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所謂的奸臣，有沒有被後人誤讀誤解的？他們又有什麼被忽視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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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袁世凱是維新叛徒、竊國大盜、復辟元兇、賣國賊、昏庸無能，簡直是個無惡不作的混蛋。實際上這些指控大多是不成立的。

1、首先說維新叛變。袁世凱之前確支持維新，曾與維新派聯繫緊密，承諾「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但袁世凱畢竟不是一腔熱血的毛頭小子，他是一個審時度勢的政客。譚嗣同夜訪法華寺那天，袁世凱拜見了奕劻和李鴻章。經過反覆摸底，袁世凱已經確定以光緒帝和維新派的實力根本不可能取勝，維新派提出的圍園殺祿劫持太后的計劃實際上也不可能成功。袁世凱的軍隊只有七千人，榮祿則掌握著聶士成、董福祥各軍數萬人和淮軍練軍幾十營，京內尚有旗兵，力量對比極其懸殊，且袁軍駐紮小站，離京二三百里，長途奔襲突破聶董二軍奔襲頤和園，基本不可能成功。

按梁啟超《譚嗣同傳》記載，譚袁會面，袁提出天津閱兵時光緒帝走入袁營的設想，這一計劃應該有較大的勝算。但當時形勢迫在眉睫，維新派知道根本等不到天津閱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因此對袁世凱表示失望。慈禧下手之前，康有為就已經離京南下逃走，譚嗣同梁啟超等留在北京。

事實上，袁世凱並沒有立即主動告密。直到八月初六晚，袁世凱在天津聽到楊崇伊帶來北京已發生政變的消息，以為事機泄露，害怕康有為供出譚嗣同夜訪法華寺之事，為保全自己，才將維新派圍園殺祿劫持太后的兵變密謀供出。於是事態擴大化。就是說，維新失敗的原因並不在袁世凱，可以說和袁世凱沒有任何關係，維新早已經失敗，康有為逃走，維新派難逃慈禧清算的厄運，只是袁世凱為自保而供出圍園計劃加劇了事態的殘酷性。

2、再說所謂的篡奪竊國。其實當時袁世凱的聲望名譽實力都遠超孫中山，袁世凱是晚清繼李鴻章以後最強的政治軍事首領，各方面人才都匯齊聚袁世凱門下。袁世凱本人也很厚道，能容人能用人。若不是宋案後革命黨挑起事端，哪怕是革命黨，他也能容。用人更堪稱一絕。除了跟他有直接衝突的政敵之外，他對所有人都很好，口碑極佳。李鴻章病危時曾說過「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

臨時政府成立後，總統一職就是為袁世凱準備的。孫中山、黃興、黎元洪以及其他革命黨都承諾只要袁世凱逼退清廷，大總統一職就是他的，「第一任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然不難從容獵取也」「中華民國大統領一位，斷推舉項城無疑」「漢族之華盛頓惟閣下是望」，孫中山更是說「幸得清帝遜位，民國確立、維持北方各部統一，此實惟公一人是賴。新舊交替，萬機待舉，遺大投艱，非公莫辦」，「今日之中國，惟有交項城治理」。而南方的革命黨和立憲派說話算數，在此後的民國首任大總統選舉中，袁世凱全票當選。

所以說袁世凱當選大總統是實至名歸，大家都認為應該由他來出任總統，沒人認為應該是孫中山。所謂的「竊國」之說，根本是無稽之談，這主要是後人因為政治原因而生造的觀點。

3、宋教仁案。宋案到底是誰幹的，現在已經成千古之謎。宋案的研究和說法很多，有人說袁世凱乾的，有說是袁世凱手下人猜錯他的心思想討好他乾的，還有乾脆斷定這根本就不是袁世凱的意思，因為找不到任何直接證據。更有人認為這是國民黨自己內部火拚，孫中山或者陳其美乾的。反正眾說紛紜，沒有定論。不管怎麼說，此事袁世凱及其北洋集團嫌疑最大。國民黨黨魁被殺，沒有考慮法律途徑，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倉促發動了戰爭，認為武力反抗袁世凱是沒有問題，至少能夠在南方造成一個割據之勢。但最後根本不是這樣，二次革命秒敗，大批革命黨人被迫流亡。

