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為何被取代？
文言文更能表達詞語深意，用詞也簡潔明了，但不知為何被白話文所取代？
歪題說個故事。
1917年，在胡適先生和陳獨秀同學的倡導下，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開始了，「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務去陳腔濫調，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總之是旗幟有了、口號有了、新文學陣營的中堅也有了，看起來好像已經穩操勝券。
然而，當主張白話文的那幫新文化人一窩蜂地去吹捧、歌頌的時候突然發現，社會上對於他們的提倡的回應者寥寥無幾——
大多數傳統文人依然任性地寫自己的古文，平常百姓更是一臉懵逼不懂這幫酸文人又在搞什麼名堂，而其他的不明情況選擇隔岸觀火的人更是大有人在，新文化人叫喊了半天再環顧四周，卧槽搞半天居然還是我們幾個在自娛自樂、自玩自嗨，這下該怎麼辦呢？
經過精心的準備和策劃，搞戲劇出身的劉半農想到了一個絕妙的方法，他聯合自己的好友錢玄同一起在文化圈裡演了一出「雙簧戲」，故意引發一場論戰。
於是由錢玄同執筆，化名王敬軒，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給《新青年》寫封信，故意將一些舊文人反對新文學的謬論收羅一通，諸如排斥孔子、廢滅綱常、工於媚外等等一股腦兒地堆砌在一起，再用古人的口吻強烈反對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伴有刻意的諸多文言語法及邏輯錯誤，可謂漏洞百出。
然後再由劉半農化名「劉復」，以《致王敬軒書》作回複信，對於王敬軒信中詆毀新文學的說法，逐條反對批駁，邏輯清晰，潑辣尖銳，痛快淋漓。再故意把兩封信上下排版放在一起給讀者看，上篇王敬軒的文言文的信晦澀難懂邏輯不明丟人現眼，而下篇的白話文回信陳辭激烈邏輯清晰，兩者孰優孰劣，簡直是一目了然。
這出自導自演的戲其實最直接的目的還是引蛇出洞，所謂的「蛇」，指的是舊文人桐城派領軍人物林紓。之所以把林紓作為引誘對象，還是因為他是此前唯一一個曾公開撰文反對白話文運動的舊派文學大家，可惜被胡適撰文反駁之後就沒有再回應，整箇舊文學陣營依然我行我素，之後根本不理這些只會喊口號自娛自樂的「跳樑小丑」。
而錢玄同的化名「王敬軒」其實就是暗指林紓———林紓，字琴南，號畏廬，敬對畏，軒對廬，「 敬軒」 對「畏廬」，看起來很工整嘛；「王」是清政府的象徵，在「敬軒」前加「王」 字，是表示林紓是滿清遺老，是民主的大敵。
被人這麼含沙射影地罵，林紓當然不願意，這兩封信在當時也成功地引發轟動（雖然手段有些齷齪），引起論戰的目的卻是達到了。
怒火衝天的林紓很快作出反擊，公開發表文章捍衛文言文的地位——這下可就真的上當了，《新青年》諸將迅速回應，對林紓之文的每一字一句都逐一分析批駁。
可憐的林紓縱使文言文功底再好也罵不過這麼多人，畢竟雙拳難敵四手，新文化那幫人人多又個個能罵，他很快便敗下陣來。
罵是罵不過，但是我可以找你們領導啊。於是林紓寫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北大是《新青年》雜誌所在地），表明希望蔡元培能對《新青年》多加管制（《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誰知蔡元培直接給他回復了一封公開信（致〈 公言報〉函並附答林琴南函
），強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宗旨，他沒有理由對《新青年》進行限制。
我擦！林紓實在忍無可忍了，於是他接連創作了好幾本影射性的小說，比如《荊生》《妖夢》。
以《荊生》為例，內容說的是三個既要「去孔子滅倫常」，又要「廢文字以白話行之」 的異端人物：「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不知其何許人」的「狄莫」。當三個人聚集在陶然亭大罵孔丘時，隔壁走出名叫「荊生」的「偉丈夫」， 一通拳腳把三個人打得落花流水。這三個異端人物分別影射陳獨秀（田其美）、錢玄同（金心異）、胡適（狄莫），而荊生就是指練過武功並寫過一本《技擊余聞》的民間俠士林紓（他自己）。
而在另一篇小說《妖夢》中，說有一個叫鄭思康的人，夢遊陰曹地府時見到一個「白話學堂」（ 註： 指北京大學），大門前的楹聯是：「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什麼東西。」二道門匾大書「斃孔堂」，楹聯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小說最後，陰曹地府中的「阿修羅王」 出場，把「校長元緒，教務長田恆，副教務長秦二世」（註：分別指蔡元培、 陳獨秀、 胡適）通通吃掉了……
哈哈哈，回頭再看這兩篇含沙射影的小說真是有意思。
對於林紓同學的進攻，新文學陣營當然不能慫，李大釗等一群人撰文辯駁，《新青年》更是全文刊登林紓的《荊生》《妖夢》，再逐字逐句地進行批判。
經此一役，林紓迅速潰敗，「白話文運動」無人迎合的僵局也就此破解，「文學革命」也愈發深入人心，至於那個神秘的王敬軒則消失得無影無蹤。
以上就是文學史以及白話文推廣歷史上著名的「雙簧信」事件，這兩方陣營究竟誰對誰錯我不想去爭辯，我想強調的是由上面的故事以及文學史發展中得出的幾個結論。
第二，白話文運動並不是我們想想中那樣全然是一帆風順的，期間也暗含了兩派陣營的諸多種鬥智斗勇，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也不能忽視這些偶然性因素。
第三，雷總說過的「營銷才是最好的手段」誠不欺我，前人玩營銷也玩得很溜啊，自我炒作也是一種大智慧。
最後，為林紓同學心疼三秒鐘……
謝邀。
語言文字的基本用途是表達，表達清楚了才有審美及其他要求。
為了讓每個人（而非只讀書人）都可以自由、清晰、方便又明白地讀寫表達。
因此，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
