定期出版的《複印報刊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中國史研究動態》中也定期刊登前一年各段歷史的研究狀況。關於日本的研究，日本《史學雜誌》每年五月號刊登前一年研究概況。如果要了解世界各地的論文與專著，可以查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年出一冊的《東洋學文獻類目》。五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世界歷史事典》第二十三卷史料篇東洋部分，有關於本段歷史史料和五十年代以前研究概況的介紹。八十年代日本又出版了北根幸夫等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和島田虔次等主編的《亞洲歷史研究入門》，都收有本段歷史史料及近年研究概況介紹，前者由池田溫執筆，後者由谷川道雄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