4、賣國賊之說，即二十一條。日德一戰後，日本人取代德國人在山東半島的勢力範圍，並進一步霸佔了整個山東。一部分日本人認為，這是日本獨佔中國的一個良機，於是提出《二十一條》，其中最可惡的是第五號條款，它要求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做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而且在某些時刻日本顧問有權做出決斷。這就相當於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其實，日本政府提的第五條本是建議性條款，就是說可接受可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向中國提交這一文本時，故意隱瞞這一點，要讓中國全部接受。

袁世凱看到這一條款後，意識到日本「直以朝鮮視我」，震怒。當即找來各部總長和機要秘書商量對策。陸軍總長段祺瑞非常憤怒，主張開戰。袁世凱問段祺瑞，若真打起來，中國軍隊能夠堅持多長時間。段祺瑞說估計最多三個月。這肯定不是上策，於是袁派外長陸征祥去談去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大小談判會議前後一共三十餘次，拖了三個多月，從冬天一直拖到春夏之交。直到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日本人警告談判過程和細節不能透露給別的國家。但袁世凱一邊談一邊通報給英美各國的駐華使節，希望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西方國家知道後立即開始對日施加壓力。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日本被迫聲明第五號條款只是一個建議性條款，宣布撤回。

即使第五號條款沒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民間看來，只要簽了《二十一條》，那麼就是接受了第五號條款，這樣袁世凱就成為了賣國賊。

最終簽了《二十一條》之後，袁世凱聲淚俱下，發布聲明「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並告誡部下「痛定思痛，應如何劌心神，力圖振作。予老矣！救國捨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緩須臾，不致親見滅亡。顧此林林之眾，齒少於予者，決不能免，而子孫更無論矣！予為此奇痛之言者，萬不願予言之竟中！所望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激發天良，屏除私見，各盡職守，協辦程功。同官為僚，交相勖勉，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他還授人寫了《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五萬冊藏於山東一所監獄裡，埋下仇恨的種子。梁士詒回憶說，袁世凱咬牙切齒地：終有一天我們翻身，會將此書公開發行！

但是，不管袁世凱是何等心痛，他的確因此而聲望大跌，喪失權威，自此政局混亂。而這樣陷入無權威狀態政局紛亂的中國正是日本人所期望的。

其實後來資料披露，日本政府當時並沒有做好與中國全面交戰的準備，日本就是要藉此搞臭袁世凱。他們對袁世凱很頭痛，從袁駐朝鮮至今，日本人在袁世凱手裡都沒有佔到過便宜。在日本人眼裡，袁世凱是政治強人，是他們在中國擴張的頭號敵人。所以日本故意製造輿論，並金錢支持其他各派政治勢力，造成政治紛亂的局面，欲將袁世凱除之而後快，最終他們也得逞了。

5、所謂復辟元兇貪戀帝制。

其實到北洋後期，袁世凱對國內各派政治勢力已經失去了控制，皇權倒台加上二十一條造成的輿論，各政治勢力的忠誠已不復存在，所有的派系已經不聽他的甚至公開反對中央，軍閥割據的局面已經形成。

內外交困，政治紛亂，權威喪失，所有的內政外交都無法實施。袁世凱焦頭爛額，考慮該如何挽回這個局面。但是當時的局面不會留給袁世凱的內政外交的餘地和時間。完全是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以後，袁世凱的幕僚才出此下策，想通過稱帝來重塑權威和忠誠，進而雷厲風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國策略。不管稱帝與否，軍閥割據的局面已經無法避免，因此說因為袁世凱稱帝而造成軍閥割據局面，完全是歸因錯誤。稱帝實在是袁世凱的無奈之舉，當然也少不了他個人貪戀權力的因素。

部下鼓噪稱帝之初，袁世凱本人是堅決反對，但是整個鼓噪期間，袁世凱也沒聽到多少反對的聲音。雖然有些媒體對恢復帝制持批評態度，但沒有任何一派政治勢力公開出頭反對，梁啟超那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也是在袁世凱稱帝前夕才發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謂的強烈反對。兩千年的帝制突然消失，開始共和革命了，民間根本不習慣沒有皇權，皇權倒台後的亂世局面讓民間不堪忍受，整個民間都期望重歸皇權的穩定和統一。知識界政治界也態度曖昧，支持稱帝的不在少數，遺老遺少們就更不用說了。袁世凱的大公子袁克定「欺父誤國」，偽造順天日報，鼓吹運作恢復帝制。再加上列強的或曖昧或默認或支持，總之沒有公開反對的，因此，在此真假難辨的支持氛圍下，袁世凱錯誤估計形勢，復辟稱帝。