文言文者，用來寫文章的文字。
文言文與口語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是關鍵。
有人會覺得這是數典忘祖，悖逆了祖宗。其實文言文變白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古代人自己，千年以來，也調整著語言和行文方式。
我見過某些只讀過高中課本的諸位，覺得韓愈和司馬遷寫的都是文言文，都是一路；五四運動後，不那麼寫了。
其實古人自己寫作的語言也常變化的。大趨勢上，他們也在越來越接近口語呢。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後德讓。
——《尚書》。
這是文言文。說的啥？第一眼看上去蒙圈吧？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於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左傳》。
這也是文言文，嗯，似乎依稀看得懂了呢？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史記》
這還是文言文。哎，好像沒什麼難懂的呀。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師說》
這依然是文言文。哎呀，好像很容易嘛。
一日，口囁嚅動，閒客驚喜，走報公子曰：「月生開言矣！」鬨然以為祥瑞，急走伺之，面赬，尋又止，公子力請再三，澀出二字曰：「家去。」
——《陶庵夢憶》
這還是文言文。什麼嘛，一點難度都沒有！
所以了，文言文自己，也是在變的。
韓愈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是模仿上古文獻書面語。《世說新語》里，是兩漢魏晉下來的書面語。
何況古代人，並不都用文言。宋朝話本《清平山堂話本》里，有這種：
當時是宋神宗朝間，東京有一才子，天下聞名，姓柳，雙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稱為「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歲，生得丰姿灑落，人材出眾。
這個和《水滸》、《紅樓》之類，也沒啥差別了吧？
哪怕古人，也不追求一味艱澀呢。也在追求更流暢的表達寫作方式呢。
所以要改成如今的模樣，很簡單。
甲午戰爭前後的說法：
「以文言而道俗情，則為未學者所厭；以俗語而入文字，又為讀書者所嗤。俗語、文言分為兩事，使筆如舌，戛戛其難。
——何啟 胡禮垣，《新政論議》」
文言文來說世俗的事，沒上過學的人不爽；用俗語進文言，讀書人也不爽。
俗語和文言不統一，寫字就很難明白如話了。
說白了：文言和白話不統一，則識字者也沒法寫靠譜的文章。嘴裡一回事，筆下一回事。
所以要推廣白話文。
如此，每個能說話，又識字的人，都能按照口頭說話的方式來寫字了。
今時今日，文言並沒被禁止，要寫，也可以。我之前還開過這個玩笑呢：如果沒有干擾，岳飛能打拚到哪一步？ - 張佳瑋的回答 - 知乎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當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其志在直搗黃龍也。而秦檜用讒，英雄束手，惜哉！幸秦檜壽短、世忠節長，乃得存飛，終於採石一戰，英雄復用，收拾山河，重朝帝闕，歸二帝，復舊都，此亦折而不撓，天命有歸也。
這種段子，隨手寫著玩都可以。
但如果白話文不普及，要求我隨時寫文章都這調子，我也不會太舒服。
因為我日常說話和聽人說話，不是這樣的。
文言和口語的割裂，太不方便了。自然有大師可以隨意切換，但普通老百姓呢？
文言文的大宗師蘇軾說他的文章要求：
「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自然就是好。
如何達到自然呢？蘇軾這麼認為：詞達，就好。
「求物之妙，如係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
口與手都瞭然於心，表述清楚，就是詞達。
所以古人誇蘇軾好，不是他多華麗，而是他用筆如舌，表達清晰。
語言文字的基本用途是表達啊。
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希望：
每個人都能用筆如舌，自由表達，清晰又明白。
這樣，讀寫表達的門檻，降低了。
貼一部分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吧，講得很清楚了。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葉。孫中山1925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2000 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愈的文章里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誌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
「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捲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几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並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辭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說的是文學作品 。至於新聞報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業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還是用的文言。這一方面是傳統習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文言文有簡括的優點。這種情形，就全國範圍來說，一直延續到40年代末。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文言文才完全讓位給白話文。除了打電報和有意擬古以外，沒有人再寫文言了。
上文指出，現代書面漢語是包含許多不同層次的語言成分的混合體。無論從句法上或辭彙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來說，書面語句式除了跟口語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從文言來的,後來漸漸融化在書面語里,成為書面語句式的一部分。例如「進行、加以、予以、給予」是書面語用得十分頻繁的幾個動詞。這些動詞原來的意義已經虛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雙音動詞前邊以適應句法和節奏上的要求。這種句法構造來源於文言。「進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議處),「加以」的前身是「加」(嚴加管束),「予以」和「給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邊必須跟一個單音副詞配合，造成雙音節構造，後邊的動詞也必須是雙音節的。在現代書面語里，這幾個動詞都雙音節化了，後邊還是要求跟雙音節的動詞，語法上的制約是一脈相承的。
現代書面語開始形成的時候，曾經從舊白話小說的語言里繼承了一些句式。這個階段現在已經結束。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遺迹。例如「在＋處所詞」的構造可以放在動詞前頭（「在台上坐著」），也可以放在動詞後頭（「坐在台上」）。在北京話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 或是 [tǎi]，後置的「在」用[·t?]，都不用「在」。用「在」的說法是從舊白話小說里繼承下來的。
有些書面語句式是受外國語(英語、日語、俄語等)的直接或間接（通過翻譯作品）的影響產生的。在這方面可以舉一個影響全部書面語句式的重要語法現象作為例證。上文曾經提到，漢語里主語和謂語關係鬆散。句子的主語往往可以不說出來。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沒有主語。現代口語和古漢語都是如此。可是現代書面語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語。如果沒有，就會感到結構不完整，邏輯上不周密。這顯然是受了印歐語的影響。
書面語在辭彙方面的特點是雙音詞的比重大。書面語雙音詞除了從文言里繼承下來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紀末葉以來 100多年間新出現的。其中一部分是從日文轉借過來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創造的詞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語素 （書面上就是漢字） 造成的複合詞。這種構詞方式是能產的，生命力很強。」
所謂的胡適的白話比文言更簡練，完全是詭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這一段文字更委婉，更適用於正常的人際交流。而直截了當一句「幹不了，謝謝。」不僅太生硬，也難以表達出原有的信息量。
「才疏學淺」，表達了為何「幹不了」；「恐難勝任」，僅比「幹不了」多了一個字，但卻有委婉自謙的意味；而後面的「恕難從命」則體現了決絕，堅持的態度。
而這些信息量靠僅僅一句「幹不了，謝謝」是無法做到的。
不過要是按字兒算錢的電報時代，幹不了謝謝確實更省錢。
當然，文言隊也可以用敬謝不敏來應對，不過可能當時胡適班裡的學生腦瓜不太好使。
當然，不追求信息量或不在意態度的話，白話隊也可以直接回復為「不幹」，或「滾」，來達到壓縮字數的目的。
胡適等人在那個時代積極推廣白話是好事，但是將文言文過份貶低，是當時主張白話者的普遍錯誤，正所謂矯正過往。如漢語拉丁化，二簡字，凡此種種。漢語拼音是好的，全盤拉丁化斯拉夫化是錯的；簡體字是可以接受的，但二簡字卻過於胡鬧；推廣白話是適應時代發展的，但詆毀文言是目光短淺的。民國有大師，卻無什麼聖人
文言和白話並沒有優劣之分，不是說用字少就是好，用這種標準來衡量語言文字體系太荒唐了。文言的優勢主要在於幾千年來變化不大，不受各地方言影響，給文明的延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
白話取代文言是時代的選擇。是被西方列強武力敲開國門後對外交流的需要，要建立一種與當時的西方語言差距沒那麼大，能夠方便地彼此互譯的書面語體系，以降低學習交流的成本。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向西方先進文明學習交流重要還是繼承老祖宗的道統重要？那自然是繼承老祖宗的道統比較不重要了。
其後的教育改革，引入西方教育模式，白話文也更有優勢，因為老師教的，學生學的，已經不是經史子集。
到建國後推行普通話，方言的障礙被消除，就更沒必要復辟文言文了。
白話文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存在什麼文言文能表達白話文不能表達的所謂「深意」了，至於詩詞歌賦獨特的審美，對於語言來說是奢侈品，是蕾絲花邊，書面語最重要的功能還是作為交流的工具，古人考科舉也是看你文章的水平不看你賦詩的水平的。到哪一天有心靈感應的科技了，那現在的白話文也要進故紙堆了，大概那個時代的人類也會在某乎上憑弔一番吧。從先秦一路分析到近現代就不必了，因為已經有答主答過。我盡量簡單的說一下.