結果，一稱帝，非但重塑威權忠誠無望，反而各種政治勢力都站出來強烈反對，到最後只有凄慘收場。

可能在我們今天看來，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有問題的，稱帝是一步臭棋，什麼事都希望通過中央集權來解決是行不通的。但是，當時的現實的環境太惡劣，外部環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許你慢慢變法圖強。那個叢林時代，西方的列強，尤其是日本不給中國這樣一個轉變的機會。

所以，就國家重建而言，袁世凱失敗，意味著中國也輸了。

總結:

袁世凱是李鴻章後晚清至北洋時期無可爭議的頭號政治強人，其為人豪爽仗義，有勇有謀，能容人用人，愛國實幹，在當時政治圈口碑極佳，是眾望所歸的變革、改制、共和的扛鼎領袖，除袁以外，別無他人。他一手建立了中國現代文明政治體制的雛形。同時，袁世凱統治時期是中國思想、言論、文化最自由最繁榮的黃金時期，也是經濟實業起步並迅速發展階段，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清廷對袁世凱有個評價「有術無學」，很有道理。袁世凱精於權術，但是畢竟只是一介武夫沒有現代文明思想，再加上處於內外交困的亂世，皇權倒台後權威喪失政治紛亂，對於這種局面他縱然齊聚全國最好的人才仍然束手無策，一步一步走下歷史舞台。袁世凱死後，中國正式進入了軍閥割據戰亂不斷中央政府名存實亡的亂世。可以斷言，在當時換任何人上台，以他們的實力威望品德學識，絕不會比袁世凱做的更好。

無論如何，袁世凱都和殘害忠良禍亂國家的奸臣掛不上鉤。

評論里有人提到張士貴和潘美是一對難兄難弟，因為小說家之言遭受罵名多年，不過我對其人不熟悉，剛看了一些史料，此人軍功卓越確實是大唐開國名將，儘管未被列入凌霄閣二十四臣里。相反民間口碑更好的薛禮是一名劣跡斑斑的屠夫，也是中國歷史上有殺降之名的武將。可見不止現代的電視劇顛倒是非，中國古代歷來有這種亂寫歷史的現象。

潘美，被小說楊家將作為大奸臣潘仁美，對其進行醜化，塑造了一代大奸臣的形象。除了楊業陣亡的責任外，潘美戰功卓越，知兵善戰，對宋朝的貢獻遠勝於什麼楊家將。
畢竟潘美屬於宋朝的開國功臣，除了能打之外還十分帥氣。這兩年那部大漠謠鬧得也很火，劇情好像是衛青迫害霍去病，衛青墓上還被腦殘粉刻字，潘美卻已經被罵了幾百年。

然後是包拯的宿敵龐太師的原型張堯佐，其實他也沒幹什麼壞事，主要因為是外戚，陞官升得飛快，被包大人那些看著不爽彈劾了很多次，他是死後才被封的太師。

罵王朗的故事非常出名，我是說最近王朗被稱為中國最早的饒舌歌手。按照劇情來講王朗身為漢朝老臣，卻助曹篡漢，是大大的奸臣，因此被諸葛亮罵得羞愧而死。

但不得不說歷史上的王朗道德水平極高，他本身就是經學大師，出任會稽太守四年中深受百姓愛戴，即便孫策攻佔了會稽，也沒敢殺王朗。曹操會見王朗之時還曾經嘲諷王朗丟了會稽，王朗卻譴責曹操不能折節對待賢者。

在刑法上王朗主張寬容，案件有疑點者從輕處理，是比較仁善的一類人物，相較之下蜀漢的刑法較為嚴厲。他的好友華歆也是為官清正的高士，二人提倡的政策對魏國初建時，恢復北方經濟和生產很有幫助。至少提倡：「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這樣的人，真的並不壞。古代定位奸臣往往以不忠於主上為標準，很多時候也是憑個人喜好來評價，三國演義中這兩人如同小丑般逼漢帝退位，歷來飽受罵名。

賈似道，南宋著名奸臣，神鵰俠侶里說楊過只知道丁大全，不知道還有個賈似道更加壞，實際上呢？眾所周知楊過飛石殺了蒙哥，就在蒙古大軍三路攻打南宋的時候，賈似道被拜為右丞相進入鄂州督師，親自指揮軍隊，與南宋名將高達堅守四個月，戰況激烈，連忽必烈都驚嘆賈似道的軍事才能說：「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又說：「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賈似道的污點在於鄂州請和，有失民族氣節，不過以當時的局勢而言，南宋勉強防守，要不是楊過殺死了蒙哥，可能真頂不住長久作戰，賈似道的權宜之計十分合理。就連文天祥也說：「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