1.首先，要破除一種史盲理論：古人都是用文言文。
我不是地圖炮，我還是要說，很多古文癌連古代就已經有白話文了都不知道，還以為白話是新文化運動那幫人生造的新語言，然後再把現代中國批判一番。
明清古典白話小說，面向市井大眾的，你看這是什麼文？
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球。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球。後來發跡，便將氣球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裡城外幫閑。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在開封府里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四十脊杖，送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裡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
蔣世澤怕人妒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善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著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個不歡喜！閑話休題。
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凈，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凈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已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為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
可以說，是古人自己「淘汰」了文言文。
(當然，寫名著的畢竟是知識分子，受過高雅文化的教育，古白話小說里還是穿插有很多詩詞歌賦四六文之類。)
連官方都文言不下去了，傳統上說，官方的文本應該是用文言文的。結果到了晚清：
嗣後大清大皇帝、大英國君主永存平和，所屬華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
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列，清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因大清欽差大憲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銀六百萬銀元償補原價。——《南京條約》
這可是要和盛行長難句、從句套從句的歐洲語言做到款款對應的哦。你在文言文里絕對看不到「因大清欽差大憲等於道光十九年二月間經將大英國領事官及民人等強留粵省」「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這種長句。
甚至即便我們現在所讀到的「文言文」，難度總體上也是隨著時代發展越來越低的。《尚書》、《史記》、《資治通鑒》、《清史稿》，可以選一些讀一下，感受一下。
2.文言文簡約，但不簡單。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以為把「的」改成「之」就算文言文了？圖樣。一些中學生就喜歡寫這樣的偽文言文，沾沾自喜，實際上是貽笑大方。
韓愈，唐宋八大家之一，水平比現在的古文癌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他說過什麼——「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明白這意思吧。
實際上，由於文言文越來越脫離口語，寫文言文是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是極具精英味的。正因為如此，文言文是可以人為地、刻意地寫得很難的。
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上投稿。
3.還有些古文癌啊，動輒就說文言文簡單，高中生都會，恢復使用並不算事。
你覺得簡單，是因為一代代的專家學者在幫你點校、訓詁、註疏，稀奇古怪的異體字幫你換掉了，句子幫你斷好了，生詞幫你解釋得好好的。要不然哪有那麼容易。
回家慢慢背《古文觀止》去吧。
還有一些人，動不動就把文言文上升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說不使用文言文就傷及國本了。哎喲喲，嚇死了，白話文就不是中國話了，老百姓不能說話了，現在的中國人都成亡國奴了。可是，脫離了群眾基礎的語言，滅亡也是活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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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更新