沒必要把賈似道貶得太低，也沒必要把他抬得太高是最好的評價。賈似道當政後推行公田法_百度百科有效打擊了炒地的地主財主，限制了那些超額購買土地的人。他執政之間一確實是為了打擊異己，鞏固自己的權力，但也確實推行了不少有益的政策減少國庫緊張的問題，直接挑戰了體制內勢力。

18世紀世界第一首富，其實和胖子算是能辦事的貪官，不過這貪得也太可怕了。與他相似的一位奸臣是韋小寶，這個韋小寶曾經為了一己私怨去敲詐勒索同僚施琅和鄭克爽。

很多人把曹操定位為帝王，實則曹操早年為官清廉，本人權傾朝野後依舊倡導節儉，從他薄葬就能看得出來。年輕時的曹操曾經到地方任官，當地的奸詐之徒本來受當地官員庇護，知道曹操來了以後都紛紛四處逃竄。立誓誅除亂政的宦官依舊平定西北的羌胡，也說明曹操本是有志青年。

藍玉和胡惟庸都是有功之臣，與其說他們是亂國被殺，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直接觸犯了帝王朱重八，這兩人的案子歷來很有爭議。

六賊之首蔡京，他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是王安石遺志的追隨者，蔡京當政時期，社會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歷史上是罕見的。其推行的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制度，無疑是北宋救濟制度發展的高峰，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甚至也在元明清三代之上。正是蔡京將社會救濟活動規模化、制度化。

沒特意給蔡京洗白，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本就是為了立功績鞏固自己的地位，並且打擊舊派敵對勢力。

還有元朝的阿合馬，在歷史上是一位評價十分惡劣的人物。實則他在根本上是為了改革蒙朝初定時的稅制，解決國家財政問題，是一位搞經濟的高手，並不能說一無是處。當然，他佔有五百個美女，每日換一女這種事情怎麼也應該把他批判一番。

這種權臣的特點歷來是殘害忠良，排除異己，總之人格有所缺失。確實算不上什麼好人，但有政績就是有政績，可以分開來看。

現在翻案成風，不是黑就是白，大多數人讀史喜歡把人臉譜化，其實歷史人物跟常人沒有什麼分別，都擁有多面性，有私慾一樣會有信義，有奸詐也會有勤政。這些權臣在位置上如果沒有功績還能夠站得穩，是不可能呢，他們也需要功績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繼續說一下韋小寶，作為小說人物，他象徵的是中國社會中一種典型的角色，沒有什麼大本領，靠著阿諛奉承以及一些小聰明成為不可一世的大官。這類人根本無處不在，

李鴻章！我一直感覺他挺冤屈的。

對文人不好的人

龐籍.
各種包青天翻拍，就是包青天公戲劇里的龐太師，他再世都是洗不清了

但歷史上的龐太師卻是一位執法如山，清正廉明，善於用人，政績卓著，頗有賢名的清官，而今卻成為「文化人」筆下的奸臣。

包拯（999年-1062年）字希仁.
龐籍（988年—1063年）字醇之

龐籍是個一代賢相，跟同時期的范仲淹、韓琦齊名，並且龐籍力主宋仁宗趙禎親政，抵觸章獻太后及章惠太后垂簾聽政，任相期間，積極輔佐宋仁宗，被宋仁宗稱為「天子御史」。而後和范仲淹、韓琦三人一起到陝西鎮守抵抗西夏，期間和范仲淹、韓琦通力合作，舉薦了後來的名將狄青，司馬光也是龐籍舉薦的。龐籍還是韓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司馬光、狄青等人的恩師。

兩人只是皇上的臣子，他們的關係就是如此。從龐包兩人的歷史地位，歷史貢獻等方面來看，當時的包拯根本無法與龐籍相提並論，包拯任開封知府只有幾年，後一直任監察御史，到快退休時才封了個副宰相銜，可以說是一生不得重用。

然而，這樣對中華民族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為什麼會成為「作家」、「編劇」們筆下的「奸臣」呢？歷史真的不容篡改嗎？在一些人的眼裡：歷史為「需要」服務，是可以改的。在一些人的眼裡：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容篡改。

因國人電視收視率的需要，讓這些對當時最有貢獻的人躲著中槍，成為編劇筆下的冤魂。

國人往往把古裝片、電視劇當成真實的歷史來看，這點太可怕了

那你覺得劉志軍該怎麼評價

慶王爺，天下最難寫的是自己的名字，你還年輕，仕途無量，這個賣國賊的罵名，還是讓我來當吧。
-李鴻章

當官就怕你不辦事,只要你辦事,無論好事壞事,總有疏漏,進而被人抓住把柄,鬥倒批臭.有一種官最可怕,也最難纏,他什麼實事也不幹,看起來和光同塵,滴水不漏.還能時不時的跳出來,動輒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辦事的人指手畫腳一番.
要明白所謂忠臣,奸臣之分,就要了解如何劃分忠奸.簡單來說,哪個利益集團擁有意識形態解釋權,就擁有了劃分忠奸的權力.從古至今,向來如此.

醇親王載灃，清朝最後一位攝政王，給人的感覺就是無能，偌大的帝國毀在他手裡，但歷史上此人卻是極有政治頭腦和遠見，還是一個愛國者，清帝退位的談判是他一手主持，獨創性的採用外國君主禮儀對待清廷，也允許清廷留在紫禁城，把國家政權平穩的過渡，如果不是袁世凱自己作，加死的快，一個更好的民國也許就誕生了…1928年，遷往天津幽居，後又去東北，拒絕日本人勸降之要求，並怒斥其子溥儀投靠日本，之後返回關內居住。解放後，載灃將醇王府貢獻給人民政府以作公用。

我的回答可能跟標題有點不符，我說的這個是帝王。
這個人叫帝辛，也就是後人所說的殷紂王（商紂王），由於商朝的歷史距離現如今已有千年有餘了，而當時也並無很多客觀的歷史文獻留存，加上周朝立國後更是肆無忌憚的侮蔑帝辛，甚至加以（紂王）這一帶有侮辱的封號。明人陸仲林（一說陳仲林）做＜封神演義＞更是將帝辛形容成一個殘暴淫虐的君主，主，現在給大家科普一下帝辛這個人，以下資料來自百度：
帝辛，（？―公元前1046年），子姓，名受（一作受德），謚號紂，世稱殷紂王、商紂王，帝乙少子，商朝最後一位君主。帝乙去世，應立長子啟，雖啟與辛為同母，但生啟時其母是妃，而生辛時已是後，故啟不能立，而立少子辛為帝。帝辛自幼聰敏過人。《荀子·非相篇》說帝辛「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超勁，百人之敵也。」《史記·殷本記》也說「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帝辛繼位後，定都於沫，後改沬邑為朝歌（今河南淇縣）。帝辛重視農桑，社會生產力發展，國力強盛。他繼續發起對東夷用兵，打退東夷向中原擴張，把商朝勢力擴展到江淮一帶。特別是討伐徐夷的勝利，把商朝的國土擴大到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沿海。帝辛對東南夷的用兵，保衛商朝的安全。帝辛統一東南以後，把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向東南傳播，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促進民族融合。

毛澤東：①「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②「商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得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後失敗了。」

在商周之時他們的階級制度非常明顯，而帝辛當時重用奴隸和外族之臣惡來、飛廉（他們皆是從自己部落脫離來幫助帝辛的，在當時來說是為天下人所不齒的），且廢除了屠殺俘虜祭祀鬼神，唯賢重用立奴隸之女妲己為後，如果在千年後的今天來說帝辛是想發展人人平等的思想，但在千年前他的做法使貴族權益受到挑戰無疑犯了眾怒，另一方面帝辛是少子，他有一個同母的哥哥啟，按道理來說王應該是啟來當，但是因為他們的母親在生啟的時候是妃子，所以不算嫡子，而帝辛是出生的時候他的母親已經被立為王后了，他們的老爸就認為應該立嫡子，加上啟這個人毒賤不能立，故立辛，可想而知啟就不是個好東西，但啟不這樣想（他認為自己明明是老大，就因為自己老媽生自己的時候不是王后所以自己就應該把王位讓給弟弟當，擱誰身上也不能服氣），啟在朝中也擁有自己的擁護者。帝辛上位時商朝的貴族風氣就已經很奢靡了，且嗜酒成風，啟做為未上位的失敗者帝辛並未對這個哥哥下手，導致後來啟團體對商的內訌以及對帝辛的抹黑。而周伐紂是集八百諸侯之勢可見周雖強大但也只限於在這八百諸侯之間，他的根本實力是無法與商相提並論的，這個時候商剛剛結束了對東夷的征討，雖獲勝但在很大程度上來說並未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帝辛做為帝王他對於政敵的心軟是他後來亡國的伏筆之一，而在後期也犯了許多帝王同樣有過的錯誤，比如剛愎自用比如好大喜功修建鹿台聽取妲己之言造炮烙重刑，而這一切則直接加速了商的滅亡。帝辛作為帝王雖也做過不少壞事，但我們不能否定他的功績與歷史地位。商的滅亡並不是帝辛或妲己造成的，就如明末帝崇禎說的那句話吾非亡國君，臣是亡國臣。在帝辛繼位時商已經現了頹勢，他繼位之後雖取得了很大功績但已經無法挽回這股頹勢了。帝辛死後周做為上位者極盡對帝辛的抹黑，而中國的歷史也是從周才開始有了一個真正系統的記錄，周之前的歷史大多是後人的傳說與一些考古所證，並無直接的文字詳說。最後我們再來仔細看一下關於帝辛的描寫不難發現帝辛的罪狀與夏桀、楊廣的罪狀何其相似。而他們之後的君主都是猶如神助一般品行高潔受世人愛戴的好人，可想而知上位者的手段與無恥。