今天看到微博上有人說：五四後「傳統經史之學傳統徹底斷絕，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毀滅羅馬帝國文物古迹還惡劣」
我恰恰認為推廣白話文、簡體字符合「帕累托優化」。
傳統經史之學的研究者本來就是少數文化人，想研究可以繼續研究，國家也允許古籍出版沿用繁體字，對專業研究者而言其實是維持了傳統；同時，簡體字、白話文又有助於向大眾推廣文化。沒有人受損，還有人受益，符合「帕累托優化」。（當然，文革那種全方位無差別打擊就不用洗了。）實際上，並不是文言文被白話文取代了。這其實是兩個過程：1.古代漢語發展成了現代漢語。2.書面語隨著口語而變化。兩個過程結合在一起，表面看上去就像是文言文被白話文取代了。
月呀么對文言文的惋惜，半點道理都沒有。
1.「如今我們對待文言和繁體字的態度，頗有一點人類學對待博物館中陳列物的味道——它們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擺在劇院、博物館、圖書館中用來參觀、鑒賞、研究的異文化。」且不說在博物館中的收藏物不是異文化，文言和繁體字也絕沒有在現代社會中完全消失。月呀么可能對現代社會中的繁字體和文言，毫無了解。文言文教育並沒有滅亡，依舊存在於學校教育的語文課本中，所以這並不妨礙現代人延續對文言文的審美，只不過，對文言文的審美並不再成為社會共識，換句話說，不具備文言文審美能力的人，也能在現代社會生存下去而不受到歧視。
2.現代人有沒有必要對文言文的審美上升為社會共識？沒有必要。進而可以考慮一個問題，傳統有沒有天然的正義性，要求成為現代社會的共識？依然沒有。現代社會是多元的，傳統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元素，然是現代社會之所以為現代社會，就是把傳統從社會共識這個地位「請」了下來。
3.現代社會的建立，基於對傳統社會的批判。我們看到了文言廢棄後，書信傳統的斷裂，禮儀傳統的斷裂，宗教傳統的斷裂，風俗信仰的斷裂；但是現代社會，同樣構建起了新的書信傳統、禮儀傳統、宗教傳統和風俗信仰傳統，我們為什麼還要回到傳統社會呢？而且傳統社會束縛人的一面，真的可以選擇性無視么？
4.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能是開歷史倒車；看待問題的態度，也不能是回到過去。隨著社會的發展，文言文和繁體字會在現代乃至於未來的中國社會中得到新的發展：好比現代頂尖的近體詩詞作者，已經可以臻至傳統社會的二流水平；繁體字依然發揮著美學載體的作用在書法繪畫藝術中佔據主體地位；以馬親王為代表的新的作家已經開始用文言文來創作段子——未來還會有更多更複雜的傳統現象出現。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傳統現象在現代社會，只是一種現象，傳統世界已經隨著歷史的發展終結，甚至後現代已經要給現代社會扣上終結的帽子——但是我們在看待傳統社會的時候，萬萬不能忽略其負面的部分，而只採用浪漫主義的頌歌態度。
現代社會終結了傳統社會，卻總是被民族主義所裹挾，害怕告訴社會成員傳統的負面，所以魯迅和胡適作為傳統世界的終結者這層意義，總是有意無意的消隱在他們其他的成就中。不能理解魯迅和胡適，也就無法認識到一代知識分子為了追求社會進步做出的努力和自我擔當——畢竟他們對傳統的理解，可比我們深刻多了。
萬萬不要回到過去。回去的美好，建築在對精英生活的浪漫想像中，然而絕大多數現代社會的人，回到過去之後都是底層。
1919年。北京大學禮堂。
胡適站在禮堂中央的檯子上，向同學們宣講白話文之於文言文的好處。
台下一女同學舉手提問：「我有個問題。文言文中，形容一個人高興地流下眼淚只用『喜極而泣』這個成語就可以，白話文要形容就麻煩得多。」
胡適微微一笑：「這位同學所說的『喜極而泣』是四個字，而我只用兩個字就可以。」
女：「什麼？」
胡：「笑尿。」
台下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女同學不甘心，又問道：「那形容一個人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只用『泣涕漣漣』四個字就可以，您行嗎？」
胡：「淚奔。」
台下的掌聲經久不絕。
女同學用難以置信的眼光打量了胡適很久，才提出了第三個問題：「形容一個人因恐懼或者驚異而發愣的樣子，我可以用『呆若木雞』，您呢？」
胡：「懵逼。」
台下的掌聲之間，已隱約現出了雀躍和喝彩的聲音。
那女同學漲紅了臉，提出了她的最後一個問題：「您口才這麼好，又那麼帥，我可以用『英姿勃發』來形容您，您怎麼說？」
胡適猶豫了一小會，隨即答到：「屌爆了。」
所有人都激動地站了起來，台下潮水一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響徹了北大的每一個角落。