魏忠賢！
他掌權時，明朝政府抵禦遼東後金的入侵還是比較給力的，可以說一掃萬曆末年遼東戰場的頹勢，大有光復遼東之勢。前期能夠認識到遼東與京師唇齒相依的關係，否定龜縮山海關的決議，積極支持孫承宗的推進戰略；後期任由袁崇煥督師遼東，不敢說他多器重袁崇煥，但從來往信件看，袁與魏的關係至少是和諧的，袁最牛掰的幾次戰功全在魏掌權時誕生。當時明軍的情況是：關寧鐵騎不用裁員，軍餉仍可足量正常發。皮島軍隊不用精簡，收入來源也是穩定的。寄居海島的毛文龍進行黑市貿易、搶掠朝鮮邊民商旅，本著中庸之道，基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毛文龍也算幹吏，積極進取，開拓了旅順-義州一線的東江軍鎮，不斷騷擾後金盛京以東的城池；授毛文龍「欽差平遼便宜行事總兵官征虜前將軍左軍都督」和尚方寶劍，人心籠絡絕對到位，搞得毛文龍熱血沸騰，誓死鞏衛皮島、朝鮮本土。盛京的西面，從寧遠至錦州，本來荒涼破敗了十年的城池一座座重新修葺一新、再次拔地而起；明軍的火銃、戰車、地雷、炸彈配備齊全；紅衣大炮這種奢侈品也都搬上了寧遠、錦州的城頭。

魏當九千歲的幾年幾乎與關外捷報頻傳的時間同步，寧遠大捷大炮轟傷努爾哈赤（回盛京後不久死去）。寧錦大捷明軍多次重創皇太極。丁卯之役，毛文龍在朝鮮拼盡血本擊退阿敏數萬八旗軍，阻止了阿敏當朝鮮王的夢想。皇太極東奔西突累到吐血沒撈著什麼好處，只能龜縮在盛京。

關外的戰爭形勢一片大好的背後其實還是錢在起作用，魏最大的能力之一是收稅。明末，天下金銀、盡聚三吳，魏忠賢針對工商業、對外貿易發達的江南地區，從新設立了萬曆末年被東林黨廢除的工商稅、海稅；但他沒有給農民加賦，出身社會底層的魏忠賢在河南遭災時，還能免除賦稅，從內庫撥款賑災；閹黨在放火燒了東林書院後，幾十年未曾修過的黃河水道，開始維修；而且專門找東林黨人投資的「壟斷企業」收刮。齊楚浙黨與魏打的火熱，閹黨「爪牙」（稅官）送錢的踏破魏府門檻，有錢好辦事，而魏辦事能力沒的說，一定給你辦成。浙江巡撫感覺海內咸平，農民不用被折騰都安心勞作，魏簡直太給力了，提議修生祠，於是全國掀起修生祠的高潮，遼東的官兵將士修的又好又用心，袁崇煥稱頌魏忠賢「從古內臣誰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賞宜也！」因為魏給了關寧軍豐厚穩定的收入。

能言林biao否？

馬士英。
南明很大程度上是靠他撐起來的，就因為擁立福王得罪了東林黨（本來就該是福王），被一再抹黑。

曹阿瞞。
李鴻章。
曾國藩。
張作霖。
袁世凱。
曹孟德是因為三國演義污名化，三國演義成為民眾認可的歷史也只能說明現在大眾流傳的很多文化不過是低品質文化。因為在歷史這樣的最能塑造人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上，居然流傳著很多似是而非甚至莫名其妙的說法，而這些說法居然能被最廣大的群體接受，甚至由此產生對於真實歷史的抵觸情緒，簡直是匪夷所思。
李鴻章、曾國藩兩人簡直是彌天大冤，之所以被普遍認為是奸臣，無非是因為——1.他們所服務的是被民國推翻的滿清政權；2.這倆人都對太平天國進行了絞殺；3.這倆人都很大程度上延緩了滿清的覆滅；4.這倆人都是大地主，大鄉紳。因為這四點，所以在我們的歷史書上，他們被列為奸臣行列，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1.我們現在的政權宣稱過對孫中山的繼承，而孫則是反抗滿清的；2.我們的歷史對於一切農民暴動都持有認同和支持態度，特別是對太平天國評價極高；3.因為滿清整體被認為是反面，所以一切支持滿清的都是反面；4.打土豪，分田地，製造仇富情緒是貴黨立黨之根基。
張作霖大帥也挺冤枉的，作為割據一方的豪強，張大帥在維護中國統一，顧全民族氣節問題上已經做得非常好了，只因為殺了一個蘇俄間諜李大釗，於是落得一世罵名……
袁世凱前面諸位都說的很多了，不贅述。

南明奸相-馬士英。
被東林罵的象狗，但南京城破後，依然堅持抗清，最後兵敗被殺。
而民族英雄-史可法，滿清來進攻的時候，誓不投降。但卻束手無策，什麼防守的工作都不做，讓江左堅城揚州在一天之內就被攻破。
都是不屈被殺，一個是奸臣，一個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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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幾句，馬士英不是南京城破而被殺，而是在南京陷落後，加入了其它抗清隊伍，參與了多次的抗清戰役，最後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日生軍中繼續抗賊，鬥爭失敗後被建州軍於太湖擒殺。
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士英這個奸相的抗清決心與意志，比那個民族英雄史可法要強之萬倍。

汪精衛（汪兆銘）。
考研階段實在無力整理資料，再者也非歷史專業，知識淺薄，不敢妄論。不過抱著對答題負責的態度還是要列舉一些外部引文。

1910年，為了回擊梁啟超等保皇改良派譏諷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汪精衛、喻培倫、黃復生等謀刺清攝政王載灃，行前《致南洋同志書》中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3月31日，在北京後海北岸的一座橋（銀錠橋或者後來被拆的甘水橋，無定論）埋設炸彈欲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時被人發現，事泄被捕，獄中賦詩，慷慨激昂，一時為人傳誦。由於肅親王善耆在審理中，對汪精衛之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終身監禁。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後，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黃被釋放。

至少在青年時期，汪給世人的形象完全是捨生取義的壯士，風度翩翩的俊男，簡直高富帥。其氣節不可謂不壯，有詩為證：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
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詫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
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汪兆銘，1910年於獄中

這不是張國榮嗎，太像了。

直到37年抗戰爆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
另，節錄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八五＞…有一天，汪氏在重慶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吳稚暉，趨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無限悲戚，無限激動地對汪氏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能救中國的也只有你了，怎樣去結束這不利的戰事，你有你對黨國的責任，不應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這樣袖手旁觀下去！」汪氏為吳氏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錯愕不知所措，於是也只好離座對跪，彼此握手欷歔。闔座看到這情形，沒有一個不為這悲涼的場面所感動，有人甚至於隨著泣下沾襟。……
此後的汪兆銘主張對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三）他關心日佔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佔區需要照料；（四）根據汪兆銘的助手周佛海說，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蔣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布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所謂的「亞洲新秩序」聲明：
（1）東亞的永久和平；（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3）聯合防共；（4）經濟合作；（5）創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銘向國民政府申請護照，借道雲南前往越南。汪主張與日本媾和，自重慶出走至河內。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張季鸞，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
（1）親善友好：日本對中國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2）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3）經濟合作，日本一方絕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12月29日汪兆銘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艷電」（29日電報代碼為「艷」），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並未如約支持汪兆銘，和平運動失敗。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臨時會議一致決議，開除汪兆銘的國民黨黨籍和一切公職。3月，汪兆銘和他身邊的人在河內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兆銘政權，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政權。3月26日，汪出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最高國防會議主席。蔣介石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至此，若不察汪之動機，其一味妥協與主和，所謂和平運動亦未成功，所作種種努力收效甚微，最終竟與蔣領導的抗戰一派逐漸對立，乃至遭後世唾罵，英名盡毀。