————————————————————————————————————有些人吧，就是搞不懂我真正的態度，愣是把這段子踩了下去。宋周敦頤曾說過：文以載道，弗飾也。也不看看我的名字叫啥，哼！（傲嬌臉）
胡適當年說的不是「幹不了，謝謝！」嗎？
能講文言文的大多是知識分子。當知識分子開始崇尚外國文化、反對舊文化時便沒人講文言文了，文言文也就自然而然的沒落了
四言蔽而有楚辭，楚辭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詩蔽而有律絕，律絕蔽而有詞。
————王國維 《人間詞話》
在文言文盛行的後期，也即明清兩代，隨著市井生活的繁榮，已出現了許多白話小說，滿足市民消遣需要。當時不少文人家信、便條，亦使用簡單白話。
文言文演化為白話文是歷史必然，隨著商業繁榮，許多人脫離土地勞作，參與商業活動，有了更多閑暇時間，會產生強烈的閱讀和書寫需要。 白話文降低了市民閱讀書寫的難度，能更快速學習普及，以五四為代表的現代化運動只是加快了其演進過程罷了。首先要明確，文言文是不同於現代漢語的一種獨立語言。
每一種語言背後，都代表著一種意識形態——那個民族對世界本源，對社會，對人生的認知。每一種語言描述和形成的世界，是另一種語言不能代替的。
一種語言的消失，往往就是一個文明的消失。
而當一個文明走向沒落的時候，它所對應的語言也將不能倖免。
白話取代文言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這種歷史必然性的背後就是西方文明之於中華文明的絕對強勢。文言廢除，白話成為正式書面文字，說得好聽一點是中國文明的現代化，傳統中國讓位，與西方妥協。
文言被廢除最直接的一條理由，是「不能適應時代發展需要」。以文言與現代英文比較，文言單字詞功能多樣，表義豐富，一個名詞背後往往有極其厚重的歷史沉澱；而英文詞語卻著相對固定的詞性，在句子中承擔的功能明確，表義明確。以文言譯介英文之困難，可想而知。
現代漢語以明清白話為基礎，引進了大量西方譯詞。這些譯詞不具有歷史沉澱，不需要考慮詞源，大多數譯詞與英文是一對一的關係。比如「愛」對應love，而無古代漢語吝惜之意；比如「比如」對應for example，而無古代漢語將某物比作某物之意。現代漢語在句子結構方面，與英文嚴格對應。現代漢語陳述句借鑒了最基本的「主語-謂語-賓語」結構。省略主語的陳述句在古漢語中極其常見，但在現代漢語、英語中絕為少見。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與大量西方思想的譯介離不開的。發明一種新的，適應翻譯需要的語言成為西學東漸的第一步，語言改革也就勢在必行。如果說語言改革已經是一種歷史必然，作為民族知識分子，就應該有維護本國語言文字的覺悟。可是新文化運動的文化闖將，太急於推布西方先進思想，對文言文採取了一種非常極端激烈的態度。胡適一直鼓吹廢文言—其實白話古已有之，與文言並行不悖，你廢它幹什麼呀？胡適寫《白話文學史》，為白話文運動造聲勢，寫到一半寫不下去——因為宋元以後，白話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已可說非常主流了。連《朱子語類》都是個大白話。既已成主流，要他胡適鼓吹個毛？
廢除文言還有一條理由，聲稱廢文言寫白話可使「言文一致」。殊不知言文分離是勢所必然。即使在如今我們寫白話了，說的白話跟寫的白話也完全不是一碼事。書面語言必然要比口語更加註重起承轉合，注重措辭得當——誰講話天天用「然而」「但是」「因此」「不過」？
——————
下面簡單說一說文言廢除的非政治後果。
文言的廢除直接導致了中國詩歌的沒落。請不要用新詩來反駁我。胡適那個《嘗試集》就是個國恥，真的不必多說。以後新詩雖然不乏有才情的詩人，但是新詩在近現代中國的影響力與古體詩在傳統中國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國民偶像級別的大詩人。新詩這種問題培養得出這種級別的詩人嗎？
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理由，是現代漢語指向太明確了；且與古代漢語往往有斷裂，已經沒有古漢語所具備的朦朧的意境美。英語當然也從其他語言中借了很多譯詞，但這樣的譯詞很少入詩；詩歌中使用的辭彙，往往是那些歷史積澱深厚、指向豐富、引申寬廣的固有詞。英語語言傳承因為沒有漢語這樣的斷裂，一個有效詞語的選擇就可以牽帶出一個詞語背後整個文化積澱。比如羅伯特·弗洛斯特《未選擇的路》，因為「旅行」、「路」這些意象，上溯至希臘羅馬的英雄史詩，已經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積澱，很容易就帶出西方傳統對於人生、旅途、命運、偶然性這些命題的探討。但這樣的文化積澱，在白話詩里往往是缺席的。如胡適這首著名白話詩：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就是因為詩里的每個詞語指向都太明確了，蝴蝶是蝴蝶，孤單是孤單，沒有任何發散闡釋空間，也牽帶不出任何文化積澱。我都不好意思管這叫詩。當然啦，你也可以說可以聯想庄生夢蝶啦，梁祝變蝴蝶啦。可是，「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這樣的情景，要我牽扯庄生夢蝶，牽扯梁祝化蝶，我真的覺得……只看到兩條黃色的毛毛蟲扭啊扭扭啊扭，然後它們就變成蝴蝶……了……
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其實從創作水準和通俗程度來說，跟胡適簡直不相上下——它甚至都不算嚴格的文言文。可是它所指的意象，「明月」可以牽帶出中國文化傳統里一整個「思鄉」的傳統；並且以非常情境的方式，用「霜」這個意象，把明月冰涼的質感與離人的愁緒結合在一起了。格律上的和諧強化了這種悲傷的質感。胡適寫的同樣也是五言詩，但是完全達不到李白的高度，因為他一方面對意象處理粗暴，另一方面拋棄了漢語的音韻和諧。
新詩里的佳作，比如徐志摩的詩，往往也還帶了文言字詞，同時考慮音韻。現代漢語里我們很少會用「青荇」「長篙」「榆蔭」「夏蟲」，但這在古漢語中都是常見意象。《再別康橋》的節奏與押韻，比之胡適也是好了不止一個檔次。優美，簡潔，凝練，雋永，這些都是古漢語的特質。
中國近現代新詩參照的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歐美詩人，也就是華茲華斯、葉芝、狄金斯這些人。英文詩歌因為它自身語言的特點，詞語長短不一，輔音結尾詞極多，詞序排列固定等，可以根據長短詞的間隔排列，來達成語音鏗鏘的目的；又可以通過調整詞序排列，形成陌生化的效果。漢語跟英文本身語言形態就差異極大，以漢語詩歌去模仿英文詩歌，根本就是先天弱勢。因為漢語本身每個字都是一個獨立的音節，不可能按英文那樣去協調韻律，所以，黑人英文rap可以琅琅上口，漢語rap聽起來總覺得要多彆扭就有多彆扭……
文言的廢棄導致了讀者對於古文鑒賞能力的消失。文本接受是文本創作的一個客觀前提。沒有一個足夠廣泛的文言讀者群體，很難想像司馬相如、揚雄這些人還有什麼動力在詞藻和修辭上下功夫。中國古詩的經典化伴隨著一個甄別、揀選的過程。唐詩的經典化，是晚唐、宋、明數代的功勞；宋詞的經典化，是明清的功勞。我以為明清與民國也有大量詩歌佳作，但是因為當代文人文言鑒賞力的喪失，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對明清民國詩文進行甄選和經典化了。
與詩歌的沒落同步，文言廢棄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中國本土的文體傳承徹底斷裂。明清時的「小說」與五四以後的「小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基於中國本土說話藝術形成的白話文學形式，後者則來自西方的novel文類。應該說，五四以後，本土章回體小說已經走向徹底沒落；武俠雖然可以說是一個例外，但是古代章回體小說穿插詩文的形式也已不見。論、銘、記、表、說，這些文體都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舶來的「散文」「雜文」。
詩歌覆滅後，小說成為絕對的文本主流。西方單視角敘事的小說成為中國當代小說文類的範本。《狂人日記》被認為是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它正是西方文學影響下的產物。可以說，五四時的新文學作者，沒有一個不受西方影響——他們是在以西方文體為武器，來否定中國本土傳統的文本傳承，頗有一點留了洋回來得瑟的勁頭。
以上探討的只是文言廢除的文學後果，但語言能牽涉的實在太多。如果展開去論，我還可以談文言廢棄後，書信傳統的斷裂，禮儀傳統的斷裂，宗教傳統的斷裂，風俗信仰的斷裂。這點篇幅容納不了。
文言的廢除伴隨的是一整個古典世界的淪亡。古樂也好，技藝也好，儀式也好，風俗也好，這些古老傳統的文本依託都是文言文所代表的那個傳統中國世界。一旦文言淪亡，世界消失，這些古典技藝也就失去了在現代社會的立足點。符號化的表徵有時就是內容本身。符號被改變以後，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聯就被切斷。文言與繁體字一樣，是這個龐大的符號系統中代表符號，同時也指涉內容的那一部分。如今我們對待文言和繁體字的態度，頗有一點人類學對待博物館中陳列物的味道——它們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擺在劇院、博物館、圖書館中用來參觀、鑒賞、研究的異文化。這樣的舉動即宣告這一部分傳統徹底退出我們的生活；某種程度上說，也就是它們的死亡。
胡適的學術地位，正如魯迅的文學地位，在我看來有過度拔高。文言之死當然不是胡適一個人的錯，然而位高權重如此，站據北大講台一呼百應之偶像，沒有此人的推動，文言也不至於滅絕得這樣徹底。殺一個人有罪，何況生生逼死一種語言，我真以為胡適乃是古中國的罪人。
歡迎探討~
二更：
有人說咱家用川普那個舉例是不嚴肅，是亂套。
意思是說不能說明問題。
那咱家直接來個歷史人物任命書吧~
李繼隆高瓊並檢校太傅移鎮加恩制