頗具爭議、身在日本的網路寫手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一文中，就替汪兆銘鳴冤。首先，文中高度讚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屬於第一批抗日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日本談判籌碼，惜苦無軍權；後以雜牌軍力戰不果，於1933年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塘沽協定。這種屈服原因，並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力只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後來，汪在被行刺、受重傷後，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理念，期間也與日本主和派接觸並談判講和條件。在一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開重慶時給蔣留書中，「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中亦認為，汪兆銘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成立的汪兆銘政權一事，乃為了取得保障中國人民力量的必要措施，是謂「曲線救國」。汪政權成立後，日本人承認這個政權，也給予相對權利。事實上，江澤民少年時期，就是在汪政權下，入讀免費的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另外，汪精衛在二戰期間，站在日本一方，而蔣中正則站在美國一方，那麼戰後無論同盟國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其實都是戰勝國，亦即免除了戰敗國割地賠款損失。只是這項觀點是否汪的原意，需要汪的中期文件，方可印證。
汪兆銘政權承認了滿洲國，但也以和平交涉方式，逐一取消各國在中國的租界，例如1943年3月與日本簽約收回蘇州、杭州、天津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國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國租界，十月宣布廢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條約》等。

以及其妻子的論言：

在汪兆銘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
「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中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
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
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本人對上述論點表示可以接受，但畢竟是一家之言。看待一個具體人物，不應單單冷眼看待其客觀貢獻，題主問的是「被誤讀誤解」，以及「功績」，我認為，汪是符合這一點的，至少其主觀上，表現出來的並不是貪生怕死，貪享富貴，在日本佔領區苟活，而是確實想為中國爭取一分一毫的利益。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不應被完全否定。

另補充騰訊歷史評論的一篇文章，也算一種的聲音：汪精衛投日算不算「曲線救國」

說個不是奸臣但是通常被誤解的.
李香蘭
本名山口淑子，祖籍日本佐賀縣的她於1920年2月12日生於奉天省北煙台(今遼寧省燈塔市)，22歲到上海發展，24歲以一曲《夜來香》風靡上海灘。
1945年日本戰敗，她以漢奸罪被捕，後因日本公民身份被遣送回日本，改回原名山口淑子繼續其演藝事業。1956年與雕刻藝術家野口勇離婚後，嫁給外交官
大鷹弘，1974年步入政壇。李香蘭不僅是彼時老上海「七大歌后」中唯一的外籍歌星，更是促進中日友好的使者。除了日後被諸多歌星翻唱過的《夜來香》等經
典歌曲外，還在《醜聞》(黑澤明)《一夜風流》(邵氏兄弟)等作品中留下身影。

2002年，文化部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放映日本拍攝的專題片《我所認識的李香蘭》，既揭露了李香蘭的侵華責任，也讚揚了她的懺悔誠意。她還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記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並出書揭露：「這全都是事實呀！」

李香蘭從日本政界引退後仍長期擔任「亞洲女性基金會」副理事長，她希望以此促成日本政府向戰爭受害者、當年從軍的慰安婦公開道歉賠償。

2005年，已經85歲高齡的李香蘭公開發表一篇長文，勸誡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參拜供奉有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原因是「那會深深傷害中國人的心」。關於中日間偶爾的小摩擦，李香蘭認為應該正視，不能使它積重難返：「中國和日本是我的『母親之國』和『父親之國』，我最不希望見到兩國的友好關係出現問
題。周恩來總理說過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日本人應該用自己的良知清算過去，兩國年輕人更應用全新的廣闊視野，認真考慮將來如何友好相處。

章惇由於身為王安石之後的新黨領袖，以及反對宋徽宗繼位被列入奸臣傳

有私無公，是為奸臣

奸臣肯定不是刀筆小吏，能稱得上奸臣的肯定是權傾一時的大員，沒有一點政績恐怕很難混上去吧？畢竟你問的不是天朝磚家。

題主應該把問題改成有沒有混吃混喝沒有絲毫建樹卻又能把持朝政、呼風喚雨、指鹿為馬、欺上瞞下的古代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