門下。周道興隆。申伯遂荒於南土。漢文纘紹。宋昌尋掌於衛兵。一以圖伯舅之勛。一以勸良臣之效。朕仰遵遺制。獲嗣鴻基。戰兢若履於冰淵。夙夜思崇其屏翰。既得人而斯盛。俾建社以為宜。允葉至公。乃敷明命。忠果雄勇功臣、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靜難軍節度使、邠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邠州諸軍事、行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李繼隆。文武兼備。智勇俱高。營平之克定羌戎。山西上將。葛亮之自方管樂。天下奇才。忠果雄勇功臣、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保大軍節度、鄜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高瓊。勁正不欺。驍雄有識。畢萬之凡經七載。動有成功。李廣之善撫三軍。眾皆樂用。而自擢居十乘。分總六師。安民而洽著休聲。蕩寇而舉無遺策。眷是勛績。宜加寵榮。朕以曹杜奧區。淮陽重鎮。允謂股肱之郡。實資心旅之臣。分命統臨。必能惠養。升太傅之位。所以重其威。遷特進之階。所以馭其貴。仍加邑賦。俾耀侯藩。於戲爵人於朝。於用遵乎賞典。受命於廟。爾宜樹彼風聲。彰厥永圖。以蕃王室。
可
這可是歷史上的原版，是亂套么？
~~~~~~~以下原回答~~~~~~
其實，事情很簡單，對比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先看個文言文版的：
川普除阿妹例假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進封米國公制
四年十月己亥
門下
王者推赤心以待人，故能得忠懷之臣，鑒丹書而念信，故可取天下之心。疆場之事，雖守在於四鄰，誠任之家，固賞延於十世。內司禁旅，所以任國之爪牙；外憑藩封，所以為國之垣翰；其有夙懷勁節，茂著嘉庸，博探軍制之經，洞習和門之政；是宜付之齋鉞，陟以將壇，率彼寢戈，以冠親衛。葉於公論，申錫贊書。
唐納德·川普，英器偉達，義節堅明。忠信自許，人所共推。孝恭盡於事上，恩信長於御眾。蓋稟五湖之勁，所當輒破；尤高貴胄之勛，惟乃先正。其奉於本朝，有資函沉勇，世服忠勞，凜然介胄之容，濟以鈐符之略。內拊循於徼衛。外均制於戎區。出分方面，則有滿輿之聲；入護宸居，則言而有信。震威聲於柳壁，著名聞於天聽。會茲謀帥，爰及進用。
進阿妹例假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諸州軍事、行米州刺史、上柱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實封七千戶，並特進米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殿陛劇委，韓奕名區。加以五教之榮，升之交戟之衛。止戈為武，誠及於時平；惟器與名，允無於虛授。祗服休渥，永保令猷。
壓
可（御批）
作者：經略幽燕我童貫
鏈接：如何給川普取一串龍母那樣拉風的頭銜？ - 經略幽燕我童貫的回答 - 知乎
來源：知乎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得授權。
然後看個現代文版的：
（封面白皮，大國徽）
中X人X共和國任命書
府字XXXXXXX號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XXXX次會議通過，任命唐納德·川普同志為阿妹例假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特此通知
簽名：利卡醬（蓋章）
文盲太多，掃盲無力，加之舊秩序千瘡百孔，文言文自然受到牽連。我認為最主要的還是西學東漸，西方科學翻譯之後如果加入文言文中表述一下子四不像，啰嗦複雜，押韻、簡便的優勢瞬間喪失。白話文的優勢是方便學、基本等於普通人的俗語、翻譯外文方便。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試找出近代學習外國產生的新辭彙，然後用這些詞寫一篇文言文，最終得到的不過是「有文言文風格的白話文」。
這跟「單字地名」沒落的道理一樣，一旦自然科學大量進入語言交流範疇；大量人口需要學習語言，就只能犧牲一部分押韻、簡便性。胡適舉的例子其實不恰當，應該讓學生們常識用文言文表述一些事物的全稱，諸如「科學發展觀」、「退相干性」、「霍金輻射」。這些辭彙放進去，文言文自身必須要改革了。
說白話一點就是，新詞新句多而文言的套路不夠用了。
當然，我也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日常生活中還是應該應用一些文言文的，這樣顯得有文化和有禮貌。請用文言簡介下《數學原理》，太難？
那簡單點，費馬大定理吧！
別說勾股定理哈！你說了三四五還有六八十呢！
脫離口語，入門困難，對掃盲，普及文化不利。
連皇帝批摺子都不喜歡用，康熙就常用「知道了」來批。
時代變化，眾多的新詞新概念湧入，舊文言已無法滿足需要。
其實我倒是很想知道那些自稱喜歡文言文的能不能看不加句讀的真正的文言文。
就一點，普通人日常生活用白話，所以要強民用白話文做規範最方便。什麼簡單都是故事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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